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明複：我給毛澤東當翻譯09】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分歧

　　 毛澤東初談對赫魯曉夫的看法 　　

　　 1959 年 12 月 1 日，赫魯曉夫在匈牙利黨的代表大會上又對中國黨進行影射攻擊，並且公然提出社會主義各國“必須對表”，即要求各國同蘇共保持一致。

　　 12 月 4 日至 6 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國際形勢和我們的對策，包括對赫魯曉夫的看法。毛主席說，赫魯曉夫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義者，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有大國主義，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毛主席說，赫魯曉夫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繼續向嚴重惡化的方向發展；一種可能性是改變，向好的方向發展。從同赫魯曉夫這麽多次接觸看，這個人不大懂馬列主義，比較浮淺，不大懂階級分析的方法，有點像新聞記者，隨風轉，容易變。因此，我們對待他，一方麵不能不認真對待，但另一方麵又不要太認真了。他有時候說話是興頭上衝口而出。當然這也反映他本質的一個方麵。現在兩種可能性都存在。除了上述兩種外，還有第三、第四種。第三個可能，可能要堅持一個長時期，例如十年以上；第四個可能，可能隻堅持一個短時期，例如一、二、三、四年。赫魯曉夫如果不改正，幾年後，可能是八年之後，他將完全破產 ( 果不其然， 1964 年 10 月，赫魯曉夫就被解除了一切領導職務 ) 。

毛主席說，我們總的方針還是團結的方針。我們全國要團結，同蘇聯要團結，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要團結，同世界進步力量要團結。

　　 赫魯曉夫當眾辱罵毛澤東 　　

　　 1960 年 2 月 4 日，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在莫斯科舉行，中國派以康生為觀察員參加會議，代表團團員有伍修權、劉曉，我隨團擔任翻譯。這次會議通過的《華沙條約國締約國宣言》強調說：裁軍是當前的首要問題，蘇聯在聯合國 14 屆大會上提出的全麵徹底裁軍建議，反映了華沙條約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康生的發言是事先在國內起草的、經中央審定的，明顯地同上述宣言的調子不同。他說，裁軍問題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鬥爭，目前是不能實現的；由於帝國主義在國際關係中排斥中國，任何沒有中國參加和正式簽字的裁軍協議，都不能對中國具有約束力。

　　在華約首腦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各國通過了關於本次會議除宣言外所有發言都不公開發表的決議。我代表團也將此決議通報給北京。但代表團離京前，國內已把康生的發言稿交給新華社，約定在會議發言後立即公開發表。新華社發表康生的發言時，由於時差的原因，不可能知道代表團將從會議上發來“所有發言都不公開發表”的通報。赫魯曉夫認為中方無視會議的決議，竟公開發表了這個發言，十分惱火。他在 2 月 5 日招待各國首腦和代表團成員的宴會上，指責中國公開發表康生的發言是給帝國主義國家通報情況。接著，他索性把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說，有人要以蘇聯為首，但在實際上卻拆蘇聯的台。可是“為首”能給什麽呢 ? 既不能給麵包黃油，又不能給道義、政治支持。有人講以蘇聯為首、以赫魯曉夫為首，為的是看他犯錯誤，然後批評他，而這種批評盡是玩弄詞句。赫魯曉夫接著破口大罵，“如果一個人年老而不明智，就像一雙舊的套鞋一樣，隻能把它放在屋角去，毫無用處。”

　　 2 月 6 日，他們又派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波斯別洛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蘇共中央大樓會見中國代表團，向中方宣讀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該通知全麵攻擊中國的對外對內政策，指責中共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挑起中印邊境事件搞冒險主義，指責中國代表團在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上的發言違背共同製定的路線，攻擊中國的人民公社、大躍進是主觀唯意誌論。

　　中共中央決定反擊 　　

　　 2 月 22 日，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專門討論赫魯曉夫在華約締約國首腦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中央領導同誌認為，他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以及他後來采取的行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說明他為了要追求跟西方達成妥協，他遷就西方，要以反對中國討好西方。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對赫魯曉夫的反華要給予必要的反擊。首先就是改寫為紀念列寧 90 誕辰而準備發表的文章，加重對蘇共觀點的不指名的批評。

　　 1960 年 3 月 6 日，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提出，受蘇共中央委托，他請求會見毛澤東主席，轉達赫魯曉夫同尼赫魯的談話記錄。

　　 3 月 7 日 11 時楊尚昆遵照毛主席指示陪同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乘專機去廣州，隨行人員有李越然、我和趙仲元等人，蘇聯方麵有薩福龍參讚，羅高壽二秘，空中時間 3 小時半，於下午 3 時抵廣州。

　　當天晚 7 時半到 12 時半，毛主席接見大使，大使通報了赫魯曉夫與尼赫魯談話情況。晚飯時毛主席對大使說，我們這一代中央的同誌都打了二十二年仗，我們的性格也是在殘酷的戰爭中形成的。你們蘇聯同誌同我們打交道，要了解我們的這個特點。毛主席這段話真是令人振聾發聵，給深刻理解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提供了詮釋。

　　 1960 年 4 月 22 日，經毛澤東審改，中國主要報刊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根據毛主席關於“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評的觀點，具體的隻引南斯拉夫報刊的觀點。蘇共是我們團結的對象，不要直接批評它”的指示，這三篇文章名義上是批判南斯拉夫的觀點，但實際上是批判了蘇共的一係列觀點和對外政策。中央非常重視關於上述三篇文章的宣傳工作，並指定由中辦翻譯組和新華社一起把三篇文章譯成俄文，經薑椿芳、我定稿後對外發表，然後由外文出版社印成專門的小冊子，通過我駐外使領館、新華社等駐外機構在蘇聯東歐國家散發。

　　在我黨發表三篇文章的同時，蘇方也發表了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庫西寧的講話，對中共進行影射攻擊。接著，為紀念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發表 40 周年，《真理報》和《共產黨人》雜誌都發表了影射攻擊中共的文章。這樣，雙方文章的發表，揭開了中蘇爭論的序幕。

　　 支持赫魯曉夫對美強硬態度 　　

　　不過，這時爭論歸爭論，當赫魯曉夫對美國強硬的時候，中國還是大力支持的。當蘇美英法首腦會議即將舉行之際， 1960 年 4 月 1 日，發生了美國 U-2 間諜飛機侵入蘇聯領空事件。 5 月 16 日，赫魯曉夫仍然按原計劃從莫斯科飛到巴黎後，發表了一個強硬的聲明，要美國對 U-2 飛機侵入蘇聯領空事件公開道歉，並且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遭到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拒絕，導致首腦會議流產。當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不在北京，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 論當前的形勢。大家認為，赫魯曉夫在這事件上做對了，我們要給予支持。

　　 5 月 17 日，鄧小平、王稼祥接見了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契爾沃年科向鄧小平通報了蘇聯關於四國首腦會議的立場。鄧小平說，赫魯曉夫 5 月 16 日講話是一個非常好、非常有力的講話。毛澤東和劉少奇現在都不在北京，我們在京的中央的同誌已經討論過，大家完全支持赫魯曉夫的講話。我們從這個講話中看到了蘇共中央的堅定立場。這也是我們的立場，是中共中央的立場。 5 月 20 日，為了支持蘇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有 120 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朱德、宋慶齡、鄧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領導同誌都出席了。 　　

　　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是“半修正主義” 　　

　　 1960 年 5 月 22 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常委會議，主要討論四國首腦會議流產和對赫魯曉夫的看法。

　　毛主席對赫魯曉夫作了分析。他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有兩麵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維營會議後把艾森豪威爾捧上天，這次為了 U-2 飛機事件，他們兩人對罵起來了。很難設想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的首腦會一下子向美國總統下跪。但應該看到，赫魯曉夫以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沒有變，他這次以強硬的姿態同艾森豪威爾對抗，實在是因為美國派 U-2 飛機入侵蘇聯，把赫魯曉夫置於非常難堪的地位。他隻能強硬對待，不能示弱，否則對蘇聯人民交待不過去，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不過去，他要垮台。無論如何，這次他做了好事，我們應當大力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百萬人民群示威遊行做得好。理應如此，我們是識大體顧大局的。

　　毛主席說，我們的文章 ( 指《列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 ) 有影響，但對赫曉夫這樣的人，很難說影響有多大。對赫魯曉夫，正麵教育可以起點作用，但有限。對他能起較大作用的是反麵教員，像艾森豪威爾、阿登納這樣的人。毛主席認為，從這兩年問的情況來看，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上，他的傾向是修正主義的，但也不能說他在所有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不好說他的修正主義已經完全形成了。但總的來說，可以說他是半修正主義 ( 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確說赫魯曉夫是半修正主義 ) 。毛主席說，赫魯曉夫是一個資產階級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個不甚高明的資產階級式的政治家，同這個人相處比較困難。我們從他搞掉貝利亞、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現在又搞掉伏羅希洛夫，連波斯別洛夫這樣一個書生也容不了，都要排擠，同此種人怎能共事呢 ? 至於中蘇關係，時好時壞，反複無常， 1954 年還比較好， 1956 年就不行了， 1957 年好一點， 1958 年又不行了，就是這麽反反複複，不好相處。這個人不可信賴。他和我們簽訂了原子技術合作協定，他突然單方麵撕毀了。就是說，他想怎麽幹就怎麽幹，不講什麽條約、協議，是很難信賴的人。當然，他做得對的，我們還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對的，我們就要反對。現在是內部批評，不公開指名罵他，用今天正麵表態的辦法講道理。將來說不定要公開批評，但我們絕不為天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