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鑄回憶錄10】卷入喬冠華的政治鬥爭中

天安門四五事件一兩個星期之後，一部從北京開來的車駛到幹部學校，要載我立即去見外交部長喬冠華。車子在石家胡同喬冠華的私邸前放下我，這大宅以前屬於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喬冠華親自在門前迎接，把我引入書房，早已有三杯茶放著。喬冠華和他的夫人章含之都顯得有點神色緊張。

喬冠華開口說：「小冀，你也知道，外交部的唐聞生和王海容是一個大問題。情況現在更加變得不可能了。我做什麽都要她們批準。她們事事幹涉，整天開鬥爭會，現在更鬥到我頭上，說我是右派。」

我沒有答話，但我和喬冠華一樣緊張。章含之說她曾經寫信給毛主席，投訴這兩個女人。她這樣做，無疑是因為她父親在解放前曾長期支持毛澤東，她相信她的信有影響力。但是信件被人阻截了。總之是，她的信全無下文。

「我相信主席對這兩個女人的胡作非為一無所知，」喬說。「現在當務之急是要讓主席知道。」喬冠華堅決的口吻讓我血脈翻騰。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政治陰謀，但是有機會的話我願意和這兩個女人鬥爭。

「我需要和主席親自說一次話，告訴他真正的情況，及擺脫這兩個女人，」喬繼續說。

「但現在她們把持一切，我很難打進去。她們不給我機會。如果主席讓你到他的住處做翻譯，她們不能阻止，因為是主席的意思。假如有這個機會的話，我跟你一起去，她們也不能阻攔，因為我是外交部長。因此，我已經決定再派你做主席的翻譯。」

「我已經沒有為主席翻譯許多年了，」我說。「他有唐聞生，為什麽還要我？」

喬說他已經和毛的私人秘書張玉鳳安排好。由於此事無關痛癢，張已經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我認為沒有用，因為我相信這兩個女人一眼便望穿喬的計謀。但喬解釋說唐聞生和王海容正與江青吵架，環繞著毛澤東周圍的權力鬥爭正隨著毛的健康的惡化而愈演愈烈。「唯一可以趕走這兩個女人的方法，是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影響主席，」他說。

我簡直不相信，喬冠華要行這個險著。我說：「這非常危險。江青犯眾人怒，這是最差最差的方法。」

喬狡猾地微微對我一笑，「你知嗎，小冀，這是以毒攻毒。」他告訴我他已經不能容忍這個情況：他身為外交部長，負上重大責任，但卻經常聽命和受製於這兩個女人。我重覆表示這太危險了。但喬、章兩人非常堅持。喬說：「這是最後的鬥爭，你不明白其中的複雜性。」是的，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沒有選擇。外交部長命令我給毛翻譯，我不能拒絕。自從我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和斯諾翻譯後，時間已過去六年了。我對許多事不知道。喬冠華把我收藏在他家裏幾天，在這幾天裏，他把進行中的政治鬥爭，從政治局以下，逐層向我解釋。

最後有一天，司機把我和喬冠華載到毛澤東的住處，替他和紐西蘭總理莫爾頓（Muldoon）作翻譯。這是莫爾頓的第一次官式訪華。我看見了毛澤東的衰弱情況，這把我嚇呆了。他說話的能力已下降到喃喃自語的地步。翻譯的時候，他囁嚅一些話語，然後等張玉鳳用清楚的說話給他複述。如果張玉鳳說得對，他便點頭，我便根據張的複述用英語翻譯出來。如果張玉鳳說得不對，他便搖頭，用筆在紙上寫幾個字，協助張玉鳳了解他的意思。

毛澤東是八十二歲了，自己不能站起來。當客人要離去時，張玉鳳和護衛員攙扶他的臂彎，把他架起來。當他握手時，張玉鳳和護衛員支撐他的手，軟弱無力地給對方握一下。奇怪的是，毛澤東雖然這麽衰弱，他的頭腦卻運作得很好。他雖然說話不清楚，但卻並非說昏話。

於是我再一次為毛作翻譯，而這對我是帶有危險性的，因為我卷入了喬冠華和章含之的政治陰謀。翻譯完成後，我鬆了一口氣，立即返回幹校，繼續我的養豬種菜「事業」。

我最後一次給毛翻譯是巴基斯坦總理布托來訪的時候，日期是1976年5月27日。毛已經不能把頭抬起來。他身體浮腫，咀部不能合緊，眼睛鼓起，頭靠在沙發上。當他後來看見這次接見的官方圖片時，他說他不再接見外賓了。

幾個月之後，江青倒了台，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開始整肅喬冠華，連帶我也被批判。我被迫參加一連串的鬥爭大會，目的是要把我趕離外交部。喬冠華被外交部那兩個女人指控和江青搞在一起。幾年後，喬患癌病逝世，他的以毒攻毒的計策未能成功。喬死後許多年，他的遺孀章含之承認：「喬冠華和我太天真了。」

龍年確是名不虛傳，7月26日，距離北京東南12裏的工業城市唐山發生大地震。二十五萬人死亡，也差不多有同樣的人數受傷。這是中國四百年來最嚴重的地震。地震時我剛好在北京，全城都震動起來，但損毀卻屬輕微。當時人們都擔心有大的餘震到來，我立即安排家人飛往較遠的西安。向同在那裏有親人，她和孩子可以留在那裏直至情況穩定為止。至於我，則留守大本營，像其他數以萬計的人一樣，睡在首都的街道上，以策安全。

中國的傳說，在帝皇駕崩之前，總有凶兆，這些凶兆或許是自然大災害。9月9日，即唐山發生大地震45天之後，毛澤東逝世。和周恩來死的時候人們自發哀悼不同，毛的喪禮非常形式化和人工化。9月18日，整個天安門廣場都堆擁著各個機關的幹部，他們被命令與學生、工人、農民、兵士等一道出席喪禮。每人都戴起黑袖章，站在行人路指定的地點。我和我的外交部同僚站在一起。時序是初秋，天氣仍然相當懊熱。儀式進行了許多小時。有些群眾在哭，但我們大部分人感覺到的是口渴和疲倦。當儀式最後結束我正在走回家的時候，聽到向同在後麵叫我的聲音。我回頭一望，見到她手裏拿著兩支冰棒滿麵笑容走過來。對於我來說，她和冰棒都是我歡迎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