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曾盛行掠奪生人婦

“生人婦”即活人的妻子。這種稱呼現在很難再聽到了，但是類似掠奪“生人婦”的事還是難以絕跡。掠奪“生人婦”是非常卑劣的行徑，人神共憤。《廣異記》裏說：唐睿宗景雲年間，河東縣縣尉李某的妻子王氏，頗有幾分姿色。某日，李某到衙門辦公事，而王氏竟被華山府君派遣的幾個黃門侍郎掠走了。李某從州府回來，便搖晃著她沒有靈魂的屍體號

啕大哭。後來，有神仙相助，王氏終於蘇醒過來。她說能回來，是因為有“一人乘赤雲至，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

連一般的好色之“神”都不敢掠奪“生人婦”，可見當時的“生人婦”還是略有“保障”的，隻是人們不敢再往前朝曆代追溯了。譬如《三國誌·杜畿傳》注引《魏略》稱：當年杜畿在擔任某郡長官的時候，奉命製作寡婦花名冊，總是按照一五一十實際情況來登記，所以“送”給朝廷的寡婦老是不多。而其他郡，即使登記後寡婦已“自相配嫁”，也“依書皆錄奪”，故而“啼哭道路”。等到趙儼代替了杜畿，所“送”的寡婦又多了起來。於是文帝問杜畿：“前君所送者何少，今何多也？”杜畿回答：“我以前所登記的都是亡者之妻，而現在趙儼送來的卻都是‘生人婦’！”此言一出，“文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理智要求我們仔細審查那些“賢君英主”藉以踐踏婦女權利以穩定“社稷”的正當性。皇帝有無限的權力，從而使他在理論上擁有對天下女子的性支配權。歐洲的《拿破侖法典》明確規定，妻子是丈夫的私有財產；而從總體來說，所有女人卻都是國家財產。

對於錯誤的“政策”，真正“失職”的倒不是杜畿，卻是頗讓“文帝”稱心滿意的趙儼。龍顏大悅，趙儼們再一盡心盡力，老百姓就苦不堪言了。不需要豐富的想象力，我們就從又一個側麵領略了當時“生人婦”的痛苦。

過去的經書告訴我們，一旦失去了丈夫，寡婦甚至不能夜哭！一哭，便有“思春”淫蕩之嫌疑，便有放浪形骸之“沒落”；寡婦很自然是朝廷的物件，統統得“登記在冊”。即便是登記之後，寡婦再嫁，夫妻恩愛，也不在體恤之列。刻舟求劍，無非是找不到劍而已；而“其他郡”的刻板“錄奪”製造了多少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

統治階級的“規矩”多半是自相矛盾的。不是老是強調“從一而終”嗎？丈夫死了，寡婦應該守節到死。然而，他一旦“需要”，就可以“依書錄奪”，“奪”去了人家為丈夫守節的“誌向”，強迫女性違心地“從”百“從”千而終。

被掠奪的“生人婦”隻能有完全徹底的服從，隻能有隨時隨地以性行為取悅任何對象的準備，沒有愛的自由，更談不上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了。這種掠奪感情的行為從來就不存在絲毫的憐憫。

反過來想想，這種對於“生人婦”的掠奪還算“比較規範”的，畢竟是“依書錄奪”，花名冊上沒有的，還不至於“節外生枝”。譬如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武宗朱厚照多次到各地巡遊，“每夜行，見高屋大房即馳入，或索飲，或搜其婦女”。凡武宗車駕所到之地，近侍預先掠取良家女以備召幸，有時多達數十車。有一次，武宗 “巡幸”揚州，先遣太監吳經到揚州四處搜尋美貌少女。吳經暗中記著城中少女和寡婦所住的街巷房屋，待到半夜，打開城門，傳呼聖人駕到，命市民燃燭接駕，吳經乃率人闖入少女、寡婦之家強行搶奪，“寡婦無人幸免”。

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曆史時期，被掠奪的“生人婦”的“主要價值”還是在於“人道”地 “安撫軍人”。漢語中的“人道”有兩個義項：一為人類社會的道德規範。二為男女交合。顧得了這個“安撫軍人”的“人道”，朝廷便總要采取些甚不人道的方法來，幹出些人頭畜鳴的勾當來。士兵的“忠誠”隻是弱勢群體對強勢一方不得已的依賴，一旦各種欲望得不到滿足，“忠誠”便不複存在。通過“性消費”以重振 “雄風”，再重返戰場殺戮，很多統帥之所以能使士兵“忠誠”，就因為熟諳“不足為外人道”的駕馭之道。

婦女最起碼的自由就是選擇自由，意味著不受任何專橫幹預和無理限製。任何冠冕堂皇的掠奪，也是野蠻殘酷的性侵犯。所謂的“婦女解放”實質上就是婦女擁有最大的選擇權。被掠奪的“生人婦”們的選擇權呢？蕩然無存。她們同其他國家在戰時體製下隨軍出征的“慰安婦”並沒有什麽兩樣。

過去的社會對於掠奪“生人婦”的行徑不是沒有產生過 “義憤”，其出發點還是由於這種罪行，侵犯了其他男人的合法權利，擾亂了對女性的分配秩序。但是這種“義憤”在“社稷江山”麵前又顯得十分怯懦而勢單力薄，故而隻是一股腦兒地把怨氣撒在過分熱情超額完成“指標”的趙儼身上，捎帶著讚美“實事求是”的杜畿，而對製定“指標”的文帝們，卻旁顧左右而言他。一句“顧而失色”，怎麽也看不出“文帝”有半點悔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