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選擇林彪為接班人

“文革”初期選擇林彪為接班人，是毛澤東晚年所犯下的重大錯誤之一。這一錯誤不僅在政治上造成了嚴重後果，而且也給毛澤東本人在精神上以重大打擊。據有關人員回憶，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曾大病一場，一下子衰老了很多，精神狀態大不如從前。作為一個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滾打許多年的政治家，毛澤東為什麽會犯下這樣一個令他極感痛心和難堪的錯誤？這顯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1]本文擬根據筆者近些年來搜集和掌握的資料，對這一問題進行專門探討，希望通過這一探討描述出毛澤東選擇林彪作接班人的心路曆程，以從一個側麵加深我們對毛澤東的認識。

　　（一）

　　“文革”初期毛澤東選擇林彪為接班人，既有現實原因，也有曆史原因。曆史原因就是，早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對林彪就極為賞識。這種賞識，可從抗戰時期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師哲的一段回憶見其一斑：

　　1943年7月16日，林彪從重慶回到延安。這天一早我從窯洞出來，和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邊走邊說：“林彪回來了，我去接他。”

　　我聽後心中一震，心想朱總司令從前線回來，恩來、弼時從蘇聯回來，主席都沒有這樣迎接。……而今天他竟親自迎接比朱總、恩來、弼時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我們在院子裏等了一會兒，大卡車才到。林彪一下車，主席迎上去和他握手。……主席握著林的手回到窯洞去，這等於斯大林拉著一位將軍的手一樣了不起。主席親自吩咐夥房為林彪搞飯吃，讓林住在楊家嶺，靠近他。[2]

　　毛澤東為什麽如此賞識林彪？這當然與林彪的個人能力和戰功有關。林彪的軍事指揮才能在中共將領中是比較突出的。1936年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陝北訪問時，當時年僅28歲的抗日紅軍大學校長林彪給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年輕有為，“據說他從來沒有吃過一次敗仗”[3]。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還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林彪都立下了顯赫戰功。對林彪的戰功，埃德加·斯諾在1957年出版的《紅色中華散記》一書中曾評論說：“就資曆而論，林彪不及賀龍、肖克、羅炳輝、聶榮臻和葉劍英等人，但他在從南昌起義迄今（1957年，引者注）的整個時期中立下的赫赫戰功，無人堪與匹敵。”[4]應該說，這段評論與事實並無多大出入。林彪的這樣一種軍事指揮能力和顯赫戰功，是毛澤東對他刮目相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勿庸諱言，毛澤東賞識林彪，也與林彪在曆史上對他的擁護和支持分不開。中央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紅四軍內部曾在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前委和軍委分權、紅軍的前進方向等問題上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毛澤東曾一度處於少數地位，並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在這場爭論中，身為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的林彪便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支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人之一。1966年毛澤東接見外賓時曾說：紅四軍“七大”時，遭到內部同誌的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那時林彪同我一道，他讚成我。他在朱德領導下的隊伍裏，他的隊伍擁護我。[5]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毛澤東被當時的“左”傾中央剝奪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此後大約有兩年左右的時間，毛澤東在政治上遭到打擊和排擠，曾經非常孤立，很少有人敢與毛澤東來往。毛澤東後來回憶起這段艱難處境時曾說：那時候他曾被“搞得臭得很”，“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6]。但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紅軍長征前夕，分別擔任紅一軍團軍團長、政委的林彪和聶榮臻來到瑞金城外沙洲壩毛澤東的住處，看望了毛澤東。這在當時，是冒了一定的風險的。[7]在後來的革命鬥爭過程中，林彪雖然偶爾也與毛澤東唱唱反調，但從總的方麵看，他對毛澤東表現出的是一副支持和擁護的姿態。這種姿態，毛澤東機要秘書葉子龍的回憶錄中有一段生動的記載：

　　1937年春的一天中午，紅大校長林彪急匆匆地來到毛澤東住的李家窯院，我正準備出院門，與他撞個滿懷。他劈頭對我說：“×××要殺害毛主席。快讓警衛把門看緊，我馬上派人來！我去向主席報告！”　　

　　正在這時，門簾一挑，毛澤東走出房間：“什麽事啊，這麽急？”

　　林彪回答：“主席，我得到可靠情報，張國燾指使一批紅大學員要在今天搞武裝暴動，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殺你！”

　　毛澤東用挾著香煙的手指著林彪：“消息可靠嗎？哪一個有這麽大的膽量！”

　　毛澤東接著說：“既然這樣，你就處理吧，先把帶頭的抓起來，再做計議！”

　　林彪走後，來了一個連的紅軍戰士，把李家窯院嚴嚴實實警戒起來。[8]

　　林彪對毛澤東的支持和擁護，無疑也是毛澤東賞識他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一個學者曾指出：“經常接觸毛澤東的人都知道，毛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對他有過幫助的，他總是不會忘記，總要在行動上表示感謝。”[9]這段話，亦可以為毛澤東對林彪的賞識下一個很好的注腳。

　　正是由於毛澤東對林彪非常賞識，所以戰爭年代林彪擔任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軍事職務。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林彪任軍團長的紅一軍團是中央紅軍（紅一方麵軍）的核心部隊；土地革命戰爭後期林彪任校長的抗日紅軍大學則實際上是中國*的“黃埔軍校”。抗日戰爭時期林彪任師長的八路軍一一五師是由中央紅軍改編而成的。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中央最初決定讓林彪去山東開展工作，後又在半途將他召回，改派去東北，掌握這一在當時來說是最重要的戰略基地。解放戰爭時期林彪任司令員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是各野戰軍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大的一個野戰軍。可以說，中國*的將帥中，戰爭年代最受毛澤東器重的莫過於林彪。

　　“文革”開始後毛澤東選擇林彪取代劉少奇，成為新的接班人，是與革命戰爭年代他對林彪的這種賞識和器重分不開的。

　　（二）

　　眾所周知，“文革”前毛澤東對外公開宣布的接班人是劉少奇。但實際上，毛澤東在對接班人的考慮上，並不像對外宣布的那樣簡單。“文革”前，毛澤東除了一個很短的時期外[10]，大部分的時間裏都沒有把劉少奇看成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進入毛澤東選擇接班人視野的，除了劉少奇，還有鄧小平、林彪。而且，到了“文革”發生前一二年，劉少奇甚至已被毛澤東摒除在接班人的範圍之外，接班人人選隻剩下鄧小平和林彪。而在鄧和林之間，毛澤東又更傾向於選擇林彪。

　　毛澤東比較正式地考慮自己的接班人問題，應是從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後開始的。曾長期在毛澤東身邊負責警衛工作的葉子龍回憶說：“記得斯大林去世前後，他曾當著我的麵說過：斯大林太累了，高處不勝寒啊！我也不想當主席了。”[11]他不想當主席了，誰來當呢？這是毛澤東很自然要考慮的問題。當時中共中央的第二號人物是劉少奇，他應是順理成章的接班人。而且，按照1961年9月毛澤東接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的說法，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在延安時期就已經確立。但毛澤東在考慮接班人時，顯然沒有把眼光局限於劉少奇，而是把選擇範圍放得比較寬。

　　1955年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在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項重要決定，就是增補林彪和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在1945年到1956年的11年間唯一一次增補政治局委員。從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次人事變動背後非同尋常的意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次人事變動與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考慮是密切相關的。林彪的這次升遷，其性質與他以往的任何一次升遷都不相同。這種不同就在於，這次的升遷，意味著他與鄧小平一道，進入了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視野。這一點，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期，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清楚地顯示了出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這次會議在中央高層人事安排上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中央同時設立了四位副主席，並且設立了一位總書記。設立四位副主席雖然是劉少奇提議的，但毛澤東認可這一提議，實際上意味著毛澤東並沒有確定劉少奇是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增補為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實際上已成為比劉少奇前景更為明朗的接班人人選。與鄧小平一起進入政治局的林彪，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雖然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但他並沒有被毛澤東排除在物色接班人的範圍之外。這從下述兩點可以看出：

　　其一，林彪在政治局委員中的排名，僅在六位常委之後，這顯示出了他的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著他進入政治局常委隻是遲早的事了。其二，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黨的主席時，同意毛澤東的隻缺一票。這一票就是毛澤東自己的一票。毛澤東這一票沒有投給自己，但也沒有投給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而是投給了林彪。[12]這一票的含義非同尋常。它強烈地顯示出在選擇接班人這個問題上，如果撇開政治思想、政治品質、個人威望以及組織決定等因素不談，僅就個人感情而言，毛澤東更傾向於選擇林彪。但顯然他還更多地考慮到了其他因素。就林彪而言，他在黨內的資曆和威望不如劉少奇，身體健康和政治素質等方麵不如鄧小平，在曆史上多次表現出政治的不成熟，這些可能都是毛澤東在考慮讓林彪做接班人時不得不頗費躊躇的問題。林彪在中共“八大”上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應該說與此有關。

　　如果說在中共“八大”上還不能明顯地看出毛澤東把林彪當成接班人之一來培養的意圖，那麽時隔不久，毛澤東的這種意圖便明朗化了。1958年5月，林彪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對林彪的這次升遷，過去也少有人注意。但實際上，這次升遷意味著林彪正式成為了毛澤東的接班人之一。中共“八大”召開之前，毛澤東在解釋中央為什麽要設立四個副主席和一個總書記時，曾有過一個形象的“防風林”的說法。他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設四個副主席和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好幾道。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隻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恩，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13]按照毛澤東的這個“防風林”的說法，林彪被增選為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也就進入了毛澤東所謂的“防風林”，具備了接班人的資格。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期，與劉少奇和鄧小平相比，林彪真正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對要小一些。其原因筆者已在上文提及，即林彪與劉少奇和鄧小平相比，都有一些不足之處。毛澤東之所以也把林彪列為接班人培養和考察對象，除了曆史原因和感情上的傾向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可能考慮到了年齡的因素。林彪比鄧小平小3歲，比劉少奇小9歲，比毛澤東小14歲。年齡因素是當時林彪和劉少奇、鄧小平相比，所具有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優勢。如果要說當時有一個接班人序列的話，那麽在這個序列上，劉少奇排第一，鄧小平排第二，林彪排第三。但是，這種情況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後，發生了改變。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從糾正當時存在的嚴重“左”傾錯誤、克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目的出發，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批評。他指出，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的原因，是我們工作中存在缺點和錯誤，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大躍進運動以來，農業和工業方麵“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成績的關係，不能總是說成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就當時來講，應該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還不止。

　　他還說：“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5年、10年後再作結論。這些批評現在來看並不過分，當時毛澤東也沒表示不同意見。但從後來的情況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評是很有看法的。劉少奇後來之所以被毛澤東認定為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與這些批評有重要關係。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七千人大會”時，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一夥”是修正主義。因此，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後，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即使沒有完全被否定，也發生了嚴重動搖。此後，毛澤東與劉少奇又先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如農村實行生產承包責任製的問題、“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等，有時甚至發生激烈爭論，毛與劉的關係逐漸惡化。到了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時，毛澤東已基本下定決心，要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這也就意味著，劉少奇不可能再是接班人了。

　　劉少奇被毛澤東否定以後，林彪和鄧小平的接班人地位就凸現了出來。據王稼祥回憶，1965年秋，周恩來曾找他談話，其中說過一段這樣的話：近期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14]在林彪與鄧小平之中，當時毛澤東更傾向林彪。毛澤東對鄧小平本來也是十分器重的。20世紀50年代後期，鄧小平在三個接班人人選中，甚至一度處於非常突出的地位。有跡象表明，毛澤東在考慮接班人時，有一段時期是把他放在劉少奇之前的。[15]但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毛澤東對鄧小平漸漸也產生了一些不滿。他認為鄧小平不聽話，鄧領導的書記處是“獨立王國”。與此同時，林彪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別有用心地大肆吹捧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擺出一副緊跟毛澤東的姿態，從而加重了他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分量。“文革”前，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話：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為林有馬列主義。[16]對林的倚重之情，溢於言表。　　

　　“文革”初期毛澤東選擇林彪為自己的接班人，與“文革”前林彪就是接班人人選之一也是分不開的。

　　（三）

　　“文革”爆發前，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意，對鄧小平不滿意，但他對林彪是否就百分之百地滿意了呢？也並非如此。事實上，毛澤東對林彪一方麵是欣賞和信任，另一方麵則在一定程度上心存疑慮。這些疑慮首先是與林彪在曆史上的某些表現有關。如在長征途中，林彪在遵義會議後對毛澤東為使紅軍擺脫困境而采取的迂回作戰、大踏步進退的戰略戰術不理解，認為紅軍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會“拖垮紅軍”，因而給中央軍委寫信，要求改變軍委領導，取消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再如解放戰爭時期，在遼沈戰役前，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要求林彪率領東北人民解放軍先打錦州，但林彪曾一度表示反對，行動上執行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誤了戰機。林彪的這些表現，在毛澤東的心中投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毛澤東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一般情況下對林彪的這些問題當然不會耿耿於懷。但一旦把林彪作為一個接班人來加以審視，他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便突出出來。

　　眾所周知，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期，毛澤東在考慮接班人問題時，關注的中心問題就是防止出赫魯曉夫。鑒於林彪在曆史上的這些不良表現，他會不會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或者會不會成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這是毛澤東在最後下決心讓林彪作接班人之前不得不考慮的問題。1963年12月16日，戰爭年代曾長期與林彪合作共事的羅榮桓元帥逝世。羅對黨和人民一向忠誠，是毛澤東非常敬重的一個老帥。他逝世後，毛澤東異常悲痛，寫下一首《七律?吊羅榮桓同誌》，詩雲：

　　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裏每相違。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斥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17]

　　在這首詩中，毛澤東一方麵表現了對羅榮桓的信任和倚重，另一方麵則流露出了對林彪的疑慮。“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指的就是林彪在長征途中要求撤換毛澤東的軍事領導以及在遼沈戰役前夕反對攻打錦州這兩件事。[18]毛澤東這時為何要舊事重提，翻曆史老賬？這是不是意味著毛澤東對林彪產生了新的不滿？不是的。恰恰相反，毛澤東在這時重提林彪的曆史老賬，隻是反映出他正在認真地考慮讓林彪取代劉少奇作接班人的問題。對毛澤東而言，當時林彪是相對於劉、鄧更讓他滿意的接班人人選。如果林彪有什麽讓他不滿意的地方，可能就是發生在長征途中和解放戰爭中的這兩件事了。出於對接班人的嚴格要求，毛澤東沒有輕易地放過這兩件事，他要反複地斟酌，究竟應該如何分析和看待這兩件事？因為這關係到能否放心地讓林彪接班的問題。

　　但很顯然，毛澤東為此深感困惑。一方麵，當時他已明顯傾向於讓林彪做接班人；另一方麵，林彪在曆史上的這兩件事又使他覺得林彪不能完全讓人放心。那麽林彪到底是否適合作接班人？對這個問題，毛澤東當時自己恐怕也不能給出明確的答案。從《吊羅榮桓同誌》這首詩可以看出，他是準備在適當的時機就這個問題征詢羅的意見的，因為羅既忠誠可靠，同時又由於長期與林彪共事，對林彪了解。但沒想到羅過早地去世了（羅時年僅61歲），所以毛澤東在詩中才有“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的感慨。這裏所謂的“國有疑難”當然是一個泛指，包括黨和國家和各種重大問題，但其中的一個主要“疑難”恐怕就是林彪是否適合作接班人的問題了。

　　“文革”爆發前後，林彪的另外一些表現又讓毛澤東對他增加了新的疑慮。這些表現就是林彪對毛澤東過分吹捧。1959年林彪代替彭德懷當上國防部長後，就在各種場合，利用各種方式竭力吹捧毛澤東，誇大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作用。對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毛澤東本來是持一種默許和讚成態度的，林彪之所以在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越來越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本來也與此有關。但林彪不知節製，對毛澤東的吹捧越來越變本加厲，越來越過分，結果引發了毛澤東對他產生了新的疑慮。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這個講話本來是林彪為配合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戰略意圖而發表的，其主調一是竭力吹捧和頌揚毛澤東，二是強調要忠於毛澤東，擁護毛澤東。這個講話，對“文革”的發動和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無疑是毛澤東所樂於看到的。　　

　　但另一方麵，毛澤東對這個講話的感覺並不好，他從這個講話中發現了一些嚴重的問題。其一是，林彪在講話中津津樂道地大談特談古今中外的各種政變。毛澤東後來說：“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19]實際上是含蓄地表達了他的疑慮。其二是，林彪在講話中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作用誇大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把毛澤東說得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還要偉大，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神聖化、絕對化，流傳甚廣的“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就是在這次講話中說的。這也讓毛澤東感到不安。毛澤東當時雖然認為需要一點個人崇拜，但他認為林彪在講話中對他的吹捧過了頭。林彪為什麽要做這樣一種明顯過頭、不合乎事實的吹捧？毛澤東不能不對此產生疑慮。

　　毛澤東對林彪這種疑慮，很快流露了出來。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越南*領袖胡誌明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忠誠的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隻在口頭上叫你‘萬歲’，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20]這段話，不僅是針對劉少奇的，同時也是針對林彪的，甚至可以說更主要的是針對林彪的，因為當時竭力吹捧毛澤東的，在中央領導人中林彪最為突出。毛澤東在這段話裏所說的“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顯然是針對林彪的講話有感而發的。

　　既然林彪曆史上的某些表現和“文革”爆發前後鼓吹個人崇拜的行為，都說明林彪是一個存在疑點的人，並不絕對可靠，那麽還讓不讓他作接班人呢？為此毛澤東在“文革”爆發後的一二個月內曾反複斟酌。

　　1966年6月，毛澤東寫了一首意味深長的詩――《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鬆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21]

　　這首詩中的“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澤東自己“有所思”。“思”什麽？毛澤東生前沒有做任何說明。筆者認為，選誰作新的接班人，林彪是否適合作接班人，很可能是他思考的重要內容。

　　1966年6月中下旬，毛澤東有一次神秘的韶山滴水洞之行，在這個他自稱為“西方的一個山洞”的地方住了11天（6月18日－28日）。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這段時間裏，毛澤東顯得心事重重，甚至煩燥不安，沒有寫過什麽東西，也沒有接見過任何人，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就是思考問題。[22]思考什麽問題呢？毛澤東離開韶山滴水洞以後，於1966年7月8日在武漢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其內容主要是談對林彪的“5·18”講話的看法。當時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耀祠說，這封信是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思考的結果。[23]按照張耀祠的這一說法，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所思考的，實際上主要就是如何看待林彪的“5?18”講話，以及林彪是否適合作接班人的問題。

　　在用人問題上，中國有句精辟的古訓：“疑人不用”。精通中國傳統文化的毛澤東對這一用人原則不可能不知道。對於林彪這樣一個讓他心存疑慮、讓他感到不安、需要讓他反複斟酌的人，在正常的情況下，毛澤東很可能會棄而不用。但當時毛澤東麵對的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政治形勢：一方麵他要發動“文革”，另一方麵當時中央高層中對“文革”理解和支持的人很少，他所能利用的政治資源非常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實際上早已形成一個連他自己都不一定意識到了的心理定勢，這就是在信任林彪與不信任林彪之間，他寧願選擇信任林彪。

　　由於存在這樣一個心理定勢，毛澤東雖然已經意識到了林彪的不可靠性，並對是否決定讓林彪作接班人進行了反複的思考，但思考的結果並沒有導致否定林彪，而是最終下定決心讓林彪取代劉少奇作接班人。那麽怎樣消除對林彪的疑慮呢？毛澤東經過反複思考，對林彪講話中那些讓他不安的說法做出了一個自認為說得通的解釋，這就是林彪對他進行過分吹捧是為了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而采取的一種鬥爭策略，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就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24]。實際上，這個解釋對毛澤東來說，有點自欺欺人的味道。這反映出毛澤東當時的尷尬心境：他做不到“疑人不用”，也就隻好“用人不疑”了。　　

　　事實上，毛澤東對林彪的疑慮不可能真正消除。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信，實際上是他這種疑慮鬱結於心難以消除的一種排解和訴說。這隻要看他寫信的對象是他當時的夫人就知道了。他帶著這種疑慮選擇了林彪為接班人，又帶著這種疑慮注視著林彪在“文革”中的一舉一動，最終他還是識破了林彪，正當他準備召開九屆二中全會解決林彪的問題時，林彪和他的家人倉皇乘飛機出逃，途中失事摔死，落了個自取滅亡的下場。

　　（四）

　　應該指出的是，“文革”初期選擇林彪為接班人，完全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決定。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由黨的領袖個人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存在極大的危險性的。這種危險性是由下述幾個方麵的因素造成的：一是領袖是人不是神，作為人，他是存在感情傾向的。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家，在選擇接班人時，雖然他會盡量避免讓自己受到感情因素的左右，但在客觀上他不能完全排除感情上的遠近親疏的影響。他選擇林彪作接班人，是帶有某種程度的感情色彩的。這種感情色彩必然妨礙他進行理智上的判斷。二是領袖對問題的判斷和分析並不總是正確的。在接班人的選擇上也是如此。毛澤東選擇林彪的失誤最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三是領袖的意誌會極大地影響曆史的發展進程，

　　但另一方麵領袖的意誌也會受到客觀環境的製約和影響，在某些特定的時期，領袖的意誌甚至還會受到政治形勢的左右，使他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觀意誌而是按照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來做出決定，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領袖犯錯誤的可能性。毛澤東選擇林彪為接班人固然是錯誤的，為此他要承擔主要責任，但在客觀上，當時中共黨內沒有形成一套科學的嚴格選拔接班人的製度也是毛澤東犯下這一錯誤的重要原因。因此，根本問題是不能由領袖個人來選拔接班人。選拔黨和國家的接班人，必須製定一套科學的製度，嚴格地按製度辦事，避免由個人說了算。不僅在選拔領袖的接班人問題上是如此，而且在選拔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的問題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