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曆史研究法[1-2]待續..

【錢穆】中國曆史研究法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采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曆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專一注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曆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意義可言。黃茅白葦，一望皆是，雖是材料不同，而實使人不免有陳陳相因之感。


　　此書乃匯集八次講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學術機構，邀我去作講演。曆史研究法之大總題，乃由此機構所決定。我則在此講題下，先決定一研究曆史之意義，然後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故我此書，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曆史文化大義。研究曆史，所最應注意者，乃為在此曆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曆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容。


　　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為八題。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最後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則最好應以文化為其主要內容。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每一分題，各有其主要內容，而以文化為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幹。


　　每一分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係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應著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自將可見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


　　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龍君記錄講辭，再由我整理潤飾。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後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內容一如初版，隻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動。因初版並為有序，此版特為增入，以稔讀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錢穆自識於台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附識：


　　此書多年絕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潤。並附錄早年兩文：《略論治史方法》、《曆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於後。


　　一九八七年雙十節錢穆自識於台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一


　　本書總講題是如何研究中國史。這是第一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但講這一題目，容易流於空泛膚淺。請諸位原諒。


　　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於他們自己本國的曆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曆，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曆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曆、性情、才幹等，我們才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隻有在中國史裏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並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曆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二


　　曆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研究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隻是混同一色，那就隻需要，亦隻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曆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曆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曆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麽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曆史。曆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曆史之傳統性。我們研究曆史，首先就當知道曆史的三種特性。


　　現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據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曆史上每一個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代國家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訖。而中國史則是先後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國以後有秦漢，決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後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麵所指述的曆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注意者，我們隻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曆史沒有變動性。我們隻能說，西方曆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曆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曆史如一本劇，中國曆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下去，中間並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三


　　諸位研究曆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曆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曆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後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曆史時代。曆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並非先有了各個時代，才有這各個時代的曆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曆史，才照此曆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隻是曆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曆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曆史可寫。於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曆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曆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隻是生老病死，隻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曆史可言。


　　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指的是現代國家興起以後。但中國人講曆史常據朝代分，稱之為斷代史。如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說中國史隻是一部帝王家譜，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稱明史，此說實甚不然。一個統一王朝之興起，其政府規模可以維持數百年之久，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曆史會起大變動，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就中國曆史言，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並無很大不妥當處。


　　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局麵開始，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方麵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處駕而上之。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兩千年來一氣相承，稱之為中國曆史之中古期，不當在中國再加劃分。若定要劃分，亦可分做兩期。五代以前為一期，我們不放稱五代以前為中國的中古史，這一段曆史，因離我們比較遠，由我們現代人讀來，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了解難明白。宋以下的曆史，和我們時代相接近，讀來較易了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如此便發生了一問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曆史先進，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曆史之早熟？但現代史上的中國，卻比西方落後，其原因又何在呢？曆史本不是齊軌並進的，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後？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這裏麵便見出有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與解答。


　　四


　　其次，我們研究曆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曆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哪裏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向哪裏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曆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曆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向。固然在曆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曲折，甚至於逆轉與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曲折逆轉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向可見。此等長期曆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向，卻正表現出每一民族之曆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曆史，政要根據曆史來找出其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曆史趨勢中之內在向往，內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曆史個性，才算知道了曆史，才能來指導曆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試粗略言之。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向團結融和的方向走。雖然其間也有如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時代。但中國曆史的大趨向，則總是向往於團結與融和。西方史則總像易趨於分裂與鬥爭。中國史上有造反與作亂，但和西洋史上所謂革命不同。中國史上也有向外擴展，但與西洋史上之帝國征服又不同。此項所謂曆史的大趨勢大動向，我們無法在短時期中看清楚。但經曆了曆史上的長時期演變，自能見出所謂各自的曆史個性，亦可說即是在曆史背後之國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現。剛才已說過，中國史即是中國人之來曆與其真實性之表現。因此，曆史個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說是文化傳統的不同。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從此處即曆史往跡去看。這是研究曆史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


　　我們該自曆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向與趨勢，就可看出曆史傳統。我此所謂曆史傳統，乃指其在曆史演進中有其內希臘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曆史之生命，或說是各自曆史的個性。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曆史精神。能使曆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線而前進。若那些在曆史進程中沉澱下來的，或僵化而變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隨著曆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曆史病，卻不當誤看為曆史傳統。


　　五


　　現在我們再重述前麵所講的意義。如何研究曆史，貴能從異求變，從變見性。從外到內，期有深入的了解。我們研究曆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著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點，然後由此以達彼。此起點，即是從入之途。我們研究曆史要先有一知識據點，然後再由此據點推尋到其他另一點。例如這講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決不是一茶杯。如我們讀《左傳》，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麽一回事，待我們讀到戰國史時，便見戰國與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謂從異明變。普通自該從古到今，從先而後地順次讀下。但現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曆史太麻煩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遠，和我們現時代太隔別了，似乎不太相幹。再來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實際。此說若或有理。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曆史的途徑。


　　第二種研究曆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隻把握住現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麵，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實一問題，都可據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尋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這一事變之所以然來。


　　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於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曆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作宋史之鑽研。隻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自然會欲罷不能，便推及到其他處去。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後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尋，愈推愈遠，這就是一種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啟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曆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總之，要學曆史，隻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例如漢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但我們不僅在外表上隻知道一個是紅麵，一個是黑麵就算。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裏的研究來。


　　但如上述第三種，根據某一問題來研究曆史，實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問題：“中國何以會有共產黨？”若循此作研究，經過一番推溯，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前，中國並無共產黨，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克思其人。那麽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斷了。你將認為上麵曆史和此無關，如是的心習，會使你走上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曆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的結論。我們當知，從研究曆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曆史。這等於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故此，我們若真要研究曆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曆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曆史之大全。


　　我們更當明白，在同一時代中，此一事件與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互相影響處。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們若能熟悉於某一時代之橫剖麵，自見在此時代中一切政治製度、社會形態、經濟情狀、學術大端、人物風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綜合起來互相會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時代。切莫一一各自分開，隻作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我們又當知各事項之相互影響，又有主從之別。如三國時代，政治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也變了。我們當研究此種種變，主要究自何處發動開始，究竟是由何一項來影響了其他別一項。又如自清代鹹同中興以迄今天，一部中國現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變動，每一變動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下愈況，愈變愈壞。我們當問，這些變究自何處來？究竟是要變向何處去？為什麽總是變不好？我們須從逐件事上會通起來看。此中實是大可研究。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要人具備大見識，才能對此問題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試問何從妄生揣測，或空下斷語來評判現代？即此一例，諸位可知史學之重要。治史要能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初看好像說故事，到家卻需大見解。


　　六


　　如此說來，事若甚難，但我們隻須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題、分類，各就才性所近，各擇方便所宜，乘興量力，隻莫以為自己便是史學正宗，隻此一家，別無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鑽研下去，也就夠了。


　　中國人向來講史學，常說要有史才史識與史德。


　　一、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麵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當的境界。另一方麵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麵看來，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一事之多麵，這種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曆史是一全體性的，並非真個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隻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塊石的堅與白，並不能分，隻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曆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曆史隻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向前。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曆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麵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


　　要之，果尚專業，務近利，則其人決不足以治史。能崇公業，圖遠利，其人始得入於史。中國人自上古即發明史學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學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才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隻是一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麵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


　　我們如能兼備上述三條件，自可研究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們從事研究曆史，正可訓練我們分析和綜合的頭腦，正可增長我們的心智修養，正可提高和加深我們的見識和智慧。


　　七


　　最後我須指出，研究曆史也隨著時代而不同。時代變了，治學的種種也會隨而變。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曆史知識，與從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們需要獲得適合於我們自己時代所要求的知識。古人對曆史誠然有許多研究，但有些我們已用不著。我們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曆史，來貢獻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曆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曆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有了《史記》、《漢書》和《東漢書》、《三國誌》等等斷代史，到宋代司馬溫公，仍可以從頭來寫一部《資治通鑒》，這是重新撰寫舊曆史。我們今天又和司馬溫公當時的宋代遠不同，我們又該來把舊曆史重新撰寫才是。


　　寫曆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地寫。例如中華民國開國後，我們就該添寫一部中華民國史。這也不必定由一人寫，盡可由許多人同時來寫。又如在此期間，有許多大事，亦該分別寫。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如對日抗戰，這些大事件，都可分頭寫。在一個時代，必須有了一本本的小曆史，才可由後人來匯集成一部大曆史。現在大家都束手不寫，將來變成一筆糊塗賬，試問叫後人再如何下筆。所以曆史該隨著時代而增寫。譬如過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著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說中國曆史即止於此，以下便斷了。諸位研究曆史，最大責任，就在此增寫新史上，如此才好讓這部通史直通下去。


　　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我們今天仍可再寫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戰國史，或是秦漢史，乃至其他各種的舊史翻新。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曆史知識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該重來寫新曆史。這不是說舊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舊史翻新了，舊史依然存在。隻可惜此項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


　　總之，曆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我們自己不能翻新改寫，卻埋怨舊曆史不適用。那是把自己的不盡責來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們，真是不該。試問孔子寫《春秋》，司馬遷寫《史記》，豈是為著我們而寫的？諸位若真研究一些曆史，便不致隨便埋怨曆史。本人曾寫了一部《國史大綱》，也是屬於通史的，大家不妨參考一下。在我前後的人，已寫了不要本中國通史，都不妨一看。隻可惜現在研究曆史的人少，連看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這一門學問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識貨人也多，就會有個比較，有真行情出現，此下便可有進步。目下由於寫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學變成獨家冷門貨，無可選擇，也無從評價。這須要有人多寫，多比較，自然可望不斷有更好的新貨新花樣出來。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發願來寫中國通史的，預定花二十年時間自可下筆。以曆史時間論，二十年並不長。如一人要能對曆史有貢獻，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寫通史，也可有各種各樣寫法。譬如寫一部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為成年人看的，為中學生看的，為兒童看的，為研究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隻要有人肯寫，就決不會嫌多。


　　怎樣著手寫呢？不妨先看近人寫的，作初學入門。再正式看舊曆史，看得多了，逐漸自己有了見解，再著手寫。你也寫一本，我也寫一本，寫的人多，公平意見也可從此產生，這就成了這一時代的曆史定論。如今天西方人寫曆史，他們不可能隨便做翻案文章，因為他們對曆史意見多已有了定論。此一時代有此一時代之定論，要翻也翻不多。舉其大者，如耶穌在西方曆史上是有其確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國曆史，從現代人看來，似乎一切無可有定論。有人可以輕易否認孔子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煩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責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臘，總是稱讚希臘文化之偉大，這也已是一定論。但我們中國呢？春秋戰國時代是好是壞，誰也可以隨便說。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權，所以有多數意見可憑。但我們此刻大家都放棄了這權利，隻做一個旁觀者，隻憑少數人甚至是獨家的判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於是就不能有共見，有定論了。若果研究這門學問的人多了，其間便可看出一個行情，得出一個定論，這是國人之共見，當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幾人把它輕易隨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諸位中，有一位或三兩位或更多位，能貢獻出他一生精力來研究中國曆史，來為中國新史學號召起一批自告奮勇的義勇軍出現才行。今天我們確實是在需要有新的曆史的時代中。但諸位在發願寫新曆史以前，當先細心讀舊曆史，不能憑空創新。我希望在這八次空泛的講演中，能得幾位後起青年，激起他們誌願，使他們肯獻出一生精力，來致力於中國曆史的研究。這便是我這番講演的莫大收獲了。

今天是第二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


　　上次是講的普通史，以下各講為專門史。先對普通史求了解，然後再分類以求。從曆史的各方麵分析來看，然後再加以綜合，則仍見此一曆史之大全體。但較前所見的自更深細，更透徹了。


　　政治與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統一，漢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內政、外交、軍事等，都該屬於政事，歸入通史範圍。若講政治，則重要在製度，屬專門史。一個國家，必該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其傳世共守的製度。這些製度，相互間又必成一係統，非一件件臨時雜湊而來。


　　從前人學曆史，必特別注重政治製度方麵。亦可說中國曆史價值，即在其能涵有傳統的政治製度，並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國曆代政治製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中國專講政治製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誌》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後人又承續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國史書中最大兩分類兩結集，為治史者知識上所必備。


　　為何講製度的書，必稱為“通”?這因中國正史照慣例是分代編纂的，即所謂斷代史，如《漢書》、《晉書》、《隋書》、《唐書》等。如將斷代史連貫起來逐年合並敘述，則變為編年史，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鑒》，此通字寓有編年通貫之意。但曆史上的事件可以編年通貫，也可斷代劃分。如秦代完了，接著有漢代，漢代結束，接著有魏晉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國曆史上之時代劃分，此在第一講已講過。但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則自古迄今，卻另有其一種內在的一貫性。在此一貫中，有因有革，其所變革處雖不少，但亦多因襲前代仍舊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還有曆史上的傳統製度保留著。這證明，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有許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因此遂為後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曆史傳統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因此中國人把此項專講政治製度的書，也稱為通史了。


　　我們研讀中國史，普通是先讀編年史，再分期轉治斷代史，然後再來研究製度方麵的通史。其實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專講製度的一部分。在《史記》中稱“書”，如《平準書》、《封禪書》等。到《漢書》改稱“誌”，《漢書》共有“十誌”，都屬講製度方麵的。以後曆代正史中多數有“誌”，或有“書”，這些誌與書，因其講的是製度方麵，比較專門，普通讀曆史的往往忽略過，不仔細去研究。不如《資治通鑒》這一類專講人事方麵的曆史，大家能讀。其實我們要學曆史，政治製度方麵這一項，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說過，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彼所謂二通者，一指《通鑒》，即編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製度方麵的專門史。這亦是說，要學曆史，不可不通製度之意。


　　二


　　我們講到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大體可劃分為兩段落。前一段落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後一段落為秦以後之郡縣政治。封建政治結束，即為中國古代史之結束。此一分法，顯然又與西方曆史不同。在西方曆史上，並無此兩種政治製度之分別與存在。而中國的政治製度則顯見有此大劃分。這亦證明我上講所說，每一國家民族的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的曆史不同之處之一說法了。中國曆史自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顯見者卻在政治上。亦可說中國民族性擅長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動為其勝場。能創建優良的政治製度來完成其大一統之局麵，且能維持此大一統之局麵曆數千年之久而不敗。直到今天，我們得擁有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舉世莫匹，這是中國曆史之結晶品，是中國曆史之無上成績。因此研究中國史，該特別注意其政治製度之一麵。中國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後二千年是郡縣政治。從前的中國人，人人俱知，但到現在的中國人，對此分別，卻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說封建社會，其實今天所謂的封建社會，乃是西方曆史上的產物，隻因中國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方曆史，遂有此一名詞，以至中西雙方混淆不明，這實在是不妥的。


　　中國在西周初年，周公創出了一套封建製度。其實這一套製度，本是連接著周公以前夏、商兩代的曆史傳統而來。隻是經周公一番創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製度，其實即是把全國政製納歸於統一的製度。自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各自分封其國內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這已是自上而下一個大一統的局麵。我們該稱此時期為封建之統一。在西洋曆史上的封建社會，則是在下麵，不屬上層的。羅馬帝國崩潰了，各地亂哄哄，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社會無所依存，於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貴族，小貴族們又各自投靠依附於大貴族。他們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樣希望有一統一政權，但卻無法實現。譬如築寶塔，由平地築起，卻沒有結頂。在他們那時期有所謂神聖羅馬帝國一名稱，則隻是一理想，一空中樓閣，在人心想像中的一個影子組織而已。因此中西曆史上之所謂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們今天沒有人來詳細寫一部周代封建製度的書。事實上在今天來寫此書卻不易，因關於此方麵的材料，大都不在曆史書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經書中。今天我們大學開科設係，有史學，無經學。經學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項曆史上重大的專門題目，竟難覓位勝任愉快的人來撰寫。


　　周室東遷，封建製度瀕臨崩潰，乃有五霸乘時而起。據《春秋左傳》中記載，當時各地諸侯，為數不下兩百。在當時，國與國間種種交涉來往，仍多少遵守著周公所定封建製度下的一切禮文來維係。此種禮文，在當時乃為霸業所憑。若無此種種禮，霸業亦無法出現。此種種禮，若用近代新名詞說之，實即是一種國際公法。我們可以說，中國之有國際公法，係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謂的國際公法，來和春秋時代諸侯各國間種種交際來往的禮文作比較，寫一書，名《春秋時代的國際公法》。當時著過與此相類之書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書今俱亡佚難覓。客歲本人赴美講學，途徑舊金山，晤華僑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寫此書，聞已積有成稿，惜未能一讀其內容。竊以為此等比較研究，實非穿鑿附會。在中國，實自有那時一套國際間共同遵守之禮法，以之與近代西方的國際公法乃至聯合國憲章等相互對比，雖古今時代不同，然雙方不妨各有短長優劣。好在《左傳》全書俱在，人人可以把來作參證。


　　我們通常說中國自秦漢以下是統一支開始，其實此說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國早已具有統一規模了。隻是那時是封建政治下的統一，而秦漢以後乃是郡縣政治下的統一。雖其間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國時代還存在，中國之永為一統一國，此項政治製度實貢獻過其甚大之績效。


　　三


　　講到此，有一問題須提出。即秦漢以下的中國，早非封建，而改行郡縣製度了。但秦漢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訂之封建製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統以後，封建製度徹底消滅，而周公孔子仍受當時人崇拜？此問題之解答，首當注意到中國曆史文化之傳統性，政治製度則隻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後之政製，有許多精義，仍沿襲周製而來，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們，接受西方學說影響，遂若西周封建製度一無是處。而秦以下之政府，則隻以“君主專製”四字目之。這因依照西方人說法，謂凡國體，可分為民主與君主。凡政體，可分為專製與立憲。於是謂世間政體不外三型：一、君主專製；二、君主立憲；三、民主立憲。但中國傳統政製，自秦以後有君主，無憲法，而又非專製。此項政體，實無法將之硬歸納入西方人所定的範疇格式之內。若我們不能確切抉發出中國曆史之特殊性，而處處隻照西方人意見，把中國史硬裝進去，則中國曆史勢成一無是處。無怪近代的中國人，對自己曆史傳統如此輕漠不關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惡痛疾的態度來對待國史呀。


　　講至此，憶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學曆史學係開講中國政治製度史一選修課，當時史學係學生多不願修習此課。彼輩認為此刻已是民主時代，開這門課，對時代來講沒有意義。後來還是北大法學院同學，受了該院院長及政治係主任的忠告，勸他們說，你們學的都是西方的政治製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國以往的，來作比較。因此他們倒有許多人來選修此課。開講既久，文學院曆史學係學生也多來旁聽，擠滿了一講堂。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曆史的，已頗多知道中國曆史上傳統政治製度之重要，在此方麵出版的著作與論文也日見增加，與我當時在北大開課時情形，顯然有甚大的不同了。


　　四


　　此刻要來講中國曆史上政治製度之傳統與沿革，茲事體大，殊非一小時之講演所能敘述。不得已，我想約略扼要舉出幾點來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製度，此乃中國政府組織中極特殊的，在西方曆史上很少有同樣的製度堪與相比。我們可以說，中國自秦以下，依法製言，是王權相權駢立並峙的。王室與政府有分別，自秦以下，早有此觀念，而且此觀念極為清晰。王室世襲，表示國運之綿延。宰相更迭，則為政事之時新。在製度上，並未能像現代英國般，把來很嚴格地劃開。中國人並不認為一國之元首君主隻許掛一空名，絕不許預問政治。因此君權與相權間，一麵有許多融通，另一麵亦可有許多糾葛。即如諸葛武侯《出師表》，其中有雲：“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即指皇宮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見在中國傳統製度及傳統觀念下，此宮、府兩機構是有分別的，而又可調和融通的。像法國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之說，在中國傳統意見下，絕難認許。中國自秦迄清，大體說來，政府均設有宰相。最低限度說，在明以前是顯然有宰相的。明代廢宰相，但仍有內廷與外朝之分別。其間細節雖有變動，但大體製則沿襲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國曆史上稱為“職官”，或稱官職。西方論政重權，中國論政重職。一官即有一職，職官即是政府組織中之職位分配。我們此刻稱“君權”“相權”雲雲，實由西方觀念來。實際中國政府僅有職位之分，無權力之爭。中國人稱權，乃是權度、權量、權衡之意，此乃各官職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屬外力之爭。故中國傳統觀念，隻說君職相職。凡職皆當各有權衡。設官所以分職，職有分，則權自別。非在職位之外別有權。中國史有職官製，君亦一職，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烏得有西方人之所謂君權專製。在中國，權在職之內，非有權始有職。此層分辨極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暢為發揮。


　　近代隻有孫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國傳統政製來和西方現代政治參酌配合。他主張把中國政治上原有之考試、監察兩製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而糅合為五權憲法之理想。我們且不論此項理想是否盡善盡美，然孫先生實具有超曠之識見，融會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長，來適合國情，創製立法。在孫先生同時，乃至目前，一般人隻知有西方，而抹殺了中國自己。總認為隻要抄襲西方一套政製，便可盡治國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國自己固有優良傳統製度全拋棄了。兩兩相比，自見中山先生慧眼卓識，其見解已可綿曆百代，跨越輩流，不愧為這一時代之偉大人物了。


　　中國傳統政製，除宰相製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試製度。在中國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試製度，漢代則為察舉製度，均由官辦。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論食貨，即指經濟製度言。次章論選舉，但實際則由漢代察舉下逮唐代之科舉考試。可見考試由察舉來。察舉之目的在甄拔賢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職，處理政事。但察舉非由民選，後因有流弊，唐以後始改行考試。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選舉舊名，則因選舉製度原為考試製度之濫觴。製度雖變，用意則一。中國自秦以下之統一政府，又可說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謂是一賢人政府。因政府用意，總在公開察舉考試，選拔賢才進入仕途。


　　自東西交通，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國考試製度，任用職員。其後此製度遂影響及於英國政府，亦采用考試，成為彼國之文官製度。其製實係模仿我國而來。後來又影響到美國。但他們實隻學了中國考試製度之一半，而仍保留著他們自己傳統的政黨選舉製度。凡屬政府上層主要職位，如總統內閣首相國務院及各部首領，皆由政黨中人出任，隻下麵官吏則酌采考試選拔。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的海關郵政和鐵路等各機關，因有外國力量羼入，亦均從考試量材錄用，比較上軌道。此項製度，好像學自英國，其實則是吾家舊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麵，卻轉把舊傳統中的考試製度遺忘蔑棄了。隻有中山先生主張仍用考試製度，設立考試院為五院之一。但此後並未能遵照中國舊傳統切實推行，實已名存實亡。此一製度，可說是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襲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級官吏，均須公開察選以及考試，循序登進。此項製度，顯然可成為現代潮流世界性製度的一部分。但中國人則自加忽視，今天雖有考試院之存在，而反不為我們自己所看重，這實在是大可惋惜的。


　　五


　　在中國傳統政製中，上述宰相製與考試製屬於政府方麵。現在再略舉幾項製度之有關其他方麵者。首先述及有關社會問題的，如戶口調查。在我幼年時，曾聽大家眾口交譽西方人有此好製度，而中國則無。其實中國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戶口調查一項。中國古書常連用“版圖”兩字，版字即指戶籍，即從戶口調查而來。在我國曆史上曆代戶口均有記錄，其調查戶口登記戶籍之手續與方法，若有人肯根據史籍作為專題寫一論文，雖不能係統詳盡，但至少可寫成十萬字以上的專書。此書至少可使人知道現代世界性的戶口調查，在中國曆史上已有兩千幾百年之演變。


　　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中，主張耕者有其田。此一口號，亦自中國傳統政製來。今天，“自由中國”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賴此使國民政府獲得國際聲譽。其實此一製度，亦是中國舊傳統政製中所有。中國向來土地製度之因革演變，雖曆代各有不同，而大體可謂是朝此一目標而努力。此亦是中國舊政製在現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視之一項。


　　其次說到軍事製度。在五十年前，我常聽人說西方國家的軍事製度好，尤其是他們能推行全國皆兵製，而中國獨否。但西方推行全國皆兵，實自普魯士開始，為時不到兩百年。而在中國則古已有之。漢代早是全國皆兵，此下曆代兵製雖遞有改變，但如唐代的府兵製度，明代的衛所製度，皆由兵農合一製演變而來，並可說較全民皆兵製更進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製，何嚐不是日就廢替了。可見中國曆史上的兵役製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現代性世界性之意義，而值得再加研究。


　　又有人說，中國從前的軍閥和督軍為國大害，而盛讚西方政製限定軍人不幹政之精美。其實此種文武分職，軍人不幹政的製度，在中國又是古已有之，亦屬中國舊製中一項優良的傳統。漢唐盛時莫不如此。軍人統兵歸來，僅有爵位勳級，地位盡高，待遇盡厚，但在政府並無實職，不能預聞操縱政事，正與近代西方政製如出一轍。


　　此下再講到有關經濟製度方麵，如漢武時代所創始的鹽鐵政策，即就近代觀念言，亦係一種頗為進步的經濟政策。西方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各項經濟製度，實肇始自德國俾斯麥。但中國在漢代遠已有之，由政府來統製鹽鐵官賣。直到清代，中國社會從未能有壟斷性的大資本家出現，即是此項政製之績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義，有節製資本一口號，其實亦在中國傳統政製中有淵源。中國社會，自戰國以下，自由工商業即甚趨繁榮，但永不能產生出資本主義，即由此故。故在中國曆史上此項有關節製資本的一切製度，在現代世界潮流中，實仍有值得注意探討研究的價值。


　　又如漢代的平準製度，此乃一種調整物價的措施。此製度在中國曆史上不斷變通運用。即如糧價一項，遇豐年時，政府以高價收購過剩糧食，以免穀賤傷農。待到荒年季節，政府便以低價大量拋售積穀，寓有賑濟貧農之意。此項製度，隨後由社會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謂社倉製度。據說美國羅斯福執政時，國內發生了經濟恐慌，聞知中國曆史上此一套調節物價的方法，有人介紹此說，卻說是王荊公的新法。其實在中國本是一項傳統性的法製。抗戰時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在蘭州甫下飛機，即向國府派去的歡迎大員提起王安石來，深表傾佩之枕。而那些大員卻瞠目不知所對。因為在我們近代中國人心目中，隻知有華盛頓、林肯。認為中國一切都落後，在現代世界潮流下，一切曆史人物傳統政製，都不值得再談了。於是話不投機，隻支吾以對。


　　再次講到中國從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屬統治製度，直到現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來，帝國主義大行其道，英、法等國都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們乃自羅馬傳統而來。但在中國，自秦以下，版圖雖大，統一政府所轄範圍雖廣，其政製則是郡縣的，不得以西方傳統的帝國相比擬。但今天的中國人，事事喜歡模仿西方，因此隨口常稱“漢帝國”“唐帝國”雲雲。難道漢唐時代的中國人，除卻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縣便均以殖民地視之，均以帝國征服方式來統治的嗎？試看漢代選舉，唐代考試，對全國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對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參加政府。一應賦稅法律等，亦是全國平等。此等規模，豈能與現代西方帝國之殖民地統治相提並論？即就清代之藩屬統治言，亦尚有中國傳統美意在，實在還值得今天我們來再行研討呀！


　　又如中國社會上之宗教信仰，向來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則有一套製度，對此民眾信仰，有頗為開明的管製與調節。因此在中國曆史上，政教分離，又是自古已然，並亦極少有因民間信仰衝突而釀成宗教戰爭的。直到今天，還未有人能仔細來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國曆史傳統中，宗教與政府與社會三方麵如何配合，於自由開放之中，有其節製調整之用心的種種製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


　　以上隻就中國傳統政製，分從各方麵隨便舉出幾項，用來說明在此刻來研究中國以往傳統政製，實未見與現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說過，中國傳統政製，乃是貫通於中國全部曆史進程中，而占有極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說來，可見研究中國史，自未見即與現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離存在了。


　　六


　　近代的中國人，隻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曆史上一切文物製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隻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誌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製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製度，不該專從製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製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製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製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製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製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曆史上記載製度，往往隻舉此一製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製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製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製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製度，必須明白在此製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曆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隻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曆代所製定所實行的一切製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曆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製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七


　　我根據上述，敢於說，中國人自古代曆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製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製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製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隻要此製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製度又複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曆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製度，遂致引起革命，產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製，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製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曆史。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曆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於是隻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於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家在發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曆史上一切傳統政製，如上述宰相製度、選舉製度、考試製度和賦稅製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曆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良曆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麵之高明處，實早已淩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在這一點上，他確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曆史之持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曆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曆史、舊傳統，隻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這並不是說西方民主製度有什麽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曆。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製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曆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於他邦。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製立法，中國今天將永遠無望。我們若隻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麵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製度，一麵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當知政治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製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製度史，或中國曆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這是我所要講的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的大概。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