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之魂——周恩來（組圖）

　　2006年1月8日是周恩來總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帶著對他的深切懷念，本報記者近日采訪了多位老外交官，他們都曾給周總理做過翻譯。就讓我們跟隨著他們的動情敘述，去感動、去懷念……

　　我見總理最後一麵

　　●“伊朗的阿什拉公主對周總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總理。 那次是最後一次見總理，當時他腳腫，穿了一雙很大很大的特製布鞋……”——華黎明

　　●“過去，周總理簽字是很快的，但是這一次簽字，他費了很大勁，可以說是一點一點寫出來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來’三個字花了很大勁和毅力才寫出來。”——程瑞聲

資料圖片：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懷著對真理的渴望，搭乘法國波爾多斯號郵輪啟程，赴歐洲勤工儉學。這是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周恩來。

　　最後一次簽約

　　總理的手一直在抖

　　施燕華(前駐盧森堡大使)：

　　我最後一次見到周總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最後一次外事活動中。1975年7月1日，中國同泰國建交，同泰國的建交公報是由周總理和泰國總理兩個人親自簽的。那時候總理身體已經很不好了，雙方就在北海對麵的305醫院裏會見的。

　　我們進去後看到，總理因為腳腫，已經不能穿皮鞋了，他穿的是布鞋。像我們這樣的普通工作人員，總覺得總理好象身體平常挺好，沒想到總理病成了這樣。但是，在接見外賓的時候，他還是打起精神來，就像健康人一樣，講話的思路非常清楚。談完之後，他就跟泰國的總理一起簽了建交公報，然後他們一起合影留念。拍完照之後，他們又握手告別，泰國的外賓以及我們中方的幾個領導都一一跟他握手。

　　當時，我們翻譯站在後麵，我覺得自己是小同誌，不敢上去跟他握手。而且我覺得總理很累了，想讓他能快點休息，所以我就往外走。這時候，總理突然把我叫住了，他可能記不得我的名字了，他就說：“哎，你怎麽走了？”我就轉身回來，走到總理身邊，總理握著我的手說：“你回來了。”我非常吃驚！因為1971年的時候我作為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被派到聯合國。沒想到這麽長時間過去了，他居然還記得我被派出去這件事。

　　程瑞聲(前駐印度、緬甸大使)：

　　在文革期間，我曾負責中國和馬來西亞、菲律賓還有泰國的外交事務。1975年7月1日中國和泰國建交，當時泰國總理是克立·巴莫。而周總理這時已經病得很重了，根本沒法出院。本來當時的代總理鄧小平是可以簽約的，但是克立·巴莫提出來要和周總理簽約，那就隻能到醫院去。後來是到305醫院簽的字。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周總理。過去，周總理簽字是很快的，但是這一次簽字，他費了很大勁，可以說是一點一點寫出來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來”三個字花了很大勁和毅力才寫出來。這也是他簽的最後一份公報。

資料圖片：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抱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最後一次演講

　　總理的臉龐異常削瘦

　　江康(外交部前禮賓司司長)：

　　最不平常、最使我激動的是1974年的國慶招待會，這是總理最後一次出席這種大型招待會，當時我有幸參加了這次招待會的禮賓工作。之前，我們知道總理已經生病了，都盼望著總理能夠康複，來主持這個招待會。

　　當總理出現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時候，全場掌聲雷動，同誌們克製不住自己興奮的心情。當時總理的臉龐已異常削瘦了。如果按一般的慣例，周總理要發表一個國慶致辭，由於總理的身體比較虛弱，大家就請求他不要講了，但是周總理還是堅持要講。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要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繁榮的社會主義強國。總理的講話多次被聽眾的掌聲打斷，他講完後，大廳裏又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當時大家都期盼著他能早日康複，但是很遺憾，這次講話成了他最後一次講話了。

　　還有一個最令人悲傷的場麵，就是1976年1月9日，向總理的遺體告別。那是個星期天，我正在家裏的時候，突然禮賓司的一個同事通知我，馬上到北京醫院去，向總理的遺體告別。當時正式的遺體告別儀式還沒開始，就是總理身邊工作過的醫護人員、警衛人員等向總理遺體告別。我看到總理的遺體仰臥在鮮花叢中，腦子裏想起總理對我們的諄諄教導，和過去跟隨總理工作的一些情景，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眼淚不禁流了出來。

　　蔡方柏(前駐法國大使)：

　　總理忍著病痛冒雨陪同蓬皮杜

　　1973年，周總理在身患癌症的情況下，接待了當時的法國總統蓬皮杜。這是中法關係史上法國總統第一次訪華，也是當時西方國家大國元首第一次訪華。在這種情況下，總理盡管身患癌症，還是堅持親自主持接待工作，以非常頑強的毅力支撐病體去機場接，接回來之後是宴會和會談，之後又全程陪同蓬皮杜到大同、杭州和上海參觀。

　　當時，總理病得很厲害，碰巧蓬皮杜也患了癌症。那天宴會結束後，晚上坐火車到大同去參觀雲岡石窟。總理說：“我還是第一次來參觀雲岡石窟，平常我都沒有時間來，這還得感謝蓬皮杜總統選了這個地方參觀，所以我才有機會來。”隨後，周總理和蓬皮杜又從大同乘飛機到杭州，去看西湖。參觀過程中，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是總理關心群眾，非常願意接觸群眾。當時蓬皮杜在看風景，而總理被好多群眾圍住了。大家圍著他提了好多問題，總理都一一回答，總理還問大家“生活情況怎麽樣”、“你們單位的生產怎麽樣”等，感到很親切。

　　最後是到上海參觀。當蓬皮杜要離開上海、乘專機回國的時候，到機場的路上就下起大雨來。在機場告別時，蓬皮杜西裝革履，冒著大雨不打傘。警衛想給周總理打傘，總理不讓。後麵不少領導因此也紛紛把傘收起來了，當時是9月份，已經是秋天了。總理在病痛中依然非常注意外交禮節。這一幕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會談和宴會過程中，你根本看不出他是個有病的人，但他實際上是忍受很大痛苦來做這些事情的。

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二十五周年紀念照

　　華黎明(前駐伊朗大使)：

　　總理說：“我去不了伊朗了……”

　　印象最深的、也可以說是令我終生難忘的，就是1975年那次，當時我們知道總理生病住院了，但具體什麽病不知道。

　　當時伊朗巴列維國王孿生妹妹阿什拉公主到中國來訪問，提出要見周總理。這個要求通過外交部報上去了，但給她的答複是，總理病重住院，不能見，很抱歉。但她強烈要求，說非見不可。她說：“恰恰是因為周總理住院，我一定要去看他，我跟總理是老朋友了。”原來，總理和伊朗的阿什拉公主是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就認識了，阿什拉公主對周總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總理。最後外交部同意了。

　　那次是我最後一次見總理，當時因為腳腫，他穿了一雙很大很大的特製布鞋，臉色很黃，非常消瘦，跟我們過去見到的總理已經大不一樣。盡管如此，總理在醫院裏還是穿得非常端莊，保持了一個外交家的風度。

　　當時阿什拉公主最大的願望就是周總理能到伊朗去訪問。因為中伊建交前，總理有幾次坐專機路過德黑蘭，但是因為沒有外交關係，沒有去訪問。當時總理說：“我是不行了，我是去不了了，將來要去的話，隻能是我們在座的這些年輕人，要去就是他們去。”我們在座的人聽了也很辛酸。我翻譯給阿什拉公主聽之後，她也非常辛酸，也非常感動。這時我們才知道，周總理的病原來已那麽重了。在此之前，總理已經做過好幾次手術了。

　　張庭延(前駐韓國大使)：

　　總理在醫院裏會見朝鮮客人

　　我最後一次見周總理是1974年7月11號，這一天周總理在醫院接見了當時朝鮮駐華大使，我去做的翻譯。他求見周總理，是為了轉達金日成主席的口信，實際上就是看望和慰問周總理。當時周總理已經住院好幾個月了，在醫院見的客人不多，他的請求周總理同意了。於是我就陪著大使到醫院去看望了總理，總理消瘦了許多，人顯得很虛弱，但是精神還好。他穿的是灰色的中山裝，腳上穿的是布鞋。大使轉達了金日成主席對周總理的問候，祝他早日康複；周總理介紹了自己的病情，他雖然虛弱，但是言談舉止還是非常有風度。

他是中國外交之魂

●作為新中國首任外交部長，周恩來曾說：“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決不能局限於到外交部搞工作，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間結合起來的外交。”

　●作為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哈馬舍爾德曾說：“與周恩來相比，我們簡直就是野蠻人。”

　　●作為周總理生前的翻譯，接受本報采訪的老外交官們這樣評價：“周總理是將外交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純熟結合的成功典範，是我們外交官的偶像。”

　　堅如磐石

　　嚴厲批評基辛格 中法建交破常規

　　過家鼎(前駐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總理在外交方麵的立場非常堅定，中國外交史上幾次重要表態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周總理莊嚴宣布：“中國人民絕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對自己的鄰人進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這句話講完兩個禮拜後，中國人民誌願軍就入朝參戰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萬隆會議期間，周總理發表聲明說：“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不要跟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接著，周總理又指出台灣問題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是美國侵占了台灣，應該從台灣海峽撤出武裝力量；另一方麵，台灣從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用什麽方式來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美國無權幹涉。

　　第三次表態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是在周總理的親自主持下實現的。大家可能會以為周總理與他舉行會談一定很友好，其實周總理非常嚴肅地批評了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批評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立場。當時，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聽。

　　當然，總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總是彬彬有禮，耐心聽取別人的意見，然後進行說服。比如1963年底總理到亞非14國訪問時，阿爾及利亞比較急躁，也要馬上建社會主義。總理就對它說，革命是有階段性的，你看中國革命成功以後也並不是馬上就建立社會主義，而是經過新民主主義，再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然後到社會主義的。總理這樣的現身說法自然令對方信服。

周恩來同誌在大寨人家裏做客

　　張錫昌(前駐法國使館參讚)：

　　國際社會稱周總理是“解決外交難題的能手”，確實是這樣。我參加的中法建交談判就是總理外交藝術的傑出體現。

　　1963年10月，法總統戴高樂派前總理富爾來談中法建交，雙方一共談了6次，是總理親自主持的。談判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法國跟台灣的關係。富爾表示法國隻承認一個中國，但又強調中法在互相承認的問題上不應該提任何先決條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堅持法國必須首先跟台灣斷交。於是談判陷入僵局。

　　這時，總理安排法國代表到內蒙、山西參觀訪問幾天，並準備了一個新的方案，即中法在達成“三點默契”(法國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中法建立外交關係後，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撤回在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撤回駐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基礎上先建交，然後法台再斷交。這種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法國也就成了唯一一個跟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而不首先宣布跟台灣斷交的國家。

　　柔如春風

　　三次披上緬甸服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傳忠(前駐英國使館參讚)：

　　總理的外交手段的確很靈活。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訪華，向中國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援助要求。周總理說無法完全滿足，雙方因此僵持不下。周總理就指示外交部同誌第二天請阿爾巴尼亞代表們訪問大寨，並交待說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準備幾個簡單素菜和一個葷菜。當時，負責的人都不相信，說招待外賓怎麽隻有一個葷菜呢，於是又給準備了兩個，但總的來說吃得還是比較簡樸。

　　從大寨回來以後，周總理就對阿方代表說了：“你看中國目前的情況還是比較艱苦的，我們多送給你阿爾巴尼亞一噸米，我們就要勒緊自己的褲帶。”後來，那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就降低了要價。

　　程瑞聲(前駐印度、緬甸大使)：

　　從總理三穿緬甸服裝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總理訪問緬甸時恰逢緬甸的潑水節，緬甸總理吳努便要求全體中國人員穿上緬甸民族服裝參加潑水節，周總理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總理率領一個400多人的訪問團去緬甸。1月4日是緬甸國慶節，緬甸領導人又提出要周總理穿緬甸民族服裝出席國慶活動，周總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吳努陪周總理參觀緬甸的古都曼德勒時，希望周總理還能再穿一次緬甸的服裝。為了曼德勒人民，總理又同意了。

　　在這次訪問期間，吳努還提出要周總理和他一起為和尚們布施。本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做這些很不便，但是，總理經過考慮還是同意了，這在當地引起了很大反響，表明總理非常尊重他國的宗教信仰。

　　楊桂榮(外交部前西歐司司長)：

　　總理在平等待人這方麵做得很好，他不僅對法國這樣的大國，對一些小國也是非常尊重。我記得1973年7月剛果(布)總統恩古瓦比來中國訪問時，我擔任部分翻譯工作。總理非常重視這次訪問，同恩古瓦比進行了5次會談，親自陪他到外地訪問，在飛機上、汽車裏、飯桌上反複講解中國的曆史與文化，強調中國重視非洲，珍視中非友誼與合作。

　　穩如泰山

　　巧對美記者提問 為禮賓定新規矩

　　梅光(原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幹部)：

　　談到周總理的外交技巧，我記得有好幾個小故事。解放初期，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一位不懷好意的外國記者問周總理：中國現在還有沒有娼妓？麵對這個挑釁性的提問，周總理沉穩地說：“有，在台灣。”僅僅四個字的回答，既客觀又現實，令當時中外記者佩服得五體投地。

　　還有一次，一個美國記者在采訪周總理時在他的辦公桌上發現了一支美國產的派克筆，於是便用諷刺的口吻說：“請問總理閣下，你作為一個大國總理，為什麽還要用我們美國生產的鋼筆？”周總理風趣地說：“談起這支筆，話就長了，這是一位朝鮮朋友的戰利品，是他作為禮物送給我的，我覺得這禮物也的確很有意義，就收下了。”這位美國記者討了個沒趣，滿臉通紅，無言以對。

　　還曾有一位美國記者問周總理：“為什麽你們中國人把腳下走的路叫馬路？”周總理機智地回答說：“因為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路——馬路。”這個美國記者接著問道：“我們美國人走的路都是仰著頭，為什麽你們中國人走路都是低著頭？”周總理微微一笑回答說：“有什麽奇怪的呢？走下坡路的人總是愛仰起頭來，走上坡路的人自然是低下頭啦。”

　　江康(外交部前禮賓司司長)：

　　我就講講總理在外交上的禮儀吧。有一次，我們到機場送外賓登機，總理站在飛機下麵跟外賓揮手告別。正在這時，風雨大作，總理堅持不走，迎著風雨站著，直到飛機滑向跑道才離開。

　　總理一貫重視禮賓工作，他認為交際禮儀的基本要求就是彬彬有禮，不卑不亢。比如說，周總理每一次和外賓握手都是目光炯炯，注視著對方。我曾聽說周總理和一個外賓握過手後，過了幾年再次見麵握手，總理還知道他是誰。

　　最值得一提的是總理倡導進行“禮賓革命”。當時，我們的禮賓規格一些是從資本主義國家學來的，還有一些從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學來的。總理認為，這些東西不完全適用於中國，我們得創造出自己的禮賓。在他的提議下，一些繁文縟節被取消了。比如過去歡迎國賓都是在長安街懸掛標語、彩旗，在大北窯、木樨地豎起來訪領導人的畫像，有時還要在機場舉行幾千人的歡迎儀式，這些現在都沒有了。

　　同時，總理親自規定了一些宴會的標準，並改革了國慶賀電的處理辦法等，這就把中國的禮賓水平提高到一個新階段，具有自己的特色了。

他一天工作18小時

　●“如果沒有接觸過總理的話，對於那麽多補丁之類的故事，也許都不信。但是接觸過總理的人就會知道，總理確實非常樸素、非常節儉。”——江培柱　　

　　●“總理一天到晚就是工作。日內瓦的風景優美，同誌們怕他累著，勸他休息休息，去看看風景，可他沒有時間。總理幾次跟我交代事情的時候，都是滿臉泡沫，正在刮胡子。”——董寧川

細致認真

　　看一箱書了解緬甸 阿領導人稱他鐵人

　　程瑞聲(前駐印度、緬甸大使)：

　　1956年12月，當時的緬甸執政黨主席吳努來中國訪問。他到中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談中緬邊界問題。那是我第一次給周總理當翻譯。當時周總理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緬邊界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一般人都不太了解。我當時因為在緬甸工作過，所以了解一些情況。然而在談判時，周總理對中緬邊界問題了解地如此詳細、如此準確，使我感到非常驚訝。要知道，他日理萬機，決不隻是中緬邊界問題，國家內政外交他都要管。後來，毛主席對吳努說，我們周總理為了這個事情，還看了好幾本書。說是看了好幾本，但後來我了解到，其實是看了一箱書。

　　我在亞洲司工作，後來中緬邊界問題解決以後，送來一箱書和很多資料讓我歸檔。這一箱東西我親手打開過，是周總理閱讀過的。總理讀書有個習慣——要用毛筆圈點，而這一箱書裏麵都有他的圈點！看這麽一箱書，不知要花多少時間。

　　範承祚(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周總理兩次訪問阿爾巴尼亞期間，我都發現周總理累得流鼻血。第一次看見他流鼻血的時候，我驚恐不已。後來我就按照總理保健醫生所教，隨身帶一小盒藥用棉球和一小瓶止血藥水，以應急用。果然，在一次行車途中，總理的鼻子又流血了，我立即把棉球蘸上藥水，迅速遞過去。總理卻平靜地說：“小範，別緊張，不要緊的。”等鼻血止住後，他拿濕毛巾擦了把臉，便又精神照舊，風度依然。

　　1963年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周總理一行於除夕從非洲飛抵阿爾巴尼亞，當日下午在接受了地拉那市民萬人空巷的夾道歡迎後，緊接著就參加阿方安排的民間和官方“3+3”活動：工人聯歡、作家藝術家聚會、軍人新年團拜、歡迎國宴、除夕音樂會、跨年通宵舞會。這六大活動結束之後，已是1964年元旦淩晨4點鍾，下榻在地拉那國賓館內的總理隨行人員已基本入睡。

　　我們的辦公室在三樓，周總理住在二樓。我到辦公室整理了一下材料和簡報，就下樓回自己的房間。我的房間就在周總理大套間的隔壁，我心裏就想，訪問了那麽多的國家，今天又參加那麽多的活動，總理累了該休息了。因此我很自覺地輕手輕腳往我的臥室走去。突然傳來一個親切而熟悉的聲音：“小範，還沒睡覺啊？該休息了，天亮以後還有很多事呢。”我抬頭一看是周總理，他穿著一件舊睡袍，上麵打著幾塊補丁。他在踱著步，我想他一定在考慮著天亮以後的安排，包括跟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的會談。

　　1966年6月，周總理再次應邀訪阿，時值中國石油代表團也在。周恩來同阿方領導人霍查一道接見了該團。霍查對代表團成員王進喜說：“我們知道你是大慶的鐵人，而周恩來總理則是億萬中國人民的鐵人啊！”

　　不知疲倦

　　白天工作晚上開會 一天隻睡兩三小時

　　張庭延(前駐韓國大使)：

　　周總理工作不知疲倦，這一點從我跟他不多的接觸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了。周總理一般是白天工作，夜裏開會。外交部的工作人員有時就接到通知，說周總理晚上要召集開會，不要離開。周總理一般徹夜不睡，第二天上午睡覺，下午開始工作，一直到夜裏。

　　1971年春天，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要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當時日本的首相佐藤對中國不大友好，因此中日關係遇到了一些困難，而我們乒乓球隊在文革期間一直沒有參加世乒賽。另外，韓國在亞洲也是乒乓球的強國，我們一度說不和韓國交手，以表明我們不承認這個國家。所以當時中國隊參加還是不參加，一直沒有定下來。

　　這個事情引起了周總理的關心。在我的記憶中，周總理不止一次地深夜開會，討論中國乒乓球隊要不要去。有一次是開到夜裏兩三點鍾，看得出來總理很疲勞，因為已經他工作了一天。

　　我們走了之後，周總理又就中國乒乓球隊要不要去日本參加比賽的問題，親自給毛主席寫了一份報告。毛主席第二天批示說：“我隊應該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才定下來。

　　過家鼎(前駐馬耳他、葡萄牙大使)：

　　在總理身邊工作，有時是十分勞累和緊張，總理那種日以繼夜、不知疲勞的忘我精神，使我們感覺有點慚愧。他年紀那麽大，一天工作18個小時，從來不間斷，而我們跟他工作一個星期後，就搞得筋疲力盡，感到吃不消了。

　　有次在國外訪問的時候，很多人都感冒了，總理一天隻睡兩三小時，卻從不感冒。我記得1963年底我隨總理出訪亞非14國時，總理每天工作到下半夜，甚至到天亮，有的時候徹夜不眠。現在我講起來很多同誌都覺得不可想像。除了睡覺吃飯以外，總理一年365天從不休息，連吃飯時都在談話或者思考問題。有一次，我跟周總理工作一個星期後，回來休息兩個星期都緩不過來。

　　另外，總理吃飯很簡單，麵條、酸辣湯什麽的，他經常一邊吃一邊聽旁邊的人講工作。

　　生活儉樸

　　舊皮箱裝破襯衣 吃碗麵條熬一夜

　　江康(外交部前禮賓司司長)：

　　1963年12月，周恩來總理訪問亞非14國。摩洛哥是第二站，當時我在摩洛哥使館工作，接到的任務是押運總理的行李，從機場到住地。

　　當時摩洛哥方麵為總理的行李準備了一輛軍用卡車，並安排一個班的士兵護送。周總理的行李當時隻有一隻皮箱，箱子很輕，也不大，是黃牛皮做的，地地道道的中國製造。棕色的皮箱邊緣鑲嵌著的皮帶已經磨成了黃白色，說明這隻皮箱跟著周總理走南闖北已經很多年頭了。

　　箱子被放在偌大的卡車中間，卡車顯得空空蕩蕩，士兵們分坐在卡車的兩側長條的凳子上，我開著使館的旅行車，緊跟在卡車後麵。從機場到住地不過20分鍾的車程，我的眼睛一直盯著車子，到了賓館後我就把總理的箱子拿上樓，交給了總理的衛士長成元功同誌。他跟我講，這裏麵有一包總理要洗的衣服，因為領口和袖口都破了，重新縫補過，不便讓對方洗，請你們帶回去，讓使館的女同誌洗一下。

　　現在過去40多年了，總理的皮箱和襯衣還始終印在我的腦海裏。從中我感覺到了周總理偉大的人格魅力。我們都知道，總理的外交風度和魅力是舉世聞名的。但沒想到我們總理的行裝竟是這樣子的。這充分反映了總理是無私奉獻、清正廉潔、嚴於律己的楷模，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欽佩。

　　張錫昌(前駐法國使館參讚)：

　　有一次給總理做翻譯，我親眼看到總理生活的艱苦。那是1958年8月炮轟金門，這不光是軍事鬥爭，還是一場外交鬥爭。當時美國強行幹預，我們實際上是“以打促談”——迫使美國坐到談判桌上。為此，總理親自接見了有關國家的使節。

　　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我們這些俄文的、法文的、英文的翻譯，一天到晚就在那個地方待著，輪番上陣；講法文的來了我就上去，講英文的來了英文翻譯上……一直搞到晚上一兩點鍾還沒完。這時，總理的警衛端來了一碗麵條，總理就對我們說：“我先吃夜餐了，很抱歉不能招待你們了。”他就匆匆忙忙把這碗麵條吃了。很快另外一個使節又來了。

　　總理熬夜我們都知道，可熬夜就靠這麽一碗麵條頂一個晚上我們是沒想到的。

　　有一個外國使節對金門和馬祖的地理概念不是很清楚，總理就讓我把他辦公桌上的地圖拿來給這位使節看，於是我就有這麽一個機會看到了當時總理的辦公室：一個普通的辦公桌，不是很大，一張大地圖攤在辦公桌上；桌子上有文房四寶、幾支毛筆、一個筆筒和一個綠色的台燈；桌子上墊著一張玻璃板，椅子是一把普通的布套椅子，連一個沙發都沒有。後來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的總理辦公室的一張小沙發，那是他生病以後才有的，當時沒有。他一天到晚日理萬機就坐在那把布套椅子上。現在的經理辦公室比總理當年的辦公室不知道豪華多少倍啊。

他是我們的父親

　●“周總理是偉大的革命家、領導人，但在我心裏，他就像我父親一樣。他這一生沒有小孩，但是，我們都是他的孩子，我時常這麽想。”——程瑞聲

●“盡管四十餘年過去了，但是總理留給我的印象還是很深刻，直到現在，我還經常做夢夢到他。”——範承祚

1963年鄧小平與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

　　平易近人

　　早起給外國員工拜年 關心下屬戀愛婚姻

　　範承祚(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

　　1963年歲末，周總理訪問了阿爾巴尼亞。我作為翻譯隨行。當時正值新年臨近，總理來到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館，和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中資機構人員、留學生聯歡。跳舞跳累了，總理就坐在沙發上，親切地問我：“你從哪裏來？”

　　當總理知道我是他的老鄉後，問我：“家鄉有什麽事？”我就跟他講，聽說淮安要建周恩來舊居，修周恩來紀念館。總理一下子嚴肅起來，說：“這個事情不允許。你再跟淮安縣委提一提，絕對不準搞周恩來舊居、周恩來紀念館。在我們國家，隻能在韶山，或其他有紀念意義的地方建毛主席的舊居，不能搞周恩來的，不能搞。”

　　當時還有一件事，讓我記憶猶新。1964年元旦那天，天剛剛亮，大概快7點左右，我聽見有同事讓我趕快起床。我立即套上衣服跑出來，隻見總理衣著整齊、神采奕奕地正邁步走向我們下榻賓館的大樓梯。這時，下麵的大廳一下子燈火齊明，從後台好幾個門裏走出來一群阿爾巴尼亞籍的賓館員工，他們有的戴著廚師的帽子，有的穿著清潔員的衣服，站在那裏。

　　總理跟他們一個一個握手，向他們祝賀新年，並祝他們家庭幸福、工作順利。炊事員、招待員、清潔員、洗衣員、理發員、司機、電話接線員還有倉庫保管員都出來了，他們想一睹周恩來的風采。讓他們感動的是，為了給他們拜年，周總理居然起這麽早。實際上，總理頭天夜裏根本沒睡覺。

　　事情過去幾十年了，直到現在，這件事還在許多阿爾巴尼亞人中流傳。

　　程瑞聲(前駐印度、緬甸大使)：

　　我在和周總理交往的過程中，最感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經在1970年12月5日的一次外交部會議上，把我稱呼為“我的這位老朋友”。

　　我在1956年到1966年期間，曾給總理當過很多次緬甸語翻譯，但是文革期間中緬關係一度中斷，我就很少見到總理。

　　在我來看，周總理比我的年齡要大37歲，他應該是作為我父親這輩的；而且從地位上來說，他是我們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我是新中國成立後成長的一名年輕幹部。在我的心目中，他每天日理萬機，對我應該早淡忘了。但沒想到他見到我的時候，卻那麽親切，稱我為“我的這位老朋友”。

　　除了平易近人，總理還特別細心地為我們翻譯人員著想。比如，我們在替毛主席翻譯的時候，由於他的湖南口音非常重，周總理知道我們這些年輕翻譯不大容易聽懂，就預先把毛主席的有些話先翻譯成普通話講給我們聽，這對於我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

　　1964年，周總理到緬甸訪問，他向對方介紹他之前訪問非洲的情況，在談到一些非洲國家時，有些名字對我來說很陌生，我不知道中文該怎麽寫。於是，他就把這幾個國家的名字寫在本子上給我，直到現在我都保留著，這是總理的筆跡，非常珍貴。

　　還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動。1965年4月28日，那時我已經從外交部調到中國駐緬大使館聯絡處做翻譯工作，當時總理在訪問緬甸後，準備回國。在機場跟緬甸領導人話別後，他正準備登機，忽然想起我這次是要駐在緬甸，不跟他回去了。他便走回來對我說：“你這次不跟我回國了，我要謝謝你的工作！”還跟我使勁地握了下手。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總理是個非常細致的人，對工作人員非常關心，令我很感動。

　　總理還十分關心我的戀愛和婚姻情況，今年是我和我的夫人李路戀愛50周年，我的戀愛、婚姻是跟中緬友好分不開的。1956年，周總理為了搞好中緬談判的氣氛，特意帶了一個歌舞團去緬甸訪問演出。這個歌舞團是空軍政治部歌舞團，隻跟周總理去過緬甸，沒有去過別的國家。我的愛人就是其中的一名舞蹈演員。

　　這次偶然機會讓我們互相認識，回國後，我們就確定了戀愛關係。周總理知道後非常高興，跟我開玩笑說：“想不到你啊，談戀愛還挺有辦法，一次機會就抓住了。”在我們有了孩子後，周總理有一次還特意詢問我孩子的情況。

　　體貼入微

　　問候患病的同誌 怕翻譯累換座位

　　江培柱(前駐日本使館官員)：

　　我到駐日使館工作以後，有一次生病住院，外交部日本處的丁民副組長帶領中國的代表團訪日，特意到醫院去看我。

　　回國以後，代表團在向周總理匯報工作時，提到了我住的那個醫院的環境、設備以及我的情況，總理立刻關切地問：“江培柱住院了，不就是那個小胖子嗎，生的什麽病？我好久沒見到他了。”總理還讓人給我帶話：“轉告他好好療養、休息。”我非常感動，覺得一個國家總理能夠如此關心下邊的工作同誌，讓人永生難忘。

　　總理的影響力不光是對我們這些翻譯等普通工作人員，對於外國友人，總理也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董寧川(前駐法國使館參讚)：

　　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有一次，剛果(布)一個政府代表團來中國，總理親自接見了他們。後來他們也想見毛主席，總理把工作安排好後，就讓我陪他去長沙見毛主席。我們一行在經過韶山時，特意去參觀了毛主席的故居。

　　當時從韶山到長沙是土路，一路上顛顛簸簸，總理就在車上繼續同剛果(布)特使交談。剛開始總理同代表團的特使坐在後排，我坐在前排給他們翻譯。談了一段時間之後，總理覺得我一直坐前麵把頭掉過來翻譯太累，就要求跟我換位，讓我坐在後麵，而他坐前麵。我說不行，哪能讓總理受累，可總理一直堅持，最後還是換了。

　　總理扭回頭來講話，而我在後麵翻譯，就這樣差不多持續了半個小時。後來，我一再要求跟總理把位子換回來，他不答應，這讓我很感動。剛果(布)的特使也對總理佩服得五體投地，說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體貼下屬的國家領導人。

　　寬嚴並濟

　　指出翻譯的失誤 讓翻譯同桌吃飯

　　華黎明(前駐伊朗大使)：

　　我在當翻譯的時候，感覺總理的工作作風十分細致，所以，人家說給周總理當翻譯是很困難的，因為他懂英語、法語。雖然他並不懂波斯語，但他總是很仔細地聽著。

　　有一次，他講了個什麽事情(具體事情我記不清了)，其中提到了10個國家的名字，我翻譯的時候少翻了一個，總理立刻就說：“你少翻了一個，是某某某國。”

　　總理對工作一絲不苟，對我們這些翻譯的要求也很嚴格。一次，伊朗王後回請總理，吃飯的時候，對方提出要在飯上澆點汁兒。因為我是南方人，發音不是很標準，我就將汁兒理解成了湯，跟服務員說，客人還要點湯。總理說：“你說的不對，這是汁兒，不應該說湯。”

　　總理還非常強調，翻譯也應該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凡是在總理舉行的宴會上，就有個規矩：翻譯都是要上桌的，而且都必須坐在領導人邊上。

　　要知道，我們當翻譯的在宴會上是不能坐正座的，領導吃飯的時候，我們要拿把椅子坐在他們後麵。我還趕上有兩次，連座位都沒有，就站在後麵翻譯。給總理做翻譯就不一樣了，他總是很仔細，主動給我盤子裏夾菜，令我非常感動。

　　此外，總理還主張翻譯的名字要見報，如“參加會議的有誰誰誰，還有工作人員誰誰誰”，所以，如果你們去翻翻上世紀70年代的報紙，還能找到我們這些翻譯的名字。

去世時夫妻積蓄5100元

　　美國學者唐德剛教授認為，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周恩來總理就是其中的“一個”。

　　關於1976年1月，聯合國總部“破例”給已故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降半旗的故事，雖然至今仍沒有一個確實的版本，然而圍繞周恩來總理去世所發生的一切卻成就了他另一個不朽的傳奇——

　　1976年初的時候，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隻有103個，但卻有130個國家的黨、政領導人發來唁電、唁函；幾乎所有重要國家的報紙、電台都在第一時間播報了這一消息；更值得世人矚目的是，聯合國《旗典》中規定的哀悼領導人的降半旗儀式，第一次應用於一位現職去世的國家領導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關於降半旗最多兩天的規定，一個星期時間聯合國總部上空沒有升起任何一個會員國的國旗……

　今天的人們並不確切地知道，總理去世後的傳奇是如何成就的；圍繞這位中國總理的去世，聯合國究竟討論了什麽；瓦爾德海姆那段動情講話究竟是怎樣的……但聯合國大會至少在兩點上達成共識：一是這個領導人為本國人民和全人類作出過巨大貢獻；二是他身後沒有留下遺產。這兩點，周恩來當之無愧。

　　我們無法一一細數周恩來為這個國家作出的貢獻，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這個民族的無數優良品德的化身，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人們知道他是一個好總理，從他的身上，人們知道什麽樣的官員才是“人民公仆”。

　　對於這個世界，周恩來留下的典故也非常多，關於杜勒斯的拒絕握手的故事，在萬隆會議的睿智，至今在非洲偏遠的部落依然有人能發出“周恩來”三字的漢語發音……至少，他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至今仍被視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可能選擇之一，也成為中國對於國際關係最大的貢獻。

　　至於他的遺產，今天這也已經不是秘密。

　　據1976年總理去世後，負責整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的人回憶，周恩來的收入隻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結餘存款所得的利息，別無進賬。而支出項目也主要集中在夥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日用開支以及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等。

　　據統計，總理的工資是400.80元，鄧大姐的工資347.50元。從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 元。用於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這兩項支出占兩人總收入的1／4 。其中的主導思想，自己拿工資來補助，就可以減少國家的負擔。至於總理的積蓄，總理也曾立了規矩：凡是積蓄夠5000 元，沒什麽用，就交黨費。就這樣，總共交了14000元。總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後，兩個人總共才積蓄了5100 元。所以說，兩位老人非常儉樸。

　　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去世時所留給這個世界的。

　　顯然，對周恩來的認可超越了政見、超越了時空、超越了意識形態……早已不僅僅是“外交家”三個字所能夠承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