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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 連載5 (作者 崇新嶽 百思峰)

(2019-08-16 09:29:22) 下一個

連載 5

點評: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動機

         中國有很多曾經紅極一時的“流行語”,到今天成為了“死語”,其中就有“左傾”和“右傾”。這兩個詞在文革期間,曾是報紙廣播“天天講”的,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左傾”的定義是:思想上超越了客觀實際,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是一種空想、盲動、冒險的傾向。“右傾”的定義是:思想上落後於客觀實際,過低地估計自己的力量,是一種保守、妥協、怯弱的傾向。

        有不少人以為毛澤東是“左傾”的代表人物,其實不然。在曆史上,毛澤東曾經長期是“右傾”的代表人物。從 1927 年毛澤東上井岡山後,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指責毛澤東搞遊擊戰,保存實力的做法是“右傾”。1932 年 10 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上,與會者集中火力批判毛澤東,指責毛澤東“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計不足”、“保守退卻”、“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等等,最後毛澤東被解除軍權,回家“待業”了。毛澤東後來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當時主導中共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毛澤東的保存實力的“穩健主義”,也被稱為“右傾路線”;另一條是王明的大幹快上的“冒險主義”,也被稱為“左傾路線”。當紅軍在王明的“左傾路線”領導下,出現大失敗,被迫長征之後,大家才回頭看好毛澤東的“右傾路線”,毛澤東再次成為中共領導人。     此後中共在毛澤東“右傾保守路線”的指導下,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到 1945 年中共“七大”時,中共已經從不到一萬人,發展到幾十萬黨員,一百萬軍隊,這歸因於毛澤東的“右傾保守路線”的勝利。

         然而毛澤東在“七大”之後,忽然拋棄了他自己一貫的“右傾路線”,開始“向左轉”,越來越傾向於他過去批判過的“左傾冒險主義”。

         毛澤東第一次“左傾冒險主義”,是 1946 年與國民黨翻臉。抗戰勝利後,為了避免國共兩黨的內戰再開,在美國的調停下,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組成一個聯合政府,共同治理國家,蘇聯也支持搞聯合政府的方案。於是毛澤東 1945 年 8 月親赴重慶談判,雙方達成和平協議《雙十協定》。此後,蔣介石要求縮編中共的軍隊,並亮出強硬姿態,聲稱中共不縮編軍隊,就要武力解決。這時候中共內部出現兩種主張,一種是“右傾主義”,認為中共打不過蔣介石,應該向蔣介石妥協,縮編軍隊,因為紅軍曾在江西時代被蔣介石打得狼狽不堪,這個記憶大家都沒有忘,當時“右傾主義”的代表人物是朱德。而毛澤東這次卻一反過去的右傾保守主義,轉變成左傾冒險主義,成為“左傾主義”的代表人物。毛澤東表現出強硬態度,認為中共寧可跟國民黨開戰,也不能妥協讓步。

          蔣介石為了壓中共讓步,1946 年 3 月發動了一輪軍事進攻,一舉占領中共控製的 106個縣,形勢對中共極為不利。在這個危機情況下,中共高層提出三個對策:(一)以讓步求和平、(二)以拖延等待時機、(三)與國民黨公開翻臉開戰。毛澤東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後下決心,采取第三個左傾冒險主義的對策。毛澤東的理由是:“打起仗來,我們困難,但蔣介石比我們更困難。”  這次毛澤東的“左傾冒險”是成功的,中共在下定決心“打”之後,戰場的局勢很快扭轉過來。到 1948 年,中共經過“三大戰役”,全殲國民黨主力,占領了長江以北的全部地區,奪取全國勝利已經是指日可待了。這時,黨內高層都不得不佩服毛澤東這個冒險是“偉大英明”的。

 

 

        可就在這個時候,蘇聯的斯大林忽然發來指示,要求共產黨停止渡江,與國民黨“劃江而治”,形成“南北朝”。斯大林發出這個指示,有兩個背景:一個背景是美國放風出來,聲稱一旦中共渡江,美國就要出兵幹涉,就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蘇聯怕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阻止中共渡江。另一個背景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不聽蘇聯的話。如果讓中共占領整個中國,他們勢力大了,就更不聽蘇聯的話了。而中共占領半個中國,更依賴蘇聯,會更聽話,更好控製,反而對蘇聯有利。     那時蘇聯是老大哥說話,分量極重,中共黨內又發生一次意見分歧:一種是“右傾保守”意見,認為應該聽蘇聯的話,與國民黨隔江分治,不要去冒險惹美國人出兵。一旦美國出兵了,現在的長江以北都保不住, 所以不如“見好就收”,得到半個中國,已經讓很多人非常滿足了。     另一種是“左傾冒險”意見,認為不用怕美國出兵幹涉,堅決打過長江,占領整個中國。毛澤東這次又做出了“左傾冒險”的決定,認為美國隻是虛張聲勢,並不敢真的出兵幹涉。於是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渡江,寫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雄文。解放軍過江後,果然美國沒有出兵幹涉,中共奪取了全中國的政權。這時,中共黨內又不得不佩服毛澤東的“英明遠見”,佩服毛澤東敢於冒險。

         毛澤東第三次進行“左傾冒險”,是出兵朝鮮。當時中共對出兵朝鮮的意見分歧很大,很多人認為我們這些土八路,根本不是美國人的對手,連林彪都反對出兵朝鮮。但毛澤東最後還是做出冒險的決定:派誌願軍出兵朝鮮參戰。事實證明,在朝鮮戰爭中,中共的土八路居然跟美國大兵打了一個平手,這就等於是中國的勝利了,特別是中國的國際地位驟然升高。中共黨內再次欽佩毛澤東的“英明果斷”,佩服毛澤東的冒險精神。

         毛澤東第四次進行“左傾冒險”,是社會主義改造。中共勝利之後,黨內有一種普遍傾向,認為中共打仗內行,但搞經濟建設,管理企業還是外行。因此,最好讓資本家繼續管理企業,這才是穩妥的辦法。他們擔心打倒資本家,讓外行的中共幹部去管理企業,會搞得企業破產,工人失業,天下大亂。劉少奇、陳雲就是這種看法的代表人物。然而這次毛澤東又做出“左傾冒險”的決定,大膽讓共產黨幹部接管私有企業。到 1957年,共產黨幹部已經接管了所有的私有企業,完成了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到 1957 年時,中國經濟不但沒有出現蕭條,反而出現了大發展,這就等於宣告“共產黨幹部不懂經濟”的預言破產,又一次證明毛澤東冒險決斷的英明偉大,更讓中共高官們對毛澤東佩服得五體投地。

          毛澤東就是在“四次大冒險”連續成功之後,開始了他的第五次大冒險:“大躍進”。人在遇到強大的敵人時,都會比較謹慎,可是在強大敵人被打倒之後,就難免會輕敵驕傲,被勝利衝昏頭腦。毛澤東也是這樣,他打倒了所有的敵人,驕傲輕敵飄飄然起來,認為“大躍進”不會比打倒蔣介石更難,這是他發動大躍進的思想基礎。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像一個賭徒,在連續大贏四次之後,讓他第五次罷手不賭,幾乎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連續四次冒險大勝以後,讓他停止冒險也是不可能了,最後毛澤東這次“大躍進”的冒險慘敗,幾乎把他的老本都輸光了。

        如果毛澤東前幾次冒險不是那麽順利,哪怕隻有一次遇到挫折,都可以避免“大躍進”的悲劇。常言道:“人太順利了,就要栽跟頭。”毛澤東的這次失敗,也是驗證了這個人類的常識。後來鄧小平評價毛澤東搞大躍進,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這個評價還是比較中肯的。當時不僅毛澤東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黨內高層除了周恩來還比較保守一些,其他人普遍都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認為應該再來一次冒險,迷信毛澤東對冒險的判斷是不會失誤的。所以說  到大躍進的責任,毛澤東當然是第一,  但其他高官也都有責任,劉少奇的責任應該是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位。

        但問題的關鍵不是大躍進的責任,而是在大躍進失敗以後,怎麽改正和糾正這次大躍進的左傾冒險錯誤。這時黨內又出現了爭論,出現兩條路線:一條是右傾路線,認為社會主義的道路走不通了,應該改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條路線的代表人物是劉少奇;另一條是左傾路線,認為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很有前途的,應該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條路線的代表人物是毛澤東。

        這時候就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勢力占絕對優勢,第二種情況是走社會主義路線的勢力占絕對優勢,第三種情況是兩條路線的勢力勢均力敵。如果是第一種情況,如果當時劉少奇讚成毛澤東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那麽在大躍進之後,中國就會像北朝鮮一樣,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老百姓勉強溫飽,但日子也能過下去,政權也能持續下去,今天的中國,大致就跟今天的北朝鮮差不多。 如果是第二種情況,如果當時毛澤東讚成劉少奇改走資本主義道路,那麽在大躍進之後,中國就會像後來的改革開放一樣,提前二十年搞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現在的中國就會提前到二十年前出現。 不管是第一種情況,還是第二種情況,中國都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隻有第三種情況,兩條路線的勢力都很強大,才導致了兩條路線大鬥爭的文化大革命。

 

第五節 文革新人初登場

      毛澤東跟劉少奇的第一場交鋒,滿盤皆輸。然而毛澤東是那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頑固分子,他一旦立下了打倒劉少奇的目標,不管有多大的困難,也一定要奮戰到底。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毛澤東是個有勇有謀的人,毛澤東給自己的評價是:“我這個人是一半虎氣,一半猴氣。”這裏的虎氣就是“勇”,猴氣就是“謀”。有虎氣才敢於挑戰,敢幹別人不敢幹,甚至不敢想的事;有“猴氣”,才會有計策、有預謀地實現自己的目標。毛澤東跟劉少奇的第一次交鋒中,“虎氣”用的太多,“猴氣”用的不夠,所以失敗了。毛澤東痛定思痛,接受這個教訓,他跟劉少奇的第二次交鋒,要以“猴氣”為主,以計謀取勝。

       使用計謀的第一點,是要分析形勢,分析自己的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毛澤東的有利因素是他依然牢牢地控製著軍隊,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可以動用軍隊保駕護航。毛澤東的不利因素,是他在高級幹部中失去了威信。威信和威懾不一樣,威懾是對一個人手中權力的懼怕, 而威信是對一個人的人格的敬仰。一個人掌握了生殺大權,就有了威懾力,但並不等於就有威信。一個人的威信必須建立在真實的功績上,吹噓是吹不出來威信的。

       從 1927 年上井岡山,到 1958 年大躍進之前,毛澤東在這 31 年間居然沒有犯過錯誤, 領導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毛澤東的威信也就是建立在這個巨大功績的基礎上。毛澤東在 長達 31 年的時間裏,一貫正確,不犯錯誤,這就在共產黨內產生出一種對毛澤東的迷信:  他總是正確的,他就是真理的化身。長期以來,毛澤東屢屢戰勝他的政敵,最大的法寶就是  毛澤東在黨內的威信。

      可是毛澤東 1958 年搞大躍進的慘敗,一筆勾銷了毛澤東 31 年來建立起來的不敗神話。1959 年毛澤東和彭德懷鬥爭時,毛澤東是“一呼百應”,高層幹部馬上紛紛支持毛澤東,這 是因為那時毛澤東大躍進的慘敗還沒有顯現出來,毛澤東在黨內的威信尚存。而這次和劉少 奇的鬥爭,毛澤東卻是“百呼一應”,隻有陳伯達一個人響應毛澤東。這個事實證明,毛澤 東在高層幹部當中的威信,已經消失殆盡,他們認為毛澤東的那一套已經過時了,不再相信 毛澤東有領導國家搞建設的能力,甚至認為毛澤東已經不適合當國家領導人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必須重新樹立自己的威信。然而毛澤東要想 在高層幹部,也就是所謂的“老幹部”中間重新樹立自己的威信,幾乎是不可能了。這就好 比一尊金神像,不小心掉到了糞坑裏,即使你把它打撈出來洗幹淨,重新放到神壇上,但它 對於人們來說,再也沒有以往的神力了。毛澤東的大躍進慘敗,就好比金神像掉到了糞坑裏, 不管毛澤東怎麽洗淨自己,他也無法恢複自己在老幹部中間以往的威信了。

        不過在普通的人民群眾當中,毛澤東的威信損失不大,因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責任, 沒有傳達到老百姓中間。因此,毛澤東重新樹立自己威信的基本戰略,就是依靠他在人民群 眾中的威信,重新換一批新人上台掌權,換掉現在這批已經不迷信毛澤東的老幹部。毛澤東 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撤換掉個別幾個老幹部,而要把這批老幹部全部撤換掉是根本不 可能的。毛澤東後來終於想出一個發動群眾打倒整批老幹部的辦法,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過在 1965 年初,毛澤東還沒有想出“文革”這個辦法。當時他麵對劉少奇咄咄逼人 的攻勢,首先要防守,不能讓劉少奇再前進一步。毛澤東也看出,劉少奇的下一個重點進攻 目標,是毛澤東掌控的軍隊,而重點中的重點,就是彭德懷。如果彭德懷被翻案平反回到軍 隊重新工作,那毛澤東隻有徹底輸了。隻要彭德懷不被翻案平反,毛澤東就能掌控軍隊,就 還能與劉少奇周旋下去。就像古人說的那樣“英雄所見略同”,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把眼睛盯 在了彭德懷身上,劉少奇一方麵放出風來說:“彭老總可以回軍隊做點工作”,另一方利用自 己掌控的宣傳領域,為彭德懷的翻案平反製造輿論。

         毛澤東憑他的政治敏銳性,早就發現近年來文藝界刮起一股否定和批評毛澤東的風潮, 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京劇《海瑞罷官》。1958 年後毛澤東犯了兩大錯誤:一個是餓死人的人民 公社,一個是錯誤批判彭德懷,這是毛澤東的心病,也是毛澤東的軟肋。而《海瑞罷官》正 是直接觸及到毛澤東的這兩大軟肋,《海瑞罷官》中“退田”的情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毛 澤東的人民公社搞錯了;《海瑞罷官》中“罷官”的情節,更是明顯地借古人的嘴巴替彭德 懷鳴冤叫屈。與任何政治家一樣,毛澤東十分清楚文學對政權的鞏固、顛覆或合法化起著重 要作用。

          1962 年《海瑞罷官》上演後,江青看了這個戲,立即感到該劇是指向毛澤東的,馬上 去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說《海瑞罷官》存在嚴重的政治錯誤,應立即禁演, 但江青的建議都被部長們婉言拒絕。江青把這件事告訴毛澤東,毛澤東似乎並不當成一回事, 江青也就隻好不提了。其實毛澤東並不是不當一回事,而是毛澤東的智慧高出江青一籌。毛澤東知道,禁演《海瑞罷官》是一個下策,因為人都有好奇心,如果不禁演《海瑞罷官》,很多人還不去關心《海瑞罷官》,而一旦禁演,人們反而紛紛要去看《海瑞罷官》,這豈不是替劉少奇搞了反宣傳?  況且,單純地禁演《海瑞罷官》,對劉少奇集團造不成任何打擊,反而替他們搞了反宣傳, 毛澤東不會幹這樣的傻事。

        當時毛澤東不禁演《海瑞罷官》,是采用冷處理的方法,讓人們慢慢忘掉《海瑞罷官》。可是現在麵對劉少奇的咄咄攻勢,毛澤東不能再冷處理了。但毛澤東的反擊,不是禁演,而是要批判《海瑞罷官》,這樣才能給劉少奇集團一個打擊。不過“批判”可不像“禁演”那麽簡單,必須找一個高手,寫一篇高質量的批判文章,才能給劉少奇一個重擊。可是去哪裏找這樣的高手呢?

          現在整個宣傳機器都掌握在劉少奇手裏,毛澤東手頭現成可用的人才,就是陳伯達等政治秘書,但毛澤東很清楚陳伯達這些秘書,知道他們的才能承擔不起批判《海瑞罷官》的重任,他要另尋高手。毛澤東當然不便親自出麵尋訪這樣的高手,於是他就想到自己的妻子江 青,把尋訪高手的重任交給了江青。

         1938 年,45 歲的毛澤東與 24 歲的江青在延安結婚。當時毛澤東隻認為江青是一個漂亮的演員,並不認為江青有從政的才能。而且毛澤東在與江青結婚時,黨支部給他加了一個“約法三章”的條件,(存疑) 禁止江青二十年內在黨內任職,因為當時黨支部擔心江青是國民黨特 務。黨支部幹涉黨員的個人婚姻,現在是不可想象的侵犯人權行為。但在延安時代,黨員的一切都要由黨來支配,包括結婚。

      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一直到 1949 年還是不錯的,可是進了北京城之後,毛澤東和江青關係進入一個寒冷期,到 1952 年,兩人幹脆分居了,江青搬到離毛澤東的菊香書屋幾百 米遠的靜園居住。毛澤東與江青分居,必然引起人們各種各樣的猜測,不過這不是我們這裏 想要追究的問題。1960 年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一度與江青冷卻的夫妻關係,又回暖起來。

       一來是因為毛澤東的工作比較閑了,二來是毛澤東這段時間心情比較苦悶,需要一個可以說說“心裏話”的人,這個人當然是江青莫屬了。1961 年。毛澤東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題詩:“暮色蒼茫看勁鬆,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這一方麵是給江青一個很大的榮譽,另一方麵也是毛澤東對當時自己心境的一個寫照:逆境中從容不亂,敢於再攀新的高峰。

        以前毛澤東認為江青不過是個演員,沒什麽政治頭腦,更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所以從不跟她談工作的事,當然也沒有時間跟江青談。自從毛澤東退居二線“閑”下來之後,跟江青的談話比較多了,這才發現江青還真是一個對政治很有悟性的女人,最重要的是江青有搞政治的熱情,這讓毛澤東暗暗點頭。剛開始一段,江青主要跟毛澤東談戲劇電影的問題。因為毛澤東有空就讀他的線裝古書,對電影戲劇全無興趣,也不熟悉,而江青對戲劇電影非常熟悉,所以毛澤東也饒有興趣地聽江青講講戲劇電影的事情。

       江青愛看戲,愛看電影,她本來就是演員出身,喜愛戲劇和電影是理所當然的事。文革以前,江青還沒有個人專用的放映室,而毛澤東在中南海有一個專用的放映室春耦齋,因為毛澤東極少看電影,所以春耦齋實際上成了江青的專用放映室,為江青一個人放專場電影, 她幾乎每天都要看電影。江青把當時中國所有的電影戲劇都看了,看著看著也看出一些政治上的問題,於是江青就逐漸從政治的高度上跟毛澤東談戲劇和電影的問題。

         江青也明白,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威信和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了,這讓她非常擔心。江青憑著她的政治敏銳性,覺查出劉少奇要架空毛澤東,甚至要取代毛澤東,於是江青多次提醒毛澤東要提防劉少奇。有一次江青聽說,劉少奇在公開場合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都犯過許多錯誤”,她馬上去提醒毛澤東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 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敢在毛澤東麵前提到他的“死”,也是江青膽 大敢說話,不怕得罪人的一個表現。

         毛澤東對江青的政治敏銳性頗為讚賞,他對井岡山時期老戰友的曾誌說:“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用江青自己的話說,她是毛澤東觀察文藝界的動向“遊動哨兵”。但毛澤東在是否真正讓江青進入政界的問題上,還是很猶豫。因為用政治家的素質來要求江青的話,她還很不夠。江青的缺點是說話太任性, 太放肆,經常得罪人,這對於政治家來說,是一個致命的缺點。但是江青也有她的優點,就是膽子大,敢想敢幹,一般女人絕沒有江青這份膽量和闖勁。

         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配偶當中,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學曆最高,輔仁大學碩士學位,被普遍認為最有搞政治的才能和素質。劉少奇也積極扶植王光美從政,帶她一起出國訪問,帶 她一起會見外國客人,王光美的照片經常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上,可以說是“大出風頭”。1963 年劉少奇更是派王光美去搞一個試點“桃園經驗”,然後把王光美的經驗發到全國學習, 為王光美的直接從政鋪下道路。

        江青隻是 15 歲時在戲劇學校學過一年戲劇,也就是個中專學曆,跟王光美的名牌大學碩士學位是無法相比的。不過毛澤東看出,江青的學曆雖然不高,但搞政治的能力絕不在王光美之下。毛澤東看到劉少奇扶王光美出來從政,他也開始扶江青出來從政。1962 年 9 月 29 日,江青首次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參加了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夫人,9 月 30 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毛澤東和江青會見蘇加諾夫人的照片,這是江青第一次公開露麵,很多中國 人是第一次知道江青這個名字。之後毛澤東讓江青親自出麵去指導一些戲劇電影的創作,於是江青搞出《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幾個現代京劇,這幾個戲公演時,毛澤東親自去觀 看,給江青助陣。

        1964 年毛澤東的生日壽宴上,毛澤東在眾人麵前說:“王光美搞了一個桃園經驗,在全國出足了風頭,很好嘛!少奇同誌給我們帶了一個頭,我也不能落後。我和少奇是兵對兵、將對將、老婆對老婆,來一個競賽。”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表示要讓江青從政,至少不能讓江 青輸給王光美。

          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必須是“有勇有謀”,而江青隻是一個“有勇無謀”的人。但現在毛澤東手頭沒有比江青更合適的人選,不管怎麽樣,也隻有江青了。隻要有毛澤東在背後替江青出謀劃策,還是可以彌補江青的“無謀”缺點。這次毛澤東要啟用江青,讓她牽頭組織一個班子批判《海瑞罷官》,真正考驗一下江青搞政治的能力。

        江青原名李雲鶴,比毛澤東小 21 歲。年青時江青的命運頗為顛沛,經曆了幾次婚變和 同居,在上海,作為女演員進入電影界,演過多部電影,還有一個漂亮的藝名叫藍蘋。1937年抗戰爆發後,江青從上海到延安,名字也改為江青。那時延安的生活十分艱苦,使很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敬而遠之。江青在上海好歹也算是一名上過鏡頭的女明星,生活水平肯定不會差,和延安生活比起來那簡直可以稱之為優裕了,要她這樣的人放棄上海的優裕生活, 投身去延安那麽一個窮鄉僻壤,沒有相當的覺悟,沒有理想的支持是不行的。當時上海的女電影演員極少有去延安的,所以“物以稀為貴”,這也是毛澤東看上江青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江青去延安的時候,根本沒想到她會與毛澤東結成姻緣。江青在 1937 年底首次見到毛澤東,那時毛澤東並不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甚至看不到成為最高領導人的跡象。當時中共是集體領導體製,毛澤東沒有任何特權,沒有“毛主席”的尊稱,更沒有“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萬歲”的尊榮。所以江青與毛澤東結婚,不是看上毛澤東的權勢地位,純粹是被毛澤東這位“革命家”的氣質所傾倒。江青一生有過幾次婚姻,但她真正熱愛的,隻有毛澤東一個人。江青一直到死,也沒有背叛毛澤東。

             江青聽毛澤東說讓她牽頭組織班子去批判《海瑞罷官》,當時是大喜過望。江青不是那種安逸於平穩生活的普通女人,她是女革命家,她敢於造反,渴望戰鬥,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江青這點大大超過了王光美,也是毛澤東最欣賞的。有人說:江青愛出風頭,野心勃勃,其實這正是革命家的本色,哪裏有不愛出風頭,沒有野心的革命家呢。

        毛澤東向江青認真交待了這個任務的要點:第一,批判文章一定要高質量,打擊力強。寫出這種強大殺傷力批判檄文的關鍵,是要找到一位寫批判文章的高手;第二,一定要保密, 事先不能讓劉少奇集團的人知道,這樣才能給劉少奇出其不意的一擊。

           江青接到任務後,立即投入行動。江青第一個去找的,是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簡論》一舉成名的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李希凡。可是當江青談起希望李希凡寫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李希凡不禁疑惑萬千。當然李希凡的疑惑是有道理的,第一個疑惑是關於江青的資 格。當時江青的正式任職是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有“五大秘書”:陳伯達和胡喬木為政治 秘書,葉子龍為機要秘書,田家英為日常秘書,江青為生活秘書。按道理,寫批判文章應該 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負責的事,江青隻是生活秘書,寫文章不在江青的職權範圍內。另外, 江青在政府中還有兩個任職: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和文化部電影局顧問,這兩個職務更無權管寫批判文章的事。第二個疑惑是江青要求秘密寫作,不讓上級知道。

      李希凡馬上感到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裏麵的水很深,他馬上婉言回絕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幾位寫批評文章比較有名的人物,也都被婉言回絕了。江青感到很泄氣, 把這些匯報給毛澤東,毛澤東卻不以為然地說:“你找錯人了。不要去找名人,要去找小人 物。”

         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大人物做事情的時候有很多“顧慮”,怕丟官,怕壞 了自己的名聲,等等,而小人物就沒有這些顧慮,他不怕丟官,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官;他不 怕壞了名聲,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名聲。寫批判《海瑞罷官》是一件需要冒險的事情,大人物 有顧慮,不敢也不願去冒險,隻有小人物才肯幹這件事。其實李希凡這樣的“名人”,也都 是從無名“小人物”起家的,可是一旦小人物變成了“名人”,就失去了銳氣,不願再幹冒 險的事。

        江青接受了毛澤東的點撥之後,她把目光從有名的大人物,轉向無名的小人物。這時毛澤東又給她出主意,這件事在北京幹太顯眼,容易泄密,不如到地方上去幹,於是毛澤東就介紹江青去上海。當時最忠於毛澤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國防部長林彪,另一個是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可惜林彪是個老病號,常年在家養病;柯慶施是個新病號,1964 年因肺癌動手術後,就一直在養病。不過上海依舊是柯慶施的地盤,所以去上海辦事要比北京方便很多。

         江青去上海時,柯慶施在外地養病,所以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就成為接待江青的東道主。當然張春橋自己也沒想到,這次接待江青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讓他一躍成為中國紅極一時的人物。

            張春橋和毛澤東的經曆是大相徑庭的,但這兩個卻有讓人意想不到的共同點:他們都是靠一隻筆杆子起家的。很多人誤以為毛澤東是靠槍杆子起家的,因為毛澤東說過“槍杆子裏 麵出政權”。其實,毛澤東最初並不是從槍杆子起家的,而是靠一隻筆杆子,靠他自己辦《湘江評論》起家的。1919 年,26 歲的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創辦《湘江評論》,雖然《湘江評論》隻出版了 5 期就被查封,但每期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毛澤東不僅寫文章,還必須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自己到街上去叫賣。

        功夫不負有心人,毛澤東的《湘江評論》和他寫的文章,受到了新文化運動的重鎮人物李大釗和陳獨秀的關注,毛澤東開始與李大釗和陳獨秀有了來往。1920 年毛澤東受陳獨秀委托,在長沙創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1921 年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為中共的創建人之一。所以毛澤東是靠筆杆子嶄露頭角,靠筆杆子起家進入共產黨的。

         1934 年,17 歲的張春橋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拿起筆杆子對準文藝界的名人和權威開炮,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馬”之勢,張春橋批評郭沫若,攻擊魯迅,居然也在文壇上闖出一席之地,正應了“要想成名人,就靠罵名人”的哲理。1937 年抗戰爆發後,張春橋去了延安,但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或重用。

1947 年張春橋的好運來了,他調到石家莊出任《石家莊日報》社長,而當時石家莊市的市長是柯慶施。柯慶施一下看上了張春橋這隻筆杆子,張春橋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以後隨著柯慶施的發跡,張春橋也跟著發跡了。柯慶施任上海市委書記後,張春橋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1958 年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得到毛澤東的讚賞,毛澤東親自為張春橋的文章寫了編者按,在《人民日報》發表。

         雖說毛澤東親自為張春橋的文章寫了編者按,但毛澤東親自為別人的文章寫編者按也是很多的。毛澤東一眼看上的人,會馬上把這個人調到中央來,在毛澤東身邊任兼職秘書或者“通訊員”,王力、關峰、戚本禹等人,都是毛澤東欣賞他們的文章,為他們的文章寫編者按之後,很快上調到毛澤東身邊任兼職秘書或者通訊員。可是毛澤東為張春橋的文章寫編者按之後,並沒有上調張春橋,他還是繼續當柯慶施的政治秘書,所以張春橋並沒有被毛澤東一眼看上,更應該說毛澤東那時根本就沒有看好張春橋。之後張春橋靠柯慶施的提拔,成為上海市宣傳部部長,上海市書記處書記,但他始終沒

有被中央高層的人物看中。可就在這個時候,江青從北京來到上海,張春橋代柯慶施接待江青。

          當江青跟張春橋談起此行的目的,是要找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張春橋馬上敏感地意思到,這不是一篇單純的批判文章,這是毛澤東要向劉少奇發起反攻的信號。張春橋當時是上海負責文化宣傳的領導人,也算是個副省級的官,他雖沒有資格參加中央會議,但也從各種渠道聽說了最近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爭吵。張春橋是個對政治極其敏銳的人,他已經看出,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爭吵發展下去,一定會到攤牌的程度,毛主席和劉主席並存的時代不會長久了,幾年之後就會隻剩一位主席,要不然是毛主席,要不然是劉主席。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是一個選擇的關鍵時刻,是選擇跟毛主席,選擇跟劉主席,還是選擇中立。

         張春橋主觀上是願意跟毛澤東的,第一是他與毛澤東的政治理念比較接近,而與劉少奇的政治理念相差很遠;第二是毛澤東對張春橋有一定好感,而劉少奇對張春橋從無好感。但是從客觀利益上來考慮,選擇跟毛澤東的風險又很大,因為現在還看不出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誰勝誰負。如果張春橋選擇中立,不管毛和劉誰勝,他都能保住這個副省級的官職;如果張春橋選擇跟毛澤東,一旦劉少奇勝利,那麽他這個副省級的官職就保不住了;相反,即使是毛澤東勝利,張春橋也未必就能升官。

        前麵說過,毛澤東並沒有看上張春橋。既然張春橋不是毛澤東看上的人,那麽即使他選

擇跟毛澤東,毛澤東也不太可能提拔他。從官場學的角度來看,張春橋選擇跟劉少奇,肯定

是不可能升官的;張春橋選擇跟毛澤東,升官的可能性也不大。既然不管選擇誰都不太可能

升官,那麽選擇中立,保住現在的官職似乎是最好的選擇。但張春橋還是做出跟毛澤東的選

擇,這是因為張春橋看到了江青這個特殊人物。

 

 

           張春橋知道,毛澤東把這麽重要的事交給江青,以後肯定是要重用江青的。而江青剛剛

開始組織自己的班子,還沒有人才,如果這時候張春橋投靠江青,加入江青的班子,肯定會

得到江青的重用。一旦得到江青的重用,靠著江青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就能經常接觸到毛

澤東,讓毛澤東了解自己的才能,從而得到毛澤東的重用。事實上,張春橋通過江青曲線靠

近毛澤東的方法是很成功的。文革最初一段時間,毛澤東並沒有特別看上張春橋,而是江青

在毛澤東麵前力薦張春橋,毛澤東才逐步改變了對張春橋的看法,發現張春橋是個人才,覺

得張春橋不僅是個人才,還是很少的共產主義堅定信仰者,於是就開始真正提拔重用張春橋。

所以當江青說她要組班子批判《海瑞罷官》時,張春橋立即表示效忠江青,願意為江青

批判《海瑞罷官》效勞。這樣張春橋成為最早加入江青班子的人,成為江青最為信賴的人,

正符合官場學中“晚跟不如早跟”的定理。張春橋知道自己不善於寫批判文章,要寫好批判

《海瑞罷官》的文章,還是要另請高人,於是他對江青說:“我的特長是寫評論文章,不善

長寫批判文章,我給您推薦一個寫批判文章的人。”於是張春橋就把姚文元推薦給江青。

姚文元是解放前文化名人姚蓬子的兒子,但姚蓬子在解放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姚文元

沒有沾到父親的光,反而受到父親的連累。姚文元年輕時是一個文學青年,不斷辛勤寫作,

也發表了不少文章,但他的才能沒有被人重視。1957 年姚文元寫了一篇《錄以備考》的文

章,得到毛澤東的讚賞,親口點名表揚了姚文元。但 1957 年的時候,毛澤東的話還不是“一

句頂一萬句”,所以受到毛澤東的表揚,並沒有讓姚文元升官,他還是在上海《解放日報》

當編輯,隻是一個芝麻九品官的小幹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文章都受到過毛澤東的親自表揚,

但表揚之後,貴人健忘,毛澤東很快就把他們忘掉了,因為毛澤東沒有看好他們兩人的政治

才能,沒想提拔他們當官。

        姚文元的頂頭上司張春橋,倒是看好姚文元的才能。但那時張春橋也隻是一個小官,還

沒有提拔重用姚文元的資格。如果沒有批判《海瑞罷官》,姚文元大概就像千百萬文學青年

那樣,被埋沒在曆史的塵埃裏。可是張春橋把姚文元介紹給江青,一下子就改變了姚文元的

命運,這也是後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結成“四人幫”的基礎。

          當張春橋跟姚文元談到秘密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姚文元也馬上意識到這是要

擔風險的事。那時姚文元是一個既無官,也無名的小人物,賭輸了也就是現在這樣,賭贏了

可就飛黃騰達了。所以姚文元對批判《海瑞罷官》的任務,毫不猶豫就接了下來。不過江青

對張春橋推薦的這個姚文元,還是半信半疑的,因為姚文元實在太沒有名氣了。於是江青讓

姚文元先寫個初稿,她帶去給毛澤東看看行不行。

            姚文元很快就寫好了初稿,江青把初稿帶給毛澤東,毛澤東一看就大為讚賞,當場拍板

讓姚文元主筆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江青這才信服了張春橋的眼力,以後更加信賴張

春橋了。不過毛澤東雖然決定了讓姚文元主筆寫批判《海瑞罷官》,但他還要慎重,這篇文

章一定要寫得天衣無縫,無懈可擊,所以毛澤東讓江青主持繼續修改這篇文章,修改了幾個

月,大改了十幾次之後才發表。這也可見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重視,因為這次毛澤東是不能

再輸了。

        毛澤東交給江青組織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任務,江青完成得很漂亮,算是通過了毛澤東的最後考驗,之後毛澤東就讓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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