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來源：南方都市報
倍可親(back 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朱鋒
■編者按
奧運火炬境外傳遞終於結束，今天距離奧運開幕還有99天。
如果說，早先的“遏製中國”隻是國家對國家的戰略，那麽，從“西藏3·14事件”到“抵製奧運”，中國國內的民眾第一次切身體會了西方世界對待中國的方式與方法。
究竟在西方世界的語境裏，“中國崛起”這個詞有怎樣的含義？圍堵中國，背後是怎樣的利害權衡？
其實，對待“中國崛起”這一命題，西方世界的態度是複雜的：CNN或許有它的立場，而本報專訪的三位大使，也從外交官的角度，表達了他們對崛起的中國的觀察和建議。
誠如朱鋒教授所言：“中國既然要崛起，就需要拿出勇氣和理性，麵對世界的各種反應。”
國際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麵對侵蝕他們地位的“中國因素”，憑什麽就要溫良有加？
從“3·14”西藏發生的嚴重暴力事件，到CNN等為代表的西方媒體歪曲事實真相的報道，再到3月27日之後在倫敦、巴黎和舊金山發生的一係列幹擾奧運火炬傳遞的活動，“中國崛起”給國人帶來的欣慰和喜悅還沒過幾年，“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豪情就受到了空前的挫折。
其實，這是中華民族注定要經曆的一個過程，是中國“和平發展”時，必然遭遇的又一次“磨難”。
西方語境下的“中國崛起”
關於“中國崛起”的國際關係理論和曆史結論，並不是由中國經驗產生的，而恰恰是由西方經驗發展而來的。
在中國人自己的語境中，“中國崛起”是民族複興，是大國地位，是洗刷國恥，是“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
然而，國際關係永遠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係統，世界政治中，權力的本質永遠是自私的。中國崛起注定帶來國際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遊戲規則因為中國影響力的擴大而改變，世界財富分配的結構也將重建。更重要的是，利益角逐與心理感覺等諸多因素，都將發生有形或者無形的變化。
1993年世界銀行報告“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三”的驚人數據、歐佛霍爾特對中國將成為“超級大國”的大膽預言和克裏斯托夫對中國崛起的判斷，其最大的震懾力，就是描繪了一個將在經濟實力甚至整個國家能力上與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競爭的中國。這使陶醉在“曆史終結”的喜悅中的西方世界，突然要麵對一個“曆史遠遠沒有終結”的中國對西方的挑戰。
那麽，憑什麽我們自己認為中國的崛起將造福世界，別人就一定要對我們溫文儒雅？事實上，當榮譽、實利等一係列“要素”都將隨著中國崛起而逐步改變時，那些已經享有榮譽、手握實利的國家，對中國戳戳點點，甚至惡言相向，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也是中國向國際體係注入越來越多的“中國因素”的過程。國際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那些主導了世界政治中的價值與話語權的國家、那些跟在大國背後同樣“感覺不錯”的國家，麵對侵蝕他們地位的“中國因素”，憑什麽就要溫良有加？
“修理中國”的“內在衝動”
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是“炮艦外交”的時代，而是已經“扁平”的、經濟高度相互依賴的全球化時代了。
美國單極霸權主導下，大國關係的整體結構是穩定的。不管用什麽樣的詞匯形容今天的中國，在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在五角大樓、在華盛頓的國會山和白宮看來，中國真正能夠實質性地“挑戰”美國的時代，還是遙遠的未來。今天的中國崛起，充其量給世界帶來的隻是“權力變遷”（power shift），而不是會導致“主從角色”易位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
但在經曆了二戰，尤其是經曆了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大災變之後，今天的西方，已經對自己掌控了六十餘年的自由、民主價值，有了獨特、執著的關注。保持民主價值，並在全球推廣，這並非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需要，在西方世界，這意味著從政策理念、政治資源到民眾信仰的全方位的“內在衝動”。所以，即便中國崛起並不真實地構成軍事層麵的“中國威脅”，但從價值理解的角度“修理中國”，或者說要頑固地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心態，卻是普遍而又深刻的。
這種要“修理中國”或者說“引導中國”變革的觀念，不僅涉及當政者對中國崛起的政策反應，也涉及西方政府在價值上對中國的排斥。借著藏獨鬧事“修理中國”，借著北京奧運拿聖火傳遞來“出氣”，這就是這麽多天來一場又一場鬧劇背後的真實動機。
“民主極端主義”
在西方的語境中，“中國崛起”有著兩重性：一方麵，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已經接受了“中國崛起”的事實，認為中國崛起確實可以給整個世界帶來機會。對於中國擴大的國際影響，他們本質上並不橫加排斥。但是，另一方麵，“中國崛起”有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在他們看來，如果不“修理”中國，未來崛起的中國就是 “麻煩”甚至是“災難”。
問題是，中國需要被“修理”嗎？
“中國崛起”是中國巨大的轉型過程，是從執政體製、經濟運行體製、社會結構、行為方式到國民素質等各個方麵浴火重生的過程，是從“鄉土中國”到“世界中國”的轉變過程。任何外來的中肯、客觀與冷峻的批評，事實上都有利於中國的成長。
然而，在藏獨問題上不顧是非，在聖火傳遞的過程中將奧運政治化而對中國施壓，有意“挑釁中國政府”而自認為“不挑釁中國人民”，麵對蓬勃興起的海外華人“牽手護聖火”行動而歸之為中國政府“操縱”，這些動作，確乎稱得上是向中國人民揮起的“民主極端主義”的大棒。
任何形式的極端主義都是自由與尊嚴的敵人。從某種程度上說，圍繞著藏獨和奧運問題的中、西較量，並非是“文明的對抗”，而恰恰是西方在整體上遺忘了文明的寬容本質，這才是東西方真正的共同敵人。
麵對西方壓力，中國其實並不孤立。筆者最近前往美國和澳大利亞參加學術活動時注意到，許多美國學者都認為，西藏問題絕對不是某些歐美政客嘴上“非黑即白”的問題，借奧運向中國“發難”的做法更是罔顧億萬中國人的尊嚴。
但是，我們必須正視一個我們無法回避的事實：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類似奧運和藏獨問題的“磨難”將是長期化的。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尼古拉斯·克裏斯托夫在1993年發表的《中國崛起》一文中提到，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很強，但一直深受西方傷害，在與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一直有被排擠、欺負和受傷害的“巨人的痛苦”。
或許我們現在就正在感受著這種“巨人的痛苦”，但是，如果我們的激憤無法收放自如，那麽，西方世界隻需要不斷地來“激怒中國”，就能低成本、廉價地幹擾、破壞甚至夭折中國的崛起。
中國既然要崛起，就需要拿出勇氣和理性，麵對世界的各種反應；也隻有在各種懷疑、批評甚至敵意的反應中，堅定向前，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