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大千世界，趣聞橫生，細細品嚐，回味無窮。
胡適是庚款留美第二批學生。他在康乃爾大學讀書5年，把那裏看作“第二故鄉”。麵對日本的步步侵略，胡適主張在外交上聯合英美，爭取國際社會的援助，以共同對付日本。胡適不僅以其學術地位和聲望享譽學界，而且以其留美經曆及親美的思想言論成為“英美派”在學界的代表。
出任駐美大使
1935年蔣介石為裝飾門麵，有意搜羅一些專家學者進入政府或準政府機構，組建所謂“人才內閣”，如吸收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為政府高級谘詢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秘書長，同時在此機構掛牌的有胡適、丁文江、蔣夢麟、陶孟和、楊振聲等人。從這時起，胡適便從體製外的批評者轉變為體製內的建言者了。
抗戰開始前，蔣有意讓胡適出任駐美大使。蔣約他到官邸喝茶，當麵征求意見。胡表示接受。陳布雷為此還看了胡一次。後因汪精衛被刺，情況發生變化，此議隻好作罷。
抗戰剛爆發的時候，胡適以北大人文學院院長的身份到歐美各國開展國民外交，宣傳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決心，爭取各國政府與人民的同情與支持。在舊金山，胡適作了題為《中國能戰勝嗎？》的演講，他說：“算盤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盤，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勉勵僑胞。
“1.28”以後，胡主張在正式對日宣戰之前，不要放棄爭取和平的外交努力。當時孫科主張逮捕胡適，孫是親蘇的，他認為可以利用蘇聯的力量幫助中國抗日。後來蔣有意找胡適去趟歐美，1937年8月13日，蔣介石對王世傑說，我們現在國際宣傳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適之到歐洲和美國走一趟。王世傑為此與胡適談了兩三晚，胡適卻不肯從命。他表示：“戰爭已經發生，我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離開南京，我願意與南京共存亡。”最後，王世傑抬出傅斯年才說服胡適同意出國。
胡適於1937年9月26日作為國民政府的特使赴美遊說。1937年10月1日，他應舊金山哥倫比亞廣播電台邀請，以《中國處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為題，發表演說。在這篇講話中，胡適針對美國朝野保持中立不願意卷入戰爭的心理，以朋友的方式，作了於情於理的分析，很有說服力。他說：“我曾經住在貴國七年半，我深信美國人民是真正厭惡戰爭的，真正愛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貴國至少有99%的人民對中國人民目前保衛自己抵抗侵略的奮鬥是寄予很大同情的，但是這種同情是不會也不應該把你們引入武裝幹預中國戰爭之中。”演說中胡適表示，對侵略戰爭是不能退讓的，要阻止戰爭隻得用戰爭來消滅它。胡適還大膽預言，美國將會被迫卷入這場戰爭。
為了爭取美援，蔣介石決定重用“英美派”，他曾3次致電在美國的胡適，敦請其出任駐美大使。1938年9月17日，蔣介石任命胡適為新的駐美大使。胡適認為“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征調，我不能推辭”。美國《紐約時報》對此發表評論說，除胡適以外，沒有人更夠資格向美國說明中國的情形，同時向中國說明美國的情形。10月6日胡適到館正式上任。在當天的日記中胡適寫道：“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27日胡適向羅斯福總統遞呈國書，在國事維艱之時，從事戰時的外交工作。
胡適在美國期間，把大量精力放在宣傳上。1938年12月4日，胡適應邀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題為《北美獨立與中國抗日戰爭》。在演說中，他將美國獨立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相比較，認為美國之所以能從英國統治下獨立出來，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得到了法國的支持。中國目前的抗戰與當年美國的獨立戰爭中所遇到的困難很相似，中國抗戰的勝利也要像當年美國人那樣，一麵繼續戰鬥，一麵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
作為大使，胡適最大的努力，還是堅持到各地巡回演說。他充分發揮學者的優勢，大力開展“民間外交”，著重向美國朝野宣傳中國抗戰的國際意義，以增進中美兩國之間的了解與信任。為此，他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處演講，廣交朋友，以其誠懇態度和學問聲望，博得了羅斯福及其內閣以至整個美國知識界和輿論界的尊重和歡迎。美國《紐約時報》評論說：“重慶政府尋遍中國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適更合適的人物了。他所到之處都能為自由中國贏得支持。”
胡適於1939年2月和1940年3月為中國爭取到2500萬美元和2000萬美元兩筆貸款，使美國對華政策朝著製日援華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就是所謂的“桐油貸款”。胡適自言：“正當中國局勢危急的時候，這筆錢，對於中國真有救命及維持體力的作用，也是心髒衰弱時的一針強心劑。”1939年6月29 日，胡適在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給在美國曾經的戀人韋蓮司的信中寫道：“這真是一段擾攘不安的歲月。我並未失去信心，我確信這場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新秩序將更好也更持久。畢竟，今天隻剩下3個侵略國家，這是值得欣慰的。”
但蔣介石對美援的成果並不滿足。1940年5月14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申述日本對中國進行經濟戰，請求美國貸給現款，以維持中國幣製。蔣介石決定派遣宋子文作為“私人代表”赴美繼續接洽美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子文為外交部長，並常駐華盛頓，成了胡適的直接上司。兩人在華盛頓共事達兩年多。
宋子文於1912年赴美留學，獲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17年宋子文回國，先後在國民政府裏出任過財政部長、外交部長及行政院院長等要職，並長期置身於國民黨決策層，對於“9.18”事變以來日本的入侵，宋子文在支持武力抵抗的同時，還提出了“聯合歐美抵禦日本”的外交主張，以至被當時國內外輿論公認為“英美派”的領袖。
胡適畢竟是一個學者，而宋子文則是一位精通權術的政治家，個人背景、性格及作風等方麵的差異，增加了兩個人合作共事的困難，以至常常發生摩擦，相處得並不愉快。當白宮舉行宴會時，駐美大使館開去的名單竟將宋子文的名字置於秘書之列；宋欲邀請美財政名流，可大使館不為其舉辦雞尾酒會等等。胡適在大使任期的最後兩年鬱悶失意，並最終導致胡適的去職。
圖：蔣介石與胡適在1958年台北“國民大會”上
宋子文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養成了獨立務實的處事風格、心直口快的脾氣個性以及講究效率的工作習慣，他對胡適那種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照章辦事的工作方式不以為然，尤其不滿胡適在美主張“不宣傳、不借款、不買軍火、不辦救濟事業”的外交作風。宋子文對胡適的不滿，後來竟發展到宋不僅在對美外交中“唱獨角戲”，完全甩開胡，而且連感情上也憎惡胡了。宋子文眼中沒有胡適，許多重要機密也不讓他知道。這樣的工作關係，決定了胡適不可能繼續在宋子文這位外交部長之下當大使。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胡適認為促美參戰的任務已經完成，漸生去意。1942年3月至5月，他在全美及加拿大旅行近3萬公裏，演說百餘次。回到華盛頓之後，頓覺身心交瘁，去意已決。1942年8月15日，蔣介石決定免去胡適的駐美大使職務，由魏道明繼任。胡適與宋子文這段不和諧的共事經曆宣告結束。胡適得到免職電報，以一身輕的心情致電重慶當局：“蒙中樞重念衰病，解脫職務，十分感激。”《紐約時報》評論說：“除非國內另有高職等待他，否則此項免職絕對是一項錯誤。”
1942年9月8日胡適卸任大使一職。在後來贈給與他在美一起共事的陳光甫的一張照片上，胡適這樣表露了自己當時的心情：“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胡適在給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說：“我是為國家的事出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
胡適於1938年-1942年擔任駐美大使，在書信和日記中，他多次提到過這一時期的生活情況。胡適是一個精明人，無論是在學問方麵還是政治方麵，他都做得遊刃有餘。不過在錢財方麵，胡適卻並不像有些人那樣“精明”。胡適的清廉有口皆碑。胡適自己回憶說：“本人在美任大使數年，赴美各地演講400多次，從未帶過隨員，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實係為戰時國家節省外匯。”他去世後，梁實秋先生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交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台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梁實秋認為，像胡適這種不領特支費的，除了任過外交部長的羅文幹，別無第三人。
胡適到任後的頭兩個月未領到薪俸，在困難麵前，胡適總是保持樂觀，他曾在信中對妻子說：“我過的日子總算頂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難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飛機炸彈的驚恐的人民，我這裏總可算是天堂了。”
胡適卸任後，孔祥熙以為他可能比較困窘，想資助他一下。但胡適卻回信說：“弟到任之日，即將公費與俸給完全分開。”
兩害相權取其輕，我願意留在蔣的一邊
抗戰勝利後，胡適受命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歸國前由傅斯年暫代。1946年夏，胡適自美歸國。1947年初，蔣介石改組政府，想請胡適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對於蔣介石的厚意，胡適表示十分感謝。胡適在致好友傅斯年的信中袒露心聲：“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結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
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話，‘成了政府的尾巴’！”為此胡適曾“意甚焦慮”、“數度失眠”。3月18日，蔣介石再次約見胡適，說考試院院長可以不做，但因國府委員沒有多少事而不能推辭，請他一定認真考慮。蔣在出門時禮貌地問：“胡太太在北平嗎？”胡回答道：“內人臨送我上飛機時說，千萬不可做官，做官我們不好相見了！”蔣笑著說：“這不是官！”最後蔣介石還是尊重胡適的意願，不再強求。
1947年底，鑒於國內戰爭的嚴峻形勢，蔣介石單獨宴請胡適，想請他再次出任駐美大使，遭到婉拒。
1948年初，蔣介石表示要讓胡適擔任總統，自己擔任行政院長。這其中的奧秘，除了美國人的作用外，則是蔣介石設計的騙局。當時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蔣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當總統候選人。他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他說，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但我實無此勇氣。
4月4日，蔣介石在第二天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上，聲明他決定不參加總統競選，寧願當行政院長。提議國民黨應推舉一個無黨派人士為總統候選人。他說：“此人須具備五種條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對中國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愛護國家，反對叛亂；對世界局勢，國際關係，有明白的了解。“盡管蔣沒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此人是胡適。對於蔣介石的決定，隻有羅家倫和吳稚暉讚成，大多數人持反對態度。經討論，會議仍一致推蔣作總統候選人。第二天，各大報紙紛紛刊登這一消息。胡適預料記者聞訊將會蜂擁而來，事前轉移到友人家。事後，蔣介石派王世傑向胡適轉達會議情況，並代致歉意，胡適在日記中流露出如釋重負的心情：“我的事今天下午才算‘救了’。”
10月底，蔣介石約請胡適餐敘。席間，胡適開門見山地提出10條激烈的意見。內有“必須認錯，必須虛心；國軍紀律之壞是我回國後最傷心的事；‘經濟財政改革’案實有大錯誤，不可不早早糾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見所聞，實在應該令人警惕”等尖銳語言。
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軍已經對北京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有一天北京大學校長室進來一個學生，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延安廣播電台昨天夜裏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了這個消息，異常平靜，隻微笑著說了一句：“人家信任我嗎？他們要我嗎？”
1948年12月15日夜，蔣介石派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接胡適夫婦和陳寅恪等幾位學者及家眷南下。 16日胡適坐機飛抵南京，17日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長談。據後來美國對話政策白皮書透露，胡含淚向司徒進言，想說服美國“幫助蔣氏進行戰爭”，因為蔣不妥協地抵抗共產主義，他自己則“決心放棄學術事業而為國服務”。是日，蔣介石夫婦在南京官邸宴請胡適夫婦，祝賀胡適58歲生日。
胡適在南京曾對錢昌照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我願意留在蔣的一邊。”胡適在美國做寓公時發表過講話，聲稱“我要以我的道義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
1949年初，國民黨敗退台灣前夕，一向以國民黨“諍臣”自居的胡適受蔣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於這年4月6日從上海乘搭威爾遜總統輪船前往美國活動美援。他是被蔣介石派出國的，赴美替國民黨政府做反共宣傳，並協助駐美大使顧維鈞爭取美國朝野的道義支持。蔣經國、雷震、陳光甫等到碼頭送行。
這一天胡適還在輪船上定好了自己即將在台灣創辦的一份自由主義刊物的名稱----《自由中國》，並草擬了刊物的宗旨：一，向全體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灣變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社會；二，盡力幫助“淪陷區”（指大陸地區）同胞，幫助他們早日重獲“自由”；三、促使整個中國成為“自由中國”。威爾遜總統輪在美國檀香山停留期間，胡適給先期逃到台灣的“國民大會”副秘書長雷震寫了一封信，並將他擬好的《自由中國》刊名、刊物宗旨一並寄上。
然而4月21日（西半球為22日）船抵舊金山時，新聞記者蜂擁而上，他們手裏拿著早報，告訴胡適國共和談破裂，共產黨的軍隊已渡過長江，希望胡適對大陸時局發表看法。胡適在船上多日未看到報紙，信息全無，乍聽到這一消息，著實吃驚不小。4月27日胡適到達紐約，寓紐約東81街104號。這是他1942年離開駐美大使職務後租住的房子。
5月28日，蔣介石致胡適一封親筆信：“惟須阻止美國承認共產黨政府為主要條件。務請積極進行是禱。”胡適在美國的活動開展起來有很多困難，“隻是給國家留了一些體麵，其他毫無貢獻”。他在1952年回憶說：“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於說話。所以在1949年7月16日，我通知駐美國大使館，取消一切政治性的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這一階段胡適的心情較為灰暗，一再聲明他從此不問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適確實是“不問政治”。可見蔣介石對胡適的期盼完全落空。
流亡的寓公生活
1950年5月，胡適為了生計，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之聘，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研究員。曾有一些人撰文說，胡適在美國混不下去了，隻得去擔任東方圖書館的小小管理員。事實並不是這樣。這年胡適生日的那天，還收到蔣介石給他的親筆信，要他回台灣，還要為他祝壽，胡適也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1950年6月，胡適夫人江冬秀由曼穀來到美國。江冬秀乃一鄉村女子，又一字不識，到美國後，語言不通，失去社會生活能力。當時胡適的全部存款隻有 2000美元，胡適隻好自己外出采購食品蔬菜，經常在電車上被擠得東倒西歪。流亡的寓公生活，幾乎使胡適的經濟情況和健康狀況陷入絕境。“在外國，什麽都要自己動手做的。”一些朋友來看他，他請不起客，隻好煮茶葉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卻拒絕了美國許多大學的聘請。有位曾做過美國財政部長的大資本家，特地在匹茲堡大學捐設一年俸一萬多美元的客座教授職位，並新建一座小樓，專供胡適使用，胡適拒絕了。胡適在美國住了9年，卻始終不肯領“綠卡”。蔣介石見他不入美國籍，便千方百計拉他，先是任命胡適為外交部長，胡適不肯。之後國民黨政府為了利用胡適在國際上，尤其是在美國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響，再三要求胡適在 4個月內不要向外界發表不幹外長的聲明，導致胡適“精神上十分苦惱”。後來台灣當局又給胡適送來6萬美元的所謂宣傳費，也被他全數退回。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胡適和雷震於1949年11月20日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一方麵反共，一方麵也反對台灣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壓迫，並從政治上跟國民黨直接衝突，成為島內推進民主政治的輿論重鎮。
胡適在雜誌的創刊號上發表了《民主和極權的衝突》一文，文中說：民主生活的本質“是個人主義的”，民主傳統“是由一般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聯手創造的，這些人重視自由，勝過他們的日用飲食；酷愛真理，寧願犧牲他們的性命”，與此相反，極權主義“根本不允許差異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發展。它永遠在設法使全體人民，適合於一個劃一的範圍之內”。《自由中國》雜誌負責人為雷震，發行人為胡適。該刊的創刊宗旨寫的是“宣傳自由民主，用以對抗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
據美駐台前“大使”哈裏曼1966年10月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說，1950年8月，朝鮮戰爭初期，他在看望麥克阿瑟將軍的時候，偶遇當時擔任國務院遠東事務司司長的臘斯克（後來成為國務卿）。臘斯克反對蔣介石派兵參與朝鮮戰爭，他認為蔣介石政權腐敗，已走入死胡同，擔心蔣軍卷入朝鮮戰爭會給美國製造“很大的麻煩”。於是臘斯克提議由中央情報局製定一個暗殺蔣介石的計劃，由胡適取而代之。臘斯克為此專程到紐約布拉薩飯店與胡適長談了一個半小時，但遭到胡適的拒絕。
胡適在總結了國民黨遭如此慘敗的原因及教訓後，於1951年寫了一封長達四千餘字的信致蔣介石（這封信直到1997年才由台灣《聯合報》公布）。胡適在這封信中，除分析共產黨鬥爭策略的成功並勸說國民黨領導人應“切實研究敵人文獻”（胡適特別向蔣介石推薦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中的戰略問題》一文）之外，著重分析和批評了國民黨自身失敗的原因，他特別指出，“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時“國民黨在‘清共’之後仍保持一黨專政，是第二大錯”。最後他要求蔣介石辭職。胡適在信中對國民黨提出一條重要建議：“今日似可提倡實行多黨的民主憲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三四個同源而獨立的政黨，略如近年立法院內的派係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國民黨的方法”。並隨即指出這種改革的第一條是“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的職務”。
1952年11月19日，胡適應邀回台灣講學，蔣經國代表蔣介石前往機場迎接。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三周年紀念茶會上發表演說，強調“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自由”。他認為，“單單在憲法上有保障言論自由的規定是不夠的，我們還須努力去爭取。如果我們不去爭取言論自由，縱使憲法賦予我們這種權力，我們也是不一定會得到的。”
次年1月16日，蔣介石設宴為胡適餞行，胡尖銳地提出台灣沒有言論自由等問題。他在日記中寫道：蔣公約我吃晚飯，七點見他，八點開飯。談了兩點鍾，我說一點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我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無一語批評蔣總統。胡適次日離開台灣，在機場上對前來送行的蔣經國說：“總統對我太好了。昨天我們談得很多，請你替我謝謝他。”
《自由中國》與雷震案
胡適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一輩子的宗旨，認為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而做人卻要在有疑處不疑。他是“身行萬裏半天下，眼高四海空無人”的人物。胡適雖與蔣介石親近，但到死也未加入國民黨；與蔣介石的交往，一直沒有離開言論自由、民主憲政和保障人權等重大問題。他自詡為忠言直諫的書生，蔣介石對胡適也百般禮遇，並在一定程度上接
受其批評和諷諫，這些從1990年公開的胡適日記中可見一斑。
就在大陸批判和清算胡適思想高潮的1954年，在台灣也發生了胡適無法脫離幹係的“雷震與《自由中國》事件”。
胡適是雷震的摯友，也是《自由中國》的得力支持者和發行人，《自由中國》的辦刊宗旨就是胡適確定的。由於該刊刊登的一些政治文章惹怒了軍政當局，當局下令逮捕有關編輯人員。胡適對此十分不滿，他認為“壓製《自由中國》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1951年8月11日，他在給雷震的一封信中憤慨地說：“《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的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最大的恥辱。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讚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幹涉言論自由的抗議。”胡適的信不久在《自由中國》刊發出來，震動了全島。
以後的幾年中，胡適更是不斷給《自由中國》撰寫政論，要求國民黨開放輿論，規勸國民黨“當政的人，應該努力培養合法的反對，合法的批判”，“這樣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無慚愧”。這些言論有的放矢，對台灣當局來說猶如芒刺在背。但鑒於胡適的名望，又無可奈何，隻好暫時對他隱而不發，轉而拿雷震開刀。 1954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開除雷震的黨籍。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70歲生日。《自由中國》特別出版“祝壽專號”，發表了胡適、雷震等人撰寫的十幾篇文章，委婉批評蔣介石大權獨攬，要求國民黨選拔人才，限製“總統”權力、實行“責任內閣製”，取消軍隊中的國民黨組織等。讀者反響強烈、雜誌再版11次，印數達百萬冊，仍供不應求，在台灣島內引起廣泛關注，這下大大觸怒了蔣介石。
此外，胡適應《中央日報》負責人的請求，草成《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胡適在文中勸告蔣介石不要事必躬親，希望蔣守法守憲，節製自我，更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胡適的這番規勸，無非是勸蔣介石多采納一些西方民主製度的方法。胡適在文章中講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兩個小故事之後，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說，當年在武漢第一次見蔣的時候，就托人送給他一本《淮南王書》，希望他能夠像書中說的那樣，盡量克製自己，希望蔣能夠做一個無智而能“禦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總統。
蔣經國一口氣看完了《自由中國》“祝壽專號”，氣急敗壞地罵道：“滿嘴胡言！”罵了一陣後，他又想，《自由中國》確實在社會上散布了許多毒素，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要盡快組織力量對《自由中國》進行大反擊。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蔣介石作了報告。老謀深算的蔣介石認為兒子的想法很妙，讚成他開展這次活動。蔣介石還指示兒子，胡適名氣大，對胡的批判、圍剿規模不宜過大，而且要內外有別，最好是在軍隊內部進行。因為“政府”還要胡適這塊牌子做做“自由、民主”的門麵。1956年12月，蔣經國指示“國防部總政治部”極機密地發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特字99號”《特種指示》，宣稱《自由中國》顛倒是非，混淆視聽，有不當的政治野心等等。次年1月，該部又發布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認定胡適和《自由中國》“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蔣經國在軍中發起的這場運動，持續了半年之久。
一時之間，胡適和《自由中國》的同仁們陷入來自台灣黨政軍各方的憤怒聲討之中。這就是台灣有名的圍剿《自由中國》事件。而胡適本人則處於海峽兩岸夾擊之中，其心情更是灰暗。
1957年8月20日，主持台灣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達18年之久的朱家鏵執意辭職，胡適以全票被公推院長候選人。11月4日蔣介石明令發表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並專電促請他返台就任，胡適以正患肺炎為由一再懇辭，未能獲準。這時，國民黨當局撥專款給“中央研究院”為他修建住宅，虛位以待，胡適也逐漸產生了回台灣久居的念頭。
1958年4月10日上午8時半，胡適在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親自到會致辭，讚揚胡適“個人之高尚品德”，並號召“發揚‘明禮義，知廉恥’ 之道德力量”。胡適在答謝詞中反駁了蔣介石的講話，胡適說：“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還不隻是講了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的。”胡適隻顧自己侃侃而談，蔣介石卻已怫然變色，在場的所有人也一個個目瞪口呆。後來胡適把他與蔣介石的衝突概括為“自由”與“不自由”的鬥爭，“容忍”與“不容忍”的鬥爭。胡適在晚年經常說這樣一句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正是他身體力行，使他成為許多人引以自豪的“我的朋友”。
《自由中國》雜誌與國民黨發生正麵衝突，起因於胡適、雷震等籌組“中國民主黨”。胡適一直主張在台灣成立一個反對黨，以便彼此有所製約。他曾向蔣介石建議把國民黨一分為二，但遭拒絕。於是轉而支持雷震組建新黨。
從1959年到1960年初，有人發動勸請蔣總統第三次連任，《自由中國》和許多海外輿論都主張遵守憲法，反對修憲，反對連任，因此又形成一次輿論和政治權勢的強烈衝突。胡適這時一方麵支持雷震和《自由中國》，一方麵也私下勸告雷震略作約束。因此在《容忍與自由》的文章之外，胡適有一次對雷震說：“你說的話，我自己說的話，都會記在我的賬上，你不知道嗎？‘殺君馬者道旁兒’。人家都稱讚這頭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拚命地加鞭，拚命地跑，結果，這頭馬一定要跑死了。現在你以為《自由中國》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興，這都是你的災害！”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風又在台灣吹拂。73歲的蔣介石又麵臨著一次重大的選擇----是退居幕後，還是違憲連任“總統”？然而，蔣介石卻做出了繼續前台執政的抉擇。胡適對蔣的戀棧十分不滿，在這之前，他就請張群轉告蔣介石不要作第三任“總統”，“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蔣介石連任後，《自由中國》發表社論《蔣總統如何向曆史交代？》。胡適也從美國返台，發表《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的演說，與雷震等相互呼應。
1960年9月4日，蔣介石下令台灣省警備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10月3日，台灣當局以“涉嫌包庇匪諜，知情不報，並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的罪名，判處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國》雜誌也正式停刊。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與《自由中國》事件。
此時胡適正在美國出席教育文化基金會，當他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給副總統陳誠打電話，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殘異己的事。不久胡適回到台灣，去看蔣介石，和蔣談得很久，談得也很激動，並於當天留下一段詳細的日記。據胡適的日記所載，他告訴蔣說：“軍法審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師隻有一天半的時間可查卷，可以調查事實材料。十月三日開庭，這樣重大的案子，隻開了八個半鍾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八日宣判了！這是什麽審判？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
回台後，胡適拒絕友人的勸告，對記者發表了義憤填膺的談話：“大失望！大失望！還有什麽話可說呢！十一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已經成為自由中國言論的象征，我曾主張應為他們造銅像，不料換來的是10年坐監，這（胡適說到這裏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胡適一輩子經常營救朋友，如陳獨秀等。他與人聯名請求“特赦”雷震。蔣介石演雙簧，交“國防部”簽注而無下文。
1960年12月17日是胡適70虛歲生日。蔣介石寫了一個大大的“壽”字以示祝賀。蔣氏夫婦在官邸為胡適擺下壽宴，邀請“副總統”陳誠等10餘人前來慶賀。胡適過生日一直是按周歲計算的，他表示：“我今年是滿69歲，今天‘總統’祝我70歲，我就當作70歲了，我聲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蔣介石的壽宴不能撫平胡適內心因“雷案”所造成的傷痛，他仍舊為雷震的入獄而沉痛不已。翌年7月26日，雷震在監獄中度65歲生日，胡適寫下南宋大詩人楊萬裏的絕句《桂源鋪》送給雷震，這是胡適最喜歡的一首詩。詩雲：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2年2月24日下午5時，胡適親自在台北國民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主持院士酒會時，胡適幽默而得意地說：“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饒毓泰、吳健雄是物理學家。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適說著說著就激動起來，聲音很大，忽然麵色蒼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經搶救無效，當日作古。
胡適去世後，蔣介石親自寫了挽聯：適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蔣中正敬挽。
不久，蔣介石頒布褒揚令，高度評價了胡適的一生，讚譽他“忠於謀國，孝以事親，恕以待人，嚴以律己，誠以治學，愷悌勞謙，貞堅不拔”。但在胡適出殯的那天，“國防部中央電影製片廠”負責新聞片的編導，擬派攝影師去拍送葬的場麵，卻遭到蔣介石父子的禁拒。
但是,他絕對不是
--知識分子的楷模!
若中國的知識份子都像他,那麽,中國就死定了!
大概比毛澤東差上一萬光年!
會
曾想讓胡適擔任總統嗎???
笑話! 天大的笑話!!
胡適的思想,學識能與羅素(BERTRAND RUSSELL)比嗎???
差個十萬八千裏啊!
你不識天高地厚,竟然出口傷人,胡說八道!
悲慘!!!
連他在美國求學是的老師杜威也不讚同胡適在54運動的做法!
我在台灣南港時,從他的秘書拿得知: 胡適是個極要"名"的人!
他後來在美國很不得誌,才跑回台灣做中研院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