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改造的國民黨200多名高級將領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提出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為此，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步驟和措施以溝通兩岸關係，促進早日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為進一步緩和同台灣的關係，中共中央從１９５９年開始特赦國民黨戰爭罪犯，直到１９７５年，先後分七批，總計特赦國民黨戰犯５５４名，其中國民黨高級將領２００餘名。中共中央的這一重大舉措是史無前例的，由於采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對緩和兩岸局勢，增進海峽兩岸的交流與了解，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積極影響。

　　總方針：　一個不殺，分批釋放

　　新中國成立之初，當時的主要任務是鞏固政權，維護社會穩定，醫治戰爭創傷，著手經濟恢複工作。不久，我國又全力投入抗美援朝戰爭中。

　　在解放戰爭時期被人民解放軍俘虜的９００多名戰爭罪犯，當時正在全國各地監獄關押和改造。

　　１９５６年１月３０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發出“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 的號召。當天，他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誌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向台灣展開相應的宣傳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的意見。

　　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周恩來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並對各方麵情況作了分析和研究，認為已經初步具備了釋放一批戰犯的條件。為了更好地處理戰犯問題，中共中央在向黨、政、軍、群等係統征求意見的同時，也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征求意見，進行政治協商。３月１４日，在北京召開了政協常委二屆十九次擴大會議。會議著重討論周恩來關於釋放戰犯的提議。會上，公安部長羅瑞卿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作了關於戰犯問題的專題報告。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張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的原則作了發言，具體說明這一重大決策的目的、方針和步驟。他明確提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轉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他說：“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隻能起消極作用。對台灣的影響相反，使他們覺得戰犯的下場隻是要殺的，增加了台灣的恐慌。這與我們的政策不相符合。”

　　會議對這個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一種意見認為應該立即全部釋放，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逐步釋放。周恩來同意後—種意見。他說：“雖然前一種意見處理起來很簡便，但工作不完滿，收獲也不大，一下子轟動一時，過去後就沒有下文可做了。”周恩來提出：“我們要影響台灣還是一步一步地來做好，先放少數的，試一試，看看有效沒有，放出後的工作也要循序漸進，急不得。”對戰犯釋放後的安排，周恩來也提出了具體意見。他說：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後到各地去參觀，允許親友看他們。等這些人對新生活適應後，對祖國的形勢有所了解後，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們一起討論如何開展對台灣的工作。他認為都去台灣的意見是不現實的，蔣介石消受不了這些高級將領，同時也會狐疑鬼猜，會認為我們放人是有鬼的，他什麽都懷疑，連美國人稍微勾引一下孫立人他都要殺掉?周恩來說，台灣的工作是要做的，至於如何做可以跟這些“將軍”們談談。他表示，如果我不是總理，倒願意跟這些人多談談。他還說：“毛澤東曾指示應跟他們講清楚，放他們出去，允許他們來去自由，願意去台灣的可以去台灣，願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罵我們，連海外的人在內，罵我們的有那麽多人，這幾百人數目很少，如果你們罵完了，又想回來，我們照樣歡迎，會不會回來再把你們抓起來﹖不? 我們保證。我們不跟你們絕交。”

　　４月２５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進一步就寬大戰犯的政策問題作了說明。毛澤東提出：黨的政策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

　　對釋放戰犯的時間，毛澤東經過反複考慮後，在５月２日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沒這個必要。”

　　２００多名高級將領 集中在功德林一號

　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被俘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在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逮捕的國民黨人員極為複雜，為確定戰犯身份，公安部提出了一個戰犯標準，即在解放戰爭期間，犯有嚴重戰爭罪行的國民黨軍隊的將、校級軍官，國民黨政府省主席和廳?局　長級官員，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委員，省?市　黨部書記長和委員，以及特務係統的處、站長以上人員，可列為戰犯。

　　根據這個標準，經當時初步審定，列為戰犯的總數為９２６名，其中軍隊係統７３６名?中將７２名，少將３８８名，校級２７６名　，政府係統４６名，黨務係統２７名，特務係統１１７名。

　　為加強對戰犯的統一管理和改造，在１９５６年對全國各地的戰犯實行大集中，分別關押在北京、撫順、濟南、西安、重慶、內蒙古６地的戰犯管理所。戰犯中的２００多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位於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路一號，占地近百畝，監房能容納千人以上。這裏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廟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為一座監獄。１９１５年，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期間，司法總長羅文幹最終完成了這座監獄的全部改造，後來成為國民黨北平“第二模範監獄”。李大釗同誌就是在這裏被敵人殺害的。

　　新中國成立後，這座監獄被國家公安部接管，成為關押和改造戰犯的一座監獄。功德林一號關押的這些國民黨戰犯情況比較複雜，改造的難度很大。這些人長期為蔣介石國民黨效勞，甚至直接參與了蔣介石集團的諸多重大決策，是蔣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實力的人物，反動思想根深蒂固。他們認為既然為蔣介石國民黨效勞，就不應在共產黨麵前低頭，“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長時間轉不過彎來。

　　針對這些觀點，為加強對戰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種辦法。首先組織他們成立學習委員會，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學習《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以及其他理論書籍和參考資料，中心是解決對蔣介石的認識問題。他們通過自己看書學習，進行探索和辯論，最後在大量的事實麵前終於得出了正確的認識：蔣介石違背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蔣介石統治下，使中國進一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結合理論學習，還組織他們到東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漢等地參觀，讓他們親眼看看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管理所還堅持思想改造與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安排他們到北京遠郊參加勞動。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委托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及愛國人士張治中、程潛、邵力子、章士釗、傅作義、蔣光鼐、張難先、鄭洞國、侯鏡如等先後到功德林看望他們，做說服開導工作。

　　對戰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嚴肅認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則，切實尊重他們應當享有的各種權利，嚴禁打罵體罰和侮辱人格的行為；注意他們的飲食、衛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時組織一定的文娛活動和體育鍛煉；對他們的身體，定期進行檢查，有病及時治療。有的人病重或病危，管理所組織名醫會診、搶救，配備較強的力量進行護理，還幫助他們鑲牙、配眼鏡、安裝假肢等。這樣，從各方麵給予人道主義的待遇，保證身體健康，使他們深受感動。

　　杜聿明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深受蔣介石器重。解放戰爭時期，他曾任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後任徐州“剿總”副司令。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毛澤東以中原、華東兩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沒有使他覺悟。他在淮海戰役中被俘後，陳毅司令員與他談話，他也拒絕談任何問題。一直到他被送到山東濟南解放軍軍官教導團，他仍不服罪，動不動就發火。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他從濟南轉到功德林時，被戴上了重重的腳鐐。這次被送往北京，他認為自己罪惡深重，必被處死無疑。因此，他在棉褲裏藏了６０餘片安眠藥，企圖等待適當時機自殺。

　　管理人員在摸清了杜聿明怕死的思想原因之後，便有的放矢地對他進行正麵教育，著重讓他學習《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　第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明確指明一切戰犯不問何人，隻要能認清是非，幡然悔悟，確有實際表現的，必會得到寬大處理。同時，還反複以同是名列４４名頭等重要戰犯之—的傅作義將軍的事例，對他啟發開導，漸漸地使他認識到隻有幡然悔改，立功贖罪，爭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惟一的出路。由此，他打消了自殺的念頭，並交待了私藏安眠藥的來源。原來，他在山東解放軍軍官訓練團期間，以失眠為由，多次向我軍醫零星地要來安眠藥片，積少成多，並在深夜裏偷偷拆開棉褲，把藥片裝入褲內縫好備用。

　　多年來，監獄的管理幹部對他關懷備至，為他治愈了多種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燒不退，醫護人員為他打針、服藥。管教處的姚處長徹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這—切深深感動了杜聿明。一次，陳賡大將來功德林視察後，杜聿明含著熱淚對管理人員說：“我和陳賡大將是黃埔一期同學，當年我倆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卻走了截然相反的兩條路。他走對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將，而我卻走錯了路，成為千秋罪人。”後來，又經過一係列的參觀訪問，促使杜聿明的立場和思想有了一個較大的轉變，被第一批特赦釋放。

　　態度強硬的黃維　幡然悔悟改惡從善

　　在功德林一號管理所的國民黨戰犯黃維當初是表現最差的一個。黃維原是國民黨１２兵團司令，黃埔一期畢業生。十年內戰時他爬到中將師長的地位以後，得到蔣介石的寵信，後來接任陳誠精心培植的第１８軍中將軍長，死心塌地為蔣家王朝賣命。他被俘後，死抱著“不成功則成仁”的信條，對蔣介石忠貞不貳，下決心 “君子不事二主”。他初到功德林時，抵觸情緒很大，處處與管教人員對立。他認為自己所以成為階下囚，就是因為打了敗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自己“無罪可悔”。在學習中，不是沉默不語，就是大放厥詞，而且，對其他認罪悔過的戰犯，還大肆譏諷挖苦。

　　１９５２年黃維在一次學習中不僅不揭露蔣介石的罪行，反而發表攻擊誹謗我黨領袖的言論。事後，他又拒寫檢查。為此，戰犯們群情激奮，黃維又口出狂言辱罵，學習組長董益三等便動手打了他，黃維也不肯示弱，結果雙方打成一團。幸被管理員發現，及時製止。為此，管教人員在認真調查核實事實的基礎上，不僅對黃維的惡劣表現進行了嚴肅批評教育，同時，對動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進行了批評教育。這樣解決之後使他深深感到共產黨人處事公允，思想上開始有所改變。然而，一個人的思想得到徹底轉變是不容易的，為了逃避改造，在監獄內他多年進行“永動機”的研究，想以此作為捷徑，幻想得到人民的寬恕。

　　促使他轉變立場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關押期間，我們監獄竟然治好了他長期纏身的痼疾頑症，把他從死亡的邊緣救了回來。黃維病倒了四年多，這四年他思想發生了急速轉變。病愈出院後，滿懷深情地說： “是共產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樣重的病，又病得這樣久，若在過去，雖然我是國民黨的高級將官，也得一命歸西。”

　　在長期的養病過程中，黃維對被俘後的種種言行和表現進行了冷靜的分析，對過去從不願意讀的馬列主義書籍和毛澤東的著作也有了興趣。病好以後又到社會上去參觀，受到生動的事實教育，思想上有了較大的轉變。對這一轉變過程，他做了這樣一段總結：

　　我是罪大惡極的戰犯，解放後受到寬大和改造，由於以前特別是解放初期幾年我以為改造政策不能決定我的前途，不能解決我的問題，而隻有立功贖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諒解和寬大處理，而妄圖以發明創造為捷徑，以幻想的黃維永動機為立功贖罪的法寶，從此走上歧途。

　　加之被囚監獄年久，而且自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５年長期重病，難安心於改造。現在，為了懲前毖後，對症下藥，治病自救，第一，痛下決心摒棄一切幻想，以絕禍根，今後保證絕對不再有黃維永動機發生。第二，從思想上堅決去除和改正發牢騷、說怪話的思想根源和醜惡品格。第三，從此低頭認罪，誠心服法。第四，堅決以思想改造為惟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後老實學習。總而言之，我現在低頭認罪，誠心服法，老實學習，埋頭改造，努力耕耘，不問收獲，以從頭改造，爭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錯誤和罪行還能得到政府寬大，允許我有走向新生的機會。

　　１９５９年，黃維被轉到秦城監獄。這是他與前半生決裂的關鍵一年。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從此開始交代自己的曆史罪行，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１９６８年４月，黃維被轉到撫順戰犯管理所，繼續接受改造。

　　１９７５年３月，黃維隨最後一批戰犯被特赦釋放。特赦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在他特赦１０年後，８２歲高齡的黃維重訪撫順戰犯管理所。他不住賓館硬要住當年關押的地方，便在２號監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人員座談時他滿懷深情地說：

　　“撫順戰犯管理所是我最懷念的地方，過去我在改造中表現是不好的，經過政府５年的耐心教育，使我這個頑固分子變成新人。沒料到我還能活到現在。這主要是黨的照顧和關懷，是共產黨的政策好！”

　　４年以後，黃維在北京逝世，終年８６歲。

　　周恩來勉勵 國民黨戰犯做新人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４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

　　９月１７日，全國人大二屆九次會議討論並同意毛澤東主席的建議，做出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特赦令。

　　這個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特別是在功德林一號關押的戰犯，他們欣喜若狂，無比激動，感謝黨和政府的英明決定。１０月２日，他們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以表達他們的興奮和感激之情，現抄錄如下：

　　敬愛的毛主席：

　　當此偉大祖國國慶十周年之際，黨和政府對我們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頒布特赦令，對確實改惡從善的給予釋放，這是無產階級崇高的革命人道主義的體現，是中外曆史上對於罪犯從來未曾有過的深恩厚德，使我們深深的感到無比的興奮和無限的感激?

　　我們過去都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人民內戰的實際執行者，破壞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種手段殘酷地壓榨和殘害人民，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把國家拖到了絕境，論罪真是死有餘辜。十年來在黨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們逐漸恢複了人性，明辨了是非，從而樹立了認罪服法、改惡從善的思想基礎。黨不僅寬恕了我們的罪行，而且把我們的靈魂從罪惡的深淵裏拯救出來，使我們得有今天的新生，黨之於我們，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當我們將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們謹向您莊嚴的保證，今後在思想上、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永遠跟著共產黨走，在工作和勞動中，誠懇踏實，力爭上遊，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解放台灣的鬥爭中，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後，我們謹以無限感恩圖報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禮！

　　蔣介石集團戰爭罪犯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日

　　１２月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在各地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有全體在押戰犯參加的特赦釋放大會，宣布了特赦釋放的戰犯名單，發放特赦通知書。在特赦大會上，被特赦的戰犯表示非常感謝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使他們改邪歸正，從此獲得新生，並決心繼續改造思想，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一份力量。未被特赦的戰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爭取早日獲特赦。

　　這次宣布的首批特赦戰犯共３３名，在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的有１０名，他們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

　　會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１０個人和從撫順戰犯管理所釋放的末代皇帝溥儀專門組成一個小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門內旅館，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的同誌負責他們的學習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們意味著新生活的開始，下一步應該如何走，是每個人不能不考慮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同樣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關注。

　　１２月１４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溥儀等人乘專車駛進中南海西花廳。工作人員和藹地告訴他們，這裏就是周恩來的家。

　　周恩來，這是他們非常熟悉的名字。這１０名國民黨將軍中，除陳長捷、盧浚泉外，都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今天，能夠見到３０多年前的老師，心情格外驚喜，也感到十分的慚愧。有人後來回憶說：“想起自己在黃埔軍校畢業之後，走了一段漫長的反革命道路，成為罪行累累的戰犯，真不知該說什麽好，喜悅和羞愧之情頓時交織在一起。”

　　周恩來在陳毅副總理、習仲勳副總理以及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滿麵地走進了客廳，大家同時站了起來，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位３０年前的老師，這位當年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來示意大家坐下。他親切地同大家交談起來，逐一問起每個人的身體情況和家庭狀況。他對曾擴情說：“我在黃埔軍校時年齡還不到３０歲，當時感到壓力特別大。”曾說：“我那時已３０開外了，我這個學生比老師還大幾歲哩。”當時，曾擴情在黃埔軍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員。

　　周恩來又轉向杜聿明，詢問他的一些情況。杜聿明慚愧地低下頭說：“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聽老師的話。”周恩來的回答是：“這不怪你們，怪我這個當老師的沒有教好。”

　　張治中指著鄭庭笈向周恩來介紹說：“這是鄭介民的堂弟。”鄭介民在１９４６年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二廳廳長，是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國民黨政府方麵的代表。周恩來說：“我知道。”接著，他問到鄭庭笈的家庭情況。

　　鄭庭笈告訴周恩來，他原來的妻子叫馮莉娟。１９４８年鄭被俘後，他的朋友為馮莉娟準備好了去台灣的船票。但是，當她聽到鄭被俘後在哈爾濱發表的一篇講話後，就決定留下來，在海南島等候。１９５４年，她回到北京，因戰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無法解決家庭生活問題，她決定和鄭庭笈離婚。

　　周恩來聽後沉思片刻，轉過頭去對張治中說：“那你們應該動員他們複婚嘛！”

　　周恩來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語的末代皇帝溥儀，談起了滿族的風俗禮節。陳毅在旁邊風趣地插話說當年在北平讀書時，還是你的臣民呢。你當時出來時，我們還想看看你這個皇帝呢。”

　　在輕鬆風趣、和諧親切的氣氛中，周恩來把話轉入了正題。他勉勵大家通過加強思想改造，站穩民族立場和勞動人民的立場，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學習馬列主義，培養勞動觀點、集體觀點，加強群眾觀點，要認罪服法，重新做人。關於前途問題，要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做新人。希望他們相信黨和國家，特赦後會信任他們，用上他們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屬的都可以。兩個月後再考慮安排工作。他還說，你們當中與台灣有聯係的人，可做點工作，慢慢做，不著急，個人寫信靠得住些。

　　５５４名國民黨戰犯 獲得了新生

　　最初確定的９２６名戰犯中，有些人在服刑期間因病死亡，有些人在特赦前刑滿釋放，有２５人經核實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有１０人另案處理，實際特赦總數為５５４名。這５５４名國民黨戰犯經過長期的改造，先後分七批被特赦釋放，全部獲得了新生。中共中央公開向他們宣布：特赦後，每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的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去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範漢傑、沈醉、廖耀湘、鄭庭笈、楊伯濤、周振強、李仙洲、羅曆戎、李以勖、董益三、方靖、黃維、文強等先後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還有一批人被安排為地方政協委員、常委。他們參政議政，發揮了積極作用。絕大多數人擔任了各級政協文史專員、秘書專員、工作員、資料員和參事。也有極少數在農村和工廠。他們都過著幸福的晚年生活。許多人還以嚴肅的態度寫回憶錄，以求後代有所借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在黨的正確政策感召下，特別是由於周恩來的關懷，杜聿明在政治上進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後，周恩來經常請他參加一些外事活動。１９６０年，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蒙哥馬利元帥，杜聿明作陪。當時，蒙哥馬利問杜聿明：“百萬大軍到哪裏去了﹖”杜指指陳毅，笑笑說：“都送給他了。” 蒙哥馬利又問：“一個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說：“就剩我一個。”這時，周恩來在一旁插話說：“你也進入了社會主義。”蒙哥馬利從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１９６４年１１月，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杜聿明等人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成為了政治生涯一個更高的起點。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周恩來曾問到鄭庭笈的家庭情況。一年之後，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周恩來委托張治中在頤和園邀集黃埔同學聚會時，周恩來還記掛著這件事。他一見到鄭庭笈，第一句就問：“你複婚了嗎﹖”

　　在周恩來的進一步關懷下，１９６１年３月，鄭庭笈被分配到政協任文史專員，每天到文史資料委員會去上班。全國政協將他的妻子調到他身邊做打字員，為他們夫妻重聚創了條件。不久，鄭庭笈夫婦終於重新恢複家庭關係。他逢人就講：“如果沒有周總理，我們夫妻不會破鏡重圓，我們的家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幸福。可以說，周恩來就是我們的紅娘。”

　　新中國特赦釋放在押國民黨戰犯，不少特赦人員以通信、廣播、撰寫回憶錄等各種方式為祖國統一大業積極工作，為溝通兩岸關係，對和平統一祖國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對於祖國大陸的和平呼籲，台灣方麵做出了謹慎的回應。他們規定：今後不再用紅色中國、共黨中國，而稱中共政權。蔣經國也表示，“派人到大陸談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台灣當局並沒有順應民意，對於改善兩岸關係，步子緩慢，缺乏誠意。１９７５年，我國特赦最後一批戰犯時，有１０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申請去台灣與家人團聚。他們的申請很快得到我方的批準，政府有關部門還幫他們辦理啟程和赴港的手續，再次向他們重申黨的政策，向他們宣布：到了香港後自行辦理回台的手續，打電話、發電報、找親友、見記者，均聽其自便。發表談話、對各方表態由他們自定。發給他們來往香港的雙程通行證，發給適合香港情況的新製服裝和足夠的費用，指定香港中國旅行社負責照料他們的生活。但是，台灣當局卻認為這是中共的“統戰陰謀”，回台的１０人是“共諜”、“統戰分子”。他們拒不接納這１０人回台，而且聲明“絕不上當”。由於台灣當局的極端恐懼和百般阻撓，申請回台的這１０個人終究沒能與台灣的家人團聚，最後有４人去美，２人留港，３人返回大陸，１人自殺身亡。

《中國結——兩岸關係重大事件內幕》王永欽 主編 新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５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