留學改變中國：回顧中國曆史的海歸路

自開留學曆史以來，中華民族對世界大家庭的一個貢獻，是輸出勞工和留學生，是引進和接受國外的政治、哲學、藝術、科學和技術等等。隻要這種文化流是單向的，就說明我們的現代化沒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學生到中國來，也是為了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現代政治、哲學和藝術。隻有到了這一天，才標誌著中國現代化的真正完成。

經過改朝換代的戰亂，1644年，清軍蕩平中原建立王朝，並由此開創了來之不易的百年穩定。這期間，清王朝把明王朝的舊山河擴大了四倍，綜合國力增強，社會享有相對的秩序，沒有大規模的動亂，以此被稱為“康乾盛世”。

但即便這個盛世可以擺脫由盛到衰的曆史周期，也是注定不可持續的。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世界發生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變化，這些變化重新規定了未來世界的進程和秩序。後來的曆史證明，誰處於這個變化之外，並拒絕接受這個變化，就注定了誰的落後。康乾盛世，正是這種孤立於世界潮流之外並且背道而馳的虛假繁榮。

──1642年，清軍第五次入塞；英國革命爆發。1689年，清王朝簽訂了開拓東北邊疆的《尼布楚條約》；英國國會通過《權利法案》，英國在人類曆史上首次擺脫了專製政治。1748年，清政府繼續加強內部穩定，討伐大小金川；法國人孟德斯鳩第一次在人類政治史上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學說。 1789年，清王朝封安南王；法國大革命爆發，釋放政治犯，發表《人權宣言》。

到這時，清王朝的好日子也基本過完了。1799年，弘曆皇帝逝世，朝廷反腐敗，逼得和咽自殺，但清政府終究越來越腐敗無能。同時，就在清王朝最強盛的時候，具有革命性的近代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在歐洲誕生了。然而，它們也與資本主義革命一樣，與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無緣。多年以後，中國人才知道牛頓定律、微積分和蒸汽機，才知道世界上除了朝廷，還有立憲和議會。

清王朝隻是依照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個更加專製和極權的封建王朝。它甚至比過去的封建政權還多了一重等級：在官僚體製內部，滿族和漢族官員也是不平等的。而對於知識分子，清王朝堅持絕對的不信任。它一邊依賴漢文化，一邊以極端荒謬的邏輯演繹出各種不可思議的文字獄。在穩定的外表下，思想鉗製和因言獲罪的盛況空前，推動社會轉型的主要因素──自然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工業和商業的進步通道，通通被阻塞。

那時沒有GDP的概念，今人按照今天的方法，論證了那時的清王朝的確曾經闊過：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總量的32.4%，居世界首位，到 1890年，降為32%，1919年，降為9.1%；1820年，中國的人均GDP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為50%，1919年，降為36.7%。

但無論清王朝的統治能力怎樣式微，有一點卻是越來越高漲的，那就是它對世界的無知和對“天朝大國”的自戀。這個對人類文明作出過輝煌貢獻的古國，這個被李約瑟稱讚為長期領先世界的技術“輸出國”（十六世紀以前），這個被馬可·波羅描述成遠勝於世界各地的美好國度（十三世紀以前），已經病入膏盲。而歐洲各國卻創造了嶄新的資本主義文明，資本正要尋求擴張，它們已經選中了這個神秘的東方大國。但是，很快就要遭殃的清王朝和它的子民，對此一無所知。

巨變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在外國豪強的堅船利炮的沉重打擊下，昏沉沉的農業帝國不得不痛苦地認識到，自己並非“天朝”，並且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從而結束了妄想，被動承認和接受強大的外部世界。天朝夢斷的過程痛苦而漫長，充滿了人民的犧牲、國家的災難和朝廷的屈辱。在這個異常悲情的底色下，中國開始了“師夷製夷”及“中體西用”的“洋務”，以應對時局，挽救國運。中國曆史也就以這樣的姿勢跌跌撞撞地栽進近現代。而留學生作為洋務運動的一部分，從此與中國近現代曆史相伴。

留學的第一粒火星是傳教士播下的。今天，人們公認第一位完整地接受了西洋教育的中國人是容閎，因而稱他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和他的“留美幼童”事件，負載著此後清王朝官派留學生的所有信息，值得從頭說起。

1828年，容閎生於廣東香山縣一個貧寒之家，後來跟著在澳門打工的父親上了英國傳教士開辦的馬禮遜學堂。這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學校，實行西式的免費教育。後來，他又隨校遷香港上學。1847年，由香港基督教會提供兩年經費資助，去美國上學。同去的還有兩位分別叫黃勝和黃寬的中國同學。到美國一年後，黃勝回國。兩年後黃寬由教會安排，轉赴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後來成為中國第一位西醫醫學博士。而容閎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

容閎畢業後立即回國。他已經全盤西化了。他懷揣著一個教育夢想：“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但是，這無從著手。容閎一直設法請人向清廷遞交“派遣留學生”的條陳，鼓吹“日後當收大效”。1863年，曾國藩派遣他赴美采購機器，回國後授五品官，“留學計劃”還是傳達不到朝廷。在清朝，隻有四品以上官員，才有奏事權。

1870年，曾國藩被容閎說動，同意領銜上書。這時的慈禧皇太後早已失去天朝大國的驕狂，而朝廷在此前已經做了一個非常開放的創舉：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任期屆滿，清廷請他任中國出使歐美各國的使臣。蒲安臣於是代表清朝政府與美國簽訂了《蒲安臣條約》。條約第七款規定：“兩國人民均可入對方官學，並受優惠待遇；雙方得在對方設立學堂。”條約換文3個月後，曾國藩上奏，慈禧“依議欽此”。

容閎得知，竟“喜而不寐，整夜睜著眼，好像夜鷹”。在此之前，1860年，容閎“病急亂投醫”，曾跑到南京去見過太平天國領導人，提出包括他的“教育計劃”在內的各種建議。但農民領袖並沒有羞辱他，還送他一個刻有他的名字和“義”字的木印──他被“官封四品”。

容閎受命於朝廷，立即實施“留美幼童”計劃。但以當時的社會觀念，官員既不願把自家子弟送去，民間更有關於西洋的種種不祥傳說（現存詹天佑──第一批“留美幼童”──的父親與政府簽訂的具結書，有“聽從中國差遣……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等類似“生死文書”的內容），招收學生非常困難。

容閎在上海設立預科學校招生，應者寥寥，一年竟湊不足第一批的30個名額。他隻好一麵去香港英政府所設學校中去招收，一麵回老家去動員鄉親。以致自1872到1875年整個幼童留學計劃實施期間，4批共派出120名，其中40名為容閎的家鄉香山縣人。

這一群穿著洋裝，盤著辮子，說著洋話，拒絕洋教的中國孩子們身上，寄托著清王朝的希望。可是，在“留美幼童”進行到第10年的時候，突然被全數撤回。清王朝需要的，隻是洋人的“機藝”，所有留美幼童隻有一個學習方向──“機藝”。而大清帝國的孩子正在失去中國的“道統”，跟洋人一樣“沒有規矩”。他們相信，即便這些孩子學成歸國，也將要“有害國家”的。兩害相權，清王朝寧要思想不要人，於是召回大吉。

不過，現在回頭來看，或許應該說朝廷的判斷是有遠見的：每年輸出一批孩子，在沒有封建道統的美國讀書生活而後回國，盡管他們的課程隻是“機藝”，也是注定會“有害大清帝國”的。1881年底，已經送出的四批“留美幼童”回國。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都已經是人才了。他們都被“安排了工作”：“頭批21名均送往上海電報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製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撥天津水師、機器、魚雷、電報、醫館等處。”雖然其中大部分還沒有在美國上完中學。

進入二十世紀初，半途而廢的“留美幼童”計劃仍然發揮了作用，“幼童”們在鐵路、外交、郵政、電報、海關、國防及高等教育事業方麵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詹天佑（鐵路）、梁敦宜（外交總長）、唐紹儀（民國總理）、蔡紹基（北洋大學校長）。

“留美幼童”計劃的中輟，表明清王朝的短見和麵對近代社會的張皇與猶豫（近有研究認為，留美幼童的突然召回，也與美國拒絕他們學習軍事有關）。但它開了近代官派留學教育的先河，成為中國近現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事件。容閎是一個異數，他繞過了中國傳統教育的塑造和清王朝的科舉通道，而以其西洋教育背景，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先驅和開拓者，中國改良主義的創始人，給古老的帝國捎回一股清新的海風。

清王朝撤回“留美幼童”，但無意放棄留學生計劃。事實上，1877年，“留美幼童”實施期間，清廷派出了海軍留學生近百人，分赴歐洲各國學習，回國後擔任各級海軍將領。他們後來在抗擊外強侵略的海戰中，付出了重大的犧牲。近代著名人物嚴複即是此次留英，在格林威治海軍大學畢業，後成為中國“精通西學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

到十九世紀中後期，清王朝不惜工本，經過一係列自強措施，終於建立起一支西式海軍。然而，它毫無戰鬥力：1884年，南洋艦隊被法國擊垮，1894年，北洋艦隊被日本毀滅。這再一次給予清王朝強烈的衝擊。官僚階層和上層知識分子開始有了一點共識：要想免受外強入侵，就必須改革，而不隻是建工廠，買武器。

在當時看來，最好的典範就是日本：引入了西方的技術和製度，還保持了自身的文化。於是，中國留學生開始大批湧向日本。1896年，即北洋艦隊遭日本毀滅兩年後，清廷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13人。接著各省地方政府也陸續派留學生赴日本。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國官費、公費和自費留學日本者總數達到萬人之多。

跟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留學生去西方學習科學技術和軍事不一樣，這一次，到日本的留學生則主要是學習文科。然而，無論是留學西方或是日本，無論是引進科學技術，或是思想製度，隻要是近現代的元素，對於還處於封建時代的中國社會來說，都是革命性的，對於清王朝來說，都隻能加速它的崩盤，這與引進者支持還是反對皇權無關。

留學生是革命派還是保守派，取決於他們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看法，即他們認為清政權是否能夠改革，是否可能在此基礎上建設更強大的國家，或者是根本無可救藥，隻有革命。大致的情況是，十九世紀後期，大多數的傳統士紳和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仍然希望改革清政府；但到二十世紀初，多數留日學生和國內新教育體製下的學生們堅信：推翻清朝統治是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

二十世紀初葉，數以千計的留日學生在組織革命社團，醞釀革命激情。1905年夏天，孫中山來了。他聯合了各革命團體，組成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為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提出的口號有明確的革命性質：“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意味著清王朝的末日不遠了。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留日學生是辛亥革命主導者。大量留日學生回國投身革命，以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人數驟減，第一次留日高潮到此為止。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在“師夷製夷”的迷夢中玩完，綿延數千年的封建帝製就此終結。接下來是更為風雷激蕩的年代。中國留學精英走向曆史前台，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社會此後的走向。

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李大釗曾代表中國留日學生總會起草了《警告全國父老書》，反對袁世凱複辟帝製，留日歸國學生蔡鍔組織護國軍以武力征討； 1915年以後，新文化運動，由留學生發起，《新青年》雜誌的核心人物全是留學生；1919年，五四運動中居於領導地位的是留學歸國學生；

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後更換了32屆內閣，曆任國務總理和內閣閣員中分別有四成和五成為“留學”出身，而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長，幾乎全為歐美的留學生；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出席代表12人中隻有4人沒有留過學；國民黨及民國政府許多黨政要人、軍事將領如蔣介石、胡漢民、戴季陶、閻錫山、何應欽、白崇禧等曾留學日本。

……

上世紀中葉，國共兩黨政權塵埃落定。大致說來，共產黨政權以留法學生和留蘇學生為“班底”，直到1950年代留學蘇聯的江澤民、李鵬等第三代領導人。國民政府吸引留學美國的科學家和人文知識分子。五十年代起，更有大量台灣留美學生，直到現在，留美學生在台灣高層政治人物中占有絕對多數。

──這裏的名單還可以開列得更詳盡些，不過，這樣的列舉似乎沒有明確意義。中國自有濃厚的國情基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產生毛澤東思想。蔣介石在胡適等留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熱切呼籲和參與下，還是把民主自由開成了空頭支票。

二十世紀上半葉以前，追求社會理想是留學生的主要動力。無論他們是到國外去學習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或是自然科學，無論他們是想以科學救國或是革命救國，無論他們後來是走到國共哪家陣營。而今，他們的名字已經深深嵌進中國現代史。

在動亂迭起的近現代社會，通過幾代留學生的努力，終於將誕生於西方的近代科學完整地移植到中國來，取代了數千年來僅有經史子集傳承的僵化局麵，奠基了中國近代科學。使中國有了近代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地質科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曆史學，哲學等各個門類的學科。它們革命性地改變了中國的教科書，具有空前絕後的意義。

從134年前第一批“留美幼童”開始，到1949年以前，中國留學生一直帶著強烈的民族自救意識。這種意識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有時甚至顯得非常悲壯。到 1949年以後，尋找救國真理的曆史宣告完結，留學生再也不負擔這個使命。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隻向蘇聯和東歐派出留學生。文革期間，大陸公派留學基本停止，公民個人自費留學也不可能。這期間，隻有台灣留學生絡繹不絕，他們的去向主要是美國，他們後來成為主持台灣社會的精英。

在新中國，雖然各門科學進步緩慢，在文革期間甚至停滯或倒退，但一群在舊時代留美歸來的科學家卻被隔離在動亂之外，不受幹擾地搞出了原子彈和人造衛星。在冷戰時期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國力。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代政治家，前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鄧小平開始全麵主政中國，立即恢複了向世界各國派遣留學生。當有人提出擔心留學生滯留不歸的問題時，鄧小平胸懷寬廣地回答道，即使有一半不回來，也要派，也比不派、少派好。

國門一旦開啟，很快就形成新一次留學高潮。八十年代末一時有所減少，九十年代又出現了更猛趨勢。據報道，從1978年到現在，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已達百萬，留學回國總數達二十萬。還有以留學身份出國、目前在國外的人員數十萬人。

經過文革，二十世紀八十代的青年曾經煥發出追趕世界潮流的熱情，這一批留學生，仍然不乏理想和道義的色彩。在他們心裏交織著“洋插隊”的美國夢與“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的中國情。而今，這一代留學歸國學生，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精英，在各自的領域開始顯示其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

陳丹青是他們中的一個。他的一篇叫《海歸的羞恥與責任》的文章，把前幾代留學生的社會理想、責任感和道義精神視為一種絕響。在他看來，“海外經曆最可貴的財富不是所謂前沿專業知識，而是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體現的一係列價值觀”。但他看到，現在的“海歸派”在整體上缺乏這樣的意識，“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識分子相當清醒”。而“留學的悲劇還在於精英外流，回來的又和本土國情發生種種價值衝突，這種衝突十之有九以妥協或失敗告終”。

價值追求一直是中國留學生的傳統，但是，五四時期高揚的兩麵旗幟──“科學和民主”不斷縮水，最後隻剩下技術。社會越來越技術化，留學的目標是學習技術，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憑什麽要求海歸比國內知識分子多一份在中國往往顯得沉重並且容易“以失敗告終”的價值堅持？四百年前的一朝落後，其後效性延續至今，我們目前仍被稱為“後發型國家”，承受著曆史的負擔。

自開留學曆史以來，中華民族對世界大家庭的一個貢獻，是輸出勞工和留學生，是引進和接受國外的政治、哲學、藝術、科學和技術等等。隻要這種文化流是單向的，就說明我們的現代化沒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學生到中國來，也是為了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現代政治、哲學和藝術。到了這一天，我們就可以放鬆地說，留學嘛，就是互相學習。這一天，標誌著中國現代化的完成。此足以告慰曆代遠涉重洋尋求救國真理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