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幫助蔣經國回到中國父子團聚（組圖）

1925年,剛滿15歲的蔣經國在父親蔣介石的允許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攜妻帶子返回祖國。這期間,蔣經國曾三次向蘇聯當局提出回國請求,前兩次都未獲批準。最後一次,由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在中國共產黨的協調下,蔣經國才實現了回國的願望。

留蘇的最初歲月

1925年10月19日,蔣經國搭乘“遠東”號貨輪從上海出發,低達海參崴,再改坐火車經西伯利亞,於11月底到達莫斯科。與他同去的有廖仲愷之子廖承誌,葉楚愴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誌剛,於佑任之女於芝秀和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等22人。

莫斯科中山大學位於莫斯科沃爾霍夫大街15號,是1925年蘇共中央為紀念已故的孫中山先生而創辦的,專收中國留學生,目的是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留學生由國共兩黨共同推薦,鄧小平、張聞天、左權、王明和徐君虎等都曾是蔣經國在中山大學的同學。

蔣經國留蘇前還有一段小插曲:1925年蔣經國正在北平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因參加反對北洋政府的遊行示威,被北平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後他來到廣州黃埔探親。當時進步學生都以赴蘇聯留學為榮,黃埔軍校正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但都要人保薦。蔣經國與幾位朋友決定申請,並要求吳稚暉推薦。吳稚暉問他為什麽想遠適異國,蔣經國答說:“為了革命。”吳大笑:“革命就是造反,難道你不怕嗎?”蔣經國表示不怕,吳稚暉告訴他:“革命不是這麽簡單的吧?你要去考慮一下。”兩星期之後,蔣經國又找吳稚暉,表示依然要去莫斯科。

蔣經國要去蘇聯留學,作為父親,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是怎樣的態度呢?由1925年10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裏的簡單記述可見一斑:“我再次提示經國,我決定允許他到蘇聯進修。”

初到莫斯科,蔣經國表現得既興奮又好奇。據蔣經國的同班好友徐君虎回憶:當時蔣經國在所有中大的同學中年紀最小,個頭不高,隻有一米五多一點,但粗壯墩實,經常穿一件夾克式工人服,戴著鴨舌帽,走起路來蹦蹦跳跳,整天無憂無慮,非常活躍。見到同學就主動伸出手來,操著寧波口音說:“我叫蔣經國,我們是同學啦!”

來到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蔣經國及其同學好像進入了一個自由的世界,呼吸著新鮮的空氣,過去不敢公開大聲歌唱的“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現在可以盡情地唱了,革命的熱情和青春的活力在這裏迸發出來,他們渴望中國將來也能像蘇聯一樣。

中山大學開設的課程除俄文、曆史、哲學外,還有馬列主義和軍事科學等。學校裏的革命氣息很濃,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在飯堂的牆壁上掛著“中俄聯合萬歲”、“中國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有一次,蔣經國很奇怪地問一位俄國朋友:“為什麽紅軍所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並不是紅的?”朋友告訴他:“我們蘇聯稱自己的軍隊為紅軍,是在主義方麵講的,共產主義旗幟是赤色的,我國軍隊是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所以稱為紅軍。”事後蔣經國為自己的幼稚和無知而感到非常慚愧。

從此,他一改過去愛交往的性格,一有空就拿起書看,特別愛看馬列的書,並擔任學校牆報“紅牆”的編委,負責牆報稿件的收集、編輯和出版工作。他經常在牆報上發表文章,曾在一篇“革命先革心”的評論文章中,號召“大家站在革命陣線上,鞏固中國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組織,爭取中國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此文獲得校方的充分肯定。

1925年12月,蔣經國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他以滿腔熱情投入學習,不但成績優異,而且積極參加各項活動。

兩次請求回國遭拒

1927年4月,蔣經國在中山大學畢業,他向蘇聯當局提出申請,要求回國,準備把所學的知識和革命熱情帶回國內。恰在這時,中國國內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

消息傳到蘇聯,中山大學群情嘩然,人們把憤怒的目光對準了蔣經國。

出乎大家的意料,蔣經國的態度非常堅決,公開批判蔣介石的“清黨”政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他跳上講台用顫抖的聲音不斷地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反革命蔣介石!”並發表演講:“我在這裏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4月24日,蔣經國在《人民論壇報》發表公開聲明:“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以後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著革命走。”這份聲明被塔斯社譯成多種文字廣泛散發。

蔣經國的表現,使他得到同學和蘇聯人們的尊敬。這個聲明發表後,莫斯科的居民帶著極大的關注詢問留學生:“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時間,蔣經國名聲大噪,婦孺皆知。

“四一二”事變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與蘇聯中斷關係。7月,蘇共中央將中山大學學生中的國民黨員大部分遣返回國,留下的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一部分思想進步的國民黨左派分子。蔣經國由於表現突出,更由於他的特殊身份,蘇共中央決定把蔣經國留下來,並保送到列寧格勒的紅軍軍政學校學習。並批準他為預備黨員。
蔣經國第一次回國的願望,因為蔣介石背叛革命而未能實現。

多年後,蔣經國在回憶錄中稱當時譴責父親的行為是迫於壓力,如果不這麽做,怕遭到斯大林等人的迫害,這話的可信度值得懷疑。而事實上,當時17歲的蔣經國,血氣方剛,對共產主義學說接受較快,在紅色教育的熏陶下,已是一位徹頭徹尾的熱血青年,對於政治的熱情完全壓倒了父子親情。在這種心裏狀態下,大義滅親是完全可能的。

蔣經國在蘇聯的表現是蔣介石事先沒有想到的。兒子出國的目的是想到“世界革命的聖地”——蘇聯學習先進的革命知識,而對於父親來說,讓15歲的兒子去社會主義國家留學,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1924年國民黨重新改組後,實行“聯俄、聯共、扶肋農工”的政策。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8月廖仲愷被刺,胡漢民被趕走,許崇智被解職,使蔣介石和汪精衛成為國民黨內的首要人物,蔣介石當時的地位,由於他在支持聯俄時得到鮑羅廷(原孫中山的蘇聯顧問)的擁護這一重要情節而得到加強。盡管當時國民黨內有戴季陶等人的強烈反對,蔣介石還是標榜“以俄為師”、以“革命左派”自居,為繼承孫中山的大政方針,他采取結納蘇聯的立場,讓兒子蔣經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

蔣經國告別莫斯科,來到列寧格勒的紅軍軍政學校學習。這時他的周圍大多是蘇聯人,上課也不用翻譯,待遇要比中山大學高,每月有四五十盧布零花錢。

1930年5月,蔣經國以全班第一名成績畢業,他第二次向當局提出回國請求,準備用自己所學的本領來幫紅軍打蔣介石。此時,正值蔣介石調集十萬大軍第一次圍攻江西中央紅軍,當局對蔣經國采取不信任的態度,再一次拒絕他的要求。他又申請參加蘇聯紅軍,結果也被拒絕了。

為此,斯大林專門召見了蔣經國。見麵後,斯大林隻談家常,卻隻字不提回國之事。根據《蔣經國傳》作者江南的說法:“斯大林的眼光,畢竟高瞻遠矚。內爭,托洛茨基不是對手;戰鬥,羅斯福也差之甚遠。就斯大林而言,蔣經國是一顆棋子,掌握了這個棋子,將來時機來臨,和蔣介石打交道,即能待價而沽。”從此蘇聯政府將蔣經國交由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安排。

1930年6月,中共代表團派他到列寧大學(原中山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帶領中國學生去外高加索、烏克蘭等地參觀。

在一次會議上,蔣經國口頭上批評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陳紹禹(王明),結果共產國際人員就讓他帶了一匹馬和一些農具,下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村勞動。

蔣經國曾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段農村生活:“剛到村中的時候,因為我是外國人,沒有一家肯借床鋪給我,第一夜我就睡在教堂的車房裏。”後來,“我所住的是一間草屋,每天吃的是洋芋艿、黑麵包、鹽三種食品,房間是由幾十塊木板搭成的,在牛間的旁邊,我的床是由四塊板二張木凳擱成的。”村民初見他時用一種挖苦的口氣說:“你們是隻知道吃麵包,而不能做工的人。”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做出成績來。到農村的第二天,他就下地耕田,接連耕了五天,得到農夫們的信任,後來又幫助村裏解決不少難題,一個月後被村民選為農村蘇維埃副主席。

1932年10月,蔣經國被召回莫斯科待命。1933年春,王明又派蔣經國到條件極艱苦的阿爾泰金礦,掏金、挑柴。10月,蔣經國被分配到斯夫洛斯克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開始,他幹著修馬路、抬機器、砍樹伐木的苦力活,沒過多久就升為技工,又由技工轉為技師,因為他幹活不怕吃苦,一年後晉升為副廠長,並擔任工廠機關報的主編。

在這裏,蔣經國結識了俄羅斯姑娘芬娜。1935年3月15日,蔣經國25歲,芬娜19歲,在一個小小的宿舍裏,他們舉行了簡樸的婚禮。一年後他們有了第一個兒子蔣孝文。

在烏拉爾將近四年的生活裏,蔣經國的生活與旅蘇中國學生完全隔離,他的生活舉止跟俄羅斯人沒有兩樣,他與芬娜過著艱苦而又幸福的生活。對於何時能回國,已經不是他能決定了的。盡管他也很想回國,尤其是思念他的母親,回想來蘇聯前到溪口與母親告別時,毛福梅顛著小腳是送一程、哭一路,心中更是莫名的惆悵。他在一封信這樣寫道:“我沒有一天不想吃一些我長久沒有吃到的家裏燒的菜。”此時,回國對他來說,似乎是很遙遠的事。

返回祖國

事情出現轉機是由於“西安事變”的爆發。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經國聽到這一消息十分著急,立即寫信給蘇共領袖斯大林,請求返國探親。這是蔣經國第三次請求回國。

對於“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積極促成和平解決。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邀請下,周恩來來到西安與國民黨談判。據張國燾回憶錄中說:“他(指周恩來)的陳詞,曾使蔣氏的心情漸平靜,似也相信周的真誠。周恩來根本沒有說要蔣介石在八項主張上簽字的話,隻是在氣氛輕鬆的時候,請求蔣氏的指示,並與蔣氏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露思子之意。周氏即滿口答應,助他父子團聚。”

從內心講,蔣介石對兒子是“思之又恨之”,盡管蔣經國在蘇聯寫信反對過他,但兒子最終還是親骨肉。在蔣經國11歲那年,蔣介石曾說過:“經兒可教,緯兒可愛。”對於兒子,蔣介石是寄予厚望的。在國民黨與蘇聯斷交期間,他曾多次求助第三國際,想把蔣經國弄回來,但都失敗了。1936年初,蔣廷黻任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行前,蔣介石委托宋美齡轉告蔣廷黻,希望他能幫助尋找蔣經國。“西安事變”時,與人談起兒子蔣經國,蔣介石明顯流露思子之情:“經兒赴蘇十餘年,現杳無信息,他生母日日燒香許願,盼望兒子回家。唉!十二年不見麵了!”

周恩來通過中共駐莫斯科代表潘漢年,把蔣介石的思子之情轉達給斯大林。

而此時,日本持續增兵東北,東京參謀本部一直將對蘇作戰視為主要戰略目標之一。這種情況迫使斯大林拉攏國民黨政府,期待國民黨軍隊能將日軍擋在蘇聯境外。所以,“西安事變”爆發後,斯大林的態度是:“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好的商談,促使其讚成抗日,並在有利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

1937年3月,蔣經國接到回國的通知。斯大林還特地召見了他,當他再一次來到克裏姆林宮時,盡管斯大林還是那麽威嚴,但他說話時那種和藹可親的神情還是讓蔣經國的心情放鬆下來。斯大林對他說:“你雖然在蘇聯已經十二年了,但你是個中國人。你們國家和人民正遭受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你應該回中國去,為你們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蔣經國啟程回國前,國民黨政府駐莫斯科大使蔣廷黻在大使館設宴為他餞行。就在這一晚,蔣經國的身份實現了根本的轉換,由過去的學生、農夫和工人迅速轉為“蔣太子”,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俄羅斯姑娘芬娜也正式進入中國的“第一家庭”,成為蔣方良。人們眾星拱月似地對蔣經國夫婦曲意奉承。

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帶著妻兒踏上了回國的旅途,4月中旬抵達上海。一星期後,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杭州一座名叫“澄廬”的湖濱別墅會見了闊別12年的兒子。隨後,蔣經國又帶著妻兒回到溪口拜見生母毛福梅,母子相見,止不住抱頭痛哭。對於毛福梅來說,兒子是她活著的理由。在以後的半年時間裏,蔣經國奉父親的旨意,靜心讀書,進行“洗腦”。蔣介石想用傳統文化來徹底清除兒子腦中的紅色殘餘。從此,蔣經國開始了他的另一條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