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正文
對朝鮮戰爭的十點反思（2）
六、第五次戰役問題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最高領袖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勢：“如我軍能照你們目前部署，於一月上半月打一個勝仗，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然後休整兩個月，準備春季攻勢，則對民主陣線及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大眾影響甚好，對帝國主義則給以新的一擊，加重其悲觀失敗情緒。”1951年1月14日最高領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預測：“還有一種可能，即客觀形勢迫使我們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 1月28日最高領袖致電彭德懷：“戰役之後，敵人可能和我方進行解決朝鮮問題的和平談判，那時談判將於中朝兩國有利。在占領大田、安東之後，我軍再進行兩三個月的準備，然後再發動第五次戰役是有利的。”3月1日最高領袖在致斯大林的電文中說：“我們計劃在我軍第二番部隊到達後，在4月15日至6月底兩個半月內，在三八線南北地區消滅美軍及李承晚軍建製部隊數萬人，然後向南漢江以南推進，最為有利。”在這四封關於春季攻勢的電報中前三個的心境和第四個是不同的，前三個電報表現出最高領袖的高度樂觀，“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 完成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 在占領大田、安東之後，我軍再進行兩三個月的準備，然後再發動第五次戰役”，而後來的事實是第三次戰役沒有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第四次戰役不僅沒有占領大田、安東，反而被對方壓回了三八線，因此第四封電報對春季攻勢的設想已經不是最後一戰，而是扭轉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的被動局勢。
在長達近3個月的第四次戰役中，誌願軍第一番部隊中的6個軍以艱難的阻擊戰、反擊戰為第二番赴朝部隊爭取時間，到4月中旬第3兵團、第19兵團全部到達集結位置，這兩個新兵團已經換裝蘇式裝備，無後坐力炮、120毫米迫擊炮、高射機槍等支援武器配備到了團一級。此時誌願軍的兵力空前雄厚，總共14個軍，投入第一線的兵力有步兵11個軍33個師，另有3個炮兵師、1個高炮師，約55萬人，裝備各種火炮6000餘門，其中大中口徑火炮1000餘門。北朝鮮投入第一線有三個軍團十幾萬人，中朝軍前線兵力近70萬，聯合軍在朝地麵作戰兵力總數為34萬人，能投入第一線的還是第四次戰役時的那二十幾萬人，中朝軍和聯合軍的兵力對比約為3比1,在重點地段可以達到6比1以上的優勢。4月17日誌願軍政治部下達《第五次戰役政治工作指示》明確指出：第五次戰役的任務是大量的殲滅敵人幾個整師，每個軍殲敵一至兩個團。戰役目的是取得主動權，爭取縮短朝鮮戰爭的時間。4月18日中朝聯合司令部下達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作戰部署，明確此役目的是“殲滅北漢江以西美軍3個師(欠1個團)，英、土3個旅，偽1、6兩師”， 戰役指導為“掌握集中優勢兵力、火力，各個殲滅敵人及戰役分割與戰術分割相結合之原則，運用得力部隊，滲透切斷敵後路，以求幹淨、全部、各個包圍殲滅敵人”。《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中對美軍有“士氣不高，實戰經驗不多，戰鬥力弱。”的介紹，在此種誤導下新的參戰部隊普遍存在輕敵心理，入朝後第3兵團代司令曾滿不在乎地說：就美軍那點兵力，還不夠一場淮海戰役打的。戰前他還向彭德懷表決心：“彭總，我們1個兵團消滅敵人1個師不成問題，我保證還要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
4月22日，朝鮮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戰役拉開了序幕，第五次戰役的經過幾乎是第三次戰役加第四次戰役的翻版，亦像是一場混亂的彩排。
戰役的第一階段中朝軍主動進攻，打了7天，西線由誌願軍負責，東線由北朝鮮兩個軍團負責。在西線，左翼宋時輪集團5個軍突破順利, 插入聯合軍縱深30餘公裏, 對美第24師、南朝鮮第6師給予一定打擊，但未能取得較大戰果。中央方向的第3兵團突破後被美第3師、土耳其旅擋住，進展較慢，包圍美3師35團後無法殲滅，該部美軍在飛機、坦克和火炮的掩護下突圍撤走。右翼第19兵團突破臨津江後, 因64軍未能迅速突破南朝鮮第1師陣地，致使兩個軍的5個師的兵力大部擁擠在臨津江南岸20平方公裏的狹小地區，遭聯合軍炮兵、航空兵火力突擊，損失很大。63軍殲滅英軍第29旅一個營，因全兵團沒有實現戰役迂回，殲滅英軍第29旅的任務落空。第一階段中朝軍雖然打開了戰役缺口，但由於聯合軍注重堅守要點，誌願軍沒能有效地穿插分割，戰役發展形成平推，殲敵不多。由於在漢城以北大量殲敵的機會已失，攜帶的糧食彈藥基本用光，中朝軍遂停止進攻。
第一階段作戰結束後，整個戰線從西南向東北呈斜線態勢。美軍集中在西線，東線由南朝鮮軍的6個師駐守。中朝聯軍決定第3、第9兵團隱蔽東移，實施第二階段作戰，先集中兵力殲滅南朝鮮軍第3、5、7、9師，而後視情況再殲首都師和第11師。這與第四次戰役中的橫城反擊戰如出一轍，打不下美軍時向南朝鮮軍下手，這個從第四次戰役開始使用的策略貫穿至戰爭尾聲。中朝軍13個軍(誌願軍9個，北朝鮮4個)發起的第二階段進攻曆時五天，將南朝鮮第3、9師大部殲滅，將第5、7師擊潰。聯合軍的東線出現了缺口，美3師和南朝鮮第8師以摩托化行軍，十幾個小時行進100多公裏，迅速堵塞了缺口，建立了縱深防禦，聯合軍又形成東西相連的完整防線。
第一、二階段的作戰曆時一個月，中朝軍相當疲勞，大部已斷糧，遂向三八線附近北移以圖休整。據中國官方的統計，第一、二階段的作戰殲敵4.6萬,水分幾何不得而知，反正未消滅團級建製美軍。相對中朝軍的疲弱之態，美軍的戰鬥力和一個月以前沒有多大差別，李奇微沒有理由不抓住機會。中朝軍北撤的第二天，聯合軍實施全線反擊，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組成的合成化團級特遣隊為先鋒，從多處楔入中朝軍防線, 三天內向中朝軍縱深推進了50～80公裏。誌願軍第27軍、第12軍兩個師、第60軍180師被阻隔在聯合軍後方，前兩支部隊成功脫險，180師被包圍，絕大部分損失。
在曆時約20天的第三階段中, 中朝軍被動地撤退防禦，麵對聯合軍的優勢火力又大吃苦頭。戰役結束後,中方統計誌願軍戰鬥減員8.5萬人, 斃傷俘聯合軍8.2 萬,北朝鮮損失不祥,即便是這種水分化統計, 中朝軍的損失也超過了聯合軍。第五次戰役誌願軍的減員比率為15%，聯合軍的減員比率肯定比誌願軍小，其中美軍的減員比率更是小得多，結合中朝軍殲滅的大編製單位隻有第南朝鮮3、9師，估計聯合軍減員在3萬左右，不會超過4萬。第三階段斃傷俘聯合軍3.6萬是根本不可能的，防禦戰中殺傷敵軍的數字統計最不可靠。
第五次戰役是一場敗仗，一次生搬硬套內戰經驗的戰役，一次不該發動的戰役，其實質是錯誤戰略思想和戰役思想指導下的產物，戰役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殲滅美軍幾個整師”，目標就定錯的戰役結果可想而知。表現上看第五次戰役是中朝聯軍“進攻的頂點”，實際上第五次戰役隻是中朝聯軍“努力的頂點”，在戰略上中朝聯軍“進攻的頂點”在第三次戰役時就已經過去了，因此第五次戰役是一次多餘的戰役，純粹是一場軍事賭博。
最高領袖決定發起戰役時周恩來曾建議等一段時間再打，最高領袖未予采納;洪學智曾三次向彭德懷建議把美軍往北放一段距離再打，也未被采納。如按周、洪的建議的時間和空間發起戰役，戰術角度上好一些，不會敗得那麽慘，可能打成互有勝負的平手。但在戰略上仍將是一個失誤,因為當時對誌願軍而言最好的選擇恰恰是相持於三八線,而不是再打什麽運動戰、進攻戰。在國內戰爭中有一條作戰原則是多打運動戰，少打陣地戰，那是因為大多數情況下解放軍的火力處於弱勢，而機動性處於優勢。而在朝鮮戰爭中，誌願軍打運動戰卻顯得吃力，原因就在於美軍機動性強於誌願軍，在第二、第三次戰役裏中國軍隊抓不住美軍主力，多次證明了這一點。運動戰不好打，陣地戰就成了好一些的選擇。在火力、機動力、後勤供給力作戰三要素中，打運動戰誌願軍三個弱點全占了，而打陣地戰機動力差的弱點就隱藏了，後勤供給差的弱點因為省去了無謂的進退消耗，也有所隱藏。人是有能動性的，能夠想出辦法在敵方優勢火力下減少傷亡，反斜麵戰術和坑道戰術就是有效的發明，坑道戰術使誌願軍在以後的上甘嶺戰役中擋住了美軍最後一次較大的攻勢。如果第四次戰役後，以增加的兵力打陣地戰，損失會小些，消耗美軍的兵力會多些，還會在三八線附近多保有一些土地。
3兵團180師的折損是發動第五次戰役的第一惡果，這是中共軍隊戰史上少有的師級建製損失。按原計劃180師應於5月23日北撤，日落後準備行動時，60軍收到3兵團部一封催命電“各部暫不撤收，並於前沿構築堅固工事阻擊敵人”， 據此命令180師繼續在原地布防，掩護兵團主力撤退。就在23日白天，180師右翼63軍部隊未通知左翼友鄰就撤出陣地，此處為3兵團和19兵團的結合部，兩個兵團之間暴露出一個缺口。24日聯合軍從缺口處插入，控製了北漢江渡口，越過180師向北突進，整個北漢江南岸隻有180師一個師級部隊，並且三麵受敵，處境險惡，下午60軍電令180師撤過北漢江，“各部暫不撤收”電白白耽誤了180師一天時間，180師滯留於北漢江南岸對戰局未起任何作用，反而陷於不妙境地。25日，180師邊打邊撤，陸續有官兵被俘，聯合軍了解到有一支較大建製的誌願軍部隊被隔斷在美軍身後。下午180師接到軍部轉發兵團的第二道命令：師部帶兩個團占領駕德山，另一個團占領馬坪裏北側山地。26日拂曉，180師部率兩個團到達駕德山，發現聯合軍已經在他們的北麵──馬坪裏。180師的處境由原來的被隔斷惡化為被包圍，減員很大，剩下約3000人，180師的命運已定。下午軍部指示其向鷹峰突圍，部隊分成兩路行進，美軍以炮火封鎖道路，部隊建製被打亂，美軍飛機在上空盤旋播音，點明180師的番號勸降。27日拂曉，180師餘部1500來人到達鷹峰，遇到的仍是美軍，左突右衝了一天，180師隻餘400多人，無法再作有組織的戰鬥，遂分散突圍。
損失180師的直接指揮責任在3兵團指揮部，兵團代司令不了解現代化戰爭，拿內戰時的舊經驗來指揮作戰，對美軍慣用的快速反擊戰術沒有心理準備，“各部暫不撤收，並於前沿構築堅固工事阻擊敵人”是一封糊塗電，到駕德山阻擊敵軍的命令和“各部暫不撤收”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設定錯了阻擊敵軍進攻的地點，3兵團指揮部兩次為180師設定阻擊地點，而事實上聯合軍兩次跑到了設定點以北。60軍指揮部同樣對美軍的快速反擊戰術缺乏心理準備，23日下命令時期望180師能阻擊敵軍3至5天，事實上一天都很勉強;25日60軍部在半小時內接連收到3兵團部關於180師行動的兩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好一些，60軍部未能加以權衡，兩道命令原樣轉發180師，說明60軍部在戰術研判上和3兵團部同樣不清醒。
對180師的損失開始上麵還說“是上上下下的許多錯覺，和各種因素湊合在一塊所造成!”，但如果一層一層地追究，順著“帶決定性的一仗”、“最後一戰”、“春季攻勢”的藤摸瓜，就追到了最高領袖頭上，所以後來從兵團一級開始層層推諉，把責任全推到師級以下基層，罪之以“右傾動搖”，以掩蓋整個戰役失敗的戰略責任和戰役責任，直到今天，“抗美援朝正史”還說第五次戰役是勝仗，隻是不圓滿而已。第五次戰役的失敗對誌願軍的士氣影響很大，6月1日 彭德懷向最高領袖報告：“三兵團損失很大，四處潰逃，企圖回國現象嚴重，現正派人分途攔擋歸隊”。部隊後撤中有2萬人失蹤，3兵團因一時混亂失蹤最多，達16000人，邊境的丹東市內甚至出現了三五成群流浪的誌願軍離隊士兵。
第二個後果是誌願軍被俘1.7萬人,占戰爭期間中方被俘人數的80%,讓美軍揀了個大便宜，為美方在遣返戰俘問題上壓中方一頭提供了機會,說難聽點, 第五次戰役就是給美軍送俘虜的戰役。180師有5000餘人被俘，照應了3兵團代司令戰前說的“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
第三個後果是戰線被美軍北推，戰役停止線在戰役發起線北麵10幾公裏處，既損失了部隊，又丟了土地。
美軍從第四次戰役中獲得了有益的作戰經驗，既看到了自己的長處，也了解了對方的短處，因而美軍在第五次戰役中知彼知己，先以穩健的防守及適當的後撤消耗中朝軍的糧彈，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攻殺傷中朝軍。利用空間的伸縮削弱對方的有生力量, 這是中國軍隊在曆次戰爭中總結出的寶貴經驗,自己忘記了,卻讓美軍用上了。誌願軍卻未從第三、四次戰役中汲取教訓，沒有充分認識美軍的長處，也沒有認真審視自己的短處，在相當程度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失敗是必然的。孫子兵法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最高統帥發動第五次戰役，既沒有先創造出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也沒有等待敵人可被已方戰勝的條件出現，就一廂情願地想“消滅美軍及李承晚軍建製部隊數萬人”，注定是一個軍事上的幻想。孫子兵法又雲：“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第五次戰役的失敗就是違背這一古訓的結果。在這場大戰役中，有《孫子兵法》遺產的中國的軍隊敗於沒有《孫子兵法》的美國的軍隊，是很不應該的。
第五次戰役上上下下都有責任,責任最大的還是最高領袖,“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如此結局的首要責任不得不由最高統帥來負。180師的折損驚動了統帥，在調查失敗原因時統帥關注的竟然是兵團軍事主官是否右傾，而第五次戰役失敗的本質恰恰是左傾軍事冒險。第五次戰役進行到第三階段時,斯大林就最高領袖設想的“零敲牛皮糖”戰術坦率地來電：“拿蔣介石軍隊作類比，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第一，你們現在所對付的是不同的軍隊;第二，還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認為，英美軍會像蔣介石那樣愚蠢，使你們能夠按照你們的選擇每次殲滅敵一個整營地殲滅其軍隊。”
第五次戰役是朝鮮戰爭中繼仁川戰役後的第二個重大轉折點,從此攻守之勢完全易位,中國誌願軍徹底失掉了軍事上的主動權。在第五次戰役中，中國對人力資源和物力的使用達到了極限，戰役的失敗使中國的決策層放棄了統一朝鮮半島的戰爭目標,改之以維持三八線,並且正式開始和談,但和談的內容已經不涉及中國的政治利益了。1951年下半年的戰況基本上是南攻北守,誌願軍拚死作戰的目標就是保住最高領袖曾經不屑一顧的三八線。
七、對自身短處和敵方長處認識緩慢
第二次戰役是在對誌願軍非常有利的戰役態勢下進行的，聯合軍以22萬餘人(其中美軍7個師)在弄不清中國軍隊大規模進駐朝鮮的情況下貿然北進，中國軍隊以38萬兵力(30個步兵師，3個炮兵師)虛位以待。
在西線中國軍隊先以少部分兵力節節抵抗，誘敵深入，再以主力打開戰役缺口，各部深入穿插，迂回包圍，38軍113師進至三所裏、龍源裏，截斷了以兩個多師美軍為主的一路聯合軍的退路，但由於其它方向的部隊受阻遲誤，未能達成戰術合圍，這路聯合軍經安州、肅川成功撤退。38軍在阻擊戰鬥中打掉了聯合軍的很多輜重裝備，部隊以前沒見過這麽多洋撈，在發往誌司的電報中對戰鬥作了過於樂觀的匯報，彭德懷以為很有可能殲滅這一路美軍主力，在鼓勵38軍“望克服困難，鼓起勇氣，繼續全殲被圍之敵”後加了“38軍萬歲!”，事實證明“萬歲軍”的讚譽給得過早了。“萬歲軍”在後來的作戰中沒有什麽過人表現，1952年10月38軍在白馬山戰鬥中打得一塌糊塗，給南朝鮮軍當了回陪練，陪著對手打出一個白馬師。
在東線聯合軍以5個師向北冒進，誌願軍第9兵團集中兩個軍的兵力將美軍陸戰第1師主力及第7師1個加強團分別包圍於下碣隅裏、柳潭裏和新興裏地區, 雖然達成戰術合圍,但因中國軍隊火力薄弱，氣候嚴寒，補給困難，部隊因凍餓非戰鬥減員很多，除集中5個團將新興裏之一部美軍 (約二個營)殲滅外,未能殲滅陸戰第1師主力, 其在美第3師接應下撤走。
第二次戰役的戰果是收複平壤，基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場上的頹勢。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戰役態勢下，沒能成建製地大量消滅美軍。如果第二次戰役的作戰對象是內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隊，肯定是場大殲滅戰，打美軍卻打不成殲滅戰，說明美軍是與國民黨軍隊截然不同的作戰對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戰役記錄中，斃傷俘敵3.6萬餘(其中美軍2.4萬餘)，誌願軍傷亡3萬餘。美軍的損失統計是值得推敲的，美軍總共7個師，十幾萬人，如果第二次戰役減員2.4萬，減員比率約為17-18%的樣子，屬於中度減員，肯定會有部分建製部隊幾個月內無法再戰，而事實是在一個多月後的第四次戰役中，美軍7個師一個不落地參加了進攻，而且表現得精神抖擻，向北推進了約百公裏。反觀中國軍隊，第9兵團的20軍、27軍因減員嚴重，無力參加第四次戰役，隻有26軍能繼續參戰。誌願軍傷亡3萬餘的統計排除了凍死凍傷等數字，這個數字高達4萬，加上這個數字，誌願軍在第二次戰役中的減員總數不下7萬，占投入兵力的18%，為中度減員，可見第二次戰役中誌願軍的損失無論在數量還是在比例上都遠高於聯合軍。1950年12月29日最高領袖致電彭德懷：“如我軍能照你們目前部署，於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個勝仗，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 第二次戰役中國誌願軍已經有不小的損失，發起第三次戰役的各種客觀條件均比第二次戰役差，怎麽可能取得超過第二次戰役的戰果?最高領袖在電文中不切實際的樂觀表明他對敵方長處缺乏認識，對誌願軍的短處也沒有足夠的重視。第四次戰役時最高領袖承認誌願軍在軍事上有很大困難，但又說“集中主力向原州榮州打下去，殲滅部分美軍及四、五個南朝鮮師的力量還是有的”，樂觀到了主觀盲目的程度。
軍級建製在一次戰役後失掉再戰的能力,這一現象在第四次戰役同樣出現。在第四次戰役第二階段長達62天的防禦作戰中, 誌願軍第38、50、42、66四個軍在美軍的優勢火力下苦熬,傷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戰役的作戰序列中這四個軍全部缺席。第四次戰役的傷亡對比統計同樣不實，在中國官方的記錄中誌願軍殲敵5.3萬餘，自身傷亡4.2萬餘，第二次戰役聯合軍陷於被動誌願軍的損失尚且高於聯合軍，第四次戰役聯合軍處於主動，誌願軍的損失怎麽可能少於聯合軍?相對誌願軍38、50、42、66軍全部缺席第五次戰役，美軍的7個師又是一個不落地上了陣，這說明了什麽?
可以說中方關於朝鮮戰爭每次戰役的傷亡對比統計都是不真實的,不實統計的累計結果就是戰後中國官方宣布殲滅美軍39萬,而事實上美軍戰鬥傷亡加被俘失蹤總共14.9萬(包括北朝鮮軍隊的殺傷),因為無從得知北朝鮮軍隊殺傷美軍的數字,即便把14.9萬全部算作誌願軍的戰果,中國的官方記錄也把它誇大為2.6倍。中國對誌願軍戰鬥傷亡加被俘失蹤的統計是39萬，正好也是美軍實際傷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戰役後的傷亡對比統計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誌願軍各類人員損失到底有多少還是個未知數，洪學智在回憶錄中說“犧牲了幾十萬”，朝鮮戰爭對中方人員來說沒有前後方的劃分，隻有作戰區域的不同，是否在後方從事運輸、施工的人員也有較大數量的傷亡，是一個值得戰史界研究的問題。
為什麽在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無法大量殲滅美軍，並且出現從未有過的傷亡呢?這就要深入探討誌願軍的短處和美軍的長處。
在朝鮮戰爭的第一年，中國軍隊的弱點主要表現為三：打擊能力弱、機動能力慢、後勤補給不足。第二次戰役誌願軍對美軍基本達成戰役合圍，卻不能大建製地吃掉美軍，原因就在於已經圍住的不能盡快吃掉，相距不遠的無法追上咬住，前兩項弱點盡顯。第三次戰役時誌願軍距後方基地已遠，後勤補給薄弱的短處也顯現出來，部隊隻能打7天，7天後則呈強弩之末。而對手後勤補給上的弱點被李奇微查覺到，誌願軍被動地投入到事實上由美軍發動的第四次戰役。第四次戰役中的砥平裏作戰，誌願軍打擊能力不足更加凸顯，8個團圍攻6000多人的美法聯軍，付出不小的傷亡仍不能吃掉對手。砥平裏作戰表明誌願軍不可能大建製地消滅美軍，而這一點最高領袖和戰區統帥在第五次戰役後才認識到。
美軍的長處則正好相反：打擊能力強、機動能力強、後勤補給充足。第五次戰役中美軍反攻，誌願軍有的軍打阻擊幾天就撐不住撤下來，能撐下來的軍戰後要補兩萬新兵，傷亡之大令人咋舌;美軍一旦形勢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誌願軍追不上，一部美軍如果被困，臨近美軍救援迅速，誌願軍無法致敵於死地;麵對經常缺乏糧彈的誌願軍，美軍卻可以使用5倍於作戰規定的彈藥量。
回顧國內戰爭，那種“小米加步槍勝過飛機加大炮”、“鐵腳板賽過汽車輪子”之類的話非常不妥，這種唯心主義口號起了強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壞作用。事實上在遼沈戰役、淮海戰役中的每次殲滅戰中，中共軍隊的大炮數量都超過了蔣軍，戰爭的勝利既是意誌的勝利，也是物質的勝利，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麵對新的對手，老的經驗不靈是很自然的，隻有盡快認識新對手的特點，才能在新的戰爭中少損失，多受益。
在短期內誌願軍的弱點無法克服的情況下，中國的決策層發明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輪番作戰”，“輪番作戰”在戰後關於抗美援朝的各種文字中常被津津樂道地提及。輪番作戰是對傷亡過大的因應，原有部隊因傷亡無法繼續作戰，下一場更大規模的戰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於是不得不持續派兵。國內戰爭時期不可能輪番作戰，條件不允許，也沒打過消耗那麽大的仗。朝鮮戰爭中傷亡過大說明戰爭消耗超出了本國對高強度局部戰爭的負擔能力，輪番作戰的實質是國家以全麵戰爭的投入來參與一場局部戰爭。輪番作戰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隊不熟悉敵軍的特點，不熟悉現代化戰爭的特點，在作戰中導致無謂的損失，在第五次戰役中第3、19兵團的損失明顯大於第9兵團。第五次戰役後彭德懷在致各軍的電報中說“有些部隊不講戰術，隊形密集，傷亡特別驚人”，“各級指揮員不善於組織指揮，這是血的教訓”。
八、政治是有情緒的—─後兩年的戰爭
第二次戰役後的外交斡旋中，“美國武裝力量自台灣及台灣海峽撤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地位的確定必須得到保證”是中方理直氣壯的兩條，而第五次戰役後開始的談判中，這兩條不見了蹤影。
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後，爭執最大的是兩個問題，一是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問題;二是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問題。中朝方持上述主張，聯合軍一方則主張中朝軍後撤38～68公裏，停戰談判不涉及撤退外國軍隊問題。談判桌上談不攏，於是演變成大炮和機關槍的辯論，聯合軍發動了“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和“空中絞殺戰”。“秋季攻勢”以誌願軍陣地為目標，曆時24天，中方統計殲敵7.9萬人，中朝軍傷亡9.1萬人，以單位時間的傷亡計中朝軍的損失強度超過了第五次戰役。曆時一個多月的“夏季攻勢”以北朝鮮軍陣地為目標，打完後中朝軍宣布殲滅聯合軍7.8萬餘，未公布已方損失，夏季洪水成災，中朝軍供應困難，傷亡情況讀者可以想見。
中朝軍以在“夏季攻勢”、“秋季攻勢”、“空中絞殺戰”中的大量傷亡換取了聯合軍放棄1.2萬平方公裏土地的要求。聯合軍的兩次地麵攻勢隻占領了600多平方公裏土地，與推進到朝鮮半島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線)的期望相差甚遠，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國又不可能為一場局部性熱戰調撥其它戰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戰雙方逐漸認同以實際控製線作為停戰的分界線，但總體上看聯合軍在戰略上是有優勢的，因此聯合軍尋找其它議題刁難中朝軍，冒出了戰俘自願遣返議題。中朝方主張全部遣返，聯合方主張自願遣返。為戰俘遣返問題雙方打起了政治仗、意識形態仗、麵子仗。
1952年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短評《必須遣返全部戰俘》，聲言：我方被俘人員必須全部遣返，如達不到這個目的，我們的鬥爭決不休止。5月9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對美國扣留戰俘》：“美國……扣留戰俘，是完全違反世界人類正義，破壞國際基本公約的非人道的犯罪行為，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
談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變成大炮和機關槍的辯論，為了迫使聯合軍接受全部遣返原則，1952年4、5月，誌願軍各部開展了以“擠占”為目的的小規模戰術反擊，中朝軍宣布進行了大小戰鬥1800餘次，殲敵11.79萬餘人，未宣布已方傷亡情況。“擠占”沒有擠掉自願遣返原則，沒有達到政治目的。
1952年7月13日，聯合軍代表提出8.3萬人的遣返數字，其中遣返朝鮮人民軍7.68萬人，占應被遣返人數的近80%，中國人民誌願軍6400人，占其應被遣返人數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戰役導致誌願軍戰俘的數量大大超過美軍戰俘，為美國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機會。
兩年前意氣風發地越過三八線的金日成對這場戰爭已經絕望了，他在發給斯大林的電文中說：“在過去一年的談判時間裏，我們實際上減少了戰鬥行動並轉入了消極防禦。這種狀況造成了敵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質財富上的巨大損失，而他們自身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損失。”、“敵方利用這種形勢提出了談判中我方無法接受的要求。”自願遣返對朝方來說是件無所謂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軍的條件停戰。和金日成相比,中國的最高領袖更看重政治上的尊嚴，7月15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認為絕對不能接受敵人這種具有挑釁性和引誘性的方案，而且在敵人壓力之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如果敵人拒不讓步，繼續拖延，我們即擴大宣傳，揭破敵人企圖破壞停戰談判，擴大侵略戰爭的陰謀，動員世界人民輿論，並配合我們在朝鮮前線的堅持，使敵人不斷損傷，以逼使敵人最後讓步。如敵人竟敢於破裂談判，擴大戰爭，我們亦有所準備。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為了戰俘遣返這個政治問題，誌願軍官兵將繼續付出血的代價。
1952年10月, 美軍發動“金化攻勢”,即上甘嶺戰役,戰役曆時43天,在前23天中15軍45師傷亡8700多人, 15軍軍長說“45師打得差不多了”，一個師近乎打光這種情況以前已經出現過幾次了。在上甘嶺戰役中，誌願軍傷亡1.4萬多人，其中陣亡7000多人，亡傷比例為1比1,而非正常的1比3，聯合軍傷亡9000多人，其中陣亡2000多人，誌願軍以人命和聯合軍的鋼鐵作了交換。誌願軍在上甘嶺擋住了聯合軍的進攻，表明中國憑借人力資源的優勢可以和美國繼續博弈，宣傳者感到非常振奮，把上甘嶺戰役升華成一次政治上的勝利，一種精神上的勝利，15軍從此聲譽雀起，蓋過了38軍。
10月24日最高領袖在賀電《祝賀中國人民誌願軍的重大勝利》中說：“此種作戰方法，繼續實行下去，必能製敵死命，必能迫使敵人采取妥協辦法結束朝鮮戰爭。”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保衛和平，為抗美援朝的勝利奮鬥到底!》。1952年11月28日 周恩來發表聲明重申：“戰俘全部遣返問題仍必須依照《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國際處理戰俘的慣例來解決。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 1952年12月5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指責聯合國“通過了一個支持美國政府違反國際公約、強迫扣留戰俘的立場以利其繼續和擴大朝鮮現行戰爭的決議案(印度方案)，這一行動顯然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人民堅決表示反對。”周恩來與北朝鮮外相分別於1953年1月14日和1月17日發出通告，拒絕接受印度方案。1953年2月7日，最高領袖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上聲明：“我們願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願意這樣做，那麽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願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願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
上甘嶺戰役為中方贏得了軍事上的尊嚴，卻沒能轉化為戰俘遣返問題的勝利。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繼任者很快改變了對戰俘遣返問題的態度，3月21日蘇聯領導人給毛澤東和金日成去信：“蘇聯政府由此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如果不對這一路線做一些符合當前政治特點和出自我們三國人民最深遠利益的改變，那是不正確的。”、“談判中應建議所有堅決要求遣返的戰俘立即被遣返，其餘的戰俘則交給中立國，從而保證公正地解決遣返戰俘問題。”第二天，毛澤東即複電表示同意蘇方的提議，隻補充一條“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願回家者和不願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曆來反對所謂‘自願遣返’原則相衝突。”在朝鮮戰爭的所有重要節點上，中國都是唯蘇聯馬首是瞻，最後這一次也不例外。3月30日周恩來發表《關於朝鮮停戰談判的聲明》，表示：“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後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餘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以保證對他們的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中方的聲明表示放棄了2個多月前曾經堅持的立場。
戰俘自願遣返對中國而言是很沒麵子的，除去提前交換的病傷戰俘,戰後有1.4萬多誌願軍戰俘去了台灣，回國的隻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沒有回北朝鮮的人民軍戰俘隻有不到一成。自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交戰雙方圍繞戰俘遣返問題進行了一係列激烈殘酷的戰役戰鬥,誌願軍付出了很大的傷亡代價,這都是無謂的犧牲, 誌願軍的血白流了。彭德懷後來回憶中方接受自願遣返原則時曾有過遺憾而痛苦的記述，最高領袖後來也說：朝鮮停戰協定就是妥協。
第一年的朝鮮戰爭是為爭奪勢力範圍而打的戰爭，雙方打了個平手;後兩年的朝鮮戰爭是為談判而打的戰爭，東方陣營實際上落敗了，因為中朝方最初堅持的“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和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問題後來都放棄了，對中途冒出來的戰俘遣返問題也放棄了，最後的停戰協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國的態度，談判桌上的落敗是蘇聯的總體實力弱於美國的表現。有識之士這樣評價朝鮮戰爭的勝負──“朝鮮戰爭的勝負不是在戰場上決定的，也不是由停戰協議確定的，而是由冷戰的最後結局決定的。”從這個角度作一下裁決，在朝鮮戰爭中東方陣營失敗了。
九、戰爭的哲學
1、戰爭的兩大根本因素
決定戰爭的兩大根本因素是與戰爭有關的物質和精神。國土麵積、資源、人口數量、經濟實力、科技水平、軍隊規模及質量等屬於物質，人民的文化程度、軍人的軍事素質、軍事思想、民心士氣、人的主觀能動性等屬於精神。
《戰爭論》首次在哲學層麵提出戰爭中的物質和精神，在《戰爭論》的各個章節中對物質和精神作了詳細的闡述：“勝利不僅是指占領地區，而且也指破壞軍隊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因為在純概念中，隻有雙方物質力量的差距不超過精神力量所能彌補的程度時，才能發生戰爭。”、“軍事活動絕對不是僅涉及物質因素，它總是還同時涉及使物質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兩者分開是不可能的。”、“因為物質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學方法分析合金那樣把它們分解開。”、“進攻中取得的勝利是已存在的優勢的結果，正確地說是由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優勢的結果。”、“勝利通常產生於各種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總優勢。”、“任何戰鬥都是雙方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壞的方式進行的較量。最後誰在這兩方麵剩下的力量最多，誰就是勝利者。”
1938年初最高領袖在延安寫過《戰爭論》的讀書日記，後來他還專門組織過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不知是因為沒有讀完《戰爭論》，還是讀完了卻沒有領會到，最高領袖未能悟出《戰爭論》的哲學精髓，導致後來他對戰爭哲學層麵的把握不夠深刻。最高領袖關於戰爭的基本哲學觀是：“武器是決定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此表述囿於東方民族特有的狹隘性形象思維，失之於理性分析。最高領袖的表述把物質和精神分別形象化為武器和人，狹隘而不科學，武器隻是物質中的一部分，人的概念又重疊了物質和精神兩個概念。此項表述的最大漏洞是借武器因素的作用有限來壓低物質因素的地位，借人的概念的寬泛來抬高精神因素的地位，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精神至上傾向、唯意誌論傾向。在戰爭中人有物質、精神兩重屬性，把戰爭的決定因素定為人，就對人有了過高的期望，當人的精神屬性又無法滿足這種過高期望時，就不得不轉而透支人的物質屬性，導致出現過大的、無謂的傷亡。“今明兩年準備再有傷亡30萬人，再補充30萬人”就是典型的透支人的物質屬性的表現。
就朝鮮戰爭而言，不僅在物質方麵，在精神方麵中國也存在很大不足，首先是軍事思想不成熟，中共七大期間出爐的“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即便有解放戰爭的實踐作補充，仍然有有很大的局限性，從第二次戰役到第五次戰役，決策層和指揮層都是拿內戰時期的軍事經驗往朝鮮戰爭上套，事實上犯了經驗主義錯誤。其次是軍人的軍事素質，尤其是指揮員的指揮能力偏低，有的兵團級指揮員，在內戰時期未經曆過大戰鍛煉，其職務隨形勢的發展越提越高，而真實的指揮水平還停留在師級，一遇高難度的大戰就接連出錯、窮於應付。第五次戰役期間彭德懷致電軍委：“作戰指揮卻存在嚴重的缺點。對公路未控製足夠兵力和火力，而高級指揮機關過早離開部隊，使建製也紊亂”。不僅中高級指揮員，基層指揮員的指揮能力也有缺陷，有的師團在機動作戰中，半數以上的連長把連隊帶錯了方位。
在“法寶”思想的籠罩下，精神至上傾向、唯意誌論傾向在軍隊中根深蒂固，導致文革結束後，甚至海灣戰爭後，軍隊裏有一些人抱著再落後也不怕的思維不放。海灣戰爭開始前有人預測T-72與M1A1的交換比為4比3，而戰爭實踐的結果是沒有一輛M1A1被T-72擊毀。後來有人發現了一張T-72被擊毀的照片，技術細節顯示這輛T-72可能是被遺棄後擊毀的，於是軍隊裏有人不服氣了──“換上我們的戰士試試!” 在海灣戰爭中M1A1通常在2000米外向伊拉克坦克開火，基本上是首發命中，在這樣的交戰距離，T-72很難命中機動中的M1A1，即使命中擊穿M1A1的可能性也很小。換句話說，這輛T-72裏無論有沒有人都會被M1A1命中，而即便這輛T-72裏有人，它擊毀M1A1的機率也近乎於零。有效的裝備加合格的操作者產生戰鬥力，當裝備處於無效對抗狀態時，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者身上，是典型的唯意誌論思維。就在一兩年前，軍事科學院的一位研究員還在電視上津津樂道地說起那輛被遺棄的T-72。
現在領導層正在醞釀裁軍和軍事體製改革，一些老左派坐不住了，跳到網上“憂國憂民”來了，說什麽一裁軍就上了美國和印度的當，一裁軍就裁掉了“法寶”，裁軍就是國家自殺，軍隊還是落後點好，可以保證工人農民的子弟當上兵，各種怪論，不一而足。軍隊落後利於工農子弟當兵這一條最值得推敲，憑什麽工人農民的子弟就該文化程度偏低呀?難道工人農民的子弟就應該上不起大學嗎?老左派表麵上是為工人農民說話，實質上是抱著愚民政策不放，人民愚昧了就利於他們重溫形左實右的舊夢了。
2、主動與被動、進攻與防禦、強與弱是互相轉化的，辯證統一的
“進攻的頂點”理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個戰場上都有印證，在蘇德戰場上，德軍發動斯大林格勒戰役時就已經達到了“進攻的頂點”，但第二次哈爾科夫戰役勝利後，為了取得東線戰場的優勢，德軍發動庫爾斯克戰役，作了最後一次努力，形成“努力的頂點”， 庫爾斯克戰役的失敗使德軍徹底失掉了東線戰場的主動權，由強變弱，被迫轉入戰略防禦。在太平洋戰場上，初期節節勝利的日軍在中途島戰役大敗而歸，損失了3艘寶貴的航空母艦，中途島戰役對缺乏戰爭持久力的日本而言已經達到了“進攻的頂點”，但日本的軍事高層為了掌握太平洋戰場的主動權，繼續向所羅門群島擴張，在瓜達爾卡納爾群島與美軍鏊戰了6個月，以慘敗告終，完全喪失了太平洋上的戰略主動權，從此日軍不得不處處設防，步步被動。進攻一方經常在達到“進攻的頂點”後，為了邁向勝利再作一次無謂的努力，結果非但達不到目的，反而更快地失掉戰爭的主動權。中國軍隊還沒來得及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和教訓就匆匆走上了朝鮮戰場，結果犯了一係列二戰中常見的戰略、戰役上的錯誤。
“進攻的頂點”理論之所以科學準確，就在於它植根於進攻與防禦的辯證統一上。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防禦帶有消極目的，但卻是強而有力的作戰形式，進攻帶有積極目的，但卻是比較弱的作戰形式”、“ 戰略優勢在戰略進攻中會逐漸消失”、“ 大多數統帥寧願在遠離目標的地方停下來，而不願離目標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進取精神的統帥往往又超過了目標，因而達不到目的。”克勞塞維茨點明了進攻具有弱屬性，防禦具有強屬性，二者在戰爭中動態地轉化，轉化的臨界點就是“進攻的頂點”。在克勞塞維茨身後“超過了目標，因而達不到目的”的統帥屢見不鮮，中國的最高領袖就是其中的一個。
朝鮮戰爭的第一梯隊北朝鮮軍隊向南方發動進攻，推進到美韓軍構建的釜山防禦圈(36線)時就達到了“進攻的頂點”，進攻一方的力量逐漸衰竭，防禦一方的力量開始強大，仁川登陸標誌著強與弱的角色發生互換，原來的防禦一方轉入進攻，原來的攻方轉入防禦，戰爭的主動權轉到了聯合軍一方，戰局發生逆轉。中國軍隊作為第二梯隊加入朝鮮戰爭後，力量的天平再次傾斜，第一次戰役中國誌願軍與聯合軍發生小規模交火，標誌著防禦一方的力量開始強大，第二次戰役中國誌願軍發動反攻，其實質是東方陣營用第二梯隊再次轉入戰略進攻。由於西方陣營已經發揮出在遠東的軍事優勢，第二梯隊的進攻在接近37線時(第三次戰役)就達到了“進攻的頂點”，第四次戰役又發生強與弱、進攻與防禦的轉化。戰略上的錯誤是從戰役、戰術層麵逐漸累積而成的，進攻一方在抵達“進攻的頂點”前後，在戰役、戰術層麵上就有諸多征兆，如戰役目的沒有實現，出現較大的傷亡。第二次戰役時中國誌願軍的減員幅度比較大，在第四次戰役中明顯被動，出現了砥平裏戰鬥的挫敗，沒有實現戰役目的，第四次戰役事實上是打敗了，這些明顯的征兆說明東方陣營的第二梯隊已經過了“進攻的頂點”，此後發動第五次戰役就是一種多餘的努力，是一種戰略上的盲動。
眾多微觀匯聚為宏觀，隻有充分注意戰爭中顯現出來的各種細節，才能了解戰爭運行的狀態和規律，摸清動態變化著的敵我雙方的強與弱，處理好進攻與防禦的關係，把握戰爭的主動權。
3、戰爭與政治
最高領袖對《戰爭論》中關於戰爭與政治關係的論述非常欣賞，“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與最高領袖早年提出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有異曲同工之處，最高領袖在《論持久戰》裏以“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壓縮句式作了引用。
既然最高領袖對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早就無師自通，為什麽在處理朝鮮戰爭上卻磕磕絆絆呢?原因就是最高領袖的政治眼光、政治選擇出了問題。二戰結束後，大多數國家期望和平，期望休養生息，1950年12月，13國提案以51票對5票(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通過，反對該提案的隻有蘇聯和幾個東歐衛星國，1951年1月30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以44票對7票通過了美國所提的譴責中國為對朝鮮的侵略者的議案，反對的主要還是蘇聯和幾個東歐衛星國。從這兩次提案的表決情況看，大多數國家反對朝鮮戰爭擴大化，希望盡早結束戰爭，而最高領袖卻認為“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拒絕五步方案;速勝不能實現後決意“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站在了大多數國家的反麵，陷入了失道寡助的不利國際環境。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被動局麵證明所謂“一邊倒”外交戰略是錯誤的，錯誤的戰略抉擇導致錯誤的戰爭決策，錯誤的戰爭決策導致錯誤的戰役思想，具體的軍事上的種種錯誤就應運而生了。朝鮮戰爭時的最高領袖不像一個政治家，倒像一個意識形態專家，這位意識形態專家依賴軍事手段實現自己的願望，而偏偏他在軍事上的造詣又不高，這兩點決定了中國在朝鮮戰爭上的遺憾。
反思過去不是為了盯住後麵看，而是為了向前看。當前中國的東、南、西三個戰略方向上均呈現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局麵，在未來20年中能否解決(或初步解決)這三個方向上的主權與領土問題，直接決定了21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戰略生態。隻有把握好內外政治的大方向，才能正確地伐謀、伐交、用兵，當然中國追求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應該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
十、從8個角度回味朝鮮戰爭
1、從東亞政治秩序角度
在東亞，朝鮮戰爭的第一個受益者是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可稱作原中華民國遺留政權)，據說得知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大喜過望，堪比珍珠港事件爆發那天，因為朝鮮戰爭一爆發，東亞就進入小冷戰格局，美國必定拉意識形態相同的蔣介石政權入夥，台灣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第二個受益者是日本，僅拉蔣介石政權入夥還很不夠，日本是美國最大的可利用對象，於是日本從待罪之身搖身一變為美國的戰略盟友，美國從各方麵加緊對日本的扶持。1947年開始施行的《日本國憲法》規定日本不保有軍隊，但朝鮮戰爭擴大化後，美國開始逐漸武裝日本，1951年9月美日締結《日美安全條約》，1952年日本內閣設置保安廳，改警察預備隊為保安隊，增設海上警備隊。朝鮮戰爭結束後，為適應美國的遠東戰略，1954年6月日本把保安隊改組為陸上自衛隊，海上警備隊改組為海上自衛隊，新建航空自衛隊，日本的國家武裝力量初步成型，憲法中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一條名存實亡。日本的右翼勢力對朝鮮戰爭可以說是感激涕零。
擴大化的朝鮮戰爭造成了東亞蘇中朝對美日韓台的小冷戰格局，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就不會形成這一小冷戰格局，如果中國在第二次戰役後止兵，小冷戰格局的形態也會有所不同。
2、從蘇朝中三國聯盟角度
在蘇朝中三國聯盟中，從朝鮮戰爭擴大化(即中國出兵朝鮮)中受益的是蘇聯和北朝鮮。中國出兵朝鮮使蘇聯避免了在冷戰的第一回合中敗北，朝鮮戰爭對蘇聯而言是一場代理人戰爭，自身除了提供二戰的剩餘軍火和犧牲少量飛行員外，沒有什麽損失，本小利大，相當地實惠。在朝鮮戰爭的全過程中，蘇聯始終扮演的是調停人角色，調停中朝軍和聯合軍的戰事，身段相當高，下了水而不濕鞋，又很高明。北朝鮮作為朝鮮戰爭的始作俑者，拿自己的領土供各大國開槍放炮，自取其禍，其禍本當亡國，中國出兵朝鮮使北朝鮮政權從瀕臨滅亡中恢複了生機，亦為不幸中的萬幸。中國以把意識形態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為準則，打了一場朝鮮戰爭，吃力而不討好，不但亞洲革命運動的領頭羊沒當成，反而失掉了在中美蘇大三角戰略格局中獲得主動權的良機。
3、從中朝韓三國角度
分久必合是曆史的規律，朝鮮半島、海峽兩岸因朝鮮戰爭而延長了分的時間，加大了合的難度。1992年中韓建交，這是在外交上對朝鮮戰爭的徹底否定。中韓建交距朝鮮半島停戰僅39年，39年對一個人來說是漫長的，對一個國家來說卻是十分短暫的，在這麽短暫的時間裏轉了180度，印證了參與發動朝鮮戰爭是多麽的不理性。
天安艦事件後，中國在東海、黃海舉行了兩次演習，給國際社會造成一種錯覺，即中國是挺朝鮮的，為朝鮮半島的對抗造勢。而實際上朝鮮半島無核化對中國有益，朝韓關係的良性發展對海峽兩岸關係的的良性發展有益。韓國、日本因天安艦事件在戰略上加大了對美國的傾斜，這是暫時的，是政治天平、戰略天平的一次晃動，長遠來看天安艦事件隻是一次小風波，朝鮮半島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的積極參與。天安艦事件後，美國從東北亞到東南亞舉行了一係列演習，一時間諸多國家似乎唯美國馬首是瞻，國際國內都出現了“亞洲版北約”的說法。這也是一種錯覺，在未來幾十年裏，和平、穩定、發展是東亞局勢的主流，是這一區域所有國家的共同願望，所謂亞洲版北約與之格格不入。
近日朝鮮的新生代高層領導已經有“糧食比子彈更重要”的積極表態，如果朝鮮逐漸把核研究轉移到民用領域，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其前景是光明的，朝鮮民族走向統一國家的前景也是光明的。如果曆史的步伐比較穩健，不出現大的幹擾，朝鮮半島、海峽兩岸在2050年左右很可能雙雙實現統一。
4、從大三角戰略格局的角度
美蘇在冷戰期間一共進行了5輪較量，第一回合是朝鮮戰爭，第二回合是古巴導彈危機，第三回合是越南戰爭，第四回合是中東代理人戰爭，第五回合是阿富汗戰爭。5輪較量蘇聯一平一勝三負，蘇聯能取得一平一勝是因為中國的協助，如果沒有中國幫忙，朝鮮戰爭馬上就輸，越南戰爭非平即負。由此可見，中國在美蘇冷戰格局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都會導致戰略天平的晃動，如果中國在冷戰期間走中立外交路線，在美蘇之間不偏不倚，或依據自身的利益稍作偏倚、隨時調整，那麽40餘年的冷戰對中國來說絕對是一段美好時光。從大三角戰略格局的角度看，對中國而言，朝鮮戰爭是根據一個錯誤的目標，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一個錯誤的對手進行的一場不加節製的錯誤的戰爭。
5、從兩岸局勢的角度
1949年底，美國國家安全委員的文件對台灣的評判是“重要性並不足以采取軍事行動”，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部署是“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此時的台灣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上都呈風雨飄搖之態，蔣介石政權遷台後，軍費開支龐大，而台灣的財政收入又大減，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以至一度靠出賣庫存黃金來維持生計。在供給嚴重不足和巨額財政赤字的作用下，形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台幣急劇貶值，物價飛漲，1949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驚人的四位數字，台灣經濟一片混亂，瀕於崩潰的邊緣。在軍事上沒有人懷疑大陸將解放台灣，隻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金日成在38線上一放槍，美國軍艦就開進了台灣海峽。從1951開始，大量資金隨著美國的“共同安全法案”流進台灣，鑒於窮困潦倒的蔣介石政權不具備償還能力，包括“防衛支援”、“軍協援助”、“技術合作”三項內容的“一般經濟援助”基本上屬於贈與性質。一位當時台灣的經濟決策人士如此評論：“美援的適時到達，正如對垂危病人注射強心劑。”在美援實施後，台灣的通貨膨脹率隨即直線下降，1951年降為66%，1952年又降至23%，1953年再降為8.8%。當大陸背著朝鮮戰爭的沉重包袱時，台灣經濟已經開始複蘇了。從1951年開始援助到1965年美援結束為止，15年中美國共向台灣提供各種類型的經濟援助14.82億美元，其中“一般經濟援助”類型數額最多，共計10.29億美元，占美援總額的70%，其餘為貸款性援助(部分貸款利率低、償還期長)。美援對台灣的影響既深且巨，涵蓋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和層麵，涉及資本積累、產業升級、技術引進、人力開發，以及戰略規劃、政策導向。美援貫穿台灣經濟起飛全過程，台灣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甚至個別發達國家(如意大利)更早地完成了經濟恢複過程。
1950年6月前，美國在台北僅派駐一名領事級代表，1951年將駐台北“總領事館”升格為“大使館”。1954年12月，蔣介石政權和美國政府在華盛頓簽定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援助水準與北約成員國待遇相同。軍事上受到扶持的台灣不但安全無憂，而且發揮出牽製大陸軍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兩岸不斷發生空戰、海戰、島嶼炮戰，直到60年代中期才逐漸平息，台灣進入東亞小冷戰格局對中國的國防戰略產生了明顯的負麵影響。
如果中國不曾出現“一邊倒”，就不會參與朝鮮戰爭，50至60年代的兩岸局勢就完全是另一種走勢，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實現兩岸統一。
6、從中印關係的角度
印度在朝鮮戰爭中有兩點突出表現，一是呼籲和平，二是對中國友好。
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1950年7月印度總理尼赫魯分別致電斯大林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表示希望從中斡旋。10月3日周恩來邀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他向美國政府轉達中國政府的態度：“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印方不但及時轉達了這一信息，而且自己也表達了勸阻意見。1950年12月5日，在聯合國第五屆大會上，印度代表領銜的亞洲十三國代表團發表聲明，呼籲朝中部隊停止追擊美韓軍隊，不要越過三八線，被稱作“尼赫魯領導的和平攻勢”。 12月12日，十三國代表團起草了《朝鮮和平方案》，經表決通過，今天看來這一方案是公道的，是對中國有利的。1951年1月20日，在聯合國的美國代表向聯大政委會提出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侵略者並對中國施行製裁的提案。22日，印度代表宣讀了中國外交部致印度駐華大使的備忘錄，並認為把中國的態度說成是“拒絕談判”是沒有根據的，要求擱置美國提案，聯大政委會以27票對23票通過了印度代表的建議。1951年1月30日在聯合國第一委員會表決通過了美國所提的中國為對朝鮮侵略者的提案，在反對的7票中有印度的一票，22、30日印度的立場是站在中國一邊的，表明了印度對中國的友好政策。1951年5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實行禁運的美國提案，蘇聯、白俄羅斯、烏克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五國拒絕參加投票，印度棄權。
1952年交戰雙方為戰俘遣返問題打得不可開交，1952年11月17日印度和阿拉伯國家提出了戰俘遣返折衷方案。其內容是：(1)以瑞士、瑞典和捷克、波蘭四個國家組成戰俘遣返委員會;(2)禁止一切旨在促使或妨礙遣返的強迫措施;(3)不願遣返的戰俘在停戰後90天內得不到處理時，由遣返委員會移交給高一級政治談判去解決。12月3日，聯大全體會議以54比5的壓倒多數通過印度提案，對印度提案中國予以拒絕。1953年6月8日交戰雙方達成了朝鮮停戰談判關於戰俘遣返問題的協議，對於未予直接遣返的戰俘統交由波、捷、瑞典、瑞士、印度的代表組成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自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管之日起90天內，雙方派代表向一切依附於該所屬國家的戰俘解釋他們的權利。90天期滿後，未行使被遣返權利的戰俘交政治會議在30天內設法解決。30天後如尚留有戰俘，則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宣布解除他們的戰俘身份，使之成為平民，然後根據個人的申請分別處理。戰俘遣返的最終協議與印度方案大同小異，可見印度方案是務實的，畢竟旁觀者清。
從朝鮮戰爭中印度的一係列表現看，中國多多少少欠印度的人情，印度是一個有悠久曆史的普羅大國，對這樣一個重要的朋友中國也想搞好關係。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開始注重在國際政治中走群眾路線，參加了萬隆會議。1960年中國和緬甸聯邦政府簽定了中緬邊界條約，其中邊界北段一部分是按“麥克馬洪線”劃定的。中印邊界爭議表麵化後，中國有兩國東段、西段互相體諒的願望，熟料印度並不響應。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結束後，中方擺出高姿態，不僅退出作戰前出區域，而且從戰前的實際控製線(即麥克馬洪線)再後撤20公裏，群眾路線走得走了樣，成了討好群眾。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蘇聯站在了印度一邊，印度在朝鮮戰爭中隻是盡了調停之力，蘇聯對印度的回報卻並不比對中國少。
7、從國內政治的角度
最高領袖本人就是“勝利”論的營造者之一，戰爭結束後，1953年9月最高領袖在政府委員會的會議上作“抗美援朝”總結。最高領袖講：“如果不和，它的整個戰線就要被打破，漢城就可能落入朝鮮人民之手。這種形勢，去年夏季就已經開始看出來了。”而事實是早在1951年夏末，中朝軍籌備第六次戰役時聯合軍的戰線就很難攻破了。最高領袖還講：“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今年夏天，我們已經能夠在一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麵二十一公裏的陣地，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炮彈，能夠打進去十八公裏。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金城戰役收複土地178平方公裏, 誌願軍傷亡3.3萬餘人,這是在進攻南朝鮮軍陣地的情況下。依照這種收複單位麵積的傷亡率,即便不考慮美軍的戰鬥力遠強於南朝鮮軍,要收複三八線上虧損的2900平方公裏土地,攻打築壘地帶設防堅固的陣地, 誌願軍需要付出50多萬人次的傷亡,等於把抗美援朝重新再打一次,這現實嗎?再說在聯合軍掌握製空權的情況下,中朝軍慢慢積蓄下來的彈藥能經得起幾次金城戰役的消耗? 1952年12月最高領袖曾致電斯大林：“雖然在今年我們得到了各式蘇聯型號炮彈112萬發，但在朝鮮前線的消耗巨大，多種蘇聯型號的炮彈在倉庫內早已告罄。不久前，人民誌願軍司令部還下令從正麵第一線撤下一些由蘇式大炮裝備的榴彈炮兵師。采取這一決定的前提是：敵方不會組織大規模的冬季攻勢。假如一旦敵方獲知我方的真實情況並提前開始自己的攻勢，就會使我方處於極其困難的境地。”最高領袖又講“政治方麵，敵人內部有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來。”既然美國都能聽全世界人民的話，1951年1月最高領袖為何拒絕五步方案?五步方案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的願望。
對“抗美援朝勝利”的營造進一步加劇了個人崇拜，既然最高領袖決定的“抗美援朝”勝利了，那最高領袖的任何決定都會勝利，於是生產1070萬噸鋼會勝利，“大躍進”會勝利，“文化大革命”會勝利，中國走進了一條永遠“勝利”的死胡同。對“抗美援朝勝利”的營造進一步加劇了個人專權，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在朝鮮戰爭中對最高領袖幾乎是絕對服從的彭德懷被最高領袖批判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指鹿為馬。
在今天，“抗美援朝”因為某種民族主義色彩而成為染上個人崇拜煙癮的人群服用的重要精神致幻劑，亦為老左派的一大精神支撐。在這個話題上講真話還是講謊言，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政治問題。
8、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角度。
伐謀：有人著長文論述參與朝鮮戰爭中國受益最大，鍛煉了軍隊，改善了裝備，贏得了蘇聯的援助，提高了國際聲望。這種說法很值得商榷。
中國是兵法的故鄉，軍隊已經鍛煉了20多年，美軍對八路軍的戰術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對中國的將領也佩服之至，這樣的軍隊少參與一次戰爭就不能擔負國防了?如果中國接納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蘇聯在退後一步的情況下能不倚重中國?156個工業項目能少一個?一批批的軍事裝備蘇聯會不舍得?事實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展現出來的能力反而讓蘇聯有所顧忌，在海軍裝備的出售上頗顯吝嗇，肖勁光去蘇聯商議海軍軍購，給周恩來發電“他們給我們的是破爛”，周恩來複電“破爛也要”。如果中國像印度學習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蘇聯的援助少不了，西方國家也會來示好，國際聲望想不提高都難。朝鮮戰爭中印度在東西方陣營之間奔走調停，頗受器重，也為日後印度兩頭吃打下伏筆，這個好角色中國更適合擔任，隻是由於中國積極參戰而讓印度揀了便宜。現在很多人看不起印度，說印度30年搞不出“阿瓊”坦克，20年搞不出LCA戰機，印度的軍事工業的確不如中國，這緣於中印兩國民族性格的差異，中國人有四大發明，建造了長城，擅長做事;印度發明了宗教和瑜珈，擅長修養身心。不擅長做事的印度在冷戰期間做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從巴基斯坦分割出了孟加拉國，二是占住了麥克馬洪線。分割東巴的難度不亞於中國的台灣問題，印度能做成是因為伐謀、伐交得當;印度得到麥克馬洪線是因為印度運氣太好了，碰上了中國這個冤大頭。中國本來有擅長做事的長處，卻因為在冷戰期間忽東忽西，五行不定，結果在大戰略上一事無成。
宣揚出兵觀點的人常說兩個具體理由，一是如不出兵東北的重工業受影響,這種具體問題和國家的長期外交戰略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把156個工業項目全建在關內, 東北的重工業受不受影響又算什麽?二是金日成在東北搞流亡政府對東北邊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這種小不利無礙國家在大戰略上的長遠利益。
伐交：第二次戰役後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國就能在政治上達到利益最大化。如果在第二次戰役後以陣地戰、以小打促和談，中國就會以軍事上的小代價贏得政治上的大收獲。可惜中國的決策層，尤其是最高領袖犯了左傾幼稚病，錯失了這一伐交良機。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戰役後遵循局部戰爭原則，放棄運動戰，選擇陣地戰，在軍事上將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戰役、第五次戰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實上指揮層還策劃了第六次戰役，由於對手的防禦日益堅固，再發動進攻會導致更大的傷亡，才未付諸實施。是無法承受的傷亡讓決策層改變了參加朝鮮戰爭的既定目標，作出了現實的選擇。
總結：
對朝鮮戰爭“勝利”的宣揚已經持續了50多年，而目標定錯的戰爭是不能奢談勝利的。最高領袖在內部曾說過一句實在話：朝鮮戰爭和美國打了個平手。勝利的唯一標準就是實現既定的戰爭目標,解放全朝鮮這個目標沒有實現,相應的超額代價一點也沒少付，勝利也就無從談起了。中國加入朝鮮戰爭,幫了蘇聯大忙，付出了很大犧牲，自身卻沒取得什麽政治利益，中國的決策層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來於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與印度、緬甸正式倡議將這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不久，毛澤東又提出：“應把五項原則擴展到所有國家的關係中去”，還說：“中國願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表明中國開始發出和蘇聯不一樣的外交聲音，這是總結朝鮮戰爭的教訓，不想再搭乘蘇聯爭霸的戰車。中國在爭霸問題上不與蘇聯一條心了，是後來中蘇分裂的原因之一。
在50多年後的今天，還因朝鮮戰爭的“勝利”而沉迷於民族主義情緒的人應該多想想那些無謂犧牲的中國士兵，他們是戰爭最基本的承受者。
注：從兩岸局勢的角度部分引用了《美援與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表述和數據。
六、第五次戰役問題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最高領袖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勢：“如我軍能照你們目前部署，於一月上半月打一個勝仗，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然後休整兩個月，準備春季攻勢，則對民主陣線及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大眾影響甚好，對帝國主義則給以新的一擊，加重其悲觀失敗情緒。”1951年1月14日最高領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預測：“還有一種可能，即客觀形勢迫使我們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 1月28日最高領袖致電彭德懷：“戰役之後，敵人可能和我方進行解決朝鮮問題的和平談判，那時談判將於中朝兩國有利。在占領大田、安東之後，我軍再進行兩三個月的準備，然後再發動第五次戰役是有利的。”3月1日最高領袖在致斯大林的電文中說：“我們計劃在我軍第二番部隊到達後，在4月15日至6月底兩個半月內，在三八線南北地區消滅美軍及李承晚軍建製部隊數萬人，然後向南漢江以南推進，最為有利。”在這四封關於春季攻勢的電報中前三個的心境和第四個是不同的，前三個電報表現出最高領袖的高度樂觀，“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 完成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 在占領大田、安東之後，我軍再進行兩三個月的準備，然後再發動第五次戰役”，而後來的事實是第三次戰役沒有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第四次戰役不僅沒有占領大田、安東，反而被對方壓回了三八線，因此第四封電報對春季攻勢的設想已經不是最後一戰，而是扭轉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的被動局勢。
在長達近3個月的第四次戰役中，誌願軍第一番部隊中的6個軍以艱難的阻擊戰、反擊戰為第二番赴朝部隊爭取時間，到4月中旬第3兵團、第19兵團全部到達集結位置，這兩個新兵團已經換裝蘇式裝備，無後坐力炮、120毫米迫擊炮、高射機槍等支援武器配備到了團一級。此時誌願軍的兵力空前雄厚，總共14個軍，投入第一線的兵力有步兵11個軍33個師，另有3個炮兵師、1個高炮師，約55萬人，裝備各種火炮6000餘門，其中大中口徑火炮1000餘門。北朝鮮投入第一線有三個軍團十幾萬人，中朝軍前線兵力近70萬，聯合軍在朝地麵作戰兵力總數為34萬人，能投入第一線的還是第四次戰役時的那二十幾萬人，中朝軍和聯合軍的兵力對比約為3比1,在重點地段可以達到6比1以上的優勢。4月17日誌願軍政治部下達《第五次戰役政治工作指示》明確指出：第五次戰役的任務是大量的殲滅敵人幾個整師，每個軍殲敵一至兩個團。戰役目的是取得主動權，爭取縮短朝鮮戰爭的時間。4月18日中朝聯合司令部下達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作戰部署，明確此役目的是“殲滅北漢江以西美軍3個師(欠1個團)，英、土3個旅，偽1、6兩師”， 戰役指導為“掌握集中優勢兵力、火力，各個殲滅敵人及戰役分割與戰術分割相結合之原則，運用得力部隊，滲透切斷敵後路，以求幹淨、全部、各個包圍殲滅敵人”。《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中對美軍有“士氣不高，實戰經驗不多，戰鬥力弱。”的介紹，在此種誤導下新的參戰部隊普遍存在輕敵心理，入朝後第3兵團代司令曾滿不在乎地說：就美軍那點兵力，還不夠一場淮海戰役打的。戰前他還向彭德懷表決心：“彭總，我們1個兵團消滅敵人1個師不成問題，我保證還要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
4月22日，朝鮮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戰役拉開了序幕，第五次戰役的經過幾乎是第三次戰役加第四次戰役的翻版，亦像是一場混亂的彩排。
戰役的第一階段中朝軍主動進攻，打了7天，西線由誌願軍負責，東線由北朝鮮兩個軍團負責。在西線，左翼宋時輪集團5個軍突破順利, 插入聯合軍縱深30餘公裏, 對美第24師、南朝鮮第6師給予一定打擊，但未能取得較大戰果。中央方向的第3兵團突破後被美第3師、土耳其旅擋住，進展較慢，包圍美3師35團後無法殲滅，該部美軍在飛機、坦克和火炮的掩護下突圍撤走。右翼第19兵團突破臨津江後, 因64軍未能迅速突破南朝鮮第1師陣地，致使兩個軍的5個師的兵力大部擁擠在臨津江南岸20平方公裏的狹小地區，遭聯合軍炮兵、航空兵火力突擊，損失很大。63軍殲滅英軍第29旅一個營，因全兵團沒有實現戰役迂回，殲滅英軍第29旅的任務落空。第一階段中朝軍雖然打開了戰役缺口，但由於聯合軍注重堅守要點，誌願軍沒能有效地穿插分割，戰役發展形成平推，殲敵不多。由於在漢城以北大量殲敵的機會已失，攜帶的糧食彈藥基本用光，中朝軍遂停止進攻。
第一階段作戰結束後，整個戰線從西南向東北呈斜線態勢。美軍集中在西線，東線由南朝鮮軍的6個師駐守。中朝聯軍決定第3、第9兵團隱蔽東移，實施第二階段作戰，先集中兵力殲滅南朝鮮軍第3、5、7、9師，而後視情況再殲首都師和第11師。這與第四次戰役中的橫城反擊戰如出一轍，打不下美軍時向南朝鮮軍下手，這個從第四次戰役開始使用的策略貫穿至戰爭尾聲。中朝軍13個軍(誌願軍9個，北朝鮮4個)發起的第二階段進攻曆時五天，將南朝鮮第3、9師大部殲滅，將第5、7師擊潰。聯合軍的東線出現了缺口，美3師和南朝鮮第8師以摩托化行軍，十幾個小時行進100多公裏，迅速堵塞了缺口，建立了縱深防禦，聯合軍又形成東西相連的完整防線。
第一、二階段的作戰曆時一個月，中朝軍相當疲勞，大部已斷糧，遂向三八線附近北移以圖休整。據中國官方的統計，第一、二階段的作戰殲敵4.6萬,水分幾何不得而知，反正未消滅團級建製美軍。相對中朝軍的疲弱之態，美軍的戰鬥力和一個月以前沒有多大差別，李奇微沒有理由不抓住機會。中朝軍北撤的第二天，聯合軍實施全線反擊，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組成的合成化團級特遣隊為先鋒，從多處楔入中朝軍防線, 三天內向中朝軍縱深推進了50～80公裏。誌願軍第27軍、第12軍兩個師、第60軍180師被阻隔在聯合軍後方，前兩支部隊成功脫險，180師被包圍，絕大部分損失。
在曆時約20天的第三階段中, 中朝軍被動地撤退防禦，麵對聯合軍的優勢火力又大吃苦頭。戰役結束後,中方統計誌願軍戰鬥減員8.5萬人, 斃傷俘聯合軍8.2 萬,北朝鮮損失不祥,即便是這種水分化統計, 中朝軍的損失也超過了聯合軍。第五次戰役誌願軍的減員比率為15%，聯合軍的減員比率肯定比誌願軍小，其中美軍的減員比率更是小得多，結合中朝軍殲滅的大編製單位隻有第南朝鮮3、9師，估計聯合軍減員在3萬左右，不會超過4萬。第三階段斃傷俘聯合軍3.6萬是根本不可能的，防禦戰中殺傷敵軍的數字統計最不可靠。
第五次戰役是一場敗仗，一次生搬硬套內戰經驗的戰役，一次不該發動的戰役，其實質是錯誤戰略思想和戰役思想指導下的產物，戰役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殲滅美軍幾個整師”，目標就定錯的戰役結果可想而知。表現上看第五次戰役是中朝聯軍“進攻的頂點”，實際上第五次戰役隻是中朝聯軍“努力的頂點”，在戰略上中朝聯軍“進攻的頂點”在第三次戰役時就已經過去了，因此第五次戰役是一次多餘的戰役，純粹是一場軍事賭博。
最高領袖決定發起戰役時周恩來曾建議等一段時間再打，最高領袖未予采納;洪學智曾三次向彭德懷建議把美軍往北放一段距離再打，也未被采納。如按周、洪的建議的時間和空間發起戰役，戰術角度上好一些，不會敗得那麽慘，可能打成互有勝負的平手。但在戰略上仍將是一個失誤,因為當時對誌願軍而言最好的選擇恰恰是相持於三八線,而不是再打什麽運動戰、進攻戰。在國內戰爭中有一條作戰原則是多打運動戰，少打陣地戰，那是因為大多數情況下解放軍的火力處於弱勢，而機動性處於優勢。而在朝鮮戰爭中，誌願軍打運動戰卻顯得吃力，原因就在於美軍機動性強於誌願軍，在第二、第三次戰役裏中國軍隊抓不住美軍主力，多次證明了這一點。運動戰不好打，陣地戰就成了好一些的選擇。在火力、機動力、後勤供給力作戰三要素中，打運動戰誌願軍三個弱點全占了，而打陣地戰機動力差的弱點就隱藏了，後勤供給差的弱點因為省去了無謂的進退消耗，也有所隱藏。人是有能動性的，能夠想出辦法在敵方優勢火力下減少傷亡，反斜麵戰術和坑道戰術就是有效的發明，坑道戰術使誌願軍在以後的上甘嶺戰役中擋住了美軍最後一次較大的攻勢。如果第四次戰役後，以增加的兵力打陣地戰，損失會小些，消耗美軍的兵力會多些，還會在三八線附近多保有一些土地。
3兵團180師的折損是發動第五次戰役的第一惡果，這是中共軍隊戰史上少有的師級建製損失。按原計劃180師應於5月23日北撤，日落後準備行動時，60軍收到3兵團部一封催命電“各部暫不撤收，並於前沿構築堅固工事阻擊敵人”， 據此命令180師繼續在原地布防，掩護兵團主力撤退。就在23日白天，180師右翼63軍部隊未通知左翼友鄰就撤出陣地，此處為3兵團和19兵團的結合部，兩個兵團之間暴露出一個缺口。24日聯合軍從缺口處插入，控製了北漢江渡口，越過180師向北突進，整個北漢江南岸隻有180師一個師級部隊，並且三麵受敵，處境險惡，下午60軍電令180師撤過北漢江，“各部暫不撤收”電白白耽誤了180師一天時間，180師滯留於北漢江南岸對戰局未起任何作用，反而陷於不妙境地。25日，180師邊打邊撤，陸續有官兵被俘，聯合軍了解到有一支較大建製的誌願軍部隊被隔斷在美軍身後。下午180師接到軍部轉發兵團的第二道命令：師部帶兩個團占領駕德山，另一個團占領馬坪裏北側山地。26日拂曉，180師部率兩個團到達駕德山，發現聯合軍已經在他們的北麵──馬坪裏。180師的處境由原來的被隔斷惡化為被包圍，減員很大，剩下約3000人，180師的命運已定。下午軍部指示其向鷹峰突圍，部隊分成兩路行進，美軍以炮火封鎖道路，部隊建製被打亂，美軍飛機在上空盤旋播音，點明180師的番號勸降。27日拂曉，180師餘部1500來人到達鷹峰，遇到的仍是美軍，左突右衝了一天，180師隻餘400多人，無法再作有組織的戰鬥，遂分散突圍。
損失180師的直接指揮責任在3兵團指揮部，兵團代司令不了解現代化戰爭，拿內戰時的舊經驗來指揮作戰，對美軍慣用的快速反擊戰術沒有心理準備，“各部暫不撤收，並於前沿構築堅固工事阻擊敵人”是一封糊塗電，到駕德山阻擊敵軍的命令和“各部暫不撤收”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設定錯了阻擊敵軍進攻的地點，3兵團指揮部兩次為180師設定阻擊地點，而事實上聯合軍兩次跑到了設定點以北。60軍指揮部同樣對美軍的快速反擊戰術缺乏心理準備，23日下命令時期望180師能阻擊敵軍3至5天，事實上一天都很勉強;25日60軍部在半小時內接連收到3兵團部關於180師行動的兩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好一些，60軍部未能加以權衡，兩道命令原樣轉發180師，說明60軍部在戰術研判上和3兵團部同樣不清醒。
對180師的損失開始上麵還說“是上上下下的許多錯覺，和各種因素湊合在一塊所造成!”，但如果一層一層地追究，順著“帶決定性的一仗”、“最後一戰”、“春季攻勢”的藤摸瓜，就追到了最高領袖頭上，所以後來從兵團一級開始層層推諉，把責任全推到師級以下基層，罪之以“右傾動搖”，以掩蓋整個戰役失敗的戰略責任和戰役責任，直到今天，“抗美援朝正史”還說第五次戰役是勝仗，隻是不圓滿而已。第五次戰役的失敗對誌願軍的士氣影響很大，6月1日 彭德懷向最高領袖報告：“三兵團損失很大，四處潰逃，企圖回國現象嚴重，現正派人分途攔擋歸隊”。部隊後撤中有2萬人失蹤，3兵團因一時混亂失蹤最多，達16000人，邊境的丹東市內甚至出現了三五成群流浪的誌願軍離隊士兵。
第二個後果是誌願軍被俘1.7萬人,占戰爭期間中方被俘人數的80%,讓美軍揀了個大便宜，為美方在遣返戰俘問題上壓中方一頭提供了機會,說難聽點, 第五次戰役就是給美軍送俘虜的戰役。180師有5000餘人被俘，照應了3兵團代司令戰前說的“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
第三個後果是戰線被美軍北推，戰役停止線在戰役發起線北麵10幾公裏處，既損失了部隊，又丟了土地。
美軍從第四次戰役中獲得了有益的作戰經驗，既看到了自己的長處，也了解了對方的短處，因而美軍在第五次戰役中知彼知己，先以穩健的防守及適當的後撤消耗中朝軍的糧彈，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攻殺傷中朝軍。利用空間的伸縮削弱對方的有生力量, 這是中國軍隊在曆次戰爭中總結出的寶貴經驗,自己忘記了,卻讓美軍用上了。誌願軍卻未從第三、四次戰役中汲取教訓，沒有充分認識美軍的長處，也沒有認真審視自己的短處，在相當程度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失敗是必然的。孫子兵法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最高統帥發動第五次戰役，既沒有先創造出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也沒有等待敵人可被已方戰勝的條件出現，就一廂情願地想“消滅美軍及李承晚軍建製部隊數萬人”，注定是一個軍事上的幻想。孫子兵法又雲：“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第五次戰役的失敗就是違背這一古訓的結果。在這場大戰役中，有《孫子兵法》遺產的中國的軍隊敗於沒有《孫子兵法》的美國的軍隊，是很不應該的。
第五次戰役上上下下都有責任,責任最大的還是最高領袖,“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如此結局的首要責任不得不由最高統帥來負。180師的折損驚動了統帥，在調查失敗原因時統帥關注的竟然是兵團軍事主官是否右傾，而第五次戰役失敗的本質恰恰是左傾軍事冒險。第五次戰役進行到第三階段時,斯大林就最高領袖設想的“零敲牛皮糖”戰術坦率地來電：“拿蔣介石軍隊作類比，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第一，你們現在所對付的是不同的軍隊;第二，還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認為，英美軍會像蔣介石那樣愚蠢，使你們能夠按照你們的選擇每次殲滅敵一個整營地殲滅其軍隊。”
第五次戰役是朝鮮戰爭中繼仁川戰役後的第二個重大轉折點,從此攻守之勢完全易位,中國誌願軍徹底失掉了軍事上的主動權。在第五次戰役中，中國對人力資源和物力的使用達到了極限，戰役的失敗使中國的決策層放棄了統一朝鮮半島的戰爭目標,改之以維持三八線,並且正式開始和談,但和談的內容已經不涉及中國的政治利益了。1951年下半年的戰況基本上是南攻北守,誌願軍拚死作戰的目標就是保住最高領袖曾經不屑一顧的三八線。
七、對自身短處和敵方長處認識緩慢
第二次戰役是在對誌願軍非常有利的戰役態勢下進行的，聯合軍以22萬餘人(其中美軍7個師)在弄不清中國軍隊大規模進駐朝鮮的情況下貿然北進，中國軍隊以38萬兵力(30個步兵師，3個炮兵師)虛位以待。
在西線中國軍隊先以少部分兵力節節抵抗，誘敵深入，再以主力打開戰役缺口，各部深入穿插，迂回包圍，38軍113師進至三所裏、龍源裏，截斷了以兩個多師美軍為主的一路聯合軍的退路，但由於其它方向的部隊受阻遲誤，未能達成戰術合圍，這路聯合軍經安州、肅川成功撤退。38軍在阻擊戰鬥中打掉了聯合軍的很多輜重裝備，部隊以前沒見過這麽多洋撈，在發往誌司的電報中對戰鬥作了過於樂觀的匯報，彭德懷以為很有可能殲滅這一路美軍主力，在鼓勵38軍“望克服困難，鼓起勇氣，繼續全殲被圍之敵”後加了“38軍萬歲!”，事實證明“萬歲軍”的讚譽給得過早了。“萬歲軍”在後來的作戰中沒有什麽過人表現，1952年10月38軍在白馬山戰鬥中打得一塌糊塗，給南朝鮮軍當了回陪練，陪著對手打出一個白馬師。
在東線聯合軍以5個師向北冒進，誌願軍第9兵團集中兩個軍的兵力將美軍陸戰第1師主力及第7師1個加強團分別包圍於下碣隅裏、柳潭裏和新興裏地區, 雖然達成戰術合圍,但因中國軍隊火力薄弱，氣候嚴寒，補給困難，部隊因凍餓非戰鬥減員很多，除集中5個團將新興裏之一部美軍 (約二個營)殲滅外,未能殲滅陸戰第1師主力, 其在美第3師接應下撤走。
第二次戰役的戰果是收複平壤，基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場上的頹勢。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戰役態勢下，沒能成建製地大量消滅美軍。如果第二次戰役的作戰對象是內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隊，肯定是場大殲滅戰，打美軍卻打不成殲滅戰，說明美軍是與國民黨軍隊截然不同的作戰對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戰役記錄中，斃傷俘敵3.6萬餘(其中美軍2.4萬餘)，誌願軍傷亡3萬餘。美軍的損失統計是值得推敲的，美軍總共7個師，十幾萬人，如果第二次戰役減員2.4萬，減員比率約為17-18%的樣子，屬於中度減員，肯定會有部分建製部隊幾個月內無法再戰，而事實是在一個多月後的第四次戰役中，美軍7個師一個不落地參加了進攻，而且表現得精神抖擻，向北推進了約百公裏。反觀中國軍隊，第9兵團的20軍、27軍因減員嚴重，無力參加第四次戰役，隻有26軍能繼續參戰。誌願軍傷亡3萬餘的統計排除了凍死凍傷等數字，這個數字高達4萬，加上這個數字，誌願軍在第二次戰役中的減員總數不下7萬，占投入兵力的18%，為中度減員，可見第二次戰役中誌願軍的損失無論在數量還是在比例上都遠高於聯合軍。1950年12月29日最高領袖致電彭德懷：“如我軍能照你們目前部署，於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個勝仗，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 第二次戰役中國誌願軍已經有不小的損失，發起第三次戰役的各種客觀條件均比第二次戰役差，怎麽可能取得超過第二次戰役的戰果?最高領袖在電文中不切實際的樂觀表明他對敵方長處缺乏認識，對誌願軍的短處也沒有足夠的重視。第四次戰役時最高領袖承認誌願軍在軍事上有很大困難，但又說“集中主力向原州榮州打下去，殲滅部分美軍及四、五個南朝鮮師的力量還是有的”，樂觀到了主觀盲目的程度。
軍級建製在一次戰役後失掉再戰的能力,這一現象在第四次戰役同樣出現。在第四次戰役第二階段長達62天的防禦作戰中, 誌願軍第38、50、42、66四個軍在美軍的優勢火力下苦熬,傷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戰役的作戰序列中這四個軍全部缺席。第四次戰役的傷亡對比統計同樣不實，在中國官方的記錄中誌願軍殲敵5.3萬餘，自身傷亡4.2萬餘，第二次戰役聯合軍陷於被動誌願軍的損失尚且高於聯合軍，第四次戰役聯合軍處於主動，誌願軍的損失怎麽可能少於聯合軍?相對誌願軍38、50、42、66軍全部缺席第五次戰役，美軍的7個師又是一個不落地上了陣，這說明了什麽?
可以說中方關於朝鮮戰爭每次戰役的傷亡對比統計都是不真實的,不實統計的累計結果就是戰後中國官方宣布殲滅美軍39萬,而事實上美軍戰鬥傷亡加被俘失蹤總共14.9萬(包括北朝鮮軍隊的殺傷),因為無從得知北朝鮮軍隊殺傷美軍的數字,即便把14.9萬全部算作誌願軍的戰果,中國的官方記錄也把它誇大為2.6倍。中國對誌願軍戰鬥傷亡加被俘失蹤的統計是39萬，正好也是美軍實際傷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戰役後的傷亡對比統計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誌願軍各類人員損失到底有多少還是個未知數，洪學智在回憶錄中說“犧牲了幾十萬”，朝鮮戰爭對中方人員來說沒有前後方的劃分，隻有作戰區域的不同，是否在後方從事運輸、施工的人員也有較大數量的傷亡，是一個值得戰史界研究的問題。
為什麽在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無法大量殲滅美軍，並且出現從未有過的傷亡呢?這就要深入探討誌願軍的短處和美軍的長處。
在朝鮮戰爭的第一年，中國軍隊的弱點主要表現為三：打擊能力弱、機動能力慢、後勤補給不足。第二次戰役誌願軍對美軍基本達成戰役合圍，卻不能大建製地吃掉美軍，原因就在於已經圍住的不能盡快吃掉，相距不遠的無法追上咬住，前兩項弱點盡顯。第三次戰役時誌願軍距後方基地已遠，後勤補給薄弱的短處也顯現出來，部隊隻能打7天，7天後則呈強弩之末。而對手後勤補給上的弱點被李奇微查覺到，誌願軍被動地投入到事實上由美軍發動的第四次戰役。第四次戰役中的砥平裏作戰，誌願軍打擊能力不足更加凸顯，8個團圍攻6000多人的美法聯軍，付出不小的傷亡仍不能吃掉對手。砥平裏作戰表明誌願軍不可能大建製地消滅美軍，而這一點最高領袖和戰區統帥在第五次戰役後才認識到。
美軍的長處則正好相反：打擊能力強、機動能力強、後勤補給充足。第五次戰役中美軍反攻，誌願軍有的軍打阻擊幾天就撐不住撤下來，能撐下來的軍戰後要補兩萬新兵，傷亡之大令人咋舌;美軍一旦形勢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誌願軍追不上，一部美軍如果被困，臨近美軍救援迅速，誌願軍無法致敵於死地;麵對經常缺乏糧彈的誌願軍，美軍卻可以使用5倍於作戰規定的彈藥量。
回顧國內戰爭，那種“小米加步槍勝過飛機加大炮”、“鐵腳板賽過汽車輪子”之類的話非常不妥，這種唯心主義口號起了強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壞作用。事實上在遼沈戰役、淮海戰役中的每次殲滅戰中，中共軍隊的大炮數量都超過了蔣軍，戰爭的勝利既是意誌的勝利，也是物質的勝利，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麵對新的對手，老的經驗不靈是很自然的，隻有盡快認識新對手的特點，才能在新的戰爭中少損失，多受益。
在短期內誌願軍的弱點無法克服的情況下，中國的決策層發明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輪番作戰”，“輪番作戰”在戰後關於抗美援朝的各種文字中常被津津樂道地提及。輪番作戰是對傷亡過大的因應，原有部隊因傷亡無法繼續作戰，下一場更大規模的戰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於是不得不持續派兵。國內戰爭時期不可能輪番作戰，條件不允許，也沒打過消耗那麽大的仗。朝鮮戰爭中傷亡過大說明戰爭消耗超出了本國對高強度局部戰爭的負擔能力，輪番作戰的實質是國家以全麵戰爭的投入來參與一場局部戰爭。輪番作戰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隊不熟悉敵軍的特點，不熟悉現代化戰爭的特點，在作戰中導致無謂的損失，在第五次戰役中第3、19兵團的損失明顯大於第9兵團。第五次戰役後彭德懷在致各軍的電報中說“有些部隊不講戰術，隊形密集，傷亡特別驚人”，“各級指揮員不善於組織指揮，這是血的教訓”。
八、政治是有情緒的—─後兩年的戰爭
第二次戰役後的外交斡旋中，“美國武裝力量自台灣及台灣海峽撤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地位的確定必須得到保證”是中方理直氣壯的兩條，而第五次戰役後開始的談判中，這兩條不見了蹤影。
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後，爭執最大的是兩個問題，一是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問題;二是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問題。中朝方持上述主張，聯合軍一方則主張中朝軍後撤38～68公裏，停戰談判不涉及撤退外國軍隊問題。談判桌上談不攏，於是演變成大炮和機關槍的辯論，聯合軍發動了“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和“空中絞殺戰”。“秋季攻勢”以誌願軍陣地為目標，曆時24天，中方統計殲敵7.9萬人，中朝軍傷亡9.1萬人，以單位時間的傷亡計中朝軍的損失強度超過了第五次戰役。曆時一個多月的“夏季攻勢”以北朝鮮軍陣地為目標，打完後中朝軍宣布殲滅聯合軍7.8萬餘，未公布已方損失，夏季洪水成災，中朝軍供應困難，傷亡情況讀者可以想見。
中朝軍以在“夏季攻勢”、“秋季攻勢”、“空中絞殺戰”中的大量傷亡換取了聯合軍放棄1.2萬平方公裏土地的要求。聯合軍的兩次地麵攻勢隻占領了600多平方公裏土地，與推進到朝鮮半島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線)的期望相差甚遠，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國又不可能為一場局部性熱戰調撥其它戰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戰雙方逐漸認同以實際控製線作為停戰的分界線，但總體上看聯合軍在戰略上是有優勢的，因此聯合軍尋找其它議題刁難中朝軍，冒出了戰俘自願遣返議題。中朝方主張全部遣返，聯合方主張自願遣返。為戰俘遣返問題雙方打起了政治仗、意識形態仗、麵子仗。
1952年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短評《必須遣返全部戰俘》，聲言：我方被俘人員必須全部遣返，如達不到這個目的，我們的鬥爭決不休止。5月9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對美國扣留戰俘》：“美國……扣留戰俘，是完全違反世界人類正義，破壞國際基本公約的非人道的犯罪行為，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
談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變成大炮和機關槍的辯論，為了迫使聯合軍接受全部遣返原則，1952年4、5月，誌願軍各部開展了以“擠占”為目的的小規模戰術反擊，中朝軍宣布進行了大小戰鬥1800餘次，殲敵11.79萬餘人，未宣布已方傷亡情況。“擠占”沒有擠掉自願遣返原則，沒有達到政治目的。
1952年7月13日，聯合軍代表提出8.3萬人的遣返數字，其中遣返朝鮮人民軍7.68萬人，占應被遣返人數的近80%，中國人民誌願軍6400人，占其應被遣返人數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戰役導致誌願軍戰俘的數量大大超過美軍戰俘，為美國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機會。
兩年前意氣風發地越過三八線的金日成對這場戰爭已經絕望了，他在發給斯大林的電文中說：“在過去一年的談判時間裏，我們實際上減少了戰鬥行動並轉入了消極防禦。這種狀況造成了敵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質財富上的巨大損失，而他們自身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損失。”、“敵方利用這種形勢提出了談判中我方無法接受的要求。”自願遣返對朝方來說是件無所謂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軍的條件停戰。和金日成相比,中國的最高領袖更看重政治上的尊嚴，7月15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認為絕對不能接受敵人這種具有挑釁性和引誘性的方案，而且在敵人壓力之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如果敵人拒不讓步，繼續拖延，我們即擴大宣傳，揭破敵人企圖破壞停戰談判，擴大侵略戰爭的陰謀，動員世界人民輿論，並配合我們在朝鮮前線的堅持，使敵人不斷損傷，以逼使敵人最後讓步。如敵人竟敢於破裂談判，擴大戰爭，我們亦有所準備。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為了戰俘遣返這個政治問題，誌願軍官兵將繼續付出血的代價。
1952年10月, 美軍發動“金化攻勢”,即上甘嶺戰役,戰役曆時43天,在前23天中15軍45師傷亡8700多人, 15軍軍長說“45師打得差不多了”，一個師近乎打光這種情況以前已經出現過幾次了。在上甘嶺戰役中，誌願軍傷亡1.4萬多人，其中陣亡7000多人，亡傷比例為1比1,而非正常的1比3，聯合軍傷亡9000多人，其中陣亡2000多人，誌願軍以人命和聯合軍的鋼鐵作了交換。誌願軍在上甘嶺擋住了聯合軍的進攻，表明中國憑借人力資源的優勢可以和美國繼續博弈，宣傳者感到非常振奮，把上甘嶺戰役升華成一次政治上的勝利，一種精神上的勝利，15軍從此聲譽雀起，蓋過了38軍。
10月24日最高領袖在賀電《祝賀中國人民誌願軍的重大勝利》中說：“此種作戰方法，繼續實行下去，必能製敵死命，必能迫使敵人采取妥協辦法結束朝鮮戰爭。”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保衛和平，為抗美援朝的勝利奮鬥到底!》。1952年11月28日 周恩來發表聲明重申：“戰俘全部遣返問題仍必須依照《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國際處理戰俘的慣例來解決。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 1952年12月5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指責聯合國“通過了一個支持美國政府違反國際公約、強迫扣留戰俘的立場以利其繼續和擴大朝鮮現行戰爭的決議案(印度方案)，這一行動顯然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人民堅決表示反對。”周恩來與北朝鮮外相分別於1953年1月14日和1月17日發出通告，拒絕接受印度方案。1953年2月7日，最高領袖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上聲明：“我們願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願意這樣做，那麽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願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願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
上甘嶺戰役為中方贏得了軍事上的尊嚴，卻沒能轉化為戰俘遣返問題的勝利。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繼任者很快改變了對戰俘遣返問題的態度，3月21日蘇聯領導人給毛澤東和金日成去信：“蘇聯政府由此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如果不對這一路線做一些符合當前政治特點和出自我們三國人民最深遠利益的改變，那是不正確的。”、“談判中應建議所有堅決要求遣返的戰俘立即被遣返，其餘的戰俘則交給中立國，從而保證公正地解決遣返戰俘問題。”第二天，毛澤東即複電表示同意蘇方的提議，隻補充一條“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願回家者和不願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曆來反對所謂‘自願遣返’原則相衝突。”在朝鮮戰爭的所有重要節點上，中國都是唯蘇聯馬首是瞻，最後這一次也不例外。3月30日周恩來發表《關於朝鮮停戰談判的聲明》，表示：“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後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餘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以保證對他們的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中方的聲明表示放棄了2個多月前曾經堅持的立場。
戰俘自願遣返對中國而言是很沒麵子的，除去提前交換的病傷戰俘,戰後有1.4萬多誌願軍戰俘去了台灣，回國的隻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沒有回北朝鮮的人民軍戰俘隻有不到一成。自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交戰雙方圍繞戰俘遣返問題進行了一係列激烈殘酷的戰役戰鬥,誌願軍付出了很大的傷亡代價,這都是無謂的犧牲, 誌願軍的血白流了。彭德懷後來回憶中方接受自願遣返原則時曾有過遺憾而痛苦的記述，最高領袖後來也說：朝鮮停戰協定就是妥協。
第一年的朝鮮戰爭是為爭奪勢力範圍而打的戰爭，雙方打了個平手;後兩年的朝鮮戰爭是為談判而打的戰爭，東方陣營實際上落敗了，因為中朝方最初堅持的“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和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問題後來都放棄了，對中途冒出來的戰俘遣返問題也放棄了，最後的停戰協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國的態度，談判桌上的落敗是蘇聯的總體實力弱於美國的表現。有識之士這樣評價朝鮮戰爭的勝負──“朝鮮戰爭的勝負不是在戰場上決定的，也不是由停戰協議確定的，而是由冷戰的最後結局決定的。”從這個角度作一下裁決，在朝鮮戰爭中東方陣營失敗了。
九、戰爭的哲學
1、戰爭的兩大根本因素
決定戰爭的兩大根本因素是與戰爭有關的物質和精神。國土麵積、資源、人口數量、經濟實力、科技水平、軍隊規模及質量等屬於物質，人民的文化程度、軍人的軍事素質、軍事思想、民心士氣、人的主觀能動性等屬於精神。
《戰爭論》首次在哲學層麵提出戰爭中的物質和精神，在《戰爭論》的各個章節中對物質和精神作了詳細的闡述：“勝利不僅是指占領地區，而且也指破壞軍隊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因為在純概念中，隻有雙方物質力量的差距不超過精神力量所能彌補的程度時，才能發生戰爭。”、“軍事活動絕對不是僅涉及物質因素，它總是還同時涉及使物質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兩者分開是不可能的。”、“因為物質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學方法分析合金那樣把它們分解開。”、“進攻中取得的勝利是已存在的優勢的結果，正確地說是由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優勢的結果。”、“勝利通常產生於各種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總優勢。”、“任何戰鬥都是雙方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壞的方式進行的較量。最後誰在這兩方麵剩下的力量最多，誰就是勝利者。”
1938年初最高領袖在延安寫過《戰爭論》的讀書日記，後來他還專門組織過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不知是因為沒有讀完《戰爭論》，還是讀完了卻沒有領會到，最高領袖未能悟出《戰爭論》的哲學精髓，導致後來他對戰爭哲學層麵的把握不夠深刻。最高領袖關於戰爭的基本哲學觀是：“武器是決定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此表述囿於東方民族特有的狹隘性形象思維，失之於理性分析。最高領袖的表述把物質和精神分別形象化為武器和人，狹隘而不科學，武器隻是物質中的一部分，人的概念又重疊了物質和精神兩個概念。此項表述的最大漏洞是借武器因素的作用有限來壓低物質因素的地位，借人的概念的寬泛來抬高精神因素的地位，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精神至上傾向、唯意誌論傾向。在戰爭中人有物質、精神兩重屬性，把戰爭的決定因素定為人，就對人有了過高的期望，當人的精神屬性又無法滿足這種過高期望時，就不得不轉而透支人的物質屬性，導致出現過大的、無謂的傷亡。“今明兩年準備再有傷亡30萬人，再補充30萬人”就是典型的透支人的物質屬性的表現。
就朝鮮戰爭而言，不僅在物質方麵，在精神方麵中國也存在很大不足，首先是軍事思想不成熟，中共七大期間出爐的“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即便有解放戰爭的實踐作補充，仍然有有很大的局限性，從第二次戰役到第五次戰役，決策層和指揮層都是拿內戰時期的軍事經驗往朝鮮戰爭上套，事實上犯了經驗主義錯誤。其次是軍人的軍事素質，尤其是指揮員的指揮能力偏低，有的兵團級指揮員，在內戰時期未經曆過大戰鍛煉，其職務隨形勢的發展越提越高，而真實的指揮水平還停留在師級，一遇高難度的大戰就接連出錯、窮於應付。第五次戰役期間彭德懷致電軍委：“作戰指揮卻存在嚴重的缺點。對公路未控製足夠兵力和火力，而高級指揮機關過早離開部隊，使建製也紊亂”。不僅中高級指揮員，基層指揮員的指揮能力也有缺陷，有的師團在機動作戰中，半數以上的連長把連隊帶錯了方位。
在“法寶”思想的籠罩下，精神至上傾向、唯意誌論傾向在軍隊中根深蒂固，導致文革結束後，甚至海灣戰爭後，軍隊裏有一些人抱著再落後也不怕的思維不放。海灣戰爭開始前有人預測T-72與M1A1的交換比為4比3，而戰爭實踐的結果是沒有一輛M1A1被T-72擊毀。後來有人發現了一張T-72被擊毀的照片，技術細節顯示這輛T-72可能是被遺棄後擊毀的，於是軍隊裏有人不服氣了──“換上我們的戰士試試!” 在海灣戰爭中M1A1通常在2000米外向伊拉克坦克開火，基本上是首發命中，在這樣的交戰距離，T-72很難命中機動中的M1A1，即使命中擊穿M1A1的可能性也很小。換句話說，這輛T-72裏無論有沒有人都會被M1A1命中，而即便這輛T-72裏有人，它擊毀M1A1的機率也近乎於零。有效的裝備加合格的操作者產生戰鬥力，當裝備處於無效對抗狀態時，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者身上，是典型的唯意誌論思維。就在一兩年前，軍事科學院的一位研究員還在電視上津津樂道地說起那輛被遺棄的T-72。
現在領導層正在醞釀裁軍和軍事體製改革，一些老左派坐不住了，跳到網上“憂國憂民”來了，說什麽一裁軍就上了美國和印度的當，一裁軍就裁掉了“法寶”，裁軍就是國家自殺，軍隊還是落後點好，可以保證工人農民的子弟當上兵，各種怪論，不一而足。軍隊落後利於工農子弟當兵這一條最值得推敲，憑什麽工人農民的子弟就該文化程度偏低呀?難道工人農民的子弟就應該上不起大學嗎?老左派表麵上是為工人農民說話，實質上是抱著愚民政策不放，人民愚昧了就利於他們重溫形左實右的舊夢了。
2、主動與被動、進攻與防禦、強與弱是互相轉化的，辯證統一的
“進攻的頂點”理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個戰場上都有印證，在蘇德戰場上，德軍發動斯大林格勒戰役時就已經達到了“進攻的頂點”，但第二次哈爾科夫戰役勝利後，為了取得東線戰場的優勢，德軍發動庫爾斯克戰役，作了最後一次努力，形成“努力的頂點”， 庫爾斯克戰役的失敗使德軍徹底失掉了東線戰場的主動權，由強變弱，被迫轉入戰略防禦。在太平洋戰場上，初期節節勝利的日軍在中途島戰役大敗而歸，損失了3艘寶貴的航空母艦，中途島戰役對缺乏戰爭持久力的日本而言已經達到了“進攻的頂點”，但日本的軍事高層為了掌握太平洋戰場的主動權，繼續向所羅門群島擴張，在瓜達爾卡納爾群島與美軍鏊戰了6個月，以慘敗告終，完全喪失了太平洋上的戰略主動權，從此日軍不得不處處設防，步步被動。進攻一方經常在達到“進攻的頂點”後，為了邁向勝利再作一次無謂的努力，結果非但達不到目的，反而更快地失掉戰爭的主動權。中國軍隊還沒來得及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和教訓就匆匆走上了朝鮮戰場，結果犯了一係列二戰中常見的戰略、戰役上的錯誤。
“進攻的頂點”理論之所以科學準確，就在於它植根於進攻與防禦的辯證統一上。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防禦帶有消極目的，但卻是強而有力的作戰形式，進攻帶有積極目的，但卻是比較弱的作戰形式”、“ 戰略優勢在戰略進攻中會逐漸消失”、“ 大多數統帥寧願在遠離目標的地方停下來，而不願離目標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進取精神的統帥往往又超過了目標，因而達不到目的。”克勞塞維茨點明了進攻具有弱屬性，防禦具有強屬性，二者在戰爭中動態地轉化，轉化的臨界點就是“進攻的頂點”。在克勞塞維茨身後“超過了目標，因而達不到目的”的統帥屢見不鮮，中國的最高領袖就是其中的一個。
朝鮮戰爭的第一梯隊北朝鮮軍隊向南方發動進攻，推進到美韓軍構建的釜山防禦圈(36線)時就達到了“進攻的頂點”，進攻一方的力量逐漸衰竭，防禦一方的力量開始強大，仁川登陸標誌著強與弱的角色發生互換，原來的防禦一方轉入進攻，原來的攻方轉入防禦，戰爭的主動權轉到了聯合軍一方，戰局發生逆轉。中國軍隊作為第二梯隊加入朝鮮戰爭後，力量的天平再次傾斜，第一次戰役中國誌願軍與聯合軍發生小規模交火，標誌著防禦一方的力量開始強大，第二次戰役中國誌願軍發動反攻，其實質是東方陣營用第二梯隊再次轉入戰略進攻。由於西方陣營已經發揮出在遠東的軍事優勢，第二梯隊的進攻在接近37線時(第三次戰役)就達到了“進攻的頂點”，第四次戰役又發生強與弱、進攻與防禦的轉化。戰略上的錯誤是從戰役、戰術層麵逐漸累積而成的，進攻一方在抵達“進攻的頂點”前後，在戰役、戰術層麵上就有諸多征兆，如戰役目的沒有實現，出現較大的傷亡。第二次戰役時中國誌願軍的減員幅度比較大，在第四次戰役中明顯被動，出現了砥平裏戰鬥的挫敗，沒有實現戰役目的，第四次戰役事實上是打敗了，這些明顯的征兆說明東方陣營的第二梯隊已經過了“進攻的頂點”，此後發動第五次戰役就是一種多餘的努力，是一種戰略上的盲動。
眾多微觀匯聚為宏觀，隻有充分注意戰爭中顯現出來的各種細節，才能了解戰爭運行的狀態和規律，摸清動態變化著的敵我雙方的強與弱，處理好進攻與防禦的關係，把握戰爭的主動權。
3、戰爭與政治
最高領袖對《戰爭論》中關於戰爭與政治關係的論述非常欣賞，“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與最高領袖早年提出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有異曲同工之處，最高領袖在《論持久戰》裏以“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壓縮句式作了引用。
既然最高領袖對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早就無師自通，為什麽在處理朝鮮戰爭上卻磕磕絆絆呢?原因就是最高領袖的政治眼光、政治選擇出了問題。二戰結束後，大多數國家期望和平，期望休養生息，1950年12月，13國提案以51票對5票(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通過，反對該提案的隻有蘇聯和幾個東歐衛星國，1951年1月30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以44票對7票通過了美國所提的譴責中國為對朝鮮的侵略者的議案，反對的主要還是蘇聯和幾個東歐衛星國。從這兩次提案的表決情況看，大多數國家反對朝鮮戰爭擴大化，希望盡早結束戰爭，而最高領袖卻認為“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拒絕五步方案;速勝不能實現後決意“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站在了大多數國家的反麵，陷入了失道寡助的不利國際環境。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被動局麵證明所謂“一邊倒”外交戰略是錯誤的，錯誤的戰略抉擇導致錯誤的戰爭決策，錯誤的戰爭決策導致錯誤的戰役思想，具體的軍事上的種種錯誤就應運而生了。朝鮮戰爭時的最高領袖不像一個政治家，倒像一個意識形態專家，這位意識形態專家依賴軍事手段實現自己的願望，而偏偏他在軍事上的造詣又不高，這兩點決定了中國在朝鮮戰爭上的遺憾。
反思過去不是為了盯住後麵看，而是為了向前看。當前中國的東、南、西三個戰略方向上均呈現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局麵，在未來20年中能否解決(或初步解決)這三個方向上的主權與領土問題，直接決定了21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戰略生態。隻有把握好內外政治的大方向，才能正確地伐謀、伐交、用兵，當然中國追求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應該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
十、從8個角度回味朝鮮戰爭
1、從東亞政治秩序角度
在東亞，朝鮮戰爭的第一個受益者是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可稱作原中華民國遺留政權)，據說得知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大喜過望，堪比珍珠港事件爆發那天，因為朝鮮戰爭一爆發，東亞就進入小冷戰格局，美國必定拉意識形態相同的蔣介石政權入夥，台灣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第二個受益者是日本，僅拉蔣介石政權入夥還很不夠，日本是美國最大的可利用對象，於是日本從待罪之身搖身一變為美國的戰略盟友，美國從各方麵加緊對日本的扶持。1947年開始施行的《日本國憲法》規定日本不保有軍隊，但朝鮮戰爭擴大化後，美國開始逐漸武裝日本，1951年9月美日締結《日美安全條約》，1952年日本內閣設置保安廳，改警察預備隊為保安隊，增設海上警備隊。朝鮮戰爭結束後，為適應美國的遠東戰略，1954年6月日本把保安隊改組為陸上自衛隊，海上警備隊改組為海上自衛隊，新建航空自衛隊，日本的國家武裝力量初步成型，憲法中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一條名存實亡。日本的右翼勢力對朝鮮戰爭可以說是感激涕零。
擴大化的朝鮮戰爭造成了東亞蘇中朝對美日韓台的小冷戰格局，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就不會形成這一小冷戰格局，如果中國在第二次戰役後止兵，小冷戰格局的形態也會有所不同。
2、從蘇朝中三國聯盟角度
在蘇朝中三國聯盟中，從朝鮮戰爭擴大化(即中國出兵朝鮮)中受益的是蘇聯和北朝鮮。中國出兵朝鮮使蘇聯避免了在冷戰的第一回合中敗北，朝鮮戰爭對蘇聯而言是一場代理人戰爭，自身除了提供二戰的剩餘軍火和犧牲少量飛行員外，沒有什麽損失，本小利大，相當地實惠。在朝鮮戰爭的全過程中，蘇聯始終扮演的是調停人角色，調停中朝軍和聯合軍的戰事，身段相當高，下了水而不濕鞋，又很高明。北朝鮮作為朝鮮戰爭的始作俑者，拿自己的領土供各大國開槍放炮，自取其禍，其禍本當亡國，中國出兵朝鮮使北朝鮮政權從瀕臨滅亡中恢複了生機，亦為不幸中的萬幸。中國以把意識形態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為準則，打了一場朝鮮戰爭，吃力而不討好，不但亞洲革命運動的領頭羊沒當成，反而失掉了在中美蘇大三角戰略格局中獲得主動權的良機。
3、從中朝韓三國角度
分久必合是曆史的規律，朝鮮半島、海峽兩岸因朝鮮戰爭而延長了分的時間，加大了合的難度。1992年中韓建交，這是在外交上對朝鮮戰爭的徹底否定。中韓建交距朝鮮半島停戰僅39年，39年對一個人來說是漫長的，對一個國家來說卻是十分短暫的，在這麽短暫的時間裏轉了180度，印證了參與發動朝鮮戰爭是多麽的不理性。
天安艦事件後，中國在東海、黃海舉行了兩次演習，給國際社會造成一種錯覺，即中國是挺朝鮮的，為朝鮮半島的對抗造勢。而實際上朝鮮半島無核化對中國有益，朝韓關係的良性發展對海峽兩岸關係的的良性發展有益。韓國、日本因天安艦事件在戰略上加大了對美國的傾斜，這是暫時的，是政治天平、戰略天平的一次晃動，長遠來看天安艦事件隻是一次小風波，朝鮮半島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的積極參與。天安艦事件後，美國從東北亞到東南亞舉行了一係列演習，一時間諸多國家似乎唯美國馬首是瞻，國際國內都出現了“亞洲版北約”的說法。這也是一種錯覺，在未來幾十年裏，和平、穩定、發展是東亞局勢的主流，是這一區域所有國家的共同願望，所謂亞洲版北約與之格格不入。
近日朝鮮的新生代高層領導已經有“糧食比子彈更重要”的積極表態，如果朝鮮逐漸把核研究轉移到民用領域，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其前景是光明的，朝鮮民族走向統一國家的前景也是光明的。如果曆史的步伐比較穩健，不出現大的幹擾，朝鮮半島、海峽兩岸在2050年左右很可能雙雙實現統一。
4、從大三角戰略格局的角度
美蘇在冷戰期間一共進行了5輪較量，第一回合是朝鮮戰爭，第二回合是古巴導彈危機，第三回合是越南戰爭，第四回合是中東代理人戰爭，第五回合是阿富汗戰爭。5輪較量蘇聯一平一勝三負，蘇聯能取得一平一勝是因為中國的協助，如果沒有中國幫忙，朝鮮戰爭馬上就輸，越南戰爭非平即負。由此可見，中國在美蘇冷戰格局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都會導致戰略天平的晃動，如果中國在冷戰期間走中立外交路線，在美蘇之間不偏不倚，或依據自身的利益稍作偏倚、隨時調整，那麽40餘年的冷戰對中國來說絕對是一段美好時光。從大三角戰略格局的角度看，對中國而言，朝鮮戰爭是根據一個錯誤的目標，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一個錯誤的對手進行的一場不加節製的錯誤的戰爭。
5、從兩岸局勢的角度
1949年底，美國國家安全委員的文件對台灣的評判是“重要性並不足以采取軍事行動”，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部署是“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此時的台灣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上都呈風雨飄搖之態，蔣介石政權遷台後，軍費開支龐大，而台灣的財政收入又大減，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以至一度靠出賣庫存黃金來維持生計。在供給嚴重不足和巨額財政赤字的作用下，形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台幣急劇貶值，物價飛漲，1949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驚人的四位數字，台灣經濟一片混亂，瀕於崩潰的邊緣。在軍事上沒有人懷疑大陸將解放台灣，隻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金日成在38線上一放槍，美國軍艦就開進了台灣海峽。從1951開始，大量資金隨著美國的“共同安全法案”流進台灣，鑒於窮困潦倒的蔣介石政權不具備償還能力，包括“防衛支援”、“軍協援助”、“技術合作”三項內容的“一般經濟援助”基本上屬於贈與性質。一位當時台灣的經濟決策人士如此評論：“美援的適時到達，正如對垂危病人注射強心劑。”在美援實施後，台灣的通貨膨脹率隨即直線下降，1951年降為66%，1952年又降至23%，1953年再降為8.8%。當大陸背著朝鮮戰爭的沉重包袱時，台灣經濟已經開始複蘇了。從1951年開始援助到1965年美援結束為止，15年中美國共向台灣提供各種類型的經濟援助14.82億美元，其中“一般經濟援助”類型數額最多，共計10.29億美元，占美援總額的70%，其餘為貸款性援助(部分貸款利率低、償還期長)。美援對台灣的影響既深且巨，涵蓋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和層麵，涉及資本積累、產業升級、技術引進、人力開發，以及戰略規劃、政策導向。美援貫穿台灣經濟起飛全過程，台灣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甚至個別發達國家(如意大利)更早地完成了經濟恢複過程。
1950年6月前，美國在台北僅派駐一名領事級代表，1951年將駐台北“總領事館”升格為“大使館”。1954年12月，蔣介石政權和美國政府在華盛頓簽定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援助水準與北約成員國待遇相同。軍事上受到扶持的台灣不但安全無憂，而且發揮出牽製大陸軍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兩岸不斷發生空戰、海戰、島嶼炮戰，直到60年代中期才逐漸平息，台灣進入東亞小冷戰格局對中國的國防戰略產生了明顯的負麵影響。
如果中國不曾出現“一邊倒”，就不會參與朝鮮戰爭，50至60年代的兩岸局勢就完全是另一種走勢，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實現兩岸統一。
6、從中印關係的角度
印度在朝鮮戰爭中有兩點突出表現，一是呼籲和平，二是對中國友好。
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1950年7月印度總理尼赫魯分別致電斯大林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表示希望從中斡旋。10月3日周恩來邀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他向美國政府轉達中國政府的態度：“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印方不但及時轉達了這一信息，而且自己也表達了勸阻意見。1950年12月5日，在聯合國第五屆大會上，印度代表領銜的亞洲十三國代表團發表聲明，呼籲朝中部隊停止追擊美韓軍隊，不要越過三八線，被稱作“尼赫魯領導的和平攻勢”。 12月12日，十三國代表團起草了《朝鮮和平方案》，經表決通過，今天看來這一方案是公道的，是對中國有利的。1951年1月20日，在聯合國的美國代表向聯大政委會提出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侵略者並對中國施行製裁的提案。22日，印度代表宣讀了中國外交部致印度駐華大使的備忘錄，並認為把中國的態度說成是“拒絕談判”是沒有根據的，要求擱置美國提案，聯大政委會以27票對23票通過了印度代表的建議。1951年1月30日在聯合國第一委員會表決通過了美國所提的中國為對朝鮮侵略者的提案，在反對的7票中有印度的一票，22、30日印度的立場是站在中國一邊的，表明了印度對中國的友好政策。1951年5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實行禁運的美國提案，蘇聯、白俄羅斯、烏克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五國拒絕參加投票，印度棄權。
1952年交戰雙方為戰俘遣返問題打得不可開交，1952年11月17日印度和阿拉伯國家提出了戰俘遣返折衷方案。其內容是：(1)以瑞士、瑞典和捷克、波蘭四個國家組成戰俘遣返委員會;(2)禁止一切旨在促使或妨礙遣返的強迫措施;(3)不願遣返的戰俘在停戰後90天內得不到處理時，由遣返委員會移交給高一級政治談判去解決。12月3日，聯大全體會議以54比5的壓倒多數通過印度提案，對印度提案中國予以拒絕。1953年6月8日交戰雙方達成了朝鮮停戰談判關於戰俘遣返問題的協議，對於未予直接遣返的戰俘統交由波、捷、瑞典、瑞士、印度的代表組成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自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管之日起90天內，雙方派代表向一切依附於該所屬國家的戰俘解釋他們的權利。90天期滿後，未行使被遣返權利的戰俘交政治會議在30天內設法解決。30天後如尚留有戰俘，則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宣布解除他們的戰俘身份，使之成為平民，然後根據個人的申請分別處理。戰俘遣返的最終協議與印度方案大同小異，可見印度方案是務實的，畢竟旁觀者清。
從朝鮮戰爭中印度的一係列表現看，中國多多少少欠印度的人情，印度是一個有悠久曆史的普羅大國，對這樣一個重要的朋友中國也想搞好關係。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開始注重在國際政治中走群眾路線，參加了萬隆會議。1960年中國和緬甸聯邦政府簽定了中緬邊界條約，其中邊界北段一部分是按“麥克馬洪線”劃定的。中印邊界爭議表麵化後，中國有兩國東段、西段互相體諒的願望，熟料印度並不響應。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結束後，中方擺出高姿態，不僅退出作戰前出區域，而且從戰前的實際控製線(即麥克馬洪線)再後撤20公裏，群眾路線走得走了樣，成了討好群眾。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蘇聯站在了印度一邊，印度在朝鮮戰爭中隻是盡了調停之力，蘇聯對印度的回報卻並不比對中國少。
7、從國內政治的角度
最高領袖本人就是“勝利”論的營造者之一，戰爭結束後，1953年9月最高領袖在政府委員會的會議上作“抗美援朝”總結。最高領袖講：“如果不和，它的整個戰線就要被打破，漢城就可能落入朝鮮人民之手。這種形勢，去年夏季就已經開始看出來了。”而事實是早在1951年夏末，中朝軍籌備第六次戰役時聯合軍的戰線就很難攻破了。最高領袖還講：“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今年夏天，我們已經能夠在一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麵二十一公裏的陣地，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炮彈，能夠打進去十八公裏。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金城戰役收複土地178平方公裏, 誌願軍傷亡3.3萬餘人,這是在進攻南朝鮮軍陣地的情況下。依照這種收複單位麵積的傷亡率,即便不考慮美軍的戰鬥力遠強於南朝鮮軍,要收複三八線上虧損的2900平方公裏土地,攻打築壘地帶設防堅固的陣地, 誌願軍需要付出50多萬人次的傷亡,等於把抗美援朝重新再打一次,這現實嗎?再說在聯合軍掌握製空權的情況下,中朝軍慢慢積蓄下來的彈藥能經得起幾次金城戰役的消耗? 1952年12月最高領袖曾致電斯大林：“雖然在今年我們得到了各式蘇聯型號炮彈112萬發，但在朝鮮前線的消耗巨大，多種蘇聯型號的炮彈在倉庫內早已告罄。不久前，人民誌願軍司令部還下令從正麵第一線撤下一些由蘇式大炮裝備的榴彈炮兵師。采取這一決定的前提是：敵方不會組織大規模的冬季攻勢。假如一旦敵方獲知我方的真實情況並提前開始自己的攻勢，就會使我方處於極其困難的境地。”最高領袖又講“政治方麵，敵人內部有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來。”既然美國都能聽全世界人民的話，1951年1月最高領袖為何拒絕五步方案?五步方案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的願望。
對“抗美援朝勝利”的營造進一步加劇了個人崇拜，既然最高領袖決定的“抗美援朝”勝利了，那最高領袖的任何決定都會勝利，於是生產1070萬噸鋼會勝利，“大躍進”會勝利，“文化大革命”會勝利，中國走進了一條永遠“勝利”的死胡同。對“抗美援朝勝利”的營造進一步加劇了個人專權，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在朝鮮戰爭中對最高領袖幾乎是絕對服從的彭德懷被最高領袖批判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指鹿為馬。
在今天，“抗美援朝”因為某種民族主義色彩而成為染上個人崇拜煙癮的人群服用的重要精神致幻劑，亦為老左派的一大精神支撐。在這個話題上講真話還是講謊言，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政治問題。
8、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角度。
伐謀：有人著長文論述參與朝鮮戰爭中國受益最大，鍛煉了軍隊，改善了裝備，贏得了蘇聯的援助，提高了國際聲望。這種說法很值得商榷。
中國是兵法的故鄉，軍隊已經鍛煉了20多年，美軍對八路軍的戰術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對中國的將領也佩服之至，這樣的軍隊少參與一次戰爭就不能擔負國防了?如果中國接納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蘇聯在退後一步的情況下能不倚重中國?156個工業項目能少一個?一批批的軍事裝備蘇聯會不舍得?事實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展現出來的能力反而讓蘇聯有所顧忌，在海軍裝備的出售上頗顯吝嗇，肖勁光去蘇聯商議海軍軍購，給周恩來發電“他們給我們的是破爛”，周恩來複電“破爛也要”。如果中國像印度學習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蘇聯的援助少不了，西方國家也會來示好，國際聲望想不提高都難。朝鮮戰爭中印度在東西方陣營之間奔走調停，頗受器重，也為日後印度兩頭吃打下伏筆，這個好角色中國更適合擔任，隻是由於中國積極參戰而讓印度揀了便宜。現在很多人看不起印度，說印度30年搞不出“阿瓊”坦克，20年搞不出LCA戰機，印度的軍事工業的確不如中國，這緣於中印兩國民族性格的差異，中國人有四大發明，建造了長城，擅長做事;印度發明了宗教和瑜珈，擅長修養身心。不擅長做事的印度在冷戰期間做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從巴基斯坦分割出了孟加拉國，二是占住了麥克馬洪線。分割東巴的難度不亞於中國的台灣問題，印度能做成是因為伐謀、伐交得當;印度得到麥克馬洪線是因為印度運氣太好了，碰上了中國這個冤大頭。中國本來有擅長做事的長處，卻因為在冷戰期間忽東忽西，五行不定，結果在大戰略上一事無成。
宣揚出兵觀點的人常說兩個具體理由，一是如不出兵東北的重工業受影響,這種具體問題和國家的長期外交戰略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把156個工業項目全建在關內, 東北的重工業受不受影響又算什麽?二是金日成在東北搞流亡政府對東北邊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這種小不利無礙國家在大戰略上的長遠利益。
伐交：第二次戰役後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國就能在政治上達到利益最大化。如果在第二次戰役後以陣地戰、以小打促和談，中國就會以軍事上的小代價贏得政治上的大收獲。可惜中國的決策層，尤其是最高領袖犯了左傾幼稚病，錯失了這一伐交良機。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戰役後遵循局部戰爭原則，放棄運動戰，選擇陣地戰，在軍事上將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戰役、第五次戰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實上指揮層還策劃了第六次戰役，由於對手的防禦日益堅固，再發動進攻會導致更大的傷亡，才未付諸實施。是無法承受的傷亡讓決策層改變了參加朝鮮戰爭的既定目標，作出了現實的選擇。
總結：
對朝鮮戰爭“勝利”的宣揚已經持續了50多年，而目標定錯的戰爭是不能奢談勝利的。最高領袖在內部曾說過一句實在話：朝鮮戰爭和美國打了個平手。勝利的唯一標準就是實現既定的戰爭目標,解放全朝鮮這個目標沒有實現,相應的超額代價一點也沒少付，勝利也就無從談起了。中國加入朝鮮戰爭,幫了蘇聯大忙，付出了很大犧牲，自身卻沒取得什麽政治利益，中國的決策層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來於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與印度、緬甸正式倡議將這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不久，毛澤東又提出：“應把五項原則擴展到所有國家的關係中去”，還說：“中國願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表明中國開始發出和蘇聯不一樣的外交聲音，這是總結朝鮮戰爭的教訓，不想再搭乘蘇聯爭霸的戰車。中國在爭霸問題上不與蘇聯一條心了，是後來中蘇分裂的原因之一。
在50多年後的今天，還因朝鮮戰爭的“勝利”而沉迷於民族主義情緒的人應該多想想那些無謂犧牲的中國士兵，他們是戰爭最基本的承受者。
注：從兩岸局勢的角度部分引用了《美援與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表述和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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