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三）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三）

王怡



 教內反右：一個義人也沒有
　　
　　“三自運動”的本質是一場鎮壓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運動。學者任不寐稱為1949年後的“第一場文革”。共產黨比1957年的知識分子們更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摧毀言論自由的前提，是先要摧毀信仰自由。因此共產黨在1950年後的國有化，顯然按著這個順序：第一先征收信徒們的宗教信仰，第二再征收資本家的手中財產，最後征收知識分子的言論。一無信仰、二無財產的知識分子被擺在最後，因為共產黨知道，在前兩輪的征收中，需要他們在一旁鼓掌，並搖筆為旗，出口成章。到今天，後兩輪的征收已被徹底否定，但“第一場文革”的勝利果實，仍然構成當代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遺憾的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和一般公眾，迄今為止，也並不在意這場針對宗教信仰的“文革”。
　　盡管在吳耀宗等偽基督徒眼裏，基督信仰也等於地上的共產主義。但在1949年，麵對共產黨的國家主義偶像、民族主義偶像和曆史主義偶像，在中國社會裏麵，與共產黨的一切特性相距最遠的、最具有異質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統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連儲安平這樣最徹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不禁眺望一個由共產黨帶來的新中國，和一個古老民族的創世記。但基督教全國協進會麵對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發表了《致全國信徒書》，宣稱“教會不承認任何政治製度是絕對的和永不錯誤的”。
　　到1954年，知識分子們仍對幾年後的狂風驟雨毫無察覺，仍對一個新民主主義烏托邦的雛形滿懷激情，仍對那些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關心。此時，中共以數十起間諜案，將幾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們下獄。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龔品梅神父，在此種處境下不但繼續反對“三自”運動，進而堅決表達他對整個 “新中國”的反對。他在《反對總路線》的發言中，宣稱“政府號召總路線，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是要建設一個人間天堂。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暫時的，社會主義是不會實現的，我們不能擁護總路線”。幾個月後，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和王明道的被捕一樣，隨即在全國展開了一場揭發和控訴龔品梅的運動。
　　
　　1954年8月，“三自愛國會”（基督教）最終成立。但在北京，以王明道為首的11個獨立派教會仍然屹立不倒，拒不入會。一個月後，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麵，邀請這11個團體的100餘人，到政府議事廳開會。了解到這些人強硬的反三自立場後，當局繞開軟骨頭的三自會，提出一個妥協之道。說你們不和他們在一起就算了，你們11個教派組織起來學習，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這11個團體討論後回覆說，如果政府要求，我們個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參加學習，但不能以教會或信徒的名義。到1955年5月，中共對這些死硬派的轉變徹底失去信心，由拉攏轉為強製，開始對拒不參加“三自”的基督徒進行全國性大逮捕。
　　因此，在1957年反右風暴來到之前，基督教內排除異己的工作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運動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務、壞分子等罪名被捕、判刑、流放或處決。被關押4年的倪柝聲，在反右運動來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獄，標誌著“第一場文革”的大致結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運動，主要不是針對“三自”以外的基督徒。而是針對剛剛成立不久的“三自愛國會”。倪柝聲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會處信徒紛紛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勵了一大批愛主的基督徒，繼續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時期繼續被捕或判刑，如廣州的林獻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著名布道家宋尚節的女兒宋天嬰，也於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這些依然是“第一場文革”的延續，而基本上與反右無關。
　　但也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幹淨的獨立教派領袖，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牧師。1957年的聖誕節剛過，北京宗教事務處組織教會領袖學習班，袁相忱參加了會議，但接連幾天一言不發。最後處長李某點名要他發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來說了兩點：
　　第一點，“現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對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對回教的政策很寬鬆，對基督教卻很緊，基督教的信仰沒有自由”。
　　第二點，“在三自隊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說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來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國人來了就領美國的津貼，現在共產黨的天下，又搖身一變成為三自的人，其實他們是最不‘三自’ 的。他們隻是基督徒隊伍中混飯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據袁相忱的傳記作家稱，他發言結束，會場鴉雀無聲，宗教事務處長也不敢貿然總結。他回家對妻子梁惠珍說：“從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做了半年多右派，到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後被判無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會中或許沒人會料想，等中共將最後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監獄後，鬥爭的矛頭就將指向三自本身。大致來說，1957年前，共產黨利用“三自運動”鎮壓了持正統信仰的基督徒。到1957年，則利用“反右運動”摧毀三自教會。那一場普遍性背主帶來的詛咒是如此真實。在1952年背主賣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訴到監獄去的基督徒們，到1957年就紛紛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紂為虐、逃過劫難的基督徒們，到了文革又紛紛被批倒。無論三自會如何唾麵自幹、緊跟形勢，還是逃不脫鳥盡弓藏的命運。1961年，主日學和團契被禁止，三自會宣布“兒童主日學”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1964年，全國展開社教運動和四清運動，重點之一是無神論教育和反宗教鬥爭。《天風》開始受到批判，各地開展“退教運動”，一批牧師宣布放棄信仰，與基督教決裂。1966年，始作俑者吳耀宗終被批鬥，接受勞改，三自會也被解散。中國教會史翻到最悲慘的一頁，在那一場更殘酷的逼迫中，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賣友的基督徒，都同樣令人怵目驚心。不久之後，中國除了地下教會，地上已沒有了基督教。
　　“三自”被造反派稱為“劉少奇和吳耀宗的一個陰謀”。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評價這位否定基督神性和聖經權威性的“三自愛國會主席”：
　　“基督教頭子吳耀宗思想反動，一貫來企圖在全國範圍內恢複宗教失去的陣地，到處叫囂，到處放毒，胡說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與馬列主義沒有矛盾”。
　　
　　如前述，三自領導層中有一批人，因其神學立場偏離真道，在大時代的衝擊下，失去了一個清晰的曆史觀。因此他們一開始的軟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誠”的對信仰的失望，和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些自義是為教會忍辱負重的領袖，以為作出如此慘痛的妥協後，共產黨至少會給三自內部予信仰的自由。這兩種人在1954年以後，就難免對政府步步進逼的宗教政策和社會局勢深感失望。或者這種失望也會帶來一些他們對教會的負罪感。因此在 1957年鳴放期間，“三自”的各級教會領袖（其中許多人也是各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也冒出了大量批評共產黨宗教政策的言論。列舉如下：
　　
　　鄭州“三自會”副主席於沛蒼。他說，“宗教愛國組織是我們自己的組織，現在卻被領導代替，形同虛設。凡事都要向請示宗教事務處，信仰自由變成了領導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來衡量信者的自由。無神的人不應該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隻是說說，要信教可真是沒自由”。
　　三自副主席陳崇桂，在全國政協作《保護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發言。他引用一位高級幹部的話，這位幹部說，“你們信上帝的人，要把你們的上帝丟在糞坑裏”。陳崇桂激烈的批評說，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毀謗、褻瀆宗教。
　　上海“三自”以劉良模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作聯合發言。批評政府對宗教信仰有成見，說一些部門的表格中把基督教並入“會道門和迷信團體”一欄。他們呼籲讓基督徒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青島基督徒人大代表張天人、楊光恩，在人大會議上發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應當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傳，對政府占用教會用地、不尊重教會表示不滿。
　　廣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會上發言，批評政府歧視基督徒團體，把“基督教青年團契”當作“三青團”審查。批評有些幹部禁止信徒奉獻，沒收信徒的聖經、讚美詩，不準兒童進禮拜堂等。他也和劉量模等人一樣，對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養”起來，隔離在主流社會以外很不滿。因此大力呼籲要讓基督徒發揮社會作用。
　　基督徒薑蒙光，在《天風》上批評政府出版大量從蘇聯翻譯的批判宗教的書籍和小冊子，其中對宗教采取粗暴輕蔑的態度。
　　哈爾濱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孫耀宗，在人大會上發言，也批評信徒在社會上受到歧視，基督徒雖然工作努力，但評先進和提升時就輪不到他們。在學校裏受到譏笑，被稱為落後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認為隻有入黨入團才算是進步。
　　
　　如果和那些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知識分子言論比較，除了於沛蒼的發言，包含了對共產黨政教關係和三自運動的徹底否定。算是一個真右派。其餘大多數意見對中共的本質及社會的製度性危機，並沒有絲毫的反思和批判的勇氣。而不過是三自中人對中共的一種怨婦式的情結和脾氣罷了。其實這些人抱怨的事實，大多在今天也依然存在。對一個渴望在政權那裏得到大紅花的基督徒，永遠都得不到他想要的大紅花。對那些把信心紮根在聖經和教會所承傳的真道上的基督徒來說，上述問題從來不是他們向政府抱怨的主要問題。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為1957年中國右派知識分子之楷模和先烈的基督徒，那些為著更重要的問題而殉道的基督徒們，此時基本上不是死了，就是在監獄裏。而賣主依附的“三自會”，從革新到反右，始為淫婦，終為怨婦。
　　經過又一輪基督徒之間的相互揭發、批鬥或自我檢討之後，一大批三自會的頭麵人物被打成右派，包括下列人士：
　　三自會副主席陳崇桂
　　三自會副主席賈玉銘
　　三自會副秘書長楊紹唐
　　華中師範學院院長韋卓民（曾任三自籌委會委員）
　　三自會全國常委、上海靈糧堂長老周福慶
　　上海三自會常委、牧師董鴻恩
　　上海三自會常委、聚會處牧師錢團運
　　上海三自會常委、聚會處長老李漢文
　　鄭州三自會副主席於沛蒼
　　沈陽三自會副主席孫鵬翕
　　甘肅三自會主席霍超然（判刑15年）
　　
　　與此同時，三自會在反右鬥爭中，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提出教會要進行一場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強調“務必在政府直接領導之下進行”。1957 年10月底，三自會擴大會議決定，“向全國基督教工作人員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從1958年1月起，學習班在各省分批舉辦。除“向黨交心”和自我檢討外，進一步鼓勵對“反社會主義”言行的相互揭發。
　　學習班的另一目標，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教製。各地的改製大致有以下方麵：
　　1、 撤銷各教會的委員會、執事會等機構，統一由三自會領導；
　　2、 對教會解經的書刊進行審閱，“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3、全國采用統一的詩歌，並一律剔除反革命傳道人（如倪柝聲的大量詩歌）的作品；
　　4、 停止宣講末世論等“消極悲觀”的道理；
　　5、 不強調信與不信的分別（如婚姻問題）；
　　6、 禁止趕鬼醫病和為病人禱告；
　　7、 各堂奉獻上交三自會，統籌統支；
　　8、在教堂之外，不舉行任何宗教活動。在收獲農忙等季節停止禮拜，以支持“社會主義建設”。
　　
　　學習班結束後，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勞改。到了年底，吳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強反帝愛國工作，清除殘餘反動分子”的匯報。他說，經過社會主義教育，我們明確了教牧人員屬於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必須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從此，大批傳道人離開教會，被送往勞改營。教會缺乏牧者，三自會又替共產黨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教會合並和聯合崇拜運動，直到將全國2萬間教會壓縮到不足100間。


不是尾聲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無論是三自的頭麵人物，還是獨立教派的殉道士，他們都處在一個比他們個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劇當中。那就是基督教會在中國的荒涼。盡管基要派信徒們以他們的血，為信仰作了美好的見證，也將上帝對這個族群的詛咒，最終轉而祝福。但另一方麵，基督教會在共產黨手下的真正悲劇，是在一個把人舉得比巴別塔更高的時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時轄製了現代派和基要派。對現代派來說，就是轉向對國家和民族的膜拜。吳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訓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話，解釋三自的信仰。他說，“我的信仰不是一個圓，隻有一個圓點。我的信仰是一個橢圓，有兩個圓點，就是基督和國家”。這段話相信也是吳耀宗及多數三自領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稱其為“不信派”，確實沒有冤枉他們。真正的基督徒都會反對這種心懷二意，將福音與世界折衷的“一個橢圓”。但對吳耀宗來說，王明道的敬虔主義和倪柝聲的屬靈主義的信仰也無法說服他。國家、時代和民族的訴求，對基要派有一種反麵的轄製，就是迫使他們成為“分離主義者”，從這個撒旦的世界離開，把信仰與世界的界限劃得幹幹淨淨，一心傳福音，等候基督再來。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會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會，不管西方教會是不是帝國主義，都已把界限劃得幹幹淨淨的。在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國教會就開始了一個與兩千年普世教會的傳承相割裂的傾向。幾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陷在這種傾向當中。基要派信仰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時代越黑暗的時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穩。但缺陷是時代越不黑暗的時候，就越無法完整地去回應一個時代，不能處理福音與社會、福音與文化、以及福音與政治的關係。當共產黨進了村，一個基督徒要怎麽去理解他眼前的這個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棄信仰，但基要派卻無力回答這個問題。正是這一缺陷，使大多數基督徒在“三自運動”中，麵對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誘惑，難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連王明道的兒子，也對信仰產生懷疑，成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意思其實就是自閉。從現代派到基要派，其實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大公性，自閉在普世教會和教會史之外。由此可見在文化上，“帝國主義” 和“社會主義”的確構成了那個時代最顯赫的世界觀。麵對這個世界觀，無論是抗拒還是妥協，教會的信仰都無法提供一個完整的回應。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從傳統的基要派中脫離出來的年代。福音派一樣堅決持守基要信仰，反對現代派。但他們也不滿基要派將這個世界拱手相讓。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回到新教改革的歸正傳統，強調基督徒的社會參加，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關係中，看見一個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個橢圓，也不是一個圓，而是一係列圍繞一個圓點的同心圓。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種完整的世界觀去回應時代，促使教會發揮出整體性的見證，成為一個社會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麵重要的保守主義力量。
　　但在五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中，還看不見這樣的信仰傳統。現代派和基要派都將基督信仰理解為一種個人主義的，與文化無關的信仰。不過麵對共產主義的凶惡時，基要派信仰仍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信仰。現代派主動賣主，基要派退而防守，揮淚轉入地下。苦難，使中國成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為家庭教會複興的種子。
　　
　　到了1958年底，中國基督徒的總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參加聚會的多為年老的信徒。“三自會”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一個可悲的尾聲。中國教會史專家趙天恩博士評論說，到1954，“中共透過三自會控製了全國絕大多數教會”。再到1958年，“中共透過三自會徹底摧毀了有組織的中國教會”。許多西方的教會史學者都在這裏停下，寫出相似的句子，“從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國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門徒們在那裏苦苦等候教會複興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來，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對國家的偶像崇拜。從1950年到1958年，中國的基督徒在共產黨的獨裁之下，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國家的暴力。在他們中間既有可恥的失敗，也有靈魂的得勝。他們中間無數的聖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會階層的精英一樣，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義，構成了中國當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們的苦難，也是中國的苦難的一部分。乃至他們的信仰，也因此成為中國本土精神的一部分。
　　中國基督教在極權主義下的這段曆史，叫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也從中看見兩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敗壞。“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堅忍。從這個堅忍中看見上帝的恩典。無論有多少人跌倒，總有人靠著這恩典，勝過了這個世界。或者說，我在1957年的片斷中，看見人的兩種無限性。一是人的墮落的無限性，一隻狗不會墮落得比豬還不如，但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的地步，卻還有墮落的餘地。二是人被拯救的無限性。就算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但保羅說，“罪在哪裏顯多，恩典就在那裏顯多”。
　　謹以此文獻給反右運動50周年和馬禮遜來華200周年。
　　
　　
　　2007-5-8寫於成都，為殉難的信徒感謝神，為教會的罪而哀哭。
　　　　
　　主要參考書籍：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灣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裏，《中國基督徒史》（全譯本），台灣光啟文化2005年。
　　蘇文峰，《中國教會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亞，《活祭——袁相忱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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