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饒舌 於 2005-06-03 11:53:02
我把語言文字，文風和出版物雜糅在一塊僅僅是因為便利, 其實這三種事物中的每一種都可以獨立成篇地考察其變化，隻是那樣的話，工作量太大。
文字
我們開始識字的時候，簡化漢字已經推行了好多年了。我一直以為簡化漢字和人口控製的國策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兩個有益貢獻，難以想象如果不是在一種強權體製之內，簡化漢字和人口控製政策的實施會是多麽低效，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話。不要說那些舊文化人對繁體漢字的沉迷，就連小學生中那些成績稍好，比別人多認幾個字，多讀一些書的，都一樣眷戀繁體字。好多小學生在課外學寫繁體字。碰到有見識的老師，他們會阻止學生使用繁體字，但是沒什麽理解力的老師會放任自流，完全忘記了自己有推行簡化字的職責。文革時期對於語言文字是一個尷尬的時期，文革期間沒有什麽新的出版物出現，結果文革以前的出版物在人民當中悄悄傳送，那些出版物，很多是用繁體字印刷的。
簡化漢字的成果在電腦時代被輸入法這樣的技術手段再行鞏固，對於大多數人不會再出現簡繁雜陳的用字方式。可是， 就在今天的BBS上還有少數人依然熱衷使用繁體字。不過，今天再寫繁體字不會被當作博學的象征，相反會讓人覺得迂腐無趣。改革開放之後，漢語才明顯地大大發展了一番，《現代漢語詞典》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就不得不大大地改版，這跟49-79年三十年間沒有一本詞典改版形成鮮明對照。我記得當時《現代漢語詞典》改版引起了一場風波，因為有人抗議把托福，可樂這樣的詞也收入，盡管是放在附錄之中。抗議可以理解，但是社會變化不能不反映在語言文字上。當網絡寫作興起之後，那些漢語衛道士們不知要如何大跌眼鏡。網絡寫作以空前地速度製造別字和生詞，其中一些稍瞬即逝世，但是肯定有不少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將來會被收入詞典。語言文字的發展從來就不是語言文字學家的事情，其實是，人民盡情創造，語言文字學家最後收拾局麵而已。
語言和文風
從我自己的閱讀經曆看，我至少領略了以下幾類語言和文風：
（1）白話文興起到二十年代，因為太老舊了，對我們的影響甚少。那是一種半文半白的文風，今天的人想模仿都很困難，多談沒有必要。
（2）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一些散文和雜文的語言和文風，既然我們能看到的那時的小說很少很少，《圍城》是很晚才出版的。我至今對那些散文的迤邐的語言記憶深刻，我曾經酷愛冰心和朱自清那樣的散文家，並且極力的模仿，後來回頭看，實在是錯誤。以今天的觀點看，把冰心和朱自清稱作廢話大王一點也不過分，他們的文字裏社會觀念的貧乏令人吃驚，他們還跟徐誌摩不同，徐誌摩的文字至少能煽情。我詫異當年那樣的寫作就可以成為大家，是比較輕鬆。雜文的文風影響力當推魯迅，但是，那種語言風格畢竟太陳舊，其實盡管大家承認讀魯迅的罵人貼很過癮，真正在當代象魯迅那樣寫東西實在不合時宜。
（3）然後是五十年代開始到文革之前。那時有幾種語言和文風並存，一方麵是三四十年代迤邐的風格的延續，但更多的是翻身農民的語言。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在北方開始占據中國並且在北方建都，當時的語言風格主要是北方民間語言。跟上海不一樣，北京一直到1999年之後才有一點都市的感覺，所以，當北京話統領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時候，中國語言裏缺乏小資卻富於民俗。對工人和農民作家的推崇和抬舉，進一步加劇了那種風格。不過，漢語裏的敬辭，尊稱也在這個時期開始消失殆盡，我個人覺得對漢語是一個淨化，我討厭那些敬辭，即麻煩又做作。
（4）接下來就是文革時期了，其實這個期間並不長，而且少有出版物，這時候的語言和文風就是所謂的文革語言。其實文化和曆史從來不是斷裂的，即使文革號稱是文化的革命，文革語言卻是傳承的產物。共產黨的很多執政文化是直接源於國民黨的，而早期國民黨也是缺乏民主的政黨，仔細看文革語言，其實源頭可以追溯到國民黨統治時期。所有曆史上令人嫌惡的語言在那十年中集中地呈現出來，所以有了所謂的文革語言。文革語言的另一支是外來語，我想大家可能都驚詫不已。文革中有一句典型的口號叫作“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意思是想讓被打倒的人永世不得翻身（迷信，宿命論，嗬嗬）。多年以後，我在GRE的閱讀篇章裏發現了同樣的意思和結構的英語句子，所以文化革命這個口號本身就是一種妄想。
（5）之後就是改革開放至今，除了這段時期的早期，我對語言文字作品不再感興趣，既然我們有機會熱衷叫作科學的東西。我覺得語言文字現象十分有趣，這以後的語言和文風迅速擺脫之前的任何種類。當然在低級寫手中間你依然可以看到此前的文風遺跡，但是在那些比較大的作家中，他們盡顯自己的風格。王蒙、王朔、王小波是值得一提的三個對這一時期語言和文風頗具影響力的作家。王蒙本身分成了兩截，他的後半截是一個現代作家，他下了好多功夫模仿當時值得模仿的西方作家，尤其是意識流派別。所以我曾經讀王蒙讀得有滋有味，他是第一個講究自己語言的作家。無論現在的人怎麽看，王蒙對於中國小說走向現代類型無疑是做了先驅的工作。在三個作家中，我想王朔對於中國語言文字作品的影響是巨大的，具有某種顛覆性。從王朔開始，調侃成了一種風格，這種風格在語言方麵的意義是重大的，更重大的意義超出了語言本身。調侃是把貌似莊嚴的表麵揭開，讓人看裏麵其實庸常的實質，這是一種認識論上的進步。王朔小說所表現出來的社會觀念要比王蒙小說強得多。王朔對中國文壇的影響時間相當長，而且影響了文學以外的語言文字作品，王朔語言的簡明和不事雕琢也是這個時期所需要的。不過那些模仿王朔的寫作也對王朔的語言和文風作了很大程度的誤導，王朔本人是相當認真和具有理解力的，解讀他的人則總嫌偏頗。王小波的作品表達某種社會觀念的意識特別的強烈，很多人把王小波高高置於王朔之上，那肯定是錯誤的。我們不用去尋找王朔作品對於王小波的影響，因為王朔作品對於漢語語言文字的影響時普遍的，對於當時小說表現社會生活的手法和意識的影響也是普遍的。王小波作為後來人不得不受到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王小波作品中的調侃我們就不可以認為是他的首創，因為王朔的調侃早已在前。很多人看到了王朔的調侃風格，卻遠遠沒有看到這種調侃意識對於社會價值觀的影響。
出版物
把自己的寫作變成鉛字是很多人的夢想，尤其是青少年時期，後來的專業和職業逼迫大多數人離開文字變成鉛字的行業，但是表達並且影響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的欲望恐怕很難遏止，這是為什麽網絡寫作變得如此盛行的原因吧。
從前的年代文字變成鉛字是如何的困難，那時識字的人少，能寫作的人更少，而寫作能達到出版水平的人就少而又少。所以，鉛字對於絕大多數人是一種渴望不可及的夢想。那時鉛字的報酬也奇高，我想很容易理解，因為稀少，所以昂貴。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出版物周期特別長，一部作品從投稿到印刷成書沒有一兩年是不可能的。從技術上講，鉛字排版特別費時費力，在鉛字排版的現實上，縮短出版周期的運作也難以奏效。
對於出版物的革命性的推動是電腦和照相排版。對於普通出版物可以想象利用電腦，排版會是多麽簡單：作者用電腦寫作，隻需要遞一張盤給出版社就可以了。記得剛畢業的時候我們還得“爬格子”，那真是費勁。BBS上寫什麽都可以一遍寫就，可是寫論文至少得寫上三遍，很多部分是五遍六遍或者更多。那樣抄稿也得好幾遍，寫作是令人亢奮的，但是抄稿是令人痛不欲生的事。慶幸的是，稍後大家就都有了電腦，電腦寫作真是一件輕鬆愜意的事情。記得我還沒有電腦的時候，有一陣媒體熱談“作家換筆”事件，有一些先驅作家扔掉鋼筆換上電腦寫作，其中一些作家對電腦寫作讚不絕口，其中有畢淑敏，我從來對畢淑敏不感興趣，但是聽她盛讚電腦寫作，覺得她是個有理解力的人。相形之下，一些作家簡直是妖言惑眾，大談電腦寫作妨礙思維，聽得我一肚子的怒氣，這不是白白呆在現代文明裏嗎。也怪他們大腦太不發達，一敲擊鍵盤就不能想事。當電腦寫作成為普通，出版周期就迅速縮短，通常從交稿到印刷有一個星期就夠了。當然學術著作沒有那麽火急火燎的，但是小說和報紙，雜誌就很需要了。
出版物的進一步的變化就是網絡寫作了，網絡寫作極大地改變了“鉛字”的概念。從自己的電腦打出的方塊字，粘貼到網上，這也是一種發表或出版，也是鉛字的一種意含。網絡寫手的大量湧現讓一般的寫作不再是作家的內容，好像除了寫小說的都不再好稱作作家了。比如散文和它的影響力迅速下降，跟三四十年代根本不能比，即使跟文革之前也不能比。因為任何能寫作的首先寫的都是散文和雜文。三四十年代散文大家才作得出的活，今天網絡初級寫手才幹，那些網絡美文很好的繼承了三四十年代散文風格，很多文字跟從前的大師比起來毫不遜色。但是網絡上的高級寫手不屑在做那種沒有意義的文章，典型的如木子美，他們對眼前社會的關注遠甚於對無病呻吟的熱衷。無論你如何批判木子美的道德觀，你都不能否認她對網絡寫作發展的推動和促進，而她的作品本身具有的社會意識也遠非三四十年代那些遠離社會生活的作品可以比擬的。網絡寫作最典型的還就是你我在壇子裏正在做的BBS上的寫作。BBS上的寫作比起麵向社會大眾的寫作更加自由和自如，當你的作品指向全部大眾的時候，你不得不區分讀者的興趣和理解力層次，你還要記住所謂社會責任，所有這些對你都是限製。但是在一個背景相似理解力不相上下的人群聚集的BBS，你可以較少的考慮這些，因為你的疏忽和某種不可避免的錯誤都可以在這個理解水平上被閱讀者自行矯正，從錯別字到語法到社會價值觀的錯誤都如此，所以你覺得特別輕鬆。你還可以較少的考慮篇章結構，因為BBS的本質是隨性發貼不求完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