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將領李特之死及背後

在劉鄧大軍千裏躍進、途經安徽省霍邱縣時，曾經有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蹲在路邊，手裏拿著一條白布，上麵寫著幾個大字：“徐克勳我兒歸來。”一般的幹部戰士是不會知道徐克勳是何許人也的，就是這位徐克勳的另一個名字也被曆史湮沒很久了，他就是紅軍將領－李特。

李特的事跡截至目前始終沒有被任何一本介紹紅軍高級將領的黨史、軍史作品收錄，自然也不可能出現在權威的《中共黨史人物傳》中，然而，曆史畢竟是任何人都遮掩不了的，我們從故紙堆裏還是發現了一點關於李特的些許痕跡。

“李特，1902年出生於安徽省霍邱縣。1924年，選派到蘇聯學習。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1930年秋，李特奉命回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李特為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為紅四方麵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紅軍長征時，他任紅四方麵軍副參謀長、紅軍大學教育長，隨右路軍行動。1936年11月，李特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西路軍參謀長。西路軍失敗後，與李先念等一起指揮西路軍餘部轉入祁連山打遊擊。後在中央代表的接應下，進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從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被王明誣指為托派分子，於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慘遭殺害。”

在1996年6月5日，中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文件，為李特平反，說：“李特同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建立了戰功，······他以後的被誤殺是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的延續。”同時，這份文件也指出，李特在紅軍會師期間追隨張國燾，追趕紅一方麵軍和黨中央，犯有一定的錯誤，但是，這不等於說他就是托派分子。李特在含冤死後的四十八個年頭時，獲得了烈士的追認。

那麽，李特之死的來龍去脈到底又是如何呢？

關於托派分子我感覺雖有不少不肖之徒，但也不乏理想主義者，如鄭超麟，王凡西等，這些人也是被國民黨迫害的。再一個，蘇共解體前也為托落茨基平了反。考慮到曆史上托派也起了分裂黨的作用，因此有一定曆史過錯。但是把托派等同於罪人似也不妥。

莫文驊在《永不磨滅的回憶》中披露一段關於李特之於中央紅軍和毛澤東等人的關係，第一個是李特飛馬追趕中央，“李特一麵用皮鞭抽打不願回去的四方麵軍的幹部，一麵高喊：“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會兒，李特和李德用俄語爭吵對罵。懂得俄語的博古說李德罵李特為流氓，李特罵李德為赤色帝國主義。”莫文驊的這段描寫在李德的《中國紀事》中也有所流露，根據莫文驊的記憶李德還提醒過莫文驊要注意李特的表現。

李特不僅不滿中央紅軍，還拉攏一方麵軍的幹部，莫文驊回憶說李特拉攏他說：“象你這樣的幹部在四方麵軍當軍級幹部也是可以的了。”莫文驊還談到這麽一件事，“李特忽然嚴肅起來說：‘那麽你是知識分子嘍，難怪不坦白承認錯誤!’我聽這話嚇了一跳。因為我知道張國燾歧視知識分子。在四方麵軍，戴上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險的。”紅四方麵軍裏麵對於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一向嚴加監視，這點以後擔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徐深吉深有體會，有一次，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傅鍾等幾個領導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說了一句：“牛頓也很有學問呢，他還發明了牛頓定律呢。”張國燾當時就愣了，說了一句話：“徐深吉了不得，還知道牛頓，你是不是要考考我們這幾個大知識分子啊？”多虧徐向前說話：“徐深吉都是問我知道的，他哪有什麽學問，赤衛隊隊員一個嘛。”於此可見，莫文驊的這個感觸還是有些道理的。

李特在追趕中央紅軍這方麵給當時的主要領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李德在內，對李特均無好感。而當西路軍失敗以後，李特隨著西路軍餘部退入新疆後，仍舊在一次辯論會上大罵毛澤東和中央紅軍，這次會議的參加者有陳雲，陳雲當場就指出李特說的不對，但是，陳雲的態度相當溫和。

根據李先念編寫組編寫的《李先念傳》中介紹，（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在新疆的西路軍餘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選擇，李先念等人表態堅決要回延安，而黃超、李特等人則沒有選擇回去。李特等人之所以沒有回去是否有向共產國際代表團告狀的企圖呢？不得而知。

不過，陳雲、滕代遠等人卻是在1936年12月初就出發準備救援西路軍，黃火青在他的回憶錄《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經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提及，陳雲等押送蘇聯支援西路軍的軍用物質一共步槍五萬支、重機關槍上百挺、火炮幾十門存在阿拉木圖，因為西路軍失敗這件事取消。從這件事上可以得知西路軍的啟動是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首肯的，也從側麵證明了用“借刀殺人”來解釋西路軍兵敗是不全麵的。

李特等人顯然是在王明等人到達新疆以後被捕的，王明離開新疆的時間是1937年11月，李特被處決的時間是1938年初（一說是1938年春），李先念也是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可見，早在王明等人回到延安之前，李特等人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張國燾《我的回憶》中談及這件事，說是王明主動告訴張國燾，李特、黃超等人經過審訊已被確認是托派，受到處決，至於何時王明同張國燾說起這件事，張國燾沒有作出交待，但是，應該說是王明回到延安不久以後，一種可能是王明在得知李特等人被處死的消息後告訴張國燾的，一種則是王明早就知道李特等人必須受到處死，提前把結果告訴張國燾的。

高華在他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隻提陳雲知道這件事，然而陳雲幾十年守口如瓶的話，同時提出兩種可能，處死李特一是王明、康生等人為了討好毛澤東；二是鄧發得到延安的密電。這裏麵順便提一句，鄧發去新疆工作是共產國際的安排，季米特洛夫對王稼祥講過鄧發的工作去向。（《王稼祥傳》，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年4月第一版222頁）鄧發本人對於中央當時決定對盛世才進行有效的說服並且準備和盛世才全麵合作是不以為然的，以後鄧發曾經和周恩來等人提及盛世才不是一個好東西，他現在之所以和我們黨合作，完全是利用我們。這條意見沒有得到充分的回應，倒是成為以後調走鄧發的理由。

我曾經和一位工作在鄧發手下的老黨員接觸過，他那是奉職於新疆辦事處，當我問他李特這件事的起因時，他隻是說這件事很複雜，檔案裏麵都有記載，以後慢慢的說吧，從此再也沒有提起。所以，李特盡管被處死，然則過程始終撲朔迷離。而且，1996年平反的隻有李特，而黃超則最終扣定了托派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