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去世前後的種種隱秘（組圖）

“65329999”。1997年2月19日晚11時許，路透社駐中國首席記者馬珍的傳呼機顯示出這串數字。這是讓馬珍心跳加速的數字。它蘊藏著一個秘密。對新聞記者來說，這個傳呼極端重要，其含義是“鄧小平去世”，隻有發信息的“知情人士”和馬珍兩人知道。大約一個半小時之前，另一串數字出現在傳呼機上----來自另一位知情人士，含義依然是“鄧小平逝世”。
“隻有我們知道打傳呼的人是誰，他們彼此也不認識。”馬珍的同事林洸耀說，他立即回電話核實消息。與此同時，馬珍的電話響了，來電者是位高級別官員，說話簡單而含蓄：“別睡覺了，今晚要出大事。”從三個不同渠道的消息，印證了一個當年全世界最重大的新聞。 

最後時刻 

1996年12月12日，鄧小平沒有像往常一樣按時起床。對這位生活規律的老人來說，這樣的例外絕少發生。雖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間，熬夜看球。但保健醫生發現這次情況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暢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邊的醫生已不能應付局麵，隻好把鄧小平送進醫院。 

讓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副主任劉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們參與創作的係列紀錄片《鄧小平》成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後一部電視片。 

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樓的頂層，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發上看完《新聞聯播》後，仍有興致地欣賞其後中央電視台播放的紀錄片，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 

“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隨身醫護人員黃琳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什麽也不說，隻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邊，把電視裏麵那些話一句句重複出來，黃忽然感到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羞澀。 

“那部片子我參與了創作，話語非常平實，小平同誌是反對個人崇拜的，我們也不試圖神化他，但小平同誌仍然對我們偶爾描述他功績的句子感到不好意思。”劉金田說。 

中南海裏一些重要的領導人，在這個時候依然忙於國務----1月，總理李鵬去了遼寧，政協主席李瑞環去了海南，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去了江蘇和上海，副總理朱鎔基去了重慶，常委胡錦濤也按計劃出訪南美三國。 

這時正是新年和春節之交，一年之計在於春，黨和國家領導人事務繁忙。這期間，政治局委員們接到通報說小平同誌病情穩定，不會有什麽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辦了。 

春節前夕，鄧小平沒有回家過年，但他仍然可以在醫院會見前來看望的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 

當時的新聞報道說，在談話中，鄧小平請江澤民等轉達他對全國各族人民的節日祝賀，並希望在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把當年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和召開黨的十五大兩件大事辦好。 

進入2月，人們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一位當時的部級官員告訴本報記者，他很早就接到中央通知，說小平同誌快不行了，這段時間要待在北京。 

春節期間，回老家過年的劉金田接到上級電話，“說小平同誌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接到電話的還有劉的其它同事。幾天時間內，他們完成了《悼詞》、《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和《鄧小平偉大光輝的一生》三個文件。 

老人從早到晚陷入疾病的折磨中。黃琳曾見過這樣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會呻吟，有些人會叫喊，可“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 

專家說：“他的心髒並沒有什麽厲害的病，肝髒也好，也沒有糖尿病，就是後來神經係統不太好。由於帕金森病影響他咳嗽，影響他吃東西，後來隻能吞咽，也影響他活動。他患帕金森症的時間也長，治了十幾年，到後來情況越來越差，再後來就是呼吸的問題了。” 

采訪過多位鄧小平醫生的研究者餘瑋說，那些醫護人員便是小平臨終時刻的見證者，他們所見證的是一個平民化的小平。 

據透露，小平病重期間，他的家屬與他一樣，一點特殊要求都沒有，不幹涉醫護小組的方案，小組完全自己做主。當然，每一套方案實施前，醫療組還是要請家屬簽字，家屬隻是履行手續，對醫療組特別信任、放心。 

醫護人員看到鄧小平痛苦的樣子特別難受，臉上難免露出愁容，老人會說那麽發愁幹嘛，高興起來。 

1997年2月19日傍晚6點多，鄧小平的病情出現異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隻能借助機器來呼吸。 

鄧小平夫人卓琳帶著全家人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中央，轉告“鄧小平的囑托”：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眼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醫生傅春恩說：“我們早就預料到這一天會到來，這之前，發生過幾次病情變化，都搶救過來了。這一次，我們同樣進行全力搶救。” 

到晚上9點08分，當醫療組認定已回天無術時，醫療組組長、阜外心血管醫院院長陶壽淇與301醫院副院長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搶救’”。眼睜睜地看到一直與自己形影不離的首長離開這個世界，在場的醫護人員終於忍不住嚎啕大哭。 

這個晚上，恒溫病房內依舊溫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卻是一派北國氣象，老人在這裏走完他最後的曆程。

平靜告別 

當一輛飾有黃黑兩色綢帶的白色靈車開上長安街時，盡管從位於五棵鬆的301醫院到八寶山隻有2500米，但擠滿了首都各界人士和從各地趕來的10多萬人民群眾。 

有幾個年輕人豎起了一麵旗幟，上麵寫著：“再道一聲：小平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裏長街送總理的動人情景。“跟當年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感覺和情緒有一些相似，很悲痛。”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劉忠德回憶說。 

2月20日，新華社發表了《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鄧小平同誌治喪委員會公告》和《鄧小平同誌治喪委員會名單》。其形式級別和毛澤東主席同格。但沒有像1976年那樣發布《全國各地舉行追悼儀式的通知》、《中央軍事委員會關予陸海空三軍進入一級戰備的命令》和《中央委員會給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的緊急電報》等文件。 

一位新華社資深記者在一篇回憶文章裏說：“我下樓上班時，電梯服務員很平靜地說：‘小平走了。’上班的路上很平靜。我用從業30多年記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當年毛澤東逝世時的情景，沒有找到一絲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複的痕跡。” 

20日淩晨4點中央電視台的記者第一時間上街采訪，其時隻有農貿批發市場人頭攢動忙於買賣的人們從記者口中得知這一不幸，一位賣菜的農村婦女用純樸的語言反映出人們對鄧小平的感情：“要不是小平俺們現在哪能賣菜掙錢哪?” 

記者繼而問她：“那你擔心不擔心鄧小平逝世會影響現在的政策呢？”“我不擔心，改革開放都快二十年了，變不回去了，要變也是往好了變，你說呢？” 

劉忠德回憶說，當時中央的意思是，小平同誌雖然走了，但是(他力推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能變，“當時也有種種擔心，但最終能實現平穩過渡，在我看來，說明大多數老百姓還是讚成小平同誌改革開放政策，這一點我認為最重要”。

1997年2月24日，北京長安街，群眾自發悼念鄧小平

不留遺言 

一個以江澤民為主任的459人的治喪委員會正式成立。治喪委員會沒有設副主任。鄧小平逝世後，並沒有出現人們所擔心的“過渡危機”。實際上，鄧小平主動從政治舞台淡出以後，很平穩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領導的過渡，成功地實現了1985年接受邁克?華萊士采訪時的承諾：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這會有助於實現現行政策的連續性。 

鄧小平去世後的幾天，中央電視台多次在節目中播放鄧小平肯定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鏡頭。和毛澤東離世那種撕心裂肺的場景相比，鄧小平離世給社會帶來的震動要小得多，這是後人在總結這段曆史時，經常提及的，而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種努力的結果。 

鄧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麵，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19”距香港回歸日隻剩131天。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20日早上悲痛地表示，“一國兩製”概念創造者無法親眼目睹香港回歸，感到十分難過及悲痛。 

同樣在這天，《大公報》一記者匆匆從深圳趕回香港，他在中環地鐵站做了隨機采訪。采訪了大約100個人。采訪主要圍繞三個問題，一、你知道今天中國發生什麽重要的事嗎？二、你認為鄧小平的逝世對中國大陸或香港未來走向影響大不大？三、你覺得鄧的逝世會影響香港回歸嗎？ 

采訪結果，86%的人知道鄧小平去世；多數人認為這是件大事，但不認為會影響中國大陸或香港社會的未來走向；多數人也不認為會影響香港回歸。 

劉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後的日子裏思維清晰，但他並沒有留下任何遺言。那段時間，老人有時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 

黃琳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問他還有什麽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麽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麽吧？”黃琳這樣想。 

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隻是淡淡地說：“該說的都說過了。”“南方講話就是鄧小平最後的政治囑托。大局已定之後，他就不再過問什麽了。”劉金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