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之死：崇禎悲劇啟示錄

1644年3月19日晨，崇禎皇帝朱由檢在遣散了三位皇子後含淚下詔，後宮眾妃嬪統統自裁，隨後他持劍巡視後宮，親眼看著皇後和妃嬪們一一自殺，當他巡至壽寧宮時，他最疼愛的年僅16歲的長平公主向他求救，朱由檢突然悲愴的大吼一聲“你為什麽會生在我家”，舉劍刺死了“掌上明珠”，此時，李自成農民軍的喊殺聲由遠及近，翻墨般的黑雲重重地籠罩在紫禁城上空，朱由檢踉踉蹌蹌的爬上媒山，吊死在壽皇殿旁的槐樹上，時年僅34歲。

許多人都把崇禎的失敗歸結於農民起義和盤踞於滿洲的後金勢力，這點不假，它們的確是推動崇禎朝曆史變遷的直接力量，但是，人們也知道，不管多兒袞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氣數已是油盡燈枯了，多爾袞和李自成隻不過是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兩根稻草罷了，清朝康熙朝時的名相張廷玉在《明史.流賊傳》中曾這樣評價崇禎：“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王朝更迭的不可違之命就這樣像抓鬮一樣抓到了崇禎的頭上，他的悲劇命運就在於他不僅無法以一身之軀來阻止社稷顛覆之勢，而且曆史所能給予他的時間和空間也注定他成為不了一位中興之主。

崇禎17歲登基，從明熹宗的手上接過了千瘡百孔的大明王朝，他並非昏庸無能之輩，親政之初即采取韜光養晦，以守為攻，懷柔和麻痹權臣的策略，待政權根基穩固之後，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終以漂亮幹練的手法解決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賢）集團，其政治手腕之嫻熟，行政調動能力之強堪與清聖祖康熙扳倒權臣鼇拜之手法相提並論，他勤儉自律，清心寡欲，勵精圖治，勤勉和賢能超過了曆朝曆代的帝王（當然也有人說他生性多疑，剛愎自用，貪財小氣以至於富而亡國），但是，無論如何，他是無法改變在他之前漫長的近乎荒唐的曆史，277年的明朝曆史，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宣時代外，明朝的皇帝可以說是黃鼠狼下崽，一窩不如一窩，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虜差點亡國而又兩度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鎮，有經常溜出宮門調戲良家婦女，荒嬉無度，近乎變態的武宗朱厚照，有替自己父母爭名份而與大臣誓不兩立，打了多年口水仗的世宗朱厚熜，有幾十年不理朝政，幾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神宗朱翊鈞，有為了荒淫無度而吞食紅丸以致暴斃而亡的光宗朱常洛，有沉迷於作木匠，迷戀自己乳母而不問朝政的明熹宗朱由校，更為荒唐的是在位長達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戀於用年輕貌美的宮女作其長生不老的丹藥，以至於被忍無可忍的宮女們試圖勒死於龍床之上，荒唐的曆史同時還孳生出諸如王振、曹吉祥、劉瑾、江彬、錢寧、穀大用、嚴嵩、魏宗賢等幾十位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數量排列，明朝當列諸王朝之首，一句話：整個二十五史，沒有像明朝這麽胡鬧的朝代。
　　清末李鴻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名言為時人之首肯，但是，依我之見，這個變局的序幕不是在鹹豐、同治之年拉開，而應早在崇禎吊死媒山的1644年，在此五年之後，英國發生了以克倫威爾為領袖的資產階級革命，率先拉開了憲政共和或者說準憲政共和的序幕，而沙俄也即將迎來“彼得大帝”親近西方和學習西方的時代，這個曾被蒙古族統治達600年之久的國家也開始了雄心勃勃的擴張之路，向北要打開波羅的海出海口，向西南要打開地中海出海口，向南要向封建中國這塊肥肉動刀。

崇禎朝無疑是中國曆史的一個分水嶺，破產的封建中國與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間的分水嶺，在它之後的中國沒有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迎來的卻是一個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貝件，而緊隨其後的康乾盛世也不過是給我們演出了一場封建盛世的絕唱而已。

正如我們之前所指出的那樣，崇禎皇帝親政之初首先要辦的一件事情是鏟除客氏和魏忠賢集團，為鞏固政權掃平障礙，但是，此法對勵精圖治的曆代帝王而言，並不新鮮，一是前朝的功過是非總需要有人來承擔責任，另外，從權術上而言，打倒一批舊的，再扶持一批新的，更利於控製，而更為重要的是，抑製豪強和土地兼並，確保皇家在物質利益上，也就是說在“國民動員”上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這種治國理念自漢高祖劉邦始，曆代帝王紛紛效法，謂之“王霸二道”，很類似於近代政治和外交中“胡蘿卜加大棒”的意思，後朝帝王總結前朝帝王的得失總是基於此種理念：亂政和亡國皆因帝王大權旁落，漢朝的一代明君漢宣帝就曾因太子的柔韌和善良發出如此感慨：亂我政者，必太子也，因此，與歐洲的封建集權製不斷削弱相比，中國的封建中央集權製呈現著不斷上升的趨勢，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曾一針見血的指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黃宗羲反帝王的思想並不僅僅流於情緒的宣泄，而是試圖用製度設計來對君主的權力進行製衡，但是這種製衡理念還僅僅停留於用宰相和內閣六部來製約皇帝權力的初級設計之上，曆史的局限性使他無法再往前跨出一步，事實上，明末東林黨人與閹黨之間的如火如荼的黨爭之勢非但沒能削弱帝王的權力，反而從客觀上更加鞏固了帝王的絕對權威。
　　對於明末江南的紡織業中是否已萌發一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新的生產關係萌芽的結論，雖然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還存在著很大的爭論，但是，不爭的事實是，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官僚集團與工商業者之間業已存在著一種很類似於同期歐洲的複雜而微妙的互動關係，即使在北方的山西商人也得益於明王朝“開中製”和“開中折色製”而在邊塞貿易中崛起起來，現代商業組織的雛形也已顯現，明初的大移民更是極大的推動了這種商業網絡的編織和形成，如果當權者真能順應潮流，因勢利導的話，新的商業文明的破繭而出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於萬曆十年(1582)七月抵達中國的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應該是西方科技世界與封建中國親密接觸的第一人，其所進獻的自鳴鍾、《萬國圖誌》等方物，使明神宗朱翊鈞龍顏大悅，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也伴隨著他的到來而傳至國內（歐幾裏德的幾何原理便是由他口授，由徐光啟編譯的），當時的許多高官顯要如士大夫沈一貫、葉向高、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精英人物都與其結交甚深，過從甚密，至於其他本土科學家們，也是成績斐然，諸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方以智的《物理小識》等著作都反映了明末科技有了相當的進步，客觀上來說，明末中國，官方及民間的科技創新能力還基本上與同期的世界潮流保持著一致的步伐，但是，遺憾的是，這種創新隻局限於純“智力”上的創新，僵化和封閉的“紫禁城”不願也不敢讓其與民間力量迅速結合起來，形成直接的強大的生產力，利瑪竇隻所以被封為欽天監，不是帝王們真想探索宇宙奧妙，純粹是為了鞏固其統治“求神問天，占卜命運”服務而已，所有科技成果的歸宿最後都隻有一條——束之高閣，昏庸自私的明神宗朱翊鈞對於西方科技的興趣僅僅局限於自鳴鍾的“好玩”之上，而一旦利瑪竇們開始涉足於傳教事務中時，封建王朝的神經便開始繃緊了。

與崇禎同期的歐洲諸國也同樣處於一個風雨飄搖和巨變的關口，與中國不同的是，在這個關口，一支新興的力量開始在曆史舞台上嶄露頭角，歐洲諸封建王朝已開始受製於基於跨國貿易之上而產生的新興的財富階層，各個海洋國家要想在強國林立的歐洲站穩腳跟，不得不一步步的依賴和鼓勵這種階層的存在和壯大，了解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麽西班牙國王會支持意大利人哥倫布去尋找新大陸，並且屈尊與他簽訂了關於掠奪來的財寶按比例分成的契約，而中華帝國卻會勞民傷財地派遣鄭和去七下西洋，炫耀國威，終因耗費過大而不得不終止，從民間自發產生的先進西方一百年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也由於帝王懼怕“外通蠻夷”而被扼殺於繈褓之中，就在西方不知不覺為製度變遷進行鋪墊地時候，中國的君主們包括勤勉的崇禎皇帝卻殫思竭慮地鞏固王權的統治，其它能對王權進行挑戰的一切不穩定因素，諸如宗教、地方勢力，工商階層，海外貿易都牢牢掌控於王權之下，避免藩鎮割據、尾大不掉，避免外通“異族”，避免權臣功高蓋主一直都是曆代君主治國方略中最緊要和最警惕的事情，在明朝之前，曆朝曆代還設有宰相之職，內閣六部以及宰相對皇權還有一些製約，而自朱元璋始，罷丞相一職，所有權力都集中於皇帝一人，甚至設立錦衣衛和東廠、西廠監視百官和江南士紳階層，開特務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中央集權已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在這樣的祖宗之法麵前，勤勉有加的崇禎皇帝從其先輩那裏所能繼承的治國智慧也隻能局限於宮廷政治上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至於其他的經天緯地之才，便乏善可陳了，他本想與民休息，發展生產，但是，巨額的戰爭費用和臃腫官僚體製的耗費無度，都使任何“慈悲”政策轉眼之間變為“苛政”，麵對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境況，崇禎雖然不止一次的下“罪己詔”，但是，這種“自我批評”的理想主義道德境界於國計民生毫無用處，現代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任何製度變遷都首先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最根本的製度安排是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對民間創造力特別是製度創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導和肯定，中國的曆代帝王也包括崇禎在內當然不會“英明”到讓臣民都富裕和強大到能與之分庭抗禮的地步，所以，任何所謂的“仁政”終究都是花花架子，隔靴搔癢而已。

說到崇禎的狼狽不堪，不能不讓我想起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想到他，概因二者都具有“末代”的特征，這位同樣具有濃重“理想主義”情結的政治家同樣引發了一場最終把自己埋葬的“雪崩”，但他與崇禎殫思竭慮，攫取絕對權力不同，而是反其道行之，恨不得一夜之間完全賦予國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將龐大的官僚機構轉變為“高效廉潔”的“小政府”，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短期內喪失“強勢地位”的政府無異於突然崩塌的大壩，失去了把握變革方向的能力，而“突然覺醒”的國民們更是無所適從，他始料未及的結局卻是這樣的：財閥和舊官僚迅速結合起來填補了政府缺位的權力真空，俄羅斯經濟在一夜之間蛻變為“財閥經濟”，以至於其後與財閥投桃報李，藕斷絲連的葉利欽也很難有所作為——1996年他擊敗咄咄逼人的共產黨候選人久加諾夫而再次當選總統時，少不了俄羅斯七大財閥的鼎力支持，一個是試圖牢牢地控製國民而丟掉了王朝，一個是試圖徹底地解放國民而丟掉了國家，時代不一樣，但是，結局卻是一樣的，對於任何想勵精圖治，建功立業的政治家來說，崇禎和戈爾巴喬夫的悲劇都殷鑒不遠。由此，我們不得不慶幸多災多難的中國能在曆史的關鍵時刻擁有像鄧小平這樣的治世之才，同樣是一個千瘡百孔，行將崩潰的社會，在他的手上卻“妙手回春”，他一麵保持強勢政府對變革的主導權，又充分尊重、引導和肯定民間的製度創造力，在二者之間保持一個均衡互動的關係，當蘇東國家以西方經濟學理論馬首是瞻，將產權改革一夜之間進行到底時，而中國卻是將所有權和經營權、收益權、轉讓權進行分離，既保持了製度的連貫性，又為未來的製度安排埋下了伏筆，正如伯克（Edward burke）所言“激進變革的鼓吹者自以為他們了解現有製度的運作和缺失，以為用激烈的社會變革可以改進人們的福利，但是一種能運作的製度往往不是少數人能設計的，而是千萬人交互作用而自發形成的，它包含了千萬人的個別信息，而這個別信息隻有當事人了解，因此，沒有任何個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這些信息。如果任何個人妄稱他了解整個製度的運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會運動來改造製度，則他一定會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機製破壞掉”，而筆者認為，鄧小平正是深諳其中道理的超級政治家。

崇禎的悲劇告訴我們，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僅要擁有強勢的權力地位，而且要充分的尊重民意，尊重民間的製度創造力，而戈爾巴喬夫的悲劇則告訴我們，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僅要充分尊重民意，尊重民間的製度創造力，而且更需要擁有強勢的權力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當然，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苛求崇禎具有現代治國理念，即使在明亡之後的第四個年頭，也就是1648年，歐洲諸列強們才剛剛結束了席卷歐洲的30年戰爭，極不情願的坐在了威斯特伐利亞的談判桌前，簽訂了國際關係史上第一個多邊安全條約，而乘坐五月花號的英國新教徒們也才在美洲大陸上生活了將近30年，這塊所謂的新興大陸離托克維爾所描繪的“美麗新世界”還相差近兩百年，即使被曆史學家和製度經濟學家們所津津樂道的社會製度變遷的經典案例——英國光榮革命（1688年）也才在半個世紀之後登上曆史舞台，看來，在那鐵桶一樣封閉的年代登基的崇禎——這位非亡國之君注定要背上亡國之運了，而我們老大中國的製度變遷也注定要經曆一段漫長、曲折和備受屈辱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