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富治的《最後遺囑》（圖）

轉自《 中國將軍政要網》

謝富治的《最後遺囑》其實是他生前寫給他兒子的一封信。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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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們這些高幹子弟不爭氣的樣子，我們老一輩真痛心，這倒不是你個人前途完蛋的問題，而是我們事業後繼無人、要完蛋危險的大問題。你們想：你們跟我們，跟毛主席還能跟幾年，還不努力，要等到什麽時候呢？難道你們就這樣回答黨和人民對你們的期望，就這樣對待為你們拋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孩子，你們要快些加勁，努力跟上你們的父母，將來才會超過我們，才能接班，才能把我們的事業進行到底啊！我們不希望我們的事業在你們手中斷線，你們要對得起父母，對得起先烈，對得起黨和毛主席啊！

      我隻有兩個孩子，我希望你們百分之百的好，如果一個不爭氣，那就壞了百分之五十，對黨的事業就等於損失了一半啊！我常想：你們能領導好一個七億人的大國家，我們的親生孩子都不聽我們的話，我們流血戰鬥正是為了你們。而你們卻不懂得我們的事業，革命戰爭中我們打了敗仗沒有氣餒過，我們在戰鬥中，我們的同誌犧牲了，我們沒流淚，更堅定了我們的革命信心，在無數艱難挫折中，我們沒有難過，沒有痛心，我們終於以最大的革命勇氣戰勝了敵人，實現了勝利的理想，終於看到了廣大人民的幸福生活，終於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幸福成長。我們對人民盡了我們的責任，貢獻了全部力量，我們對你們也盡了最大的責任，但當我看到我們老一輩打下的江山沒有一個象樣的人來繼承、守住我們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革命事業，你們這些革命後代，沒有能力來接班，我心裏難過呀！怎麽能讓我們不痛心呢？你們這個樣子怎麽能接班呢？你們連起碼的學習，你們連一點苦也沒有吃過啊！象你們這樣的嬌嫩的肩膀，怎麽能擔得起革命的重擔呢？我們為你們奮鬥了一輩子，難道你們來反對我們。來反對馬列主義！這樣我們的血就白流了呀！孩子啊！不要忘記了你們的出身，不要忘記了整個階級，不要忘了整個黨啊！

      現在我快六十了，毛主席已經七十多了。你年輕，正是有為的時候！你們不要錯過了時機，好好跟著黨，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父母的話，希望你們成為我們的接班人，你們跟我們跟毛主席的時間已經不長了呀！你們怎麽不想呀！你們還能跟我們多久呢？加緊努力呀！兒子，不要後悔，再後悔就來不及啦！好好想呀！你們怎麽不爭氣呢，就不覺悟嘛！你們不懂得革命嘛！許多幹部子女都是父母死了都明白過來。看來我還是早點死好，早死一天，你們就早一天成左派，要不就死不覺悟，麻木。

      孩子啊！為了你們，我們一輩子吃了多少苦，你們什麽時候才能認識到呢？我的兩個孩子，我希望你們百分之百地聽黨的話，百分之百做父母事業的接班人。百分之百的成為新革命的“死硬派”，這是我們的希望。實現不實現要靠你們的努力。不要忘記我們這一代的奮鬥事業，你們要繼續去奮鬥，奮鬥到底，努力到底！你們一定要去吃苦，吃苦才能了解父母，才能了解我們為之奮鬥一輩子的事業，才能了解黨啊！不吃苦，你們就不能接班，就不能成為革命的左派，就不會和我們走一條路。今天給你們說的話，記住吧！孩子！過去給你們說的也不少，但你們沒聽進去。聽是（—）回事，爭氣不爭氣又是一回事，我希望你們爭氣，不要讓父母難過，不要讓黨，讓毛主席難過，不要讓自己難過一輩子，我還是相信你。


      孩子啊！你一定要做革命的後代，我的好兒子，黨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革命幹部子弟不帶頭來接班，誰來呢？你們的擔子重啊！要帶頭努力！我們總是要死的，我們事業的存亡承帶（承載）在你們身上啊！努力啊！孩子！

                                                  謝富治

 不管謝富治本人如何，但從這篇遺囑中，可以看出，當初的領導幹部，確實是百分之百地想著黨的事業！


謝富治簡曆：

　　謝富治（１９０９－１９７２），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謝富治，１９０９年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城區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做過木匠。１９３０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１９３２年起，謝富治在紅四方麵軍任宣傳隊隊長、連指導員、團政治處主任、紅九軍二十六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川陝省委組織部部長。參加過鄂豫皖蘇區反“圍剿”和川陝蘇區反“圍攻”。

　　１９３５年，謝富治參加了二萬五千裏長征，曾擔任紅九軍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縣委書記。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任一二九師三八六旅七七二團政訓處主任；後政訓處撤銷，恢複政治委員製度，任該團政委。此後，曆任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政委，太行軍區第六分區政委兼地委書記，太嶽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等職，率領所部參加了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戰鬥。

　　１９４５年９月７日，太嶽軍區主力部隊組建成晉冀魯豫軍區太嶽縱隊，陳賡任司令員，謝富治任政委。９月１０日至１０月１２日，陳、謝率太嶽縱隊參加了上黨戰役，同兄弟部隊一起共殲國民黨軍３．５萬多人。上黨戰役的勝利，打退了國民黨的進攻，配合了重慶談判。１０月上黨戰役勝利後，太嶽縱隊正式整編為晉冀魯豫軍區第四縱隊，下轄第十、十一、十三等三個旅，仍由陳賡、謝富治任司令員和政委。此後，在陳、謝領導下，第四縱隊先後舉行了同蒲路南段阻擊戰、臨（汾）浮（山）戰役、晉西南戰役、汾（陽）孝（義）戰役、晉西南攻勢和鄉寧戰役，共殲國民黨軍６萬餘人。

　　１９４７年７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４個縱隊１３萬人挺進大別山；晉冀魯豫野戰軍陳賡、謝富治兵團挺進豫陝鄂；陳毅、粟裕率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挺進豫皖蘇，展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反攻。根據中央決定由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九縱隊和第三十八軍共１０個旅（師）８萬人組成陳謝兵團，陳賡任兵團司令員兼前委書記，謝富治任兵團政委兼前委副書記。８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１３日，陳、謝兵團挺進豫西，共殲國民黨軍３萬餘人，解放縣城１２座，到達黨中央指定的位置，開辟了豫陝鄂解放區。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挺進中原，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了戰略進攻。此後，陳謝兵團又先後參加了伏牛山東麓戰役，平漢、隴海破擊戰，洛陽戰役，宛西戰役和宛東戰役。

　　１９４８年５月，劉鄧野戰軍和陳謝兵團改稱中原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陳賡、謝富治任中原野戰軍第四縱隊司令員和政委。到１９４８年８月陳謝兵團（四、九縱隊和三十八軍）南征１周年時，已先後參加２４５次戰鬥，殲國民黨軍１１萬餘人，解放及收複縣城５１座。同年１１月，陳謝率第四縱隊參加淮海戰役。在該戰役第二階段消滅黃維兵團的戰鬥中，參加攻擊的部隊組成了東、南、西３個集團，西集團由陳錫聯指揮；南集團由王近山、杜義德指揮；東集團轄中原野戰軍第四、九、十一縱隊及豫皖蘇獨立旅，由陳賡、謝富治指揮。經３個集團軍的共同努力，將國民黨主力兵團之一的黃維兵團１２萬人全部殲滅。

　　１９４９年１月，根據中央軍委指示中原野戰軍整編的第二野戰軍，下轄第三、四、五3個兵團；陳錫聯和謝富治分任第三兵團（轄第十、十一、十二等３個軍）司令員和政委。此後，陳錫聯、謝富治率第三兵團參加了渡江作戰和西南戰役，解放了西南政治經濟中心重慶等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謝富治曆任西南軍區第三兵團司令員，中共川東區黨委書記、川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１９５２年起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軍區副政委、雲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昆明部隊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內務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等職。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謝富治賣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同年８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１９６７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１９６９年４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１９７１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此外，他還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央軍委委員等職。

　　在“文化大革命”中，謝富治追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迫害老幹部，鎮壓革命群眾，參與一係列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

　　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帶頭誹謗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１０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又追隨林彪、江青，誣陷國家主席劉少奇。１９６７年２月，謝富治和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勾結在一起，製造了所謂“二月逆流”事件，企圖打倒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等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８月，他提出要把公安機關“徹底打碎”，煽動“砸爛公、檢、法”。

　　１９６８年，謝富治參與炮製《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將劉少奇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將他迫害致死。他利用公安部部長的職權，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隨意抓人、捕人，大搞逼供信。

　　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６日，謝富治病死於北京。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謝富治、康生進行審查。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兩個審查報告。鑒於他們兩人的罪行，黨中央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撤銷對他們的悼詞。１２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公審。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謝富治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