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提出“剝削有功”始末

24年前，也就是1980年5月17日，劉少奇同誌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大的冤案終於得到徹底平反。構成劉少奇冤案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他在1949年的“天津講話”，即他的“剝削有功”論。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1949年，我國的國營工業在全國工業產值中占26.3%，國營零售商業1950年也隻占23.2%，作為長期從事白區城市工作黨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認為當時還必須廣泛利用私營工商業來滿足全國人民的需要。

1949年6月，劉少奇在《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報告提綱中明確指出，在有利於新民主主義的國計民生的範圍以內，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私人資本主義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補充。他又說，“用商業的辦法即經濟競爭的辦法戰勝資本家，成為解放初期中國共產黨處理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手段。”這個思想，被融會進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中，作為我黨工作重點從農村武裝奪取政權轉向城市經濟建設的思想準備。

北平天津解放後，劉少奇以女婿的身份到北平西城舊刑部街32號，拜見嶽父母。王光英送給他一條圍巾，也介紹了天津工商界的基本情況。

1946年國共和談，王光美任北平軍事調停處中共代表團英語翻譯。1947年談判破裂，黨把她送到延安。1948年8月21日，她與劉少奇在西柏坡結婚。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時，中央五大書記住在香山，劉少奇住在離雙清別墅不遠的來青軒。到了香山，王光美心情很激動，終於在北平有自己的家了。當時她在中央外事組工作，很想給家裏打一個電話，但中央的住地要保密，隻得忍住了。不過，她和少奇同誌到達北京的消息，她的上級葉劍英專門派人通知了王家。

當時，五大書記的分工非常明確，毛澤東與各民主黨派頭麵人物交往，協商政協人事安排；周恩來籌備政協會議；朱德主要分管人民團體，出席此類會議；任弼時主要養病，兼管土改工作；劉少奇指導城市接收工作。

一天晚上散步，毛主席來到劉少奇住處，對劉少奇說：少奇啊，全國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麽搞，工業怎麽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氣喲，這樣，你準備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兒工商界，要穩住工商界，要向他們傳達我黨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我們的經濟政策是明確的，可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麵八方”。“四麵”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個麵都包括了兩方。這裏，不包括中國和外國的關係。4個關係中，公私關係、勞資關係是最基本的。“四麵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線錯誤，原則錯誤。要注意，我們現在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我們要團結資本家。許多同誌不敢講這話。要了解，現在沒有資本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要劉少奇到天津去，是因為當時中共華北局書記薄一波給毛主席寫信匯報了天津解放後工人要起來奪財產，資本家那頭情緒不穩定，天津的社會生產形勢不容樂觀。要到天津去，劉少奇想到王光美的父母親都在北平，可先到他們那兒去摸點天津方麵的初步情況。

這是一個晴天，劉少奇到北平西城舊刑部街32號拜見嶽父母。劉少奇進得門來，稱呼二老後，握著二老的手說：兩位老人這些年不容易啊！

二老知道劉少奇講這話的含義：1924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遷都南京，王光美的父親不願跟國民黨走，隱居北平，教育子女，後來，子女大都參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親還冒著生命危險掩護過地下工作者。

劉少奇坐下來，抽出一支前門煙，與王光英交談。王光英說，我不懂政治，軍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還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許多工廠還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劉少奇介紹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廠，哪家可以生產軍服，哪家可以生產軍火，講得頭頭是道。 劉少奇聽著，微笑著說，仗不會再打多久了，全國很快就要解放了，現在是應該考慮和平時期的建設問題。比如說，城市應當怎麽搞……劉少奇詢問王光英對國家建設有什麽意見建議。王光英告訴劉少奇，天津的資本家長期受國民黨宣傳的影響，對共產黨不了解，害怕“共產”，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樣被揪鬥，人人自危，無心開工生產，有的已經抽逃資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殘餘勢力的破壞，市場極為混亂，物價上漲，原料匱乏，生產停頓，工人失業……

劉少奇認真地聽著，對王光英說，你回天津後要多聯係工商界人士，做點工作，宣傳宣傳黨的政策嘛。

半月之後，劉少奇到天津，發表了著名的“天津講話”。天津是當時中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人口200萬，是華北、東北、西北這“三北”的商業樞紐。劉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確：解決勞資矛盾，穩定社會情緒，恢複工商界的生產信心。為此，劉少奇偕同龔飲冰、盧緒章、張文鬆、正光美、吳振英等，匆匆趕往天津。

在天津市的幹部(主要是工會幹部)會議上，劉少奇批評幹部中存在的“左”的傾向，指出，對民族資產階級有聯合有鬥爭，但今後重點在於聯合而不在於鬥爭，在政治上聯合他們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作鬥爭，在經濟上要聯合他們發展生產，隻鬥爭不聯合是錯誤的，隻聯合不鬥爭也是錯誤的。

對於資本家的繼續存在，當時有的工人想不通，說，既然我們翻身當家作主，資本家要逃就讓他們逃，要關門就讓他們關好了，他們不開，我們開，組織起來辦合作工廠。在天津市職工代表大會和華北職工代表大會上，劉少奇針對這種情況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說，在目前條件下，私人資本主義的剝削有若幹發展，對於國民經濟是有利的，對於國家是有利的，對於工人也是有利的，失業還不如有業。中國工人階級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組織起有戰鬥力的隊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軍。工人階級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不是我們的鬥爭對象，而是爭取對象，如果把資本家作為鬥爭對象，就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路線不符合，就會擾亂自己的陣線。當前，我們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又聯合又鬥爭，在經濟上聯合他們恢複生產、發展生產；在經營範圍、稅收政策、價格政策、對外貿易上限製他們，引導他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發展。有限製，就有鬥爭。這種鬥爭，以不破壞聯合為準則，否則，工廠減少，生產下降，工人失業，對工人、對國家都不利。今天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發展了，而是太不發展了。

劉少奇此行，還直接與天津的資本家見麵和座談，幫助他們消除疑慮。

4月21日，他來到宋斐卿任總經理的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接見勞資雙方代表。當時，這家公司的勞資關係非常緊張，工人認為解放了，就得分資本家的財產，就得共產，主張把庫存的毛線分掉，因而發生了“吃雞”還是“吃蛋”的問題，劉少奇告訴工人代表，在勞資兩利的情況下，還要讓私人資本主義存在一段時間。“如果吃了母雞，就不會再有雞蛋吃。”

4月23日，劉少奇視察了朱繼聖任總經理的仁立毛呢廠。朱繼聖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天津有名的企業管理專家，他曾用英文寫過一本企業管理的專著，與美國商界的關係特別好，是華北地區最大的中國工藝品銷往美國的出口商。解放前，他沒有跑往美國，堅持留在中國。劉少奇稱讚他的工廠在管理上的文明、先進。朱繼聖則把自己的英文專著送給隨行的王光美。

“天津講話”波瀾驟起，高崗掀起倒劉惡浪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效果是明顯的。

　　劉少奇離開天津後，很快收到東亞公司經理宋斐卿的來信，表示要增設新廠，恢複老廠，擴大生產計劃。劉少奇立即複信予以鼓勵：“得悉貴公司職工團結，勞資雙方共同努力擴大生產，增設新廠之計劃，甚為欣慰。 望本著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之方針，繼續努力。前途光明，國家民族之複興指日可待也。”

　　工商業者打消了顧慮，企業關閉數字急劇下降，開工率迅速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開張的廠店達1160戶，而停業的隻有27戶。劉少奇講話後一個月，天津的財政收入比前一個月增加1.5倍；兩個月後，天津的進出口總值達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工商業者逐漸靠攏黨，信任黨。抗美援朝開始後，天津工商界4.2萬人率先大遊行，擁護共產黨的決定，受到毛主席的稱讚。

　　劉少奇的天津之行，不僅使黨在剛剛解放的北方最大工商業城市天津穩定了局麵，而且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提高了黨在各界人民心中的威望。這次講話的主要目的是穩住民族資產階級，使剛解放的大城市有一個安定的生產環境，保護和發展民族工商業，迅速恢複和發展生產，活躍城鄉經濟，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事業。盡管講話中某些言辭矯枉過正，如“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聽起來確實刺耳，但總的精神是符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毛澤東認為講得很好，個別言辭不一定準確，可以推敲，毛主席強調我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方針政策為16個字，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劉少奇對毛主席的指示極為重視，說，主席這樣提，當然好，講得很全麵，今後照此闡述。

　　劉少奇結束天津之行後，於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機關高級幹部談了自己關於穩住資本家發展生產的意見，希望大家以此為原則大膽地向資本家和工人宣傳。他說，最近我去了天津，資本家非常高興，有些工人或許不那麽高興，但是沒有關係，我是真誠地為工人打算的，他們將來會看到這一點。

　　中共東北局的社會部長鄒大鵬看到了劉少奇的講話，想到東北也有類似天津的“左”傾問題，比如有些共產黨員進城後打算把資本家“擠垮”，而東北局書記高崗說“垮了就垮了”。當時中央明文規定，各級幹部有權越級向黨中央反映存在的緊急問題。於是，鄒大鵬寫信給劉少奇，反映東北存在的問題。

　　劉少奇接信後作出了迅速的反應。5月31日，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問題致東北局電》中，把他在天津發現的“左”傾錯誤———“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作了介紹。

　　同時指出，這種現象不隻是華北有，東北也有，批評東北局提出“消滅資本家”是“左”傾錯誤，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這個文件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並由毛澤東起草給各中央局的通知：“茲將中央給東北局辰世電及其附件發給你們，並請你們轉發各市委、省委、區黨委，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不克服此種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然而，風起於青萍之末。由於劉少奇批評了東北局，而自稱“東北王”的高崗感覺自己是陝甘寧的正宗革命派，而且後來位尊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哪服得了第二副主席劉少奇向他公開提出批評。他非但不接受批評，還把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摘抄下來，抓住個別言辭不妥的“小辮子”，廣為散發，企圖拱倒劉少奇，取而代之。

　　1952年，高崗調入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可謂實權在握，炙手可熱，但他不願意位居劉少奇之下，又把劉少奇的 “天津講話”翻了出來，利用自己把持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機會，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以批判薄一波在稅收工作的失誤為名，又掀起了倒劉惡浪。之後，高崗又南下杭州、廣州遊說，說劉少奇有一個“圈圈”，欲掀倒劉少奇。

　　毛主席得知此事後，在與各大軍區負責人的講話中，表彰了劉少奇。他說，少奇同誌是正派的，他絕不是那種摘宗派的人。高崗還企圖拉攏鄧小平、陳雲一塊來掀掉劉少奇。高崗找到鄧小平，說劉少奇不成熟，在天津講出這種“剝削有功”的話來。鄧小平問答他：劉少奇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改變這種地位不適當！高崗找陳雲說得更露骨，把劉摘掉，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陳雲沒有搭理他。

　　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主題是揭露高崗反黨陰謀。鄧小平在會上批駁了高崗對劉少奇“天津講話”的汙蔑，他說，“少奇同誌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當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當時情況怎麽樣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采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

　　“文革”中，“天津講話”讓劉少奇罹禍，造反派給劉少奇的“定性”是“鼓吹剝削有功”、“發展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