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憶故人之二（二）名門之後的醒者（下）

高中同學郭世英           周伯昆

燕祥先生：您好！

   收到您的電子郵件和附件後，我一直在想，或許我也應該寫點什麽。我和郭世英、孫經武、張鶴慈還有葉蓉青是高中的同班同學，可以回憶起一些瑣事，總還是有些留有深刻印象的記憶。這樣我先主要說說郭世英。 

1958年，我上高中。隻知道班裏高幹子女很多，但我並不把這當一件什麽新鮮事。我想，再多還能多過我初中班上的？我開始不知道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兒子，也沒有人對我提起過。他和大家一起上課，勞動，一起鍛煉，並不特殊。開學大約兩個月，學校要搞“勞衛製”的達標活動，其中一個項目是射擊，每個同學都必須射擊達標。學校的小口徑步槍不夠用，正犯愁，郭世英說他家裏有小口徑步槍。於是他回家取來，在學校的打靶場為同學輔導。他親自為同學壓子彈，然後趴在地上為大家糾正姿勢，校準星，不厭其煩。因為往槍裏壓子彈很費力，又要不斷地為同學一發又一發地壓，到後來他的手都腫了，一動就痛。於是他把子彈放進槍膛，用腳推槍栓壓子彈，堅持為大家服務，同學都很感動，也佩服他的毅力。這個活動持續了一段時間，他一直沒有回家。有一天我經過學校傳達室，看到有郭世英的來信，就順手給他捎上。我一看信封，是於立群寄的，我這才知道原來這位郭姓同學是郭老的兒子。

分（1961年的郭世英同學）

有文章說郭世英中學就多才多藝，記憶驚人。說他默讀兩遍《古文觀止》，整本書基本就可以背誦下來，這種說法未免有些離譜。我並不認為他有什麽超人之處，至少在智力競賽時，並不比我們班上稱之為神童的吳建時和馬聯成強。（我們曾經搞過類似於現在電視中李詠那樣的智力競猜，但難度更大。常常是吳、馬兩位同學最快得到正確答案，所以我們稱他們為神童。）1958年他上高中，也就十六七歲。說他興趣廣泛，獨立思考能力強，對於一個智力體力正處於發育旺期的青少年來說，還是比較恰當的。 　

他個頭較高，比較健壯。喜歡踢足球、滑冰。冬天，當圓明園的湖麵上結了厚冰，我常看到他穿著速滑冰鞋在冰麵上飛馳時矯健的身影。有時，拐彎的刹那冰刀會刨出一大片冰屑，拋起來很高，他會歡快地大叫幾聲。我們同班的孫經武和張曉明等也是速滑高手。如果他們在一起出現在冰場上，免不了就會有一番追逐或衝撞。有時湖麵上刮起大風，郭世英和孫經武他們會敞開大衣，當成風帆，讓風吹著他們在冰麵上滑翔。那時圓明園的天特別藍，湖水結成的冰透明得看得到湖底。小魚小蝦被冰凍在裏麵，一動也不動，像是水晶中的標本，栩栩如生。而在冰麵上穿梭著的郭世英和孫經武他們卻是那樣的瀟灑、自由和歡快。  

足球是我們學校引以自豪的運動項目。一零一中的足球隊在當時北京的中學裏是數一數二的。郭世英就是校隊的隊員。他和我們班上另外一位同學趙學富一個是前鋒，一個是中鋒。我記得足球隊中還有高軒（初中同班，高中同級不同班，高崗之子），低一年級的秦鐵（博古的兒子），他是門將。足球隊常常和外校的球隊比賽。每次比賽我們班的同學都要去加油，因此沒少看到郭世英和他的隊友們賣盡全力的表演。他奔跑迅速，在學校的田徑運動會上，他參加過難度很大的110米跨欄比賽，而且為我們班拿到了這個項目的冠軍。  

他喜歡戲劇，在學校一次紀念魯迅的文藝晚會上，他在“過客”中扮演那位過客。舞台上，高高的個子，拄著一根竹杖，顴骨有些突出，眼光陰沉。他的聲音緩慢而又深沉，他在燈光下投曳出一道很長的影子，至今我還留有印象。1960年中秋節班裏聯歡，他和劉煜奮同學表演了一段滑稽芭蕾舞《天鵝湖》。他當王子，砰的突然像跨高欄那樣從教室外一步跨進教室，差一點把當天鵝的劉煜奮撞個跟頭。逗得全班同學大笑不止。 

我們班上高幹出身的同學很少提及父母，郭世英也一樣，在我的記憶裏他在我麵前隻提過一兩次。一次他告訴我說：“周總理沒有孩子，又特別愛孩子。小時候在重慶，他常來我家裏，一見到我就把我抱起，逗我玩。有一天我父親拿出一幅古詩帖和周總理一起欣賞。我坐在周總理大腿上，我爸爸說這幅作品的特點是每個字都有一個鳥的偏旁，他們兩人就開始猜字……”再有一次，我們班包括他在內的大部分男生心血來潮，都剃成了光頭。郭世英告訴我，他回家後，他爸爸居然沒有認出站在他麵前的光頭是他的兒子。

還有一次是1960年10月的一天，我們在食堂正吃晚飯，聽食堂廣播新聞說，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殺害。郭世英聽到，哎喲大叫一聲，驚得同學都掉頭看他。他匆匆把飯吃完，就往外跑，我也跟他出去。他跑到傳達室，借用電話，慌亂地撥號。我聽他用從沒有在學校說過的四川話向對方敘說剛剛聽到的新聞內容，顯然對方是郭沫若。打完電話後，他對站在一旁的我說：“我父親和淺沼是好朋友，聽到淺沼遇害的消息，我怕父親傷心，打個電話安慰一下。還好，他早知道了，正在寫懷念他的詩。”  

至於對他父親的作品，我似乎從未聽他做過什麽評論。隻有一次，我覺得他流露出一些情緒。高二時，在我們的語文課本裏，收錄了郭沫若的一首寫得像標語一樣的詩。我們的語文老師叫王錫蘭，是一位老學究似的人物。因為年輕的時候聽過魯迅的課，我們也就為能聽王老師授課而感到很自豪。王老師很顯然不喜歡這首政治口號一樣的詩。他知道郭沫若的兒子在課堂上，在講解這首詩的時候，又不能表示對這位文豪的大不敬。隻好胡亂誇了幾句，講課大失水準。完全沒有他講解“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灝題詩在上頭”那種陶醉的樣子。下課我從郭世英座位旁走過，聽他悄悄對同學說：”選什麽不好，非選這首詩，讓王老師煎熬了45分鍾。”  

郭世英不像張鶴慈，張鶴慈有點清高，和許多同學都不太交往。不論你是高幹子女還是市井小民出身，也不論你學習成績是好是壞。不論男生還是女生，也不論高個兒還是矮個兒，郭世英和同學都可以很好相處，而且都可以找到共同感興趣的話題。當你和他討論一個問題時，他會很認真地傾聽你的意見，從不打斷你的講話。記得1960年冬，一次勞動課（學校每周都安排勞動課），我和他兩人一組，到圓明園廢墟打羊飼料。因為天寒，拉拉秧和草全都枯黃了。我們每人割了一大捆草，用繩子綁好，往學校裏拖。他突然大發感慨：“看著這些枯黃的草，羊能有食欲嗎？得想個法子，怎麽能讓它們吃下去。咱們用水把草泡軟了怎麽樣？”我說：“不行，好像羊吃濕草會拉稀。”他說：“聽說國外有一種保鮮劑，稍微在草上噴一點，草就會變綠變嫩。”我說：“我們到哪兒搞保鮮劑去？要不這樣，我們給羊戴上綠眼鏡不就得了。”“幹什麽？！”剛說完他就恍然大悟，放下拖草的繩子，一屁股坐在草堆上指著我放聲大笑，這時他純真得和孩子一樣。幾個鍾頭的勞動就這樣有說有笑地過去了，真的不感到累。  

再有一次，我們班一位女同學生病了，好幾天沒來上課。星期六我們回家，班主任責成郭世英和我順便去看看這位同學。我們先騎車到郭世英在西城大院胡同五號的家，這是我唯一一次到他家。他帶我到他的臥室，讓我坐，就出去了。再回來時，手裏拿了個報紙包著的一包東西，對我說：“一點糖和餅幹，咱們別空手。”這可真是稀罕物，那年頭街上什麽吃的都見不到，吃的東西比什麽都珍貴。我這才明白，我們先到他家的用意。他對同學的真誠是發自內心的。凡是經曆過“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無不對那個年代留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我們在學校，雖然吃不飽，但還能一天三餐。北京有家的同學，星期六回家多多少少還能補充點油水。班裏有位同學叫李秀文，因為和家裏的關係不好，有家回不去，精神低落，身體虛弱。郭世英看在眼裏，記在心上。他星期日晚上從家裏回到學校，常給李秀文帶點吃的來。有一次給李秀文帶了一塊鹵的黃羊肉，看著李秀文接過去狼吞虎咽的樣子，郭世英沉默著一句話也沒說，從他的表情看，他一定在思考。

不知道您讀過楊健寫的長篇紀實報告“文化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沒有？書中寫道：“郭世英也善長寫詩，但極少傳世。”從葉蓉青那裏，我也知道他確實能寫詩，但那是他高中畢業以後的事。在高中時代，我沒有看到他寫過什麽詩。如果寫過的話，頂多也隻是寫了些像打油詩一樣的東西。在那個全民都是“詩人”的時代，誰都會“打油”的。高一時，正是大躍進大煉鋼鐵的瘋狂時代，相應的文化現象就是《賽詩會》。我們班也舉辦過《賽詩會》。郭世英在會上吟詩一首“兩支冰棍化水，一行鴨上青天……”（後兩句我忘了。最近吳建時來信說後兩句和龍有關，大概是：霎時巨龍騰起，全球東風一片。吳還回憶道，當時張鶴慈對他說，不愧是郭沫若的兒子，詩的風格都像。）這首詩被我們評為那次“賽詩會”的最佳作品。  

還有一次，1961年三八節，班裏決定到頤和園為女同學過節。大家都希望活動搞得新穎些，要玩一次“按圖索驥”，讓郭世英、蔡恒勝還有我提前幾小時去做準備。我們三人到頤和園後山的鬆林裏，開始布置路標。郭世英說，咱們也搞點文的，每個暗藏的路標全得用詩表示。於是我們三人就根據地形的特點，開始挖空心思地湊詩。時間很緊張，必須在同學到來之前把兩組幾十首“詩標”寫出，藏好。也怪了，那天的詩我們是越寫越快，越寫越順利，後來簡直到了出口成章的地步。三人你一句我一句，真的趕在大夥來之前完成了，當然郭世英寫得最多最快。嚴格講那些都不是什麽詩，充其量隻是一些順口溜罷了。但那次的活動還真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學們按我們的“詩標”指示，最終找到了藏寶地，“寶藏”是班主任老師送給每位女同學一本“黨章講座”的小冊子。時間過去了40多年，有一首我至今還有印象：“快步衝，前有鬆，鬆旁有石臥如鍾。叩石三聲青鳥叫，自有錦囊石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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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1961年高中畢業前夕，後排中為郭世英。）

郭世英上高中時，還不是團員。不過很快，他在高一的下半學期就入團了。現在年輕人入團，好像不當回事兒，我們那個時代可不一樣。在我的眼裏，團員都是思想進步，靠近組織，聽話守規矩的同學。入團，是一件很光榮，讓人羨慕的事。要想入團，從思想到行動都要達到標準才有可能。他高二的時候，成為了我們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可見他在團員中也是表率。那一年團員開始戴團徽，團支書郭世英在頒發團徽時，表情極其莊重嚴肅。他雙手捧著團徽，向走到他麵前來領取團徽的每個團員說：“請你宣誓，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團的榮譽！”全體同學，包括在教室後麵列席的非團員，都被他的真誠所感動。  

我這裏說郭世英“聽話”，能夠跟上形勢，並不否認他的獨立思考以及對某個特定問題表示的不同見解。他喜歡沉思，看書的過程中，可能是碰到什麽難點或產生了疑問，他會把眼睛移開書，或抬頭望著天，或向前直視，這個時候，他身旁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他不拒絕爭論，或心平氣和，或唇槍舌劍，我都見過。  

毛主席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大約是1964年以後的事，可在一零一中，我們的校領導在1961年就已經對接班人的問題提出了他的“高見”。  

那是1961年夏天，校領導把畢業班中的幹部子女召集到少年湖畔開會，當然郭世英也在內。校領導在這個特殊的會上，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觀點，他說“革命幹部子女是革命事業的天然接班人”。那時我們班分成好幾個“政治學習小組”，郭世英和張鶴慈、吳立風、熊璐等8個同學是一個小組的。一天，他們在教室外湖邊的樹蔭下，很熱烈地討論校領導的那個觀點，引得我和幾個別的組同學也過來旁聽。張鶴慈一手彎在胸前，另一手抵著下巴笑而不置一詞。有同學表示讚同，有同學表示不太理解。郭世英明確表示，他對此觀點持有異議。他說，印度電影《流浪者》拉茲的悲劇就在於，他被認為是賊的天然接班人。人是社會的人，自然人承襲的是人的本體而不可能是思想或行為。如果真的有天然接班人，那麽資本家的子女就是資本社會的天然接班者。這樣的話，社會還能進步嗎？郭世英振聾發聵的發言，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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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英，攝於1961年7月1日）

　　　　1961年我們高考，考場設在“人大附中”，要考三天。高考的第二天，突降暴雨。郭世英把雨衣給了葉蓉青，自己頂著暴雨往“人大附中”跑。不知道是不是淋了雨，當晚郭世英就發高燒。高考最後那天，他中午在中關村蔡恒勝同學家裏休息了一會，下午堅持考完最後一科，終於病得爬不起來，被同學送回家。因為生病，他沒能參加我們班在高考後的一次班會，但他給班上全體同學來了一封信。那次班會也是在校園的少年湖北畔召開的，我們請王大敏同學（學校廣播站的首席播音員）代他讀了這封信。郭世英說，他十分懷念同窗三年，朝夕相處的同學，感謝學校和老師對他的培育。信的最後一句我記得很清楚，他說：“請同學們相信，我要做世界上最好的人！”這種很奇特的提法，引起我們激烈的爭議。


那時雖然還沒有到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程度，但那根弦已經開始拉開。同學們也都試圖著，凡事要做階級分析了。“做世界最好的人”，這種提法沒有階級性，這是大多數同學的看法。少數同學認為這隻是郭世英的一種人生願望，不必上升到不必要的高度去批判。大家爭論了半天，讓班主任評判，好像他也沒說出個子醜寅卯來。今天看來，我以為少數同學的觀點也許是對的。高中的3年，他確確實實是一個好學生，按當時的說法，叫作品學兼優。而他本人，從來不想刻意追求什麽傑出，但在同學的眼裏他確實傑出。我突然想起《離騷》中有這樣的兩句：“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如果沒有猜錯的話，當初郭沫若給他的幾個兒子起名字的時候，一定經過深思熟慮，要給他們以嘉名。你看漢英、世英還有民英，不正是當父親的希望他的兒子們，要做民族的還有世界的英傑的意思嗎？他在追求“自我完美”，“做世界上最好的人”，正是郭世英這一信念最坦蕩的表露。

…… 　　　

再談，祝好！周伯昆2004年3月29日

原文刊載在：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502397_p_1.html

前言： 又有人在折騰郭世英了，不得已，將一篇寫了些日子的文章貼在這裏。                 

真誠地希望郭世英能安息

清晨，打開電腦，看到我的一位中學老同學幾小時前發來的郵件，這樣說：“今天的《北京青年報》登載了一篇回憶郭世英的文章，一整版……”沉寂了很久，又有回憶郭世英同學的文章問世了。我到《北京青年報》電子版搜尋，果然有一篇文章，閻萬石先生寫的，題目叫做：《思考最艱辛付出且無悔》。

“我作為曾經和郭世英往來比較密切的同班同學，況且我和張鶴慈又有發小相知的情誼，隻想將各類文稿中與事實不符的地方給予更正，並把我親曆的他人不知而與此事相關的一些事情寫給諸位，以給研究這一曆史事件的史家們作一佐證。”

原來閻萬石先生是我高中同年級不同班我不熟悉的校友，在他的《思考最艱辛付出且無悔》一文開始不久說了如上一段話，勾起了我要好好一讀此文的興致。

讀完，我瞠目結舌，恍如做夢。不錯，閻先生的確更正了一些過去“各類文稿中與事實不符的地方”，可閻先生在更正的同時，並沒有給我描繪出一個真實郭世英的形象，反而杜撰了一位更與事實不符的郭世英，在也同樣與之同學三年，不見得比閻先生與郭世英接觸得少的我的前麵，冒出一位形似而神離的“偽郭世英”。閻先生哪裏是給“研究這一曆史事件（指郭世英等的X事件）”的史家們作佐證，我倒覺得客觀效果是添了亂。

我這樣認為會有人說我很武斷：“文章中郭世英和閻先生交往期間郭世英提出的觀點又沒有對你說過，憑什麽你說郭世英沒有對閻先生說過？”

有道理，我簡直無法反駁。

但且慢，讓我說話，您聽我說完後再以您睿智的判斷力來評判孰是孰非好嗎？

我先更正一些閻先生文章中明顯的錯誤，我稱之為“外傷”的表麵擦跡。這些錯誤要是出自別人，大可以原諒。但出現在和郭世英高中同學過三年閻先生的筆下，實在是有點不應該，不過時代久遠，記錯了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也可以原諒吧。

1，閻先生說：“當時郭世英、張鶴慈、葉蓉青在北京市101中58級高中二班，孫經武在四班。”其實孫經武也在我們二班。

2，閻先生說：“實際上，郭世英所在的二班，團支部書記是一個高個身體修長的女生司曉琳，而1960年暑假以後，由於郭世英高弦二人因改學文科而調入一班，”這裏有幾個錯誤，郭世英在入團後半年就當了班上的團支部書記一直到高中畢業；司小林而非司曉琳，她是組織委員；高軒而非高弦，同班同學的名字都搞錯了，這，稍有點離譜。再有，郭世英高三期間隻是到一班上文科的課，所有其它關係均在我班，並沒有轉到一班。以上1、2有1961年我們班的畢業照為證，大家能很容易找到他們四位的身影。

  （經閑雲野鶴辨認，照片中前排左起在趙光涵和崔立濱老師中的是連樹聲老師）

3，閻先生說：“孫經武……我聽說他父親是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將軍銜。葉蓉青……據說她父親是成都軍區一位高級幹部。”孫經武父親是少將軍銜，曾任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葉蓉青父親是高級知識分子，和成都軍區風馬牛不相幹。

4，閻先生說：“高中畢業以後，郭世英進了外交學院，孫經武進了哈軍工，葉容（蓉）青被錄取到西安某軍醫大學，張鶴慈考取了北京師範學院數學係。”四錯二：葉蓉青上的是北京第二醫學院；孫經武給刷到他從來沒有報過的北京師專，但他沒有去報到。

還有些“外傷”不關痛癢，我也不想再吹毛求疵，隨它去吧。至於閻先生文章的“內傷”，卻要從我剛才更正過的“外傷”第4條說起，那就是為什麽郭世英考進了政治上把關很嚴的外交學院，而孫經武、張鶴慈和葉蓉青卻沒有考入他們理想的大學？是孫、張、葉三位如閻先生所說：“他們在校的學習成績並不是很拔尖，因為他們根本沒把心思放在中學課程上。”因而他們高考成績不佳，自食其果嗎？當然不是！

關鍵在於當時入大學，除了高考的成績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標準，政治表現。你高考的成績再好，如果學校認為你的政治表現不好，那麽你就不可能考入你所希望上的大學。好一些的結果是有學校上，但屬於“第二類”的學校，不好的結果是任何高校對你都沒戲。

郭世英考入了外交學院，表明他不僅高考成績不錯，更說明他政治上合格。

孫經武們雖然學習成績不算很拔尖，但也屬於很不錯之列，任何大學如果按現在的標準，在分數前麵人人平等，那麽對他們當時報考的第一誌願而言都應該不在話下。可是他們沒有一個被“第一類”高校錄取，要問原因隻有一個，他們的政治表現不好。

從郭世英和孫經武他們高考的命運可見，郭世英和孫經武他們起碼在高中時代政治表現是不同的。

郭世英上高中還不是團員，但高二上半學期他就入團了，過不久班裏團幹部改選，郭世英被選為團支部委員，又被支委會推選為團支部書記（有本人不差的記憶和有幾位同學的親口所言為證）。那年頭，入團不是那麽好入的，還真的不是像現在參加一個Party那麽容易。沒有積極的政治表現，不緊跟當時的形勢，你連門兒都摸不到，何況當支書！

我記得很清楚，郭世英當了支書後，共青團中央為團員頒發團徽，是郭世英這位團支書站在講台的後麵，將團徽一枚一枚親手交給班裏的每一個團員。在那個神聖的儀式上，郭世英對每一位接受團徽的團員都如此說道：“請你像愛護眼睛一樣地愛護團的榮譽！”郭世英當時那真誠、嚴肅、清澈的目光，讓我這個旁觀的非團員深受感動，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他的那一神態。

按閻先生所說的，如果郭世英高中時就屬於孫經武等的“小集團”，“大多數同學認為他們四人都是有逆向思維傾向”，“產生一定的懼怕心理，對他們敬而遠之。”這樣的郭世英能入團嗎？這樣的郭世英能成為團員的表率，竟然能被推選為團支部書記嗎？一個不太難就可解的悖論，要嘛，如閻萬石先生所言，“大家對他們敬而遠之”。要嘛，如我所言，郭世英和孫經武等的政治表現不一樣，他在高中階段確實是“又紅又專”。有郭世英在高中入團並當了支部書記的無可爭議的事實為據，恐怕閻先生的觀點不成立吧？

再有，我們高中同學的關係一般都不錯，同學和同學之間很坦誠，彼此之間無猜忌。我們當時都是十六、七歲的少男少女，天真又活潑，政治上都不成熟，說得到一塊也玩得到一起。誠然，有些同學之間關係會更好些，成天形影不離；有些同學之間不是那麽興趣投緣，交往也不算密切，但也沒有如閻先生文章所說同學們對他們“產生一定的懼怕心理，對他們敬而遠之”的現象。說孫經武常和葉蓉青總在一起，我信，因為我常見。說孫、張、葉有時在一起，我也信，因為我曾見。但說郭世英和孫、張、葉連“課間十分鍾也不放過”地在一起，我不信，因為我沒見過。如閻先生見過，記憶錯位了吧？那應該是高中畢業後的事。但他們高中後“課間十分鍾都能在一起”再發生的可能性很值得質疑，那時他們的學校南轅北轍，和閻先生也不會再是同學，而孫經武也已經不在“四班”，他在北京南郊的大紅門當兵，非有神功，如他的遠祖孫大聖那般，十分鍾跑到一起討論一下“赫魯曉夫”又回到兵營，似乎也有點難度。

說了這些，我的意思很清楚了，那就是郭世英高中時代的政治表現與孫經武等三人是不同的。雖然不同，但我沒有說郭世英沒有他自己的思想，我很讚同閻先生所說的這句話：“從他那深邃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無時無刻都在思考問題。”這是高中畢業以後他和孫經武他們走到一起的思想基礎。

郭世英給我的印象是坦蕩、真誠，這表現在對人對事的表裏如一。他高中的坦蕩和真誠給大多數同學留下一個“時代偶像”的形象，也就是“又紅又專”。高中畢業以後的坦蕩和真誠，以至迷茫，讓他和孫經武他們走到一起，他“執意選擇了艱辛的思索之路。他懷著堅韌的愛國情懷和深沉的憂慮心思，與他的一群誌向遠大的同學冒險探索祖國發展的未來。”但郭世英思想轉變的“拐點”不是發生在高中時代，而是在高中畢業後，對此，我曾有專文闡述，這裏就不多說了。

因而如果郭世英和閻先生在高中時代就說過那些“大逆不道”的話，我確實難於理解，除非郭世英扮演著“兩麵人”的角色。如果將那些話換成是孫經武說的，我無話可說，因為孫經武確實對我說過類似的話。

我下麵的話不是針對閻先生說的，隻是我在即將結束此文時的餘思。

其一，對於一份在青年中很有影響的《北京青年報》刊載這樣一篇錯誤百出，立論不成立，甚至照片中人物都搞錯了（刊登的一張照片中根本沒有郭世英）的文章我感到吃驚和遺憾。為什麽不經過起碼的審核？郭世英去世才40多年，他的同學和親人還都在，我們這些人還能說得清楚，還能指出是非。要是此報刊登百年以上人物回憶的文章，誰還能搞得清楚真假呢？《北京青年報》的信譽何在呢？

其二，我在經過美國一些墓地的時候，常常看到一些墓碑上刻著這樣三個英文縮寫R.I.P.也就是“Rest in Peace”，中文意思就是願(死者)安息的意思。我覺得紀念郭世英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安息。然而讓我悲哀的是，隔不久就有人，不論是好心的還是惡意的，就要折騰他一陣子。正如葉蓉青前幾日對我說的：“X事件就像一個見不到原貌的古董，因為出自官宦人家，大家都想說自己才是親眼見過真正麵容的人，於是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版本。無論是詆毀，無論是貼金，我都感到悲哀，郭世英還有那個X怎麽成了人們茶餘飯後閑談的話題了？！”

也許這是我最後一次專文提及郭世英，我希望他安息！我也真誠希望我們這些郭世英的老同學、朋友和敬重他的一切人讓他R.I.P. 君不見，郭世英的兄弟姐妹曾刻意寫過什麽文章，打擾過他們的好弟兄郭世英嗎？！

附，閻萬石原文

郭沫若之子郭世英：思考最艱辛，付出且無悔

身為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1942~1968)條件優越，學習和生活的環境比一般同學要強，但高中時的他執意選擇了艱辛的思索之路。他懷著堅韌的愛國情懷和深沉的憂慮心思，與他的一群誌向遠大的同學冒險探索祖國發展的未來。後人應該記取他們的思考與付出，他們留下的東西應該視為改革開放最寶貴的思想遺產之一。幾個誌同道合的同學
       我和郭世英高中都是北京市101中學的，當時我在58級高中一班，郭世英、張鶴慈、葉蓉青在58級高中二班，孫經武在四班。張鶴慈的父親是北大生物係的張宗炳教授，著名的殺蟲劑研究專家。孫經武的父親是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將軍銜。葉蓉青的父親是成都軍區一位高級幹部。
       我們一班和二班就一牆之隔，所以我每天都能看見他們。郭世英每天都要和張鶴慈、孫經武、葉蓉青討論問題，即使是課間休息十分鍾他們也不會放過。他們不希望有其他同學參加他們的討論，也沒有人到他們身邊去聽，大多數同學認為他們4人都是有逆向思維傾向的人，產生一定的懼怕心理，對他們敬而遠之。他們對中學的課程不屑一顧，常聽他們說大學的課程諸如微積分之類早已經自學完了。他們在校的學習成績並不是很拔尖，因為他們根本沒把心思放在中學課程上。“彭德懷是一個為民請命的人”
      郭世英最愛讀政治、哲學、經濟方麵的書，在他十六、七歲期間，已讀過了馬、恩、列、斯和黑格爾、費爾巴哈、培根、康德、孟德斯鳩、斯賓諾莎等人的大量著作。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冷觀一些世人矚目的問題，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他和我有兩次涉獵當時政治問題的談話。
　　一次是在校圖書館，當時隻有我和郭世英兩人，我在看一本文學雜誌，他在看報，他突然指著報上的一篇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文章問我說：“你對彭德懷的問題怎麽看？”我一愣，回答道：“廬山會議早作結論了，反黨集團頭目。”他瞪了我一眼說：“你怎麽沒有自己的思想？我認為彭德懷是一個為民請命的人，我相信，曆史會對他作出公正的裁決。”我不知該再說什麽，突然我想起一件事，順口答道：“我天津有一個表兄去年對我也這麽說，他說彭德懷早晚得平反，隻是時間問題。”他點頭道：“沒錯，你表兄有見識！”我忽然意識到自己說走了嘴，忙悄聲對他說：“你可千萬別對別人說我表兄說過的話。”他竟然笑了起來，說：“你呀你，放心吧！”
       另一次是在草地旁，當時我正在翻看著毛主席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兩本小冊子，郭世英問我：“你對兩論怎麽看？”“經典，經典！”我連聲讚道。他點了點頭，瞬間臉上又流露出凝重的表情：“不錯，毛主席的《矛盾論》和《實踐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但他搞的三麵紅旗違背了自己的哲學，想在一夜之間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是好心辦了錯事。更遺憾的是他不善於接受別人的批評意見。實際上，赫魯曉夫對中國的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大躍進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我不禁打了幾個寒顫：“你是說毛主席也有缺點？！這是不可能的！”郭世英看我緊張的樣子，反而輕鬆地笑了起來：“你真是書呆子，毛主席自己都說過，除了嬰兒和死人以外，都會有缺點和錯誤。毛主席怎麽會沒有缺點和錯誤呢！”
      我不想再和他談這個危險的話題，問他：“你手裏是兩本什麽書？”他將書封麵攤給我說：“《聯共黨史》和《斯大林傳略》。”“啊，都很經典吧。”我驚歎道。他的嘴角卻流露出輕蔑的一笑說：“是啊，隻可惜裏麵不少與曆史事實不符，到處是錯誤結論。”我一聽又是嚇了一跳，問道：“你又發現了什麽問題？”他稍眯了一下眼睛說：“托洛斯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政治觀點和列寧、斯大林有分歧，因此遭到暗殺和處決，這是斯大林一手製造的冤案。這隻是其中的幾件事。”我很為世英擔心。我告誡他說：“世英，你這些思想與上麵的提法差異很大，是危險的，弄不好是要被批判的。”他卻坦然地看了我一眼，然後將他的目光移向遠方，那目光像是兩把利劍，似乎要把遠方的山都穿透。停頓了片刻，他堅定地說：“麵對真理我無所畏懼。”他那眼神我至今難以忘懷。超乎常人的奇特思想
　　高中畢業以後，郭世英進了北京外交學院，孫經武進了哈軍工，葉蓉青被錄取到西安某軍醫大學，張鶴慈考取了北京師範學院數學係。
      1962年4月，郭世英來我家找我，他說，現在國家經濟很困難，不把重點工作放在經濟上，還在高談“階級鬥爭”。這樣下去以後會出亂子的。又說，他不想學外交了，想轉學到北大哲學係，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中國建設。他說，你爸是北大教授，帶我去一趟哲學係吧。
　　我把他帶到了哲學係，係裏的負責人一聽說要轉係，很不以為然地說：“這是北京大學，怎麽能隨便從外校轉來呢？”當郭世英拿出父親郭沫若的親筆信後，那位負責人大吃一驚，態度即刻大變。不久，郭世英轉到了北大哲學係。
　　郭世英等人這一係列超乎常人的奇特思想，在當時一般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當時極左的政治氣氛，必然成為熱烈追求自由平等思想的郭、張、孫、葉等人思想反叛的土壤，以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特殊案件也就不奇怪了。“我們從來做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1963年春季的一天，郭世英、張鶴慈突然氣喘籲籲、踉踉蹌蹌、滿身泥濘地闖進了我家。我急問他們出了什麽事？他倆情緒稍穩定後，郭世英又顯出他平時凜然自若的神情說：“別問了，快讓我們洗個澡，在你家暫避一下。”我即刻帶他們到浴室洗澡。
      父親問我怎麽回事？我說是郭世英和張鶴慈，他們可能是遇到了“麻煩”，在咱家暫避一下。父親沉吟了一下，什麽也沒說，轉身又回他的書房裏去了。
　　郭、張二人洗完澡後，我悄聲問道：“是不是遇到了什麽麻煩？做了不該做的事？”郭世英堅定地回答說：“沒什麽，我們從來做的都是該做的事，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我疑惑地點頭說：“那就好。”張鶴慈說：“萬石，你就別問了，你也管不了，絕不會給你添麻煩的。”我又有些心悸地點點頭，沒再說什麽。
　　他倆在我家又坐了約20分鍾，道謝後就離去了，想不到這次離別，竟成了我和郭世英的永訣。
　　不久以後，我就從當時在北京農業大學讀書的妹妹閻萬英口中得知郭世英慘死的噩耗，她說外界傳說是自殺，實際上是那些“造反派”把他從樓頂上推下去的!
　　對於郭世英的死，我感到十分震驚和悲痛。郭世英與我同齡，論月份比我大一個月，死時年僅26歲。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個非常有才能的人，在政治學、哲學、經濟學方麵都有許多獨特的見解。更可貴的是他的忠耿、執著、堅持真理及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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