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軍區兩位前副司令員（中將、少將）為“文革”舊帳鬧上法庭

◇　活人罵死人，罵得對不對？

孔慶德（１９１１），一九五五年授中將，一九五五年秋後調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員，七一年三月至七五年兼任湖北省委書記，一九八二年離休，目前身體狀況尚好。

李迎希（１９０２－－１９８１），一九五五年授少將，一九五五年春組　建武漢軍區時為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一九八一年去世。李雖為少將，卻於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為軍區第一副司令員，此情況在全軍罕見。李雖為少將，卻是行政六級，也是全軍少見。六七年二月後因文革中的問題停止了工作，至七四年解脫，七五年整軍時離休。

２００１年１月，《一代將星孔慶德》一書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發行。書的封麵沒有署名作者，在後記中有編寫者的名字：屈德騫　鄭珠濱。該書是個傳記，寫的是孔慶德的生平事跡。該書在文革的章節中不點名地提及軍區一位副司令員搞“奪權”，影射李迎希同誌。

２００１年５月，李迎希的子女寫信給廣州軍區黨委（武漢軍區撤消後，湖北歸屬廣州軍區），提出《一代將星孔慶德》一書中對其父的描述是捏造和歪曲，同時是違背文革後黨組織對李迎希所作的結論的，要求廣州軍區查處。廣州軍區告知李的子女三點：一，《一代將星孔慶德》一書中如有問題，由作者文責自負；二，既然書中未點名，就不要對號入座了；三，如有爭議，當事人之間自行協商解決。

李迎希子女於２００２年初開始委托律師進行調查，同年四月廣州軍區政治部編研室給予複函：該書“是孔慶德同誌自籌資金，委托廣州軍區武漢離休首長服務處有關人員撰寫”，希望雙方協商采取私下和解。李迎希子女委托律師找武漢離休首長服務處聯係協商問題，被推拖、拒絕。

２００２年６月，李迎希子女向武漢市武昌區法院起訴孔慶德、屈德騫、鄭珠濱和解放軍出版社損害其父名譽權，要求被告公開承認錯誤，消除影響。武昌區法院認為案情特殊，移交武漢市中級法院。市中級法院未正式立案，隻進行調解。因調解不成，中級法院寫報告給湖北省高級法院。省高級法院批示：由武昌區法院審理該案。此後，武昌區法院又進行調解，仍不成。

２００４年９月，廣州軍區武漢離休首長服務處副處長王魯江提出，希望李迎希子女能撤訴，並透露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俞正聲關於“不要讓孔慶德承認錯誤”的批示。李迎希子女說，不相信俞正聲會這樣說，否則，豈不是為這個官司定了調子？然而，後來武昌區法院就是判李迎希子女敗訴，其判詞明顯顛倒是非、自相矛盾。

武昌區法院於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不公開開庭的方式審理了該案─原告在開庭前表示應公開開庭，但法院仍依照被告的要求采取了不公開開庭的方式。被告方由孔慶德的女兒和一名律師代表孔出庭，孔的另一位女兒和律師代表兩位編寫者出庭，解放軍出版社派來代表出庭。原告方出庭的是李迎希的三個子女及律師。同年８月９日，武昌區法院判決李迎希子女敗訴，駁回其訴訟請求。

◇　曆史上相關事實（上）

《一代將星孔慶德》中所謂李迎希“奪權”，是武漢軍區在文革中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一事件的緣起與李迎希和陳再道、鍾漢華之間的矛盾有關。

文革前夕，六六年初的軍區黨委常委交心會中，李對陳、鍾有很多批評。六六年春，兼任軍區第一政委的王任重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匯報：武漢軍區領導班子不團結。毛向王要了有關材料去看過。

文革後，軍隊院校及文體單位同地方一樣開展運動，及六七年元月初軍委指示軍以上機關開展“四大”，武漢軍區機關和領導受到衝擊。陳、鍾在軍區常委會上提出：有關文革的問題，首先由軍區文革辦公室解決，解決不了由副司令、副政委解決，再解決不了才找陳、鍾。李表示異議：應在軍區黨委領導下解決問題，黨委書記（陳再道）要掛帥，文革辦隻是黨委領導下的工作班子，我們（指副司令、副政委）也是在黨委集體領導下去做工作。但是，後來實際中基本是按陳、鍾的意圖行事。當時常委會分配李迎希負責後勤係統的文革運動，之後，李迎希接見後勤係統搞運動的群眾都是由軍區文革辦安排的。

在５月３０日庭審中，孔慶德方的證人證言說，當時所有軍區常委受到造反派衝擊，唯獨李迎希沒有受到衝擊，說明李迎希是支持造反派的。李迎希子女說，當時李迎希也受造反派衝擊，隻是軍區大院基本沒有群眾揭批他的大字報；但沒有被群眾貼大字報的常委並非李一人，不能以是否受到群眾的衝去來確定是否支持造反派，以至確定是非。

六七年一月上旬，陳再道、鍾漢華到北京參加軍委會議，並委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葉明在陳、鍾離開這段時間臨時主持黨委工作。此時前後，軍隊文革運動正處於白熱化階段。在陳、鍾離漢前，信陽步校的造反派到軍區大院，要求孔慶德接受對他在信陽步校搞“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批判。陳再道聽了文革辦的報告後，讓唐金龍副司令員陪孔一起去見群眾，陳指示唐說：“你告訴他們，他們不能這麽搞！”孔、唐見這些造反派時，唐嚴厲批評了這些造反派師生。但孔對這些造反派說，自己有“軍事路線”錯誤，接受大家批判。結果，造反派將火燒到唐身上，將原來準備給孔慶德的高帽子，轉帶到了唐金龍頭上，並將唐的領章、帽徽扯掉。

當時，受造反派衝擊最厲害的當屬兼任軍區文革辦主任的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呂炳安。造反派根據林彪批軍隊文革負責人劉誌堅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精神，結合本單位派工作組、壓製群眾等實際，猛攻呂，要求呂承認武漢軍區也執行了這一反動路線。呂找軍區常委（呂不是常委），常委們均不表態。呂很悲憤，說：“你們是舍卒保車”。

一月二十日，陳、鍾打電話回武漢說：軍委在查賀龍的問題，我們軍區也要查有沒有賀龍分子，開常委會查這個問題。當晚葉明召開常委會，李迎希聽葉明講了會議內容後說：“誰是賀龍分子？這個會不如不開”。葉說，還是按陳、鍾的指示辦。由於軍區大院有不少揭批唐金龍與賀龍關係密切的大字報，會議形成的疑問集中到了唐的身上。唐在會上不滿地說：“要從這裏（指與會者）揪賀龍分子，那隻能是我了”！會後數小時，即一日二十一日淩晨，唐金龍就在家開槍自盡。禍不單行，同日上午呂炳安死在軍區第四招待所的客房，驗屍結果：死亡是由於淩晨前後服用大量安眠藥。

一夜之間，兩位領導人身亡，引起人們猜測和議論，還出現種種謠言。有很多大字報說是“殺人滅口”，還有大字報講有消息說下一個被暗殺的人是李迎希。造反派提出要揭開武漢軍區“階級鬥爭的蓋子”。為了迥避造反派的質問，軍區領導人紛紛走避。葉明的秘書王書正說，葉當時很少到軍區，“一天到晚到處躲”。

唐、呂事件後，李迎希打電話給在北京的陳再道，說軍區機關和黨委基本癱瘓，請陳、鍾至少先回來一個，主持解決當前問題。陳說，還在開會，不能回去。李說，現在群眾追問軍區領導的問題主要是軍區文革運動中是否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可否承認？陳說：“絕對不能”。陳要李學南京軍區的張才千，造反派怎麽鬧，張都不表態。

李迎希得知軍委當時並沒有開會（從後來的資料來看，陳、鍾在北京的兩個月時間中，兩至三次會加起來的時間不足半個月），於是在一月下旬以個人名義給軍委發了一個電報，內容是唐、呂事件後，軍區機關、黨委基本陷於癱瘓，請軍委讓陳、鍾回軍區主持工作，解決問題。而陳、鍾則懷疑李要求他們回去是想讓群眾揪鬥他們。分歧、成見、猜疑，導致將同誌視為異己，甚至敵人。

一月下旬，軍區副政委（軍區黨委副書記）張廣才（１９００－１９７０）來找李迎希。此前，張廣才因患高血壓和心髒病，經軍區黨委批準在鹹寧養病。張聽說唐、呂事件後軍區大亂，軍區領導中基本上隻有李一人能去機關上班，於是從鹹寧返回。張對李說：“武漢軍區搞成這個樣子，我們怎麽向軍委交代喲！我不能看著你一個人這樣頂著，我要幫助你”。李勸張說：“現在群眾說我們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出現唐、呂的事，情況很複雜，既然你己經停止工作去養病，何必再陷進來”。但張執意同李一樣去機關上班。結果張一到機關就被群眾提出的種種問題弄得頭暈腦脹，沒兩天就住進了軍區總醫院，但張仍堅持在不看病時到機關來。

二月初，陳再道從北京打電話給在家的副司令員姚哲、孔慶德、楊秀山、韓東山，說：“你們身邊有敵人，姚、孔、楊、韓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敵”。陳這裏所謂的 “敵人”就是指李。此事被知情人捅了出來，並見諸於軍區大院的大字報上。至此，軍區領導班子分裂了。在此之前，李迎希雖與陳、鍾有分歧，但基本上還是學張才千，把矛盾限製在黨委內部；在此之後，李的言論則開始有些脫離這個原則。如在回答群眾提問時說：“我在黨委是受排斥的”、“如果軍區黨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也有責任”等。李在群眾中這樣說顯然是錯誤的，但是後來就把這些講話，上綱說成是李煽動群眾反軍區黨委，也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陳再道給姚、孔、楊、韓的電話是將與李迎希工作方法的分歧，推向質變的開始。“７·２０”事件以後披露：鍾漢華得知李給陳的電話內容後，向陳進言：“李迎希建議軍區黨委承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要打倒你這個黨委一把手”。

二月初的一天，軍區動員部部長信俊傑向李迎希報告，軍區大院駐進一個排，造反派說是來鎮壓群眾的，雙方爭執起來，可能釀成流血事件。李問這個排是誰派的。信說是副參謀長張顯揚派的。李問張顯揚，張說是按姚哲副司令員指示派的。李讓張、信請示姚。張、信說找不到姚。李指示張：暫時把這個排撤出去，明天請示姚後再定。這件事使兩方麵的人對李產生了誤解：一是軍區上層中有人認為李反軍區黨委；二是軍區機關和院校的造反派認為李是支持了造反派。後來李被打倒後申辯說，自己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反對誰和支持誰的想法，那是一個無可奈何的選擇。今天來看，筆者認為李的申辯是有道理的：一，當時張顯揚和信俊傑這些機關負責人找不到姚哲來處理此事，能夠找到的軍區領導人隻有李迎希，李在此時處於難以迥避的處境；二，不能要求李當時可以下令這個排對那些造反派采取強硬措施，這種觀點既不現實、也不客觀，因為對軍隊造反派采取抓捕和拘押是軍委於二月十一日製定七條規定以後才有的事情。李決定暫時撤下這個排，讓張顯揚找到姚哲後再處理，可以說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二月六日，李迎希接到軍區黨委辦公室轉達葉明副政委的通知：在禮堂開大會，在家的常委都要參加。《一代將星孔慶德》中描述此大會是李夥同造反派召開的（關於這一點，在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庭審中被告未拿出任何根據，所提供的六位證人完全不符合在此問題作證的條件）。雖然大會有一些軍隊院校的造反派參加，但從軍區領導主持和機關幹部參加的情況來看，此會隻能是軍區黨委主持召開的。大會開始是葉明副政委宣布軍區黨委關於機關停止“四大”、解散“戰鬥隊”的六條規定。葉講完後會場出現混亂，其原因是造反派說六條規定是“鎮反群眾的黑六條”。造反派擔心受到“鎮壓”，說姚哲派兵鎮壓群眾，“要求姚哲將作戰工作交給李迎希”。李迎希當場表示反對，說：“我不能接這個作戰工作，這是黨委分工的問題”。大會中還出現有人要軍區常委們簽字保證李迎希的安全問題。是誰先提出的，目前有三種說法：《一代將星孔慶德》說是李迎希自己提出來的；為孔慶德作證的人說是李的秘書劉於準提出的；李迎希子女根據其父所講，是群眾提出來的，李反對，但大會很亂，誰也控製不了。

二月六日大會後當晚，軍區文化部幹事、職工（俱樂部放映員）約六、七人到李迎希家，要求李接見。這些人乘李的秘書上樓向李通報的空檔，在桌下安裝了錄音機。李來後，這些人聲色俱厲地指責李不接管作戰工作就是不支持革命群眾。李仍表示拒絕，解釋說作戰工作屬黨委分工，是個組織原則問題。後來在審查批鬥李迎希時，這次李接見這些造反群眾被說成是李同這些群眾策劃奪權，《一代將星孔慶德》說是“秘密開會，逼姚副司令員交出軍權”。但是，第一感覺就是大軍區副司令員李迎希同文化幹事、職工策劃“奪軍權”這種說法十分荒唐。

後來在批鬥李迎希時播放這個錄音，其中談話內容有群眾提：“你來接管作戰工作，好不好”，李答：“好”；群眾提：“你拿不拿得下來”，李答：“我指揮過七個軍”等。以後在１９７３年１月６日武漢軍委黨委給總政治部的《關於李迎希所犯錯誤的審查報告》中將李的問題定為“反黨奪權”，這個結論的唯一內容隻有所謂“奪軍權”，所依據的就是這天晚上所謂“秘密開會”的錄音。

李迎希本人在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３年給中央、軍委的申訴中提出，當晚被這些群眾糾纏約三個多小時，後來批鬥時先後放的錄音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半小時左右，一個隻有五分鍾左右，都是偽造的。當時自己是十分明確地拒絕那些人要自己接管作戰工作的，而批鬥會中所放錄音完全沒有這些話。

李的申訴報告還提及，姚哲調來武漢軍區後，軍區黨委相當長時間未給姚安排具體工作，“是我在黨委主動提出將作戰工作交給姚哲同誌的”，“後我準備退休，向黨委提出不再擔任第一副司令員，並讚成姚擔任此工作”，“由誰分管某項工作是黨委集體決定的，不能由個人決定或‘奪權’，我為黨工作幾十年，對這個組織原則是十分明確的”。

據《一代將星孔慶德》稱，二月六日大會當晚，也就是李迎希在家應付那些群眾糾纏之時，葉明到了位於孝感的十五軍軍部，在那裏打電話向在北京的陳再道、鍾漢華匯報二月六日大會的情況。陳、鍾向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做了報告，徐帥表態說李是“搶班奪權”。

此時徐帥和陳、鍾並不知道二月六日晚所謂“秘密開會”及錄音之事。認為李“奪權”，徐帥僅憑陳、鍾的的看法，而陳、鍾的看法也隻來源於從電話中得知的二月六日千人大會上的情況。有陳、鍾被武漢來電話誤導的因素，而主要是陳、鍾對李早有猜疑，這種猜疑決定了他們對有關情況的判斷。曆史地看，這當然是那個特殊年代的一個整體性的悲劇。

二月十日，中央軍委給武漢軍區電報：“請李迎希副司令員、張廣才副政委立即來京，商談問題”。當晚，李、張乘武漢空軍派的一架飛機赴京。二月十一日後，徐向前和軍委文革副組長王新亭在京西賓館召集陳再道、鍾漢華、李迎希、張廣才開會。會上徐帥說：“軍委八條命令下來了，為什麽武漢軍區還穩定不下來”。李迎希說：“群眾說軍區黨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不檢查，因此還在鬧”。徐對李、張說：“你們是做了群眾的尾巴”。徐問李、張：“你們說要打倒陳再道？”李說：“我雖與陳司令有分歧，但沒有說過打倒他”。徐說：“是誰說要打倒陳再道”。李、張說：“是群眾這樣提”。徐道：“群眾？群眾裏麵有壞人！” 在李反映軍區的情況時，徐屢屢打斷李的講話。李對徐說：“你不要插我的話嘛！”徐拍著桌子對李、張說：“你們的問題是搶班奪權，你們要檢查！”李打開毛主席語錄念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徐說：“你少來這一套”。說完拂袖而去。陳、鍾也隨徐一起離開會場。

王新亭對還坐在會議桌前的李、張說：“你們呐，就是擺老資格。”李指著徐向前剛才坐的位置沒好氣地說：“誰有他資格老！”會後，軍委辦公廳通知李、張的秘書：徐帥指示，李、張二人不得外出，不得打電話及對外聯係。於是，李、張在京西賓館處於軟禁狀態。

據“７·２０”事件後揭露：在二月十日晚，鍾漢華一直等待武漢方麵的消息，當秘書報告說李、張所乘來京的飛機起飛時，鍾鼓掌曰：“調虎離山成功了”。後來鍾在北京的檢討中交待，讓軍委調李、張來京是自己出的主意。從有關情況來看，在扳倒李、張這件事上，鍾起到了開球的作用。李被打“奪權”後寫申訴報告說，自己在文革前批評陳、鍾，但陳、鍾記個人成見，文革中借機打擊報複。事實上，陳、李之間即使有個人成見，也不深；而鍾、李之間顯然有較深的個人成見。文革前李曾批評鍾：在別人給陳再道提意見時一味的維護陳，“象陳的小媳婦”。鍾當麵忍了這口氣，李倒後公開說李是“侮辱過自己的人”。

有關資料顯示：紅四方麵軍的前身鄂豫皖紅四軍於一九三一年初成立後，徐向前是紅四軍參謀長，張廣才是該軍三十二團政委，陳再道是張廣才所部排長，王新亭是三十團政治處主任，李迎希是該軍二十九團營長，許世友是二十八團營長。孔慶德當時尚在國民黨軍隊當兵，於三一年二月的“六安兵變”後投向紅軍。川陝根據地時期，張廣才任四軍政委時，陳再道在該軍任師長。長征後期的三六年七月，陳再道任四軍軍長，李迎希和張才千時任該軍作戰科長和偵察科長。據《一代將星孔慶德》所述，孔當時是該軍三十六團團長。以上這些人在紅軍時期都是紅四方麵軍總指揮徐向前的部下，隻是在鄂豫皖根據地發展初期，徐向前未被派往鄂豫院前，王樹聲、李先念、許世友、陳再道等屬黃、麻起義的一支；而李迎希屬商南起義的一支，其領袖人物許繼慎、周維炯等後來在張國燾搞的“肅反”中被殺害，李迎希當時己任獨立師副師長，也被以“第三黨”罪名逮捕，差點被槍斃，被戰友保下來後，在四方麵軍一直得不到重用。抗日戰爭時期李迎希在１２０師，解放戰爭去了華東野戰軍，濟南戰役和淮海戰役時任山東兵團參謀長，連續幾場大戰下來，在華東的將領中聲名鵲起。１９３８年，陳再道向劉伯承要了幾個連，打出一個不小的冀南根據地，對這一成就，黨內有“任窮之德、再道之勇”一說。孔慶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多數時間裏是陳再道的直接下級。四九年三月，桐柏軍區部隊改編為五十八軍，時任桐柏軍區副司令員的孔慶德任該軍軍長，後任河南軍區副司令員（陳再道任司令員）。

二月中旬後，武漢軍區黨委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對軍區機關和所屬單位進行整頓。其中主要是解散造反派組織、拘捕造反派骨幹、對參加過造反活動的群眾搞請罪過關。在動員進行整頓的機關幹部大會上，孔慶德說：“李迎希想當司令，張廣才想當省委書記，這兩個老家夥這麽老了，土都埋到耳朵根了，還這麽有野心，在北京把他們打上手銬腳鐐關起來了”。孔還說：“張廣才根本不會打仗，他沒有牙齒、鑲金牙，就是不會騎馬摔的”。

李迎希得知孔這些講話很惱火：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甚至批判，搞這種人身攻擊就不可以。“７·２０”事件後，己解除軟禁的李迎希在首長宿舍院內與回家路上的孔慶德相遇，怒斥孔是“走狗”、“小爬蟲”。孔連忙就走，說：“你愛怎麽說就怎麽說吧”。過去，孔對陳再道唯馬首是瞻，但對李也是很尊敬的，在軍區領導人中，與李迎希來往最多的是孔慶德。但在扳倒李時，孔喊得最響，象報了什麽深仇大恨似的。

六七年四月初，軍委文革副組長徐立清同李迎希、張廣才談話，李對被說成是“破壞軍隊穩定”、“搶班奪權”表示不滿，徐立清說：“軍隊文革搞起來了，後來急刹車，確實不是能一下子停下來，陳再道、鍾漢華對你們的問題看得過重了，你們回去在黨委作個檢查，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問題”。四月八日李迎希、張廣才返回武漢，沒有被安排參加作檢查的黨委會，而是保衛部門按軍區黨委決定將李、張軟禁。軍區多次召開機關幹部會批鬥李，因李不服，遭到過武鬥。李問為什麽搞武鬥，被答曰：“你過去不是說要正確對待群眾嗎？你就正確對待吧”。李寫信給徐立清反映自己回武漢以後的情況，沒有回音和反應。“７·２０”事件後，李迎希到北京參加中央舉辦的軍隊幹部學習班時，找徐立清問收到信沒有？徐說：“我收到你的信後轉給了肖華，肖華沒有表態，我也沒有辦法”。

大軍區中受文革衝擊最嚴重的是武漢軍區，主要原因是武漢“７·２０”事件。七月二十四日，陳再道、鍾漢華去北京後被撤職；八月一日，姚哲、孔慶德、韓東山、葉明等軍區領導到京參加學習班。八月上旬，周恩來在一個會議上聽說徐向前於二月處理李、張的事情，指示通知李、張也來京參加學習班，並指示徐向前講清楚此事。徐給周寫了一封信，說當時陳、鍾向軍委報告說李、張搞奪權，自己並不大了解情況。信後附軍委文革所做徐在京西賓館召集陳、鍾、李、張開會的記錄。該記錄上有一句話說：“李不讓徐帥插話，態度狂妄”。李、張於八月十日左右到京後，在一次中央學習班會議上，周恩來進入會場見到坐在會場後麵的李迎希，於是招手道：“李迎希同誌！”李站起來後，周示意坐下。這時吳法憲跑來拉李坐到前排去，李把手抽開，說：“我就坐這裏”。李於一九五零年任軍委工兵副司令（當時沒有司令），正值抗美援朝，周恩來主持軍委工作，李常被周召去匯報和研究問題，是西花廳的常客。周對李的工作能力比較賞識。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武漢軍區黨委作出《關於為李迎希同誌平反的決定》（中共武漢軍區委員會（１９８１）８號文件），指出李迎希是受林彪、“四人幫”迫害，否定了過去將李的問題說成“奪權”，為李迎希問題劃上了句號。但時隔二十年，《一代將星孔慶德》在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上又講李“奪權”，等於在推翻黨組織在這個問題上的結論。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庭審中，孔慶德的代理人及證人證言反複說，李在六七年初是“支持造反派的”。這種將當年的具體問題搞成一個簡單化概念化的說法，混淆了有關曆史事實。第一，李迎希未介入地方的文革；第二，李迎希接待群眾是當時工作範圍內的事，沒有支持哪一部份的群眾。李隻是表示應正確對待參加運動的群眾，如果這些與當時一些同誌的想法和做法不同，也屬於黨內的不同意見，屬於正常的範疇。李迎希說過一些錯話，這要放在當時環境等客觀原因去看待。為什麽一些人一直以文化革命的思維方式來詮釋李迎希的言行呢？

軍隊文革本來是在中央和軍委的指示文件下開展起來的，六七年二月前後，中央急需軍隊穩定下來投入“三支兩軍”，對軍隊文革來了一個急煞車，李迎希未能跟上這個形勢，這應算李的錯誤。他這個錯誤有主觀的因素，也有一時政策不明朗的客觀原因。二月中旬以後，軍隊內部的整頓采取一些強製性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應以達到穩定為目的，超出這個範圍的做法，把按中央指示精神起來搞文革的群眾當作“壞人”來整當然是不對的。武漢軍區動用部隊，進入軍事院校、文化衛生單位拘捕軍內師生、幹群，難道是一個符合“八條”的理性做法嗎？

當時陳、鍾認為李“搞奪權”，與陳、鍾對李的成見有很大關係，加上全國社會上的奪權運動風起雲湧，也不免讓陳、鍾有點神經過敏。徐帥聽信陳再道、鍾漢華的一麵之詞，將李迎希的問題看作“搶班奪權”，也是文革那個特殊曆史條件下的一個錯誤。

◇　曆史上相關事實（下）

六七年九月底，中央學習班負責人譚甫仁同李迎希、張廣才談話，說根據周總理批示：李、張結束學習班的學習返回武漢。譚說：“過去說你們‘奪權’的問題，現在搞清楚了，是陳、鍾整你們”。譚並將周恩來的批示給李、張看了。李迎希說：“我們回去以後，工作問題怎麽辦？”譚說，工作的問題由曾思玉、劉豐安排。此時武漢軍區原領導人中隻有李、張先離開了中央學習班。周恩來為什麽要讓李、張先回漢？原來，陳、鍾被打倒後，由林彪提議，曾思玉、劉豐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和政委。曾思玉從沈陽軍區調來裝甲兵司令徐國夫來武漢軍區任副司令，炮兵政委張玉華來武漢軍區任副政委，作戰部長唐皎來武漢軍區任副參謀長，成立了軍區臨時黨委。後來曾思玉、劉豐向中央、軍委報告，說幹部不夠用，要求繼續調人來武漢。九月中旬，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第二次到武漢，同曾、劉談到這個問題，毛說，調多了不好，讓曾、劉注意團結本軍區（武漢）的幹部。毛澤東於下旬返回北京，周恩來讓李、張回武漢的批示就在毛回京後的第二天。但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李這次回漢反是他第二次被打倒的開始。

十月，李、張返回武漢後向曾思玉、劉豐報到，曾、劉的態度很客氣，但當李、張表示在曾、劉的領導下做點具體工作時，曾、劉一下子沉悶起來，後來曾思玉說：你們剛從北京回來，工作的問題以後再說。顯而易見的是，曾、劉不想讓李、張工作，似乎有人不願意按毛澤東、周恩來的意圖去做。

此後，李、張一直賦閑在家，謹言慎行。後來曾、劉向中央報告說李迎希在這段時間插手軍區的事情，操縱造反派，造成軍隊不穩定，是純屬捏造。前麵提到，經過六七年二月後的整頓，軍區機關己經穩定下來。“７·２０”　事件後，軍區機關雖受到震蕩，但人們在等待軍區新任領導的政策方針。八月初（六七年），曾、劉首長將軍區中層幹部宋新安、宋樂山找去談話，兩位宋同誌第二天貼出大字報，號召廣大幹部群眾“揭開武漢軍區階級鬥爭的蓋子”，矛頭指向原武漢軍區黨委。由此，“四大”、“戰鬥隊”又開了閘。某種意義上講，軍區機關此後不穩定是曾、劉自己造成的，後來將責任推到李的身上，起碼是政治品德很糟糕。

這段時間，有些機關幹部來李家探望，這些人有談到曾、劉主持軍區以後的工作和人事問題，有人說工作上存在諸多問題，有人說不少中層以上幹部不被信任。李說，這些事情，你們應向曾、劉反映、請示，“我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有些軍隊造反派找過李迎希，提出“７·２０”前軍區一些幹部群眾被打成“小李迎希”、“李、張反黨奪權的幫凶”等，應該翻案、平反。李說，我的問題由組織解決，你們有問題也可以找組織解決。李對這些造反群眾也是保持距離的。六八年六月李第二次被打倒，李被說成“搞兩個司令部，與曾、劉首長分庭抗禮”，“幹擾曾、劉首長的工作”等，這些說法在後來漫長的審查中證明都是子係烏有，曾思玉主持軍區黨委所搞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６日《關於李迎希同誌所犯錯誤的審查報告》對這段時間的事情隻字未提。在這段時間，李沒有工作，也就不會因公事與曾、劉產生矛盾；李也沒有插手軍區的事情，沒有得罪曾、劉的地方，為什麽曾思玉後來要整李？

李、張在家住了幾個月後去找過曾、劉一次，向曾、劉提出，過去武漢軍區搞的“李、張反黨奪權”，現在應作平反。曾思玉挺客氣地說：“你們的問題在中央集訓班己經解決了，不是反黨奪權，就不必再平反了”。但後來曾思玉還是以“反黨奪權”的罪名將李迎希打倒了。曾思玉將一個翻過去的問題又翻過來，是何原因？

一九六八年三月，姚哲、孔慶德、韓東山、葉明等原軍區領導也結束中央學習班的學習返回了武漢。當時周恩來給武漢軍區打了招呼，要原軍區領導同誌都出來工作。曾思玉、劉豐將李迎希、張廣才找去談話，讓李、張去同剛回漢的姚、孔、韓、葉等開個座談會。曾思玉說：“你們和他們是老夥計，情況熟，座談一下，大家提高思想認識”。

李、張按曾、劉的意見去參加座談會。李、張到軍區四所與姚、孔、韓、葉等見麵，這些共事多年的老軍人，“７·２０”前李、張被射下馬來，“７·２０”後姚、孔、韓、葉等被批得青紅藍紫，多少恩恩怨怨湧上心頭，特別是站在自己曾經執掌大權的地盤上，竟有客於他鄉之感，不禁“執手相看淚眼”。孔慶德見到李迎希同李久久握手，說：“過去我說了你那麽多壞話，你今天還來幫助我，我真是感動”。李對孔說：“過去的事就算了，以後大家改正錯誤，團結起來”。座談會上，李迎希首先發言，他頗動感情地說：“武漢軍區搞成這個樣子，大家搞成這個樣子，我感到痛心啊！”此話一出，眾人俱下淚矣。李說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說出了許多沒有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機關幹部的感受。座談會上有曾、劉辦公室的秘書作記錄。雖然李隻是為武漢軍區在文革中受到重創而感慨，並無反曾、劉的意思，但座談會透露出某種情緒讓曾、劉會有何種認知和聯想呢？李在發言中將“李、張反黨奪權”問題、“７·２０”事件的發生，及軍區的幹部受“７·２０”連累等問題，都歸咎於陳再道、鍾漢華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所致。這些提法與曾、劉應沒有任何矛盾，曾、劉本來就是打著打倒陳、鍾的旗號入主武漢軍區的。為什麽曾、劉不能將座談會上這些原軍區常委都團結在自己周圍，而要在這個座談會後不久對李迎希大打出手呢？

孔慶德在座談會上對李迎希說：“我要給你提個意見，你為什麽不拉上我們大家一起反對陳、鍾”。李說：“我對陳、鍾主要是在黨委內部提了一些意見，這些你們都清楚。”其實，孔的話大大差矣，如果李拉人反對陳、鍾，豈不是搞非組織活動，確確實實的“反軍亂軍”了嗎？但就在兩個月後，也是孔慶德，在曾、劉向他透露要打倒李迎希時，竟對曾、劉說：“李迎希在座談會上要我承認他一貫正確，我就是回家當老百姓也不幹！”

在李、張同姚、孔、韓、葉等開座談會之時，曾思玉、劉豐在北京參加中央處理“楊、餘、付”事件的會議。曾、劉回漢後，李、張去見過曾思玉，匯報座談會情況，李迎希說，通過座談會大家提高了認識，姚、孔、韓、葉等同誌認識和改正錯誤的態度很好。曾思玉表示滿意。但時隔不久，在打倒李迎希的會議上，曾思玉竟當著姚、孔、韓、葉說：“你對他們就是揪住不放！”李說：“是你讓我去同他們開座談會的，座談會上有你們辦公室的秘書作記錄，後來我向你匯報說他們都是改正錯誤的，我怎麽揪住他們不放了？！”

打倒李迎希的過程是這樣的：曾、劉在聽取了李、張關於座談會的匯報後不久，於五月八日又去了北京。五月底，曾、劉傳達軍委辦事組通知：原軍區常委到北京開會，會議內容是“解決武漢軍區領導班子問題”。姚、孔、韓、葉和李、張、畢（畢占雲）等乘專機赴京。這架飛機剛起飛，在家的副政委張玉華即開始在軍區機關搜集“７·２０”以前整過的李迎希問題的材料。同機飛往北京的老同誌中在開會之前隻有一個人得知了這次會議的真實目的，這個人就是孔慶德。曾、劉在這些人到達京西賓館後，將孔慶德單獨找去談了話。當天晚飯後，李迎希和畢占雲一起散步時遇到孔，李同孔打招呼，孔態度竟然十分倨傲，與數小時前截然不同了。但李誤以為是自己身邊的畢占雲的關係。解放初期，畢和孔同為河南軍區副司令員（陳再道任司令員），那時畢就因孔拍陳馬屁而鄙視孔，畢於六五年由河南省軍區司令調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後，基本不理睬孔。但孔是李的常客，畢來找李時聽說孔在就不進門。

第二天，在軍委辦事組組長和副組長黃永勝、吳法憲的主持下開始開會，黃永勝講了幾句過場話後，孔慶德第一個發言。孔說：“我在‘７·２０’以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檢討認識了錯誤。但是李迎希在六七年二月違反軍委八條命令，搞‘奪權’，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李迎希對孔說：“你這可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孔瞠目結舌。曾思玉立即補充進來說：“你李迎希是舊帳未算，又有新帳”。孔再講：“你從北京學習班回武漢有活動，搞兩個司令部，是黑司令，與曾、劉首長分庭抗禮，幹擾曾、劉首長的工作”。此時，與會者全都明白了這個會的真實目的。

這次在京西賓館開了五次會，前兩次是黃永勝主持，後三次是曾思玉代表黃主持。會議集中點是要李迎希承認六七年初搞了“奪權”，李拒絕承認，作了說明和解釋，但被說成是“態度不好”。會後，曾思玉說李“抵賴”，黃永勝指責李是“典型的兵痞子”。

會後傳達了林彪六月十三日十六時的口頭指示：“李迎希這種人是不好的，這次弄清楚了很好。應該把他留在北京，繼續解決他的問題，不要讓他回武漢。要維護武漢軍區的新領導，不要動搖這個領導”。還傳達了周恩來六月十四日十一時給曾思玉的電話指示：“對李迎希的處理問題，毛主席知道了，同意這樣處理。”曾思玉把中央關於將李迎希“留”在北京作檢查的決定告知李迎希時，李說：“你們回去好好調查，澄清問題”。事後曾思玉說：“他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六月十五日，曾、劉及原軍區常委們返回武漢。此時，軍區出現了一位新的李副司令員：廣州軍區副參謀長李化民調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員，任職命令是這次“解決武漢軍區領導班子問題”的會議開始之時（六月初）。一切都己事先安排，打倒李與“武漢軍區領導班子問題”密切相關。

曾思玉回到武漢在軍內外傳達中央關於處理李迎希問題時，可說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大會上講李“奪權”、“亂軍”等，把無中生有的東西講得繪聲繪色： “手伸得很長”，“當麵說得好聽，背後就搞鬼”；又貶損李的工作經曆，說：“他說他指揮過七個軍，吹牛！我問許世友，許司令說他指揮七個兵”，“他是做機關工作的”（曾思玉忘了自己在紅軍、抗戰期間任參謀、民運股長和團政治處主任的經曆）；還為李的曆史編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說：“他是破落地主，算命先生”，“有叛變過的可能”，而後來在曾思玉主持下搞的武漢軍區黨委《關於李迎希同誌所犯錯誤的審查報告》中對李的曆史除了說是“出身貧農”外，不見曾思玉曾說過的那些東西。一位當年聽過曾思玉有關李迎希的講話的軍區機關幹部說：“當時的說法說曾思玉是林副主席選派到武漢軍區來的，所以大家對他說李迎希那些東西是相信的，但又覺得有點離譜”。曾思玉當時在大會上講得一時興起，說：“李迎希是啦痢頭，禿頂了”（參加大會的軍區機關幹部大多見過李迎希，李是毫無禿頂跡象的平頭，而曾思玉自己倒是典型的禿頂）。

這次打倒李迎希，是林彪指使黃永勝、曾思玉幹的，還是曾思玉請求林彪、黃永勝支持幹的，隻有將來的解密才能徹底弄清楚。但搞掉李是林、黃、曾預先策劃、共同實施這一點是明白無誤的。為什麽搞掉李？林彪的口頭指示中“要維護武漢軍區的新領導，不要動搖這個領導”這句話道出了原因。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調離武漢軍區，李迎希獲得解放。李迎希同韓東山談到，七三年一月六日軍區黨委所作《關於李迎希同誌所犯錯誤的審查報告》，將李的問題認定為“反黨奪權”，為什麽黨委能通過這樣一個錯誤的東西？韓說，曾思玉在的時候，很多事情由少數人決定，事後大家才知道；姚哲在“９．１３”事件前對這種作法有意見，曾思玉就整姚。很顯然，李、張於六七年十月回漢後，曾思玉不肯讓李、張工作；姚、孔、韓、葉於六八年三月回漢後，曾思玉對這些老同誌出來工作的問題采取拖延，是因為有人對武漢軍區領導班子有自己的考慮。如果讓李、張、畢和姚、孔、韓、葉全部進入領導班子，曾思玉怕壓不住台，這位“新領導”可能“動搖”。那麽如何“維護武漢軍區的新領導”呢？“楊、餘、付”事件後，黃永勝主持軍委工作，通過打倒最有可能反對曾思玉專權的李迎希，順勢除掉了張廣才、畢占雲，再以李化民取代姚任第一副司令員，目的是使領導班子問題達到自己能夠接受的一個局麵，如再有人不服，可各個擊破，就象對付姚那樣。

"9.13"事件後，中央認為，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事，問題較大的是成都軍區和武漢軍區。但在己經公開披露的事情中，武漢軍區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隻有劉豐的通風報信。其實問題在武漢軍區遠不是這麽簡單。

◇　曆史上相關事實（續）

"7.20"事件前的李迎希問題，是文革中黨內思想鬥爭發展到紛紛打倒不同觀點的人；而曾思玉入主武漢軍區後的李迎希問題，其背景是文革中的權力再分配，林彪地位上升後要占據更多的權力，於是曾思玉這類人應運而生。不能說林彪、黃永勝選拔的人就不好，但如果靠整人、害人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就不好了。文革中，南京軍區發生的“王必成、林維先、鮑先誌亂軍奪權”事件，也是文革中黨內思想鬥爭發展到打倒不同觀點的人的一例，與李迎希問題類似。王、林、鮑麵對文革的混亂，工作中也許有些錯誤，但許世友給他們扣上“亂軍奪權”，更是極其錯誤。由於整王、林、鮑的是許世友，不同於整李迎希的是曾思玉，所以林彪集團沒有加害王、林、鮑。王、林、鮑於７０年後調離南京，到其它軍區工作。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南京軍區黨委正式發文，為王、林、鮑平反。

文革以後的一九七八年，李迎希到北京，同陳再道見過一次麵。這是十多年前北京集訓班時李麵對麵批過陳後的第一次會麵。兩人的心情很複雜：兩人相識於紅軍時期，武漢軍區時期陳統領軍區大權，李總管各種軍務，相互支持和配合；然而文革中的分歧和誤會造成相互殺伐，又都被林彪集團打壓，以致都傷痕累累。盡管兩人在文革中的具體問題上仍有不同認識，但是和解了。他們互致歉意，“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們希望用和解消除各自的心結。他們這次會麵與和解也許和他們各自的思想變化有關：七六年天安門廣場事件後，李迎希說：“這樣鎮壓群眾很不好，文化大革命搞得亂七八糟，群眾不滿嘛”。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事件時，陳再道在七位上將給中央的請願信上簽名，反對派部隊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文革的經驗教訓告訴了兩位老將軍：濫用群眾運動，受苦的還是群眾；用軍隊對付群眾，軍隊將自我抹黑。李迎希於１９８１年去世後，陳再道寫過一些回憶文革的書。本來，寫到文革中的武漢軍區，是很難繞開李迎希問題的，但陳隻字未提李。顯然，陳認為李有錯，但不願批李，再說自己那樣整李也是錯的，幹脆不提。

在陳、李這次會麵中，陳再道說：“你和我犯錯誤，是認識問題，那個孔慶德是道德品質問題”。九十年代初，７０年調任武漢軍區副政委的謝勝坤看望陳再道時，談起陳任武漢軍區司令時的各位領導，陳說：“都是好同誌，孔慶德除外”。七十年代中期陳再道重新任職後，到過幾次武漢，孔求見，均被陳拒絕。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孔慶德作為陳再道的直接下級，由團長提拔為旅長，又從旅長升任縱隊副司令員。武漢軍區成立時，軍委原本沒有考慮孔慶德進武漢軍區領導班子，孔向陳請求，陳向軍委報告，將孔調入了武漢軍區。從１９５８年的“反教條主義”、１９６５年底的批“大比武”，到文革中軍事院校造反派批“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孔慶德均受到衝擊，陳也是一路保孔。然而，“７．２０”事件後孔見陳再道大勢己去，對陳反戈一擊，這個反戈並非迫於形勢所作的政治表態，而是為了自保，對陳進行出賣。在六七年十一月一次批鬥會上，孔質問陳：“你說‘八條命令’是怎樣來的？”陳說：“是軍委製定的”。孔說：“你放屁！你說是軍隊同中央文革鬥爭得來的”。孔的揭發等於說陳早有反中央之意，成為對陳上綱上線為“反黨分子”的材料。當年武漢的運動，直到釀成“７．２０”事件，孔慶德作為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指揮長，負有重要和直接的責任，許多事是經他報到軍區黨委和由他具體操作，有些事陳再道並不清楚。而孔把支左中的事情一古腦推到陳身上，說陳是“鎮壓革命群眾的劊子手”。陳再道從批判會回到住處，氣憤地對當時也被打倒了的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張秀龍說：“孔慶德把他自已幹的事也往我身上栽，一些事，不是他在批鬥會上說，我都不知道”。孔還在許多會上說陳“一貫是三反分子”。陳後來說：“他（孔慶德）說我一貫是三反分子，他過去總說緊跟我，那他不也是三反分子？”“四人幫”垮台後，中央為“７．２０”事件平反，孔慶德又把“７．２０”前抓捕造反派當作自己的功勞，在《一代將星孔慶德》中就公然宣稱，抓捕社會上造反派是孔提議的，具體抓人方案是孔主持製定的。

"7.20"事件後的武漢地區軍隊幹部學習班還吸收了一些當時軍內外的造反派參加。這些造反派都認為孔慶德對陳再道反戈一擊有功，認錯態度積極鮮明。６８年６月後，曾思玉在武漢軍區開始整治造反派後，孔則說自己原來在學習班裏就同造反派作鬥爭。姚哲、韓東山對此嗤之以鼻。孔在學習班時當著姚、韓對造反派連說帶做地表示低頭認罪，造反派拿孔的態度與姚、韓作比較，說姚、韓態度不好。

文革過去３０年，人們終於悟出來：原武漢軍區領導人中，隻有貨真價實的風派人物孔慶德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陳再道、鍾漢華和李迎希相繼被打倒，唐金龍被逼死，楊秀山因賀龍問題遭關押，張廣才、畢占雲被停止工作逐出武漢（張死在恩施，以席裹屍……），姚哲、韓東山、葉明等在曾思玉主政期間相當於靠邊站。隻有孔慶德因“７·２０”以後出賣陳再道、誣諂李迎希，獲得曾思玉的信任，成為原軍區常委中唯一不受曾思玉排斥的人，以至１９７０年還當上了湖北省委書記。

但在１９７４年初曾思玉調離武漢軍區後，孔則說：“我是被曾、劉整的”。

今天人們反思文革，總結教訓，首先是不應掩蓋曆史真相。李迎希固然有錯誤，但完全不是《一代將星孔慶德》中所說的那樣。而孔慶德老同誌對自己在文革中的真實表現，自己的道德取向，即使不寫到《一代將星孔慶德》中去，起碼也應捫心自問一下吧？

[深藍]

垃圾如此，歎為觀止

[qiuse]

文革中的事情很少有能說清楚的，因為不是所有的“文件”都 available。如能列出您這詳細的資料來自何方，恐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