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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說葉挺是“中共首任總司令”

(2010-04-24 09:31:58) 下一個

毛澤東同誌曾當麵稱葉挺是“共產黨的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毛澤東為什麽這麽說呢?這是因為1927年12月爆發的廣州起義,首次打出了“紅軍”旗號,而葉挺擔任了紅軍的總司令。“第一任總司令”之說由此而來。新四軍作為人民軍隊的重要一支,它的戰史也要從葉挺寫起。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迫於國內外形勢,同意國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但內心並未完全放棄“剿滅共匪”的計劃,隻是變換一下策略,實行所謂“北和南剿”。 1937年春,蔣介石密令第157師限期“剿滅”南方各地紅軍遊擊隊。此時,周恩來、葉劍英等先後在西安、杭州、洛陽、廬山、南京等地,與國民黨當局、蔣介石談判,主要是談判長征到達陝北的主力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的問題,尚未涉及南方紅軍遊擊隊集中改編問題。陳毅、項英等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內容隻是停止敵對,就地集中改編為地方抗日武裝,也未涉及集中改編一支隊伍開赴抗日前線的問題。葉挺利用他的特殊經曆和社會聲望,在南方八省十四個地區紅軍和遊擊隊集中改編為新四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提議組建新四軍,積極促成改編中涉及的若幹重大問題的妥善解決

“八·一三”第二次淞滬抗戰爆發後,葉挺根據周恩來赴廬山路過上海時的授意,主動向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老同學、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建議,將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集中編一支部隊,開赴前線抗日,並建議這支部隊取名新編第四軍,以繼承國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老四軍的光榮傳統,他表示願意參與這支部隊的組建。隨後葉挺又將此事告知老四軍軍長李濟深,還有馮玉祥,他們也向蔣介石進言,終於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國民政府軍委會發布了“委員長核準”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的命令。這為我黨同國民黨當局談判集中改編南方紅軍遊擊隊掃除了一大障礙,因為蔣介石有了對葉挺的任命,國共雙方隻要商談如何集中改編就可以了。在以後的日子,國共雙方就新四軍編製、幹部配備、軍費供給、集中地點等一係列問題進行談判。蔣介石要求壓縮新四軍編製人數、要派人來控製部隊,不肯承擔軍費供給,不斷刁難,葉挺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同國民黨當局陳誠、何應欽、顧祝同等據理力爭,甚至當著葉劍英的麵向蔣介石以“辭職”要挾,迫使蔣介石讓步,如果沒有葉挺,談判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自會大大增加。

葉挺在蔣介石任命發布後,聽從黨中央召喚,親自赴延安向張聞天、毛澤東等表示,一切聽從黨指揮。毛澤東提出,新四軍編兩個師、四個旅、八個團,陳毅、張鼎丞、張雲逸、譚震林擔任師級領導,葉挺在周恩來、葉劍英支持下,向國民黨當局力爭,最後達成協議,新四軍編四個支隊(旅級),一、二、三支隊各兩個團,第四支隊三個團,外加一個手槍團;國民黨當局同意不派幹部,委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等擔任支隊領導,後來又爭得國民黨當局任命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新四軍每月軍費核定6.5 萬元,由於葉挺力爭,增加到9.5萬元,後來又增加到13.5萬元。為解決上述問題,葉挺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新四軍在皖南岩寺集中後,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羅卓英奉命前來點驗,羅卓英是葉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老同學,葉挺和他巧妙周旋,羅卓英提出新四軍人多槍少,編製人數要減少,葉挺采取把部分幹部戰士送教導隊培訓,把另一部分幹部戰士放到下麵去充實基層,把宣傳隊和華僑服務團上調軍部之類的辦法,順利地走完了這個點驗過場。

所有這些,基本上實現了黨中央對組建新四軍的要求,葉挺是作了很大努力的,起到了別人難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注重新四軍的正規化訓練,親自主持編寫《關於新四軍對敵作戰說明書》,提高了新四軍的政治、軍事、文化素質

新四軍組建前夕,葉挺即從項英、陳毅等領導人口中得知,經過南方三年遊擊戰爭考驗的紅軍遊擊隊,具有艱苦奮鬥、不怕犧牲的優良傳統。同時,葉挺以戰略家的眼光,也預見其不足:紅軍遊擊隊員大都出身貧苦勞動人民的家庭,讀書不多,缺少文化;長期遊擊環境,未能經過正規軍事訓練,更未研究過戰略戰術;小遊擊隊作戰,一個人發號施令就可以了,而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麵對的是武器精良、訓練有素的正規化日軍,不僅要打遊擊戰,還要打陣地戰、攻堅戰,大部隊協同作戰,提高廣大指戰員的政治、軍事、文化素質成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1938年4月,一、二、三支隊在皖南岩寺集中後,葉挺就以主要精力抓部隊訓練,他親自給指戰員講課,講國內國際抗日形勢,講與日軍作戰的戰略戰術;他親自上操場指導指戰員演練,列隊、出操、打靶、刺殺、搞爆破、越障礙,一一示範,並嚴格要求。

1939年春,葉挺主持編寫了《關於新四軍對敵作戰說明書》,對新四軍進入江南敵後一年抗日戰爭進行總結。這份說明書,不僅成為我軍的軍事教材,連蔣介石都批示:“所陳各節頗有見地,已令擇列教令,以供我遊擊各部隊之參考。”

為了加速軍隊正規化建設,葉挺還倡導並主持建立了全軍的參謀工作製度。他強調軍隊幹部必須分清指揮員和戰鬥員的不同責任,連長以上的指揮員,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觀察敵人的弱點,靈敏地指揮部隊進行突擊、戰勝敵人上麵。指揮員和參謀各有分工,參謀要隨時了解敵情變化、熟悉戰場、為指揮員決策提出可供選擇的幾種方案。

但由於項英的不同意見,認為部隊搞正規化訓練會丟掉優良的遊擊作風,以致葉挺的這一頗具遠見的戰略決策未能貫徹始終,直到皖南事變後,陳毅、劉少奇又正式提出建設正規化的黨軍,葉挺的正確主張才得以繼承和發揚光大。

竭盡所能,改善新四軍的後勤保障

新四軍組建之初,國民黨當局排斥異己,軍費壓得很低很低,槍支彈藥和醫療器械及藥品更是少得可憐,而且還常常扣押。為解決這些問題,葉挺花費了大量精力。

新四軍在漢口籌建軍部機關時,葉挺就親自動員醫學博士沈其震來新四軍工作,沈其震又通過國際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林可勝教授動員來一批醫生、護士,很快成立了軍醫處,組建了前方醫院、後方醫院,並采取培訓辦法,為各支隊培養了一批醫護人員,為部隊開展醫療和戰傷救護奠定了基礎。葉挺到南昌後,讓項英、陳毅等主持南方紅軍遊擊隊集中改編事宜,自己飛抵香港,通過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秘書處,向海內外華僑華人宣傳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抗日,爭取到一批華僑捐款及醫療器材、藥品、通訊器材、衣物等急需物資。1938年秋,外國友人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到新四軍軍部采訪,葉挺請史沫特萊寫了一篇新四軍敵後抗日的報道,打印在白綢布上,挑選了幾件從日軍手中繳獲來的戰利品,還拍了一部新聞電影片,讓沈其震去上海辦了一個小型展覽,又爭取到一筆捐款和部分醫療器械、藥品及其他軍用物資。

重視新四軍敵後抗日的輿論宣傳,大大提高新四軍在國內外的知名度

葉挺本人的社會知名度很高,他善於利用自己的社會聲望去宣傳新四軍。1937年11月13日,葉挺從延安來到武漢第二天,就以新四軍軍長身份召集記者招待會,宣布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集中改編後,將挺進華中敵後抗日,漢口《大公報》於次日以顯著篇幅宣傳此事。1938年1月15日,葉挺由南昌飛香港路過廣州,向廣州《救亡日報》記者發表談話,再次宣傳新四軍將挺進華中敵後抗日,《救亡日報》和香港《珠江日報》先後發表了這篇談話。此後,葉挺多次會見記者,向國內外宣傳新四軍。在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封鎖的環境下,葉挺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新四軍堅持華中敵後抗日的信息大量介紹到海內外,使新四軍得到了海外廣大華僑華人的讚揚、聲援和捐助,在皖南事變發生後,國內外人士都同情支持新四軍,痛斥國民黨當局和蔣介石倒行逆施,也為黨中央重建新四軍軍部創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

縱觀新四軍的創建史,不難發現,葉挺在新四軍初創時期所作的巨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也是他人難以替代的。

(作者曹晉傑為江蘇鹽城新四軍紀念館原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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