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第一座核電站上馬的決策過程（二）“走資派”的描述

大陸第一座核電站上馬的決策過程（二）“走資派”（官方正統）的描述 （ZT整理）

"兩彈一星"的成功研製，使得中國的國防力量明顯增強，國防地位大為提高。與此同時，和平利用原子能來發展核電，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提上了共和國的議事日程。

一、728工程上馬

由於“文化大革命”所致，全國一片混亂。煤炭供應十分緊張，1969年入冬以後，機車用煤庫存三季度末的80多萬噸降到了年底的44萬噸（ZT者評論：從時間上看，年底是冬季供暖燒煤高峰，庫存下降是正常情況，不應政治化）。東北、京津唐、蘭州、鄭州等五大電網因煤炭供應不足已影響了正常生產運行與生活。

1970年2月8日，周恩來總理聽取上海市缺電情況匯報時說：“從長遠看，要解決上海和華東用電問題，要靠核電。二機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要搞原子能發電”。發展核電，勢在必行。由此，未來的中國的第一座核電站，最早便被命名為了“728工程”。
1970年7月15日下午，中央專委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第十三次會議。周恩來入座後第一句話就問：“彭士祿來了沒有？”
彭士祿站起來畢恭畢敬地答到：“在！”
周恩來轉身輕聲地問身邊的葉劍英元帥：“你認識他吧？”
“認識”！
周恩來說：“對，他就是澎湃同誌的兒子。”
黃永勝插嘴說：“澎湃的母親在海豐縣成了慈禧太後了！”被周恩來瞪了一眼後，再不吱聲了。
在聽取匯報過程中，周恩來一一詢問核潛艇陸上模式推動力工程的每個環節，從反應堆的設計、設備生產，到設備的安裝、調試；從燃料元件、壓力殼的質量試驗，到蒸汽發生器和主機的運轉；從控製棒的可靠程度到試驗車中的各項安全措施等，問得即詳細而又透徹。
7月16日上午繼續聽取匯報，二機部副部長李瑩、七機部副部長錢學森，以及朱光亞、李水清、陳紹昆、伊文等應召到會。周恩來問：“你們還請了別的專家去參加試驗沒有？”
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回答：“原來想請一些專家去，後來二機部怕別人說是專家路線沒有請。”
周恩來氣憤地說：什麽專家路線，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專家，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專家。要安全可靠，萬無一失，要以搞好為勝，搞不好就不一定要在7.18啟堆提升功率。首先要保持旺盛的革命幹勁，這是第一。第二要把各方麵的積極因素調動起來，要搞三結合。要充分準備，一絲不苟，萬無一失，一次成功。
彭士祿說：酒精會燃燒，啤酒會燃燒嗎？艇用反應堆裝的鈾是低濃度的鈾，好比啤酒，而原子彈裝的鈾是高濃度的鈾，好比酒精。所以我們這個反應堆是不會像原子彈那樣發生爆炸的。它的危險隻在於泄露造成放射性汙染，而這我們是采取了多層防護措施，是有充分保障的。這些參試人員都知道，務請放心。
周恩來笑了：我相信彭士祿等專家們的結論，不會發生核爆炸，世界上也沒有啟堆提升功率發生核爆炸的嘛。同誌們不要為這個問題擔心，放大膽子，成功了是你們的，失敗了是我們的。
散會時，周恩來安排他的專機送工程辦主任陳右銘和副總設計師彭士祿等去四川。周恩來握著彭士祿的手，關切地問：“你的祖母，她怎麽樣了，有消息嗎？”
彭士祿憂慮萬分哽咽地說：“她已經85歲了，總理，我擔心她拖不下來……。”
周恩來說：“我想辦法，她不是慈禧太後，她是革命的母親。彭士祿，你無論什麽時候，無論走道那裏，你都要記住你是海豐人，你是澎湃的兒子，永遠不要改名換姓，記住了嗎？”
“記住了，總理，我記住了！我一定要把這次試驗搞好，請總理放心。”
彭士祿是烈士遺孤，他的母親蔡素屏，是廣東海豐婦女解放協會主任，1928年9月21日被槍殺，臨終高呼：農會萬歲。澎湃烈士生前任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英勇就義。未滿4歲的彭士祿在親友掩護下，隱名埋姓，東躲西藏，1940年底到了延安，1948年被分配到石家莊焦化廠當技術員，1951年赴蘇留學，1955年畢業於蘇聯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 1958年改修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專業。
身為高級知識分子，又留過蘇，還是農運大王澎湃的兒子，彭士祿隨時都有被往死裏整的危險。他象濟公一樣不修邊幅，蓬頭亂發，邋裏邋塌；他借酒澆愁，眼淚噙著直往肚裏咽；他以酒壯膽，自栩高陽酒徒，在核動力試驗上，直抒己見，號稱“彭拍板”。他說：“在科學上不冒一點風險，將一事無成。你總工程師都不敢擔風險，那還要你這個老總幹什麽呢？吃飽了飯晾一邊去！”。
北京中南海總理辦公室的燈光徹夜亮著，周恩來通宵達旦地關注著核反應堆的啟動情況，彭士祿在核動力啟堆第一線衝鋒陷陣42個日夜。1970年8月30日18時30分，指揮長何潛宣布：反應堆主機達到滿功率指標！“我們成功拉！成功啦！”大廳內外頓時歡聲一片。
中央軍委、國防科委、二機部、六機部來電致賀後，鑼鼓聲、鞭炮聲頓時又響成了一片。此時，造反派正忙著攻城掠地，兩派武鬥的槍跑聲不斷，炮聲隆隆。

核電站籌備處設在上海交通大學。270教研室裏擁有不少懂得核技術的專門人才。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癲狂時期，中國亂，四川亂，上海更亂。核電站籌備處的領導極又為“四人幫”的爪牙和小兄弟們所把持。
王、張、江、姚把持下的馬天水等輩，既不懂得核電工程的複雜性，又把人的因素誇大到可笑的程度，時間上不切實際地唱高調，高喊：“革命加措施，三個月完成設計。”堆型選擇上，不顧國情與經濟實力，在反對崇洋媚外、反對在外國人後麵爬行的號召下，對國外建核電站普遍采用的壓水堆技術不屑於顧，而要選用勉為其難的“熔鹽增殖堆”（尚停留在理論研究階段，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用於工程建設）。馬天水等狗仗人勢地說：“我們的方案得到中央文革江青同誌 的支持……”。白白浪費了兩年多的時間，耗費了大量資金，彎路實在走不下去了。（ZT者評：如此大的工程，技術論證兩年是正常的，不應政治化。彭士祿回憶說：核工業部當時抽調核二院歐陽予總工到728工程主持技術工作。時值“文革”期間，該工程由“工宣隊”主管。在技術方案上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12.5萬KW熔鹽堆方案，一是以歐陽總為代表的壓水堆方案。但熔鹽堆方案得到“工宣隊”的支持，把力量都集中到熔鹽堆上。1972年秋我到上海出差，順便聽取了他們方案討論。在會上我發表意見，認為溶鹽堆技術參數很先進，熱效率也高，但該堆建成後，很難操縱運行，特別是難做到在役檢查、難維修、更難進行設備更換、啟動，停堆都麻煩。目前我國還沒有這種水平進行建造。建議改為30萬KW壓水堆方案，國外參考資料也較多，我國核潛艇資料也可供參考。我提的意見受到與會者的讚同，得到熱烈鼓掌。會後統一了方案，放棄熔鹽堆，改為壓水堆。）。

1972年3月23日，728工程總設計師歐陽矛、七院副院長兼武漢核動力研究所所長彭士祿等挺身而出，據理力爭，斷然向中央建議，改變原堆型設計計劃。1974年3月31日，在討伐聲討蝸牛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甚囂塵上的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力挽狂瀾，主持中央委員會，正式批準了采用國際通用的、中國核專家們已有成功先例的壓水堆技術，研製建設一座30萬千瓦試驗性原型堆核電站的方案。同時，為加快研製進程，1974年7月還專門成立了上海728工程設計隊。壓水堆方案的批準，撥正了中國核電發展的航向。然而，直到1985年3月第一座核電才正式動土開工。從728到853，前後經曆了整整15個年頭，中國的核電發展之路，，真是千曲百折，步履艱難。

二、自力更生不是閉關自守
1971年9月13日，林彪父子叛國，折戟沉沙於內蒙古溫都爾汗；1976年10月6日，王、張、江、姚“四人幫”被隔離審查。林彪、“四人幫”集團的覆滅，標誌著十年文革動亂的結束。然而，僵化的教條，陳舊的觀念，過時的思維定勢，卻時常作怪，不斷羈絆著中國核電發展的前進步伐。
觀念不變原地轉，觀念一變天地寬。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為解決能源不足的問題，12月4日，鄧小平副總理提議，中國向法國購買兩座核電站設備。鄧小平說：經濟工作，經濟問題，現在是最大的政治問題，說得更準確一點，就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四個現代化一天也不能耽誤，不是量力而行，而是要盡力而行。在東南沿海至少搞兩台（核電）機組。
為了擴大對外開放，1979年月17日，國務院成立進出口領導小組，由餘秋裏、王任重王震等任副組長。7月30日，五屆十次人大會議決定，設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由穀牧任主任。引進技術，引進設備，引進資金，搞活經濟，中央決心很大。然而，圍繞核電站究竟建與不建，怎麽建，在什麽地方建，由哪個部門牽頭抓總來建等，卻引起了一係列的爭論與歧見。（ZT者評：四人幫“浪費”了兩年時間，此時四人幫已經倒台三年）

爭執的焦點之一是，要不要發展核電。正值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的科技攻關、設計逐步走上軌道，國門漸開，引進國外資金設備技術剛剛起步之際，1979年3月 28日，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三浬島核電站2號機組發生了一係列人為誤操作造成的堆芯失水熔化的重大事故。三浬島核電事故發生的消息傳到中國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恐核流言四起，“核掂對環境汙染太嚴重，萬一出了事故曆史的責任誰來負”，“萬事要小心謹慎”，恐核情緒甚至影響到了中央領導層。

焦點之二是，在經過文革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幾近崩潰邊緣的情況下，要不要引進外資和技術設備。盡管1979年3月26日國務院轉發了《以進養出試行辦法》決定引進新技術，進口成套設備，大量增加進口，但一涉及具體問題，如“核電設備是從國外引進，還是立足於國內自己建造”，國務院有關部委之間意見不一，有關副總理也舉棋不定。有的專家說：搞壓水堆不如搞重水堆，用國外設備不如自力更生。主管機械工業委員會和進出口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能源委主任餘秋裏說：我讚成搞核電，因為周恩來總理、鄧小平同誌都同意過，但經濟上不一定合適，搞核電不如搞煤電，核電買外國的設備不如自己搞，反對成套進口核電站。直到國務院正式批準建核電站半年後的1982年6月19日，北京鍋爐廠一位車間主任還致信中央，慷慨激昂地控訴主張發展核電的水電部是賣國主義。

焦點之三是，核電站要建，一期工程的廠址到底設在那裏好，自1973年至1982年，勘察人員跑遍了安徽、浙江、上海、江蘇等地。最後，有的人傾向於在浙江沿海，有的傾向於在廣東沿海。萬裏副總理、葉選平副省長和電力工業部長李鵬等就主張，搞核電，廣東條件最好。而1981年4月22日，外國投資管委會、進出口管委會主任穀牧副總理則電話告訴李鵬：廣東核電站不必再論證，要論證二機部主持的30萬艇是否上馬。

焦點之四是，核電站建設是由管電的水電部牽頭，還是由管核的二機部會總，各說各有理，也是個扯皮的事。
年複一年，光陰似箭。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麵對各種歧見與主張，鄧小平主張個不搞爭論，先幹起來再說。胡耀邦總書記火急火僚地批評有關部長，沒有抓住時機，致使核電站至今沒有上去。1980年3月26日薄一波副總理聽取二機部關於發展核電的匯報後，指出，中國主要靠自己力量搞核電，依靠自己力量與引進技術相結合，反對成套進口核電站，當前首先把原型堆核電站搞上去。198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邀請王淦昌、吳仲華、鮑漢琛等專家到中南海講述能源科學。王淦昌還在《紅旗》雜誌發表了文章《發展核能是解決能源問題的出路之一》，對發展核電站的必要性、安全性、可能性作了精辟分析，倡議把發展核電列入規劃，讓其在四化建設中大方異彩。王淦昌指出，中國已初步形成原子能工業體係，有一定的自主能力，所欠缺的是建造大型核電站的關鍵技術、關鍵設備和特殊材料。

1981年10月31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建設中國第一座30萬千瓦的壓水堆核電站，1982年4月，核電站廠址被確定設在浙江海鹽秦山。
決定搞核電，要對外接觸，通過談判，條件有利就幹，不利就不幹。
1982年8月19日，新華社報道：我國第一座核電站728工程正式上馬，前期工程正在加緊進行，裝機容量為電功率30萬千瓦，采取壓水型反應堆，各個係統的設備參數與國外同規模的核電站相當。到年底，五屆五次人大會議上，中國政府向世界鄭重宣布了中國建設秦山核電站的決定。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國的第一座核電站728秦山核電工程，經過艱難跋涉，終於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

三、起步晚了，但要迎頭趕上去
秦山核電站一期工程，自1985年3月20日開工到1991年12月15日投產，曆時81個月，工程總造價17.7億元（其中浙江省出資1.9億元，發改委出資7.38億元），設備大部分國產化，技術由中國自主設計。截止2003年底，共為浙江省提供電力累計211億千瓦時；培養了大批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共為秦山二期、三期、田灣核電站、巴基斯坦恰希瑪等核電站培養輸送1200餘名優秀人才。歐陽予總工獲工程院院士稱號。2003年實現稅後利潤 2000萬元。
敢問路在何方，路就在腳下。中國核電建設，終於成功地實現了零的突破。

後話：
彭士祿回憶道：我在大亞灣工作時，有一天美國一位朋友問我：“彭部長，全世界能搞核潛艇的國家都能搞核電站，你們為什麽要引進法國的核電站呢？”我想了想，告訴他：“中國的乒乓球打得不錯，就是足球踢不出去。”他說：“understand”。核電廠的科研和設計，我們都能做，就是大設備國內造不出來，特別是400――500噸重的大鍛件我們搞不出來，隻能去買國外的或與國外合作生產。還有一些反應堆的材料，研製起來周期很長，自己搞也劃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