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綠軍裝的上海姑娘，編為4個中隊，踏上了西行列車。西上天山的女兵中，這是一支特殊的隊伍。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青年女子是剛剛離開“上海市婦女勞動教養所”的妓女。隨著一聲悠長的笛鳴，列車徐徐駛離熟悉的黃浦江，駛向陌生卻又充滿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輕輕哼唱《南泥灣》。這是上海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後，她們到了勞動教養所後學唱的。她們從這首歌知道了解放軍。知道了三五九旅，她們充滿理想地去追趕這支隊伍，她們去參軍。
參軍的消息不脛而走時，她們不敢相信，怕不夠格。“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這些剛從血汙中爬出來的女性眼裏，是崇高的大山！新疆來的首長卻真誠地對她們說：新疆急需一支建設大軍，姐妹們隻要講清自己的過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業的四條標準，本人自願，都可以報名。首長還告訴她們，新疆目前還比較艱苦，要有吃苦的精神準備。
聽了新疆首長的報告，姐妹們寫了1000多份決心書，920個姐妹被批準了。
再見了，上海……一雙雙望著窗外的眼睛，藏著多少人世苦難，人生隱痛，靈魂追求……
妓女改造，是世界性話題。
娼妓改造的困難和複雜在於，社會最底層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間最腐敗、最無恥的種種劣習。她們既是災難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墮落成性的遊民。正因為對娼妓改造的客觀認識，上海解放之初還準許妓院開業，政府收稅。經過充分準備，直到上海解放兩年多後，才於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係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財力，人道主義體現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個環節。收容妓女，急需治療性病，特效藥盤尼西林我國當時不能生產，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封鎖嚴，隻有經第三國進口，十分緊缺。而需求量卻很大，僅“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為了救治妓女，當時的上海市市長陳毅親筆手令，調撥解放軍部隊留給抗美援朝誌願軍重傷員用的盤尼西林，陳毅將軍說：“將來在中國的詞語中，‘妓女’這個詞必將成為一個曆史名稱！”
脫離舊的生存環境，去一個全新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中，認識社會，認識自己，最終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業安家，是最理想的結局。
她們來了，來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勞其筋骨的艱難過程，一定有人格尊嚴的複蘇升華。在上海的燈紅酒綠裏，她們隻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嚴被剝得一絲不剩，到了新疆，大漠雖蒼涼，長天也湛藍，高天闊地裏，她們是有才華的上海姑娘。
那個教唱“南泥灣”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開糟蹋後又遭拋棄，她身心俱傷流落上海。上海灘豈是一個賣唱歌女的存身之處？隻有下水一條路。日久，她的身邊圍了一群名呼“幹爹”、“阿哥”的嫖客，可憐她又從一名歌女淪落為娼。進勞動教養所後，她的歌唱才能被發現，先讓她擔任歌唱教員，又由她領頭組織了一支“新生婦女合唱隊”。她一路唱著“南泥灣”到新疆後，成為一名享譽天山南北的文工團員，活躍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文藝戰線，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墾荒原的將士。她在天山腳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侶，有了幸福的歸宿。
僅僅5年後，這支西進新疆的特殊隊伍中，就有了一批勞動模範，有了近百名黨團員。她們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為母親。
上海青浦縣的一間小閣樓，已被歲月刷成了灰白色，小閣樓就有了太多的沉積。小閣樓的亭子間裏，住著一位叫金月華的女人，她從大西北的兵團農場退休後，回到了青浦老家。她將在出生落地的老屋，走完人生的最後時光。她孤身一人，沒有子女。上海的冬日裏，陽光是她盼望的親人。
生活在小小亭子間的金月華，心裏擁有的世界要遼闊得多，那是她生活過30多年的農場。農場在閃著銀光的博格達峰下，農場有大片的棉田和麥田，有馳名中外的瓜果之王---- “金皇後”甜瓜，這是天山雪水和塞外驕陽對日日麵朝黃土背負青天者的憐憫，“金黃後”給辛苦勞作的農場人帶來日漸豐厚的收入。
“金皇後”這個瓜名，總讓金月華聯想起一段往事，想起“舞皇後”紅遍上海灘和香港的當年。“香港的報紙，一大張一大張登我的照片喲。”金月華憶說這些時，全然是過來人的神情。人生的經曆，無論榮耀還是磨難，都不會忘懷。
金月華人生的多半時光是在雪山下的農場裏。
忽然有一天，農場收到金月華寄自上海青浦縣的1200元人民幣。她在一封短短的信中寫道：“這是我給孩子們的一點心意……”農場的戰友和老姐妹都知道，曾經滄桑的金月華不富有，她的月退休工資隻有40多元。今天的40多元是個什麽概念啊！
青春美好的時光，生命健康的日子，都給了荒原和綠洲，除了每月40多元的退休工資，年老的金月華已經沒有什麽了。她把30多年躬耕荒原拓殖綠洲換來的養老金，積攢起來給了孩子們。
人生付出的太多，就格外珍視過去了的時光。
早春的陽光給人一種生命的召喚。陽光穿透了玻璃窗上的霜花，暖暖地照在白色的被單上。被單下的人鼻孔裏插著輸氧管，他頑強地借助陽光的召喚，在一個女人吃力的幫助下，挺靠在床頭。女人清出他口腔裏又黏又濃的痰液，仔細地幫他漱口，發自喉管的呼嚕聲消失了，他就勝利地喘息著。
這時，她的眼光投向我。
我有些不安。我分明感到，時光已經推得久遠的歲月，因我的突然來訪，敏感地拉近了。
她卻很坦然。
農場初春的路泥濘不堪。太陽的直射下，地氣蒸騰，莊稼人的春天又開始了。
她個兒不高，差不多一米五吧。戴著自己織的毛線帽，紫紅色的。自己做的黑條絨布鞋。整齊、利落。已被同化得滿口侉子腔，難尋幾句軟調的吳越鄉音。
到新疆一年多後，1957年的正月初一，她和老李結婚了。那天的每個細節她都記得很清楚。那天的雪很厚，月亮很明亮。新房是澆水班的小夥子們騰出的地窩子，牆粉刷得雪白，一股清新的石灰味兒，牆上貼滿了連隊的兄弟姐妹送的年畫，那時候沒有什麽東西，可人親。沒有紅蠟燭，掛著一盞連隊的大汽燈。土坯壘了一張像模像樣的桌子，還有紅柳綁紮的一張結結實實的大床。新房沒有門，隻掛著一條厚厚的棉門簾。新房裏最貴重的是她從上海帶來的一隻小箱子。那個年月，結婚可是希罕的大事，全連的人都來了，鬧新房，滿地裏嚷嚷，今黑裏海山和菊英配對呀！歡喜得不得了。房子裏鬧不夠，又在地窩子前邊的場子上堆了幾個大雪人，還一個雪人貼一個紅紙剪的“囍”字。
她不是那麽樂意找老李，新郎倌38歲了，她才隻有22歲。她也怕人再提過去的那些事，想一個人清靜一輩子。緣分是連隊食堂打飯的窗口。老李是炊事班長，每次輪到她，老李手中打菜的勺就要抖三抖，她碗裏的瘦肉就多幾片。老李的眼神盯得她臉紅，不敢抬頭。這種心思，最惹人眼廠，老李沒抖幾次，“抖三抖”就叫開了，沒人再叫他的名姓，往後叫成了“三抖”。見麵就開玩笑，就起哄，她就等最後去打飯。哄哄得像真有這事一樣，指導員正兒八經地談話，誇老李，講大道理。連長也連哄帶勸地做工作。連長老婆一口一個大妹子，說，老李除了年齡大幾歲，再沒有好挑的地方了，年齡大點怕啥呀，年齡大知道疼人，連長老婆是河南人，能把死人說話的一張嘴。
她就想著老李的眼神，隻有心裏有了你，才有這種眼神呀！老李也是個苦命人，14歲就抓了壯丁，在國民黨部隊當夥夫，到共產黨的部隊還做飯，苦命人才護著苦命人。
她給連長老婆說“談談看”的第二天，指導員就讓人打好了結婚報告，就簽字批準，就讓澆水排一個班的小夥子騰房子，就鬧新房，就有了兒女。
她和老李有兩兒兩女，都已長大成人，最小的女兒也從東北財經大學畢業了，在烏魯木齊工作。
我認識了她的長子新川。新川在農場一個連隊做政工工作，新川的臉型像父親，有一雙母親的眼睛，大、亮。一個很精幹的小夥子。隻在張嘴笑時，就露出了這個農場特有的氟斑牙。農場所在地的地下水，氟含量高出國家標準上百倍，明知有害的水喝了三四十年，就有百分之百氟斑牙的第二代。
新川的眼神告訴我，他很敏感我的來意，卻和母親一樣敞亮地接近我。我從新川的眼神裏也讀到了母親的自豪。智者哲人凡夫俗子在談論自己的父母時，都不能不慎重，且很難找到準確的概括性語匯，隻有和母親父親一起走過的歲月裏，那些時時所現的細節和清晰的場景說得真實感人。
媽可疼我們了，下班回來沒進家門就叫，我的小寶寶，我的小寶寶，親親這個，又抱抱那個，我們上中學了，她還這樣。你知道，農場燒煤沒幾年，前些年全燒柴，做飯，冬天烤火。去西戈壁打梭梭，紅柳，一個暑假要挑斷三四根扁擔。母親一見斷了的扁擔，眼淚就往下流，嘴裏不停地說，不讓你挑這麽多，你這孩子就是不聽。她常把扁擔藏起來，大中午不休息，自己去背。她隻有一米五多，那麽一大捆柴，都快擦著地了，我一邊托著柴禾解開媽肩上繩於，一邊哭，媽的肩膀都勒出血來了。我去挑柴，除了家裏窮，買不起煤，還想去大渠裏洗澡，她不知道。
她最操心我們上學，家裏再難再苦，都要我們上學，媽沒文化。我初中畢業考上了高中，想到家裏的困難，想減輕爸媽的負擔，偷偷報名工作。班主任老師一直對我很好，說我是個讀書的料，就告訴了媽。媽當時就對老師說，一定要讓孩子上學，再窮再苦也要孩子上學，媽哭得很傷心。當著老師的麵，我也流淚了。媽說，小時候站在弄堂口看見別人家的小人背個書包去上學，我就哭，媽想上上不成，命都差點沒有了。媽常對我們說，學了文化，就知書達理了。
小妹第一年高考沒上線。這些年，農場有水平的老師都走光了，第二年上線，不知為啥沒有錄取。她還想學，又不忍心看著爸媽辛苦，不想再花家裏的錢！媽鼓勵她再考，媽說隻要你有心學，就學，媽再累再苦也高興。媽邊做針線邊陪著她，天天如此。小妹這年考上了東北財經大學。
我沒少挨媽的打，真打。農場的半大孩子，沒有不偷瓜的。老爹種瓜，我們偷瓜，夜裏悄悄溜出家，兩個人放風，兩個人去瓜地背瓜。都說好了暗號，巴掌拍一下是一切正常，拍三下來人了，瓜背到玉米地深處，挖個坑用玉米稈子蓋起來，吃完了再去偷。
初二下學期，開學沒幾天就去偷瓜，瓜地剛澆過水，隻穿個褲衩子，渾身滾得盡是泥。這次，媽不知咋知道了，早在家裏等著，洗衣板放在屋子中間，一把榆樹條子在旁邊，沒啥說的，跪吧，兩三根榆樹條子擰在一起，像牛皮帶一樣，這次可打慘了，一星期屁股不能坐凳子。打一下我叫一“媽！”媽不理我，邊打邊流淚。打得榆樹條子沒有了，我也哭不出聲了，媽才住手。從這次後，我再沒偷過瓜。
農場的孩子，小時候沒啥玩的，都打“三角”。用牛皮紙疊的三角，硬梆、耐玩，最好。都找裝化肥的袋子，那時的化肥，還不是塑料袋裝，是幾層牛皮紙的袋子。連隊的倉庫有一堆化肥，吃過晚飯天黑以後，我們爬到庫房頂上，把庫房的煙囪扒了，用繩子放下去兩個人，庫房的化肥袋折個光，化肥倒了一屋子。第二天上午就抓住了我們幾個，從菜窖裏找到了一堆化肥袋子。學校決定開除我們，老師說情也不行。媽氣壞了，用針刺我手，媽哭著說，你咋這麽不爭氣呀，做人要讓人看得起呀，媽哭我也哭。媽去求學校，不要開除我，怎麽處理都行，媽給校長保證說，新川再出一點事，她也沒臉再找學校了。老師過後說我，就是為了媽媽，也不能再調皮了。我就想，媽去學校時，一定是很難為情的。
我們家生活很苦，但是家裏幹淨整潔是連裏出了名的。那些年連隊根本沒有休息天，媽總是吃過晚飯去自流井洗衣服。到了冬天多冷的天，我去幫媽端衣服，看見媽凍得紅紅的手握不住，忍不住偷偷流淚。我爸說媽，衣服穿不爛也叫你洗爛了。媽就說，破衣服洗幹淨補好不丟人，新衣服髒兮兮的也丟人。家裏的事，我爸從不管，他當了一輩子火頭軍，在家沒做過幾頓飯。媽很照顧爸，農場直到80年代初，細糧還很少，家裏的細糧，有點好吃的，先是我爸後是我們，媽不吃。
我家一直在連隊，農活一年到頭沒閑著的時候，我媽幹活慢，慢在太細，從不偷工減料，她定的苗，拾的棉花，從不檢查。她又不願落人後，就早出工晚收工。一到春天，就沒和媽一起吃過早飯。
我和新川一起去醫院。從連隊的家到醫院有兩三公裏路。泥濘的路麵在落日的餘輝裏又凍得結實。新川告訴我，他母親每星期總要回家給父親做些好吃的改善一下，順便把父親一星期的髒衣服洗幹淨，她不讓別人幹，走著來走著去。新川的父親是肺心病，春秋兩季稍不留意就有事。好多年了，春節前又犯病時，父親交待他們兄弟，他已經76歲，他走了後，什麽牽掛都沒有，就是要他們兄弟孝順母親。父親說：你們的媽，這輩子可是不容易，你們要不孝敬你們的媽，閻王老爺也不會答應。
我小心地問新川，他母親進疆後回過上海沒有。新川告訴我，他母親很善良，母親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誰，她很小就送人了，母親的養父去世時，來過電報，當時他們兄妹初中的初中，高中的高中，母親想回上海給養父送終，家裏又拿不出錢，躲著人掉淚。
新川的母親正給父親喂稀飯。父親的氧氣管也拔了，氣色比上午好。新川的母親慌著搬凳，順手拿起床下鐵絲上的一塊抹布擦了凳麵，窗上的玻璃又結了好看的霜花。燈光雖暗些，卻也柔和。
燈影裏，桔紅的霜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數十年前月亮地裏的場子，場子上那些貼著“囍”字的大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