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短短的時間，發生了多麽大的變遷!
三年前當尼克鬆就任總統時，他站在白宮前的石階上宣稱，他的願望是看到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無論是大民族還是小民族，生活在憤怒的隔離中。」那時，人民日報即時作出反應，罵道：「尼克鬆的頭部已套在繩索中，竟然還有心思講將來的問題。.....他的一隻腳已踏進墳墓中，還在自我陶醉，講天堂的美夢。這是一個垂死的階級的呻吟和掙紮。」
三年之後，一隻腳踏進墳墓的，是毛澤東。那時政治鬥爭非常激烈，在決定他身後誰繼承他的大位的問題。有許多年，毛澤東總在談他的身後事，好像他的末日快將來臨一樣。我曾經為他在許多會見外國政要和名人的場合中作翻譯，這些人都希望和他談實質性的問題。但毛澤東認為自己是哲學家，而周恩來才是幹實事的經理。對於他不想討論的問題，毛澤東慣用的手法，是擺擺手，說：「哦，我還要擔心什麽? 老天爺正準備給我請帖呢!」暗示他患上不治之症，國家問題不受他控製了。
這是他的政治權術。確實，1971年年末，他真是好像收到了老天爺的請帖，而即使捱過了1971年，他的時日也好像不多了。可是，當尼克鬆訪華的日期愈來愈接近時，毛澤東竟然像打了強心針一樣，整個人振奮起來，就像一個過氣的、失去狀態的拳王要為爭標作最後的努力一樣。他的心情好了。他同意醫生治理他的肺炎和心髒病。他練習站高坐低，並在扶持之下走幾步。他對於能夠迎接尼克鬆的到來感覺愈來愈興奮，因為這又是曆史的契機，使他青史留名。像他研究過並加以模仿的古時帝王一樣，他的名字會地老天荒而不墮。
但是長時間的壓力和抽煙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他全身浮腫，想吐痰也沒有氣力。他對傳統醫術有戒心，並堅持認為對於患了癌症的人，最好不要讓他知道實況。毛說：「不要告訴這個病人病況，不要做手術，這樣他可以活得長一些，可以多幹活。」基本上，毛的侍從和黨的高級官員需要進行重大手術時，都要得到毛的批準。當康生，毛的老朋友和保安頭子，被診斷患上膀胱癌時，毛命令免除他接受手術「之苦」。不論毛此舉是出於好意還是意圖除掉康生，幾年之後，康生一命嗚呼了。康生死後，許多人控訴他以毛的名義犯下許多迫害無辜和殘害同誌的事情。
正當這個時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政治壓力。文革一開始的時候，我便已經靠邊站了。後來，姚登山衝擊外國使館以及文革中的其他的極左行為，使我得以平反，並升了職。跟我一起平反的，還有許多受盡紅衛兵淩辱的老幹部和老領導。即使毛澤東自己，也重新召回一些被錯誤下放或開除黨籍的高級官員。
但在外交部內，政治風雲仍在激蕩，沒有平息。一些同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極端分子和嫉妒我的人，不斷批評我對反革命分子太過軟弱。可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僚不同，我是不受控製的人，而且不容易被打倒，因為我得到周總理的全麵信任。我在製定國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日漸加重。在政府裏麵，沒有那一個人像我那樣長時間參與周總理和外人的會談。我對周總理了如指掌，我熟悉他每一個手勢，我也知道什麽時候他臂彎的舊患又令他痛楚。此外，我還是政府內唯一可以和基辛格閑話家常的人，就像哈佛的學生在飯廳裏閑談一樣，而周總理對此完全信任我。這使我成為一個不能缺少的人。還不止此，我成為周總理在外交部的耳目。他經常問我有什麽事情發生、誰在背後說誰的壞話、他的敵人現在有什麽動作、我們的外交政策現在是怎樣，等等。我時常給他提供消息，並且跟他說現在有什麽好人正受到攻擊而需要保護。
我在外交部的主要對頭人是唐聞生。
唐聞生現在直接替毛澤東工作，因此她屬於江青一夥，成為毛的內線的一員。這些人都恐怕毛死後周恩來成為他的繼承人。周總理背後抗拒毛的命令，保護一些政治上被打倒的人。而對於江青，他曾當麵拒絕透露她要追尋的人的去向。江青攻擊周恩來架空毛主席，雖然她內心非常清楚，周恩來完全沒有在毛死後取代毛的位置的意思。毛是中國的嚴父，而周是中國的慈母。可是，周已經七十四歲，歲月的痕跡已開始在他身上出現。事實上，我和我的同僚已在擔心他的情況，因為他的身體日漸消瘦。
另一方麵，唐聞生充當了江青在外交部的耳目，協助江青知悉外交部的情況，以及打探周總理一派的活動。（當然包括我在內）
到後來，唐聞生更發展了王海容，外交部禮賓司的負責人以及毛澤東的孫侄女。這兩人很快成為好朋友，經常對我的說話和行為挑骨頭。她們兩人年紀都約三十歲，在文革這場政治鬥爭中，竭力為毛、江、康生等人賣力。她倆是死死咬著我不放的可怕的敵人。
生活對我是複雜的，精神壓力也是很大的。我現在協助外交部長黃華、副外長喬冠華和周恩來的特別顧問章文晉準備尼克鬆訪華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環節——訪問後對外發表的聯合公報。（即後來的上海公報）這份公報是到現在為止的中美關係的起點和基礎，而其最初的草稿是由基辛格擬定的。
此時，毛澤東仍在鍛煉身體以便能夠站起來，及和尼克鬆進行會談，而周恩來則召集他的團隊做好準備，以使這個訪問成功。一天，他集合我們，就過去的中美關係給我們作一個長篇的演講。他說他認為中美兩國應該一開始便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每一次機會到來的時候，總是發生了阻滯而讓機會溜走了。他希望這次走得正確。他提到美國的史迪威將軍和赫爾利將軍，這兩國將軍都曾經在戰前和戰爭期間服役於中國。史迪威將軍了解中國的情況，他對蔣介石的腐敗政權並無好感。赫爾利將軍是一個吹牛的人，他在沒有預先通告的情況下突然造訪延安。1945年，毛澤東、周恩來曾托赫爾利帶信息給羅斯福總統：他們願意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和羅斯福總統會麵。如果需要的話，他們也可以到華盛頓去。當時，史迪威正在生病，由赫爾利遞信是最方便的選擇。蘇聯那時靠不住，毛、周認為和美國結盟是平衡蘇聯一個恰當的做法。可是赫爾利強烈反共，他沒有轉告信息，而羅斯福不久也去世了。
周說，另一個失去的機會是1949年剛剛解放後，那時蘇聯隨同國民黨逃走，反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國家大使留下來。司徒雷登向毛、周轉告一個重要消息：美國願意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二十億美元。這數額對於一個貧窮國家例如中國來說，不啻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司徒雷登沒有親自轉述這個消息，而是委托一個中間人，一個可以接近毛、周的中國官員。正當這人動身啟程前往北京的當天，恰巧是中共建黨二十八周年紀念，毛澤東宣布與蘇聯結盟，蘇聯援助中國三億美元。因此，司徒雷登的信息從沒有遞交中國。他立即被召回美國，而杜魯門總統領導下的國務院因「失去」了中國而受到國內強烈的指責。接著是韓戰的悲劇，中美在戰場上交手。1954年的日內瓦和平談判，上演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和周總理握手的一幕，因而中美關係無法發展。
但這是過去的事了，變化即將出現，而這變化在1972年二月廿一日的一個灰暗陰冷的早上由美國飛機空軍一號降落北京機場而啟開序幕。在場的人不多，隻包括十餘個我方人員和一群報館和電視台的記者和攝影師。然而，這情景全世界都透過電視即時觀看了。
尼克鬆抵達北京後，他沒有忘記一件事。較早的時候，基辛格曾就杜勒斯拒絕與周總理握手一事表示歉意，他也自然向尼克鬆提到這事。因此，尼克鬆著意創造一個帶有象征意義的時刻。空軍一號降落後，緩緩駛往歡迎區。當門打開後，尼克鬆一個人出現在艙門，步下舷梯。他之前吩咐他的整個代表團，包括他的夫人在內，暫時留在機艙內，直至他和周總理握手為止。這個握手是熱烈的和經過刻意安排的。
我站在總理的身後右麵。我記得尼克鬆說：「我這手是從太平洋另外一麵伸過來，這是友誼之手。」尼克鬆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我們握手的時候，意味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總理回答說：「總統先生，中國歡迎你。」然後他詢問尼克鬆旅途是否愉快。接著是介紹第一夫人，此時尼克鬆的隨從魚貫而下走下舷梯。美國對中國的首次官方訪問正式開始。
第二天，全世界的報紙的頭版都報導這曆史性的時刻，並且登載著我俯身向總理耳邊說話的圖片。隻有中國例外。在中國當時荒謬的政治氣氛下，國內所有報章所刊登的圖片，都把我抹掉了。而在我原先站著的地方，出現了王海容！
外交部這兩個女人真是忙!
正如基辛格來訪一樣，我參加了所有總理和尼克鬆的會談，至於毛主席和尼克鬆的會麵，則由唐聞生做翻譯。總理對這次尼克鬆的訪華，照料可稱無微不至，以確定這次外交活動的順利和成功。我們知道尼克鬆故意隔開他的國務卿羅傑斯，不讓他參加重要的會議。他著羅傑斯出席一些無關宏旨的會議，或應酬觀光，而由他和基辛格出席和毛、周的會議。國務院和白宮不咬弦，這點羅傑斯也曾當著我的麵前抱怨。如果讓羅傑斯這樣不開心返回美國，這對中國沒好處，這將會影響中美未來的關係。總理要改變這個情況，但這樣做的同時，又要避免開罪白宮。
在美國代表團到來之前，總理親自檢查尼克鬆和他的隨從下榻的地方。他不想重複上次基辛格的情況，那時他們的房間貼滿了反美標語。羅傑斯在上海逗留時，他的房間原是分配在一座飯店的十三樓，我告訴總理美國人對十三認為不吉利：「許多大廈都沒有十三樓。」總理於是吩咐立即給羅傑斯調換。他甚而特別私人邀請羅傑斯午飯，由我陪伴和翻譯。總理對待這位國務卿有如尊敬的朋友，並感謝他對促進中美相互了解的貢獻和致力於尼克鬆總統訪華的成功。羅傑斯指出聯合公報最後草稿中的一個錯漏，讓我們得以及時改正。
尼克鬆訪華可稱成功落幕，此事可暫時告一段落。然而，過去幾年所發生的事情，對我的健康損耗甚大。雖然我看起來高大健碩，並且發育的時候在美國，營養豐富，但是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卻體質欠佳，故此我有時擔心在一個不適當的時候倒下來。我因此從翻譯的位置上正式退下來，隻做文件工作，為中美正式建交和中國返回聯合國作準備。
另一方麵，文化大革命仍然以一個較為隱蔽的方式繼續著。那兩個女人—她們現在已成為毛主席其中幾個最受保護的人了—仍然在外交部工作，並集中火力對付我和其他跟她們不同路的人。她們的動機陰險、手段狡黠，擅於拉一派打一派。她們在總理的眼皮下胡作非為，其能夠如此，全賴江青給她們壯膽，而江青已被公認是頭腦發瘋、難以應付的人。
江青喜歡看西方電影，特別是莎莎嘉寶當主角的電影。當她看這些電影時，有時找我做翻譯。我坐在她沙發旁邊的一張小凳上，她完全不跟我打招呼或說話，除非批評我太大聲或太小聲。關於她的古怪、不正常的行為以及她待人的態度，已經有許多故事流傳。開罪她可不是好玩，意味流放或坐牢，而外交部這兩個女人是她的幫凶。
我早已升了職，成為外交部翻譯部門的副主任。有一天，我被通知我需要接受農民的另一輪的教育。我知道誰在背後搞鬼。我將被下放到農村去「清除隱藏起來的反革命分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地點不要太過偏遠。結果，我被派往山西省我原省籍—的五七幹校，那是很不錯的了。
我在五七幹校蹲了不太長的時間，又是周總理救了我。他來到外交部，問：「小冀到了哪裏？我要找他!」於是1972年的夏末，我又回到了北京。在返回北京的旅程中，我順道探訪鳳陽的老家，那個我在1938年離開的鄉間。在鳳陽，我受到了黨和機關的高級官員的熱烈歡迎。他們知道我為總理工作，也從報紙上看過我站在毛澤東右麵的圖片。我在那家三十六年前逃離日寇之前住過的屋子過了一夜，感覺好像回到家裏一樣。我回家鄉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拜祭我的祖父。他在我們赴紐約前住在漢口時那一年逝世。我的哥哥返回中國後，幾經艱辛把祖父的骸骨從漢口遷回家鄉去，那是一個近著鎮市中心的務農區域。
當我向鳳陽縣的官員表達我的意向，要到墓地拜祭我的祖父時，他們漲紅了臉，抱歉地告訴我，我爺爺的墳墓在文革的早期已給紅衛兵砸了。和其他地主的骸骨一起，我爺爺的遺骨被打碎，被風吹掉。他現在已屍骨無存，是文革的另一受害者。我抱著遺憾的心情返回北京。
雖然原則上我在翻譯的崗位上退下來，但我仍然繼續給周總理當英語翻譯。此外，我還是外交部翻譯部門主管的副手，協助整理重要文件。在此期間，基辛格多次造訪中國，為中美兩國的建交商討細節，包括各在對方首都設置大使館。周總理和基辛格兩人現在是老朋友了。周欣賞基辛格的智慧、幽默和客觀的做事方法。基辛格處事實際，不受意識形態所束縛。諷刺的是，基辛格的非美國背景使他成為一個好的美國代表。他的猶太父母逃離納粹德國，來到紐約，比我們為逃避日寇到達同一個城市早一年。我們三個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開會的時候大家是客氣和誠懇的。我們沒有像韓戰的談判那樣，互相拍桌子漫罵。
1973年春季某一天，當我在一個慶祝婦女節酒會上為總理翻譯時，總理趁無人的時候告訴我一個好消息：他要派我到美國去，作為在華盛頓建立聯絡處的先頭部隊。我私下曾期望有這個機會，但這消息的到來確讓我雀躍萬分。經過了二十年的分隔，我終能夠重回我另一個心愛的地方。還更高興的是，毛主席同意我的內子隨我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