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第一冤案 毛澤東：我意此案處理不當，請軍委討論一次（組圖）

高敬亭（1901-1939），河南新縣人

高敬亭，是鄂豫皖邊區革命鬥爭中湧現出來的戰略家、軍事家。與此同時，又冒出一個拉不直、畫不圓的問號：高敬亭犯了什麽錯誤，得罪了什麽人，蒙不白之冤而遭殺身之禍？為此，筆者不揣冒昧，拋棄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傳統觀念，作出若幹探討，以求教於革命前輩和專家學者。

將軍功高大別山

高敬亭，河南新縣人，1907年出生，1928年參加革命，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區蘇維埃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黨委書記、紅軍第25軍75師政委、紅軍第28軍政委等職。1934年11月，省委率紅25軍長征後，他與中央失去聯係，在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困難條件下，他重建紅 28軍，勇敢地擔負起全麵領導邊區黨、政、軍的革命重任。

高敬亭以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軍事才能，以不足千人的隊伍轉戰鄂豫皖邊區45個縣，麵對百倍於己的敵人，創造了一整套克敵製勝的戰略和戰術。政治上，部隊建立各級黨組織，建立政委製度，團以上設政治部，自己擔任紅28軍政委（無軍長）；軍事上，堅持紅28軍能散得開、收得攏、打得贏、拖不垮。像 “拖垮二十五路軍，相機打擊十一路軍和東北軍，向保安團要補給”；“敵情明則打、地形有利則打、傷亡小則打、繳獲多則打”，反之則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則”。地方上，在鄂豫皖邊區組建起111個便衣隊，做到“主力紅軍與便衣隊結合，山區作戰與平原作戰結合，內線與外線結合”。另外，還有“敵上山、我下山”、“化裝偷襲”、“殺回馬槍”等遊擊戰術。

3年遊擊戰中，高敬亭與敵戰鬥數百次，典型戰例67個。其中，大勝26例，小勝28例，雙方各有傷亡8例，失敗5例，總計殲敵7.5萬人，牽製敵正規軍68個團約17萬人，氣得蔣介石撤去“鄂豫皖剿匪總指揮”梁冠英的職務。到1937年，在邊區22個縣建立起遊擊根據地，有力地支援了紅軍一、二、四方麵軍長征，是南方8省14個遊擊區中惟一保留軍、師建製的紅軍隊伍。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稱讚“紅28軍與敵人鬥爭很有成績，很了不起”。1938年春，周恩來在武漢接見了高敬亭，當麵誇獎說：“中央紅軍長征後，你們在十分艱苦、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鬥爭，你們功績很大。你們在敵後保存住這樣一支紅軍部隊，這是了不起的。”

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由鄂東北突圍到嶽西南田村，從何耀榜處得到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文件，他懷著喜悅之情，認真研讀了3年來第一次看到的中央指示。起初，他深感意外，麵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圍剿”等種種罪行，無論從思想和感情上都難以接受。當他領會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認識到曆史轉變關頭，自己必須和中央保持一致，便不計前嫌，於7月13日主動通知國民黨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衛立煌，要求派代表商談共同抗日。

談判桌上，高敬亭堅持“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既有堅持黨性的高風亮節，又有靈活機智的英雄本色。他向國民黨代表劉剛夫提出紅28軍番號應由兩黨中央共同決定，委婉辭退了國民黨任命的“工農抗日聯軍挺進司令”委任狀。7月28日，停戰協議正式簽訂，紅28軍的做法不僅早於其他各省遊擊隊，比黨中央與國民黨達成的合作抗日協議還早半個月。隨即，紅28軍及所屬地方武裝1800餘人，陸續到達七裏坪，在這裏設立招兵站，擴大武裝；又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區與周駿鳴領導的豫南紅軍遊擊隊取得聯係。高敬亭多次在大會上強調，不要因為合作而丟掉了紅軍優良傳統，“我們還是我們，我們仍然保持過去的階級友愛，過去的紅軍作風。”

國共和談達成協議不久，中央軍委將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這是新四軍中人數最多、力量最雄厚的支隊（新四軍4個支隊10個團，高敬亭占4個團3100人）。根據中央“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脈進至蚌埠、徐州、合肥三點之間作戰”的命令，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奔赴皖中和皖東，成為新四軍進軍敵後最早的部隊。他們在進軍和縣、含山、無為、巢縣、廬江、全椒、肥東、合肥途中，幾乎村村有哭聲、處處是難民，淒涼景象慘不忍睹，國民黨楊森部不戰而退，“皇軍不可戰勝”的論調甚囂塵上。高敬亭決定打幾個勝仗，鼓舞軍民士氣。5月12日，在巢縣東南蔣家河口設伏，全殲出擾日軍，打響新四軍對日作戰第一仗，比蘇南韋崗戰鬥早一個月。首戰告捷，意義重大，連蔣介石都致電嘉慰：“希飭繼續努力為要。”7月，遵照中央襲擾日軍後方運輸線的戰略意圖，連連在合肥至六安、安慶至合肥、舒城至六安等公路沿線，取得大關、小關、範家崗、椿樹崗、棋盤嶺、鐵鋪嶺、西卅鋪、七賢崗等30多次戰鬥的勝利。

據不完全統計，高敬亭從東進下山至1939年6月罹難的1年零4個月裏，先後戰鬥90餘次，其中，同敵千人以上集團作戰4次；阻擊80至500輛汽車的車隊6次；斃、傷敵2300餘人（包括日軍1700餘人）；俘敵400餘人（日軍9人）；消滅反動武裝和土匪3700餘人。繳獲長短槍1400餘支，輕機槍17挺、軍馬20匹；擊毀汽車 156輛、汽艇兩艘，給日軍和偽軍以沉重打擊，給人民群眾以極大鼓舞。特別值得稱頌的是，高敬亭所到之處，念念不忘宣傳和發動群眾，時時關注和組織群眾，全力以赴發展地方黨組織和武裝，擴大了我黨我軍在群眾中影響，使抗日烽火在皖中、皖東大地熊熊燃起。

新四軍名將——高敬亭

原則分歧惹禍端

高敬亭對黨無限忠誠，革命堅決徹底。他為人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辦事堅持原則，寧折不彎。他清正廉潔、嚴於律己，從而贏得了廣大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正是這些難能可貴的優良品質和作風，引來了親者痛仇者快的殺身之禍。

為大別山得罪了王明。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漢參加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的軍事會議。王明趾高氣揚地宣布：“要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我黨在大別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據理力爭，要求在大別山留下一支部隊，否則“那不是讓俺黨將人馬、地盤全部交給國民黨嗎”？王明氣得暴跳如雷，大聲斥責：“放肆！”鬥爭結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論上反對中央、輕蔑中央，對中央在武漢的領袖不尊重至極”的大帽子；而國民黨白崇禧部第五路軍全麵占領了大別山。長江局和中共安徽工委號召“幫助五路軍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派上萬名黨員和革命青年幫桂係軍隊改造基層政權，訓練鄉、保長，登記戶口，建立保甲製度。

一年後，劉少奇以中原局書記身份到皖東指導抗日鬥爭，他嚴厲批評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指出這種錯誤的後果之一，是沒有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他發電報給中央軍委，請示能否派一支部隊再進大別山。可惜，這已經不可能了，桂係軍隊已在那裏站穩了腳跟。

招兵買馬得罪了五戰區。1939年初，國民黨出台一係“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他們一麵拖欠和克扣4支隊薪餉，限製4支隊發展；一麵限令4 支隊全部向淮南鐵路以東的狹小地帶開拔，妄圖“借刀殺人”。新四軍領導人項英委曲求全、一再遷就，強令4支隊全部執行。高敬亭一邊推托、延宕開拔時間，一邊按中央洛川會議精神，在皖中創建根據地，推行減租減息，發動群眾，組織抗日。當時，項英提出“精兵主義”口號，嚴格控製民眾參加新四軍，在皖南參軍比挑女婿還難，所謂疤、麻、禿、醜者一律不要。高敬亭卻自行恢複9團，在皖中地區掀起“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送兒打東洋”的參軍熱潮，使4支隊人數猛增到萬餘人。據新四軍秘書處統計，這一期間，1、2、3、4支隊共增加兵力4523人，其中4支隊增員3865人，占增加數84％。

十分驚恐的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向五戰區和皖南新四軍軍部誣告4支隊“亂繳民槍、亂籌餉款”、“擅自招兵買馬”、“在皖省橫行騷擾”等 7大罪狀。奉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項英，斥責高敬亭“破壞兵役法”、“對黨的擴大部隊政策完全不執行”；並向毛澤東告狀：“高敬亭仍在現地收編土匪，擴大部隊……自行準備擴為3個團。”從此，高敬亭又多了一條罪狀：不服從領導，對黨的政策采取消極或積極對抗態度。劉少奇到皖東後，立即指示江北指揮部，應在皖東全境放手發動群眾，猛烈發展武裝力量，建立一個鞏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他多次強調：“革命的兵為什麽不能招？革命的馬為什麽不能買？”遺憾的是，劉少奇來遲了，高敬亭罹難已近半年了。

為皖中得罪了項英。1938年3月8日，高敬亭東進到合肥為中心的淮南鐵路兩側地區。其中，8 團到達肥東梁園、石塘一帶，殲滅了葛傳江、劉孟乙等漢奸土頑武裝；9團到巢縣、無為地區，在蔣家河口打響對日作戰第一槍；高敬亭隨領導機關駐舒城西港衝。項英致電中央稱：“高敬亭來漢情況甚好……高部準備在安徽所指示地區作戰。”

5月22日，中央發出《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並致電長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領導津浦路以西、平漢路以東、浦信公路以南廣大地區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隊成為這一地區主力。”作為鄂豫皖軍政委員會主席兼司令、政委的高敬亭，他怎麽能置中央指示於不顧，貿然率部離去？這也是高敬亭在東、西港衝滯留很久的原因所在。8月，董必武偕聶鶴亭到舒城視察，高敬亭匯報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想法，董老表態說：4支隊留在皖中很好嘛，這裏地理條件好，又接近老區，隻要能發展部隊多打勝仗，就留在這裏。

4支隊在皖中的發展壯大，引起蔣介石的極度不安。1939年1月，他親自電令4支隊必須將淮南鐵路以西以及舒城為中心的廣大地區讓出來。項英無視中央 2月份“對國民黨的無理進攻，必須反擊，決不輕易讓步”的指示，答應了蔣介石的無理要求。指派新四軍參謀長，江北指揮部指揮張雲逸與安徽省主席廖磊達成 “第四支隊向淮南及津浦南段活動，限三個月開拔完畢，隻留一部在無為與軍部聯絡”的協議。高敬亭向張雲逸反映了不同意見，陳述在舒、桐、廬地區建立根據地，具有地勢地形有利、黨組織和群眾基礎好等六大優勢。張雲逸說這是項英決定的。

為執行軍首長指示，高敬亭於3月抱病東進至肥東青龍廠褚老圩，戴季英和政治部駐離此不遠的李家圩子，同時命令在懷寧一帶活動的特務營返回舒城，向皖東滁縣地區進發。4月初，項英對江北工作發出指示：要求“軍事上控製津浦淮南兩條鐵路”，對國民黨“行政上采取多方讚助”，民運工作應“避免單獨活動形式”，“不宜提出創建皖東根據地的口號作號召，否則使同盟者害怕”。項英還批評高敬亭說：“你們隻知道農民……這樣搞會得罪地主，使自己孤立的。”與此同時，多次向中央反映，說高敬亭不執行他所謂“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等有關情況。

4月中旬，張雲逸、郭述申、方毅等到李家圩開會，郭述申傳達了中央六中全會精神，強調指出“對國民黨的無理進攻，必須反擊，決不輕易讓步”。張雲逸傳達項英指示：4支隊不再擴大部隊，全部撤往淮南路東，淮南路西由國民黨一七六師接管。會議發生僵局，最後決定等葉軍長來了再說。高敬亭因胃病和口腔大出血，主持完會議便回舒城西港衝休息。4月24日，中央發出《關於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的指示》，指明我黨我軍在皖東的中心任務是建立抗日根據地，決不是單純以控製兩條鐵路為目的，批評了項英的錯誤主張。讓人做夢也想不到的是，中央正確指示未能貫徹，葉挺卻帶來了蔣介石“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的電令，新四軍第一冤案發生了。

後來的實踐證明，4支隊離開皖中地區，地方黨組織受到嚴重損失，國民黨一七六師區壽年部占領皖中，舒城、桐城、廬江、金寨、潛山、霍山等縣數以千計共產黨員慘遭殺害；留守皖中與軍部聯絡的部隊，在國民黨二十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部反複進攻下，根本無法立足，被迫轉移到皖東。萬般無奈中，不得不於1940 年7月，重新派部隊、以生命為代價來開辟皖中地區。更具諷刺意義的是，1941年元月，蔣介石對“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項英也照下毒手，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不東進”及“楊曹事件”

高敬亭冤案風風雨雨幾十年，中央已經平反了，似乎可以畫上句號了。其實不然，由於“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經辦高案的負責人又好給人留尾巴，平反結論中留有“在四支隊工作期間犯有嚴重錯誤”的尾巴，給正確評價高敬亭抹上重重陰影。其實，隻要尊重事實，隻要以事實為依據，就可以抹去陰影，還曆史本來麵目。

不東進，是高敬亭被冤殺的重要借口之一。時至今日，仍有一些報刊載文說4支隊犯有未認真貫徹中央東進抗日的指示。方毅為此事大聲呼籲過：“當時，他的思想，他的行動，都是積極東進的。黨中央批評新四軍不貫徹東進指示，是指項英把江南部隊放在雲嶺軍部旁邊，不願東進蘇南和吳淞地區，怎麽把新四軍不願東進的罪名加到高敬亭身上？說高敬亭不東進是冤枉的。”王明、項英之所以說高敬亭不東進，主要是說他未把大別山、皖中拱手送給國民黨。大量的曆史事實再次說明，至1939年5月，4支隊已經到了皖中、皖東，並在敵後打開局麵。殺害高敬亭以後，整個8年抗戰中的4支隊（後改為2師）在新四軍上級領導下，又東進多遠呢？基本還是高敬亭被殺前部隊開辟的格局。

為敦促4支隊按蔣介石和省政府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項英指派葉挺軍長到舒城西港衝，以軍事會議形式，強迫高敬亭表態。高敬亭以“後方機關和醫院一時走不了為”由拖延時間，葉挺斷然宣布：“限兩星期必須出動。”13日，葉挺應廖磊之約去省府，就落實統一戰線相關問題再協商。廖磊顛倒是非、混洧黑白，向葉挺誣告了高敬亭一大堆罪狀。5月底，項英向黨中央並通過五戰區向蔣介石發去請示處決高敬亭的電報，蔣介石回電 “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項英等領導人，在未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意的情況下，執行了這一電令，從而出現了中共黨史上絕無僅有的、借國民黨刀殺自己高級將領的怪事。

葉挺帶著蔣介石電令到肥東青龍廠褚老圩，高敬亭聞訊從舒城趕來，有人勸他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高敬亭坦蕩地說：“俺心裏沒鬼，俺要去。”行軍途中，得知7團團長楊克誌、政委曹玉福離隊出走，高敬亭說，前指為什麽不向我報告？我到下塘集（葉軍長通知高敬亭到下塘集開會）怎麽向葉軍長講啊？

這裏必須說明，當年2月20日，有人檢舉楊克誌、曹玉福在攻打定遠周家老圩時，繳獲錢財沒全部上繳。高敬亭責令7團從皖東撤回舒城幹汊河休整，召集軍政委員會處理楊、曹問題。戴季英、林維先、吳先元、胡繼亭等都參加了會議，決定撤銷楊、曹職務，由秦賢安、李世焱接任。由於戴季英說情又暫緩執行，楊、曹繼續帶7團去皖東活動。據仍健在的知情人、新四軍4支隊老戰士稱，楊、曹這次出走，是他們獲悉了葉挺前來處決高敬亭的密報，為逃避受株連的命運，他們率少數人到湖北大山中打遊擊去了。多年來，一直講楊、曹逃到國民黨那邊去了，即使如此，國共合作時期，逃到國民黨那邊也不算大錯，不能把責任全推到高敬亭身上，更不能作為槍殺高敬亭的理由之一。因為八路軍115師參謀長周昆叛逃，沒有任何人對此負責；張國燾借祭黃陵之機逃叛，也未追究任何個人責任。今天，共產黨的省部級高官，侵吞巨款逃到國外，他們的上司亦不了了之。有人欲置高敬亭於死地，不發生楊、曹事件，高敬亭也在劫難逃。

高敬亭到青龍廠褚老圩，並未見到葉挺的人影，警衛員武器被繳，自己被投入牢房。6月21日至23日，葉挺主持連以上幹部大會鬥爭高敬亭，鄧子恢宣布主要罪狀：反對中央在武漢的領袖（指王明）；不服從命令，對抗軍部領導；擅自招兵買馬；破壞統一戰線等等。高敬亭一條也不承認，他以大量事實證明自己是正確的，當說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認的事實時，會場出現異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說：“紅28軍在艱難困苦中戰鬥幾年才有今天這支部隊，我沒錯！”“我們3年多與黨中央失去聯係，在大別山孤軍作戰，能堅持到今天，容易嗎？”

高敬亭的拒不承認，招來了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他被起吊起用細竹條抽得遍體鱗傷。肉體的傷害更激起他比義憤。高敬亭怒聲責問：“過去都不知道你們搞什麽去了，我們不知道你們搞什麽的？現在來整我。”在一次去會場途中，他縱身跳入褚老圩圩溝裏以死抗爭，結果被撈起繼續鬥爭。大家實在不願看到這種鬥爭場麵，一致要求對高敬亭進行教育幫助，給予立功贖“罪”機會。24日，葉挺的警衛班將年僅32歲的高敬亭押赴刑場，高敬亭大義凜然地說：“死對共產黨人無所畏懼，我的做法是正確的，我是共產黨員，我要死在紅地毯上。”葉挺安排完高敬亭後事，親自到衛立煌處向五戰區作了匯報。

高敬亭罹難後，鄧子恢率工作組進駐4支隊“肅清高敬亭餘毒”，紅28軍許多幹部、戰士受株連，一時人人自危。這當中，有的被降職；有的被送皖南軍部學習；有的被清洗；有百餘人離隊；主持西港衝後方工作的參謀王占元、連長沈查輝、號官鄭、警衛員常海等被處決。在延安的毛澤東接到項英“白崇禧電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電報後，氣得大聲疾呼：“項英好糊塗啊，內戰時期，蔣介石曾以重金懸賞高敬亭的腦袋而不可得，現新四軍主動要求殺高，蔣豈有不準之理？”

“反對黨領導”及“新開嶺事件”

高敬亭壓根不存在反對黨領導問題，即使在非常險惡形勢中，也始終保持一個共產黨員的錚錚鐵骨。1934年省委率紅25軍長征後，高敬亭按黨的指示，重建紅28軍，他願意別人稱他為軍政委，因為軍政委是代表黨的。他根據黨的方針政策辦事，以黨的精神建設紅軍，使黨的旗幟高高飄揚在大別山上。3年遊擊戰中，高敬亭幾度身陷險境，國民黨多次以高官厚祿利誘收買，他始終堅貞不屈，革命到底。

和黨中失去聯係期間，高敬亭數次派人尋找黨中央，把重建紅28軍情況向中央匯報，後因敵人封鎖等多種原因，未能聯係上。他在1935年7月的一封信中寫道：“省委同紅軍走了，大半年無上級指示”， “省委隻留我一人在此蘇區……紅25軍走將整個蘇區大小隊伍編好帶走，隻留28軍20餘支槍，30幾個便衣隊……”“望中央急派一人來領導”，“望派人指示”。當獲悉中央提出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時，他積極響應，開了國共談判的先河。1937年9月9日，高敬亭將談判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再次表達盼望中央派員來領導的心情，他懇切地寫道：“上級若不及時派人前（來）指示，馬上還要受脅製……祈上級急急地派一主要負責同誌前來，以作主張一切，是為至盼。”

黨中央、毛澤東先後派鄭位三、肖望東、戴季英、郭述申、方毅、程啟文、彭康等30多人到4支隊。程啟文在《從延安到七裏坪》中回憶赴大別山前，毛澤東找他和鄭位三、張體學、肖望東等4人談話，強調指出：“找到高敬亭同誌以後，切記不要高唱什麽主義，他們長期脫離中央的領導，會有各種各樣的具體情況和問題，要由他們自己去認識，去總結。千萬不要用在延安批判張國燾那一套去套他們。要很好地團結他們，統一在黨中央的路線、主張之下，一道抗日，發展勝利。” 程啟文等到七裏坪，受到高敬亭的歡迎，請他們對紅28軍進行全麵整訓，舉辦了幹部輪訓班和青年訓練班，全軍上下麵貌一新。這些都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方毅在《矢誌革命，忠貞不渝》一文中，回憶他和高敬亭共事的感受，一再重申“說高敬亭反對黨中央是很難成立的，說不過去的。說他排擠中央派來的幹部就更不符合事實了”，“從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沒有任何跡象說明他是排擠中央派來的幹部。”

那麽，新開嶺事件又是怎麽回事呢？這裏，有必要重溫一下戴季英的有關情況。戴季英是黃麻起義領導人之一，曾是高敬亭上級，1934年隨紅25軍長征後任中共陝甘晉省委常委。他熱衷於肅反，就是他把陝北紅軍領導人劉誌丹關押起來，幸虧毛澤東及時趕到才得釋放。戴季英被中央立案審查，反省自己的問題，正是高敬亭向中央指名道姓要他到身邊來，才使他及早解脫。戴季英到七裏坪，擔任4支隊政治部主任，他沒有按毛澤東的指示去團結、引導高敬亭，而是以中央使者自居，和高敬亭發生了不愉快，還經常向長江局、軍部反映高敬亭的不實情況。

1938年7月，4支隊領導成員會合不久，高敬亭發現與上級往來電報有問題，懷疑是政治部向長江局發報告他的狀，經追查譯電員承認有此事，高敬亭便將譯電員交戴季英處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自行通知延安來的幹部，包括 9團政委、政治處主任和7團參謀等到8團駐地西湯池“避難”，這就是所謂的“新開嶺事件”。如果高敬亭真像有些人講的那樣“心胸狹隘”，那麽，至少戴季英的曆史要重寫了。由於東進戰事緊急，高敬亭讓戴季英及政治部機關從新開嶺移駐東港衝，自己率4支隊機關駐到西港衝，很快拉開對日作戰序幕。1953年2 月，毛澤東視察安慶，談及高敬亭被冤殺時，他懷著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說：高敬亭不應該殺，是戴季英搞宗派搗的鬼，後來中央識破了，發電報指示不要槍斃高敬亭，但是電報晚了。

“破壞統一戰線”及“肅反擴大化”

高敬亭能堅持3年遊擊戰並取得勝利，除軍事鬥爭外，他執行了正確的統戰政策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高敬亭從實際出發，把單純的反蔣鬥爭，改變為抗日與反蔣相結合，改變了張國燾時期“左”的做法。他改變了過去對地主豪紳既要錢又要命的過頭行動，對聯保主任、保長等敵基層政權人員，采取打擊與爭取相結合，做到區別對待、分化瓦解，對罪大惡極、冥頑不化、嚴重危害革命的反動分子則堅決鎮壓。高敬亭團結國民黨軍官，影響了其他國民黨軍政人員；對俘虜不準搜腰包，不打不罵不侮辱，在敵軍中產生極大反響。高敬亭還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改變過去打菩薩、燒廟宇的過火行為……大別山人民群眾稱讚高敬亭部隊是仁義之師，主動冒著生命危險為部隊送糧送水、搶救傷員。應該說，高敬亭沒有破壞統一戰線，而是抵製了王明、項英“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做法，抵製了他們以統戰為借口，向國民黨的屈服、退讓，模範地執行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作出在大別山、皖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英明決策。

在青龍廠褚老圩鬥爭高敬亭時，會議的另一位主持人在揭發高敬亭肅反擴大化問題時，被高敬亭搶過話頭：“我替你說，你說我不服從黨中央領導，這是毫無根據的。搞肅反擴大化，我曾錯殺過同誌，但我也殺對過。你不要忘了張國燾主持的大肅反，你從白雀園一次就抓走15人，我得知被抓的都是好同誌，冒著被殺頭的風險，從你屠刀下，把他們保了出來，現在的張順安同誌可以作證。”

肅反擴大化，是土地革命時期全黨性的曆史錯誤，國際上蘇聯大規模肅反影響中國，中央又把鄂豫皖等地肅反經驗推廣到全國，各地區的領導和紅軍部隊的領導，都不同程度存在肅反擴大化問題。黨中央隻是把它當做曆史教訓記取，並沒有追究任何地區或部門的領導責任。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張國燾，在紅25軍中借肅反排除異己，迫害了曾中生、鄺繼勳、許繼慎等大批優秀指戰員。據徐向前回憶，紅四方麵軍有2500多幹部在運動中被肅掉；百分之六七十的團以上幹部被捕或被殺。高敬亭對張國燾的所作所為也不讚成，1932年12月，他與中共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聯名寫了《關於反四次圍剿及堅持鬥爭情況給中央的報告》，向中央揭露了張國燾的有關錯誤及嚴重後果。3年遊擊戰中，紅28軍雖遭受重大損失而不潰散，與高敬亭改變了張國燾的錯誤做法也有很大關係。他大膽起用了不少因肅反留在苦工隊的幹部，又把苦工隊變為2營。被撤去師長職務、正在做苦工的林維先，高敬亭認為他有軍事才幹，果斷地起用為軍部參謀、特務營長。

高敬亭將軍塑像

還有紅82師政委方永樂之死，一些書刊上繪聲繪色地介紹，說是因高敬亭的肅反，致使他在戰場上有意把身子暴露給敵人而犧牲。這種說法，若方永樂在天之靈有知，他絕對不會同意。護兒山戰鬥前，一些被肅反的人招供方永樂是他們同黨，高敬亭一直持懷疑態度。在護兒山這場關係紅28軍生死存亡的戰鬥中，高敬亭十分信任地委方永樂重任，先讓他指揮82師戰鬥，關鍵時刻又讓他掩護全軍轉移，在即將完成任務向後轉移時，方不幸被敵人一顆子彈擊中。高敬亭當時悲痛欲絕，當年參加戰鬥的不少人寫文章都談及了此事。說方永樂故意讓敵人擊中，隻能是主觀臆斷而已。

黨中央、毛澤東對高敬亭問題始終持慎重態度，始終堅持團結為主的方針。鑒於高敬亭與王明、項英、戴季英等存在的種種矛盾，中原局曾向中央提出過處理高敬亭3點意見，也完全符合慎重、團結的精神。 1943年周駿鳴在延安黨校看戲，毛澤東對他說：“周駿鳴，高敬亭不槍斃，送來延安學習好不好？”反映了毛澤東對高敬亭的懷念和反思。劉少奇也對周駿鳴說：“不讓出大別山，不是更好嘛，有這塊根據地，跟敵人鬥爭不是更有力量嗎？到路東沒有基礎。”如果高敬亭和土生土長的4支隊不出大別山，那麽，解放戰爭中，就不會出現“中原突圍”和劉鄧“挺進大別山”了，革命形勢發展將會更快更好。同年秋，黨中央又電詢：我們要送高敬亭來延安學習，你們為什麽要殺他？要查清原因報告中央。

針對新四軍在處理高敬亭問題上的嚴重失誤，中央提出了批評。葉挺得知中央曾經有過對高敬亭采取過渡辦法的指示後，心情十分沉重和後悔。鄧子恢、張雲逸是“反高鬥爭”負責人之一，在一次新四軍軍部會議上，二人分別總結教訓，主動承擔責任，並且引以為咎。

毛澤東於1975年12月14日親筆批示說：“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了平反通知書。1985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合肥接了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和女兒高鳳英，他對高鳳英說：“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學習。” “如果有人認為平反後還應有尾巴，那是錯誤的。”1989年6月，方毅副總理、萬海峰上將、林維先中將，主持召開了高敬亭遇害50周年紀念會。

（摘自《文史精華》2005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