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步調一致 英美聯手收拾德俄
The Anglo-Americans Close Ranks
麵對蘇聯巨大的石油儲備，英美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盤。德國半路殺出，攪了英美人的美夢。英美聯手，一方麵配合西歐國家利用軍事和經濟手段壓製德國，另一方麵組建石油卡特爾——“七姊妹公司”。英美還精心密謀，為希特勒上台鋪路。
熱那亞會議
拉帕洛條約，以熱那亞附近的一座小村的名字命名，在那裏，德國人和蘇聯人最終達成了一致，令參加阿爾貝蒂莊園會議的所有代表震驚。該消息立即引起了恐慌式反應，特別是與會的英國人和法國人。
熱那亞會議是在英國的敦促下召開的，其目的是為了達到20世紀20年代初期凡爾賽和會後英國確定的一係列戰略目的。即首先是為重新建立1914年之前的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金本位製奠定基礎；其次是通過邀請蘇聯參會，英國打算利用這次會議與蘇聯重修舊好。此前，蘇聯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排擠，因為新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單方麵拒絕償付沙皇俄國的所有債務。有意思的是，美國政府一直不打算以任何官方形式參與熱那亞會議，這就給英國更大的空間來主導這次會議。
英國向莫斯科伸出橄欖枝是別有用心的。恢複與蘇聯的外交關係意在打開與俄羅斯做賺錢生意的大門，讓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和其他英國石油公司控製遭受戰爭蹂躪的巴庫油田。殼牌公司的德特丁與英國殖民事務大臣溫斯頓•丘吉爾一唱一和，從1918年開始，向白俄反革命集團秘密提供資金支持，與此同時，他又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法國，買下了俄國革命前簽署的開發俄羅斯巴庫油田的租約，他預計遭受經濟孤立和戰爭重創的蘇聯政權會很快跨台。
這係列事件正是發生在臭名昭著的洛克哈特陰謀期間，這一時期，英國駐莫斯科使節羅賓•布魯斯•洛克哈特爵士與西德尼•雷利一起，因試圖在1918年8月刺殺列寧遭到缺席審判並判處死刑。這也是英國與盟軍在阿爾漢格爾登陸的時期。丘吉爾領導的殖民事務部一直都在執行一項政策，對俄國倒黴的克倫斯基政權的前戰爭部長鮑利斯•薩芬科夫領導的流亡政府提供支持，這位領導人聲名兒狼籍，是個嗎啡癮君子。在丘吉爾和英國政府的支持下，到1920年，德特丁已經向蘭格爾將軍和鄧尼金將軍、高爾察克元帥和其他將軍領導的白俄反革命集團輸送了巨額現金。德特丁建立了盎格魯-高加索公司，期望拿到巴庫油田的開采權。迫不急待的德特丁甚至募集資金，建立巴庫的分裂主義組織，讓其承諾給予德特丁石油開采權。Stephen V O Clark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The Attempts of 1922 and 1933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33 November1973 。
四年來英國政府使盡渾身解數，利用各種公開的或秘密的手段，試圖推翻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最終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到1922年，英國不得不改變策略，試圖介入英國看來更為務實的、列寧製定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即1921年的“新經濟計劃”。
美國覬覦俄國石油
獲得開發和控製俄國大油田的壟斷權，是1922年德特丁和英國的美夢，而包括洛克菲勒標準集團在內的強大的美國石油利益集團，也在做同樣的夢。但是，直到1922年，英國想進入蘇聯的新招數看起來還是不切實際。在獲得蘇聯石油開采權方麵，英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哈裏•辛克萊領導的美國辛克萊石油公司，但是，這家公司此時正好被牽涉進在美國爆發的“懷俄明茶壺頂海軍儲備”石油租約的醜聞中。
哈裏•辛克萊把自己裝扮成俄克拉何馬“獨立”的石油商人，實際上是標準石油公司和銀行利益集團的一位“中間人”，在一些由標準石油公司直接出價可能會引起懷疑的市場上，往往由辛克萊出麵進行投標，這樣的懷疑主要是來自於英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殼牌集團。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辛克萊並不是看上去的那樣“獨立特行”。在辛克萊煉油公司的董事會裏有小西奧多•羅斯福，他是美國前總統的兒子，其兄弟阿奇博爾德•羅斯福是辛克萊石油公司的副總裁。威廉•波伊斯•湯普森也是辛克萊石油公司的董事，他還是洛克菲勒大通銀行的董事，這家銀行隸屬於標準石油公司。
20世紀20年代初期，哈裏•辛克萊與蘇聯代表列奧尼德•克拉辛在倫敦舉行會談。他們會談的結果之一是，他與美國參議員阿爾伯特•法爾和阿奇博爾德•羅斯福一起訪問莫斯科，在那裏，他們就珍貴的巴庫油田包括薩哈林島油層的開采權進行談判並達成一致。他們還將與蘇聯政府成立一家各占一半股權的合資公司，平等享受全球石油銷售的利潤。辛克萊等人同意，在項目中的投資不少於11500萬美元，並且同意為俄羅斯政府申請更多的美國貸款。莫斯科知道辛克萊與美國總統哈丁和華盛頓的共和黨政府關係很密切。要獲得美國的貸款必須在外交上得到美國對蘇聯的承認，這將打破國際上對蘇聯的孤立。辛克萊同意並說服哈丁總統承認蘇聯政府。
但是，在懷俄明，一件醜聞突然浮出水麵，牽涉到辛克萊、法爾，甚至哈丁總統，醜聞涉及到他們把美國政府在懷俄明茶壺頂地區利潤豐厚的石油資產以租賃合同的方式授予了出去。據傳聞，這件醜聞是競爭對手德特丁的殼牌集團的代表暗中唆使的。在隨後的傳媒醜聞和國會質詢中，沒人提到這一驚人的巧合，即“茶壺頂”事件發生時，正值辛克萊和美國從德特丁和英國的眼皮底下獲得珍貴的巴庫油田開采權。Frank C Hanighen The Secret War New York：John Day，1934 。
德俄結盟甩開英國
這就是熱那亞會議召開前的大背景，在美國做出的種種努力慘遭挫敗之後，英國打算在控製蘇聯豐富的經濟資源方麵取得突破。但是，就在曆時數周的熱那亞會議期間，德國外交部長拉特瑙和蘇聯外交部長契切林簽署了一個全麵的條約，英國、法國或美國政府事先對此卻一無所知。
拉特瑙的首選絕對不是與蘇聯打交道。在凡爾賽和會之後，他以德國經濟重建部部長的身份，反複向英國和其他盟國政府提出建議和請求，允許德國重振其經濟，這樣，德國才能用出口收入來支付凡爾賽條約規定的戰爭賠款重負。他的請求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絕。雪上添霜的是，1921年英國政府對所有德國進口物資征收26%的禁止性關稅，這給德國製定現實的支付戰爭賠款方案而做的努力進一步製造了障礙。
麵對英法揮動的大棒，拉特瑙這位出生於德國著名工程師家族的後代，大型電子公司AEG的前董事局主席，決心通過發展向蘇聯出口重工業產品，來製定讓德國工業重建的戰略。
凡爾賽和會之後，在德國戰後經濟的廢墟上，赤字財政政策一直是德國政府的一個必要的應急辦法。德國中央銀行實際上是用印刷鈔票的方式來彌補國家赤字，20世紀20年代初期，德國的貨幣供給遠遠大於德國經濟的實際產出，導致不可避免的通貨膨脹，但是，可供選擇的其他辦法似乎很有限，且對國家經濟發展不利。
拉特瑙深知，戰敗本身所導致的巨額成本已經埋下了整個經濟通貨膨脹的禍根。到1919年，帝國馬克黃金平價已掉至戰前水平的一半。官方統計表明，戰爭造成了批發價格上漲了150%，而且黑市價格還遠遠高於此。為了征集戰爭所需資金，德國政府采取了權宜之計，向民眾大量舉債。而英國一直有能力從海外募集戰爭所需經費，特別是通過紐約的摩根公司，德國則被擋在這些主要的信貸市場之外。
而且，在戰後，協約國勝利者有步驟地剝奪了德國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像坦噶尼克和西南非洲這樣對德國有價值的所有殖民地，也被英國接管了。通過建設巴格達鐵路而打開的
奧斯曼帝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市場也被拿走。德國還失去了對其鋼鐵工業最為寶貴的鐵礦石源：阿爾薩斯-洛林及其以東地區，包括西裏西亞，有著豐富的礦物和農業資源。在凡爾賽和會之後，德國失去了75%的鐵礦石資源、68%的鋅礦石資源和26%的煤炭資源。阿爾薩斯的紡織工業和鉀鹽礦也失去了。凡爾賽和會以後，它的整個海上商船隊、河運船隊的五分之一、漁船隊的四分之一、5000輛機車、150000輛有軌電車和5000輛卡車都由協約國軍隊接管了。所有這些都是在德國戰爭賠償的合法名義下進行的，而戰爭賠償從來就沒有過嚴格的界定。
1921年5月，協約國賠款委員會開會，草擬了被稱作“倫敦最後通牒”的德國“最終”賠款計劃。該計劃把德國給勝利方的戰爭賠款確定為1320億金馬克的天文數字，甚至英國的賠款專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都認為，這一數字超出德國實際能夠承擔的最大支付數額的三倍。賠款債務每年還要征收6%的利息。所有德國出口貨物按報關價值征收26%的關稅，直接支付給柏林的盟軍賠款代表處。另外，還有眾多苛刻的條件，包括幾種作為“保金”的稅。任何一筆賠款的支付方式可以由賠款委員會單方決定。
“倫敦最後通牒”並不僅僅是名義上的最後通牒。對於盟軍方麵所提出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條件，除非德國議會在六天內完全同意，否則盟軍將占領並且控製德國的魯爾工業腹心地帶。毫不奇怪，德國議會以微弱多數批準接受了這一措辭極為嚴厲的最後通牒。Gustav Stolper，Karl H user and Knut Borchardt Deutsche Wirtschaftseit 1870 Tübingen，1966 。
對倫敦某些有影響的人物來說，拉帕洛條約真正引起他們警覺的是，條款中隱藏的某些含義。大量德國的機械和設備、鋼鐵和其他技術將被賣到蘇聯，用於重建和擴展巴庫油田。
反過來，德國將在德國境內建設由德蘇共同擁有的原油和汽油分銷中心，為蘇聯石油打開市場，此項工作具體由德俄石油銷售公司(DEROP)承擔。這有利於德國擺脫英美石油利益集團的鐵腕控製，自凡爾賽和會以來，英美石油利益集團完全壟斷了德國的石油銷售。拉特瑙從來沒有拒絕過倫敦在最後賠償通牒中的要求。但他堅持用實際的手段來實現這些要求。Anton Zischkalkrieg：Wandlungde r Weltmacht Leipzig：Wilhelm Goldmann Verlag，1939 (Zischkadrawsheavilyon the earlier research of Hanighen，though omitting to mention this in the credits There a son for this is not clear )。
軍事占領魯爾地區
拉帕洛條約很快就引起了反應。
在公開場合，英國小心翼翼地保持著與法國龐加萊政府複仇政策的距離，在這一假象的掩蓋下，英國已經提出了補償要求。在1916年英法之間達成的一項秘密協議中，法國將摩蘇爾地區的法屬領土割讓給英國。作為回報，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經說過，英國向法國私下保證，隻對法國占領魯爾工業區提出口頭抗議。這非常符合英國的“均勢”需要，法國充當了征服德國的急先鋒。Z N Zeine 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Western Diplomac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isal’s Kingdom in Syria Beirut，1960 p 59 。
龐加萊政權所缺的隻是找一個說得過去的借口。
德國惡性通脹的真正起因
拉特瑙被殺之後，由於對德國政治穩定的信心下降至凡爾賽和會以來的最低點，到1922年7月，在國際市場上，金馬克與美元的比率降為1美元兌換493馬克。帝國銀行開始大量增加貨幣供應，以近乎瘋狂的方式滿足尚未支付給英國的賠款要求，與此同時，維持就業，加強國內出口工業，以滿足賠款要求。到當年12月，馬克降到了1美元兌換7592馬克的警戒水平。
作為對侵略行為的反應，德國政府號召全體公民進行全麵的消極抵抗。德國政府命令所有的官員，包括帝國銀行職員，不執行占領當局發布的任何命令，工人不要到魯爾的工廠和鋼鐵廠去上班。為了幫助罷工礦工和其他工人家庭，政府隻能借助於擴大貨幣印刷。被占領的區域僅
法國的占領造成了德國工業活動的停滯不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23年底，盡管法國軍隊和工程師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整個魯爾區的生產也隻及1922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這段時間超過15萬德國人被迫離開被占領的魯爾工業區，約400人被殺，2000多人受傷。
德國人的抵抗給經濟造成了無法估量的壓力。法國占領軍切斷了魯爾工業區與德國其他地區的經濟聯係。德國各銀行和帝國銀行分支機構的資金，工廠和礦山的存貨，全部都被占領軍控製。抵抗期間，德國停止了對法國、比利時和意大利的所有賠款償付，對英國的賠款則不折不扣地交付了。
其結果是，德國的貨幣體係遭到了徹底破壞。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到1922年底，當法國龐加萊政府打算強行實施軍事占領的意圖變得十分明顯時，馬克的價值開始下降。到1月份魯爾區被占領後，馬克對美元的比價已經降為18000：1。5月份之前，帝國銀行采取了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價才將貨幣維持在原有水平上。到5月，魯爾的經濟損失如此巨大，柏林不得不放棄拯救貨幣的努力。
從那以後，局麵完全失控。到7月，馬克對美元的比價呈指數下降，降到了353000?1；到8月，這一指數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4620000?1。這一跌勢一直持續到
經過幾個月的滯後期，德國的批發價格也開始反映出貨幣的崩潰。以1922年7月拉特瑙被刺殺後不久的價格指數水平為100，到1923年1月底，魯爾區被占領時，價格指數漲了將近30倍，達到2785。7月，價格指數漲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74787，而一年前僅為100！9月，更是達到了23949000高點，最後到11月達到750000000000。所有人的存款全部變成了廢紙。生活水平急劇下滑。一開始還有幾個巨富，但絕大多數人徹底陷入了貧困。政府債券、抵押貸款、銀行存款——所有這些都變得一錢不值。國家賴以穩定的中間階層都成了貧民。
到1923年9月，由古斯塔夫•斯特萊斯曼領導的聯合政府命令結束消極抵抗。1923年11月，德國政府與法國和其他占領軍簽署了一份正式協議。此時惡性通貨膨脹已經達到最高峰。簽署這一協議隻是德國為獲得略有希望的援助而做出的緩兵之計。
1923年10月，美國國務卿查爾斯•伊文斯•休斯(曾任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公司的首席律師)，向卡爾文•柯立芝總統提交了一份新的計劃書，建議繼續維持巨額賠款償付，這種賠款自1922年4月拉帕洛危機以來一直搖擺不定。休斯說服總統，贏得了對與摩根集團有聯係的銀行家查爾斯•道威斯將軍的一項任命，這個人劣跡斑斑，曾收受過伊利諾伊州共和黨的賄賂。
道威斯後來成為道威斯委員會的主席，他於
道威斯計劃是英美銀行集團對德國財政和金融進行全麵控製的再次加強。它比龐加萊的士兵要有效得多，但是隻有以軍事幹預和隨之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危機為條件才能保證其實施。
1923年11月，德國銀行家雅爾瑪•沙赫特被任命為貨幣局局長。這一段時期，沙赫特與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溝通頻繁，沙赫特實施了地產抵押馬克，這是一次以虛構的申報不動產為依托，促進馬克穩定的嚐試。
根據道威斯計劃，德國要在至1929年的五年內付清賠款。但是至1929年末，德國的欠款反而比賠付開始時還要多。這就是由倫敦和紐約主導的國際銀行財團有組織的搶劫陰謀。在德國還設立了特別基金作為對賠款支付的擔保。在柏林，英美銀行還安排了一個賠款總代理人，專門為他們收受賠款，這個人叫帕克•吉爾伯特，此人是摩根的合夥人，也是歐文•楊的門生。由於沒有任何風險，倫敦和紐約的銀行開始為德國提供巨額貸款，於是資金便以賠款的形式，加上傭金和利息，又源源不斷地回流進倫敦和紐約的銀行，這真是一筆好買賣。這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國際信貸金字塔，而塔尖上先是坐著倫敦的銀行，後來是紐約的銀行。
1924-1931年，德國共支付了105億馬克的戰爭賠款，但從海外卻借了186億馬克。1923年後，在蒙塔古•諾曼和他在德國帝國銀行的同行沙赫特的指揮下，德國的戰後恢複全部被英美的借款所控製。此時英美對拉帕洛條約會擾亂英美秩序的擔心蕩然無存，但是1929年當源源不斷從紐約和倫敦的銀行流入德國以維持賠款的信貸突然中止時，整個金字塔坍塌了。Carroll Quigley Tragedy and Hope：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 London：Collier-Macmillan，1966 。
英美的“紅線協議”
至此，英美之間主宰世界金融和經濟事務的權力爭奪已息事寧人。引發世界十多年動蕩的石油戰爭，也最終“停火”，正是這一背景，導致了一個更具影響力的英美石油卡特爾的建立，這個卡特爾俗稱“七姊妹”。1927年，在殼牌石油公司亨利•德特丁爵士的蘇格蘭城堡阿奇納卡裏，和平協議正式簽訂。代表英國政府的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現為BP石油公司)的約翰•卡德曼和洛克菲勒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即埃克森公司)的總裁瓦特•提哥以打獵為名作掩護，達成了建立現代曆史上最強大的經濟卡特爾的協議。
他們的秘密協議正式稱為1928年“既成事實”協議，或稱為阿奇納卡裏協議。英國和美國的石油巨頭同意接受現有的市場劃分和份額，同意製定保密的世界石油卡特爾價格，同意停止破壞性競爭和打了十年的價格戰。兩國政府在同一年批準了這一私人協議，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紅線協議”。從此以後，英美人控製世界石油儲備的霸權便形成了，少有中斷。任何企圖打破這一霸權的嚐試都遭到了無情的打擊，這一點我們在後麵會看到。
1927年，英國和被削弱的法國同意讓美國人進入中東，並且對戰時的秘密協議進行了修改以反映這一變化。從達達尼爾海峽往下穿過巴勒斯坦到也門，往上直到波斯灣，劃了一條紅線。區域內包括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約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紅線內，三國的石油利益集團劃定了大部分延續至今的利益版圖。在伊拉克，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皇家荷蘭殼牌石油集團和法國的法蘭西石油公司(它“得到”了1914年以來原屬德意誌銀行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份額)，洛克菲勒集團獲得了伊拉克油田75年的壟斷開發權。科威特的油田則分給了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和美國梅隆家族的海灣石油公司。John M Blair The Control of Oil New York：Pan the on Books，1976
到1932年時，英美的七大公司全部成為阿奇納卡裏卡特爾的組成部分。這七家公司是：埃索(新澤西標準石油)、美孚(紐約標準石油)、海灣石油、德士古、加州標準石油(雪佛蘭)，以及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和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
隨後，卡特爾製定了對付非卡特爾公司(他們稱為“局外人”)的戰略。根據卡特爾的協議條款：
(卡特爾)認識到，應該將不受控製的經銷渠道轉變成受控製的渠道；基於這個考慮，建議“既定事實”協議各方(即阿奇納卡裏卡特爾成員公司)收購“既定事實”協議各方之外的活躍於市場上的分銷公司，這樣可以提高市場的穩定性。
卡特爾也做好了對付不聽話“局外人”公司的準備，這一點很快變得清晰了。U 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artel ’Report to U S Senate Small Business Committee 82nd Congress，2nd Session，1952 p 245 。
毫無疑問，英美“特別關係”的脊梁是由對石油的控製支撐起來的。要采取哪些新行動，到目前為止，也一目了然。
英國的“希特勒計劃”
凡爾賽和會以後，國際貨幣秩序一直不穩定，這一貨幣秩序是由倫敦和紐約的銀行家們強加給中歐戰敗國的，這一秩序在1929年突然中止了。蒙塔古•諾曼，當時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的行長，釀成了1929年10月華爾街股市的崩潰。諾曼要求紐約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喬治•哈裏遜提高美國的利率水平。哈裏遜順從了，隨後幾個月內，美國曆史上最劇烈的金融和經濟崩潰便接踵而來。
到1931年初，蒙塔古•諾曼和英國方麵一小撮人，就謀劃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中歐的政治狀態。當時，奧地利最大的銀行機構是維也納信貸銀行。在20年代期間，維也納信貸銀行與羅斯切爾德家族在奧地利的分支機構密切合作，通過收購存在麻煩的小銀行而壯大起來。1929年10月，在股票市場暴跌的時候，當局要求維也納工商信貸銀行接管維也納房地產信托銀行，一次最大的並購案被強加給了維也納信貸銀行。前些年，維也納房地產信托銀行也吞並過幾家遇到麻煩的銀行。
1931年初，在人們的印象中，維也納信貸銀行是世界上最有實力的銀行之一。實際上，它已病入膏肓。由英國、法國和美國通過《凡爾賽條約》強加於人的苛刻條件肢解了奧匈帝國，切斷了奧地利經濟與匈牙利等東歐國家有價值的經濟聯係和原材料供應。奧地利的工業經濟再也沒有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恢複過來。整個奧地利工業千瘡百孔，到處都是廢棄的工廠、陳舊的設備，還有還不清的巨額戰爭貸款。奧地利20世紀20年代的政治環境把大部分涉臨崩潰的奧地利工業拱手交給了不斷擴大的信貸銀行手中。
因此，1931年年初以前，整個奧地利，尤其是維也納信貸銀行，是國際資金信貸鏈條上薄弱的一環，這個鏈條是在紐約的摩根銀行與英格蘭銀行和其他倫敦的銀行聯手打下的不健康的基礎之上打造而成的。維也納信貸銀行並不能從處於不景氣的奧地利經濟中獲得足夠的資本，來支持其經營活動，隻得越來越多地依賴於來自倫敦和紐約的短期貸款。對維也納信貸銀行來說，英格蘭銀行就是一個重要的貸款方。
1931年3月，法國政府和法國外交部長布蘭德宣布，堅決反對柏林和維也納為締結奧德貿易和海關聯盟而宣布進行的談判，但是這一企圖抑製幾個月前發生在美國、正在全球蔓延的經濟蕭條的努力為時已晚。
據報道，法國命令它的銀行削減對維也納信貸銀行的短期貸款，以此給奧地利政府施壓。接下來的5月，隨著維也納新聞界曝出維也納信貸銀行遭到擠兌的謠言，震撼整個歐洲的信用危機爆發了。奧地利國家銀行，最終是整個奧地利，被迫傾全力解維也納信貸銀行之危，這釀成了曆史上最大的銀行倒閉案。後來的分析表明，其實危機從來沒有達到過如此嚴重的程度。某些實力強大的倫敦和紐約的金融家這樣做的意圖是，準備在歐洲的地緣政治中發動一次重大改變。Dieter Stiefel Finanzdiplomatieund Weltwirtschaftskrise：Die Kriseder Creditanstaltfür Handelund Gewerbe，1931 Frankfurta M ：Fritz Knapp Verlag，1989 。到20世紀20年代，英美一小撮權貴已決定支持德國走激進的道路。
摩根的銀行家們已經證明，用自上而下的政治解決方案來確保銀行貸款的償還十分奏效，當時他們將國外信貸貸給了意大利政治強人墨索裏尼領導的法西斯政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25年11月，意大利財政部長米蘇拉塔宣布，墨索裏尼政府已就向英美償還意大利應付的凡爾賽戰爭賠款達成一致，一周之後，摩根公司(墨索裏尼政府在美國的金融代理)，宣布向意大利提供關鍵性的1億美元貸款，以穩定意大利裏拉。
實際上，摩根已決定為鞏固墨索裏尼的法西斯政權而出力。在摩根公司和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的敦促下，米蘇拉塔於1926年建立了意大利中央銀行——意大利銀行，用來控製國家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確保對外國債務的償還。墨索裏尼向世人表明，他在調教意大利工會、降低工資並實行有效的緊縮政策，以保證外國銀行的借貸方麵，是一個鐵腕人物，或許紐約的摩根家族是這麽想的。
當時控製美國貨幣政策的人是前摩根銀行家本傑明•斯特朗，他也是英國中央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的親密朋友和合作者。斯特朗與米蘇內塔和意大利銀行行長波納爾多•斯琴赫進行了會麵，確定意大利“穩定”計劃的最後細節。20世紀20年代，還是這幫有權有勢的人十分有效地組織起來，實施對歐洲大陸從波蘭到羅馬尼亞等多數國家的經濟控製，他們包括摩根公司、蒙塔古•諾曼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他們的借口是建立“有信用”的國家政策，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早期雛形。紐約銀行充當了借貸的巨額短期資金來源，英格蘭銀行與英國外交部一起，為政策的實施提供政治經驗。Richard H Meyer Bankers Diplomacy：Monetary Stabilization in the 1920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
20世紀20年代，德國是讓這幫盎格魯-撒克遜人(英美人)最費心思的國家。1923年，他們成功地將雅爾瑪•沙赫特推上帝國銀行總裁的寶座之後，沙赫特立即加緊了對摩根公司起草的道威斯還款計劃的實施，20年代德國經濟越來越依賴於倫敦和紐約銀行以及他們在巴黎的合作夥伴。對於這些銀行來說，給德國的這些短期貸款是當時整個世界金融市場上最賺錢的買賣。對許多德國銀行來說，包括第四大銀行達姆施塔特國民銀行(達納特銀行)，已經對紐約和倫敦的短期資本借貸產生了實質性依賴，盡管利率很高，帶有懲罰性質。20年代早期，魏瑪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已經極大地破壞了德國的幾家主要銀行的資本和儲備。20年代末期德國銀行的借貸擴張，是建立在不穩定的小額資本基礎之上的，這主要是為了避免欠債不還和其他危機。當1929-1930年紐約股市崩潰的時候，德國的情況在主要歐洲工業國中獨一無二。它在這些短期債務中欠外國銀行的借款總額估計為160億帝國馬克。
這是一種不健康的銀行業務結構，隻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會徹底崩潰。引起風吹草動的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英格蘭銀行。1929年，它們采取了一係列行動，提高利率，而此前的兩年時間裏，它們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推動了史無前例的股市投機。由於預計到紐約股市和倫敦市場會崩盤，美國和英國銀行開始從德國和奧地利大規模地撤回資金。
就在那天，維也納信貸銀行倒閉了。法國人決定對奧地利與德國談判組建關稅同盟的行為實施貨幣懲罰。維也納信貸銀行是一家與法國銀行業有緊密聯係的羅斯切爾德銀行。當法國資金從奧地利抽回時，脆弱的維也納信貸銀行倒閉了，這是奧地利最大的銀行，在奧地利約70%的工業中占有很大利益。為了防止對維也納信貸銀行的擠兌，奧地利銀行抽回所有存在德國銀行裏的資金。信貸銀行成了引發整個中歐銀行多米諾崩潰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
在奧地利和德國，接踵而至的銀行危機、經濟蕭條和相關的一係列悲劇性事態發展，都是由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喬治•哈裏遜，以及摩根家族和他們在華爾街的朋友們一手周密策劃和導演的。他們作出了一個決定，即削減所有對德國的貸款，而在早期階段，哪怕隻是名義上的一點點滾動資金，都可能防止危機失控。
相反，資本開始大量流出德國。在蒙塔古•諾曼和喬治•哈裏遜的要求下，新的帝國銀行總裁漢斯•路德唯唯諾諾，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德國大銀行的崩潰。維也納信貸銀行倒閉的直接後果導致德國達納特銀行運轉失靈。對於嚴重依賴外國貸款的達納特銀行來說，當年5月損失了幾乎1億馬克的存款。接下來的一個月，達納特銀行又損失了848億馬克，是它全部存款的40%。與此同時，德累斯頓銀行損失了10%的存款，就連德意誌銀行也損失了8%的存款。到6月末，銀行家信托公司——一家摩根家族銀行——削減了對德意誌銀行的貸款。
哈裏遜要求帝國銀行總裁漢斯•路德實施嚴格的信貸緊縮政策，收緊德國的資本市場，聲稱這是阻止外資流出的唯一辦法。接踵而至的是德國銀行體係的全麵崩潰，德國工業陷入了可想而知的最嚴重的蕭條之中。
蒙塔古•諾曼支持哈裏遜指責德國是這次危機的禍首，後來法國銀行行長也加入了進來。盡管德國布魯寧政府作了最後的努力去說服路德，要求他向其他中央銀行尋求緊急穩定信貸來遏製這場全國性的銀行危機，但是遭到了路德的拒絕。當路德最後不得不讓步，請求蒙塔古•諾曼幫忙時，卻吃了閉門羹。結果，德國找不到一家借貸銀行，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到1931年7月，也就是維也納信貸銀行倒閉大約兩個月後，德國資本外流的閘門打開了，巴塞爾的《民族報》報道說，達納特銀行陷入“困境”，在這個一觸即發的關頭，這一報道足以引發對這家銀行的全麵擠兌恐慌。達納特銀行的主席戈爾德施密特後來譴責說，帝國銀行帶有歧視性的信貸比例分配，有針對性地造成了他的銀行倒閉。1931年冬天到1932年，隨之而來的銀行業危機和工業崩潰造成了後來廣為人知的德國“一百年來最寒冷的嚴冬”。這為激進的政治選擇提供了溫床。
1930年3月，在英美銀行家強行斷絕對德國的信貸之前幾個月的時間裏，帝國銀行總裁沙赫特提交了辭職報告，這讓德國政府倍感意外。他辭職的真正原因是，瑞典實業家和金融家伊瓦爾•克呂格(瑞典著名的“火柴大王”)向德國政府提出了貸款五億帝國馬克作為緊急穩定信貸的建議。在倫敦和紐約銀行取消了對德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貸款後，克呂格和他的美國夥伴李•希金森銀行成為這些國家的主要貸款人。但是，克呂格1930年初的貸款提議對蒙塔古•諾曼的朋友們的長期戰略具有爆炸性的、不可接受的政治影響。德國財政部長魯道夫•希法亭敦促沙赫特接受克呂格的貸款，在道威斯賠款計劃設定的條件下，所有外國貸款必須經沙赫特批準。但沙赫特拒絕了，
大約幾個月之後，人們發現克呂格死在巴黎的酒店裏。正式驗屍登記的死亡原因是自殺。但幾十年後，瑞士研究人員經過詳細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克呂格死於謀殺。盡管實際的細節將永遠隨著克呂格之死而一同埋葬，但從克呂格的死亡中得利最大的仍然是倫敦和紐約的某些人。克呂格的死亡同時終結了德國自救的希望。德國從國際上獲得貸款的渠道被徹底堵死了。Lars-Jonasngstrm ‘Ivar Kreugerblevmrdad！’Svenska Marknaden August 1987 Stockholm 。
從帝國銀行辭職後，沙赫特一點兒也沒閑著。他將全部精力都用在為一個人募集資金上，這個人是他和他的朋友英格蘭銀行行長諾曼看好的人，一個將把德國再次帶進危機的人。
自1926年後，沙赫特成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即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黨)的秘密支持者。在辭去帝國銀行的職務後，沙赫特在實力強大而又心存疑慮的德國工業領袖(主要是魯爾地區的“產業大亨”)與外國金融領袖(特別是英國的諾曼勳爵)之間充當了主要聯絡人的角色。
在這個節骨眼上，英國的政策是製定“希特勒計劃”，對於這一計劃的地緣政治和軍事目標是什麽，大家都心照不宣。事隔半個世紀之後，在一次相關的私人討論中，英國精銳部隊特種航空大隊的創始人、空軍上校大衛•斯特林這樣說道，“我們英國犯下的最大錯誤是，我們以為可以挑動德意誌帝國去反對俄羅斯帝國，讓他們彼此爭鬥，兩敗俱傷。”
英國對希特勒計劃的支持達到了頂峰造極的地步，其中包括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此人因1938年慕尼黑綏靖協定而臭名昭著，該協定導致希特勒的軍隊開進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菲利普•克爾(後來的洛錫安勳爵)(我們前麵提到過的塞西爾•羅得斯圓桌會議成員)是張伯倫首相過從密切的顧問。像比弗布魯克勳爵一樣，洛錫安勳爵支持將希特勒方案納入英國上層製定的臭名昭著的克裏夫頓計劃，比弗布魯克勳爵是當時英國新聞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控製著發行量極大的《每日快報》和《晚間標準報》。但是，或許當時在英國，對希特勒表示支持的最有影響的人物是威爾士王子，他於1936年年初繼位成為愛德華八世，同年年底退位，一直不遺餘力地支持希特勒。
某些重量級當權派對希特勒的圖謀心知肚明。在納粹運動的早期階段，華爾街和美國國務院的圈內人物就獲得了許多情報。甚至在1923年倒黴的慕尼黑“啤酒館政變”之前，當時作為凡爾賽條約規定占領德國的、美國國務院駐慕尼黑官員羅伯特•墨菲通過埃裏希•魯登道夫將軍曾親自會見過年輕的希特勒。墨菲後來成為戰後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核心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伯爾尼墨菲曾經在艾倫•杜勒斯手下工作，負責收集德國的情報。墨菲當時正與美國政府另一位有影響的官員杜魯門•史密斯一起在慕尼黑，史密斯的任務是為占領德國的美國軍隊收集情報。
史密斯後來在回憶錄中回憶起他1922年下半年到達慕尼黑的情形：
就國家社會主義(納粹)的問題，我與駐慕尼黑領事羅伯特•墨菲先生(後來成為非常卓越的美國大使)，埃裏希•魯登道夫將軍，巴伐利亞王儲魯珀特和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後來成為納粹黨的政治哲學家)談了很長時間。在這次訪問期間，我還經常見到出自慕尼黑藝術名門、外號叫“普奇”的恩斯特•漢福斯滕格爾。“普奇”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來成為希特勒的外事新聞主管……我與希特勒的會見持續了幾個小時。我在慕尼黑保留的日記表明，我被希特勒的個性深深打動，並且認為他有可能會在德國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1922年11月，在寫給華盛頓上司們的報告中，史密斯就希特勒小團體的評價問題提出了以下建議。提到希特勒，史密斯認為：
他的基本目標是推翻馬克思主義……贏得勞工對民族主義國家和財產理想的支持……政黨利益的衝突已經表明，通過民主把德國從當前的困境中解救出來已經沒有可能。
他的目標是通過非議會方式建立國家獨裁。一旦目標實現，他要求把戰爭賠款降至一個合理的數額，如果就合理的數額達成協議，就必須分毫不差地進行償付，這事關國家的榮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獨裁者必須引入普適的賠款服務機製並動用國家的力量強製執行。在實施期間，他的權力不能受到任何立法機關或議會的阻撓……
為確保華盛頓軍事情報局的同事能掌握要點，史密斯補充了他個人對希特勒的評價：“在私下的交談中，他展現出富有說服力和邏輯性的演講魅力，時不時流露出狂熱的熱情，即便是中立的聽眾也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Truman Smith Berlin Alert：The Memoirs and Reports of Truman Smith Stanford Cal 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4
1931年深秋，有一個人從德國來到了位於倫敦利物浦大街的地鐵站。他的名字叫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羅森伯格會見了倫敦《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傑弗裏•道森。在隨後的幾個月裏，《泰晤士報》對希特勒及其運動進行了非常有價值的正麵的國際宣傳。但是，1931年羅森伯格第一次英格蘭之行期間的最重要的活動是與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會麵，諾曼是當時國際金融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根據他最信任的私人秘書透露，諾曼最恨法國人、天主教徒和猶太人。諾曼和羅森伯格發現，他們談得十分融洽。把羅森伯格介紹給諾曼的中間人是沙赫特。從1924年第一次見麵，沙赫特與諾曼的友誼一直持續到1945年諾曼去世。
在與倫敦施羅德銀行的一位領導人會麵之後，羅森伯格結束了他具有重大意義的倫敦之行。倫敦施羅德銀行是紐約施羅德銀行和科隆的一家私人銀行的分支機構，這家私人銀行便是馮•施羅德男爵的斯泰因銀行。羅森伯格所見的倫敦施羅德銀行的領導人名叫蒂阿克斯，他也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和蒙塔古•諾曼的密友。
1931年後，當沙赫特與馮•施羅德男爵找到德國工業和金融界領袖人物尋求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支持時，這些緊張而又心懷疑慮的德國實業家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國際金融界，特別是蒙塔古•諾曼，對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政府的前途怎麽看？”如果希特勒上台，諾曼樂意向德國提供金融信貸嗎？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在1930年大選的關鍵時刻，希特勒的德國國家社會義工人黨僅有600萬多一點的選票，蒙塔古•諾曼、蒂阿克斯和倫敦朋友的國際支持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1933年5月，作為希特勒新政府的核心人物，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最後一次訪問了倫敦。他直接來到了亨利•德特丁爵士位於愛斯科特賽馬場附近巴克赫斯特公園的鄉村別墅，德特丁是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頭，是無可爭議的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商人。根據英國新聞界的說法，他們兩人進行了熱烈而重要的交談。羅森伯格在1931年訪問倫敦時第一次與德特丁見麵。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有十分密切的聯係，並為其提供支持。雖然細節是保密的，但是當天的英國媒體報道十分肯定地說，在早期關鍵時期，德特丁為希特勒提供了巨額的資金支持。
在1931年的關鍵時期，諾曼和英格蘭銀行堅決拒絕為德國提供哪怕是一分錢的貸款，因此導致了金融和失業危機，使得像希特勒這樣具有極端主義思想的人，在德國領導層看來也是可以接受的。1933年上半年，希特勒剛剛鞏固了權力，就是這個蒙塔古•諾曼又急不可耐地投之以李，向希特勒政府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英格蘭銀行的貸款。1934年5月，諾曼對柏林進行了一次特別的訪問，為新政府的金融穩定作進一步的秘密安排。作為回報，希特勒安排諾曼的好朋友沙赫特當上了經濟部長，同時兼任帝國銀行行長。直到1939年，帝國銀行行長一職一直由沙赫特擔任。Among the mor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is little-discussed to picare J and S Pool ‘Hitlers Wegbereiterzur Macht：Diegeheimendeutschenundinternationalen Geldquellen，die Hitlers Aufsteigzur Machterm?glichten ’München：Scherz Verlag，1979；Heinz，Pentzl in ‘Hjalmar Schacht ’Berlin：Verlag Ullstein Gmb H，1980；Also useful is Harold James The German Slump：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
第七章 排兵布陣 建立英美石油美元秩序
Oil and the
二戰後，英美利用石油與金融的聯姻，獲得了巨額的經濟利益。為了對抗日益強大的英美石油卡特爾，各國紛紛采用國有模式經營石油產業，加強對石油生產和銷售的控製。
戰爭催生的新帝國
1945年，經過一場席卷全球、奪去5500多萬人生命的六年戰爭，世界在很多方麵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對世界廣大地區，特別是東歐和南半球不發達地區來說，1945年隻不過是向一場新式漫長戰爭的過渡，這場持久戰通常體現為經濟戰。
1919年，凡爾賽和會之後，英帝國達到發展的巔峰，她統治了地球麵積的四分之一，被稱為“日不落帝國”。僅僅30年之後，到了1949年，伴隨著世界範圍內爭取民族獨立的呼聲，英帝國正麵臨分崩離析。她正處在也許曆史上任何一個帝國都沒有經曆過的動蕩痛苦之中。
1946年2月，皇家印度海軍發生叛亂，由克萊門特•艾德禮首相領導的英國戰後工黨政府任命緬甸伯爵蒙巴頓為最後一任印度總督，其任務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英國的軍隊和政府管理機構。在到達印度之後五個月，也就是
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英國正式放棄了對非洲、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區大部分殖民地的控製權。這並不是因為她大發慈悲或是對殖民地人民自決原則的突發熱情，而是因為這是一種必然趨勢，這一趨勢成為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戰後對海外領地管理的全新形式。
戰爭的結果是，構成英國金融強權基礎的貿易體製不複存在。大量的海外投資被出賣，用於支付戰爭費用。英國的國家債務扶搖直上。在國內，工廠殘破，設備陳舊，甚至連電力供應都不能保證；房屋破敗，人口減少。戰爭結束時，英國的出口隻有戰前1938年的31%。
“二戰”期間，英國完全依靠美國的戰後支援。美國人，或者說東海岸利益集團中主張向外擴張的人士認識到，要想成為戰後的世界統治者，美國需要在世界範圍內得到英國的合作及其統治世界的知識。一戰前由洛錫安勳爵、米爾納勳爵、塞西爾•羅得斯等前文提到的“圓桌騎士”定義，經長期討論形成的帝國新概念，很快變成了現實。1945年之後，英國隻能通過發展和加深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對世界發揮間接影響。
在凡爾賽和約之後，英美兩國就開始小心翼翼地栽培某種特殊關係的種子，英美兩國分別成立了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和紐約外交關係理事會，作為討論戰略政策的管道。
戰爭期間，合作又增加了新的內容。英國和美國都同意軍事指揮的一體化，同時，羽翼未豐的美國情報係統在戰略情報局(OSS)的領導下，與英國特種行動局(SOE)合作，在倫敦指揮中心的指揮下一起工作。戰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出現，美國秘密政府機構的整個布署，都是戰時與英國合作的直接結果。這對隨後的美國政策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悲劇性的。
戰爭剛結束，英國就介入美國國內的討論，這成了影響美國能源和政策的重大轉折點。在一次經過精心準備的最高級別動議中，溫斯頓•丘吉爾來到了杜魯門總統的家鄉密蘇裏的富爾頓，在
在此次非同尋常的訪問之後不久，丘吉爾這位前首相便扭轉了局勢，英國已經掌握了明顯的優勢。值得一提的是，在與杜魯門總統玩撲克牌時，他故意輸掉了75美元。中央情報局的原型就是建立在倫敦訓練的戰略情報局戰時網絡的基礎之上的。美國國防政策也是以美英共享情報和軍事國防機密為基礎。杜魯門開始清除其政府內任何反英的因素，最有名的是農業部長和反英派人員亨利•華萊士。在許多關鍵領域，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恢複了緊密的合作。
石油與美元聯姻
英美石油利益集團首先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且影響力越來越大。由參加1944年新罕布什爾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英美談判者打造的戰後經濟和金融“世界新秩序”安排最終協議中，英美在世界石油業中的霸權地位使她們達成了一致意見，雙方的主要人物是英國財政部部長凱恩斯爵士和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哈裏•德克斯特。
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在“三個支柱”之上：一旦產生支付平衡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的捐贈是可資使用的緊急儲備；世界銀行向成員國政府發放大數額的公共項目貸款；關貿總協定則用來建立一個可控製的“自由貿易”。
但是，為了確保戰後英美在世界貨幣與貿易事務上的霸權，凱恩斯和他的美國同仁們還設計了一些極富技術性的條款。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內的實際投票權控製在美國和英國手中；第二，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了所謂的金本位交換體製。在這一體製下，每一個成員國的貨幣必須盯住美元。反過來，美元與黃金的比值設定為35美元/盎司，這是羅斯福總統在1934年設定的，當時正處於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和世界大戰的前夕。
戰爭期間，紐約的聯邦儲備銀行已經集聚了世界各國的官方黃金儲備，數量巨大，而且由於戰爭的破壞，美元以強勢貨幣的麵貌出現，受到世界最強勢的經濟支撐，幾乎沒有人站出來質疑戰後的美元標準。
對布雷頓森林貨幣秩序幾乎毫無抱怨的是美國的大石油公司，如標準石油集團的洛克菲勒公司和匹茲堡梅隆家族的海灣石油公司。它們在取得中東特別是沙特的石油開采權中得到了大頭。由於羅斯福總統充滿智慧的外交和丘吉爾的疏忽，戰爭期間沙特阿拉伯脫離了英國的控製。沙特國王阿卜杜拉•阿齊茲於1943年從羅斯福總統手中得到了一份土地租借協議，這是前所未有的，是美國為確保沙特戰後對美國石油利益集團保持親善所作出的一種姿態。
羅斯福的這一舉動是哈羅德•伊克斯建議的。當時，伊克斯是美國國防部的石油協調人。1942年12月，美國國務院指出，“我們最堅定的信念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資源開發應當體現更加廣泛的國家利益。”這是美國第一次把國家安全與一個相距萬裏的海灣沙漠王國的命運正式聯係在一起。但這不是最後一次。國務院的戰略家們認識到，這樣做的意義在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至少在一些關鍵領域，應當更像一個帝國，就像英國一樣，要對遠離本土的戰略利益進行控製，這應當成為美國戰後權力的支柱。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 ‘Memorandum of Alling to A A Berle and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 ’December14，1942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頭幾年，其他美國人很少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更渴望的是盡快從蕭條和戰爭中恢複過來，過上正常的生活。
美國的戰後石油霸權
人們很少注意到被稱為馬歇爾計劃的戰後歐洲複興計劃中石油的重要作用，該計劃以其設計者、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的名字命名。從1947年開始，西歐的歐洲複興計劃受援國的最大單項支出就是利用援助美元購買石油，而這些石油主要是由美國公司供給的。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官方記錄，美國用於馬歇爾援助的美元中，大約10%因為購買石油又回到了美國人手中。U 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ECA and MSA Rel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Concerning Petroleum Prices ’82nd Congress，2nd session 1952 。
戰爭結束時，美國石油產業已經變得跟英國石油公司一樣，具有國際公司的架勢。它們主要的石油資源位於委內瑞拉、中東等遙遠的地區。戰後，人們將新澤西的標準石油公司(埃克森)、索可尼-威康姆石油公司(美孚)、加州標準石油公司、德士古和海灣石油五大石油公司稱為“石油巨頭”，它們決定采取行動對歐洲的戰後石油市場進行絕對控製。
戰爭使歐洲以煤為主要能源的局麵受到嚴重破壞。德國失去了東部煤田的儲備，西部地區的煤產量隻有戰前的40%。與1938年的水平相比，英國的煤產量下降了20%。在丘吉爾定義的鐵幕下，由於不能進入西歐市場，東歐的石油產量也下降了。1947年，一半的西歐石油是由五家美國石油公司供給的。
美國的石油大佬們毫不猶豫地抓住這一難得的好機會。盡管有時國會會過問，一些中級官員也會抗議，但馬歇爾計劃的資金還是明顯被濫用了，“石油巨頭”迫使歐洲支付高昂的價格，非常高昂的價格。這一價格高出1945-1948年歐洲石油價格的一倍，從1 05美元/桶漲到2 22美元/桶。雖然油是來自並不昂貴的中東油田，但運費卻是經過一個精心設計的複雜公式計算出來的，與加勒比海運往歐洲的運費掛鉤，遠遠高於成本。
即便在歐洲市場內部，石油成本差別也是巨大的。希臘被迫支付每噸燃料油8 3美元，同樣的燃料油英國隻支付3 95美元/噸。另外，在華盛頓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公司拒絕使用馬歇爾計劃中的美元建設歐洲本土的煉油能力，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石油巨頭”對戰後歐洲的控製。David S Painter ‘Oil and the Marshall Plan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No 58 Harvard University，Autumn1984 。
當兩家主要的英國石油公司——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和殼牌石油公司——恢複了它們的生產能力，美國的五家公司不得不擴展為七家公司，共同瓜分戰後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市場。到20世紀50年代，英美石油公司的地位無人匹敵。它們控製了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的中東石油供應，控製了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市場。
在20世紀50年代，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石油似乎成了常用品。通過把石油銷往世界新的市場，石油公司賺進了大把大把的美元。當時的汽車及其相關產業是美國經濟中最大的產業部門。在艾森豪威爾“國防高速公路法”的指引下，美國把億萬美元的稅收投向全國範圍內的現代高速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理由是，一旦蘇聯發動核戰爭，可以利用高速公路係統從城市撤離。盡管鐵路相對於節能效率不高的汽車具有優勢，但鐵路基礎設施還是被忽略並且任其朽壞。這個時期正是底特律一家主要汽車公司的前董事長威爾遜當國防部長的時候，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隻要對通用汽車公司有好處就是對美國有好處。”他還應該再補上一句話：對埃克森、德士古和石油老板們也有好處。石油變成了推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商品。
石油與紐約銀行集團
美國主要石油公司戰後對全球市場這種異乎導常的掠奪，一個不為人們注意的結果是，與石油聯係緊密的紐約銀行集團的國際壟斷力也得到了相應增強。從20世紀20年代的“道威斯賠償”貸款和有關借款時期開始，紐約銀行逐漸將業務從國內金融領域轉向了國際市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美國石油公司占據了國際石油供給中最大的份額，紐約銀行也從世界石油貿易的資本流動中得到了無窮的好處。為了保住這些優勢，強大的紐約銀行發揮了影響力，修改了由凱恩斯和德克斯特設計的布雷頓森林計劃。
20世紀50年代初，紐約銀行界掀起一股不太引人關注的合並波浪，這對增強銀行業的國內政治和金融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1955年，洛克菲勒的大通國民銀行與曼哈頓銀行和布朗克斯縣信托公司合並建立大通曼哈頓銀行。國民城市銀行也和大通銀行一樣，與標準石油集團的國際業務有密切聯係，它收購紐約第一國民銀行，改組成了第一國民城市銀行，也就是後來的花旗銀行。銀行家信托公司收購公共銀行和信托、名士擔保和信托及幾家小的地區銀行，形成另一個強大集團。與此同時，化學銀行和信托與玉米交易銀行、紐約銀行信托公司合並成立紐約第三大銀行集團——化學銀行紐約信托公司，也與標準石油有密切聯係。同一時期，J.P.摩根與擔保信托公司合並成立了摩根擔保信托公司成為第五大銀行。
戰後，美國銀行業出現了卡特爾化，金融權力越來越集中於少數幾家紐約銀行手中，這些銀行都以國際石油市場和政策為導向，這種趨勢的直接後果是，其後30多年的美國金融史，各方麵的政策和國際政策都打上了紐約銀行的烙印，唯一的例外就是沒有為越南戰爭的財政赤字提供過資金。
紐約銀行具有國際導向的傳統，但與以往相比，這次它們擁有了對國際金融領域非同尋常的影響力。它們的影響力類似於倫敦的老牌帝國銀行集團如米德蘭銀行、巴克萊銀行等。到了1961年，集中到五家最大的紐約銀行的存款是整個紐約市區所有存款的75%，而紐約市區又是美國最大的經濟區。Marcello De Cecc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U S Domestic Policy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2，No 1 London，January1976 。
在20世紀50年代，紐約對外關係理事會的影響力日漸提高，其會員資格也反映出上述金融和經濟實力的集中。對外關係理事會主席是華爾街律師約翰•邁克洛伊，他同時也是大通銀行董事長和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利益集團的前任律師。
20世紀50年代早期，多數美國人隻是模糊地認識到，經濟和金融大權集中到少數紐約銀行、公司和有關律師事務所手中並不是好事，但他們更關心的是不要落到了倫敦的英國兄弟手上。美國社會正沿著英國“非正式帝國”的路線被重塑，主要是以控製金融、原材料和國際貿易條件為基礎，而不是以技術和工業進步為基礎，而後者才是美國的傳統。
挑戰英美石油利益的伊朗人
20世紀50年代，盡管英國似乎從很多方麵失去了其帝國時期的威風，但她仍牢牢控製著殖民地重新組合的優先權。她不是把一切押在維持遠至印度的正式的龐大帝國，而是在美國的支持下，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個有能力控製世界石油和戰略原材料的帝國，而且更具有盈利能力。因此，埃及和蘇伊士運河成為英國的戰略重點，大量的中東石油通過這裏流入歐洲，據此要地，英國可以維護在中東特別是伊朗的利益。在伊朗，英國政府通過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維持對這個國家政治和經濟前途的控製，盡管有世界大戰的壓力。
早在威廉•諾克斯•達西年代(在前麵已談到)，也就是1901-1902年間，英國就在不遺餘力地取得對波斯地區石油的壟斷權，為了控製伊朗石油，英國像老虎覓食一樣在這一地區四處奔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扮演了一個背信棄義、見利忘義的角色，她說服蘇聯的斯大林加入入侵伊朗的行列，其說辭是，這個中立國家出現德國工程師，本身就足以構成開戰的理由。1941年8月，英蘇軍隊占領伊朗一個月後，伊朗國王被迫讓位給兒子穆罕默德•巴列維，正因為如此，巴列維國王能夠接受英蘇的軍事占領。
後來得到小股美國軍隊補充的英國占領軍，得知戰時“盟國”蘇聯征用由蘇聯軍隊占領的伊朗北部地區大部分的食品時，卻坐視不管。數以萬計的伊朗人死於饑餓，而十萬俄羅斯軍人和七萬英國及印度軍人卻優先得到補給。在伊朗各地傷寒肆虐，哀鴻遍野。運輸英美租賃物資的火車經過伊朗鐵路去了俄羅斯。在1944-1945年的嚴冬，由於取暖用油匱乏，成千上萬人的被凍死。在這個時期，英國的政策是使伊朗民族主義者和政府全麵蒙羞，並鼓動伊朗國內的迷信和封建主義情緒。
伊朗政府急切尋求第三方的支援，請求美國提供援助。1942年，美國的軍事指揮官諾曼•施瓦茲科普夫(1990-1991年美國沙漠風暴行動司令官的父親)來到伊朗，在這裏，他花六年的時間訓練了一支國家警察部隊，直至1948年。後來證明，在1953年8月推翻伊朗民族主義者、首相穆罕默德•摩薩台的過程中，施瓦茲科普夫和他在伊朗軍隊的聯係人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盡管戰時德黑蘭會議作出了恢複戰後伊朗主權的莊嚴宣言，並且由斯大林、丘吉爾和羅斯福簽署，但蘇聯還是對與阿塞拜疆交界的伊朗北部地區提出了獨家開采石油的要求，而英國則要求給予與政府有聯係的皇家荷蘭殼牌公司更多開采權。這種無恥的外交勒索最終導致占領伊朗領土，1944年12月，伊朗民族主義領袖摩薩台博士向伊朗議會提出了一項法案，禁止與外國進行石油談判。
摩薩台引用
到了1948年，經過激烈的鬥爭，包括把這一問題提交到新成立的聯合國討論，伊朗終於迫使外國軍隊離開了伊朗。但是，通過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英國政府仍然有效地控製著伊朗國家的經濟。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南部地區的某些省份具有豐富的石油儲藏，這些地區的石油開采權在幾十年以前就授予了英國，而且是獨家壟斷開采權。為了確保壟斷，自1919年後，英國政府官員已經事實上管理著伊朗的國家機構。至於伊朗主權，則被擱置到了一邊。
但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首先出現在印度的反殖民主義運動風起雲湧，從亞洲到非洲，迅速遍及全世界，伊朗再也不能忍受對其國家主權的踐踏。1947年下半年，伊朗政府提出，鑒於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是世界上盈利最豐的采油公司，但伊朗政府在其收入總額中所占份額卻低得可憐，因此應當提高。
伊朗援引了委內瑞拉的例子。在委內瑞拉，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同意與當地政府五五分成。伊朗提出了同樣的條件，如果方案通過，寶貴的石油每年將為伊朗換得1億美元而不是區區3600萬美元，在當時1億美元是一個很大的數額。伊朗政府計算過，即使這樣，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國人事實上也隻是支付了石油淨利潤的8%。英國擁有獨家壟斷開采權的地區有10萬平方英裏之大，在這些地區，英國拒絕進行有實際意義的開發。伊朗計算過，在1948年，伊朗石油產量為2300萬噸，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的利潤是3 2億美元，隻付給伊朗特許權使用費3600萬美元。根據這些數據，伊朗政府提出，開采權必須在公正與公平的原則下重新談判。Nasrollah S Fatemi Oil Diplomacy：Powder keg in Iran New York：Whittier Books，1954 。
對於這一建議，倫敦當然不滿。BBC廣播電台開始大量播出對伊朗政府不利的虛假新聞，聲稱伊朗外交部長埃斯凡蒂亞裏已經向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作出了令人恥辱的讓步，同意修改伊朗憲法。這還隻是最初的反應。
修改英伊協議的談判拖拖拉拉，到了1949年，英國方麵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讓步。他們的戰略是拖延，這對伊朗政府很不利。伊朗議會選舉將於1949年底開始，摩薩台博士和他小小的民族陣線黨積極主張進行石油談判。民族陣線黨在新議會中贏得了六席，至12月，摩薩台被任命為議會石油委員會主任。伊朗已經提出了利潤五五分成和參與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管理的要求。由於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導致伊朗政府不斷更迭。直到1951年4月，摩薩台當選為總理，英國連伊朗政府要求的一半條件也沒有滿足。與隨後華盛頓和倫敦各界的宣傳不同，摩薩台不是伊朗人民黨中的共產主義者或蘇聯的代理人，也不是狂熱的極端主義者。無論他有什麽缺點，他是一名充滿激情的愛國主義者，是蘇聯的堅定敵人。
在英國人看來，伊朗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伊朗采取了有效的行動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而無視英國的利益。英國立即威脅要報複。幾天之內，英國海軍便開到了阿巴丹附近。這次，英國的虛偽再次暴露無遺。之前，英國外交部已經拒絕幹預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與伊朗政府的談判，聲稱不會幹預“私營公司”的事務，盡管存在著不爭的事實，即英國政府擁有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53%的股權。現在，隨著伊朗對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的國有化，
英國政府不僅幹預了伊朗與這家公司的談判，而且支持其要求，將英國皇家海軍派往伊朗水域，並威脅要用傘兵占領阿巴丹港，而美其名曰保護英國的利益。
阿巴丹港當時是世界最大的煉油基地，是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的一部分。Nasrollah S Fatemi Oil Diplomacy：Powder keg in Iran New York：Whittier Books，1954 。
在摩薩台任總理的28個月裏，英國遇到了一個極大的障礙。隻要提供了公平的補償，伊朗完全擁有對其領土內的任何一家公司進行國有化改造的法律權力，摩薩台政府就是這麽做的。此外，伊朗還向英國保證，繼續保持國有化前英國人享有的石油供應，並且繼續在公司內雇用英國人。
1951年9月，英國宣布對伊朗進行全麵的經濟製裁，包括對伊朗石油實行全麵禁運，凍結伊朗在英國銀行裏的所有海外資產。英國戰艦已經停泊在伊朗海岸邊的水域裏，陸軍、空軍也開往英國控製的伊拉克巴士拉，那裏靠近阿巴丹煉油聯合企業。所有英美石油公司都加入到英國人的禁運行列。經濟製裁是倫敦和華盛頓對發展中國家主張國家主權的反應，隻要發展中國家威脅到它們的核心利益，他們就會采用製裁手段。英國的秘密情報人員利誘伊朗中央銀行和其他政府機構的告密者，實時了解經濟製裁對伊朗的影響。
實行國有化後的伊朗石油的潛在買家時常受到英美石油公司的恫嚇：他們將麵臨法律訴訟，因為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與伊朗之間的補償協議還沒有簽署。這種含糊其辭的法律說辭掩蓋了它們自己的戰略。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國政府都拒絕簽署任何補償協議。與此同時，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了，禁運對伊朗脆弱的經濟的影響已經顯現，困擾摩薩台政權的經濟麻煩迅速增大。對外出口收入的主要來源——石油收入直線下降，1950年為4億美元，而自1951年7月至1953年8月摩薩台下台為止還不到200萬美元。
同年9月，摩薩台以個人身份訪問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表演講，安理會小心翼翼地投票拖延此事。之後，摩薩台來到華盛頓謀求得到美國的支持，但卻無功而返。摩薩台政治上的主要失策在於，他對英美利益集團在石油控製這一戰略問題上的牢固關係缺乏認識。美國“調停人”哈裏曼去了伊朗，由一個與“石油巨頭”利益有著密切關係的人員組成的代表團陪同，包括國務院的經濟學家沃特•利維。哈裏曼建議伊朗接受英國的條件。當摩薩台到華盛頓時，他聽到的美國國務院的唯一建議就是，請皇家荷蘭殼牌公司來管理伊朗的公司。
當英國堅持把這個案子提交到國際法庭去仲裁時，摩薩台認為伊朗會贏，因為他本人就是在比利時和瑞士接受的法律教育。
評價1952年12月的形勢時，《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內德•拉塞爾準確地寫道：小國領導人很少有摩薩台這樣的勇氣，當他的國家遭受英國然後是美國強加的經濟和金融封鎖時，摩薩台徑直對杜魯門和丘吉爾說“不”。拉塞爾注意到，丘吉爾的花招是“把美國和英國緊緊地捆在一起對付摩薩台”。
到了1953年，英美情報機關也作好了反應的準備。同年5月，新的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接受了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的建議，拒絕了摩薩台提出的經濟援助要求。
在伊朗軍隊中的保皇分子的幫助下，英國和美國的情報人員發動政變，強行逮捕摩薩台。通過兩年冷酷無情的經濟戰，加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已經倒戈，摩薩台的影響力被嚴重削弱。英國秘密情報局(SIS)說服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和他的兄弟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後者又說服了艾森豪威爾。推翻摩薩台已不可避免。
中央情報局以“阿賈克斯(AJAX)行動”為代號，在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全力配合下，於1953年8月推翻了摩薩台政府。在英美支持下，年輕的巴列維國王充當了反對摩薩台的先鋒。國王回來了，經濟製裁解除了，英美公司的石油利益保住了。這一事件表明，戰後，任何人隻要膽敢挑戰英美石油公司的旨意，它們就會采取同樣的辦法來對付。富有諷刺意義的是，在約25年之後，同樣的一幕又在國王身上重演。Sepehr Zabih The Mossadegh Era Chicago：Lake View Press，1982 。
戰後美蘇冷戰剛開始的頭幾年，為英國和美國情報機構施展拳腳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任何一次對他們政策的實質性反對，都很容易被扣上共產黨或“共產主義傾向”的紅帽子。無論從哪個方麵講，在對付發展中國家或是新近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名不見經傳的領導人時，這樣做要比直接反對他們容易得多。在戰後的幾十年裏，這一招已經被倫敦和華盛頓屢試不爽。結果，摩薩台在西方人嘴裏變成了與共產主義者合作、威脅西方戰略安全、不負責的野蠻激進分子。
意大利人的石油戰略
有一家歐洲公司表達了從摩薩台國有化的石油公司購買石油的強烈興趣。這是意大利的一家公司。更具體地說，這是一個人——恩裏克•馬太伊，一家新成立的意大利國有公司的創建人，他後來讓英美石油卡特爾十分頭痛。
恩裏克•馬太伊在古普魯士語中有“決心”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意大利最大的非共產黨抵抗組織的領導人。當1945年阿爾契德•加斯貝利組建基督教民主黨政府時，任命馬太伊擔任意大利北方地區一家瀕臨倒閉的企業的領導人，這是一家名叫AGIP、成立已有20年的石油公司。
在經曆了墨索裏尼長達20多年的法西斯統治之後，1943年，意大利轉向同盟國。同盟國曆時兩年的戰爭和轟炸，給這個國家留下了滿目瘡痍。1945年，意大利的國民生產總值仍停留在1911年的水平，與1938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40%。意大利盡管在戰爭中死亡人數巨大，但由於其殖民地丟失，大批殖民地居民遣返，人口增加很快。饑餓時刻威脅著人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
在這種情況下，馬太伊提出，為了意大利戰後的經濟重建，必須建立本土能源。盡管有命令讓他盡快準備AGIP的私有化，但他還是提出要找油氣。為此，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他積極進行勘探，取得了一係列有意義的發現。首先是1946年在卡維亞附近，然後在1949年在科爾特馬吉奧雷的克萊莫納南部獲得重大發現，在那裏不僅有天然氣，而且第一次在意大利發現了石油。在發現這一切之後，馬太伊得到全權委托，建立自己的企業，此時他已經是AGIP的最高領導人了。
饞誕欲滴的美國石油巨頭聯合起來，試圖在意大利能源市場上共同對付馬太伊，但他們的圖謀卻無果而終。馬太伊是一位堅定的意大利民族主義者，決心建立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使用寶貴的美元儲備去買美國和英國的石油，是意大利沉重的負擔，是意大利戰後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馬太伊憑借膽識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勇往直前，跨過了一個個令人畏懼的障礙。一條
正是這個馬太伊，在提到世界石油市場上無情的卡特爾化時，給七家在20世紀50年代統治世界石油市場的英美石油公司起名為“七姊妹”公司。馬太伊認為，意大利不應當屈服於這七家公司的權威，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公司追求的政策是在全世界限製產量，維持高價格，把它們的原油以遠遠高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出售給貧油的歐洲國家。馬太伊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產量，降低成本。毋庸置疑，他很快就與這七家公司以及它們在政府裏的代言人產生了激烈衝突。
1953年2月，馬太伊成功地遊說通過了一項新法案，根據該法案設立一家由馬太伊任總裁的半自治的國家能源控股公司(ENI)，下轄石油和天然氣提煉子公司(AGIP)和管道子公司(SNAM)，該公司很快就在全意大利建立了油船隊和加油站網絡，在質量和客戶服務上超過了埃索和殼牌，第一次融入了現代化的餐館和現代化設施。運用與AGIP同樣的模式，馬太伊投資於煉油廠、巨型化工企業、使用ENI的天然氣作原料的合成橡膠廠，以及專門建設ENI的煉油廠及相關設施的重型工程建設公司，公司還收購了一支油船隊，專門幫ENI從海外運送石油，打破了英美船隊的壟斷。
到1958年，意大利天然氣銷售中僅由ENI經手的部分就達到了每年7500萬美元。這完全是省下來的錢，不然的話，像以前一樣，這些寶貴的意大利美元儲備主要將用於購買進口石油和煤炭。或許，在戰後15年的時間裏，在建設意大利工業方麵，沒有哪個人的貢獻比他大。Joachim Jstenlmchteim Wettstreit Baden-Baden：Verlag August Lutzeyer，1963 。
早在1954年，美國駐羅馬大使館就對馬太伊的活動敲了警鍾，在給華盛頓的大使備忘錄中寫道：“在意大利經濟史上，一家國有公司擁有如此好的財務償還能力，這是第一次。這完全歸功於這家企業卓越而負責的領導者”。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on‘Enrico Mattei and the ENI ’NARG 59 865 2553/12–1654 December 16，1954
意大利石油巨人的意外死亡
如果說馬太伊在意大利的能源獨立計劃激怒了“七姊妹”公司和它們背後的英美利益集團，那麽，他在海外尋求獨立原油供應的努力，特別是當“七姊妹”公司得知馬太伊與發展中國家簽署合同的條件時，更是將這種憤怒轉變成對這位意大利實業家瘋狂的仇恨。
摩薩台倒台後，伊朗國王在英美情報部門的積極支持下重新掌權，他沒有完全否定前總理所做的工作。伊朗國家石油公司仍然保留國有實體，控製所有石油和天然氣的地下儲備。但是，到1954年4月時，即政變後不到一年，英美石油公司，加上她們的“小妹妹”——法國國有CFP公司，開始與伊朗政府和伊朗國家石油公司談判，希望得到參與伊朗境內10萬平方英裏範圍內25年的石油開采合同。
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這一年已更名為BP公司)得到了這一地區40%的石油開采權(即過去達西獲得的地盤)。另外皇家殼牌公司獲得了14%的開采取，名列第二。兩者合起來，英國公司得到了這一地區產量的大頭——54%。另外有40%在美國的石油巨頭們與少數洛克菲勒集團的“獨立”石油公司之間分配，6%給了法國CFP公司。馬太伊找到“七姊妹”公司，要求分給ENI一杯羹，但卻遭到英美的“羞辱”和拒絕。
但馬太伊並不氣餒。1955年，即英國在蘇伊士問題上受挫的前一年，馬太伊成功開啟了與埃及新的民族主義領導人納賽爾的談判。ENI獲得了埃及西奈半島石油開發的一部分份額，到1961年，已經差不多每年可以得到250萬噸原油，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其中的大部分石油都是由ENI的煉油廠來提煉，基本滿足了意大利日益增長的石油需求，而這些都不必支付美元。
馬太伊對英美主要的石油公司的真正挑戰是1957年進入伊朗。1957年春，馬太伊就一項前所未有的安排開始與伊朗國王談判。交易的條件是，在新成立的合資公司SIRIP裏，伊朗國家石油公司將得到總利潤的75%，ENI得25%，該公司擁有在伊朗8800平方英裏可能含有石油的未分配地區25年的壟斷開采權。一位英國高級官員表示，“意大利人在中東的石油產區又伸進來一條腿”。
華盛頓和倫敦的觀點與“七姊妹”公司完全一樣。馬太伊的行為如果不加限製，有可能擾亂全世界的石油秩序。英美石油公司與發展中國家的標準協議是石油產量五五分成，並且操縱下遊的巨額利潤。如果允許馬太伊加入到七姊妹俱樂部，它們擔心比利時、德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公司會有同樣的要求。因此，美國和英國政府正式向伊朗提出抗議，要求中止與馬太伊的合作。
但是，抗議並沒有立竿見影。1957年8月，馬太伊和伊朗達成了開創性的協議。在談到這一合同的潛力時，馬太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中東現在應當是工業化歐洲的中西部”，標誌著他打算由歐洲幫助建設中東的工業和技術基礎設施，石油協議隻是第一步。
到了1961年3月，第一批ENI油船停靠意大利的巴裏港，帶來了與伊朗人合作的第一批成果——18000噸波斯灣原油。馬太伊還在SIRIP合資企業中第一次成功開采水下石油，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先者。
在意大利內部，馬太伊繼續對“七姊妹”公司施加壓力，他對消費者采取累進製價格優惠政策，並且說服意大利政府降低過高的汽油稅。這一政策的直接結果就是，迫使英美石油公司在意大利降低油價，1959-1961年降低了25%，這對意大利戰後第一次真正的經濟恢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國外，馬太伊繼續推行積極的外交政策，尋找那些英美石油公司認為太小而沒有引起注意的地區。ENI和馬太伊親自走訪了非洲和亞洲新獨立的一些國家，與它們討論發展前景，這些前景與以前這些前殖民地聽到的迥然不同。
馬太伊還在一些國家建設本地煉油廠，這些廠都由這些國家所有。這打破了“七姊妹”公司對盈利能力最強的煉油業務鐵板一塊的控製。產油國不再僅僅是原材料供應來源，而且開始建設現代化的本地工業，加工自己的礦產資源。反過來，ENI也得到了在該國投資的穩定回報，它還得到了煉油設施建設的壟斷合同，還有獨一無二的世界石油市場。
但是，就是在1960年10月，馬太伊的行為引起了白宮和唐寧街10號以及“七姊妹公司”總部的極大不滿。這位意大利最大的非共產主義抵抗組織的領導人、堅定的基督教民主人士，去了莫斯科。蘇聯豐富的石油資源再次成為歐洲人談判的焦點，如同20世紀20年代在拉帕洛的情況一樣。而且，英美又一次堅決站在談判的對立麵，想方設法阻撓談判取得成功。
自1958年後，ENI已經與蘇聯簽署了購買少量原油的合同，每年不到100萬噸。但是，西方人得到的傳聞是，在莫斯科，馬太伊和蘇聯外貿部部長帕托裏茲切夫之間談的盤子遠大於此。
ENI得到意大利政府支持，國有芬賽德集團受委托在在意大利東南部城市塔蘭托建設一座新鋼廠，每年生產200萬噸的大口徑鋼管。塔蘭托的工廠很快建成了，而且於1962年9月開始為蘇聯市場生產管道。
意大利可以從蘇聯手中以1美元/桶的離岸價格買到石油，裝運地點是黑海，同樣質量的石油在科威特的價格是每桶1.59美元，加上0.69美元的裝運成本；1960年初，在美國的價格是2.75美元/桶。意大利鋼鐵和化工部門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增加了許多工作機會，因此，在意大利幾乎聽不到英美新聞界大肆宣稱的馬太伊是個“地下共產黨員”的流言，人們頂多隻是議論“他愛去莫斯科旅遊”。Jstenlmchte pp 108-112 。
就在芬賽德的工廠開始為蘇聯生產輸油管一個月之後，即
馬太伊那年56歲，正處於權力的頂峰。
此後，當時的中央情報局駐羅馬負責人托馬斯•卡拉梅辛斯在沒有作出任何解釋的情況下離開了。他後來在智利反對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軍事政變中發揮了作用。馬太伊遇難的時候，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科恩擁有加州標準石油(雪佛龍)公司100多萬股的股份，也許這僅僅是巧合。卡拉梅辛斯於
去世之前，馬太伊已經在設法爭取意大利第一座試驗性核電站的建設權，並且在ENI下成立了新的分支機構，即ENEL，這是一家雄心勃勃、致力於開發國家電力網，並且十分看好核能的國有電力企業。此外，除了與伊朗、埃及和蘇聯簽署了石油供給協議，他還與摩洛哥、蘇丹、坦桑尼亞、加納、印度和阿根廷簽署了類似的開發協議。
在寫到馬太伊之死時，英國財經周刊、倫敦《經濟學人》(19世紀40年代因廢除《玉米法》而創立，由皇家荷蘭殼牌公司的考德雷爵士擁有)作了以下評論：
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不管說他多麽好，還是多麽壞，馬太伊將是人們激烈爭論的話題，他既有些像(皇家荷蘭殼牌的)德特丁，又有點像克呂格(瑞士金融專家，1943年莫名其妙地死去)。在世界石油界或是在意大利，在馬太伊深深地留下烙印的地方，很難再有人能與他相提並論。他的突然離去，給世界石油市場，也給意大利帶來深刻的影響。
《紐約時報》稱他為“意大利最重要的人”，他對意大利“戰後經濟奇跡”的貢獻超過了任何一個意大利人。‘ENI Minus Mattei ’The Economist November 5，1962 p 499 。
遇難之前，馬太伊一直在做會見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的旅行準備。肯尼迪總統當時正在給美國的石油公司施壓，要求它們與馬太伊達成某種形式的緩和。肯尼迪與馬太伊的會談沒有變成現實。人們隻能設想一下可能性。僅僅一年之後，肯尼迪總統遭暗殺。透過複雜的有組織犯罪線索網絡，血跡都通向了美國情報部門的大門。
第八章 內外交困 英鎊危機和德法聯盟的威脅
A
20世紀中葉，英美兩國都遭受了經濟衰退和政治動蕩的困擾。即便如此，它們仍然千方百計阻擾歐洲走獨立自主的經濟複興之路，戴高樂與阿登納領導的法德聯盟最終被美英聯手扼殺。
從廢墟中崛起的歐洲大陸
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世界終於有了些許希望，這是30多年來沒有過的。至少對大多數西歐國家和一些雄心勃勃的，當時被稱為“發展中地區”的南半球國家來說，是這樣的。
1957年，一種新的經濟合作形式——以法國、西德以及意大利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共同體，隨著羅馬條約的簽署而形成。1959年1月，按照羅馬條約的條款，歐洲經濟共同體誕生了。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西德)已經從戰爭的廢墟中恢複過來，正在重建歐洲生產能力最強大的工業基地。在法國，夏爾•戴高樂將軍於1958年再度執政，在經濟顧問雅克•魯伊夫協助下起草了經濟重建計劃，啟動了生機勃勃的經濟計劃，建設現代基礎設施，恢複遭到毀壞的工業和農業，恢複國家財政穩定。到20世紀50年代末，意大利迎來了經濟繁榮，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采納了國家能源控股公司(ENI)的恩裏克•馬太伊的建議的結果。
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頭20年間，西歐經濟以及許多發展中地區經曆了空前的工農業繁榮和增長。到20世紀60年代初，歐洲大陸的製造業一直保持著每年5%的旺盛增長率。在1938年之後的十年中，世界貿易總量一直停滯不前，但是，1948-1963年間，卻增長了250%，而且前景樂觀。到1957年，製成品的世界貿易總量曆史上第一次超過了初級產品——糧食和原材料的貿易量。
快速增長的動力是歐洲共同市場貿易的增長。1953年，歐共體的成員國占據了世界出口貿易的19%；到1960年，它們在相對量和絕對量上都超過了美國，占世界出口總量的26%，大約300億美元。
西歐投資建設新的鋼廠、公路、電力設施，以及為諸如漢堡、鹿特丹等大型港口城市改造現代化的港口，為西歐的經濟繁榮和生產率增長奠定了基礎。按照工業勞動生產力每人/時的產出量計算，20世紀50-60年代，西歐大陸國家的勞動生產率一直保持在7%的年增長率，比同一時期美國的增長率足足高出1 5倍。Paul Mc Cracken ‘Towards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A Report to the OECD by a group of independent experts OECD Paris，1977 。
在歐洲大陸工業和貿易急劇增長的過程中，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歐洲與發展中地區大力開展貿易合作，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增長速度比20世紀任何時候都快。這一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中地區占世界製造業生產份額的增長，從1953年的6 5%達到1963年的幾乎9%，十年中產出的相對額增長了50%，絕對量增長更多。P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1982 。
戴高樂於1958年再度執政，給處於經濟增長中的歐洲大陸帶來了新的強有力的政治聲音。戴高樂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對英國的歐洲計劃不抱任何幻想，而且他日益確信，美國戰後的歐洲計劃與英國的計劃同樣危險。自1958年上任以來，戴高樂與艾森豪威爾總統進行了一係列交流，特別提出要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進行根本性的結構改革，法國應當擁有核武器使用的“否決權”，但無果而終。1959年9月，戴高樂將軍在給美國總統的信中表達了他的擔心。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是法國的盟國，法國不會忘記美國的幫助。但她也沒有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經過了長達三年的戰爭後，法國快要滅亡時，美國才來幫助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被打垮之後，美國才來幫助她……我像你一樣明白，一個國家意味著什麽，它擁有自己的疆土、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政治體製、自己的民意、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恐懼和自己的過失。它可以幫助別人，但不能把自己和別人視為一體。這就是為什麽盡管我忠誠於聯盟，但還是不能接受讓法國與北約一體化的要求。Charlesde Gaulle The War Memoir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67 p 214 。
由於華盛頓對法國的提議置若罔聞，戴高樂開始建設法國獨立的核威懾力量，並宣布法國地中海海軍艦隊不再接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司令部的指揮。1960年，法國在撒哈拉沙漠成功地試驗了第一顆原子彈。戴高樂為戰後崛起的歐洲大陸十分清楚地表達了新的、獨立的聲音。
1958年再次執政後，戴高樂采取的第一步行動就是向聯邦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發出邀請。1958年9月，戴高樂在他的私人休養地科隆貝雙教堂與阿登納進行了會麵。這不僅是兩個戰時敵對國之間政治和解的開始，也是兩位老練的政治家私人之間親密友誼的開始，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大約五年後，他們之間的交往到達頂峰。
戴高樂-阿登納協定對華盛頓和倫敦敲響了警鍾。歐洲大陸，在戴高樂、阿登納以及意大利總理阿爾多•莫羅的領導下，在追求自主方麵越來越獨立，令某些人頗不舒服。具有曆史意義的法德協定簽署那天，並不是沒有引起倫敦的注意。法國政府宣布，她將否決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申請，這是戴高樂總統對英國的動機深感不信任的結果。多年來，在建設強大而獨立的歐洲大陸的問題上，戴高樂對英國始終不信任。
英美聯手對付歐洲的大構想
在阿登納領導下的聯邦德國和夏爾•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之間越來越緊密的合作表明，歐洲日益獨立。1962年初，對華盛頓約翰•肯尼迪政府有影響力的政策派係明確提出了應付這一狀況的辦法。這群政策顧問，包括一直非常有影響力的約翰•麥克洛伊(他曾是杜魯門政府1949-1952年駐德國的高級專員)、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邦迪、財政部長道格拉斯•狄龍、助理國務卿喬治•鮑爾和中央情報局的羅伯特•鮑伊。他們製定了詳細的反擊方案(被稱為“大西洋大構想”)來阻止法德建立強大而獨立的歐洲。
對讓•莫奈統一歐洲的設想，美國表麵上激情洋溢、花言巧語地表示支持，但實質上，華盛頓的政策是希望新的共同市場對美國開放，並且要牢牢受控於由美國和英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聯盟。華盛頓的計劃還要求，同意英國成為六國共同市場的成員國。對於這一提議，戴高樂有充分理由堅決拒絕。
1963年1月戴高樂-阿登納見麵之前，在與英國協商之後，美國竭盡全力進行反對。肯尼迪政府的國務院毫不掩飾他們對法德協定的極端不快。美國駐波恩使館接到指示對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黨和艾瑞克•蒙迪的自由民主黨的部分成員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反對派施加最大壓力。在西德聯邦議會第一次正式審議法德協定的兩天前，也就是
此後，盡管批準了法德協定，但隻相當於一紙空文。艾哈德總理領導的政府由於黨派不合，鮮有政績。1964年7月，當記者問戴高樂法德協定的進展情況時，他描繪了一幅法德關係的暗淡圖像。在談到他本人與阿登納繼任者的關係時，戴高樂不無苦澀地說，“你不能說德國和法國還沒有就共同製定政策達成一致；你也不能就這一事實提出爭議，即到目前為止，波恩還不相信，這一政策應該是歐洲人自己的，而且應當是獨立的。”
到這個時候，神通廣大的倫敦和華盛頓智囊團已經成功地化解了一個不同於英美大西洋構想的、讚成歐洲大陸政策的強大集團構成的威脅。歐洲政治鏈條上最脆弱的一環——戰後“被占領的”德國，在關鍵時刻掉了鏈子。像1914年以前一樣，英國19世紀針對歐洲大陸最根本的“均勢”政策再一次得到了維持。不過，這次英國“均勢”政策的重新確立是通過美國國務院插手而實現的。現在是英美直接對付戴高樂的時候了。但後來證明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Lois Pde Menil Who Speaks for Europe？The Vision of Charlesde Gaulle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7；Erich Mende Von Wendezu Wende：1962–
1957年：美國的轉折點
為了給美國的工業出口和資本輸出提供一個更加有效的市場，對於建立歐洲經濟共同市場，華盛頓最初是鼓勵的。但英美的某些派係最不想看到的是一個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獨立的歐洲大陸。從1957年底開始，當美國經曆第一階段嚴重的、持續的戰後經濟不景氣時，這一問題就變得十分險惡了，工業停滯不前，失業增長，這次蕭條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
經濟蕭條的根本原因不難預見，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1939-1943年戰時工業形成時，對工業廠房和固定設備的大量投資曾經把美國經濟從20世紀30年代的蕭條中挽救出來，但投資早了幾乎20年。到1957年，工廠、設備以及勞動力技術水平都需要更多的現代資源注入，以保持新的活力。到20世紀50年代末，如果還想繼續保持世界第一的工業經濟的話，美國需要向勞動力、教育體係以及科技基礎再進行大量投資。但是，對美國以及全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不幸的是，當1957年蕭條來臨時，政策圈子裏的人為華盛頓選擇的方案明顯是錯誤的。
關於如何應對這次危機，美國政策圈子曾經展開過內部討論。紐約對外關係理事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等機構起草了各種政策方案。一個雄心勃勃的哈佛年輕教授亨利•基辛格這時候成了洛克菲勒集團的附庸。
這次討論的議題是如何應對美國經濟蕭條的深層影響。工業和農業對獲得低息的貸款、技術進步以及資本投資的需要，被東海岸自由主義權勢集團忽視了。正如我們曾經指出的，到20世紀50年代末，紐約銀行已經聯合成一個非常強大的金融集團，正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尋找利益源泉。
討論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紐約對外關係理事會主席約翰•麥克洛伊。當麥克洛伊的對外關係理事會中的“謀士”為國家準備好政策選擇方案後，麥克洛伊50年代末親自從哈佛大學請來基辛格進行修改。麥克洛伊是華爾街的律師，當時任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的董事長。正如我們先前提到的，大通曼哈頓銀行是“石油巨頭”的銀行。20世紀50年代，美國大石油跨國公司以及它們在紐約的銀行家把整個世界市場當作自己的領地，而不僅僅局限於美國的範圍內。從某種意義上說，沙特阿拉伯比得克薩斯州更具“戰略意義”。正如我們能夠預見的，這一差別將變得至關重要。
1957年後，通過國家電視台和新聞媒體，美國的政策辯論已經傾向於下曼哈頓地區和華爾街的國際銀行家。他們控製了當時剛剛出現的電視台，以紐約為中心，他們可以與麥克洛伊及其朋友們的大銀行保持密切聯係，還控製了《紐約時報》這樣一些新聞媒體，對於紐約利益集團成功推進與國家和人民利益完全相反的政策，這些都非常關鍵。正是在這個時期，形成了被大眾稱作自由主義的“東海岸權勢集團”的利益集團。
美國工業落入陷阱
在20世紀50年代末，也就是艾森豪威爾總統任期的最後一段時間裏，愛荷華的農場主或者辛辛那提的技術熟練工對臨頭大禍毫無察覺。但是那時，紐約麵向國際的銀行已經開始準備放棄在美國的投資，轉而投向國外的新市場。
亨利•福特曾經聲明，他很樂意支付行業內最高的工資，出售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車，在這一過程中他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這一切都必須通過最先進的技術才能實現。不幸的是，到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大多數有政策影響力的組織已經忘記了福特的訓導。他們過於迷戀商人們“賤買貴賣”的遊戲規則，希望能賺快錢。到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公司已經不對以下領域投資了：重建美國城市，培養更熟練的勞動力，建設更現代化的生產工廠，改善國民經濟。相反，美元流出美國，流向了西歐、南美和亞洲新興經濟體，去爭奪這些地區價格便宜而且已經投產的工業公司。在福特汽車公司，到20世紀50年代末，會計師出身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就已經接管了公司。
1957年危機之後，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工業和銀行開始追隨“英國模式”的工業政策。在產品質量方麵的係統欺騙成為當時的流行趨勢。米爾頓•弗裏德曼以及其他的經濟學家更喜歡把這一現象稱為“貨幣主義”，但是，它本質上就是英國1846年後的“賤買貴賣”方法進入美國生產領域後的翻版。為手藝而自豪和追求工業進步開始讓位於公司的財務“利潤底線”——每隔三個月就要為公司股東計算的一個指標。
美國人隻需要觀察自己的家用汽車就可以看出問題了。1957年之後，底特律不做必要的改進，不使用現代化的工廠設備，也不提高技術生產力，而是開始投機取巧。到1958年，通用汽車公司雪佛蘭牌汽車使用的鋼材量隻有1956年的一半。不用說，結果必然是公路死亡率劇增。國內鋼鐵業的狀況也反映了這一巨大下降。美國鋼廠1955年生產的鋼材中有1900萬噸用於汽車生產，但到了1958年已經降到1000萬噸。到20世紀60年代初，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因素”逐步變成對美國和全世界來說都是有害的了。
1958年，美國工人購買雪佛蘭汽車需要支付更多的金錢。麥迪遜林蔭大道上華而不實的廣告，采用巨大鉻合金進行裝飾，以掩蓋事實真相。美國工業已經陷入係統自殺，那就是欺騙消費者，以彌補下降的利潤。但是，就像一個從20層樓落下的醉漢，剛開始他以為自己是在享受自由飛翔。大多數美國人意識不到，20世紀60年代的“後工業”走向對以後10年甚至20年的真正含義。
啟動美元戰爭
以較低價格購買西歐的公司可以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因此，紐約的銀行開始拋棄美國市場。由於戰爭，工業崩潰，歐洲當時正好需要大量的資金。結果，歐洲不得不支付非常高的利率，吸引當時唯一的“國際”貨幣——紐約大銀行的美元。
大通曼哈頓、花旗等銀行趁機在歐洲牟取暴利，對它們來說，投資歐洲的利潤通常是投資市政債券用於重建美國的汙水係統、橋梁或住宅的利潤的兩倍。問題是，華盛頓害怕疏遠強大的紐約金融界，拒絕以任何嚴肅的方式討論這一重要問題。資金逃離美國，到國外牟取高額利潤去了。
到1957年初，二戰以來美國資本輸出第一次在數量上超過了資本輸入。1957-1965年，美國每年對西歐的資本輸出淨值從不到250億美元迅速增長到470多億美元，在當時，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數字。
但是，如果當時流出的隻有美元，那問題還簡單一些。問題是，美國的黃金儲備也開始連續下降，有時甚至是急劇下降，尤其是在1958年以後。戰後布雷頓森林貨幣體係迅速崩潰，但是，美國的政策製定者並不關心這些。他們正在全神貫注地傾聽紐約銀行的聲音，1957年經濟蕭條以後，大的石油公司以及大的美國公司正在轉向美國之外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以提高利潤率。
20世紀50年代末，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曾經在戰後布雷頓森林體係中占絕對優勢的美元，徹底變成了劣幣。當西歐再次著手實現工業獨立時，其生產率遠遠高於美國，到1961年初肯尼迪總統就職以前，美國經濟形勢每況愈下。
1944年美國談判代表用布雷頓森林體係製定了他們關於戰後國際貨幣體係的條款，他們建立的這個體係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的基礎是“金本位製”，在這一製度下，所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成員國都必須同意固定他們的貨幣價值。但是，其貨幣價值並不是直接相對於黃金固定，而是直接相對於美元固定，而美元相當於固定重量的黃金所具有的固定價值，即每盎司黃金35美元。
每盎司黃金35美元的價格是羅斯福總統在1934年經濟大蕭條時定的，一直沿用了下來。盡管爆發了世界大戰，以及戰後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在25年多的時間裏，美元對黃金的比率一直沒有改變。
隻要美國能一直維持西方世界唯一經濟強國的地位，這些根本性的缺陷就可以忽略。戰後的十年間，歐洲的重建以及為了經濟複蘇購買美國和英國的石油都急需美元，美國擁有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黃金儲備。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當歐洲經濟開始以超過美國的速度增長時，很多人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布雷頓森林體係裏固定的某些安排必須作出改變了。
但是，在紐約銀行界越來越強大的影響下，華盛頓拒絕按照它在1944年強加給同盟國的規則行事。紐約銀行開始投資於國外新的資源，牟取更高利潤。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兩任政府都沒能有效地阻止大量的投資外流，這就是導致20世紀60年代國際貨幣危機的症結所在。
紐約的國際銀行家並不急於做廣告，因為他們並不依靠對美國未來進行投資來獲得巨額利潤。根據1967年1月提交給國會的總統報告，在1962-1965年間，美國公司在西歐投資的盈利水平都在12%-14%之間。而對美國工業進行同樣投資的盈利水平還不到在西歐的一半！
銀行業悄悄地遊說華盛頓保持現行政策。它們繼續在歐洲持有美元，而且不急於把利潤運回美國，投資於美國的發展。這就是歐洲美元市場的開始。它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威脅整個世界貨幣體係的症結所在。
當然，如果美國國會和白宮堅持，運用稅收和信貸政策，以公正的收益率引導這些美元資金投資於美國工廠和設備、先進科技、交通運輸設施，投資於改造日益陳舊的鐵路係統使之現代化，投資於開發對美國工業出口潛力巨大的第三世界的市場，對美國和全世界來說，這些都是利好。對美國來說，這也許是更加明智的選擇，但是，對某些神通廣大的紐約銀行來說，卻並非如此。
在一段時期內，例如十年，如果一個國家以同樣的技術水平生產同樣數量的適銷物品，但是發行的貨幣量卻相當於以十年之初的價格計算的物品總價的兩倍，“消費者”把這一結果稱為巨大的物價膨脹。比如，買一片麵包在1960年需要兩美元，但在1950年買同樣的麵包僅僅需要一美元。由於美元的統治地位，當這一影響波及到全世界時，通貨膨脹的隱藏時間會更長。但是，結果將更具破壞性。
在高參們問的參謀下，林登•約翰遜總統剛一就職就推翻了約翰•肯尼迪總統的決定。約翰遜是一位來自得克薩斯州偏僻小鎮的政治家，對國際政治幾乎不懂，更不要說貨幣政策。有人故意誤導約翰遜總統，使他相信，在東南亞發起全麵軍事戰爭將會解決美國經濟停滯不前的許多問題，並且可以向全世界顯示，在解決現實問題上美國依然是有辦法的。
發動越南戰爭
自悲劇性的越南戰爭以來，人們出版了大量關於戰爭起因的論著。但是，坦率地講，盡管有各種荒唐的軍事理由和社會各界的不同反應，但美國國防工業和紐約金融業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們慫恿華盛頓發動了這場戰爭，因為軍事集結會給它們的利益提供一個政治上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國工業將發生重大轉變，多數產業將會因生產軍需品而複蘇。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的中心越來越多地轉向了軍事經濟，針對共產主義威脅而采取冷戰的借口，被用來證明花費千百億美元的合理性。軍費支出成了紐約金融業和石油業利潤的支柱，石油業這個19世紀英帝國的應聲蟲，披上了20世紀反共的外衣。
越南戰爭是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瑪拉、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邦迪、五角大樓的官員和林登•約翰遜總統的主要顧問一起蓄意策劃的。這場戰爭一開始就注定毫無取勝的希望，隻能解決經濟中國防工業部門的長期發展問題。華盛頓推理認為，為了阻擊所謂“共產主義”在越南的“邪惡侵犯”，美國選民應當可以接受巨大的戰爭成本，盡管美國財政將會因此而加大赤字，但國防工廠卻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
按照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規則，華盛頓可以通過國內巨大的支出赤字使美元膨脹，這樣就可以強迫歐洲和其他貿易夥伴以美元貶值的方式“吞下”美國的戰爭成本。隻要美國拒絕降低美元與黃金的比價，歐洲就不得不以20年前的美元價格接受美元，承擔戰爭費用。實際上，1944年以來，美國經濟表現惡化，美元與黃金的比價已經不能反映美元的真實價值。
約翰遜總統因為擔心失去選票，拒絕提高稅收，但是，為了給“大社會”計劃20世紀60年代，約翰遜總統推行一係列改革措施，以消除歧視和貧困，他自己把這一改革稱為“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劃。——譯者和越戰籌集巨額資金，隻能印刷美元，發行長期國債，彌補財政資金的不足。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聯邦預算赤字每年平均在30億美元左右。隨著戰爭支出急劇上漲，1967年財政赤字達到了驚人的90億美元，1968年達到了令人震驚的250億美元。
這一期間，歐洲中央銀行開始聚集大量的美元作為官方儲備，這就是所謂的存於歐洲非美國銀行的美元在國外的聚集現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1年華盛頓要求歐洲盟國、日本以及十國集團保留日益增長的美元儲備，減少美國黃金儲備的流失，而不許按照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規定調整美元對黃金的比值。
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通過投資美國政府的長期國庫券獲得利息。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因越南戰爭而產生的巨額財政赤字，實際上使用了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的資金來彌補。據說美國的未來主義者赫爾曼•卡恩得知這些赤字財政是怎麽被彌補時，對他的一個朋友驚叫道：“我們已經贏得了曆史上最大的盜竊！我們比大英帝國做得巧妙多了。”但是，到底誰做得更巧妙，這個時候還不那麽明顯。我們馬上就會看到，倫敦城正準備回收境外的這些美元。
很明顯，與布雷頓森林體係擬定時的1944年比，1964年德國和法國等歐洲國家的經濟地位已經明顯不同。但是，美國的政策圈子拒絕傾聽歐洲的主張，特別是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勸告。他們認為，美元貶值會削弱紐約銀行在世界資本市場上“無所不能”的力量。華盛頓已經重蹈了1914年之前英國的覆轍，英國當年的損失是十分慘重的。
起初，當紐約銀行家剛開始在美國籌集資金，到西歐或拉丁美洲進行投機時，肯尼迪總統曾試圖鼓勵複興美國的科技樂觀主義精神，通過實施阿波羅登月計劃，建立國家航空和宇航局，鼓勵投資新科技。1962年，美國的大多數人仍然認為，一個國家應該找到自己走出危機的出路。
但是，
約翰•肯尼迪被暗殺的原因仍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為了建立自己的美國政策模式，這位年輕的總統當時正在調整各種戰略重點。其中，在一個個關鍵問題上，他與控製著東海岸自由派權勢組織的強大金融和政治利益集團意見不一。
1961年5月，在那次致命的達拉斯迪萊廣場汽車巡遊兩年多前，肯尼迪總統去巴黎會見了戴高樂將軍。在《希望的回憶錄》(Memoirs of Hope)一書中，戴高樂對這位美國總統進行了生動的個人評價。肯尼迪向戴高樂表達了美國的觀點，美國支持吳庭豔在南越的專製統治，並且以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援助為掩護，安置美國遠征軍。肯尼迪跟戴高樂說，有必要建造一個壁壘，阻止蘇聯向印度支那的擴張。“我並沒有給他想要的回答，而是告訴總統說他選錯了道路”，戴高樂寫道。
“你會發現”，戴高樂告訴肯尼迪，“幹涉這個地區會引來無休止的糾纏”，戴高樂繼續詳細闡述他的理由。“肯尼迪傾聽我說”，戴高樂得出了他的印象：“肯尼迪離開了巴黎，我是在與這樣一個人打交道，他的年齡和他的雄心壯誌都會激起巨大的希望。在我看來，他像雄鷹一樣搏擊長空”。而回到華盛頓的肯尼迪在
法國總統和年輕的美國總統之間建立起的這種信任將導致美國外交政策方向的全麵改變，對此英美世界的某些強大利益集團看起來並不抱多大熱情。林登•約翰遜於
林登•約翰遜很快把越南從中央情報局的“技術谘詢對象”上升到全麵的軍事衝突，向這場自取失敗的東南亞戰爭中投入了千百億美元和50萬軍隊。戰爭使華爾街債券市場變得異常繁忙，為創紀錄的美國國債籌集資金，同時，某些與國防有關的美國公司從亞洲戰爭中不斷贏利。美國持續的經濟停滯曾使政客約翰遜擔心，但是戰爭支出帶來了繁榮，問題好像解決了。因此，在1964年大選中，他擊敗共和黨人巴裏•戈德華特，贏得了壓倒性的重大勝利。但“勝利”的代價是十分驚人的。
垮掉的一代美國人
麵對日益加劇的城市凋敝問題，約翰遜總統於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數百萬美國青年成群結隊地湧向大學，其實是“隱性失業”的表現形式，大學生人數從1960年的不到400萬上升到1975年的幾乎1000萬。這為華爾街另外發行數十億美元的國家擔保公債用於大學建設提供了借口。用於工業經濟擴張的投資開始轉向“後工業”或者“服務經濟”，這與英國在19世紀末走向衰亡的道路類似。社會安全和福利開銷增加，而各個社會階層都有一部分處於永久性的失業狀態。
1966年，國家航天局的航天計劃支出費用達到60億美元的高峰，以後每年，約翰遜都大量削減。美國大學的科技動力開始停滯，隨即下降。與此同時，鼓勵學生利用“社會關係”或者通過信神拜佛尋找工作。大學教育曾經是“美國夢”的中心，但在20世紀60年代變成了低質量的大規模生產，因為標準被刻意降低了。
作為整個經濟的一部分，對交通運輸、電力電氣設備、供水係統以及其他必要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正在逐步惡化。紐約的銀行家的理由是，如果你不再關心工業產品的生產，那麽為什麽還要投資建設公路和橋梁並把產品推向市場呢？
20世紀60年代，為了兜售事實上不投資於美國經濟的政策，英美智囊機構著眼於長遠，認為必須改變美國傳統的對科技和工業進步的投入。
越南戰爭、麻醉藥品解禁以及奧爾德斯•赫胥黎和提摩太•李雷的性“花癲派”(flower power)反文化觀念，這就是一部分英美自由派權勢集團提倡的事情。在一個絕密的、代號為MKUltra的中央情報局研究項目中，英國和美國的科學家使用迷幻劑和其他改變情緒的藥物進行試驗。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個項目引發了大家所知的嬉皮士運動，有時也被稱作“新世紀思維”或者“寶瓶座時代”。當時的英雄是搖滾和麻醉藥品的倡導者，例如滾石樂隊和吉姆•莫裏森以及作家和麻醉藥癮君子肯•克西。神秘的非理性正在取代科技進步，迅速成為數千萬美國青年的信仰。John Ranelagh The Agenc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6 。
當約翰遜政府信奉華爾街的“後工業”政策時，政府減少了對科技和工業進步的投入。年輕新銳的精英層，他們滿腦子個人享樂和對國家目標冷嘲熱諷，開始出現在美國大學校園，從哈佛、普林斯頓和其他一些所謂精英大學開始。哈佛大學教授提摩太•李雷曾用影響巨大的十二字真言描述他們，即“敞開心靈，追隨感受，摒棄主流”(turnedon，tunedin，anddroppedout)。
為了改造美國公企業和工業的思想，管理人員也接受一種被稱為“T群組會議”或者“靈敏度訓練”的新式培訓，這種培訓由國家培訓實驗室的外聘心理學家提供。這麽做的結果是使智力變得遲鈍，並為人們接受即將到來的衝擊做好準備。人們沉緬於增加對彼此缺點的了解和感受上，這樣他們才不會看到國家正失去其目的性。
1968年，當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即將贏得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勝利、對某些利益集團構成威脅時，在洛杉磯他被一個“獨行殺手”暗殺了。就在同一年，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在孟斐斯的汽車旅館外也遭暗殺。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金被殺時的戰略背境。他到孟斐斯是為了支持這個城市黑人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是為了推動還沒有建立工會組織的南方工人成立工會。在緊隨1957年經濟蕭條之後的“工廠外遷”時期，美國南部的“廉價勞動力”是工業生產的又一個天堂。當時，工會控製了底特律、匹茲堡、芝加哥和紐約等工業中心，隻要把工會阻止在“新南部”大門之外，南部的廉價勞動力就將持續存在。
當大工廠跑到南部沒有工會的廉價勞動力地區或者遷到發展中國家時，貧民窟、吸毒成癮和失業就在北方工業城市就像瘟疫一樣滋生蔓延。華爾街不投資於美國成熟工業區的政策開始顯示出了真正的效果。為了搶到越來越少的工作機會，北方城市中熟練的白種藍領工人不得不與不熟練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進行競爭。在紐瓦克、波士頓、費城以及奧克蘭這樣的美國工業城市，像湯姆•海頓這種由政府支持的暴亂分子蓄意製造騷亂。這麽做的目的是，通過給他們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簽，可以削弱北方城市已經建立起來的工會組織的力量。這些國內暴亂分子由福特基金會的“次貧地區計劃”提供支持，這也是約翰遜總統“向貧窮開戰”的典型例子。
約翰遜總統發動的“向貧窮開戰”運動由政府提供資金，旨在利用由英美權勢集團政策造成的經濟衰退。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衝破阻力，在美國推行新的工資削減政策。美國金融集團正準備把19世紀英國的殖民式掠奪強加於美國，操縱“種族戰爭”將是他們的武器。
剛剛建立的美國經濟機會辦公室削弱了傳統美國勞工的政治聲音和城市選區機製的影響力。僅在十年前，白種藍領產業工人還被尊稱為美國工業活力的源泉，現在突然被強大的自由派媒體貼上了“反動分子”和“種族主義分子”的標簽。隨著勢力強大的銀行實行不投資政策，這些工人眼睜睜地看到整個社會結構崩潰，充滿了恐懼和困惑。
哈佛大學的院長麥克喬治•邦迪，作為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參與籌劃了越南戰爭。到1966年，邦迪來到紐約，成為頗具影響力的福特基金會的領導人，他把美國帶進了新的“越戰”。在這個新的“大社會”計劃裏，黑人與白人競爭，失業人員與從業人員競爭，與此同時，華爾街的銀行家卻在削減工會規定的工資水平，減少基礎設施投資，把投資轉移到亞洲或南美洲等勞動力廉價的地區，大賺其錢。作者親身經曆了美國曆史上這一段令人悲哀的時期。
英鎊終於頂不住了
到20世紀60年代初，戴高樂的獨立自主政策並不是紐約和倫敦金融界所麵臨的唯一關鍵問題。1959年，美國的外債依然接近她的官方黃金儲備的總價值，兩者均為200億美元左右。到1967年，也就是英鎊危機威脅到整個布雷頓森林體係結構時，美國總的海外流動債務已經急劇上升到360億美元，然而其黃金儲備已經垂直下跌到120億美元，隻有債務總量的三分之一。
隨著美國短期外債開始超過黃金儲備，一些機敏的金融機構估計，某些規則早晚會被打破。1961年1月，肯尼迪總統第一次向參眾兩院做演講時指出：
自從1958年以來，我們花費或者投資在國外的美元與重新回到我們手中的美元之間的差額大幅增加。在過去的三年中，我們的貿易赤字總額增加了將近110億美元，國外美元持有者把它們轉換成了黃金，數目如此之大，將導致我們近5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流失。
有跡象表明，肯尼迪總統在很認真地想辦法解決越來越多的美元外流問題。就在遇難前不久，肯尼迪曾在
肯尼迪並沒有活著看到他的《收益均等稅法》獲得通過。當該法最終在1964年9月通過時，紐約和倫敦金融界的一些強權人物已經插入了一條表麵上看似無關緊要的修訂條款，它規定有一個國家可以免征新的財產稅，這個國家就是加拿大——英聯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就成了巨大漏洞的管道，通過倫敦控製的金融機構在中間調停，可以確保美國美元繼續外流。這是英國曆史上老辣的金融妙計之一。
另外，美國銀行駐國外分支機構發放的貸款也免征新的美國稅。美國銀行競相在倫敦以及其他合適的中心城市建立分支機構。英國金融界再一次通過發展新的巨額“歐洲美元”銀行和借貸市場，使倫敦成為世界金融和銀行業的中心Jacques Attali A Man of Influence：Sir Siegmund Warburg，1902–1982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6 。
當以前的“世界銀行家”開始囤積轉移出來的美國美元時，江河日下的倫敦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英格蘭銀行和倫敦的西格蒙德•沃爾伯格爵士在華盛頓朋友的幫助下，特別是在副國務卿喬治•鮑爾的幫助下，非常巧妙地引誘美元進入倫敦的歐洲美元市場，這裏將成為美國之外最大的美元信貸集中地。到20世紀70年代，據估計匯集有1.3萬億美元的“短期流動資金”，所有這些資金都是“離岸的”，也就是說不受任何國家或者中央銀行的約束。紐約銀行和華爾街的經紀行在倫敦設立辦事處，辦理興旺的新歐洲美元市場業務，躲開了美國稅務當局監視的眼睛，從歐洲美元市場和大跨國公司獲得廉價資金。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華盛頓欣然打開大門，允許美元從美國海濱流向歐洲新的美元“短期流動資金”市場。
購買這些新的歐洲美元債券——被稱作歐洲債券——的買主，都是匿名的，銀行家戲稱他們為“比利時牙醫”，倫敦、瑞士以及紐約操縱著這個新遊戲。這些歐洲債券是“不記名”債券，也就是買主的名字沒有在任何地方注冊過，對尋找機會逃稅的所謂瑞士投資者，甚至是想通過洗黑錢牟取不法利益的毒梟來說，這是非常受歡迎的。擁有由通用汽車付利息的歐洲美元債券黑色收入，還有什麽比這更好的事情呢？
一位對歐洲美元十分敏感的意大利分析家馬塞羅•塞科強調：“歐洲美元市場是20世紀60年代最重要的金融現象，它正是引起20世紀70年代初期金融動蕩的原因。”Marcello DeCecc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U S Domestic Policy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July 1976
但是，與倫敦國際金融家的利益相反，由於加拿大資金漏洞以及由此帶來某些倫敦銀行的美元儲蓄，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時，英國的工業經濟變得越來越混亂，越來越糟糕。
對英鎊這一戰後布雷頓森林體係中繼美元之後的第二根支柱的信心也迅速崩潰。一段時間以來，英國的對外貿易收支差額以及總的經濟形勢一直不穩定，官方一直對外承諾要維持帝國的地位，但是工業基地遭到破壞，儲備明顯不足。自工黨1964年10月掌權以後，危機多多少少開始轉向長期化。
戰後，按照布雷頓森林體係，英國通過與其殖民地以及以前的殖民地的英鎊集團聯係，本來可以使英鎊成為硬通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作為穩定的儲備貨幣，與美元抗衡。英國要求英聯邦成員國(當然表麵上很紳士)在倫敦存放各自國家的黃金和外匯儲備，以維持倫敦銀行的英鎊平衡。英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配額僅次於美國。這樣，對於維持20世紀60年代的布雷頓森林體係中的美元秩序，英鎊的穩定性就顯得非常重要了，盡管其經濟條件已經明顯變壞。
在20世紀60年代，英國同美國一樣，是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金融資金的資本淨出口國，盡管其工業和科技事實上已經停滯不前，造成了漸增的貿易逆差。相反，由於得益於新的共同市場內部日益增長的貿易以及對科技進行大力投資獲得的生產優勢，歐洲大陸的經濟得到了繁榮發展。
比較起來，英國對於新技術的投資就明顯不足了。倫敦的金融利益集團總是熱衷於吸納資金，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中期，通過維持高於所有主要工業國家的利息率，吸引世界資金流入倫敦銀行，而工業卻陷入衰退，沒有能力貸款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
到1967年，英國的地位變得令人擔憂。盡管幾次通過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急借款穩定了英鎊，但是英國的外債還在持續增長，僅這一年又增長了20億美元，增幅約20%。1967年1月，戴高樂的首席經濟顧問雅克•魯伊夫來到倫敦，建議提高主要工業國家黃金的官方價格。美國和英國拒絕接受這一建議，因為這事實上意味著使她們的貨幣貶值。
整個1967年，英國銀行的黃金儲備一直在減少，國外債權人一旦得知日益疲軟的英鎊即將大幅貶值的消息，一定會用紙幣換回黃金，他們認為黃金的價格肯定上升。1967年6月，戴高樂政府宣布，法國已經從美國煽動的“黃金儲備池”中撤出。1961年，在華盛頓的強大壓力之下，十個主要工業國的中央銀行成立了後來大家所知的十國集團。除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外，這個集團還包括荷蘭、比利時、瑞典、加拿大和日本。1961年，十國集團同意把儲備集中到一個特定的基金——黃金儲備池，由位於倫敦的英格蘭銀行管理。按照規則，當出現緊急事件時，最好采取臨時辦法補救，美國中央銀行隻承擔把世界黃金價格維持在1934年35美元/盎司的人為低價所需成本的一半。如果隻是暫時的，那麽另外九國，還有瑞士，同意負擔“緊急”幹預成本的另一半。
到1967年，“緊急情況”已經轉向長期化，這裏由於華盛頓拒絕控製其戰爭開銷赤字，另外，隨著英國經濟的崩潰，英鎊持續疲軟。戴高樂從黃金儲備池中撤出，不想再向無底洞中投入更多的法國中央銀行的黃金儲備。以倫敦《經濟學人》雜誌為首的美英財經新聞界，開始對法國政策進行強烈抨擊。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戴高樂犯了一個戰術錯誤。
在1967年2月的公開演講中，法國總理喬治•蓬皮杜重申，法國堅持由黃金支持的貨幣體係作為唯一避免國際操縱的手段，並補充說，“國際貨幣體係不能有效運作的原因，是因為它給予擁有儲備貨幣的國家(如美國)一些有利條件：這些國家能夠擔負得起通貨膨脹的後果而不用付出代價。”實際上，約翰遜政府和聯邦儲備係統隻需要印刷美元以代替黃金，然後把它們發往國外。
1967年法國的中央銀行決定把它的美元和英鎊儲備兌換成黃金、退出1961年自願加入的黃金儲備池協定時，衝突變得更加尖銳。其他的中央銀行紛紛效仿。形勢到了近乎恐慌的地步，因為到年底有大約80噸黃金在倫敦市場被賣掉，這是五年裏從來沒有過的，阻止投機的努力無效。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整個布雷頓大廈行即將倒塌在它最脆弱的鏈條——英鎊麵前。
1967年下半年的金融投機者都忙著在所有可能的市場上賣掉英鎊，從法蘭克福到比勒陀利亞都在購買美元或者其他能購買商業黃金的貨幣，引起了黃金價格的急劇上漲，再也不是是美國官方35美元/盎司的價格。英鎊危機間接地把注意力指向了國際貨幣體係核心中越來越明顯的脆弱點——美元。
到
一旦英鎊貶值，投機的壓力馬上轉向了美元。國際上的美元持有者到紐約聯邦儲備係統的黃金折價窗口要求合法地兌換黃金。結果，黃金的市場價格直線上升，盡管美國聯邦儲備係統向市場拋售黃金儲備，以阻止價格上漲，但難以挽救局勢。華盛頓在以美元為基礎的紐約銀行的操縱下，堅決拒絕調整每盎司35美元的黃金官方價格。但是，法國——黃金最大的擁有者之一，從十國集團黃金儲備池中的撤出，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到年底，華盛頓官方黃金儲量又下降了10億美元，降到了隻有120億美元。
戴高樂倒台
1968年，危機勢頭不減。當年的3月8-15日之間，倫敦的黃金儲備池不得不提供將近1000噸黃金，以維持黃金價格。英格蘭銀行稱重室地板上堆滿了黃金，不堪重負，幾乎要被壓垮了。甚至動用了美國空軍飛機從位於諾克斯堡的美國儲備係統緊急運進黃金。
到1968年4月，在華盛頓的要求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十國集團特別會議。美國官員計劃公開另一個方案，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造一種新的“紙黃金”替代品，就是所謂的特別提款權(SDRs)，進一步推遲清算日的到來。
斯德哥爾摩會議本來是打算為接下來一個月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上正式采用華盛頓特別提款權計劃創造條件的，但是由於法國的反對，協議沒有得到一致同意。法國部長米歇爾•德布雷再三強調法國政府的一貫政策，要求回到布雷頓森林體係最初的規則上去。戴高樂的顧問魯伊夫曾經反複建議，美元對黃金進行“休克”式貶值，貶值100%。這簡單明了，不僅可以使美國的官方黃金儲備以美元計算加倍，並且足以使美國兌得大約100億美元的國外美元，同時維持與以前一樣的黃金儲備價值。從人性角度看，這理性得多，又沒有痛苦。但不幸的是，建議沒有被采納.Jacques Rueff Balance of Payments：Proposals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Most Pressing World Economic Problem of Our Time New York：Macmillan，1967 。
在法國拒絕支持華盛頓的特別提款權救援方案的幾天之內，法國自己就成了戰後政治最不穩定的國家。以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左翼學生為首，學生在全國發動暴亂和罷工，整個法國很快陷入混亂。與政治上動蕩的局麵相呼應(有趣的是，法國共產黨試圖平息這場動亂)，美國和英國的投資家開始恐慌性地擠兌法郎，因為法郎一直受到英美金融媒體的大肆追捧。
1968年5月的學生暴亂，是法國以一國之力違抗倫敦和紐約金融利益集團的命令，並持續與之對抗的結果。法國的新法律允許貨幣隨意兌換，利用這一點，金融機構開始用法郎兌換黃金，到1968年底，法國黃金儲備幾乎流失了30%，法郎出現了全麵危機。
令人悲哀的是，英美的反擊成功了。一年內，戴高樂被迫下台，法國的話語權被嚴重削弱。1969年2月，戴高樂在任上的最後幾次會談中，他會見了英國駐法國的大使克裏斯托弗•索姆斯。戴高樂又一次告訴索姆斯，回顧法國戰後的政策，歐洲必須獨立。但是，她獨立的立場已經受到許多歐洲國家“親美”情緒深深的危害，特別是英國。De Menil Who Speaks for Europe？ p 174 。
這時敢公開違抗倫敦和紐約強大金融利益集團意願的另一個國家，是西方最大的黃金生產國——南非共和國。1968年初，南非拒絕按35美元/盎司的官方價格出售新開采出來的黃金來換取英鎊或美元。為了建立以黃金為基礎的新貨幣秩序，改革布雷頓森林貨幣體係，法國和南非曾經舉行過會談。但這激起了美國領導下的各國中央銀行對南非的聯合抵製。這一抵製行動，幾乎正好在20年後，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再次被同樣的利益團體重新采取過。
盡管法國的“威脅”明顯降低了，但是，華盛頓和倫敦的成功同時也證明，這是一場代價極大的勝利。
第九章 逆流而動 人為製造石油危機
Running the World Economy in Reverse： Who Made the 1970s Oil Shocks？
為避免金融上的毀滅性打擊，美國不惜人為地製造石油禁運，操縱大規模反核運動，製造經濟增長極限的恐怖氣氛，為的是控製世界石油流通，獲得石油溢價的巨額利益。
推倒多米諾骨牌
理查德•尼克鬆總統任職第一年的年末，也就是1969年年末，美國經濟又一次開始出現衰退。到1970年，為扭轉低迷的經濟形勢，美國大幅度降低利率。結果，投機“熱錢”再一次創下美元曆史的新紀錄；為尋求更高的短期收益，投機者紛紛把資金轉往歐洲和其他地方。
美國堅持美元不貶值的政策，對規模巨大、不受監管的歐洲美元市場也不願采取嚴厲的控製措施，到1970年時已經持續了近十年，這一政策的後果之一是，短期貨幣投機日益加劇了不穩定性。正如全世界大多數銀行家所熟知的，在短時期內，就連克努特王也無力回天
克努特，1017-1035年英格蘭國王，他曾坐在大海旁令潮水後退，但還是被海浪濺濕了衣服。他對那些阿諛奉承的朝臣說，你們雖然奉我為國王，但是我卻連潮水也阻擋不了。——譯者。
1970年尼克鬆施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後果之一，前些年資本流入的趨勢出現逆轉，導致淨資本外流達到65億美元。但是，美國經濟不景氣狀況依然沒有改變。由於利率進入1971年後仍連續下降，貨幣供應量持續增加，資本外流規模空前巨大，總額達到了200億美元。此外，1971年5月，美國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月度貿易逆差，並觸發了世界範圍內對美元的恐慌性拋售。局勢到了瀕臨絕望的程度。
到1971年，美國的官方黃金儲備不及官方負債的四分之一：理論上講，如果國外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把美元兌換成黃金，除非采取激烈手段，華盛頓將沒有能力滿足這樣的要求。Victor Argy The Post war International Money Crisis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 。
華爾街勸說尼克鬆總統不要對抗美元兌換黃金的全球性風潮，因為這樣做是徒勞的。不幸的是，華爾街也不想看到美元兌黃金的貶值，保持美元堅挺是他們近十年來一直熱衷追求的目標。
同年12月，美國在華盛頓與主要歐洲國家、日本等國進行對話。對話中，尼克鬆總統再次強調了其單方麵的行動，對話得到了一點少得可憐的妥協，即所謂的史密森協定。尼克鬆的誇大其詞甚至超過了他的前任林登•約翰遜，在史密森協定談判後，他宣布談判是“世界曆史上最具意義的貨幣協定的總結”。美國正式使美元兌換黃金的價格降低了8%，使得長久以來35美元兌換
隨著向全世界的美元持有者宣布他們手中的美元將不能夠兌換黃金，尼克鬆“推倒”了世界經濟的“多米諾骨牌”，觸發了一係列事件，給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震動。僅在幾星期之內，人們對史密森協議的信心開始崩潰。1968年，由於黃金問題和對布雷頓森林體係規則的執著，戴高樂對華盛頓的政策不予配合，進行了堅決的對抗，這雖然沒有對重新安排國際貨幣係統形成足夠的壓力，但是卻對華盛頓為掩蓋美元出現的問題而製定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計劃造成了足夠的破壞。中止美元兌換黃金和隨之帶來70年代初的國際“浮動匯率”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隻是爭取了一些時間而已。
對美國來說，本來有一個非常好而且可行的方案，即把美元幣值確定在一個更加現實的水平上。這一方案源自於法國，由戴高樂的前經濟顧問雅克•魯伊夫提出。他始終認為，美元應該定位於70美元兌換
黃金本身並沒有多少內在的價值，隻有一些工業用途。但從曆史上看，由於其稀缺性，它扮演著價值標準的角色，根據這一標準，不同國家限製了黃金的交易條件並且以黃金為基礎發行貨幣。當尼克鬆決定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後，他打開的是蓄洪閘，世界範圍內史無前例的拉斯維加斯式投機狂歡開始了。1971年8月以後，長期的經濟活動與固定匯率標準掛鉤的情況發生了改變，世界貿易簡直成了投機競技場，博弈各種不同貨幣匯率浮動方向。
尼克鬆戰略的真正製定者來自極具影響力的倫敦金融界商業銀行。1971年夏，從尼克鬆對布雷頓森林體係金本位製的拆解當中，西格蒙德•沃爾伯格先生、埃蒙•德•羅斯切爾德、喬斯林•漢布羅等人看到了極其難得的機會。倫敦再一次成為世界金融的主要中心，而且又是靠“借來的錢”，隻是這次借的是歐洲銀行的美元。
1971年8月以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主持下的美國政策重點是為了控製世界經濟，而不是為了發展世界經濟。美國的政策官員們開始自豪地稱他們自己為“新馬爾薩斯主義者”。20世紀7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控製人口增長而不是促進科技轉移和工業增長開始占據優先地位，這是19世紀英國殖民思想的又一次回潮。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由於史密森協議缺乏有效的支撐基礎，到1972年時，情況進一步惡化，大量的資本流動再一次使美元湧向日本和歐洲，直到
這就意味著世界上所有主要貨幣開始了所謂的“有控製的浮動”過程。1973年2-3月，美元兌德國馬克的匯率再次貶值40美分。自此，貨幣開始陷入永不停歇的變動之中，這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但是這一次，為了從失去金融支柱的毀滅性打擊中贏得上風，紐約、華盛頓和倫敦的戰略家們準備采取非常手段搶占先機。
一次不尋常的會議
尼克鬆
1973年5月，美元的急劇貶值依然持續，84位世界頂尖級金融和政界人士聚集在瑞典的索爾茨約巴登——瑞典銀行業名門瓦倫堡家族的一個隱秘的海島度假勝地。由伯恩哈德王子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組織的這次聚會上，美國與會者沃爾特•利維描繪了歐佩克(OPEC)石油收益即將出現四倍增長的“前景”。索爾茨約巴登秘密會議的目的，不是為了阻止可能產生的石油價格波動，而是為了操縱即將產生的石油美元洪流，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後來稱之為“石油美元潮的再循環”過程。
這位來自美國的發言人對大西洋-日本的能源政策闡釋得十分清楚。在描述了未來世界石油需求將由少數幾個中東產油國來供給的前景後，發言人預言：“石油進口成本將大幅度提高，石油消費國的貿易平衡將遭遇巨大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國家空前的外匯盈餘積累將導致嚴重後果。”該發言人還補充道：“在石油出口國、石油進口國、石油生產國、國際石油公司的所在國以及石油生產和進口國的國家石油公司之間，政治、戰略和權力關係的全麵調整剛剛開始。”他隨後預測，歐佩克的原油收益將提高四倍以上，上漲幅度正好和基辛格即將向伊朗國王提出的要求一樣(圖4)。
彼爾德伯格會議
1973年5月10-13日索爾茨約巴登會議美國與會者名單
(有20位美國與會者下榻索爾茨約巴登賓館，不包括此記錄的作者和我。有10位是會議指導委員會委員，因此有10個空缺名額。)
以下人員有一個或兩個推薦人——包括兩種推薦並用。考慮到可能參加的與會者，我們必須記住讓年輕人
美國政府——行政人員
亨利•基辛格(備選：副國務卿拉什)
喬治•舒爾茨(備選：唐納•哈姆斯菲爾德，埃伯爾大使)
詹姆斯•亞金斯(白宮及國務院能源專家)
美國政府——國會人員
參議員約翰•陶爾(備選：參議員布魯克或帕西和參議員斯科特)
參議員傑克遜(備選：參議員蒙代爾或普羅克斯米爾)
眾議員約翰•卡爾福
媒體人士其他
唐納德•庫克格拉漢姆•艾利森
奧斯本•艾略特羅伯特•亨特
理查德•霍爾布魯克羅伯特•鮑伊
安德魯•海克爾羅倫特•安德森
(凱瑟琳•格雷厄姆)林肯將軍州鮑登學院係主任羅賓森
哈克斯•弗蘭克爾哈維•布魯克斯
弗羅拉•劉易斯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湯姆•威克爾威廉•邦迪
羅伯特•謝策爾卡羅爾•威爾遜
米麗婭姆•坎普斯斯坦利•霍夫曼
帕特莉西亞•哈裏斯
圖4美國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官員羅伯特•墨菲
本備忘錄是墨菲在胡佛研究所內保存的文檔之一
改善能源進口國之間關係的任務應當從歐洲、美國和日本之間的磋商開始。這三個地區代表了世界60%的能源消費，而且她們的能源產品貿易總量在世界上占更大的比例，因為世界上80%的能源產品都出口到這三個地區。
合作的另外兩個原因就是這些國家對世界的責任。首先，不管是能源危機還是能源增長都可能不可挽回地危及自身本來就沒有多少資源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其次，石油生產國對金融資源的濫用或控製不嚴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貨幣體係無序化並遭到破壞。
合作的總則和限製：在歐共體有一個非官方的共識，那就是歐洲樂意與美國和日本開展能源合作，主要是解決進口國之間的惡意抬價……
石油進口的成本將大幅度提高，暗示了石油消費國家的貿易平衡將遭遇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國家空前的外匯盈餘積累將導致嚴重後果。
在石油出口國、石油進口國、石油生產國、國際石油公司的所在國以及生產和進口石油的國家石油公司之間，政治、戰略和權力關係的全麵調整剛剛起步。
圖5：兩段摘自1973年5月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在瑞典索爾茨約巴登會議中的機密協議。請注意會議討論了“石油生產國對金融資源的濫用或控製不力完全有可能使世界貨幣體係無序化並遭到破壞”的危險。第二段摘錄談及“從中東進口石油的巨大增長。進口的成本將大幅度提高。”稍後在討論中公布的數字預示了歐佩克原油價格將近四倍的增長。
1973年5月參加索爾茨約巴登會議的有：大西洋裏奇菲爾德石油公司的羅伯特•安德森，BP公司董事長格林希爾勳爵，歐洲債券創始人、瓦倫堡集團的埃裏克•洛爾先生，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的喬治•波爾(大約10年前，作為美國國務卿助理，波爾要求他的銀行家朋友西格蒙德•瓦倫堡開發倫敦的歐洲美元市場)，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大衛•洛克菲勒，後來即將成為卡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意大利人吉安尼•阿涅利和德國人奧托•沃爾夫•馮•阿梅羅根等。亨利•基辛格也是彼爾德伯格會議的常客。‘Saltsjbaden Conference ’Bilderberg meetings，11-13 May，1973 筆者得到了這次會議正式討論的原始記錄。通常這是保密的，但文件是從巴黎的一個舊書商那裏買來，很明顯來自於某個成員的圖書館。2000年9月，在一次私人談話中，紮基•亞馬尼王子向作者談到了1974年初他與伊朗國王的會談。當時，根據沙特國王的指令，亞馬尼問伊朗國王：為什麽伊朗要求歐佩克作如此大的價格調整，國王回答說：“對這個問題，我建議你去華盛頓問亨利•基辛格博士。”1973年彼爾德伯格會議的日程是由羅伯特•墨菲準備的。1922年時他是美國駐慕尼黑領事，第一次見到阿道夫•希特勒，就立即向華盛頓的上司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議。墨菲後來作為政治顧問推動形成了戰後的對德政策。在索爾茨約巴登提交了能源報告的瓦特•利維，與“七姊妹”石油公司有著密切的聯係。1948年，作為馬歇爾經濟合作計劃管理辦公室的石油經濟學家，利維極力阻止政府對石油公司的定價進行調查。。
與會者名單
主席：H R H 荷蘭王子殿下
歐洲榮譽秘書長：恩斯特•範德伯格
美國榮譽秘書長：約瑟夫•約翰遜
榮譽財務官：弗裏茨•卡斯滕
喬瓦尼•阿涅利 意大利
羅伯特•安德森 美國
喬治• 波爾美國
威爾弗德•鮑姆加特納 法國
弗雷德裏克•貝內特 英國
塞拉哈丁•貝亞茲特 土耳其
努裏•伯奇 土耳其
埃爾林•比吉奧 丹麥
安德斯•比奧加德 瑞典
馬塞爾•波堤克斯 法國
波吉特•布魯爾 德國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美國
威廉•邦迪 美國
西塔迪尼•塞西侯爵 意大利
埃米利奧•科羅多 美國
迪安•阿瑟 美國
埃裏克•德雷克爵士 美國
羅伯特•杜奇 意大利
拉法葉•吉魯提 意大利
圖6：1973年彼爾德伯格會議部分正式與會者名單。包括ARCO公司首腦羅伯特•安德森、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和喬治•波爾
一年一度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會議最早開始於1954年5月，當時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一個由親英派人士組成的集團指定了第一次會議場所——埃亨附近的彼爾德伯格酒店，會議因此而得名。這個集團的成員包括喬治•波爾、大衛•洛克菲勒、約瑟夫•
圖7：1973年在索爾茨約巴登召開的彼爾德伯格會議機密協議書封麵。
作者在巴黎的一個書商處購得，封麵上蓋有書商的印章。
顯然，彼爾德伯格聚集的巨頭們在那年5月份作出的決定是，要發起一次對世界工業增長的巨大打擊行動，使權力的天平重新偏向英美的金融利益集團和美元一邊。為了這次行動，他們決定使用他們最具威力的武器——對世界石油流通的控製。彼爾德伯格的政策是引發全球性的石油禁運，以此來大幅度提高世界石油價格。自從1945年以來，由於美國的石油公司主導了戰後石油市場，美元作為石油標價的標準貨幣已經成為國際慣例。因此，世界油價的突然急劇上漲，意味著購買這些石油的美元需求量也同樣在全球急劇上升。
這是一個以倫敦和紐約為中心的利益集團，有史以來，從來沒有哪個利益集團對世界經濟前景的控製力達到如此強大。英美金融利益集團對石油的控製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們清楚地知道，它們的方式之所以如此強蠻，是因為它們有優勢。
1973年的石油危機
美國情報機構的報告，包括截獲的阿拉伯官員之間關於確認已經開始戰爭集結的通信，被當時尼克鬆總統的情報“沙皇”基辛格全部壓了下來。那場戰爭及其後果，基辛格聲名狼藉的“穿梭外交”，都是華盛頓根據5月召開的(也就是開戰前大約6個月)索爾茨約巴登會議綱領安排的。全世界對此十分憤怒，阿拉伯產油國成了替罪羊，而應該負責的英美利益集團卻躲在幕後平安無事。Matti Golan The Secret Conversations of Henry Kissinger：Step-by-Step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Bantam Books，1976 。
1973年10月中旬，聯邦德國政府總理維利•勃蘭特告訴美國駐波恩大使，聯邦德國在中東衝突中保持中立，而且不允許美國使用聯邦德國的軍事基地對以色列進行補給。伴隨著某種不祥預感，尼克鬆總統於
我們認識到，歐洲人比我們更加依賴阿拉伯石油。但是，我們認為，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不與我們保持一致，並不會減少你們的脆弱性……你們認為，這場危機不是聯盟的共同責任，而且給以色列提供軍事補給也不是聯盟責任的一部分。我認為，我們實難苟同你們的觀點……Henry A Kissinger Years of Up heaval Boston：Little，Brown，1982
在中東衝突這個問題上，華盛頓絕不允許聯邦德國宣布保持中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可以明確表示中立，因此她也避免了受到阿拉伯石油禁運的影響。倫敦再一次巧妙地躲過了國際大危機，在這方麵，英國總是很有辦法。讓歐佩克油價上漲四倍的一個巨大後果是，英國石油公司、皇家荷蘭殼牌公司和其他英美石油公司冒險投資的北海油田可以因此而產生利潤，否則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將石沉大海，血本無歸。當時，如果歐佩克油價不漲，這些新建的北海油田是否能賺到錢還是未知數。當然，這可能僅僅是一個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危機在1973年末才真正到來。當時，美國總統正好卷入所謂的“水門事件”，亨利•基辛格因此成為事實總統，全權負責處理危機中的美國政策。
1974年，為了設計一項迫使歐佩克降低油價的戰略，尼克鬆政府派遣一位白宮高級官員前往財政部，但他被粗魯地趕出了門。在一份備忘錄中，這位官員描述道：“是銀行界的領袖們不願意接受讓石油降價的建議，極力主張使用‘再循環’計劃來適應高油價。這才是致命的決定……”
當時的美國財政部，在部長助理傑克•貝內特的領導之下，與沙特阿拉伯貨幣局(SAMA)達成了一項秘密協定，該協定於1975年2月在由財政部部長助理貝內特寫給國務卿基辛格的備忘錄中被最終定了下來。貝內特曾經幫助尼克鬆總統製定了至關重要的1971年8月的美元政策。秘密協議條款規定，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稅收收益將用於彌補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年輕的華爾街投資銀行家、當時的懷特維德公司駐倫敦分公司專門經營歐洲債券的負責人大衛•馬爾福德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擔任沙特阿拉伯貨幣局的首席“投資顧問”。他的任務是指導沙特阿拉伯把石油美元投資到正確的銀行，自然都是些倫敦和紐約的銀行。彼爾德伯格計劃正在按計劃推進。Memorandum reproduced i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view Vol 20，no 6 London，January 1991 p 45
作為尼克鬆總統最權威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已經牢牢控製了整個美國的情報係統，還控製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就在十月贖罪日戰爭之前，他說服尼克鬆提名他為國務卿。由於扮演著重要角色，基辛格擁有兩個頭銜：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這是空前絕後的。在尼克鬆總統任期的最後幾個月，沒有任何人像基辛格一樣擁有這麽大的權力。更加有意思的是，基辛格還在1973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就在1974年1月1日德黑蘭會議之後，第二次石油價格上漲開始了，這一次油價上漲了一倍，歐佩克原油基準價達到11.65美元。這是伊朗國王強烈要求的結果，是基辛格秘密施加壓力讓他這樣做的。他提出這樣的要求，真是令人吃驚，就在幾個月前，他還反對歐佩克把油價漲到3.01美元，因為他害怕這會使西方出口商提高出口到伊朗的工業設備的價格，這些設備是伊朗推進雄心勃勃的工業化進程所急需的。華盛頓和西方國家在十月戰爭中對以色列的支持，激起了與會歐佩克國家的憤怒情緒。就連基辛格掌管的國務院都不知道基辛格與伊朗國王之間的秘密詭計。James Akins Private conversations regarding his tenure as Director of Fuels and Energy Off oce of U S State Department at that time；later he was ambassador to Saudi Arabia 。
從1949年到1970年末，中東原油價格平均約為1.90美元/桶。在1973年初漲到了3.01美元/桶，也就是在那時，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在索爾茨約巴登會議上討論了未來歐佩克石油價格上漲四倍。到1974年1月，油價上漲四倍已成事實。
石油危機的經濟影響
1973年底，對美國的石油禁運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可以用“恐慌”二字來形容。從整個1972年到1973年初，以埃克森公司為首的大型跨國石油公司一直在奉行造成美國國內原油短缺的政策，這一點十分奇怪。尼克鬆在幕僚建議下所做的一係列不尋常決策，為這些公司開了綠燈。因此，在1973年11月石油禁運的時候，影響可以說是劇烈的。根據1959年美國貿易協議法的規定，白宮有責任控製美國的石油進口。
1973年1月，尼克鬆任命財政部長喬治•舒爾茨為總統經濟事務助理，主管白宮的石油進口政策。財政部副部長威廉•西蒙，曾是華爾街債券商，他被委以石油政策委員會主席的重任，導致10月石油禁運的關鍵幾個月的石油進口供應政策，就是由該委員會製定的。
1973年2月，尼克鬆被說服建立一個特殊的“能源三人執政”體係，也就是白宮特別能源委員會，其中包括舒爾茨、白宮幕僚約翰•厄利希曼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盡管在華盛頓或其他地方沒有人意識到，但一切正在悄悄地按照彼爾德伯格的計劃布局。到1973年10月，美國國內原油庫存已經處於令人擔心的低水平線上。歐佩克的原油禁運引發了公眾購買汽油的恐慌，紛紛呼籲實行配給製度，隨之產生了排長隊加油的現象和經濟衰退跡象Craufurd D Good winetal Energy Policy in Perspective Washington，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 。
石油危機對美國最大城市紐約的影響最為嚴重。1974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九家銀行，由大衛•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頓銀行、花期銀行和倫敦-紐約投資銀行、拉紮德兄弟銀行牽頭，通知老派古板的政客——紐約市長亞伯拉罕•畢姆，要他把紐約的巨額養老基金的管理權交給這些銀行成立的委員會，即市政協助公司，否則這些銀行和他們的媒體夥伴將施加影響，摧毀紐約的財政。毫不奇怪，這位強勢市長屈服了，而且紐約市被迫大幅削減了公路、橋梁、醫院和學校的投資，用於償還銀行債務，使得數萬工人下崗。這座美國最大的城市開始變得支離破碎。拉紮德兄弟銀行的菲利克斯•羅哈庭開始成為新銀行家們的收款代理人，他也被媒體授予“巨無霸”稱號。
在西歐，油價上漲的衝擊和禁運也同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英國到歐洲大陸，一個一個國家相繼感受到了30年代以來最嚴重經濟危機的影響。整個歐洲，破產和失業已經達到令人擔憂的程度。
德國政府製定了周末禁止開車上路的緊急規定，為節約石油進口成本進行最後的努力。到1974年6月，石油危機的影響導致德國赫爾斯塔銀行的倒閉，德國馬克陷入危機。1974年，隨著德國的進口石油花費增至駭人聽聞的170億德國馬克，估計有將近50萬人由於石油危機而失業，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令人擔憂的8%。危機帶來的影響使德國基礎能源價格突然增長400%，對工業、運輸業和農業帶來了毀滅性打擊。關鍵產業如鋼鐵、造船和化工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機。
受國內石油危機的影響，再加上其顧問根舍•紀堯姆涉嫌東德間諜活動被曝光，維利•勃蘭特政府倒台。1974年5月，勃蘭特向聯邦總統海涅曼遞交了辭呈。隨後，總統任命赫爾穆特•施密特為總理。那個時期，多數歐洲國家的政府都因為石油危機影響經濟而被迫下台。
對世界上的欠發達國家來說，能源價格一夜之間上漲四倍的影響顯得更為嚴重。她們大多數沒有多少國內石油資源，現在突然不得不麵對出乎意料的四倍能源進口成本，已經支付不起，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說了，因為這些都是從石油裏提煉的。這個時候，評論家開始討論“治療類選法”，這是一種根據緊迫性和救活的可能性等因素決定在戰場上優先治療哪些傷員的方法，並且出現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非歐佩克國家)等新詞匯。
1973年，印度貿易收支盈餘，正處於經濟發展的健康軌道上。1974年，印度外匯儲備為6.29億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進口賬單幾乎是這個數字的兩倍，達到12.41億美元。蘇丹、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在1974年都麵臨巨額的貿易赤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1974年，發展中國家承受了總額為35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巨大的數字了。而且，毫不奇怪的是，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四倍，油價也正好上漲了四倍。20世紀70年代初，工業和貿易在經曆了幾年迅猛增長之後，發生了1974-1975年席卷世界的工業滑坡，嚴重程度超過了戰後任何一次。
就在基辛格謀劃的1973年石油危機給世界工業增長造成毀滅性打擊時，卻給某些人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主要是紐約和倫敦的大銀行和號稱“七姊妹”的英美跨國石油公司。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超過通用汽車公司而成為美國總營業收入最多的公司。它的姐妹公司——包括美孚、德士古、雪佛龍和海灣石油公司——與埃克森公司的情況也相差不多。
歐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基辛格的“再循環石油美元”，被存入了倫敦和紐約的主要銀行，這些銀行不光處理美元業務，同時也參與國際石油交易。大通曼哈頓、花旗、漢華實業、巴克萊、勞埃德、米德蘭——全部在石油危機中發了橫財。接下來，我們將看到它們在20世紀70年代如何再循環使用它們的石油美元，以及這一點是怎樣為80年代嚴重的債務危機埋下伏筆的。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期間，基辛格與英國外交部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為了說明這一點，引用一段講話非常有用，這是基
“戰後的外交史充滿了英美之間的‘和解’與‘理解’，有時甚至是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這些都沒有寫在正式的文件中……英國給予美國的實際幫助很多，甚至像是參與到美國的內部籌劃中。這種緊密程度，在曆史上任何兩個主權國家之間從來沒有過。在我任職期間，英國在某些美國與別國的雙邊談判中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我在白宮時，與英國外交部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甚至比我與美國國務院的交流還多……”
隨後，基辛格舉了美國在羅德西亞前途問題談判上的例子，“在我參與羅德西亞談判時，甚至還沒有搞清楚工作文件和內閣批準文件間的區別，就匆匆拿著英國人用英國英語起草的方案上陣了。合作促成了我們的今天……”。見：Henry A Kissinger ‘Reflectionson a Partnership：British and American Attitudes to Postwar Foreign Policy’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London May 10，1982
剪掉“核玫瑰之花”
關於油價上漲四倍，筆者關注的主要一點是，如何確保這一激烈行動不會驅使全世界加速另一個已經很強的勢頭——建設核電站，這是一種效率更高、花費卻更少的替代能源。
基辛格在哈佛時的院長，也是他短暫擔任約翰•肯尼迪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時的上司麥克喬治•邦迪。邦迪1966年離開白宮，擔任美國當時最大的私人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的董事長。在任福特基金會董事長期間，他扮演了影響美國國內政策的重要角色。1971年12月，邦迪拿出400萬美元和三年時間，在基金會設立了一個新的重點項目——能源政策項目，項目負責人是大衛•弗裏曼。在1974年的石油危機中，邦迪主政下的研究報告《時機選擇：美國能源的未來》在爭議聲中發表，目的是為了在石油危機的關鍵時刻形成公開辯論。
美國權勢集團內部第一次出現了欺騙性的論題，而且被公布於眾：“能源增長和經濟增長是可以分開的，它們不是雙胞胎。”弗裏曼的研究提倡新奇且效率低下的“替代”能源，例如風力、太陽能光伏板和燃燒可循環廢料。福特報告對核能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聲稱與核能發電有關的技術理論上可以用來製造原子彈。報告宣稱：“燃料本身或它的副產品鈈，可以直接用作或加工成為製造原子彈或其他爆炸裝置的原材料。”
福特報告準確地注意到，未來將挑戰石油而成為能源霸主的主要競爭者是核能，並警告：“由於核技術的發展，核能在世界上每一個地方都將快速蔓延，特別是快速核反應堆(快堆)和提煉濃縮鈾的離心分離機技術。”邦迪項目確定了美國金融機構的“綠色”反核框架。Ford Foundation Energy Policy Project ‘A Time to Choose：Americas Energy Future’ Cambridge，Mass ：Ballinger Publishing，1974
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核技術已成為未來高效發電方法的首選，比石油或煤炭更加高效(而且更有利於環保)。在石油危機的衝擊下，歐共體已經開始了大型核能開發項目。1975年，參與此計劃的成員國主張，到1985年要在歐洲大陸建立160-200座核能發電站。
對於1974年石油危機的影響，1975年，西德施密特政府作出了理性的反應，決定建設發電量420億瓦的核電站項目，其發電總量將在1985年占整個德國用電量需求的約45%。在歐洲，隻有法國超過了西德，法國要在1985年前建成發電量450億瓦的核電站。在1975年的石油危機衝擊中，意大利工業部長卡洛•多納特•卡廷指示意大利核能公司ENEL和CNEN草擬一個在80年代早期建成約20座核電站的計劃。甚至剛剛從佛朗哥40年的統治下擺脫出來的西班牙，也提出要在1983年前建設20座核電站的計劃。一座常規的十億瓦核設施基本可以滿足一座百萬人口的現代工業城市的所有電力需求。
1974年石油危機發生時，歐洲的核能工業開始快速增長，尤其是法國和西德。法國和西德第一次在核出口市場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此前一直是美國主導著這一市場。法國方麵收到伊朗國王的一封信，要求幫助伊朗建設四座核反應堆，聯邦德國電力公司也收到了同樣內容的信。而此時，法國已與巴基斯坦布托政府簽訂了協議，幫助巴基斯坦建設現代化的核基礎設施。西德政府與巴西的談判在1976年達成協議，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麵加強雙方的合作。協議包括由西德建立八座核反應堆和再生及濃縮鈾反應堆燃料。德法兩國的核能公司完全按照艾森豪威爾1953年“和平原子能宣言”的精神，在各自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開始與經過挑選的一些國家進行談判。很明顯，英美對能源的控製，是以控製世界主要能源資源為基礎的，如果這些相當可行的計劃繼續下去，那麽英美的地位將會受到威脅。
戰後，與石油相比，核能更能代表技術的進步，這如同在19世紀末，當費舍爾勳爵和丘吉爾爭論是否應該把英國海軍從使用煤作燃料轉向使用石油時，石油要比煤炭更加先進一樣。不同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英國及其美國兄弟牢牢地控製了世界的石油供給。特別是，如果商用快速核反應堆和熱核反應計劃得以實現，核能技術將預示著世界能源供給可能將不受限製。
1974年石油衝擊的直接結果是，在世界核工業內部建立了兩個組織，很有意思的是這兩個組織的總部都設在倫敦。1975年初，一個非正式半秘密組織——“核供應商集團”或者叫“倫敦俱樂部”成立了。這個組織包括了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還有法國、西德、日本和蘇聯。這是英美早期的一種努力，目的是為了在核出口問題上自我約束。1975年5月，另一個秘密組織——“倫敦鈾學會”成立，核供應商集團得到了補充。倫敦鈾學會由曆史上的英國殖民地國家所主導，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英國。這些“內部”組織是必要的，但卻還不足以讓英美利益集團遏製住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核“威脅”。就像一位來自阿斯彭研究所的美國傑出反核人士所說：“我們必須把‘核玫瑰之花’剪掉。”他們確實也做到了。
“綠色行動”遏製核能發展
無獨有偶，在1974-1975年石油衝擊衰退之後，西歐人口不斷增長，特別是西德，由此引發了戰後第一次討論“增長極限”或者說環境威脅問題，而且開始對他們的工業增長和技術進步的信念產生疑問。很少有人意識到，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的新“觀點”受到某個網絡的精心操縱，這個網絡由英美金融和工業圈子建立，它們與躲藏在索爾茨約巴登石油戰略之後的利益圈子完全相同。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批經過精心挑選的英美智囊和雜誌發起了一輪可怕的宣傳攻勢，目的是為了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極限”議程，以確保猛烈的石油衝擊戰略取得“成功”。出席1973年5月在索爾茨約巴登舉行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會議的美國代表、石油巨頭羅伯特•安德森是執行英美生態議程的關鍵人物。這是曆史上又一次非常成功的欺詐行動。
這一次，他們將目標對準了核能，安德森和他的大西洋利奇菲爾德石油公司通過大西洋利奇菲爾德基金會將數百萬美元注入被選定的機構。安德森慷慨贈予的主要受益人是一個名為“地球之友”的組織，它當時是靠安德森拿出的20萬美元成立的。安德森的地球之友最早期的行動是，通過其反核行動對西德核工業進行突襲。1976年，地球之友的領導人霍爾格•斯特羅姆發動的早期行動之一就是“反對布洛克多夫核電站”大遊行。地球之友在法國的主管布萊斯•拉隆德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庫德特兄弟公司的巴黎合夥人，他後來在1989年成為密特朗的的環境部長。正是地球之友組織阻止了日本-澳大利亞供鈾協議中的一項主要條款。1974年1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堪培拉會見了澳大利亞總理高夫•惠特拉姆。雙方達成了一項承諾，澳大利亞向日本提供潛在價值達數十億美元的鈾礦石來滿足日本未來的需求，並與日本合作開發濃縮鈾技術。英國鈾礦開采巨頭力拓鋅業公司為了動員各方反對未決的澳日協議，在澳大利亞秘密安插了地球之友組織，結果造成了幾個月後惠特拉姆政府的垮台。地球之友在倫敦和華盛頓的高層有許多“朋友”。
不過，在美國和歐洲傳播“增長極限”，羅伯特•安德森主要依靠的是阿斯彭研究所的人文研究項目。阿斯彭研究所所長是安德森本人，副所長是大西洋利奇費爾德基金會領導人托爾頓•布拉德肖。20世紀70年代初，阿斯彭研究所曾是研究機構中開展反核活動的主要財務渠道。
當時，在人們所熟知的阿斯彭研究所理事中，世界銀行總裁、越南戰爭的主謀羅伯特•麥克納馬拉也是其中之一。其他精心挑選的理事還包括牛津大學的布洛克勳爵，親英派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賈德納(後來的美國駐意大利大使)，華爾街銀行家、雷曼兄弟公司的拉塞爾•彼得森以及埃克森公司董事會成員傑克•克拉克、海灣石油公司的傑瑞•麥卡費和美孚石油公司董事喬治•麥基，他也是出席1954年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立會議的前美國國務院官員。同樣在早期加入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的還有漢堡《時間》雜誌出版人馬裏恩伯爵夫人敦霍夫，以及前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和駐德高級專員約翰•麥克洛伊。
羅伯特•安德森還從麥克喬治•邦迪管理的福特基金會邀請約瑟夫•斯拉特擔任阿斯彭研究所的所長。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這確實是一個團結緊密的英美大家庭。在阿斯彭研究所，斯拉特啟動的最初項目的目的，是為在全球範圍內有組織地反對工業增長——特別是核工業——做準備，這一項目用的是聯合國的讚助(和資金)。斯拉特保證，即使麵對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瑞典駐聯合國大使思維克？阿斯特羅姆也會提議聯合國召開一次關於環境問題的世界大會。
1972年6月，聯合國環境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從一開始，這次會議就是由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操辦的。加拿大石油商人、阿斯彭研究所理事毛利斯•斯特朗擔任了大會主席。在聯合國的支持下，阿斯彭研究所還籌資建立了國際零增長網絡——國際環境和發展研究所，其理事成員包括羅伯特•安德森、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斯特朗和英國工黨的羅伊•詹金斯。這個組織立即編寫了一本書——《隻有一個地球》，作者為洛克菲勒大學副教授雷納•杜博斯和英國的馬爾薩斯主義者巴巴拉•瓦德。這一次，他們還說服國際商會支持毛利斯•斯特朗和阿斯彭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向國際商業人士宣傳新的環保主義理念。
1972年斯德哥爾摩大會建立了一個國際組織和宣傳平台。到1973-1974年發生石油危機時，大西洋裏奇菲爾德公司與石油的相關業務渠道、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其他英美公司已經準備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在這些資金的資助下，大規模的反核宣傳攻勢得以啟動。這些資金讚助的機構，包括超級精英人物參與的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該基金會先是由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伯恩哈德王子掌控，後來是皇家荷蘭殼牌公司的約翰•勞頓操縱1973年6月，由大通曼哈頓銀行主席大衛•洛克菲勒提議，在比爾德伯格集團建立的基礎上，成立了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國際新機構，即三邊委員會。這個機構的第一個執行理事是比爾德伯格活動的參加者布熱津斯基。三邊委員會也是戰後第一次吸收日本財政與商業精英參加英國政策的製訂。1976年，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互換了位置，變成了三邊委員會的執行理事，布熱津斯基接替基辛格擔任新總統吉米？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卡特本人與他內閣的許多重要的部長也是半保密的三邊委員會成員。
這些機構對美英媒體有著不可抵抗的影響力，主要表現是：在羅伯特•安德森資助的反核攻勢中，沒有聽到任何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公眾的聲音，而且事實上大西洋裏奇菲爾德石油公司就是1974年油價上漲後的主要受益公司之一。安德森的ARCO公司、埃克森公司、BP公司、殼牌公司和其他“七姊妹”公司已經投入數千萬美元在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灣和英國的北海建立高風險的石油基礎設施。
如果1974年的石油危機沒有使石油市場價格上漲到11.65美元/桶或鄰近價位的話，那麽安德森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的投資，以及BP公司、埃克森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資，就會導致財務崩潰。為了保證英國媒體出現友好的聲音，安德森當時買下了倫敦的《觀察家報》。事實上，也沒人會問，安德森和他那些影響力巨大的朋友們怎麽知道，基辛格將為他們創造油價上漲四倍的條件這一部分的背景是作者在長達16年的時間裏的廣泛調研和對企業進行研究的結果。。
為了不錯過任何一個宣傳零增長的機會，羅伯特•安德森還給另一個項目捐助了一大筆資金。在洛克菲勒的意大利貝拉喬別墅，洛克菲勒家族和奧雷利奧•佩切伊、亞曆山大•金啟動了這個項目。1972年，羅馬俱樂部及羅馬俱樂部美國協會，在公眾中大肆宣揚由丹尼斯•梅多斯和傑•弗瑞斯特通過計算機模擬出來的、名叫“增長的極限”的科學欺詐理論。梅多斯和弗瑞斯特在毫無可信度的馬爾薩斯理論中加入了現代計算機圖表，並堅稱世界由於缺乏足夠的能源、食物和其他資源而即將毀滅。馬爾薩斯也是這樣認為的，但他們忽略了技術進步為改善人類條件帶來的影響。他們所要表達的是一種緊張陰暗的文化悲觀主義情緒。
這次新的英美反核攻勢的首要目標之一是聯邦德國。法國的核能計劃即使不比聯邦德國更加宏大，至少不差，但由於二戰後聯邦德國被占領，英美情報機構更有可能取得成功。1975年，施密特政府關於核能發展計劃協議的墨跡未幹，突襲行動就開始了。
這次行動的關鍵人物是一位名叫佩特拉•凱利的年輕女性，她的母親是德國人，繼父是美國人，而且她一直在美國生活到1970年，除了為美國參議員胡伯特•漢弗雷工作以外，沒有做過任何其他工作。在美國期間，佩特拉•凱利與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建立了親密聯係，該委員會是麥克喬治•邦迪任董事長期間福特基金會創立的英美反核組織新的領導機構之一。當時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理事包括巴巴拉•瓦德(傑克遜女士)和勞倫斯•洛克菲勒。70年代中期，凱利在西德開始組織合法的抗議活動，攻擊政府的核能建設計劃，結果是導致花費巨大的計劃停滯，最終，西德的整個核能計劃被削減。
控製別國人口增長以保美國安全
1798年，默默無聞的英國牧師托馬斯•馬爾薩斯由於提出了“人口原理”，受到極力吹捧，而一夜成名。他當時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海利貝裏東印度學院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他的論文本身就是一種科學欺詐，他大量剽竊了一位威尼斯人對美國人本傑明•富蘭克林積極人口理論批評的內容。
1774年，那位威尼斯人對富蘭克林理論的抨擊被吉安瑪麗亞•奧特斯記錄下來。馬爾薩斯的奧特斯“理論”的改寫版經過炮製，披上了數學合理性的外衣，他稱其為“幾何級數法則”。“幾何級數法則”認為，人類的人口總是呈幾何形式擴張，然而從算術上說生存的資料卻是有限的，或者說是呈線性增長的。馬爾薩斯論點的缺陷是，自1798年以來，人類文明、技術和農業生產力的大力發展無可辯駁地證明：馬爾薩斯故意忽略了科學和技術進步對糧食總產量、勞動生產率和其他方麵的貢獻。對彌薩斯經濟學的批評，參閱Fried rich List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Augustus M Kelley，1977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英美機構的新宣傳攻勢取得明顯效果，美國政府在記者會上公開自誇他們是忠實的“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就是證明。僅僅在十年以前或稍早，他們還在茶餘飯後取笑馬薩斯主義者。但是在美國，沒有什麽地方比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更加瘋狂地迎合英國馬爾薩斯主義經濟學了。
NSSM200聲稱，在某些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對美國國家安全產生了“威脅”，而這些國家往往都擁有對美國經濟而言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這份研究備忘錄警告，在國內人口增長的壓力下，在與美國的貿易中，擁有重要戰略資源的國家將試圖尋求更高的價格和更好的條件。在備忘錄的內容中，有13個國家被列入名單，成為美國人口控製努力的“戰略目標”。這個1974年擬定的名單是指導性的。毫無疑問，正如基辛格作出的其他重大決定一樣，這些目標國家都是在與英國外交部緊密磋商後選定的。
基辛格在備忘錄中明確表述道：“與提高生產能力而額外對灌溉、發電站和工廠等項目的直接投資相比，控製人口的開銷要少得多。”這與英國19世紀帝國主義的解釋沒什麽兩樣。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作出秘密政策宣言的美國政府已經奉行這樣一項議程，它不僅會導致美國經濟的崩潰，而且會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無盡的饑荒、痛苦和不必要的死亡。這13個被基辛格的研究備忘錄選定的目標國家是：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國、埃及、尼日利亞、墨西哥、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土耳其、埃塞俄比亞和哥倫比亞。U S National Archives ‘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 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December 10，197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