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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菊與刀》
《菊與刀》是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戰終結之前，為回答美國政府的問題--盟軍是否應該占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研究整理的著作。作者從未去過日本，僅通過采訪在美的日本人和日本俘虜，閱讀日本的文學和其他作品，去解讀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分析日本國民的性格。
日本人的國民性：非常在乎別人的看法，注重名聲和麵子；名聲重於生命，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缺乏尊重，為保存名聲不惜自殺；重意誌輕物質的精神勝利法；尊重權威和等級秩序，安守身份；遵從繁複的尊卑禮節和行為規範；受恩如同欠債必須回報，受辱必報複；濃厚的義理情節（為免遭世人非議做不願意做的事）；能坦然麵對和承認失敗，服輸。
日軍向其部隊下達的命令是，他們處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必須表現日本男兒本色。日本海軍官兵有一條誡令，在遭到魚雷攻擊棄艦時，必須以最出色的姿態轉移到救生艇上，否則“會被美國人拍成電影，遭世人之恥笑。”
日本警衛嚴格要求美軍俘虜隱瞞自己的違章行為，最大的犯罪是公開違抗。戰俘被禁止從外邊帶回食物。但是如果食物被包裹好，就不會被處罰。如果被發現，被處罰主要不是因為違規，而是因為被挑戰。公然向權威挑戰，哪怕是頂嘴，也要受到嚴厲懲罰。日本軍隊中，對頂嘴會嚴懲。
日本人對街上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因為他們認為，除了警察以外，任何人隨便插手都會使對方背上恩情。如果不是有明確的職責而出麵幫助，會遭人懷疑想從中得利。幫助別人會使當事人受恩而負債，日本人對幫助他人非常謹慎而不卷入“恩債”。哪怕是一支煙，如果與遞煙的人無交往，就會感到不舒服。在這種情況下，表示謝意的禮貌的說法是：“真過意不去”。
1862年，一名英國人在薩摩遭殺害。英國派了遠征軍進行懲罰，炮轟薩摩藩重要港口鹿兒島。薩摩藩並沒有報複，反而向英國尋求友誼。他們看到敵人的強大，就向敵人請教。他們與英國建立了通商關係，並於次年在薩摩建學校。
作者提出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概念並用其解釋日本人的國民性格。羞恥和負疚（guilt）都是人的正常感覺。負疚同時會感到羞恥，羞恥並不一定會負疚。罪感文化建立在負疚和罪惡感上，而恥感文化建立在羞恥感上。罪感文化依賴內心的反應，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製。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日本和中國是恥感文化。當然所謂文化隻是指主流傾向，罪感文化社會也有恥感文化因子，反亦反之。每一種文化也都有不遵守道德之人。
罪感文化：提倡道德的絕對標準並依賴建立其上的良心。人們按照心中的道德律生活，一旦犯錯，即使別人毫無察覺，也會痛苦自責。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應來做善行。基督教是罪感文化的基礎。由於無處不在、洞察一切的上帝對人們的行為將作末日審判，使人一旦違背了道德標準便有心靈上的不安，羞恥和罪惡感。形成自發和主動的向善力量，故罪感文化是對內的。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表現了罪感文化。主角拉斯科利尼科夫認為自己可以超越道德約束。為社會進步，他殺死了慳吝的當鋪老太婆，並誤殺了老太婆的妹妹。盡管並沒有被人發現，但他在罪惡感的折磨下倍受煎熬。他傾其所有來救助他人，用不同的方式來折磨自己，都感到無法贖清罪惡。隻好自首，主動地接受流放的懲罰，並皈依上帝來救贖自己。罪感文化也出現在托爾斯泰的《複活》中，主人公聶赫留朵夫引誘女仆瑪絲洛娃，使她懷孕並被趕出家門。聶赫留朵夫遇到淪為妓女，被指控謀財害命的瑪絲洛娃，深受良心譴責。為了贖罪，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亞。書中強調了“上帝刻在每人心上的律法”-自然法。
罪感文化下有懺悔文化和自省文化。懺悔是坦白自己的過錯，以求得寬恕。人們通過懺悔來獲得靈魂上的罪惡感的解脫，盡而達到心靈的淨化和提升。懺悔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自我懲戒，是徹底改正過錯的心靈基礎。德國總理勃蘭特跪倒在猶太人受難碑前的懺悔，贏得了人們的理解，也為德國贏得了諒解，他為此得到1971年諾貝爾和平獎。
恥感文化：中國的道德標準是“禮義廉恥”四維 ，孔子說“知恥近乎勇”。羞恥感是一種有效的強製力。恥感文化建立在外部的約束力下。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他被譏笑，或者感覺會被譏笑。具有恥感文化的人非常在乎別人的看法和議論，根據別人的判斷而調整行動。故其行為被外在社會因素和標準規範所製約和支配。錯事隻有當被發現時才有羞恥感，掩蓋真相和推卸責任是恥感文化下應對過失的第一反應。講廉恥，故麵子第一；可以出錯，但不能被公開挑戰。恥感文化看重名譽。但是如果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坦白懺悔隻能自尋煩惱。因此，恥感文化沒有懺悔自省的習慣。比如很少有人公開對文革中的惡行懺悔；日本二戰後能夠痛快地認輸，承認失敗，但對侵略罪行卻不認錯，也是因為缺乏罪感。對比德國和日本分別在教科書中對自己國家在二戰中犯下的罪行敘述的天壤之別，最能認識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不同。而恥感文化下流行的是勾踐臥薪嚐膽式的為了被羞辱和麵子的報仇雪恥。
恥感文化的一個外在標誌是統治者用恥辱刑進行管理和懲戒，比如黥麵、宮刑、明清的當眾脫褲子打屁股、當街站籠枷示，以及近現代的公開鞭笞，戴高帽掛牌、遊街示眾等等都是東方恥感文化特有的刑罰。
罪感文化認為人都有原罪，有私欲的衝動，不存在道德完人。所以對權力必須時刻警惕、監督和製衡。由此發展出民主、憲政和法治的西方政治。恥感文化建立在性善的基礎上，認為在禮義廉恥的自我修煉下，道德聖人可能出現，完美的人治是可能的。追求的不是製度建設，而是道德修養。恥感文化下的政治是人治，最終會淪為專製。恥感文化要求人皆為聖賢，而罪感文化隻要求人不作奸犯科。
恥感文化以知恥來維係社會道德，道德觀念有較強的社會傾向。隨著羞恥感的淡化和社會的功利化，笑貧不笑娼、厚黑學等觀念流行，知恥蛻變成無恥。於是假酒、假藥、假奶粉，假疫苗和假食品案頻出，詐騙錢財、拐賣婦女兒童事件不斷。禮儀之邦不再，山寨大國聞世。整個社會道德不斷加速淪喪。
矛盾嗎？前者是個人道德，後者是權力。
罪感是人性惡和自省，自省依靠內心。製衡是對權力而言，因為不能完全相信自省。
恥感依靠人性善和社會輿論，羞恥感是一種外界力量。但在治理權力方麵依靠道德聖人。
【罪感文化認為人都有原罪，有私欲的衝動，不存在道德完人。所以對權力必須時刻警惕、監督和製衡。由此發展出民主、憲政和法治的西方政治。】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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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賢難做，且沒有客觀的標準，過於主觀，難怪中國到了２１世紀仍然無法成為法治國家，處處一家言，在國內的環境下還好，到了國際上就理不清了。
我感覺恥感文化更流於表麵化，形式化，所以懲罰都是肉眼可見的，便於示眾，所謂殺雞嚇猴，殺一儆百。
另外，恥感文化中的懲戒方式幾百年來進化不大。還保留著原始模式，比如 “黥麵、宮刑、明清的當眾脫褲子打屁股、當街站籠枷示，以及近現代的公開鞭笞，戴高帽掛牌、遊街示眾”，這些做法在現當代罪感文化中已消亡殆盡，隻能在中世紀騎士故事中或在《權遊》電視劇裏重現。
博主寫得非常有條理，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