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 北京高幹大疏散（組圖）

1969年3月至8月間，中蘇邊境接連爆發了幾起衝突事件，之後，大軍壓境的蘇聯於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國等國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國開展了防範“新沙皇”侵華戰爭的緊張戰備和疏散在京中央領導人的工作。

中央發出疏散令

從1969年3月初開始，全國戰備緊鑼密鼓開展起來。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其中說：“不管你們來多少人，不管你們聯合什麽人一起來，我們都要把你們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

到8月28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要求邊疆地區革委會、人民解放軍駐邊疆地區部隊，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隨時準備對付武裝挑釁，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命令說，黨中央命令你們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隨時準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防止它們的突然襲擊”。命令還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停止武鬥，實行歸口大聯合，堅決執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區製止武鬥、懲辦壞人，恢複生產與工作），大力支持前線，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衝擊解放軍；要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發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鬥爭、武鬥和打砸搶等混亂局麵的地區。

從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資，是當時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的重要戰備活動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黨政機關，以及北京主要單位、學校，包括其家屬，被緊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暫時先疏散至郊區。文化部所屬機關、學校、劇團和文聯、作家協會去湖北鹹寧，其他協會去沙城。

邊境地區的軍政機關，如黑龍江黑河地區的革委會、軍分區也向內地遷移，吉林市計劃將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農村。

許多高校也緊急遷出城市。北京大學的一部分疏散到漢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陽湖畔，北師大師生疏散到西郊東方紅煉油廠，中國科技大學遷往合肥。中央廣播學院遷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學院遷到湖北潛江。北京農業大學先遷河北涿縣，後遷到陝西甘泉。

離開“牛棚”不久的中國曲協副主席、作家陶鈍這樣回憶：“北京市內一片慌亂，一些外地有關係的住戶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舊家具的店鋪，以賤價收購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來，把大衣櫥、樟木箱子、書架，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選集都裝箱運回鄉下。舊家具價錢落到大立櫥20元，寫字桌10餘元，一個彈簧單人床墊子才賣了12元。”作家陳白塵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在北京站登火車時，“秩序大亂，猶如逃難的難民”。韋韜回憶說：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閑雜人員’、‘危險分子’統統疏送到內地去‘監護’；把業務已停專事鬥批改的機關單位，統統遷往農村，或辦‘五七幹校’，或插隊落戶；把各部門各單位的重要檔案、文件、珍貴資料，集中裝箱運往‘三線’保存”。

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誌，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通知說：為了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應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經中央討論決定：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戰備地下指揮部辦公，由周恩來同誌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主席到武漢主持全國的大政方針，林彪副主席到蘇州負責戰備。同時，中央領導人及原中央負責人也相應疏散。同日，毛澤東離京去武漢。

老同誌沿京廣線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會在新落成的首都體育館舉行包括體操、排球、籃球和乒乓球在內的體育表演晚會，觀眾近2萬人，其中被邀請觀看的外賓有2000餘人，董必武、朱德、鄧子恢、陳雲、李富春、張鼎丞、陳毅、葉劍英、陳奇涵、王震、彭紹輝等應邀參加。會前，他們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晚會請務必出席。

在休息室裏，周恩來向他們宣布了戰備疏散的決定，並宣布了他們的疏散地點。他還囑咐一定要帶夫人去，原北京的住處均保留不動。

對於被監護的對象，則是單獨通知的。

10月15日，中辦主任汪東興派人把陶鑄的妻子曾誌找去，說：“北京要緊急疏散，可能要爆發戰爭，陶鑄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麽辦自己決定，隨陶鑄去也可以……”曾誌回家告知陶鑄，陶鑄沉思良久，決定不讓曾誌去：“你千萬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幫不上忙，何苦再犧牲你……”

17日，汪東興來到福祿居，通知劉少奇的幾個衛士：“中央有個決定，把劉少奇轉移到外地去休息，到開封。”衛士進臥室對劉少奇說了，劉少奇一言不發。護士用蘸了紫藥水的棉簽在紙上寫道：“中央決定把你轉到另一個地方去休息。”劉扭頭不看。

老同誌大多數被安排在京廣線及其附近地區，毛澤東說：“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這些人還用得著，我還要他們呢。”

經過個別調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去廣州；張聞天去肇慶；陳雲、王震及鄧小平去南昌；陳毅去石家莊；徐向前及劉少奇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劉伯承去武漢（後轉上海）；葉劍英、曾山去長沙；鄧子恢去南寧（後轉桂林）；譚震林去桂林；陶鑄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陽，而彭真、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劉瀾濤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時還被要求，離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繳；離京以後，凡是絕密文件一律不發；各人參加所在地工廠、農村的鬥批改；不準同別的老同誌接觸；不經中央批準，不允許重返北京。

一些部級高幹也被疏散：何長工去江西峽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穀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運倉招待所的宋任窮、黃火青、黃歐東、陳再道、鍾漢華、秦基偉等人，也被緊急疏散。宋任窮去盤錦地區，陳再道、鍾漢華去江西，秦基偉、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漢壽。

秦基偉回憶：“一天深夜，突然來了幾個人，找我們這些人逐一個別談話，宣布軍委辦事組的決定，要我們第二天就離開北京去外地，並且不得互相打聽將要去的地方。這幾個人一走，樓裏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經交談，得知我們被分得四麵八方。昆明軍區的我、李成芳、張子明、胡榮貴、張力雄和南京軍區參謀長王蘊瑞這6個人被通知到廣州軍區。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點商量的餘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麵麵相覷，心情都很沉重，誰也鬧不清這次流放意味著什麽，命運又將如何。”

審查高幹無異於被“發配”

10月17日、18日，在嚴密的戒備下，劉少奇、陶鑄先後離京。

20日離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徐向前、劉伯承、陳雲、譚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軍委辦事組派兩人來到長期患病的徐海東大將的床前，要求他兩天之內離開北京：“你必須兩天以內離開。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陳毅離京（原定20日離京，因清理文件多，請示總理被批準延後一日）。同日，徐海東帶著氧氣袋離京去鄭州。

22日，鄧小平離京。

這些離京的老同誌，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單身的，如聶榮臻，他的妻子張瑞華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幹校勞動；徐向前的妻子黃傑在紡織工業部受審查；陳雲的妻子於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東幹校。經批準，有的帶有少數親屬，如鄧小平帶了繼母夏伯根，張聞天帶了10歲的養女，王稼祥帶了失去丈夫仍自願跟隨公婆疏散的兒媳。

一些還處在被審查期間的高幹，是被押送抵達安排地點的。劉少奇、陶鑄自不必說，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一路都有專案組人員“陪同”。秦基偉等人也是如此，秦基偉後來回憶：“在火車上，我的臥鋪對麵是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名排長，是專門監視我們的。白天，他寸步不離。晚上，我在床上動一下，他就要翻身起來看個究竟，可能整晚就沒有合眼。後來我聽說，在這批被勒令離京的高級幹部中，有的甚至連與他同行的愛人也受到監視。在火車上去廁所不準關門，說是怕自殺。”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及家屬住在廣州郊區從化的溫泉賓館，生活環境雖然清靜，但活動受到限製。平時，他們隻能在附近被劃定的區域內活動，離開賓館需要經過廣州軍區主管領導批準。康克清回憶：“我們被通知，不準到附近工廠、農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過‘橋頭警戒線’，更不用說到廣州市區了。”。

鄧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區，在附近的一家工廠參加體力勞動（鉗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槍“保護”，平時有武裝軍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領導去看望過鄧小平，工廠對鄧的勞動、生活也很關照，一個多月以後，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匯報生活和工作情況，並說：“我們過得非常愉快。”鄧小平嚴格遵守規定，不與外人接觸，197O年2月寫信匯報說：“除到工廠外，我和卓琳沒有出去過。我們除給自己的孩子們通信外，絕沒有同過去的熟人有任何來往。”

張聞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時，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張普”），隻能同直係親屬通信，他們住在軍分區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幾間簡陋的平房裏，部隊設崗“警衛”，規定他們不準打電話，不準與外麵人員接觸，不準離開宿舍區，出大院要報告，軍分區機關放電影也要請示同意後才能看。有時可以在警衛人員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軍分區保衛科每月還就張聞天的思想情況和言行，向上級作一次書麵匯報。劉英回憶：“削職為民不算，還交付當地軍分區‘看管’，簡直就是‘發配’。”“從‘監護’到‘遣送’，我們隻不過是從四壁密封的黑房換進了沒有柵欄的‘鳥籠’。”張聞天每天勤奮讀書和寫作。他說：“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這一切，曆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

秦基偉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漢壽縣境內的一個部隊農場———西湖農場監督勞動，他們6人被分到6個連隊，規定相互間不準往來。秦基偉回憶：“我們幾個人雖然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但在政治上卻完全被打入了另冊。我想訂兩份報紙，不行。寫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麵審查。家裏來信，到我手前也要審查，被認為不該寫的一律抹去。每個周末的組織生活，我隻能跟非黨非團的戰士們在一起，聽值班班長訓話。1970年的一天，選舉四屆人大的軍隊代表，連長對我說：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書吧。我當時心裏又難受又氣憤。心想，革命幾十年，反倒連個公民權都沒有了。”

劉少奇、陶鑄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職的中央領導人返京。毛澤東於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約在三四月間返京。而那些“靠邊站”的高幹，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療於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間，陸續返回北京。

住在從化溫泉賓館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於1970年7月奉調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總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憲法，即刻返京。同月，為準備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葉劍英奉調回京。1970年秋後批判陳伯達，穀牧奉調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偉等6人於1973年4月離開農場回京。

患病回京治療，須得到中央領導批準。如陳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陳雲患眼疾，聶榮臻患皮膚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別經周恩來或毛澤東批準，於1970年至1972年間先後回京治療。陳毅於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經診斷，患的是結腸癌。

鄧小平、譚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準後回京。

鄧小平曾多次寫信向中央匯報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澤東，表示：“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1973年1月，中央通知鄧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譚震林在女兒轉告了胡耀邦的話（“盡快給主席寫信，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後，在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給毛澤東接連寫了兩封信，表示回京的願望，並對過去作了檢討，毛澤東接信後，迅速指示辦理，並指示將譚信“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次年年初，譚震林返回了北京。

賀誠給毛澤東寫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應予工作。”不久賀誠便從山西回到了北京。而劉少奇、陶鑄、張聞天和徐海東則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沒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劉少奇、陶鑄在離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別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於囚禁地開封、合肥。徐海東夫婦住在鄭州城郊的一個幹部休養所，1970年2月，徐海東患了肺炎。接著發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張聞天於1972年、1973年兩次致信毛澤東並黨中央，請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張聞天在監管生活結束以後，又寫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給予到全國各地參觀、學習的機會，1975年4月，就遷居事，致函中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蘇州或無錫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遷居無錫。8月，張聞天遷居無錫。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因心髒病猝發而去世。■摘自《黨史博覽》2006年第1期莽東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