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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遠征軍代司令衛立煌將軍 
戴安瀾將軍
“外侮需人禦，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誌也無違。”
這首《挽戴安瀾將軍》，是1943年毛主席悼念戴將軍為國捐軀而作。戴安瀾將軍率領的中國遠征軍，征戰千裏，痛擊日軍，揚我民族威武。但是，中國遠征軍在戰略上和戰場上的一個失算是，它漏掉了一個加強的日軍第56師團，恰恰是這個師團出其不意突破我軍側翼並席卷了整個後方，導致整個遠征軍的全麵崩潰。
根據參戰將領的各種回憶錄，大陸和台灣選編出版的曆史文件，以及史家研究的觀點來看，一般認為遠征軍失敗的戰場原因是：因兵力不能及時集結，中路的主力會戰遲遲不能展開，同時忽視了東線側翼防守，被日軍從側翼席卷後方，導致整個戰局崩潰。
具體情況是，當東路日軍攻克和邦後，一部西進占領東枝，主力繼續北上，孤軍奮進，以期前出我遠征軍主力後方。此刻英軍送來錯誤情報，說西線皎勃東(喬克巴當)西南發現3000名日軍，防線有被撕裂的危險，在史迪威、羅卓英的嚴令下，原定用於補救東線危機的新編第38師和第96師以及200師主力之一部緊急西調，這一調動正好與戰場情形相反。皎勃東撲空後，疲於奔命的中國軍隊再掉頭東進，已經來回折騰了500公裏，且已耽擱了三天時間。第200師再全力東進，來爭東枝，通過夜戰一舉拿下該城，正準備向和邦攻擊前進，以便切斷日軍穿插縱隊退路並準備一路尾擊之，解除中國遠征軍後路被斷之危局。這時史迪威和羅卓英連續四次下令：攻下東枝後，除留下第200師繼續進攻和邦、萊林一線外，第5軍直屬部隊和正在向東集結準備跟進的新編第22師和第96師轉向，進行根本不可能的“曼德勒會戰”，按照杜聿明的看法，這一錯誤調動正好與戰場形勢的實際要求南轅北轍，從而鑄成大錯。
中國遠征軍的失算
如果史迪威、羅卓英在這緊急關頭不出現兩次調兵失誤，中國遠征軍正常應對的結果是在激戰中各部隊交替掩護著向後方作有秩序的退卻，而不是全麵崩潰，也就是說失敗的程度不會像後來那麽慘烈。
史迪威方案的錯誤之一是中國最高統帥部過於輕敵，蔣介石對當時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一般估計是三個師抵一個日軍精銳師團。這一估計未必準確，在國內戰場上，程潛第一戰區6個軍12萬人包圍土肥原賢二第14師團2萬人，但最後該師團輕鬆地破圍而去。實際作戰中，東線的第6軍兩個師根本擋不住日軍第56師團進攻，根據昆侖關戰役經驗和同古作戰經曆，隻有像最精銳的機械化第200師那樣的部隊，才能三個師對付一個日本師團，一般裝備的部隊，六七個師也不一定抵得上日軍一個師團的戰鬥力，更何況甘麗初第6軍分散兵力、逐次投入使用都屬於兵家之大忌。因此，如果情況像原先估計的那樣，隻有兩個日軍師團在緬甸登陸，那麽殲滅登陸日軍、收複仰光的計劃還可以嚐試一下，第5、第6、第66三個軍共9個師，對付日軍2個師團，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可以打成平手(大多數師戰鬥力遠不如機械化第200師)。但出乎意料的是日軍在緬甸投入了第33、55、18、56共四個精銳師團外加一個第5飛行師團，且不論戰略戰術日軍高出一籌、關鍵的戰場製空權也在對方手裏，單憑地麵部隊實力，就是全部遠征軍的裝備都達到機械化第200師的水平，還需增加3個師，方能與敵持平(僅就地麵部隊的戰鬥力而言，不考慮製空權問題)，可見遠征軍的作戰計劃已經遠遠超出自己的能力範圍。
事後來看，第一次入緬作戰如果不犯戰略和戰場判斷之錯誤，在日軍第18師團和第56師團已經增援上來後，及時按杜聿明方案進行戰場調整，中國遠征軍三個軍同日軍三個師團在密支那、八莫、昔卜、東枝、景棟之線形成對峙是合理的結局，消滅登陸之敵攻占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全軍潰敗至國境內、同日軍在怒江對峙的結果也是可以避免的。遺憾的是，當時的參戰將領和史家後來的總結都沒有意識這一點，他們的回憶和研究基本滿足於戰史的敘述，缺乏對兵力、兵器、情報、製空權等因素作客觀的專業分析，一味地指責指揮方麵的種種錯誤，而其評估的預設前提中，都認為中國遠征軍原本是完全可以戰敗擁有絕對製空權的日軍四個精銳師團並收複仰光的。
遠征軍在行進途中
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有幾個值得追究的疑問：一、為何在3月25日，即同古之戰打響第6天，蔣介石就在考慮追擊問題？二、為何在側翼東線已經出現危機時，最高統帥部和遠征軍最高指揮頑固地不放棄中路與日軍決戰的計劃？直到後方基地臘戌被攻占才放棄曼德勒會戰計劃？三、為何在東線側翼兵力配置如此稀薄，將陳勉吾的暫編第55師當作公路警備隊以連、營為單位分散配置於茂奇、包拉克、壘固、東枝、黑河等地？四、為何日軍威脅臘戌斷我退路時，最高統帥部沒有緊急動用駐昆明附近實力較強的第71軍、第52軍、第2軍馳援，而是把素無訓練的新編第29師倉促調來防守臘戌？五、為何負責防守臘戌的第66軍軍長張軫始終不明敵情？六、在戰略指導上，導致遠征軍慘敗的根本錯誤是什麽？
宋希濂將軍在《遠征軍在滇西的整訓和反攻》一文中不經意間透露的情況有助於解釋上述疑問：“當時重慶軍委會軍令部對於敵情有一個錯誤的判斷。他們認為沿著滇緬公路東進的日軍，隻是敵人為了實行追擊任務而臨時編成的一個快速部隊，最多不過二三千人，孤軍深入，不能持久。”而實際上，突破東線側翼向我後方突進的是得到航空、坦克、重炮、汽車部隊加強的第56師團，人數在 15000～20000之間，該師團早在3月24日開始在仰光登陸，並於3月28日加入同古第55師團方麵作戰，因日軍保密措施做得成功，我最高統帥部直至5月28日才弄清楚。“二十八日，第八十八師的第二六四團在龍鬆公路上擊斃了一個敵軍大隊長，在其圖囊中獲得敵第五十六師團的作戰計劃一份及地圖一張，得知敵軍第五十六師團全部都在騰龍地區，分為騰北、騰衝、龍陵、臘猛(鬆山)、芒市、新濃六個守備區，其師團部及直屬部隊駐在芒市，判斷其兵力約為一萬五千人至二萬人左右。我當即將此項文件送到參謀團林蔚那裏，林蔚立即電報軍令部，隨即蔣介石於三十一日下令停止攻擊，將主力部隊撤回，固守怒江……”。至此，中國統帥部方知造成東線崩潰的是日軍一個加強師團，不是兩三千人的騷擾部隊。
很明顯，中國統帥部與中國遠征軍指揮官因敵情不明，在整個作戰過程中實際上少算了日軍整整一個加強師團的兵力。那麽，怎麽會做出東線日軍隻是兩三千人的騷擾性部隊的判斷呢？
因為遠征軍作戰的敵情依據最初主要是皮尤河前哨戰中繳獲一被擊斃的日軍聯絡官文件，得知將同中國軍隊對陣的是第55師團，第33師團與西路普羅美方麵的英軍接仗，18師團尚未跟進。第5軍軍長杜聿明以為在全局上，與中國三個軍對抗的最多不過第55、第18兩個日本師團，而當前局勢下，第5軍要對付的隻是一個日本師團，於是他決定在同古放手大打。
但出乎意料的是，日軍第56師團在我軍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於3月28日就迅速加入同古方向作戰，日軍第18師團於3月29日也加入同古方麵戰鬥，杜聿明第5軍三個師實際上已稀裏糊塗地同日軍三個師團在交戰，錯把三個日本師團當一個師團來打，所以戴安瀾的第200師差點被圍殲，接著新編第22師、第96師輪番上場仍然節節敗退。直到斯瓦阻擊戰期間，偵察員馬玉山從日軍第55師團司令部智取一份作戰地圖帶回，杜聿明方知敵第18師團主力兩個聯隊、山炮和重炮各一個大隊加入了第55師團進攻行列，但我方仍不知第56師團已投入戰場，於是自然地認為日軍兩個師團已經全部被吸引到中路第5軍的正麵，投入東線側翼的兵力能有多少？因為通常日軍一個師團主力由三個聯隊加其他輔助性兵種部隊編成。中國統帥部和遠征軍指揮部對敵情的判斷和隨後采取的行動就是基於上述情況。因此，蔣介石過早地考慮如何實施追擊，史迪威和羅卓英在同古、平曼納、曼德勒一再固執地追求與日軍會戰直至崩潰，判斷日軍快速縱隊隻是兩三千人的騷擾性襲擊，東線暫編第55師配置分散並擔任公路線警備，派出毫無作戰經驗新編第29師而不動用昆明附近的三個生力軍馳援臘戌等等，就可獲得合理解釋了。
實際上，從3月20日到4月30日的作戰期間，中國遠征軍中路主力隻有四個半師的兵力(其中孫立人新編第38師稍後趕來歸第5軍指揮，劉伯龍新編第28師兩個團後來趕到曼德勒)，有些重裝備還沒有運到前線，卻因情況不明擺了個圍殲日軍三個師團的陣勢，實際兵力遠遠達不到作戰目標的要求，一旦交手，豈能不亂套？難怪何應欽認為中國遠征軍“自始至終均呈被動之態勢”。概而言之，中國遠征軍在戰略上和戰場上失算於漏掉了一個加強的日軍第56師團(該師團因得到日軍第15軍直屬的重炮、汽車、坦克部隊和第5航空師團的加強，實際戰鬥效能已經超過兩個日軍師團)，恰恰是這個師團出其不意突破我軍側翼並席卷了整個後方，導致整個遠征軍的全麵崩潰。
杜聿明與史迪威將道之優劣
如此慘敗卻沒有一個人出來承擔責任，但卻在情理中，克勞塞維茨說過：“戰爭是充滿不確實的領域。戰爭中行動所依據的情況有四分之三好像隱藏在雲霧裏一樣，是或多或少不確實的。”
第56 師團對於中國統帥部和遠征軍就像是“隱藏在雲霧裏”一樣，不能苛刻地要求一定要偵察到，因為日軍方麵在向曼德勒作小規模迂回、還是向臘戌作大規模迂回的選擇時，同樣不清楚中國遠征軍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大多情況下，戰爭“都像在雲霧裏和月光下一樣”(克勞塞維茨語)，那就得靠判斷和經驗甚至運氣來彌補了。也就是說即使不明敵情，也不一定意味著失敗不可避免，還可借助判斷力和經驗。
在情況不明甚至已經誤判的情況下，史迪威和羅卓英企圖不顧後方受到威脅，集中主力擊敗當麵日軍第55師團、第18師團，使深入我後方的竄犯之敵的行動失去意義，並自動落入陷阱，這個方案有其合理之處，且屬於力爭戰場主動權的努力。雖然事後證明其判斷和行動都錯了，但一般戰場指揮官都很難避免這樣的錯誤，因而這種失誤尚屬正常範圍。如果在這種險惡形勢下仍能根據判斷準確行動，當屬極少數的名將了。
同樣是在情況不明的情形下，杜聿明顯然戰場感覺比較敏銳，東線激戰一天便失去聯絡，他頓覺側翼情況不妙，他的方案是及早放棄中路曼德勒會戰，將主力和作戰重心移往東線，堅決阻止日軍插入我側後(這一判斷和作戰決心極為準確)。按這樣一種作戰思路，戰局的自然發展是我放開中路，日軍第55師團、第18師團從中路長驅直入，切斷英軍和中國遠征軍之間的聯係，英軍退往印度。中國遠征軍作戰重心由中路移到東線，全軍以和邦為軸心，成扇形向東北旋轉後撤，安全退往中緬邊境地區，固守密支那、八莫、昔卜、東枝、景棟之線，這是個萬無一失、絕對保險的方案。但其代價是放棄了力爭主動的進攻態勢，不能達成出國作戰的主要目標——占領仰光，確保滇緬公路國際交通線安全，且讓日軍占領大半個緬甸。戰場可形成我軍和英軍分別在東、西兩麵鉗製緬甸中部走廊上日軍的僵持局麵，這一態勢更有利於爾後的反攻。
從日軍第56師團先頭部隊平井支隊在4月22日中午10點左右衝入和邦的情況看，按杜聿明的方案，第5軍主力三個師從4月19日開始向東枝、和邦、孟榜、南曲依之線展開有三天充裕的時間，第200師48小時內即可趕到和邦布防，新編第22師、第96師亦可隨後趕到。以此推算，4月22日的戰場情況將是日軍第56師團主力與我第5軍主力在和邦迎頭相撞，另外，新編第28師也可在當日投入一個團以上的兵力，23日該師全部主力可投入作戰(該師實際上被運往曼德勒而置於無用之地)。如此，縱然不能擊敗第56師團，但以和邦為中樞憑借南登河和南渡河之險，維持一個僵持的局麵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兩個方案都屬於“在雲霧裏和月光下”判斷的產物，它們的正確與否取決於哪一個更符合實際情況，而不取決於方案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從後來遠征軍慘敗的結果看，杜聿明方案是當時危機情況下最切合實際的選擇。由此來看，杜聿明的判斷力遠勝於史迪威，對戰場形勢的估計相當準確。此戰關鍵在於日軍第56師團在側翼突破第6軍的防線，被抄了後方。如果按杜聿明方案，全部機械化的第5軍同第6 軍聯合截擊第56師團，把對手纏住還是有把握的，整個遠征軍的後方也不至於被抄襲。但杜聿明沒有堅持己見，服從了史、羅的命令。
以克勞塞維茨的標準看：“要想不斷地戰勝意外事件，必須具有兩種特性：一是在這種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於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遺憾的是杜聿明雖然具備超越常人的“內在的微光”，卻缺乏“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他自己也承認：“我的最大責任是1942年4月19日未與史迪威、羅卓英徹底鬧翻，未能獨斷專行，下令第五軍全部向棠吉(東枝)集中。”
一代名將終因一念之差，铩羽而歸，飲恨終身。
其人有勇有謀且能服眾，就是懼上，是校長的“好”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