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西安事變時的三份遺囑

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感到被釋放的可能性渺小，心理上作了被殺的準備，他在同一天的日記提要欄內寫道:“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人生死亡不過五分鍾而已。十字架之受難，餘不承辱，誰複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無愧受洗禮矣。”

日本侵略者繼侵占東北後，又入侵華北，準備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中華民族亡國慘禍，迫在眉睫。而蔣介石仍然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1936年12月4日，他由洛陽至西安，以臨潼華清池為行轅，親自坐鎮督促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張學良、楊虎城進攻紅軍，同時調遣中央軍主力至潼關一帶，對張、楊的軍隊形成大兵壓境之勢。張、楊鑒於日本侵略軍的步步入侵，以及在與紅軍的作戰中，損兵折將，屢遭失敗，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下，已經同共產黨和紅軍達成協議，停止內戰，聯合抗日。蔣介石到西安後，張、楊數次到華清池蔣的住處，向他苦口勸諫，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蔣的申斥。張、楊決定實行“兵諫”。

12日淩晨，張學良的衛隊活捉了躲在驪山虎斑石後的蔣介石，同時楊虎城的部下逮捕了隨蔣抵陝的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軍政大員。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隨後蔣介石被送押至西安綏靖公署新城大樓，後遷居張學良公館。蔣被扣押期間，他一度想到了死，甚至想自殺，在一天之內，寫了寄其妻宋美齡、兩兒蔣經國和蔣緯國與全國國民三份遺囑。人們皆知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時寫有遺書，但從未有人看見過，即使2004年4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對外公開的《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其中雖然提到遺書事，但沒有具體內容。今據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存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的蔣介石日記(1945年以前的日記複印件已對外開放)，將遺囑介紹如下，並就蔣的日記分析其寫遺囑的原因。

給宋美齡

賢妻愛鑒:兄不自檢束，竟遭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負吾總理與吾父吾母一生之教養，必以清白之身還我先生，隻求不愧不怍無負上帝神明而已。家事並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於我遭難前一日尚來函，極欲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彼現駐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館轉。甚望吾至愛能去電以慰之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給蔣經國、蔣緯國

又囑經、緯兩兒:我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甚望兩兒不愧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後，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屬。

父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國國民

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複興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係念。惟望全國同胞對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革命軍萬歲！

蔣中正。



上述遺囑，雖然均寫於1936年12月20日，但在當時的日記中並未記錄，而是錄於西安事變二周年之際，即1938年12月13日和12月20日。蔣介石在13日的日記內寫道:“本日撿得前年在西安寄妻與兩子之遺囑，讀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錄之。”在20日的日記中雲:“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難時告國民之遺囑，特錄之。”

另外，12月15日，蔣介石寫給宋美齡一信，交給奉宋美齡命隨同端納(英籍澳大利亞人、蔣介石的顧問)一起來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齡和蔣介石信任的黃仁霖轉寄。此信與前兩份遺囑內容相差無幾，實即遺囑，錄之如下:

兄決為國犧牲，望勿為餘有所顧慮。餘決不愧為餘妻之丈夫，亦不愧為總理之信徒。餘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歸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惟經國與緯國兩兒既為餘之子，亦即為餘妻之子，務望餘妻視如己出，以慰餘靈而已。但餘妻切勿來陝。(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