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四大家”之劉荒田回顧異國寫作生活：希將此生畫得圓

“旅美四大家”之劉荒田回顧異國寫作生活：希將此生畫得圓

發布時間：2011-08-18 04:18:13| 時代周報 | 143期 | 評論 (0)

劉荒田，落葉歸根，用文字將生命寫成一個圓。劉荒田說：“我要把生命弄成一個圓。我走了一個圈，像是重合，地理的位置相同，但是思想的位置不一定相同。受苦受難，我從來不在乎。回來，我是要皈依我的家園，這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要重新體驗她。要是能夠的話，我要表現她；不能夠的話，我就默默觀察她。離開太久了，我現在仍舊茫茫然，頂多寫點浮麵的隨感；社會的重大問題，我沒有發言權。阿Q最後的遺憾，是那個圓圈畫得不圓，我希望我能夠畫圓一點。”

本報記者 李懷宇“我的人生就像一個圓，在中國與美國生活的時間各一半，現在又歸來了。”

2011年起，旅美作家劉荒田定居佛山，感慨人生奇妙。劉荒田從小受的是正統的革命教育。1966年高中畢業正準備高考時，“文革”山雨欲來，高考取消，劉荒田從此留校搞“文化大革命”，“沒有參加武鬥，但文鬥很活躍”。“胡鬧”兩年後，劉荒田回到老家—台山“荒田村”。在鄉下，劉荒田意外地接觸到許多世界名著。一位同村的朋友原來是廣州的小學老師，在“戰備疏散”運動中被押送回老家，行李中夾帶著好多禁書。劉荒田回憶：“他是相當不錯的詩人。”劉荒田的叔叔在廣州某區文化館做館長，也喜歡看書，自己當上“走資派”以後，送了侄兒好多書。沉浸在名著裏，劉荒田擁有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世界：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屠格涅夫、海涅、普希金、歌德……劉荒田寫起新詩來。鄉下七年，真正種田隻有一年，其餘都在鄉村學校當民辦老師。學校設在古祠群裏，22歲的劉荒田當上了附設高中班的班主任，學生隻比他小幾歲。改革開放之初，劉荒田想看外麵的世界。嶽父母在美國通過合法手續為劉荒田一家申請簽證。1980年，劉荒田挑著一百多斤的行李，兩個小孩由他的太太抱一個拉一個，一家人通過了深圳羅湖橋。過了海關，劉荒田挑著行李跑了老遠才敢回頭看，就怕關員追過來說“錯了錯了，回來回來”。在香港等待去美國的一個月裏，劉荒田一頭栽進書店，每天在冷氣機下看書。書可以隨便看，這對一個渴求思想解放的年輕人的誘惑力，比什麽都大。一家人到了美國舊金山，劉荒田一邊學英文，一邊在中餐館幫廚，一個月收入六百美元。劉荒田到美國的第一感覺是，東西很便宜，一張天鵝絨沙發一百多美元，一個電視機兩百多美元。劉荒田在海邊租住一間改造過的地下車庫，住了五六年後，自己買了獨立的房子。

美國政治氣氛寬鬆。有一次走在街上，劉荒田碰到“革命工人共產黨”的人馬在派發傳單，宣傳“四人幫”怎麽偉大，拯救全世界勞苦大眾。劉荒田揪住一個華裔女黨員就問：“你過來，我跟你辯論一下，你說‘四人幫’這麽好，你在中國待過沒有？”女黨員怕劉荒田會動手，馬上溜走了。在中餐館幫廚一兩年後，劉荒田和一位寫詩的朋友合開餐館，此後又到一個大旅館工作，主辦大型宴會，一做二十多年，直到退休。生活安定後，劉荒田可以盡情看書，他尤其喜歡台灣文學，後來更和王鼎鈞、洛夫這些名重一時的前輩作家成為好朋友。劉荒田開始投稿，寫得最多的一年—他粗算了一下—稿費差不多賺了一萬美元，不過還是無法以此維生：“王鼎鈞在美國寫作能養活一家，別人做不到。”劉荒田投稿的美國華文報紙有《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僑報》等。1986年，《時代報》的創辦人黃運基請劉荒田去當兼職編譯。38歲的劉荒田一天做兩份工，旅館下了班，馬上開車去《時代報》，選稿、翻譯、編輯、校對、排版。“我的英文就是這麽學的。把英文翻譯成中文還可以，反過來不行。”受台灣現代詩啟發，劉荒田熱衷寫詩，喜歡洛夫、向明、管管、瘂弦的作品，私人關係比較好的則是紀弦和非馬。劉荒田說：“紀弦是一個相當純粹的詩人，率性、浪漫，永遠是小孩子。顧城臨死之前，路過舊金山，我們請他飲茶，紀弦講：‘我有一個重大發現，這個世界上分兩類人，一類是愛詩的，一類是不愛詩的。’顧城就說：‘對，我們是愛詩的一類。’”

1995年起，劉荒田不寫詩了，原因是討厭沒有感覺還要硬寫。但寫詩對他來說是“一種很好的訓練，可以提煉意象，為散文蘊藏詩意無形中做了準備”。寫散文多年，劉荒田被外界譽為“旅美四大家”之一，他說這個浮名隻是“炒作”。在美國，劉荒田禁不住想念家鄉。上世紀80年代末，他第一次回來時就激動莫名。10年前，女兒念完大學，劉荒田開始考慮回國定居。現在終於退休了，夫妻選擇定居佛山，因為這裏親朋多，方便照應。我的鄉愁都凝聚在中國文字上劉荒田原籍廣東台山，早年當知青，在鄉村教書，還當過公務員。1980年移居美國。舊金山“美華文協”榮譽會長，《美華文學》雜誌主編。著有《唐人街的桃花》、《舊金山浮生》、《“假洋鬼子”的悲歡歌哭》、《“假洋鬼子”的想入非非》、《“假洋鬼子”的東張西望》、《聽雨密西西比》、《劉荒田美國筆記》、《劉荒田美國小品》等，其中《劉荒田美國筆記》2009年獲首屆“中山杯”華僑文學獎散文類首獎。

寫作，是因為沒有其他寄托

時代周報：你在美國怎麽想起提筆寫散文？劉荒田：我寫的都是我自己的經曆，是像我這一輩新移民在美國的人生。我要把在外國的經曆—從水土不服到安居樂業，從“紅衛兵思維”到多維與平和—都表現出來。我越來越感到，新移民這一群體的寫作者為數不少，但是跟國內的作家比，往往是沒有優勢的：離開漢語環境，孤懸海外，沒有粉絲，誰跟你互動啊？寫歸寫，當然有人喜歡，但是你不知道。至於電視台訪問、首發式、簽名會，想都別想，每個人都是關起門埋頭寫。在那個環境中，很少有作家堅持多年不放棄的。那時候台灣《聯合文學》每一年都評獎，我發現，得新人獎第一名的，兩三年後就不見了。那個環境是難以讓中國文化人生存和發展的，堅持下來需要運氣和毅力。還有，我們的水平的確有局限，藝術準備不足，切磋、討論的氛圍沒形成，也缺乏外在推動力。我寫了20多年沒放棄，是因為沒有別的寄托和消遣。起碼得找一個朋友喝咖啡吧？沒有。我除了上班外，就待在家裏，於是，寫吧。我還有一個思考，像我們這些沒有什麽優勢的新移民作家，不在美國生活這麽久，就沒法表現那些東西。我們每天親曆中西文化的衝突，所謂東西方觀念、生活方式、思維模式的差異、衝突和磨合，我每天都多少體驗一些。我們需要不斷調整視角和思考。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兒子30多歲才結婚，他在美國長大，整個思維是西方的，連普通話都不會講。他6歲時去美國，但對祖國什麽概念也沒有，20歲前會寫自己的中文名字—移民前在家鄉念過幼兒園—現在連這三個漢字也忘了。他過30歲生日後還沒有初戀，我急了，對他說：“你該結婚了，你爺爺80歲了，整天向我嘮叨，要在有生之年看到你娶媳婦，他希望能參加你的婚禮。”我的兒子馬上跳起來：“我結不結婚跟爺爺有關係嗎？結婚純粹私事，跟爸媽都沒關係，別說跟爺爺了，沒那個道理！”這就是觀念上的對抗。新移民怎樣把純粹的中國心態轉變過來，開放地接納新的思維方式，是在那塊土地上生存、發展的必須。所以，我們這些所謂“新移民作家”，要寫出自己的特色，就要表現這個互相融合、取長補短的過程，衝突與調和的陣痛和喜悅，能做到這點，就有了自己的獨門功夫，就和大陸的、台灣的、香港的作家，產生了差異，呈現出不同的麵貌。要不你能寫出什麽優勢？論對中國的了解，你隔著一萬公裏的太平洋，隔空放炮，不讓人家笑話？

時代周報：你怎麽那麽喜歡王鼎鈞先生的文章？劉荒田：我一開始讀他的著作，是他來到美國後寫的第一本散文集，叫《看不透的城市》，我就著了迷，覺得這個作家了不起，後來我就一直注意他。他凡出新書，我必買必讀多遍看，但很晚才跟他建立個人聯係。1998年我去紐約，第一次見到這位崇拜了十多年的偶像。那時候他七十幾歲，高個子，腰杆筆直，很精神。他對我影響最大。我認為，他是當代當之無愧的文學大師。為什麽？第一，他從來沒放棄文學，足足寫了60年；第二，他的風格多變，他比那些短命作家，路子寬闊得多；第三，他有宗教的情懷，一般作家難以達到他的思想高度。他從小信仰基督教，對它有專精的研究不說，對佛教也一樣，能跟高僧坐而論佛，頭頭是道。我讀王鼎鈞讀了差不多30年，越看他的東西越覺得他真了不起。我即使不認識他，也要這麽講。海外有兩座當代文學的頂峰，寫散文的王鼎鈞和寫新詩的洛夫，兩位老人的創作境界都達到前人沒達到的海拔。他們著作豐富，寫作生命長久；道德上沒有大的瑕疵。我認為，王鼎鈞的《關山奪路》和《文學江湖》是中國現代紀實文學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極之作。遺憾的是，大陸文學界對他仍舊陌生、冷漠，這讓我深感悲哀。

時代周報：明清小品對你散文的影響大嗎？劉荒田：我上世紀90年代幾乎每天看，特別喜歡明清之交的張宗子。現代的張宗子也很了不起啊，他很有思想，那時剛到紐約留學，才30歲，我就說：“這個人有慧根。”但遲至2009年我才和他見上麵。請注意“東西通吃”的小說家沙石時代周報：在美國，新移民文學作家中有什麽特別的人物？劉荒田：小說家中，嚴歌苓和張翎是沒有爭議的代表人物，不過，在“新移民作家”這個概念下，這些當紅寫手還不算典型—我的意思是，必須是這樣的作家才夠格：“中國根基”之外，還要在海外生活足夠的年份，具備了東西方交融的思想和深厚的異國人生體驗，寫出了“隻有他才寫得出”的作品。這不盡是針對題材而言，我是說，如果你是海外作家，但你寫的如果不走出國門的同行也寫得出來，甚至比你在美國破舊公寓裏熬夜的業餘作者所生產的還要精致和開闊，那麽，你仍舊有愧於“新移民作者”這個稱謂，盡管它並沒有多少含金量。我希望出現真正以中國文化為根基，又在海外浸泡多年，建立了全新文化人格的“東西通吃”的一代。我預期，經過歲月的沉澱，將來會有這樣一個群體，出現在中國文學的地平線上。我隻提一位，舊金山的小說家沙石，他寫的中短篇涉及美國職場的中美文化交鋒，敘述風格是中式詼諧和洋式諷刺雜糅的冷幽默，這個路子就是代表。

時代周報：你有沒有留意哈金？劉荒田：以英語寫作的哈金，在美國屢獲全國性大獎，他所采用的素材，絕大多數是中國從前的故事，還有中國人在美國奮鬥的故事，他可以說是“打通東西”的楷模。他是用英文寫的，從來不用中文發表作品。在洋人眼裏，他的英文也許沒本土人地道、絢爛，但他的語言以簡單、樸素見長，有點怪怪的，不過交代情節清楚，人物性格有意思，西方讀者覺得新鮮。當然，以第二語言寫作，想在語言上出彩談何容易，我寫中文寫了五十多年，還常常為表現力低下自苦。時代周報：在美國寫華文文章，寂寞嗎？劉荒田：缺乏互動，缺少交流，自生自滅。美國有一些文藝協會，一群人聚在一起，聊聊天，或者開個作品研討會，在圖書館舉行活動，彼此打打氣。現在舊金山好點，因為華人眾多，市立總圖書館舉行了好多次華人作家作品的研討會，去年為我的《美國小品》開了研討會。

時代周報：王鼎鈞先生講，在美國，有兩個地方不用講英文就可以生活，一個是紐約，一個是舊金山。劉荒田：這兩個地方都有很大的華人社區。在唐人街，什麽都能做，律師也有，醫生也有，銀行也有，不必說英語就能搞定所有事情，唯一難辦的是聽電話，你不懂英文，人家打電話來推銷商品，或者親人進了醫院急診室，醫生打電話來，你就手忙腳亂，要去找懂英語的兒女。時代周報：有一個說法，美國的唐人街等於國內落後的小城鎮？劉荒田：差不離，裏頭幾乎沒有大商店，銀行是全國性的，門麵都不錯，還有兩家大一點點的百貨公司，其他都是小本經營。餐館是小餐館，沒幾家高級的，最負盛名的餐館叫“金宮”，老板是台山人，前兩年70歲上下時去世，沒兒沒女，遺產在餐館內部分配，每一個替他打工的人都有一份。那餐館是中國菜加法式服務。舊金山向世界推銷中國菜，拿這家當標本，好多位總統和明星都去光顧過。

時代周報：倪匡在舊金山住了十幾年，可他的生活跟美國關係不大。劉荒田：倪匡在那裏當隱士，不寫作，不見人，他住的那個地方我知道，在列治文區29街附近。我駕車路過許多次，但沒有去拜訪，因為素不相識。在舊金山還有名記者梁厚甫，新會人。要融入美國社會，先要走出唐人街。比如我打工的大旅館，不再是中國人的地盤，我所在的部門，七八十名員工，來自10多個國家，操10多種語言，沒一個人說英文不帶口音。本來同事中並不乏美國人，但土生土長的白人黑人熱衷於遷移，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連續打工10年，才幹兩三年就辭職，帶上家小，開著租來的搬家專用卡車，去別的城市，開始不發膩的新人生。美國的搬家率奇高，好像每年有30%的人在遷移的路上。我們中國人難以融入那個社會，主要是語言、生活方式的差異，另外缺乏宗教信仰。所謂融入，有幾個途徑：第一是入教會，做教徒，每個禮拜去唱詩、查經、做彌撒。第二，參加以專業或愛好劃分的社團，一起活動。第三，去酒吧，跟他們一起喝酒，一起看球賽直播，和他們交朋友乃至談戀愛、通婚。多數同胞要麽不願意，要麽沒能力。背景差別太大了。另外，那裏的人際關係沒有國內緊密，所以“好男人”多得很。下班後哪有“夜生活”？都待在家裏，周末帶全家去公園，和狗以及小孩子滾在一塊。中國人愛群居，膩在一起才快樂。中國移民說：美國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國是“又髒又亂又快樂”。我有一個老鄉，移民在洛杉磯居住，離我們那裏七八百公裏吧。他寄了一本書給我，我打個電話給他，表示感謝，他說：“我明天到舊金山去。”我說：“來了我請你上茶樓。”他說：“行，我一定打電話給你。”此後一個多月沒消息，我沒有他在舊金山的電話，無法聯係。一天大早，他夫妻居然站在我家門口，我又驚又喜，說：“哇，找上門了，這麽早！”他也吃驚地問：“你怎麽在這裏？”我說：“我住在這。”原來，他已在妹妹家住了一個多月，他的住處和我家隻隔一棟。也難怪，他在妹妹開的車衣廠上班，每天一早出門，晚上回來，累死了，哪有心思打電話？在美國，人和人隔絕，是流行病，誰也難免疫。旅美與旅中，兩頭不著岸

時代周報：你在美國，有鄉愁嗎？劉荒田：開頭十年常想家，後來就沒有了，像餘光中講的，轉化成“文化的鄉愁”了，也就是對中國文化的依戀，對傳統血脈的堅持，所有這些，都凝聚在對中國文字的感情上。像李歐梵這樣的美國博士、哈佛教授，我聽他在柏克萊大學以英文演講研究《紅樓夢》的心得，雄辯滔滔，可是，他寫散文還得用中文。去國30年，起初以遊子的身份告別故土，可以稱為“旅美”；如今持“美籍華人”的英文護照回來，連個獲得郵局承認、好簽領稿費單的中文名字也沒有，隻好稱作“旅中”，兩頭不著岸。時代周報：你們這一代是新移民，你們的下一代有中國情懷嗎？劉荒田：每況愈下，最後是沒有。新移民最偉大的稱號就是“一世祖”。我的兒女差不多沒有“祖國”這個概念，到我的孫兒女那輩就留下一個姓。

時代周報：你在美國有沒有入教？劉荒田：沒有，但是我渴望。無從皈依的苦惱，不單是我個人，是很多缺乏宗教情懷的中國人都有的。人進入老境，親人朋友相繼去世，自己的健康江河日下，麵對不可測的命運，憂慮、畏懼與日俱增，天知道什麽時候翹辮子？於是，你急迫地尋覓精神寄托，一種能讓你在生老病死的壓迫中解脫的信仰。但是，理性上明白不等於感情上也做足準備，信仰需要熱情，我在感情上的溫度不夠。為此，我常常陷進苦惱中。但願在晚年，我像敬愛的王鼎鈞先生一樣，能成為真誠的基督徒。

時代周報：如果有美國精神、中國精神之說，哪種精神對你影響多一點？劉荒田：我的根底是中國的，沒辦法改變，畢竟，從童年到而立，我在這裏生活。至於在美國的30年，如果說人格構成有所變化，那就是理性成分增加了，觀察事物較為寬容，較為客觀，不再像戴“紅衛兵”袖章時一般偏激，不會以暴力對付一些跟自己意見不相同的人。注意對比，盡量往好的方麵揣度別人。

時代周報：今天有沒有一個國家能獨立於全球化趨勢之外？劉荒田：不可能。即使走的道路不同，所趨近的目標也是相似的，那就是普世價值。不管你認同不認同，全世界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較為合理的，付出代價較少，較容易集合共識的。人類總得向善，要愛，不要戰爭。我們奮鬥，奉獻，盡可能減少仇恨，消除不公平和不正義。好與壞，光明與黑暗，都是複合的、共生的。美國的金融危機，現在想起來豈不可恨可笑？禍起蕭牆，起因無非是貪得無厭，把房價推高，到虛幻的頂端，之後倒塌了。總而言之，社會的進步，沒有畢其功於一役，沒有痛快淋漓的推翻和一刀兩斷的解決，隻能一點一滴地改良、補鍋、折中。良性修理勝於推倒重來。

實習生林曉霞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