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的故事（組圖）

　　調查養豬

　　“交換、比較、反複”與“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是陳雲非常有名的兩句話。1961年，“私養母豬比公養好”的結論，就是陳雲在家鄉青浦縣的小蒸公社進行調查，經過全麵的考察、反複的探討和深入細致的比較之後，才得出的。

　　那一天，陳雲頭戴草帽，帶著隨行人員查看豬圈，遇見一位老太太前來告狀。陳雲認得，她是自己年幼時曾在一起玩耍過的小夥伴。阿婆說：“昨晚，我的一隻老母雞被偷了。這隻母雞每天生蛋，我是靠賣蛋的錢買煤油和草紙零用的。現在雞被偷了，不是要我的命嗎？”陳雲請身旁公社陪同的同誌趕緊幫阿婆查找。

　　阿婆走了，有位同誌在一邊悄悄地嘟囔了一句：“這麽一點小事，也跑來驚動首長。”

　　“不，我看事情一點不小。”陳雲輕輕地說。

　　這次調查是在國家處於經濟形勢比較困難的背景下進行的。丟掉一隻生蛋母雞阿婆就急成這樣，就因為這是她手上能攢下“活錢”以購買日用消費品的重要乃至惟一的來源，更深入地看，這說明農村社員的家庭副業亟待發展。而這勢必涉及到雞、鴨、豬等家禽和牲畜的飼養問題。特別是飼養生豬，見效快、收益高。但是必須解決“公養豬”與“私養豬”的比較問題——因為目前隻允許生豬公養。

　　在隨後的調查中，陳雲對小蒸公社現有的15個養豬場中的10個，親自逐一查看，並請調查組的其他同誌看了其餘幾個。

　　在一個公養豬場，平素喜怒不形於色的陳雲發了火。他看到，公養豬的飼養員缺乏工作積極性，喂豬時將食盆隨手一放，群豬便一哄而起，蜂擁而上。有的吃得肚皮滾圓，有的連一口食都搶不到，再看四周，豬圈的衛生狀況極差。從小曆經農事的陳雲再也忍不住，他說：“從來沒見過有這樣養母豬的，這樣的豬場能增產豬仔？”

　　大而無當——這便是陳雲現場調查回來得出的初步結論。

　　接下來，陳雲深入到農民食堂和農民家中傾聽反映，與公社有關幹部進行討論，並到集市上去了解情況。之後，又主持召開了專題座談會。他分別與六七名從事公養豬的農民和幾位搞私養豬的農民談了兩次。通過談話和後來進行的賬目查閱，陳雲了解到，公社化後，所有私養豬收歸公養，僅投入興建豬場，搞基本建設的資金就用去七萬多元，但出欄數卻下降近2/3。與此相反，私養豬的死亡率極低，長肉多，積肥也多，並且節省稻草和勞動力，僅一頭母豬一年就可為農民創收二百餘元。

　　在這次調查之前，陳雲曾經講過，中國是“大國小生產”，技術落後，生產力水平低而不平衡。一切經濟決策都離不開這個事實，否則就會犯錯誤。現在他感到， “私養母豬”在現階段比“公養豬”要更加適合中國農村當前的生產力狀況。因此，他首次就這一問題明確表態：“沒收不對，發還才是對的。以後再不會沒收了。”

　　不久，陳雲把這一結論寫進了給中央的調研報告中。這份報告的標題就是：《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

　　蛋白質的攝入量

　　由於“大躍進”中浮誇風的影響，糧食產量被大大拔高。後來人們才發現，當時糧食不僅不如大家想象的那麽多，而且逐年下降，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惡性循環的結果是，一邊糧食並不真正夠，一邊基於虛報的數字，城市中新工廠大批開工，新項目紛紛上馬，從城鎮、農村招收了大批工人。據統計，三年時間招收職工數已超過2500萬人，結果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從1957年尚不足1億人猛增至1.3億人。

　　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作了題為《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講話。他說：“要下決心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個決心早下比晚下好。”會議根據陳雲的意見，製定了《關於減少城市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在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此舉不僅促使了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也使農業形勢特別是糧食總體困難的局麵得到了緩解。

　　與此同時，對留在城市中的人口的生活問題，陳雲也十分重視。如何穩住不直接生產糧食的近一億城市人口的肚皮，如何確保他們的最低營養需要，以維護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對這一問題，陳雲是從政治的角度、穩定大局的角度來看待的。他對大家講，“目前，這一問題，是國家大事。如果六千多萬人身體搞得不好，我們不切實想辦法解決，群眾是會有意見的。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問題。這是政治問題。”

　　為此，陳雲首先向營養學研究人員進行了調查。科研工作者提供了關於營養含量的測算數據報告供陳雲參考。

　　邊看報告，陳雲邊陷入了深思。這份報告指出，每人每天最低限度需要70克蛋白質，而除蛋白質含量較高的肉類製品和蛋製品之外，500克大豆也能提供200克左右的蛋白質。報告建議，在缺少肉類和蛋品的情況下，用大豆來補充營養，是一個比較可靠的辦法。

　　經計算發現，如果采用大豆，那麽一億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應3斤大豆，每年的需要量是30億斤大豆。而全國大豆的年產量，1961年雖有所減產，但也達120億斤。因此，從中拿出30億斤來滿足城市的需要是可能的。

　　“大豆”方案就這樣敲定了，陳雲開始轉而著手製定具體的實施計劃。其主要內容包括，在兩年內，先逐步在大中城市的六千多萬人口中實行，作為補充手段，再從海洋中開發營養來源；除此之外，到1963年底，對大中城市的六千多萬人，再每人每月增加半斤肉。這樣一來，城市居民蛋白質的攝入量就有了更為充分的保障。周恩來看到這一方案後，對此大為讚許，說陳雲為人民群眾的生活不僅親自規劃，而且考慮細心、周全，有了植物蛋白，還考慮要有點動物蛋白。

　　對此，陳雲是這樣認識的：“我們共產黨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飯的，不能天天靠吃馬列主義過活，一天不吃飯，肚子就餓得哇哇叫。”

　　關鍵是要進口糧食

　　上世紀60年代初期，公社化、共產風、浮誇風，再加上全國連續三年的大麵積幹旱，使我國農業元氣大傷。隨著全國性大饑荒的延續，一些地區開始出現逃荒、餓死人的情況。危急關頭，經周密調查和深思熟慮，陳雲毅然提出：進口糧食，以解燃眉之急！

　　但那是“左”傾思潮泛濫的年代，報紙上天天宣傳“大躍進”的巨大成就，人們已經習慣了糧食問題早已過關的提法。現在，突然出現了“從國外進口糧食”的提議，可以想象這需要冒多大的政治風險！

　　陳雲反複向人們闡述當前進口糧食的必要性：“進口糧食，有沒有危險？我看，再咬緊牙關搞幾年，對我們有利......我看寧肯每人減少一尺布，也要多進口十億斤糧食。”“穩定市場，關鍵是進口一些糧食......當前隻有首先抓好糧食，整個局勢才能穩定，同農民的關係才能緩和，而且多種經營也才能好轉。沒有糧食是最危險的。市場上其他商品少了當然不好看，現在已經不好看了......但是比較起來，還是糧食重要得多。”

　　進口糧食的建議合情合理，一經提出便得到了黨中央的批準，1961年2月，來自澳大利亞的第一批進口糧食運抵中國。一場進口糧食的大行動迅速展開了。

　　受這件事的影響，此後進口糧食就不再被視為不可逾越的禁區了。而且進口的地區也多了起來，包括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美國（陳雲建議經法國轉口）等資本主義國家，這樣，從事具體進口操作的同誌在進口糧食時也能貨比三家，有了更大的選擇餘地。而國家也利用這批糧食在糧食調度上發揮了作用，伴隨著國內生產情況的好轉，國民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我們可以利用交易所

　　1972年4 月，陳雲登上中央專門調來的一節軟臥車廂，回到了首都北京。6月，他應周恩來的要求，參加了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從1973年到1974年，陳雲協助周恩來，在外貿領域從事領導和研究工作。其中，利用期貨市場完成國家外貿任務、賺取外匯，就是在陳雲的支持下展開的。

　　1973年4月，上級有關部門為滿足國內需要，給國家糧油進出口總公司下達了進口原糖47萬噸的任務。總公司立即對設在香港的華潤公司所屬五豐行作了具體布置。五豐行的工作人員經過調查發現，當時在國際市場上，砂糖已供不應求，砂糖期貨價格正處於盤升階段。如果立即執行進口任務，會進一步刺激原已發生傾斜的買賣力量對比，使之更加失去平衡，其結果是隻能以更高的價格買到現貨，而且還可能一次買不齊。

　　麵對這種狀況，具有豐富市場操作經驗的五豐行人員精心策劃了一個操作方案，其核心內容是通過國際期貨市場來完成此次任務，先買期貨，後買現貨。

　　後來購糖任務順利完成，還為國家賺到240萬英鎊的外匯。這本應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時刻，但在那個動亂年代，外貿工作者卻擔心這錢會被看作“來路不正”，擔心被扣上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帽子。

　　大家忐忑不安地向當時主管外貿工作的陳雲作了匯報。陳雲聽完後，又詢問了幾個技術性的問題，當即表態道：“我們可以利用交易所。”他說，“交易所是有兩重性的：一是投機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場所。過去我們隻看到它的投機性的一麵，忽視了它是大宗交易場所的一麵，因此，有片麵性。我們不要怕接觸交易所，要在大風大浪中學會遊泳。”

　　不久，國務院有關部門收到了陳雲提交的一份專題報告，重點就是關於交易所的問題。他在這份報告中再次表示：“對於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隻是消極回避。”他認為，外貿相關部門“在今後兩年裏對交易所要認真進行研究”。

　　在陳雲的支持下，長期禁錮外貿工作人員的“左”的思想枷鎖逐漸解開，外貿戰線出現了新的生氣。

　　在一次會議上，張春橋公然攻擊陳雲主管的外貿部“問題嚴重”，“在工作上執行的是一條賣國主義路線”。此後，周恩來住進了醫院，陳雲也被迫停止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