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變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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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農奴和農奴主:雲泥之別

(2010-08-03 19:31:07) 下一個
農奴和農奴主:雲泥之別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20日14:58 《人物》雜誌

  農奴和農奴主:雲泥之別

  即使雪山變成酥油,

  也是被領主占有。

  就是河水變成牛奶,

  我們也喝不上一口。

  生命雖由父母所生,

  身體卻為官家占有。

  “農奴”在西藏當地被稱為“米色”,字麵上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顧名思義,除去享有特權的貴族階級、僧侶集團和處於權力頂峰的達賴喇嘛之外,絕大多數的西藏人都是農奴。在西方學者的筆下我們看到了這樣一段關於“農奴”身份的定義:

  西藏的農民,特別是在貴族和寺院的莊園裏幹活的農民,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農奴。一個佃農必須把他的大部分農產品交給地主,留下的僅夠養活他自己和家人。他還必須向地主和所有過路的政府官員服徭役並提供物品。未經老爺的允許,佃戶不得擅離他的土地。如要離去,需先呈上西藏人稱之為的“離開莊園申請書”。通常這類申請是不會被批準的。

  農奴被拴在莊園主手中,就像狗兒被拴在院子裏,就像驢子被拴在磨盤旁,白天他們勞動,夜晚他們看家,即使有一天他們要婚嫁,要出家也必須經得主人的同意。

  食,吃的是狗食;活,幹的是驢活。

  白天是人,夜晚是狗。

  打完場,糌粑光。

  奴仆的睡處,在梯子下麵。

  藏學研究中心的格勒就是農奴的後代,他回憶起童年的境遇時感慨萬端:

  我是四川省甘孜州的藏人,也就是現在康區的康巴人。我們家就是世代為農奴,農奴裏麵最底層的。我小的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家沒有房子,我們家住在哪兒呢?貴族宮殿裏麵廚房和大廳之間有個過道,那兒有一個蓋的或墊的,這就是我們的家,兩個姐姐,媽媽,加上我,四個人都睡在那兒。我媽媽和兩個姐姐一生下來就是這家的仆人,一年四季給他們幹活,給你點吃的,給你點穿的,其他一無所有,沒有地,一寸土地都沒有,更沒有一片瓦讓你住。我降生在牛棚裏,早上出生,下午我媽媽就得去勞動,你是農奴就必須得幹活。

  而一個名叫馬麗·塔林的西藏貴族階級出生的女子記錄下來的她在舊西藏的生活卻是這樣的:她的家裏有20個左右的仆人(農奴),當她還是孩子的時候,總有一個仆人背著她上下樓,隻因為她“很懶”;家中有人患了病,就會請來英國醫生為他們診斷,或者幹脆去印度治療;馬麗和她的長輩一樣對伺候自己的農奴很不信任,因此他們每天早晨從上了鎖的倉庫裏取出隻夠一天的糧食發給仆人。

  藏族攝影師紮西旺堆曾於20世紀50年代到過拉薩以西300多公裏的江孜帕拉莊園,莊園的主人帕拉汪秋夫婦已經到印度去了。管家拿著兩皮口袋的鑰匙,為他打開了一扇又一扇的神秘之門,眼前的景象讓紮西旺堆驚呆了!“莊園就是莊園,太富有了。酒和吃的就裝滿了一間房子,威士忌、人頭馬等等非常多,各種外國的盒式糖果、盒式點心裝滿了整個屋子。穿的方麵,不但有綢緞的、有氆氌的、有牛絨的麵料,還有各種各樣皮革做的服裝,比如說猞猁皮、狐狸皮、羔羊皮、豹皮,有些皮子根本沒見過,非常珍貴。房間裏還有收音機、留聲機……”

  太陽照到的地方

  是“三大領主”的地方,

  水流到的地方

  是“三大領主”的地方,

  山影遮蓋的地方

  是“三大領主”的地方,

  農奴祖祖輩輩

  沒有一塊立腳的地方。

  “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身無立錐之地的農奴和享盡榮華富貴的貴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難怪加拿大人譚·戈倫夫在他的《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坦言:對1959年以前的西藏,“無論想象力有多麽豐富,西藏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絕不是‘令人羨慕的’。”



  保守的寺院集團

  20世紀的前50年,正是風雲變幻、海立山奔的年代。公平地說,西藏也並非鐵板一塊,死水一潭,就像珠穆朗瑪峰上千年不化的冰雪,對於世界局勢的變遷全然無動於衷。

  事實上,西藏內部期待變革的聲音從來沒有平息過,這些聲音中也必然潛伏著幾個讓西藏成功轉型以適應世界局勢的轉折點,可是,當勢力強大的寺院集團麵對傳統與變革這樣的選擇時,他們永遠站在了“最保守的主張”這一邊。

  寺院集團保守的作風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他們需要保持西藏作為宗教領土的純粹性,這是他們的立身之本。在1946年西藏地方政府寫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他們引以為傲地流露出這種保守思想,信中說:

  地球上的許多大國都已獲得了空前的財富和權力,可是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致力於人類的幸福,這就是實行政教合一製度的宗教國家西藏。(這段時期攝政達紮牢牢地控製著西藏噶廈政府的權力,在英國政府的挑撥煽動下,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急劇惡化,達紮企圖將西藏作為獨立的國家從中國分裂出去,因此才有了以上的言論。——作者注)

  政教合一的政治係統保障了活佛和寺院集團對政治權力的掌控,而農奴製度則是莊園製度和政教合一製度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正是這樣一種有效的經濟剝削製度為西藏政教統治集團的長期存在和發展提供了保障。

  以農奴為基礎的西藏政教合一製度,使得政府把基本的權力下放給每個領主,這樣一來政府在鄉村既沒有必要派駐警察,又無需派遣治安武裝。從另一個側麵說,農奴製的存在也在不知不覺中,大肆地削弱了一種複雜而精細的政府機構在西藏存在的必要性。借著這樣的便利,政府卸下了向俗官發放薪水同時又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寺院複合體的重擔。所以當噶廈政權處於鼎盛時期,在一片相當於整個西歐麵積大小,100萬人居住的土地上,隻遊蕩著區區四五百名僧俗官員,管理著它的日常事務。

  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種和諧力量,但它同時又是一種導致分裂和紛爭的力量。各種宗教集團為了擴大自己的聲勢和影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角逐,他們似乎像一群幼兒永遠無法在糖果的分配上達成一致,致使寺院不斷地尋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贈,同時也更加擁護莊園農奴製這種經濟製度,以便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好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的存在又成為了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1950年,達賴16歲。

  1950年,國民黨政府已經退出了曆史舞台,新的中國,新的政府此刻在東方站了起來。

  動蕩不安的時局逼迫十四世達賴走上了執政者的位置。

  這使我萬分焦慮。我當時年僅16歲,佛法修習的結束期限未到,我不僅對世界情況知之甚少,而且缺乏經驗,並且我已到了知道自己多麽無知還必須努力學習的年齡,因此我首先聲明,我年齡還小,尚不能擔此重任,到18歲才能接受這項重托……我也明白護法神和活佛喇嘛提出這種請求的原因。每一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後所實行的攝政統治的漫長歲月,不可避免地會削弱我們的政教製度。在我年幼的時候,我們的政府內部就存在著派係紛爭的現象,從而導致了政府管理機構和製度的衰退。我們已到了大多數人都亟欲避免承擔責任而不願接受職權的地步。現在,麵臨著遭受侵略的威脅,我們更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團結一致,作為達賴喇嘛,我是受到雪域佛土的全體僧俗民眾一致尊崇的唯一一人。

  這是流亡中的達賴所撰回憶錄中的一部分。文中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是“侵略的威脅”,反映的是多年後達賴的政治立場,而在當時,達賴的親政的確是各方麵政治力量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20年前在路上的兩隊人馬終於在決定西藏前途命運的時刻碰麵了。

  與此同時,西藏正承受著來自英國、印度、美國等外國分裂勢力的幹擾與壓力。

  年輕的達賴和生活在這片雪域高原上的虔誠的信徒們將會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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