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全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

內容提要：人類的精神生活和實踐活動，總是在複雜的差異性中表現出大量的同一性。正是這種同一性，能夠使產生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優秀思想文化跨越時空而相融。孫子“全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兩者作為不同時代東西方文化的代表，其內在的同一性表現在：一切為了群眾是“全勝”思想的最終目的，一切依靠群眾是獲取“全勝”的核心手段。正確認識這一規律，對於我們分析美軍當前在伊拉克所麵臨的困境，如何加強我們黨的執政能力，探討“反分裂法”的作用等現實迫切問題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全勝”思想 馬克思主義 群眾觀
　　《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是一種以追求國家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以“伐謀、伐交”和威懾為基本手段，以求獲得“安國全軍”而益天下的國家安全戰略觀，它以其深刻的哲理性和思辯性支配了中國2000多年的軍事發展脈搏。而馬克思群眾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大靈魂之一。它被鄧小平同誌喻為我們黨的傳家寶，被江澤民同誌認為是講政治的根本問題。我們黨作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近80年的奮鬥中屢經磨難而不衰，始終站在時代前列，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發展與社會進步，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經過艱難曲折的探索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使中華民族走上全麵振興之路，創造了舉世稱讚的業績。其根本原因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是我們最大的“全”。
一、孫子“全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內在聯係的哲學機理
（一）、是全是破以利合的利益觀
　　孫子認為，運用一定的軍事力量去達成一定的戰略目的，有兩種可供選擇的方式：一是以智馭力，孫子把它稱之為“全”；二是以力馭力，孫子把它稱之為“破”。在《謀攻篇》一開始，孫子對這兩種方式從全局到局部加以比較：“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通過比較，孫子的結論是：“全”為上，“破”次之。因此，“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這就是說即使打了一百次勝仗，但是敵我雙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樣的勝利，是付出慘重代價的勝利，得利相對來說比較小。那麽，不通過直接交戰，而征服敵人，才是完全的勝利。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不戰”並不是取消一切軍事活動，如果真的把軍事活動，戰爭手段取消了，任何敵人也不會屈服。它這裏說的是不直接與敵人對抗，而通過一係列巧妙手段使敵人不得不屈服。“兵不頓而利可全” 又反映了一個一般的經濟規律，就是以最小的投入爭取最大的產出。這個一般的經濟規律反映在孫子的戰略思想當中，就是要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這就反映了戰爭的效益觀。
　　恩格斯在《反暴力論》中提到：“暴力僅僅是手段，相反地，經濟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礎性’得多；在曆史上，關係的經濟方麵也比政治方麵同樣基礎性得多。”孫子的全勝思想正是通過最小的代價來追尋最大的利益，“破”隻是戰爭手段的一種，而不是戰爭目的本身。西安事變就是最好的例證，西安事變後，在如何處理蔣介石的問題上反應不一，來自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派軍官和有著不滿情緒的士兵和群眾要求公審“賣國賊”蔣介石和他的僚屬。許多人也認為，共產黨為了要報蔣介石對他們進行十年無情戰爭之仇，現在一定會要求把他處死的。並利用這個機會與東北軍和西北軍聯合，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南京進行新的爭奪政權的決鬥。而實際上共產黨並沒有采取這種“破”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們不僅力主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而且還主張由他回到南京去擔任領導。這並不是共產黨不想在中國實現社會革命，而是當時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中國麵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對於一個被剝奪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務不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因此現在最需要的是團結整個民族，對日本進行反帝鬥爭，謀求獨立。而且必須先有這一鬥爭，然後才談得上進一步努力在中國實現社會革命，它們兩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須同時帶動後者。蔣介石則是中國許多敵對勢力暫時得到某種穩定的中心樞紐。一旦他離開這個中心地位，這些勢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種意見發生公開衝突，中國就會重新出現分崩離析。因此共產黨選擇了“求全”的方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體。
　　可見，孫子“全勝”思想的中心在於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而利益觀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部分，其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理論，幫助人們找到了一套關於自身使命的邏輯嚴密的說法。中國社會矛盾重重，戰亂不斷，階級鬥爭學說比和平寬容的自由主義更富於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在馬列主義描繪的世界曆史圖景中，蘊藏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這種利益分配方式，特別能滿足中國社會的各種期待，這也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群眾觀的核心所在。
（二）、“全”、“破”相互轉換的方法論
　　“全”與“破”作為矛盾的兩個方麵有哪些特點呢？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中提到：“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可見，“全”隻是暫時的，“破”才是絕對的。正如國共兩黨作為兩個階級的代表，兩者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他們的鬥爭是絕對的，其兩次合作不過是在利大於弊的前提下暫時的統一，在抗日戰爭勝利後，解放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列寧曾經說過：“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全”與“破”是矛盾的兩個方麵，不能孤立地存在。如果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另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兩者是互相依存、互相滲透的，這就叫做同一性。也就是列寧所謂的“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但是，事情不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還在於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轉化。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著的兩個方麵，因為一定的條件而各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麵轉化了去，向著它的對立方麵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這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種意義。“全”與“破”作為矛盾的兩個方麵，不僅相互依存，全中有破，破中求全，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以小破求大全。
　　而這個條件又是什麽呢？這是辯證法研究的重點。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部分，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對歐洲資本主義來龍去脈的曆史與邏輯的分析性呈現，那是商品經濟的邏輯展開，是剩餘價值的產生發展及其導致的危機與革命的圖景。而共產主義的立足點就是為廣大人民謀利益，調動最普遍的群眾的參與，實現全人類的解放。這符合占大多數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是中國無產階級專政得以實現的最根本的原因。曆史上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重大倒退，最關鍵的便是他們拋棄的社會主義能夠存在的根基，不能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其下台是必然的。人民群眾的利益便是這個“全”“破”相互轉換的條件，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所要闡述的。
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是孫子“全勝”思想在當代的具體發展
　　孫子運籌整個戰爭問題的時候，應當說是從綜合國力這個方麵去考慮的。他提出運籌綜合國力要遵循一個原則，就是“經之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五事”當中，以“道”為首，是孫子的重要貢獻。“道”講的是政治因素，“道也，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詭也。”，讓民眾、將士與國君的思想意識保持一致。這裏的“道”就是政治主張，爭取民心，取得民眾的支持。
　　但是怎樣的“道”才能爭取最廣大的民眾的支持呢？分析“道”首先要分析階層，《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開篇便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通過分析各階級所麵臨的客觀利益，團結與自己有共同利益需求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爭取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孤立地主和買辦階級，不斷地壯大自己的力量，削弱敵人的力量，讓條件逐漸向有利自己的方向轉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觀點便是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是“道”的核心所在，也是我們最大的“全”。而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基點，爭取人民群眾的支持，引導人民群眾不斷前進是從“破”到“全”的轉換條件。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很好地概況了“全”與“破”關係的這兩個方麵。
　　那些將自己的利益強加在人民群眾頭上，以損害人民群眾利益來謀求自身利益的集團必然會走向失敗。馬克思主義認為：戰爭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根本區別在於是進步的符合人民利益還是退後的違反人民利益。從希特勒種族滅絕政策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三光”政策最終走向失敗，其根本原因就是違反了被占領國和本國人民的利益。
今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進入第二年，雖然大規模激烈對抗的高潮已經過去，軍事行動強度有所降低，但是伊拉克戰事遠未結束，美軍的傷亡越來越大。一方麵駐伊美軍在伊拉克加緊武裝清剿，強化美軍對伊拉克的軍事占領；另一方麵，伊拉克什葉派反美派別領導人薩德爾及其領導的“邁赫迪軍”，紮卡維和費盧傑武裝領導人阿卜杜拉•賈納比領導的反美武裝及伊拉克民眾在伊拉克全境對駐伊美軍展開廣泛的抵抗行動。伊拉克的費盧傑號稱“抵抗之都”，在大規模戰爭期間，費盧傑基本上是和平落入美軍手中。這是因為，費盧傑人民在薩達姆政權下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相反還是個嚴加防範的地方。薩達姆給每個伊拉克老百姓都發了武器，指望他們為挽救政權作最後一搏，但在大規模戰爭期間，美軍以微小的代價輕而易舉就掃平了伊拉克全境，發了武器的老百姓基本上都在當看客，一年過去了，薩達姆也被抓好久了，伊拉克人反而又拿起了武器浴血奮戰，戰鬥的激烈程度和傷亡之慘重較“大規模戰爭”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真正的原因要追根溯源要到去年5、6月間，費盧傑人的一次和平示威中，美軍因為人群中有人開槍，就大開殺戒，打死打傷近百人，從此費盧傑就成為了美軍的噩夢了。當初人們之赤手空拳走到美軍的槍口下，是相信美國人不會開槍濫殺無辜，無非是冀盼著美國人重建快點，多給工作機會，多給老百姓一點做人的尊嚴，不要動不動就踹門搜身，老百姓圖的也就是和平安寧幸福的生活，機關槍一掃，掃倒的不僅僅是那上百號人，更重要的是掃掉了費盧傑人的心。在費盧傑，美軍動用坦克、飛機、重炮等重武器大開殺戒，連集束炸彈都上了，表明美軍存心想報複辱屍事件，兩天功夫就擊斃六百多，殺傷近三千。當然很快美國人就發現不對勁，“沒有什葉派、沒有遜尼派，隻有伊拉克”的口號出來了，12個城市全麵動蕩起來，美國人在費盧傑兩天的殺戮，輕而易舉就葬送了一年來美軍做群眾工作的艱苦努力。美軍在兩次費盧傑戰鬥中共陣亡206人，傷亡上千，幾千名遊擊隊員做到了三十萬伊正規軍沒有做到的事。截止到11月底，美軍在伊死亡總人數達1274人，受傷總人數達9765人。美軍取得伊拉克戰爭的勝利靠的是迎合了廣大伊拉克人民想要推翻薩達姆政權的壓迫、建立新生活的利益需求，而現在逐漸失去伊拉克的原因也正是破壞了廣大伊拉克人民求生存、求發展的根本利益。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軸線，“全”與“破”的轉換在這裏體現得淋漓盡致。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我們戰無不勝的奧秘所在。中國革命所以能夠成功，其中很關鍵一點便是進行土地革命：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消滅特權階級。土地重新分配使很大比例的農民等到了足以維持生計的土地，取消捐稅也贏得了中農的感激，所有這一切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身利益出發，奠定了共產黨的群眾基礎，為進行革命贏得了人力和物質的支援，這種綿綿不斷的力量之源是我們取得最終勝利的根本保證。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取得空前的成功，這與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渴望過上富裕的日子是分不開的。時代不一樣，人民群眾的需求也不一樣，如果說解放前人民群眾是生存的需要，那麽解放後便是發展的需要。江澤民同誌的“三個代表”是對馬克思主義群眾觀最好的銓釋。
三、孫子“全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對如何維護新形勢下人民群眾利益的積極探索
（一）、順應社會利益格局變動，尋求新時期人民根本利益的著眼點
　　探索社會利益格局變動的規律，必須認清人民利益的時代特征。人民是個曆史的範疇。人民利益也是個曆史範疇，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必須研究新時期人民利益帶有規律性的新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階層的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但是這並沒有改變中國當前的階級基礎，相反，隻要我們策略得當，還能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江澤民同誌在“七一”講話中就提出：“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麵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這是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一個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的執政黨，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沒有階級基礎，無以立黨；沒有社會基礎，黨就缺乏強大的凝聚力。工人階級是黨的階級基礎，這一點不能變。在鞏固黨的階級基礎的同時，把社會各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有利於擴大黨的社會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時代主題演譯出人民利益的發展主題。如果說解放前人民群眾的利益是求生存，那麽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是求發展。在和平與發展依然走時代主題的曆史條件下，在告別“溫飽”、邁進“小康”之際，人們日益看重生活質量，看重個人和家庭的發展與未來。追求發展的人民群眾重視機遇，要求公平、公正、公開，對加強民主法製、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日益強烈。當前，國際環境正拓展著人民利益的存在空間。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環境，決定著我國人民的利益不僅存在於國內，而且存在於世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隻有加入國際合作，立足於全球經濟政治文化舞台，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才能充分實現，在世界村裏，我國人民個人的利益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聯係日趨緊密。建立適應改革開放條件下的新型政治體製已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具體體現之一。
　　中國曆史上曾有過漢武帝時代：“敢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開元盛世時百國朝貢、大元王朝的鐵騎飲馬萊茵河，然而鴉片戰爭後，中國陷於了近百年的戰亂，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才逐步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現在中國又重新站起來了，每一個炎黃子孫都渴望看到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然而卻有那麽一小撮台獨分子企圖分裂祖國，將中國從和平發展的道路上從新拉回內戰，這是為13億中國人民的意願所不容的。祖國的強盛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保障。國強則民強，國富則民富，維護祖國統一的願望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另一具體體現。
（二）、結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具體體現，建立和完善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法治機製
1、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解決為誰執政、靠誰執政、怎樣執政的問題
　　2004年9月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是一份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文件，它係統闡明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係列重大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份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是新世紀新階段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局麵的行動指南，它係統地回答了為誰執政、靠誰執政、怎樣執政——這一中國共產黨５５年執政實踐中始終麵臨、不斷探索並努力回答的一個重大戰略課題。
　　一是為誰執政的問題。《決定》指出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黨隻有一心為公，立黨才能立得牢；隻有一心為民，執政才能執得好。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牢記“兩個務必”，堅決懲治腐敗，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從中可以看出為人民謀利益是我們黨執政的最終目標，它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群眾利益觀，是我們最大的“全”。二是靠誰執政問題。《決定》指出“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這一句看是簡單的話，卻凝聚著我們黨成立55年來從弱小走向強大、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勝利走向勝利一切智慧的結晶。我們隻有真心地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才會取得人民群眾的的擁護，才會取得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全”與“破”相互轉換的關鍵所在。三是怎樣執政問題。怎樣執政問題實質上就是在當前國際形勢曲折發展、國內社會利益關係錯綜複雜，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的情況下，如何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聯係，更好地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更好地依靠群眾的問題。《決定》指出當前黨的執政麵臨著如何“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曆史性課題”。這歸根到底是如何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和如何克服違反人民利益的問題。
　　《決定》的提出是迫切和及時的，它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上，全麵總結了55年來我黨成功的六條經驗：必須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必須堅持推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必須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必須堅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這些主要經驗，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指導原則，也是人民群眾利益的根本反映。
2、維護祖國統一要靠兩岸群眾的共同努力，提出符合兩岸人民利益的政治主張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與大陸現在的分離狀態是中國內戰遺留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台灣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台灣的曆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早就製訂了“一國兩製”的 “和平統一”方針，這是符合兩岸人民共同利益的選擇，也是絕大多數炎黃子孫的期盼。然而，在國際大氣候和島內小氣候的共同異滋下，台獨分子及台獨勢力正在有預謀、有計劃、成係統、加速度的發展，並已成為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嚴重威脅。
為了針對這一小撮台獨分子的分裂企圖，維護兩岸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2004年12月26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草案》對於維護國家統一有著及時的指導作用。國家提出的和平統一主張和抓住二十年戰略機遇期求發展的思想是站在時代的高度，以維護兩岸人民群眾利益為前提的高瞻遠矚的決策。隻有我們自己發展好了，國力強大了，才能給台灣民眾一個希望，才能使台灣低勢能的資本主義社會向大陸高勢能的社會主義社會轉變，才能具有和平統一的資本。而且，這是曆史的大勢所趨。然而，有那麽一小部分稱孫中山都是外國人的台獨頑固分子，害怕大陸的高速發展最終使台灣和平統一，想在大陸還沒有足夠強大之前將台灣從中國獨立出去，逆曆史潮流而動。《反分裂法》的提出就是適時地針對這一部分人的。它將“阻獨”與“促統”兩個目標分開來，雖然二者有密切聯係，但是在很多方麵是不同的。“促統”代表大陸承認兩岸分離、分治的現況，並預示未來兩岸關係唯一選項為“統一”，而在當前的情況下，和平統一的條件並沒有完全具備，使用武力統一並不能給兩岸民眾帶來任何好處，相反還會遺留下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阻獨”則是認定兩岸現狀是合而為一，所反對的隻是一小部分台獨分子。它從維護兩岸人民求和平、求發展的根本利益出發，是用來阻止分裂戰爭的。“阻獨”與“促統”實質上就是孫子的“全”與“破”思想的延伸，而兩者轉換的關鍵就是是否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反分裂法》是符合兩岸人民利益需求的政治主張，是遏製台獨的利器。
　　《反分裂法》提出的“五個決不原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決不妥協，爭取和平談判的努力決不放棄，與台灣同胞共謀兩岸和平發展的誠意決不改變，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誌決不動搖，對’台獨’決不容忍。”代表著國家為了維護兩岸人民利益而反對分裂的立場；所提出的“七項主張”則宣示著兩岸人民的美好前景；所指明的“兩條道路”： “一條是懸崖勒馬，停止‘台獨’分裂活動，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促進兩岸關係發展；一條是一意孤行，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最終玩火自焚。”則表明當前破壞安定團結局麵的是台獨分子，台獨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威脅和敵人，明確這一主張將一掃籠罩在兩岸人民上空的陰霾。“反分裂”將成為兩岸人民的共同目標，台獨將成為兩岸人民共同的敵人，團圓、和平、安寧、發展與大家庭的榮耀將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利益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