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父親一生都不肯寬恕我放棄故國（圖）

　作為一代名家，楊武之對兒子的教育全麵係統，楊振寧說，父親一生確實貫徹了“忠”與“厚”兩個字。

文/楊振林

　　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我國早期從事現代數論和代數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期，他第一個將現代數論引入中國。作為一代名家，楊武之對兒子的教育全麵係統，楊振寧說，父親一生確實貫徹了“忠”與“厚”兩個字。這與那一代人的家國憂思之感一起深深影響了楊振寧。

兒時，父親教我唱“中國男兒……”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時候，父親是安慶一所中學的教員。安慶當時也叫懷寧。父親給我取名“振寧”，其中的“振”字是楊家的輩名，“寧”字就是懷寧的意思。我不滿周歲的時候父親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費生，出國前我們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張相片(圖97f.1)。父親穿著長袍馬褂，站得筆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還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兩年以後他自美國寄給母親的一張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學照的(圖97f.2)，衣著、神情都已進入了20世紀。父親相貌十分英俊，年輕時意氣風發的神態，在這張相片中清楚地顯示出來。

　　父親1923年秋入史坦福大學，1924年得學士學位後轉入芝加哥大學讀研究院。四十多年以後我在訪問史坦福大學時，參加了該校的中國同學會在一所小洋樓中舉行的晚餐會。小洋樓是20世紀初年因為中國同學受到歧視，舊金山的華僑社團捐錢蓋的，樓下供中國學生使用，樓上供少數中國同學居住，60年代這座小樓仍在，後來被拆掉了。那天晚餐前有一位同學給我看了樓下的一個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史坦福大學年刊，上麵的Chinese Club團體照極為珍貴。其左下角即為該小樓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還有中國同學會1923年秋的開會記錄。

　　1928年夏父親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乘船回國，母親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這次看見他，事實上等於看見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幾天以後我們三人和一位自合肥來的傭人王姐乘船去廈門，因為父親將就任為廈門大學數學係教授。

　　廈門那一年的生活我記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親那裏學到很多東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親曾教我認識了大約三千個漢字，我又曾在私塾裏學過背《龍文鞭影》，可是沒有機會接觸新式教育。在廈門父親用大球、小球講解太陽、地球與月球的運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當然也教了我一些算術和雞兔同籠一類的問題。不過他並沒有忽略中國文化知識，也教我讀了不少首唐詩，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國曆史朝代的順序：“唐虞夏商周，……”;幹支順序：“甲乙丙丁……”，“子鼠醜牛寅虎……”;八卦：“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等等。

　　父親少年時候喜歡唱京戲。那一年在廈門他還有時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不過他沒有教我唱京戲，隻教我唱一些民國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數千年，一脈延……”，“中國男兒，中國男兒……”等。

　　父親的圍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圍棋。記得開始時他讓我十六子，多年以後漸漸退為九子，可是我始終沒有從父親那裏得到“真傳”。一直到1962年在日內瓦我們重聚時下圍棋，他還是要讓我七子。

　　這是沒有做過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在廈大任教了一年以後，父親改任北平清華大學教授。我們一家三口於1929年秋搬入清華園西院19號，那是西院東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於20世紀30年代向南方擴建後，我們家的門牌改為11號。我們在清華園裏一共住了八年，從1929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清華園的八年在我回憶中是非常美麗、非常幸福的。那時中國社會十分動蕩，內憂外患，困難很多。但我們生活在清華園的圍牆裏頭，不大與外界接觸。我在這樣一個被保護起來的環境裏度過了童年。在我的記憶裏頭，清華園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學同學們在園裏到處遊玩。幾乎每一棵樹我們都曾經爬過，每一棵草我們都曾經研究過。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書《讀書教學四十年》中第112頁寫的。裏麵所提到的“在園裏到處遊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園附近。那時西北起今天的校醫院、近春樓、偉倫中心，南至今天的遊泳池和供應科，東至今天的靜齋，北到今天的蒙民偉樓旁的河以南的建築，都還沒有興建，整塊都是一大遍荒地，隻有一些樹叢、土山、荷塘、小農田和幾戶農家，變成我們遊玩的好地方。

　　圖97f.7是《國立清華大學1948級年刊》上的《平麵全圖》的一部分。圖中“32”就是我讀書的小學：成誌學校，現在是工會。自1929年起我在這裏讀了四年書。我每天自西院東北角家門口“A”出發，沿著圖97f.7上依稀可辨認的小路向南行，再向東南走，爬過—個小土山便到達當時的清華園圍牆(“B”)，然後沿著圍牆北邊的小路東行到成誌學校。這樣走一趟要差不多二十分鍾，假如路上沒有看見蝴蝶或者螞蟻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話。

　　另外一條我常常騎自行車走的路是圖97f.7中自家門口東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當時的校醫院(即今天的蒙民偉樓)旁的橋(“D”)。每逢開運動會，我就騎自行車沿此路此橋去體育館，和成誌學校的同學們組織啦啦隊呐喊助威。

　　父親常常和我自家門口東行，沿著圖97f.7裏麵的第三條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學館。這條小路特別幽靜，穿過樹叢以後，有一大段路(在“C”附近)左邊是農田與荷塘，右邊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見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雖不同，幽靜的氣氛卻一樣。童年的我當時未能體會到，在小徑上父親和我一起走路的時刻是我們單獨相處最親近的時刻。

　　我九、十歲的時候，父親已經知道我學數學的能力很強。到了十一歲入初中的時候，我在這方麵的能力更充分顯示出來。回想起來，他當時如果教我解析幾何和微積分，我一定學得很快，會使他十分高興。可是他沒有這樣做：我初中一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曆史係的學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不隻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曆史知識，是我在學校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誦《孟子》全文。

　　父親書架上有許多英文和德文的數學書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和E.M.Wright的《數論》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論》中的許多space groups的圖。因為當時我的外文基礎不夠，所以不能看得懂細節。我曾多次去問父親，他總是說：“慢慢來，不要著急”，隻偶爾給我解釋一兩個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戰開始，我們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後來在日軍進入南京以後，我們經漢口、香港、海防、河內，於1938年3月到達昆明。我在昆明昆華中學讀了半年高中二年級，沒有念高三，於1938年秋以“同等學曆”的資格考入了西南聯合大學。

　　1938到1939年這一年，父親介紹我接觸了近代數學的精神。他借了G.H.Hardy的Pure Mathematics與E.T.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給我看。他和我討論ser theory、不同的無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觀念。這些都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40年以後在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Freeman & Company，1983)第74頁上我這樣寫道[1]：我的物理學界同事們大多對數學采取功利主義的態度。也許因為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較為欣賞數學。我欣賞數學家的價值觀，我讚美數學的優美和力量：它有戰術上的機巧與靈活，又有戰略上的雄才遠慮。而且，奇跡的奇跡，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能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父親雖然給我介紹了數學的精神，卻不讚成我念數學。他認為數學不夠實用。1938年我報名考大學時很喜歡化學，就報了化學係。後來為準備入學考試，自修了高三物理，發現物理更合我的口味，這樣我就進了西南聯大物理係。

　　1941年秋為了寫學士畢業論文，我去找吳大猷教授。〔他〕給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現代物理評論》)，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麽心得。這篇文章討論的是分子光譜學和群論的關係。我把這篇文章拿回家給父親看。他雖不是念物理的，卻很了解群論。他給了我狄克遜(Dickson)所寫的一本小書，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數理論》)。狄克遜是我父親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這本書寫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為它很精簡，沒有廢話，在20頁之間就把群論中“表示理論”非常美妙地完全講清楚了。我學到了群論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應用的深入，對我後來的工作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個領域叫做對稱原理。我對對稱原理發生興趣實起源於那年吳先生的引導。[2]今年(1997)為了慶祝吳先生的九十壽辰，鄒祖德和我寫了一篇文章[3]，用群論方法計算C60的振動頻率。C60是一個對稱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論討論最合適。(有這樣高度對稱的分子不僅在1941年吳先生和我沒有預料到，在1983年我寫上麵的那段話時也還沒有任何人預料到。)

　　抗戰8年是艱苦困難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學習新知識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楊振漢曾這樣描述1945年夏抗戰結束時我家的情形[4]：1945年夏，大哥獲取了留美公費，將離家赴美國讀博士。父親高興地告訴我們，艱苦和漫長的抗日戰爭看來即將過去，反德國法西斯戰爭也將結束。我家經受了戰亂的洗禮，雖有精神和物質損失，但是我們家七口人都身體健康，學業有進，更可喜的是兒女們都孝順父母，兄弟姐妹之間和睦相處，親情常在，我們一家人相互之間的關係，的確非比尋常，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十分珍視的。

　　抗戰勝利至今已51年了，父親、母親和振複(振寧注：振複是我們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均已長眠於蘇州東山。回憶抗戰八年的難苦歲月我們家真可稱得上美好、和睦和親情永駐的家。我還記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的細節：清早父親隻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場的公共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舍，母親卻很鎮定，記得她沒有流淚。到了拓東路父親講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定。話別後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幾分鍾後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等了一個多鍾頭，車始終沒有發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現父親原來還在那裏等!他瘦削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發已顯斑白。看見他滿麵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崩發，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這17年時間，是父親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階段。古人說父母對子女有“養育”之恩。現在不講這些了，但其哲理我認為是有永存的價值的。

離家赴美，父親的焦慮讓我熱淚迸發

　　1946年年初我注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舉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的母校，而是因為我仰慕已久的費米(Fermi)教授去了芝大[5]。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學係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一年任教員，1949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懷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1949年秋吳大猷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時候在北平曾見過一兩次，不知道隔了這麽多年他為什麽在紐約會想起我來。見了胡先生麵，他十分客氣，說了一些稱讚我的學業的話，然後說他在出國前曾看見我父親，父親托他關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還記得胡先生極風趣地接下去說：“你們這一輩比我們能幹多了，哪裏用得著我來幫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我們相識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親的其他朋友所介紹，而是因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聯大附中教書時中五班上的學生。當時我們並不熟識。後來在普林斯頓唯一的中國餐館中偶遇，這恐怕是前生的姻緣吧。20世紀50年代胡先生常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曾多次來我家做客。第一次來時他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幹的太太。”

　　父親對我1947年來美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與翌年我的博士論文特別發生興趣，因為它們都與群論有密切關係。1957年1月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恒的理論以後，我打電話到上海給父親，告訴他此消息。宇稱不守恒與對稱有關，因而也與群論有關，父親當然十分興奮。那時他身體極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種感染，不能吸收胰島素，醫生曾認為已無希望，後來幸能克服感染，但身體仍十分虛弱)，得此消息對他精神安慰極大。

　　1957年我和杜致禮及我們當時唯一的孩子光諾(那時六歲)去日內瓦。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瓦和我們見麵。他得到統戰部的允許，以帶病之身，經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醫院，於7月初飛抵日內瓦，到達以後又立刻住入醫院。醫生檢查數日，認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檢查血糖與注射胰島素。我們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諾總是非常有興趣地看著祖父用酒精燈檢查血糖。我醒了以後他會跑來說：“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藍色。)過了幾星期，父親身體漸恢複健康，能和小孫子去公園散步。他們非常高興在公園一邊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個“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們一老一少準備出門：父親對著鏡子梳頭發，光諾雀躍地開門，我感到無限的滿足。

　　父親給致禮和我介紹了新中國的許多新事物。他對毛主席萬分敬佩，尤其喜歡毛的詩句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與“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等。

　　有一天他給致禮和我寫了兩句話。今天的年輕人恐怕會覺得這兩句話有一點封建味道，可是我以為封建時代的思想雖然有許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許多是有永久價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親又和母親兩度與我在日內瓦團聚。致禮、光宇(我們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參加了。每次團聚頭兩天總是非常感情衝動(圖97f.10)，講一些自己的和家人與親友們的遭遇。以後慢慢鎮靜下來，才能欣賞瑞士的一切。

　　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後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戰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麵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願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麵他有此願望，另一方麵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麵，對我影響極大。那些年代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見麵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製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裏麵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站排站了三個鍾頭，還隻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麽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後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並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隻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三次赴日內瓦，父親身負使命勸我回國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那天乘法航自緬甸東飛，進入雲南上空時，駕駛員說：“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的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傍晚時分，到達上海。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我們一同去華山醫院看望父親。父親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們見麵是1964年年底在香港，那時他六十八歲，還很健康。六年半中間，受了一些隔離審查的苦，老了、瘦了許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見到我當然十分激動。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國探親訪問。父親仍然住在醫院，身體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親長辭人世，享年七十七歲。5月15日在上海為父親開的追悼會上，我的悼詞有這樣兩段：近兩年來父親身體日衰。他自己體會到這一點，也就對我們的一切思想和行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來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談了許多話，歸根起來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遠，看清曆史演變的潮流，這個教訓兩年來在我身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父親於1973年5月12日長辭人世。在他的一生77年的時間裏，曆史有了驚天動地的演變。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學，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麵說“在青年時代，我們都向往一個繁榮昌盛的新中國。解放以後20多年來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當時我們青年夢寐以求的這個新中國實現了。”我想新中國的實現這個偉大的曆史事實以及它對於世界前途的意義正是父親要求我們清楚地掌握的。六歲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個大家庭裏麵。每年舊曆新年正廳門口都要換上新的春聯。上聯是“忠厚傳家”，下聯是“詩書繼世”。父親一生確實貫徹了“忠”與“厚”兩個字。另外他喜歡他的名字楊克純中的“純”字，也極喜歡朋友間的“信”與“義”。父親去世以後，我的小學同班同學，摯友熊秉明寫信來安慰我，說父親雖已過去，我的身體裏還循環著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體裏循環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

　　我於1964年春天入美國籍。差不多20年以後我在論文集中這樣寫道：從1945至1964年，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時光。然而，決定申請入美國籍並不容易。我猜想，從大多數國家來的許多移民也都有同類問題。但是對一個在中國傳統文化裏成長的人，作這樣的決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麵，傳統的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長期離開中國移居他國的觀念。遷居別國曾一度被認為是徹底的背叛。另一方麵，中國有過輝煌燦爛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來所蒙受的屈辱和剝削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中都留下了極深的烙印。任何一個中國人都難以忘卻這一百多年的曆史。我父親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當數學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遊曆甚廣。但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裏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我身體裏循環的是中華文化的血液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時，我有幸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加了回歸盛典。看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音樂聲中冉冉上升，想到父親如果能目睹這曆史性的，象征中華民族複興的儀式，一定比我還要激動。他出生於1896年——101年前，《馬關條約》、庚子賠款的年代，在殘破貧窮，被列強欺侮，實質上已被瓜分了的祖國。他們那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專橫，忍受了二十一條款，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等說不完的外人欺淩，出國後嚐了種族歧視的滋味，他們是多麽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來的富強的祖國，能看到大英帝國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國國旗驕傲地向世界宣稱：這是中國的土地。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們一生夢寐以求的一天。

　　父親對這一天的終會到來始終是樂觀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時候，他卻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會躬逢這一天的曆史性的盛典。否則，他恐怕會改吟陸放翁的名句吧：

　　國恥盡雪歡慶日，家祭毋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