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這麽個人 3

王半塘劄記之一）





清末士林，彌漫著一種絕大的悲哀，我們看看當時的詩文中，一會兒《哀台灣》、一會兒《哭旅順》，真是縱放悲聲，四麵楚歌一般。確切地說，這種悲哀是從甲午（1894）年被普遍強化出來的。這一年新年甫開，朝鮮的東學黨起義就爆發了，朝鮮朝廷支絀力窮，請大清國救援。大清國從來對東北的安全就懷有一種特殊的重視，因為那裏是他們的“龍興之地”，而朝鮮問題，往往會極大地影響東北的穩定，所以大清國很快就卷了進去。而在此時，一向覬覦朝鮮的日本也借口保護僑民，插手進來。於是，這個事件迅速演變成了大清國跟日本的較量，最終導致這年夏天爆發了甲午戰爭。——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一係列失敗所造成的國人心態上的曆史逆轉，怎麽估計都不過分。因此，甲午年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年份，它啟動了大清王朝上下人心最終的、迅速而徹底的絕望。



甲午之後，大清國又是割地，又是賠款，外加開放或出讓治權……倒黴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絕望的情緒席卷人心，悲涼之霧，遍被華林。中途也有一幹士子們發心振作，矢誌變法，但是當時的王綱已近解紐，政令難出。結果“戊戌變法”鬧了短短百日，維新人士就以殺頭濺血、倉皇出逃而草草收場。——本想給疲弊的心頭打打氣，沒想心肌太弱，隻打了幾下就把氣給打爆了，這結局，尷尬性遠大於它的悲劇性。這種尷尬，算是當時的體製內知識分子的整體尷尬。而這樣的尷尬，簡直是給甲午年以來的那種絕望情緒雪上加霜，大清國再也看不到什麽前途了。到了庚子年，深具民粹色彩的義和拳運動轟轟烈烈地一鬧，八國聯軍居然攻入了北京。大清皇室灰溜溜地跑到西安（其“灰溜溜”程度，《庚子西狩叢談》有很生動的描寫），跟著，又演出了一場低聲下氣的“求和”悲劇。“求和”的結果，是《辛醜條約》的簽訂。——短短五六年，甲午賠款加辛醜賠款，總數接近了七億兩白銀，差不多每個中國人身上要平攤將近二兩。



可以說，從1894年以來的那種深刻絕望在庚子年走到了頂點。我這個劄記所寫的主人公王半塘，這一年也走到了一生絕望的頂點。



這一年他已經是一個三品官員，算是個不大不小的“高幹”。但是在庚子之變中，他沒能逃出京城。觀閱曆史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即便是皇室的出逃，也是極其匆忙的。——這不是一次政府的有組織的遷移（戊戌變法的時候，康有為倒是建議過政府的組織性遷移，但未被采納），而僅僅是皇室臨時的倉皇逃生。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大清皇朝的執政水平已經何其低下，即便是最高權力中樞，也沒有任何組織化的預警機製。所以，八國聯軍一進入北京，眾多官員忽然跟組織失去了聯係，一下子都傻眼了。那種滋味，真是既絕望又茫然。中國向來被稱為一盤散沙，這在清末，看得最清楚。隻有有效的組織，才有有效的行動。中國社會後來的組織化程度被一步步強調，以至於強調到了妨礙民間社會正常成長的地步，可能跟清末的這種災難性的曆史教訓有關。



我在二十年前，喜歡看閑書。在看《清稗類鈔》的時候，看到這麽一則有趣的記載：“光緒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京城，居人或驚散，古微與劉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三人者，痛世運之陵夷，患氣之非一日致，則發憤叫呼，相對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約為詞課，拈題刻燭，於喁唱酬，日為之無間，一闋成，賞奇攻瑕，不隱不阿，談諧間作，心神灑然，若忘其在顛沛兀臲中，而自以為友朋文字之至樂也。”這裏麵所謂的“幼霞”，就是王半塘。正是這一則記載，讓我關注起王半塘來的，而且斷斷續續，關注了很多年。



我始終覺得，這記載所透露的情境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這其中，單純的曆史絕望好理解，單純的創作愉悅也好理解，但二者共存在一個時空形態裏，就有些不可思議了。當時他們幾個陷於兵燹中，逃無可逃，真正是所謂坐困愁城，絕望極了。但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遇到這麽大的曆史絕望之時，又能怎麽樣呢？照例的，隻能每日躲在屋裏，先是長籲短歎，滿腹抱怨，罵罵咧咧。然後時間將怒火漸漸平抑了一些，忽然發現終日無事可幹，這才想起吟詩作賦的老本行來，於是乃課詞為務，以文字的遊戲來打發無益的時光。這種選擇，源於傳統文人的某種習性，其實也還好理解，——清代中葉的時候，有一個叫項鴻祚的詞人就說過：“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此話在文人圈裏頗得共鳴，這也算是一種文人心態吧。所以，如果簡單指責說“亡國在即，你們這些酸文人還吐什麽酸水兒、冒什麽餿氣兒呀”，未免也有點過苛。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後來玩著玩著，竟玩得“談諧間作，心神灑然”起來。——什麽意思呢？那意思是彼此說起了玩笑話，心情也不再壓抑了。我感到，他們身處這愁城的陷落中，至少獲得了某種語詞拯救。這種拯救，可以視為對那種長期淩駕在他們心頭的曆史絕望的某種解脫。



人們也許會說，這樣的解脫其實包含著某種程度的阿Q精神。但是，我覺得這個個案也可以使我們看到某種在平常日子中難以察覺的文化撫慰力量。在這個劄記中，我對王半塘的填詞技藝和詞學成就並不是特別感興趣，因為把王半塘作為一個詞學話題來談論的人太多了，我不打算去參與或重複這樣的談論。我關注的是，在19世紀末中國危亡深重的曆史重壓下，保守的文學是以一種什麽樣的方式對士人心態形成獨特的撫慰的。這種文化撫慰，及其所作用於心理上的文化滯留，才是驅使我想要談一談王半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