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正文
怎樣看“國學”和“國學大師”
——《領先》雜誌對話劉夢溪
國學到底是什麽？與國學相連接的是另外一個炙手可熱的概念——國學大師，應該怎樣界定？具備什麽樣的條件才有可能被稱為國學大師？
所有這些，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劉夢溪先生長期致力於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近年尤其關注國學的淵源和辨義問題。在接受《領先》記者采訪時，圍繞這些問題逐一詳解，大有撥雲見日之感。
身為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劉夢溪教授，對無論國學冷還是國學熱時，他都秉持獨立的學人風格，以理性、建設性的研究姿態，為國學和傳統文化的複興與重構盡其心力。
提到季羨林先生，劉夢溪說，季先生高明，兩年前就提前辭去“國學大師”的頭銜了。季先生的學問，一是梵文學者，一是佛學學者，一是中西交通史專家，一是吐火羅文學者，有的堪稱絕學，當代並肩者不好找。他的學問實際上屬於世界東方學這一塊，名副其實的世界級學者，當然可以叫大師。學問大的人還是多有，是什麽學科就是什麽學科，不必都掛到國學上。
《領先》：“國學”這個概念到底是怎樣產生的？
劉夢溪：我認為其實很晚，漢朝人、唐朝人、宋朝人、明朝人都不講國學，清朝的早期、中期、中晚期也不聞有此說法。張之洞《勸學篇》標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所說的“中學”與“國學”多少有些相近之處，但他並沒有使用“國學”的概念。當然“國學”這兩個字，或者連起來作為一個語詞，古代載籍中多有，但與我們現在探討的國學這個概念全然不同。說到底還是由於晚清以還，歐風美雨狂襲而至，談論西學、介紹西學成為時尚，相比較之下，才有了國學的說法。因此可以說國學是與“西學”相對應而產生的一個概念。這就如同“中國文化”一詞，也是晚清知識分子麵對域外文化的衝擊，起而檢討自己的文化傳統所使用的語詞。
就我個人接觸到的材料，黃遵憲在1902年9月寫給梁啟超的信中，曾提到任公先生有辦《國學報》的設想，雖然他並不讚成此議。梁啟超當時尚被清廷通緝之中，其對國家命運未來的關心，自不待言。盡管我不能斷定，任公先生1902年關於《國學報》的構想，是否就是晚清之時“國學”一詞的最早出現，但在時間上應該是非常早的。論者或謂晚清國粹派代表人物鄧實在《政藝通報》上發表的《國學保存論》，應該是很早使用“國學”一詞的人，但那已經是1904年，比梁任公1902年《國學報》的構想，晚了兩年。
《領先》：學界對國學這個概念的闡釋眾說紛紜，似乎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劉夢溪：是這樣的。胡適曾說：“‘國學’在我們心眼裏，隻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這是胡適給國學下的定義。他把國學等同於國故學。
《領先》：胡適先生的這個定義是否成立？
劉夢溪：他的觀點如果成立，舉凡研究一切過去曆史文化的學問，都是國學了。顯然曆史文化這一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未免太龐雜，哲學、法律、宗教、藝術、文學、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禮儀、製度、工藝、服飾等等，都可以囊括在內。對所有這些內容的研究都可以叫做國學嗎？如果這樣定義國學，國學的價值反而不那樣確定的重要了。說開來，胡適的定義，還是外延過於寬泛，內涵不夠確定，因而事實上沒有被廣為采納。
《領先》：還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呢？
劉夢溪：後來大家比較一致接受的定義，是把國學和我國的固有學術直接聯係在一起。也就是認為，國學就是我國的固有學術。因此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的弁言裏提出：“用意在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之大事，以培養其適應啟新的機運之能力。”馬一浮先生抗戰期間在江西泰和講國學，開宗明義也標示：“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為國學。”可見這已經是與胡適不同的國學定義了。相當長時間以來，學界使用的事實上是國學即固有學術這個定義。
一個概念的成立，其涵義不應過寬過泛，否則將造成概念的流失。其實馬一浮先生後來又給出了國學的新定義。他認為定義國學為固有學術，內涵還是失於寬泛籠統，仍然不容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種學術。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也就是說，馬一浮先生認為，所謂國學，就是“六藝之學”。“揩定”一詞是佛家用語，馬先生說：“每下一義，須有法式，謂之揩定。”所以馬一浮給出的國學即“六藝之學”的定義，態度既儼然鄭重，學理意味也極深厚，可惜很長時間以來未能受到重視。
《領先》：在這個三個代表性的觀點中，你最認同哪一個？
劉夢溪：百年來關於國學的三個定義，即一是指國學為國故學，二是國學為我國固有學術，三是國學為“六藝之學”。比較起來，我個人更傾向於第三個定義，即馬一浮提出的國學是“六藝之學”的定義。這個定義能夠準確的反映國學的基本義涵，也更容易和現代人的精神世界相連接。這是完全可以與東西方任何一國的學術區別開來的原初學術典範，是我國獨生獨創獨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時也是中華學術的經典淵藪。既可以為道，又可以為教，又可以育人。
《領先》：國學與傳統文化有哪些差異？
劉夢溪：國學與傳統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傳統文化的內涵要寬泛得多，整個傳統社會的文化都可以叫作傳統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後一個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稱作傳統社會。而文化應該指一個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及其價值係統，因此廣義地說，中國傳統文化就是指中國傳統社會中華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和價值係統，其精神學術層麵，應該包括知識、信仰、藝術、宗教、哲學、法律、道德等等。即使以國學為中國固有學術這個較寬泛的定義，也僅僅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內容。我們在談學理問題的時候，不能把國學和中國傳統文化混淆起來或者等同起來。
《領先》：衡量一個學者是不是國學大師的標準是什麽？
劉夢溪：不通經學，不明小學，國學大師的稱號應該與其無緣。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之後，特別是六七十年代，學人、知識分子為人所輕賤，教授一度都不評，博士、碩士更沒有，“老師”、“先生”已感奢侈，“老張”、“老李”叫得口滑而兩不為異。那時想給一個和學術沾邊的人戴個高帽，相應的詞匯都難以尋覓。現在博士、教授到處都是，用季羨林先生的話說，“教授滿地走，博士多如狗”，因此教授的稱呼也就平常如屣沒有意思了。故今日之時尚是流行“大師”。各行各界的“大師”我沒有研究，不敢多所置喙，隻就“國學大師”而言，以我對學術史的粗淺知識，認為還是應該慎用為上。
《領先》：你認為中國現代學者中稱得上國學大師的有哪幾位？
劉夢溪：“國學大師”的名號，不是誰都可以接過來的，20世紀至今這一百年，能夠榮此稱號者並沒有很多人。章太炎最堪當此稱號。他的弟子黃侃著述不多，但沒有人否認黃的國學地位。王國維當然當得，但王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山，學術的拓展麵甚廣，西學、敦煌學、甲骨學亦其所長，光以國學範圍之似還不夠。因為敦煌學和甲骨學是世界顯學，至今還沒看到國學提倡者把敦煌學和甲骨學也“收歸國有”，據為自己的國學。倒是錢穆、張舜徽兩位，如果稱為國學大師，未屈尊也不算溢美。錢、張都通四部，而尤以張舜徽先生的小學根底深厚。張的《說文解字約注》就有近三百萬言。
《領先》：你曾經提到：回觀整個20世紀，如果有國學大師的話，章太炎先生獨當之無愧。有什麽根據做出這樣的結論？
劉夢溪：國學這一概念，章太炎不僅使用的早，而且使用的多，終其一生都為此而拋盡心力。章氏本人也以“獨欲任持國學”自命。他的學問大廈的兩根支柱，一是小學，就是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二是經學，兩者都是太炎先生所鍾情的國學的真正範圍。當然太炎先生同時也喜歡並精研佛學，他主張為學要擯棄孔、佛的門戶之見。而對儒學傳統，早年倡諸子而詆孔學，晚年則有所變化。總之是經學和小學根底深厚的學人，才可能與國學大師的稱號相吻合。所以回觀整個二十世紀，如果有國學大師的話，章太炎先生最當之無愧。
《領先》：似乎大家通常把陳寅恪、錢鍾書，甚至魯迅先生也稱為國學大師。
劉夢溪：魯迅誠然是大作家、大學者，但如果你尊他為國學大師，他也許會站起來罵你一通。錢鍾書先生，我們都認為他的學問著實了得，可是你要稱他為國學大師，他肯定不會接受。還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很可能他並不認為這是一項榮譽。即使陳寅恪，還是徑直稱他為大史學家、大思想家更為恰當，因為他的學問並不以經學和小學為能事，而是以通古今之變而又能貫通中西的學術結構見長，凸現的是史學的現代性。如同對王國維一樣，稱陳寅恪為國學大師，也感到無法範圍他的學問的內涵。
《領先》：這樣看來，在世的學者中已無人堪稱國學大師？
劉夢溪：我一時還想不出來。季羨林先生高明，兩年前就提前辭去“國學大師”的頭銜了。季先生的學問，一是梵文學者，一是佛學學者，一是中西交通史專家，一是吐火羅文學者，有的堪稱絕學，當代並肩者不好找。他的學問實際上屬於世界東方學這一塊，名副其實的世界級學者，當然可以叫大師。學問大的人還是多有，是什麽學科就是什麽學科，不必都掛到國學上。香港的饒宗頤先生，也有人稱他是國學大師，其實饒先生對國學的概念也不是很讚成，他主張華學。選堂（饒先生號選堂）的學問也帶有國際東方學的特點，同樣是大師，但也不必以國學大師稱之。
《領先》：時至今日，中國經曆過幾次國學熱？
劉夢溪：20世紀頭十年，以上海《國粹學報》為中心，國學熱了一些時間。其次是20年代，國學最為流行，應該算是國學熱吧。當時章太炎在上海作國學的係列演講，使國學的名聲大震。還有1922年和1923年，胡適和梁啟超兩位大師級的人物，分別開了兩個國學書目。試想胡、梁在思想界是何等影響，他們這樣的大舉動，對國學的推動能沒有作用嗎？
當然20世紀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和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中國兩所地位最高的現代大學，分別成立了國學的專門研究機構，其影響不言自明。北大國學門聚集了一批學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負責人是吳承仕，也招收了學生。出版的刊物叫《國學季刊》，胡適寫的發刊詞。清華國學研究院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影響比北大國學門還大。
此外，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也有過一次關於“國學熱”的討論。當時涉足此一領域的學人大都比較謹慎，他們盡量想與傳媒的渲染劃開一些界限，他們沒有，或者不願大張旗鼓地打出“國學”的旗號，這是九十年代中國試圖推動“國學”的學人的一個特點。
《領先》：每一次國學熱的背景是什麽？
劉夢溪：20世紀初，歐風美雨的狂襲而至，促使一些中國的學人開始作自己文化的反思，他們想用國學激發種姓，這是章太炎的主張。而20年代初期，是五四過後，國學受到注意，是對五四反傳統的一定反彈。當然北大國學門和清華國學院，他們提倡的已不單是老的傳統的學問，而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研究，所以帶有新國學的性質。90年代，和80年代大量介紹西方的觀念方法有關。看來是西方的東西熱鬧一些時間，自己傳統的東西就開始熱鬧了。好像真有點“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的意思。“風水輪流轉，明年到我家。”
《領先》：傅佩榮先生曾說：有斷層，才有“國學熱”；有“鄉愁”，才有“國學熱”。對此，你有怎樣的評價？
劉夢溪：傅先生的說法應該有道理。百年以來，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的確有斷裂，因為我們長期反傳統，提倡和傳統決裂。反一段以後，發現不對了，便又向傳統回歸。“鄉愁”，其實就是本土意識，本土情懷，這是國學複興的社會基礎。傅先生原典熟悉，很難得。
《領先》：那麽，此次國學熱是如何出現的？
劉夢溪：好像是一股風“起於青萍之末”，其實事出有因。前兩年開始，有的大學成立了國學研究院，小學生有國學班，互聯網上有“國學大師”的遴選，與國學有關的書籍銷路也很好。我想這個背景，跟改革開放20年來學人以及媒體對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弘揚有直接關係，人們對傳統文化減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認同感和親近感。正是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之下，國學成了一個時期時興的話題。
《領先》：你對國學熱持有何種態度？
劉夢溪：我不反對國學，但主張國學不應該太熱。如果承認國學是一種學術，則不論國故學的定義也好，固有學術的定義也好，“六藝之學”的定義也好，都無須也不可能太熱。任何一種學問，太熱了，絕非好事。當年的“魯迅熱”如何？過去以及如今的“紅學熱”又如何。前車側輻之鑒，為學者不可不察。錢鍾書先生說：“大抵學問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這當然是現代條件下不容易達致的境界。但“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的警語，我們不能不認真看待。
如果大家真心實意地喜歡國學，愛護國學，就請各位毋為時下這虛張的國學熱多所推波助瀾，盡量使國學的概念減肥瘦身，盡量以朱子“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為旨歸。或至少做到，不要過泛誇大國學的現代意義，不應把國學和外域的文明截然對立起來，不要因國學而故步自封。
《領先》：國學的傳承與普及需要通過怎樣的教育方式？應從哪些方麵開始學習？
劉夢溪：我覺得傳媒不該太炒做，學人好好研究就是了，不必大喊大叫。重要的是和現行教育結合起來。如果現在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一二年級設“國學科”而施“六藝之教”，竊以為可行。問題是如何化難為易，編訂出合適的教材。原則應該是簡而不繁，由淺入深，以選本以白文為主，然後漸及於注。入手不妨通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而尤其以《語》、《孟》為取徑，更為便捷。因為《四書》是《六經》的引橋，孔、孟所論均不出“六藝”的範圍。所以，小學應以誦念《四書》為主，初中鞏固《四書》，同時初涉《六經》簡選本，誦念和講解適當結合。高中《四書》、《六經》之外，應兼及諸子。都是簡讀、選讀，並不複雜，也無須花太多的時間。大學一二年級可稍稍接觸經解，順便尋覽學術史，包括宋明儒的著作，老莊佛學的代表著作，及前四史等。科目都叫“國學”，也都是選讀選學，簡讀簡學，並非要花很多時間，且以不影響其它學科和現代知識的吸取為條件。高中、大學一二年級宜適當增加文言文的寫作練習。
若能如此循序漸進，持之以恒，潛移默化，長期熏習，則中國文化的源頭經典、固有的文化傳統、民族的精神義理、古賢往聖的德傳血脈，就和當代人不期然地連接起來了。顯然這是教育部門應該及早做起來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現在不需要“國學熱”，而是需要“國學做”。
《領先》：我們可以從國學當中學習、汲取並繼承哪些有益的東西？
劉夢溪：國學主要是打好學問的根基問題，同時對年輕一代德行的養成，也有好處。說到底還是關乎人文精神的建構，以及在現代背景下人類尋找迷失的精神家園，應該有所助益。但效果也絕非速效，而是長期熏習陶冶培養，“百年樹人”的事情，而且主要是見諸於從中小學開始的教育。
《領先》：國學中是否蘊藏著現代意義上的普世價值？
劉夢溪：國學的學理義涵，我國傳統的學術思想，特別是“六藝之學”是否也具有普世價值，這在今天應不成為問題。孔子的“仁”、“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然應該是人類的共德。還有源於孔孟而由宋儒集大成的“主敬”，也是屬於全人類的德律資源。不過西方傳統中，同樣有近似或者相同的價值資源。不是孰好孰不好的問題，而是對話互闡的問題。隻不過我們的德律施行起來並不容易。人類的普世價值，無論來自東方還是來自西方的，都是屬於全人類的。
《領先》：國學與流行的大眾文化和庸俗的商業文化應保持著怎樣的距離？
劉夢溪：國學不應該庸俗化。什麽都是國學，國學就不存在了。商業化的國學是國學的大害。
《領先》：在複興國學的過程中，如何擯棄實用主義的態度與行為？
劉夢溪：國學的主要指標是經學和小學，而這又是我們最缺乏的。你想實用主義怎麽可以？學問是長期培養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我認為大家不要一哄而熱，而是細水長流，從基礎做起。而且需要抱持開放的心態，不能一講國學，好像我們一切都是好的，如同阿Q說的，老子以前比你闊多了。如果這樣提倡國學，就適得其反了。
——《領先》雜誌對話劉夢溪
國學到底是什麽？與國學相連接的是另外一個炙手可熱的概念——國學大師，應該怎樣界定？具備什麽樣的條件才有可能被稱為國學大師？
所有這些，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劉夢溪先生長期致力於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近年尤其關注國學的淵源和辨義問題。在接受《領先》記者采訪時，圍繞這些問題逐一詳解，大有撥雲見日之感。
身為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劉夢溪教授，對無論國學冷還是國學熱時，他都秉持獨立的學人風格，以理性、建設性的研究姿態，為國學和傳統文化的複興與重構盡其心力。
提到季羨林先生，劉夢溪說，季先生高明，兩年前就提前辭去“國學大師”的頭銜了。季先生的學問，一是梵文學者，一是佛學學者，一是中西交通史專家，一是吐火羅文學者，有的堪稱絕學，當代並肩者不好找。他的學問實際上屬於世界東方學這一塊，名副其實的世界級學者，當然可以叫大師。學問大的人還是多有，是什麽學科就是什麽學科，不必都掛到國學上。
《領先》：“國學”這個概念到底是怎樣產生的？
劉夢溪：我認為其實很晚，漢朝人、唐朝人、宋朝人、明朝人都不講國學，清朝的早期、中期、中晚期也不聞有此說法。張之洞《勸學篇》標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所說的“中學”與“國學”多少有些相近之處，但他並沒有使用“國學”的概念。當然“國學”這兩個字，或者連起來作為一個語詞，古代載籍中多有，但與我們現在探討的國學這個概念全然不同。說到底還是由於晚清以還，歐風美雨狂襲而至，談論西學、介紹西學成為時尚，相比較之下，才有了國學的說法。因此可以說國學是與“西學”相對應而產生的一個概念。這就如同“中國文化”一詞，也是晚清知識分子麵對域外文化的衝擊，起而檢討自己的文化傳統所使用的語詞。
就我個人接觸到的材料，黃遵憲在1902年9月寫給梁啟超的信中，曾提到任公先生有辦《國學報》的設想，雖然他並不讚成此議。梁啟超當時尚被清廷通緝之中，其對國家命運未來的關心，自不待言。盡管我不能斷定，任公先生1902年關於《國學報》的構想，是否就是晚清之時“國學”一詞的最早出現，但在時間上應該是非常早的。論者或謂晚清國粹派代表人物鄧實在《政藝通報》上發表的《國學保存論》，應該是很早使用“國學”一詞的人，但那已經是1904年，比梁任公1902年《國學報》的構想，晚了兩年。
《領先》：學界對國學這個概念的闡釋眾說紛紜，似乎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劉夢溪：是這樣的。胡適曾說：“‘國學’在我們心眼裏，隻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這是胡適給國學下的定義。他把國學等同於國故學。
《領先》：胡適先生的這個定義是否成立？
劉夢溪：他的觀點如果成立，舉凡研究一切過去曆史文化的學問，都是國學了。顯然曆史文化這一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未免太龐雜，哲學、法律、宗教、藝術、文學、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禮儀、製度、工藝、服飾等等，都可以囊括在內。對所有這些內容的研究都可以叫做國學嗎？如果這樣定義國學，國學的價值反而不那樣確定的重要了。說開來，胡適的定義，還是外延過於寬泛，內涵不夠確定，因而事實上沒有被廣為采納。
《領先》：還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呢？
劉夢溪：後來大家比較一致接受的定義，是把國學和我國的固有學術直接聯係在一起。也就是認為，國學就是我國的固有學術。因此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的弁言裏提出：“用意在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之大事，以培養其適應啟新的機運之能力。”馬一浮先生抗戰期間在江西泰和講國學，開宗明義也標示：“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為國學。”可見這已經是與胡適不同的國學定義了。相當長時間以來，學界使用的事實上是國學即固有學術這個定義。
一個概念的成立，其涵義不應過寬過泛，否則將造成概念的流失。其實馬一浮先生後來又給出了國學的新定義。他認為定義國學為固有學術，內涵還是失於寬泛籠統，仍然不容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種學術。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也就是說，馬一浮先生認為，所謂國學，就是“六藝之學”。“揩定”一詞是佛家用語，馬先生說：“每下一義，須有法式，謂之揩定。”所以馬一浮給出的國學即“六藝之學”的定義，態度既儼然鄭重，學理意味也極深厚，可惜很長時間以來未能受到重視。
《領先》：在這個三個代表性的觀點中，你最認同哪一個？
劉夢溪：百年來關於國學的三個定義，即一是指國學為國故學，二是國學為我國固有學術，三是國學為“六藝之學”。比較起來，我個人更傾向於第三個定義，即馬一浮提出的國學是“六藝之學”的定義。這個定義能夠準確的反映國學的基本義涵，也更容易和現代人的精神世界相連接。這是完全可以與東西方任何一國的學術區別開來的原初學術典範，是我國獨生獨創獨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時也是中華學術的經典淵藪。既可以為道，又可以為教，又可以育人。
《領先》：國學與傳統文化有哪些差異？
劉夢溪：國學與傳統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傳統文化的內涵要寬泛得多，整個傳統社會的文化都可以叫作傳統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後一個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稱作傳統社會。而文化應該指一個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及其價值係統，因此廣義地說，中國傳統文化就是指中國傳統社會中華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和價值係統，其精神學術層麵，應該包括知識、信仰、藝術、宗教、哲學、法律、道德等等。即使以國學為中國固有學術這個較寬泛的定義，也僅僅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內容。我們在談學理問題的時候，不能把國學和中國傳統文化混淆起來或者等同起來。
《領先》：衡量一個學者是不是國學大師的標準是什麽？
劉夢溪：不通經學，不明小學，國學大師的稱號應該與其無緣。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之後，特別是六七十年代，學人、知識分子為人所輕賤，教授一度都不評，博士、碩士更沒有，“老師”、“先生”已感奢侈，“老張”、“老李”叫得口滑而兩不為異。那時想給一個和學術沾邊的人戴個高帽，相應的詞匯都難以尋覓。現在博士、教授到處都是，用季羨林先生的話說，“教授滿地走，博士多如狗”，因此教授的稱呼也就平常如屣沒有意思了。故今日之時尚是流行“大師”。各行各界的“大師”我沒有研究，不敢多所置喙，隻就“國學大師”而言，以我對學術史的粗淺知識，認為還是應該慎用為上。
《領先》：你認為中國現代學者中稱得上國學大師的有哪幾位？
劉夢溪：“國學大師”的名號，不是誰都可以接過來的，20世紀至今這一百年，能夠榮此稱號者並沒有很多人。章太炎最堪當此稱號。他的弟子黃侃著述不多，但沒有人否認黃的國學地位。王國維當然當得，但王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山，學術的拓展麵甚廣，西學、敦煌學、甲骨學亦其所長，光以國學範圍之似還不夠。因為敦煌學和甲骨學是世界顯學，至今還沒看到國學提倡者把敦煌學和甲骨學也“收歸國有”，據為自己的國學。倒是錢穆、張舜徽兩位，如果稱為國學大師，未屈尊也不算溢美。錢、張都通四部，而尤以張舜徽先生的小學根底深厚。張的《說文解字約注》就有近三百萬言。
《領先》：你曾經提到：回觀整個20世紀，如果有國學大師的話，章太炎先生獨當之無愧。有什麽根據做出這樣的結論？
劉夢溪：國學這一概念，章太炎不僅使用的早，而且使用的多，終其一生都為此而拋盡心力。章氏本人也以“獨欲任持國學”自命。他的學問大廈的兩根支柱，一是小學，就是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二是經學，兩者都是太炎先生所鍾情的國學的真正範圍。當然太炎先生同時也喜歡並精研佛學，他主張為學要擯棄孔、佛的門戶之見。而對儒學傳統，早年倡諸子而詆孔學，晚年則有所變化。總之是經學和小學根底深厚的學人，才可能與國學大師的稱號相吻合。所以回觀整個二十世紀，如果有國學大師的話，章太炎先生最當之無愧。
《領先》：似乎大家通常把陳寅恪、錢鍾書，甚至魯迅先生也稱為國學大師。
劉夢溪：魯迅誠然是大作家、大學者，但如果你尊他為國學大師，他也許會站起來罵你一通。錢鍾書先生，我們都認為他的學問著實了得，可是你要稱他為國學大師，他肯定不會接受。還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很可能他並不認為這是一項榮譽。即使陳寅恪，還是徑直稱他為大史學家、大思想家更為恰當，因為他的學問並不以經學和小學為能事，而是以通古今之變而又能貫通中西的學術結構見長，凸現的是史學的現代性。如同對王國維一樣，稱陳寅恪為國學大師，也感到無法範圍他的學問的內涵。
《領先》：這樣看來，在世的學者中已無人堪稱國學大師？
劉夢溪：我一時還想不出來。季羨林先生高明，兩年前就提前辭去“國學大師”的頭銜了。季先生的學問，一是梵文學者，一是佛學學者，一是中西交通史專家，一是吐火羅文學者，有的堪稱絕學，當代並肩者不好找。他的學問實際上屬於世界東方學這一塊，名副其實的世界級學者，當然可以叫大師。學問大的人還是多有，是什麽學科就是什麽學科，不必都掛到國學上。香港的饒宗頤先生，也有人稱他是國學大師，其實饒先生對國學的概念也不是很讚成，他主張華學。選堂（饒先生號選堂）的學問也帶有國際東方學的特點，同樣是大師，但也不必以國學大師稱之。
《領先》：時至今日，中國經曆過幾次國學熱？
劉夢溪：20世紀頭十年，以上海《國粹學報》為中心，國學熱了一些時間。其次是20年代，國學最為流行，應該算是國學熱吧。當時章太炎在上海作國學的係列演講，使國學的名聲大震。還有1922年和1923年，胡適和梁啟超兩位大師級的人物，分別開了兩個國學書目。試想胡、梁在思想界是何等影響，他們這樣的大舉動，對國學的推動能沒有作用嗎？
當然20世紀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和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中國兩所地位最高的現代大學，分別成立了國學的專門研究機構，其影響不言自明。北大國學門聚集了一批學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負責人是吳承仕，也招收了學生。出版的刊物叫《國學季刊》，胡適寫的發刊詞。清華國學研究院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影響比北大國學門還大。
此外，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也有過一次關於“國學熱”的討論。當時涉足此一領域的學人大都比較謹慎，他們盡量想與傳媒的渲染劃開一些界限，他們沒有，或者不願大張旗鼓地打出“國學”的旗號，這是九十年代中國試圖推動“國學”的學人的一個特點。
《領先》：每一次國學熱的背景是什麽？
劉夢溪：20世紀初，歐風美雨的狂襲而至，促使一些中國的學人開始作自己文化的反思，他們想用國學激發種姓，這是章太炎的主張。而20年代初期，是五四過後，國學受到注意，是對五四反傳統的一定反彈。當然北大國學門和清華國學院，他們提倡的已不單是老的傳統的學問，而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研究，所以帶有新國學的性質。90年代，和80年代大量介紹西方的觀念方法有關。看來是西方的東西熱鬧一些時間，自己傳統的東西就開始熱鬧了。好像真有點“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的意思。“風水輪流轉，明年到我家。”
《領先》：傅佩榮先生曾說：有斷層，才有“國學熱”；有“鄉愁”，才有“國學熱”。對此，你有怎樣的評價？
劉夢溪：傅先生的說法應該有道理。百年以來，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的確有斷裂，因為我們長期反傳統，提倡和傳統決裂。反一段以後，發現不對了，便又向傳統回歸。“鄉愁”，其實就是本土意識，本土情懷，這是國學複興的社會基礎。傅先生原典熟悉，很難得。
《領先》：那麽，此次國學熱是如何出現的？
劉夢溪：好像是一股風“起於青萍之末”，其實事出有因。前兩年開始，有的大學成立了國學研究院，小學生有國學班，互聯網上有“國學大師”的遴選，與國學有關的書籍銷路也很好。我想這個背景，跟改革開放20年來學人以及媒體對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弘揚有直接關係，人們對傳統文化減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認同感和親近感。正是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之下，國學成了一個時期時興的話題。
《領先》：你對國學熱持有何種態度？
劉夢溪：我不反對國學，但主張國學不應該太熱。如果承認國學是一種學術，則不論國故學的定義也好，固有學術的定義也好，“六藝之學”的定義也好，都無須也不可能太熱。任何一種學問，太熱了，絕非好事。當年的“魯迅熱”如何？過去以及如今的“紅學熱”又如何。前車側輻之鑒，為學者不可不察。錢鍾書先生說：“大抵學問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這當然是現代條件下不容易達致的境界。但“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的警語，我們不能不認真看待。
如果大家真心實意地喜歡國學，愛護國學，就請各位毋為時下這虛張的國學熱多所推波助瀾，盡量使國學的概念減肥瘦身，盡量以朱子“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為旨歸。或至少做到，不要過泛誇大國學的現代意義，不應把國學和外域的文明截然對立起來，不要因國學而故步自封。
《領先》：國學的傳承與普及需要通過怎樣的教育方式？應從哪些方麵開始學習？
劉夢溪：我覺得傳媒不該太炒做，學人好好研究就是了，不必大喊大叫。重要的是和現行教育結合起來。如果現在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一二年級設“國學科”而施“六藝之教”，竊以為可行。問題是如何化難為易，編訂出合適的教材。原則應該是簡而不繁，由淺入深，以選本以白文為主，然後漸及於注。入手不妨通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而尤其以《語》、《孟》為取徑，更為便捷。因為《四書》是《六經》的引橋，孔、孟所論均不出“六藝”的範圍。所以，小學應以誦念《四書》為主，初中鞏固《四書》，同時初涉《六經》簡選本，誦念和講解適當結合。高中《四書》、《六經》之外，應兼及諸子。都是簡讀、選讀，並不複雜，也無須花太多的時間。大學一二年級可稍稍接觸經解，順便尋覽學術史，包括宋明儒的著作，老莊佛學的代表著作，及前四史等。科目都叫“國學”，也都是選讀選學，簡讀簡學，並非要花很多時間，且以不影響其它學科和現代知識的吸取為條件。高中、大學一二年級宜適當增加文言文的寫作練習。
若能如此循序漸進，持之以恒，潛移默化，長期熏習，則中國文化的源頭經典、固有的文化傳統、民族的精神義理、古賢往聖的德傳血脈，就和當代人不期然地連接起來了。顯然這是教育部門應該及早做起來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現在不需要“國學熱”，而是需要“國學做”。
《領先》：我們可以從國學當中學習、汲取並繼承哪些有益的東西？
劉夢溪：國學主要是打好學問的根基問題，同時對年輕一代德行的養成，也有好處。說到底還是關乎人文精神的建構，以及在現代背景下人類尋找迷失的精神家園，應該有所助益。但效果也絕非速效，而是長期熏習陶冶培養，“百年樹人”的事情，而且主要是見諸於從中小學開始的教育。
《領先》：國學中是否蘊藏著現代意義上的普世價值？
劉夢溪：國學的學理義涵，我國傳統的學術思想，特別是“六藝之學”是否也具有普世價值，這在今天應不成為問題。孔子的“仁”、“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然應該是人類的共德。還有源於孔孟而由宋儒集大成的“主敬”，也是屬於全人類的德律資源。不過西方傳統中，同樣有近似或者相同的價值資源。不是孰好孰不好的問題，而是對話互闡的問題。隻不過我們的德律施行起來並不容易。人類的普世價值，無論來自東方還是來自西方的，都是屬於全人類的。
《領先》：國學與流行的大眾文化和庸俗的商業文化應保持著怎樣的距離？
劉夢溪：國學不應該庸俗化。什麽都是國學，國學就不存在了。商業化的國學是國學的大害。
《領先》：在複興國學的過程中，如何擯棄實用主義的態度與行為？
劉夢溪：國學的主要指標是經學和小學，而這又是我們最缺乏的。你想實用主義怎麽可以？學問是長期培養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我認為大家不要一哄而熱，而是細水長流，從基礎做起。而且需要抱持開放的心態，不能一講國學，好像我們一切都是好的，如同阿Q說的，老子以前比你闊多了。如果這樣提倡國學，就適得其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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