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板戲”的戲外戲

劇團組建樂隊

在拍攝彩色電影《智取威虎山》時，劇團組建了一個樂隊。為了出新，產生現代感覺的旋律，樂隊裏選用了一些西洋樂器。之後，其他劇團紛紛效仿。

原來還有一點實力的音樂單位，這下可慘了 ，梁柱被抽走了，牆腳被挖空了，好端端的樂隊被扯得七零八落，像一個歌唱家突然變成了五音不全的人。除了叫苦不迭外，誰也不敢頂撞那個代表最高文化權威的“樣板戲”，更不敢違抗江青的指示。

文化單位隻好眼睜睜地望著自己西洋樂器的“陣地”被一點點吞食掉。

1970年初的一天，夜已很深了，江青突然心血來潮，叫周恩來來研究“樣板戲”的事情。

這時周恩來已經顯得十分疲倦，跟隨的保健醫生送來幾粒保護心髒的藥片，他接過來，把藥吃了。周恩來心髒不好，特別是通宵工作，心髒就會出現症狀。保健醫生一見又是江青約見，知道談話短不了，馬上讓周恩來先服藥。一是預防在先，二是想讓江青看見周恩來服藥，可能會縮短談話時間。

坐在對麵的江青，對此無動於衷，不停地東張西望。

他們談《智取威虎山》和八一電影製片廠問題時，周恩來談到樂隊問題：“最近外麵反映比較多，說是把人家的樂器和人都快抽光了……不要追求樂隊大嘛，也不要多嘛！”

江青的神情馬上發生了變化，目光投向了周恩來，好像很重視這個問題。

周恩來移了移身子，說道：“你們不是提倡激情嗎？樂隊來了激情，那演員的激情就會被壓下去。不要突出樂隊嘛——京劇就是聽演員的唱腔，樂隊聲音大，演員怎麽受得了？你們樂隊有多少人？”

江青沒有料到周恩來會提這個問題，一時回答不出來，便問身邊的人，錢浩亮回答道：“大約30多人。”

其實，30多人的數字也是不準確的，樂隊的人數已經達到50多人了。

周恩來一聽，笑了：“多啦。我記得小時候看戲，就七八個人伴奏，主要是胡琴、二胡、月琴、三弦。現在增加一倍就不少了。我的意見，人員還可以再少一點。”

江青馬上沉下臉，但嘴上卻說：“對，我讚成總理的意見，樂隊要砍，不要這麽大。”

她請周恩來過來，顯然不是想聽批評意見的。所以，周恩來的一番話令她大為不滿。

事後，江青不僅沒有精簡樂隊，反而將樂隊擴大到70多人。

“集體創作”是江青的一大“發明”

無論是翻開“樣板戲”的劇本，還是觀看“樣板戲”的電影，從頭到尾看不見一個人的名字，演員、編劇、導演、作曲、攝影、指揮等等，到了“樣板戲”裏全都隱姓埋名，“個人主義”被消滅得幹幹淨淨。一律統稱：某某劇組集體創作，某某電影廠製作。這大概也是史無前例的獨特文化現象吧！

江青率先“消滅”了個人的名利，提前走進共產主義的“集體創作”，可她的親信們未必能領會到她的用意。在一次討論拍攝《智取威虎山》電影時，於會泳試探地提出：“以前的電影上都有演員、編劇、導演、作曲等演職人員的名字，《智取威虎山》是否也和以前一樣，把名字都寫上？”

這不是捅江青的心病嗎？如果寫個人的名字，她江青的名字往哪兒寫？於會泳提這麽一個問題，不是要江青為難嗎？她毫不留情把於會泳批評了一頓：“我們拍‘樣板戲’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能為名，不能為利。我們是一個集體，創作也是屬於集體的。從今後，一律不寫個人的名字，不突出個人。一定要記住！”

江青在廣州休養時，也沒有忘記關心“樣板戲”。她聽說《龍江頌》的片子出來了，就叫文化組成員、軍代表狄福才趕快送來，她要先睹為快。狄福才帶著樣片乘飛機到了廣州。不知是江青心情好，還是片子拍得好，江青看完《龍江頌》後，一改往常愛挑剔的麵孔，對影片連連稱讚，出乎大家的預料。

周恩來在觀看《龍江頌》時，側過頭小聲問身邊的狄福才：“怎麽影片上沒有導演的名字？”

“江青同誌不同意突出個人，叫寫集體創作。”

“集體創作？大家看後，連是誰拍的都不知道，應該寫上！”周恩來大概覺得這種做法可笑，忍不住在一旁自言自語。

狄福才知道這不是編導的錯，就解釋說：“總理，這是江青同誌規定的，從《智取威虎山》開始就定下來的，不突出個人。”

“這不是笑話嗎？從外國的電影到中國的電影，都有創作人員的名字，怎麽就‘樣板戲’的電影不寫名字？寫名字就是突出個人了？寫上名字才能有負責精神。不寫名字是說不通的！”周恩來忍不住把嗓音提高了，旋即又重重吐出了“滑稽”兩個字。

周恩來多麽渴望有人講真話

1971年8月的一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審查新聞紀錄片。

自“文革”以來，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紀錄片，在片頭上統一使用了毛澤東頭像和《毛澤東語錄》，以前周恩來沒有說過什麽，這次他發話了：“新影的片子不一定都要用主席的像。你們能保證你們的片子百分之百符合毛澤東思想嗎？你們用主席的頭像做廠標，這是極不嚴肅的！”

新聞片是狄福才送去的，正好也在場。他見周恩來這樣說，覺得有點突然，就忍不住問：“以前一直是這樣的，現在不放毛主席頭像，放什麽呢？”

周恩來扭過頭，望著坐在一邊的狄福才，沒有正麵回答應該放什麽的問題，而是反問道：“狄福才，是不是什麽事情都沒有‘絕對’二字？如果強調時時、處處、事事，那怎麽可能做到呢？主席的書、語錄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如果把主席像印在其他書上，我看這本書就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確。你不敢保證吧？我也不敢！”

周恩來曆來反對搞形式主義。1969年，他為北京電影製片定下了爭論許久的廠標，就是一例。

北影廠在籌備拍攝《智取威虎山》的時候，就采用什麽標誌作為廠標的問題，爭論了將近一年也沒有定下來，有人說用工農兵，有人說用工農兵加天安門……如果這樣“暢所欲言”的自由爭論下去，永遠不會有統一的結果。軍代表動了腦筋，利用周恩來審查新聞片的機會，將這個極簡單卻又棘手的矛盾交給了周恩來。

“工農兵？工農兵加天安門？有工農兵在上麵就是為工農兵服務，沒有工農兵就不是為工農兵服務？不要搞形式主義嘛！我認為用天安門就可以，廠在北京，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周恩來一錘定音，北影廠曠日持久的廠標之爭總算告終。天安門標誌一直被北影廠沿用至今。

1970年7月，朝鮮樸成哲訪問北京的中朝友誼公社。樸成哲看見農民用的爬秧工具不及他們那兒的寬，就說如果工具能再寬一點，速度可以加快些。後來，拍攝記者在剪輯膠片時，沒有把樸成哲的原話翻譯出來，影片上隻有畫麵沒有解說詞。周恩來在審片時，發現了這個細節，就追問：“他在講什麽？”記者將樸成哲的原話說了一遍。

“為什麽不加上這段解說詞？一個外國人能這樣誠懇地提出意見，是難能可貴的！應該加上他的原話。”

他說這話的時候，正是假話、大話風行，誰也不敢說實話的年代。周恩來的內心，多麽渴望有人講真話！

（摘自《黨史博覽》 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