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中南海電信局

中南海電信局創建於1949年。同年6月，中南海電信局首批話務員進入中南海。幾十年來，中南海的話務員換了一批又一批，但“說個名字就能通話的傳統未變”。為此，多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表揚。

中南海電信局創建於1949年。這年元月31日，被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達一個半月之久的北平終於宣告和平解放。同年2月，軍管會接管了北平電信局。

1949年3月初，為準備中共中央從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遷來北平西郊香山，保證中央通信的需要，北平市軍管會物資接管委員會電信接管部部長王諍指示：務必於3月23日前建立香山專用局，後選定香山慈幼院理化館舊址，作為香山專用局的局址。

裝機工程於3月10日正式開工。由於時間緊，任務重，機、線、話務員全力以赴，夜以繼日奮戰，裝設自動交換機和無紐人工台；在香山、八大處、玉泉山和青龍橋一帶架設中繼線和臨時專線、安裝小交換，還擴充了部分郊區線路，並架通了到市內電話五局的中繼線。全部工程於3月23日如期竣工開通。

遴選話務員工作是2月份進行的。一天，北平電信局年輕漂亮的長途話務員顏誌明像往常一樣，早早地去參加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共北平市委舉辦的第一期幹訓班。她剛到教室，就有人通知她，叫她馬上回去見軍管會代表李玉奎同誌。

她急急忙忙地來到李玉奎辦公室。李玉奎嚴肅地對她說：“你是一名地下黨員。黨員要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要絕對服從革命工作的需要。”

李玉奎停頓了一下，繼續說：“現在，黨組織決定你暫停學習，調你去直接為黨中央、毛主席服務。任務十分重要，也很緊急。要離開家庭，到新的地方去。”

顏誌明聽後，站起身說：“黨叫我幹啥我就幹啥，堅決服從組織上的安排。”

李玉奎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後向她宣布三條紀律：一、不準和任何人聯係，包括不準和父母通信；二、到崗後不許隨意走動、外出；三、不許出任何差錯，並嚴守秘密。

談話第二天，顏誌明和劉玉茹、祝靜殊、張景蘭等同誌被送進香山大院，成了話務班的第一批話務員。

她們來到香山，便投入到建立香山專用局的工作中。

香山專用電話局建成後，周恩來前來視察，他對使用自動電話提出了意見，認為撥號電話不如人工電話方便，於是中央辦公廳的葉子龍、汪東興立即找到有關同誌，要求馬上想辦法，限一天改完。有關同誌立即帶領機務人員進城，從原國民黨聯勤總部拉回一台磁石交換機和若幹單機，線務員重新裝機配線，隻用了一天多時間，及時為中央領導裝上了人工電話。

1949年4月，為保證部分在西郊的中央軍委和中央單位的電話通信需要，將圍城期間被國民黨軍隊破壞的西郊28局局所進行修複，於4月27日開始裝設共電複式人工交換機，至5月19日竣工開通。

隨著中央逐步轉入中南海工作和籌備第一次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加強保密和提高通信效率，北平電信局根據中央辦公廳的決定，於1949年6月26日開始籌建中南海專用局。1949年7月15日中南海電信局竣工開通。

中南海專用局開通後，香山局作為黨中央通信服務的專用職責即告結束。而顏誌明等同誌也離開香山，隨中央機關遷入中南海，成為中南海電信局的首批話務員。

作為中南海的話務員，她們感到無比幸福。當她們初次從交換台上聽到毛澤東、周恩來等曆史巨人的聲音時，她們竟然無法控製住自己的淚水。

這些在北京長大的姑娘，能夠走進紅牆，直接為這些偉人們服務，的確感到無比的自豪和莫大的滿足。但是，有一個難題也困擾著她們，有時在首長們濃重的地方口音麵前一籌莫展。有一次，一位話務員接到毛主席的電話。這位話務員本來就有點緊張，再加上主席的湖南口音，聽完後，這位話務員卻不知所雲。幸好主席察覺到了，又很慢地重複了一遍。原來，主席是要劉少奇同誌聽電話。

這件事，對話務員們觸動很大，於是她們便開始苦苦揣摩各地的語言、方言，經過一番苦練，她們很快就適應了首長們的各地地方口音。

但她們並沒有滿足，而是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服務水平。由於她們苦心搜集，她們對首長與通信有關的一切細節都了如指掌。首長的秘書是誰，警衛是誰，常和誰聯係，常去哪裏，甚至連話機放置的位置，都清清楚楚。幾十年來，她們把這些融入服務之中，做到了隻要首長說個名字，就能馬上接通電話。由於話務員對首長的習慣很熟悉，以至她們搖鈴的長短輕重都有區別。話機離首長近些，搖鈴就輕些、短些，話機離得遠些，鈴就搖得長些重些；估計首長已經休息，就搖得輕些、長些。不同的習慣，搖鈴也不同。周恩來總是要處理各種事務，所以，精神亢奮些，隻

需輕輕一搖，電話就接了；而毛主席往往沉於寫作或思考之中，所以電話就搖得重些。強烈的責任心和熱情的服務，使她們很快就獲得了首長們的信賴。首長們開始把一些屬於秘書職責範圍內的工作放心地交給她們。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會議通知。時間久了，連很少開玩笑的少奇同誌，也在電話裏戲稱她們為“電話秘書”了。

話務員們工作認真細致，她們能隨機果斷處置一些緊急情況。

有一次，周總理的專車正在向北京西郊某地疾馳，在行至動物園附近時，交通信號燈剛剛由紅燈轉為綠燈後，僅一秒鍾，又變成了紅燈。總理的車剛要起步，又不得不停了下來。總理正在納悶時，穿白色製眼的交通警察走到總理的專車跟前，向已經下車的總理敬了一個禮，報告說：“接中南海電信局話務員轉達的通知，劉少奇主席請總理立即回中南海參加一個緊急會議。”

周總理聽後，馬上叫司機掉頭，馳回中南海。因為總理知道，既然信息出自中南海那些極端負責的話務員之口，那就肯定不會有錯。周總理曾不止一次地讚揚這些話務員說：“世界上哪一國的婦女也沒有我們這些女同誌本事大。隻要告訴她要找的人，即使不知道對方的電話號碼，她們也總能千方百計地給你找到。”

這次找周總理，話務員們也是費了一番心機。這天，周總理剛剛離開辦公室，劉少奇就打來電話，請總理參加一個緊急會議。

周總理日理萬機，從黎明到深夜，往往一天要去十多個地方，上午在大會堂開會，下午就可能深入某單位聽取匯報，而晚上可能又到了外地去視察了。這些日程，又是屬於機密。但是，隻要有重大事情，中南海的話務員就能千方百計地把電話接到總理身邊。

這天，話務員接到少奇主席的電話後，經多方詢問，得知周總理乘車去西郊某地，至於最終目的，則誰也不知。話務員在對總理的出車時間、可能走的路線進行分析後，果斷地把電話掛到了動物園附近的交通崗樓，請值班交警轉告路過此地的周總理。就這樣，她們圓滿地完成了少奇主席交辦的重要任務。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中南海的話務員換了一批又一批，但“說個名字就能通話”的傳統一直沒變，這給中央領導同誌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大家或許不知道，這樣的超一流服務是在設備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做到的。當北京普遍用上自動電話時，她們還在人工接轉電話；當北京大麵積推廣程控電話時，她們手上的設備還是其他地方開始淘汰的步進製、縱橫製。現在設備已經更新了，但由話務員人工接轉電話的方式依舊。因為，如果沒有話務員這一環節，電話就可直接撥向任何一位領導人的辦公室或床頭，這樣，我們的領導人就成天隻能接電話了。

由於她們的精湛的業務素質，她們細致周到的工作態度，她們忘我的責任心、事業心，非常好地完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交辦的重要事宜，時時刻刻地保證了通信暢通，因而，她們也獲得了殊榮。從1963年起，她們就成了全國郵電係統的一麵紅旗。現在則是郵電部命名的“全國電信優質服務先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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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彭潤田

    大灶中灶都要站著吃

    香山專用局位於香山慈幼院理化館舊址，是進入香山後第一個能看到的建築。院中房子不多，西、南、北各有一套白色的平房，北房後麵還有一排平房，最後麵是小院，前後院有幾棵樹。機、線、話的工作房間在北麵前後兩排房裏，工作間很簡陋，沒什麽先進的技術設備，也沒有冷暖氣設備。幾個女話務員被安排住在西房集體宿舍。

    專用局黨支部建成後，要求大家過半軍事化的集體生活。當時在香山的中央機關對外稱“勞動大學”，上級領導機關發給專用局的工作人員一人一枚“勞動大學”校徽，佩戴校徽就代表是香山內部的工作人員。

    專用局開始是吃大灶，與中央警衛連戰士一起在專用局院外山坡下東北角的一個院子裏吃飯。沒有飯廳、飯桌、坐凳，幾個人圍個圈蹲在地上露天用餐，主食是小米和高粱米，一盆熬白菜。不久，在領導關照下，專用局被改到中灶吃飯，標準有提高，有了飯廳和飯桌，但沒凳子，還得站著吃。每周有幾次大米白麵，菜也多，在這裏有機會見到中央機關各部門的領導和中直機關的工作人員。

    因為人員少，在香山專用局裏大家幹活不分工種。架線裝機任務重，機務和話務全上，女話務員也曾和線務一起爬山架線、裝機。

    周恩來隻喜歡手搖機

    北平解放前，我是西柏坡軍委三局電話隊的負責人，電話隊裏有總機排和架設排。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準備將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往香山。1949年2月，中央領導未進北平前，我就跟著時任軍委三局局長的王震進了北平城，接管北平電信局。在電信局待了一個月，我就接到上級命令，帶人上香山。這支特殊的電信隊伍有機務員、線務員、話務員，這些人大部分是原來北平電信局裏的地下黨和表現突出的工作人員。

    從接到任務到完成任務，我們隻有十幾天的時間。十三天後，西門子自動交換機一百五十門、無繩人工台一部都安裝到位。還在香山、八大處、玉泉山和青龍橋一帶架設了中繼線和臨時專線，安裝了小交換機，擴充了部分郊區線路，架通了到市內電話五局的中繼線。

    中央機關進駐香山後，周恩來親自視察了香山專用局，看到撥號的自動電話，周恩來說：“要找號碼，還要記號碼，我們還能辦公嗎？”要求把撥號的換成手搖的。第二天，機務人員進了北平城，從原國民黨聯勤總部拉回一台磁石交換機和若幹部單機，線務員重新裝機配線，一天時間又為領導裝回了人工電話。用人工電話，從外界打給領導的電話由話務員轉接，領導往外打電話撥“0”，然後再由話務員轉接。

    主席題詞“電訊”改“電信”

    1949年7月，中央領導搬進中南海。香山專用局的工作人員也跟隨中央進了中南海，局址選在原成達中學院內的平房裏。1949年7月15日中南海專用局正式開通後，香山專用局為黨中央通信服務的專用職責結束。
中南海專用局在局內安裝了步進製自動電話交換機、中繼台、蓄電池，遷入人工磁石交換機，還敷設了地下和架空電纜。

    1951年4月，中央辦公廳和郵電部決定，在中南海新建自動機房，由已經改名的北京電信局負責執行。新的自動機房安裝了新機器，舊機器也進行了擴容。

    1952年7月，配備兩千門步進製自動電話交換機和人工交換台的電話局新樓落成，局號定為39，對外稱“北京電話三九專用局（簡稱三九局）”。我找到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想請主席題字。毛澤東起初題了“中南海電訊局”，我覺得“訊”字應該改為“信”字，第二天，毛澤東又重新題寫了“中南海電信局”。

    1982年10月，北京電信局在中南海專用局的局址上建設了新的機房樓，安裝了數千門縱橫製電話交換機，更新人工磁石交換機和人工共電交換機，並淘汰了一批交換機。1989年11月，三九局正式對外更名為“中南海電信局”，並改擴建為程控局，安裝了程控數字電話交換機和數字複用設備，布放了光纜，但人工轉接的交換機仍然保留。

    記錄本上留首長行蹤

    我的妻子徐敬媛曾在中南海專用局當話務員，每月單位規定隻許回家一次，不許在家住宿，不許隨便外出，不許與親友通信，不許向親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點和任務，不許聽領導同誌的電話。

    領導們來自不同的方言區，話務員多是北京姑娘，要聽懂領導的話就得揣摩各地方言，要接通每一個電話，就得記上千個號碼，還得掌握領導每天大致的工作情況，所以話務員一般跟領導的秘書很熟。

    在專用局裏，話務員不隻是轉接電話，還必須負責接通電話，隻有找到要找的人並通上話，話務員的任務才算完成。專用局話務員是輪班製，為了保證迅速準確地接通電話，每個話務員上崗前都得先翻看、記憶總台上的一本記錄本，本子上記錄著領導秘書提供的每位領導一天的具體行程安排。掌握了這些，才知道在哪裏能找到哪位領導。

    周恩來稱中南海的話務員：“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女士也沒有我們這些女同誌本事大，隻要告訴她們一個人名，不知道電話號碼，她們也總能千方百計地給你找到。”一天，周恩來剛從中南海出去，毛主席有急事打電話找他，總機話務員根據周總理的行車路線，判斷出周總理大致的位置，並立刻通知交警。當周總理的轎車行進到一個路口時，突然亮起了紅燈。就在周總理搖下車窗想詢問出了什麽問題時，過來一名交警“啪”對總理行了個標準的立正禮，低聲說道：“毛主席有急事找您，請您立即回中南海！”

    紅黑電台級別有區分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電台有紅黑之分，紅色電台是首長保密電話，黑色電台是首長的普通電話及其他單位的電話。紅色電台、紅機子在保密網內，黑紅不能混接。一般電話找到首長就要接黑電台，領導拿錯了電話還需要換接。

    除了值守電台外，話務員還要值守長途台，同時負責給用戶查電話號碼。長途電話要做記錄後通過北京長話局專線台轉出去。要做到快速記錄，就要學習地理知識，掌握各省會及其簡稱，甚至各大省市大的招待所的名字。同時還要學習百家姓，隻要用戶告知姓名，就能按規定的用語向用戶解釋，如姓趙解釋為走肖趙，姓甄解釋為西土瓦甄。而且還不能使用禁用語，如姓牛，不能說是牛馬的牛，必須說是午字出頭的牛等。

    當時話務員的月工資是八十多元，工作中的差錯分小、大差，嚴重差錯及事故，差錯多少與評獎掛鉤。如錯叫了一次一般電話，隻要響鈴了雖未接通仍視為差錯。紅電台首長的電話更嚴格，隻要插了一下用戶塞孔，沒搖用戶也算大差，搖了首長拿起機子視為嚴重差錯，接通講話為事故。

    還有，夜班不能隨意摘下耳機，值機不論何時都要坐姿端正、持塞待接。渴了也不能任意離席喝水。背號、查號要定期檢查，每人成績通過圖表進行公布。每次考核一百個號碼。   

（摘自《法製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