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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被當作垃圾所拋棄的,被中國當作瑰寶捧起來。福兮?禍兮?

(2008-07-14 16:25:31) 下一個
劉夢溪:梁武帝的佞佛與大度

梁武帝蕭衍怕是中國曆史上最遭非議和最富爭議的一個皇帝了。



他三十八歲登基,八十六歲死於侯景之亂,在位四十八年。南朝的宋、齊、梁、陳四朝都是短命的政權,其中宋經曆八個皇帝,共五十九年;齊經曆七帝,二十三年;梁四帝五十五年;陳五帝三十二年。前後二十四位南朝皇帝,梁武帝的統治時間固然為最,置諸秦統一中國後之帝王世係中,也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享國最久的皇帝之一,隻略遜於康熙的六十一年、乾隆的六十年和漢武帝劉徹的五十三年,而與明神宗朱翊鈞同以六八之數並列第四。



可是結局就不能和漢武或康、乾乃至萬曆帝同日而語了。



漢武帝一生功成名遂,在他統治時期漢代達到了全盛,雖然晚年求仙有些走火入魔,終究死得較為平安。康、乾有“盛世”之稱,他們身後仍有一百多年的天下。晚年的康熙因諸皇子奪嫡,弄得心煩意迷,甚至有人懷疑其駕崩係皇四子胤禛作了手腳所致,但此說缺乏證據,平實而論,也許還是死於心髒病突發較為可信。至於乾隆,早在臨宇之初,就發誓在執政六十年的時候,把皇位傳給嗣子,後來果然實踐諾言,當禦極周甲子大慶之際,傳位給嘉親王永琰(嘉慶帝),又過四年,安然而逝,終年八十九歲。而萬曆帝病死之後,明室也還延續二十餘年始亡。



梁武帝則不同,他是在侯景攻陷建康,城中十餘萬男女隻剩下二三千人的情況下,被軟禁起來,病餓而死的。人們並不同情他,因為侯景之亂係他一手釀成。當時南北朝臣無不知侯景是個機詐多變、反覆無常的小人,在降梁之前已有過多次叛而降、降而叛的記錄。梁武帝不納眾諫,荒唐地把夜夢天下太平和侯景求降聯係起來,以為統一中原的時機已到,迫不及待地委以重任,結果鑄成大錯,落得國破身亡。



史載公元547年,梁朝主力軍五萬人在彭城寒山堰被東魏大將慕容紹宗擊敗,梁武帝聞訊緊張得差點從床上掉下來。可是兵敗之後,他繼續任命侯景為豫州刺史,並賜給青布萬段,信使相望,完全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難怪羈留北方的為學家庾信在《哀江南賦》裏要說他“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了。



梁武帝另一件遭詬病的事情是佞佛。



本來這在儒、釋、道並存兼容的中國傳統社會,也算不得什麽。漢武帝為神仙方士所惑,前麵已附及。英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能避免與和尚、道士打交道。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政權更迭頻繁,王室之間,骨肉相殘,殺人如麻,僅齊梁之際,史家就有“內難九興,外寇三作”的說法,民謠則謂:“遙望建康城,江水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上至群臣君上,下至草野黎庶,均有朝不保夕之感。佛教借此彌漫,土壤氣候,正複相宜。梁武帝父兄曾佐命蕭道成奪取劉宋政權,他本人是在殺戮中走過來的,皈依釋氏,應屬自然。



問題是,他佞佛佞得有些過火,反而覺得當皇帝很委曲,一再表白“有天下,本非宿誌”,寧願“歸誌園林,任情草澤”,雅不情願在這裏“膺大寶”。這還不說,當大愛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三座規模宏闊的佛寺建成之後,他親自到同泰寺舍了身,三日後才還宮。兩年後更進而脫掉帝衣,穿上僧服,住進同泰寺便房,在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講起了《涅槃經》。佛教稱這種舍身方法為“清淨大捨”,走到這一步,就不容易回來了。



梁朝公卿群臣於是慌了手腳,不得已出錢一億萬,才把皇帝贖出來。不料後來又有第二、第三次舍身,再出一億萬奉贖,皇帝雖然沒跑掉,滿朝上下早已雞飛狗跳,不成體統。所以當朝就有一個叫名荀濟的人發出警告:“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偽,奸詐為心,墮胎殺子,昏淫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後來更有人以武帝佞佛為蕭梁喪亂敗亡的直接原因。



梁武帝因佞佛,大造寺院,廣施僧錢,上行下效,給國家造成巨大浪費,固是事實。屢次舍身,勢必引起朝政廢弛,也毋庸諱言。但要說蕭梁的敗亡主要是由皇帝佞佛所致,則未必允當。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卷論《全梁文》部分,對此廣征博引,析論甚詳,並引而為說:“夫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究其理則勢不兩立,而見諸行則事必折衷,損益調停,經亦從權。故諂道佞佛,雖甚妨禦宇為政,而不能盡廢禦宇為政。”又說:“梁武台城之殍,宋徽青城之俘,佞佛諂道與有咎焉,卻不能專其咎也。”可謂理通明辨之論。何況撥開雲翳,以實為史,梁武帝自有其長處,否則不會享國那麽久。



史載他勤奮好學,善為文辭,“千賦百詩,直疏便就”;對經學、文學都很有研究,著有《群經講疏》二百餘卷,《通史》六百卷;工書法,喜卜筮,長騎射。且生活尚儉,穿布衣,吃粗食,一日隻一餐。不飲酒,不聽音聲,勤於案牘,冬天四更便起床,把燈燭披覽,凍裂雙手,仍堅持不懈。由於浸沉佛法,即使所下詔諭,也帶有“煦煦為仁”之意。惹得與南朝對峙的東魏丞相高歡不無妒意,說:“江東有一吳兒老翁蕭衍,事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其實早在稱帝之前,當蕭衍與沈約、謝眺等在竟陵王蕭子良的西邸並稱“八友”的時候,他的這種儒雅之風就開始養成。隻不過流俗史家的眼睛難免摻進勢利,容易蹈以成敗論人的曆史覆轍,既然佞佛和納降侯景是梁武帝生平兩大顯汙明誤,餘下種種便化作微德小善而不為人所注意了。



不過依筆者的看法,梁武帝還有兩點至為難能的地方,於今思之,仍會產生莊肅誠敬之感。一是他佞佛佞得真誠,是真信仰,不是假信仰。這有他寫給蕭寶夤的手書所說“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可證。《淨業賦》的序裏也提到此點。另外《梁書》本紀有“五十外便斷房室”的記載。時間容或有出入,要之至少有三、四十年之久梁武帝真正做到了拒女色、“斷房室”、“不食魚肉”,應是不爭的事實。孔子說“食色性也”,做到這點,可不是容易的事,沒有發自內心的真誠信仰和義無返顧的宗教精神,萬不可能。二是梁武帝自己雖然佞佛,對反對佞佛、撰寫《神滅論》的範縝,卻不施加迫害,而是訴諸理性,親率群臣與之辯難,自己還專門寫了《敕答臣下神滅論》一文,提出:“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頗有平等論爭的學者風度。這在傳統專製社會,站在九五之尊的立場,可不是一件小事。



隻這一點,就不該忘記南朝有個梁武帝。



所有今人的論著,無不稱讚範縝有理論勇氣。殊不知勇氣的產生,也須有相應的思想文化環境。《管錐編》作者論範縝有雲:“縝洵大勇,倘亦有恃粱武之大度而無所恐歟?皆難能可貴者矣。”是嗬,是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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