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大躍進”年代(上)
江渭清
一、貫徹“總路線”與發動“大躍進”
1958年，在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推動下，興起了全國性的“大躍進”，
先後持續三年之久，人們稱之為大躍進時期。
總路線的提出和大躍進的發動不是偶然的，是政治上反右派擴大化，經
濟上急於求成的思想急劇發展的結果。當時，蘇聯曾提出要“15年趕上美國”
，我們黨就宣布要15年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957年9月至10月召開了黨的八
屆三中全會，毛主席在會上嚴厲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
在這種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國內外氣候下，他認為，“反冒進”掃掉了
“多快好省”，掃掉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還掃掉了“促進委員
會”。接著，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毛主席再次嚴厲批評“反冒
進”是泄了六億人民的氣，離右派隻有SO米遠了。他還認為，冒進是馬克思
主義的，而“反冒進”沒有擺正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是方針性的錯
誤，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我們各省的同誌在會上聽了毛主席的講話，都感到
壓力很重。這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了有中央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和省、
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主要議題仍是批判“反冒進”，
並醞釀和討論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毛主席在會上作了多次講話。他說，
1955年底，黨中央曾向全國企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但由於“反冒進”，把“多快好省”反掉了。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有兩條
路線，一條是多、快、好、省，一條是少、慢、差、費；有兩種辦法，一種
是幹勁十足，轟轟烈烈，堅持群眾路線；另一種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淒淒慘慘戚戚”。他在講話中列舉了古今中外的許多事例，說明創立新思想、
新學派的都是學問不多的青年人，號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
社會主義建設中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領”的氣概，敢想、敢說、敢做。
總路線就是在這個指導思想下提出的。
成都會議於3月8日開始，至3月26日結束。會上，中央將準備提交八大
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印發給到會同誌討論。我記得“報告草稿”第一頁
上，原有“我們今後的任務是要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這句點示主
題的話，經毛主席仔細斟酌後改定為“我們今後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
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鼓足幹
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而奮鬥”。這是首次還在武昌東湖主持召開了匯報會議。到會的有六個大區
的書記。那時，大區書記由省、市委第一書記擔任，所以幾個有關省、市的
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匯報。
毛主席讓我們各省的同誌每人講一天。頭三天的程序是，吳芝圃（河南）
，曾希聖（安徽），周小舟（湖南）。第三天輪到周小舟。毛主席見他手裏
拿著個本子，發了脾氣，說：“你事先作了準備，照著匯報稿念，我不聽。”
改讓柯慶施匯報。毛主席見柯也是拿著事先準備的本子，脾氣更大了。說：
“柯大鼻子！你就吃飯、睡覺，自己不調查研究，光憑工作組匯報，再叫秘
書寫好了稿子念，這樣的匯報，我不要聽。會不開了。”
休會一天。當晚，毛主席把大家召集起來，研究繼續匯報，說：“江渭
清，你打算怎麽匯報，題目是什麽？”我當即回答，我們江蘇傳達了成都會
議精神以後，各級幹部按照主席的指示，多快好省、勢如破竹，所以我的匯
報題目就叫“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毛主席
一聽來了精神，說：“渭清同誌，你這個匯報題目好。吳芝圃、曾希聖他們
的匯報，就是政治不掛帥嘛！明天就你來講。”
因為晚上談得比較遲，第二天上午，我講了個把鍾頭，毛主席看表，說：
“吃中飯吧，下午繼續講。”下午，毛主席一邊聽我匯報，一邊插話。當我
講到江蘇今冬明春水利建設準備搞3億方時，他插話說：吳芝圃講搞300億萬，
我看得死3萬人；曾希聖講稿200億方，我看得死2萬人；渭清講3億方，可以
一個人不死。他們那是虛誇。我講到5點多鍾，毛主席越聽興致越高，光插
話就有兩個來鍾點。他看著手表，問柯慶施：“快吃晚飯了，你看晚上幹什
麽好？”柯答：“王任重是東道主，請他安排吧！”毛主席說：“晚上幹什
麽大家講！”我接話：“先找個好館子，請王任重同誌招待大家吃頓湖南菜，
晚上再搞點娛樂活動，看個什麽節目。”毛主席說：“我看就照渭清的決定
辦。”
晚飯吃得很高興，曾希聖當著我對吳芝圃、周小舟、王任重他們說：
“‘聖旨’誇讚江渭清講得好，害得我們都挨了罵！”
這也算是“大躍進”開頭的一段小插曲吧！
5月上旬，在北京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正式通過了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的總路線。毛主席在大會上多次闡述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精神，提出了
反對“右傾保守”的口號，批評了對高指標持有異議的同誌。他說，從中央
到地方，都有一部分“觀潮派”、“秋後算帳派”，要大家辨風向，插紅旗，
拔白旗。根據毛主席親自主持的武漢匯報會議的精神，我在八屆二次會議上，
代表江蘇省委，作了題為《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
進》的發言，著重介紹了江蘇的“躍進”形勢，說全省廣大幹部、群眾已樹
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躍進思想，以“苦幹、實幹、創造性地幹”的
精神，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並列舉了當時的一些豪言壯語，諸如“政
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幹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還有一些新編的
順口溜：“誌氣比天高，幹勁衝雲霄；麻幹大海水，切斷荒山腰；就用這股
勁，實現四十條”等，借以說明江蘇人民蓬勃旺盛的革命意誌，勢如破竹的
豪邁氣概，敢作敢為的大無畏精神，正轉化為偉大的物質力量，日新月異地
改變著全省的經濟麵貌。省委決心帶領全省人民，苦幹三年，基本改變江蘇
麵貌。苦幹五年或者稍多一點時間，全麵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規定
的各項指標；地方工業產值在 1957年的基礎上增加 3～4倍；文化教育等方
麵，也都提出了“大躍進”的奮鬥目標。
黨的八屆二次會議於5月23日閉幕，省委《關於學習和宣傳中共八大二
次會議報告和決議的通知》，在5月8日就發出了，這也說明當時那種隻爭朝
夕、熱火朝天的“躍進”勁頭。“通知”要求在全省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
學習和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運動。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一閉幕，我立即
返回南京，經半月籌備，6月9日，省委三屆八次全會（擴大）在南京正式召
開。我在會上作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問題的傳達報告》，著重傳達
了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的講話和劉少奇同誌的報告精神，講了建國頭八年
的建設經驗，和最近三年（1956～1958年）“躍進---保守---大躍進”的
“馬鞍型”的教訓，批判了“右傾保守”，鼓勵先進更先進，後進趕先進。
我在報告中還具體講了躍進規劃，複述了在黨的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的江蘇
的各項躍進指標，特別是農業方麵，要力爭三年之內（1960年）提前實現農
業發展綱要規定的各項主要指標，爭取成為糧食單產800斤的省。要按照工
業與農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的方針，實行全黨辦工
業、全民辦工業，“政治掛帥，積極平衡，群眾路線，自力更生”發展地方
工業，以更好地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科學文教事業也要有個“大躍進”。
不僅成立省的科學分院、專區（市）的科學研究所，還要做到縣縣有科學研
究所，鄉鄉有科學研究站，打破科學研究的神秘化，由黨委書記任所長、站
長，加強黨對科學事業的領導。同時要根據生產建設的需要，發展大中專教
育，規劃五年內興辦各種大學300～500所，三五年內普及初中教育，一年或
多一點時間掃除文盲，兩三年內基本實現“四無”（無蚊、蠅、鼠、雀）和
消滅血吸蟲病。當時，代表們稱省委三屆人次全會（擴大）有“三大破”：
一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一翻再翻”；
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
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
育事業。
在總路線的宣傳和貫徹中提出這些目標和口號，顯然片麵誇大了主觀意
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必然導致“大躍進”一再升溫，指標層層加碼。這樣
徒有革命熱情而缺乏科學態度，既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也丟掉了毛澤東同
誌一貫倡導和我們黨長期堅持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
和工作方法，其結果隻能是欲速不達，事與願違。
二、狂熱的“大煉鋼鐵”
組織和發動“大躍進”，雖然是從農業開始的，但“大躍進”發動以後，
“一馬當先”的則是所謂“大煉鋼鐵”。
為了在五六年以至兩三年的短暫時間內，實現原定15年鋼產量趕上或超
過英國的奮鬥目標，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
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1958年生產1070萬
噸鋼，即比1957年產量535萬噸增加一倍而奮鬥。”會議還通過了《關於195
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決定》，明確規定1959年生產鋼2700萬噸，爭
取3000萬噸；1960年生產鋼5000萬噸左右；1962年鋼產量達到8000萬噸到1
億噸。按照這次會議的要求，江蘇同全國一樣，一場從入夏以後就開始的全
黨動手，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更加熱火朝天地展開了。
我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於8月20日專門就大煉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
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一
是要把今年全省15萬噸鋼的任務，按18～20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隻準超
過，一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隻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
頭，煉鋼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一書記，有
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
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
北戴河會議結束，我趕回南京，貫徹會議精神，進一步部署鋼鐵工作。
當時，鋼鐵生產進展緩慢，連續幾個月都沒有完成預定任務。我心裏十分著
急，在9月2日召開的市委書記電話會議上強調，9月份一定要超額完成計劃，
保證全月完成55萬到6萬噸生鐵和2萬噸鋼的生產任務。
當時形勢逼人。全國已有6個省日產生鐵1000噸以上，其中湖南達到300
0噸，河南達到1.8萬噸，而江蘇日產生鐵才910噸多一點。中央決定在9月23
日召開全國大煉鋼鐵電話會議。我急得沒有辦法，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
話會議，要求全省力爭在9月22日突破口產生鐵3000噸，29日放出個“大衛
星”。什麽叫“大衛星”呢？當時，日產生鐵突破5O00噸是“小衛星”，80
00噸是“中衛星”，如果在國慶節那一天宣布江蘇日產生鐵突破1萬噸，這
就是“大衛星”。
對於“大煉鋼鐵”中大放“衛星”，任務一天比一天加碼，指標像天文
數字一樣翻了又翻，我和省委的其他領導同誌思想上是不讚成的，但又不好
公開反對。記得這年9月ZO日，毛主席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聖陪同下來
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我來到中山陵他下榻的地方匯報工作。毛主席在
聽取匯報以後，指示我們要一手抓工業，一手抓農業，提醒我們不要因為大
辦工業，放鬆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IO0萬噸鐵，問我能不能完
成？我說搞不到這麽多。事實上，群眾性“大煉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
力、物力的浪費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我又說，像這樣全民煉鋼鐵，說
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主席聽我這麽回答，就說：“不談了，
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主席把我們省委書記處的幾位同誌都找去，說：“我要江蘇
搞100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你什麽意見？”劉順元同誌愣了一下，
回答說：“渭清同誌是班長，班長怎麽說，我讚成。”毛主席就問：“惠浴
宇，你什麽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誌的意見。”毛主席又說：
“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100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你們也同意嗎？”
見大家都不開口，他老人家就問我：“渭清，你還有什麽意見？”我說：
“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100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
來檢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說：“好，就這麽辦。”
我覺得，向毛主席、黨中央講真話，講確實存在的困難，這是應有的責
任，但“大煉鋼鐵”是當時全黨的大局。我這個第一書記不抓不行。為了爭
取建國九周年到來之際，放出口產萬噸生鐵的“大衛星”，全省各級黨組織
和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幹部帶領群眾日夜奮戰，砍樹挖煤，
找礦煉鐵，連鐵門鐵欄杆都拆下來煉鐵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鍋”。在所謂
“小土群”齊上陣的口號下，堆起了數不清的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到處濃
煙滾滾，火光衝天。《新華日報》有個報導：9月30日“3萬座土洋高爐烈火
漫天，4O0萬鋼鐵大軍激戰爐前”。據統計，當時全省一度動員了將近700萬
人煉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於
放出了日產生鐵10O73噸、燒結鐵4000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
“萬噸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價地“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我們
曾算了一筆帳，1958年“大煉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係數平均隻有0．5左
右，煉一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
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隻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
更是驚人。全省土法煉鋼煉鐵共計虧損14109.6萬元，省裏補助9OOO萬元，
其餘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
實踐證明，“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確實勞民傷財，得不償失。所謂
鋼鐵“一馬當先”，各行各業“萬馬奔騰”，完全是一種主觀主義的狂熱。
經過這樣的折騰，不但沒有實現經濟建設的高速度發展，反而導致以後多年
工業生產連續下降。全國如此，江蘇也不例外。據 1961年一份《關於1961
～1962年計劃匯報提綱》所載，這一年“全省工業總產值，1～8月完成43億
元，為原定年度計劃100億元的43％，比上年同期減少48％。”由此可見，
經濟建設所受的損失，是多麽嚴重！
三、推行“公社化”運動
在“大煉鋼鐵”的同時，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運動。於是，總路
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被稱之為“三麵紅旗”。
如前所述，“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發動的。1957年底，中央正式頒布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即“四十條”），並作出《關於在今
冬明春開展大規模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揭開了農業“大躍進”
的序幕。就江蘇的情況來說，到1958年4月，經過一個冬春的奮戰，全省興
修水利、積肥造肥、改良土壤等方麵，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躍進”形勢。
黨的人大二次會議以後，更加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多快好省”
的關鍵是“多快”。所謂“思想解放”一放再放，“破除迷信”一破再破，
“大躍進”的口號隨之超喊越“大”。全國各地報導1958年夏熟豐收，小麥
畝產從幾千斤躍至幾萬斤，“衛星”越“放”越離奇。江蘇起初雖還比較冷
靜，終於也擋不住這股浮誇風。各地競相攀比，產量指標越到下麵越高。7
月中旬，在省委召開的地、市、縣委書記會議上，蘇州地區一些縣、社幹部
提出：“思想解放到哪裏，產量就增加到那裏”；“思想解放到Z000斤，就
有2000斤的幹勁和措施；思想解放到1萬斤，就有1萬斤的幹勁和措施。”鎮
江地區提出水稻畝產“消滅3000斤，保證5000斤，力爭1萬斤”。就連素以
低產著稱的淮陰地區也提出了秋糧畝產70O0斤，力爭9000斤，平均每人有糧
1萬斤的“躍進指標”。麵對這樣一股浮誇風中出現的高指標， 7月21日，
我在地、市、縣委書記會議結束時的總結講話中，除提出1958年全省糧食產
量至少爭取翻一番以外，還要求棉花、油料、蠶桑、水產、養豬等等，都要
“立大誌，鼓大勁，爭冠軍，放衛星”。
9月上旬，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北戴河會議精神。會上，
許多同誌認為，按照中央提出1959年全國糧食達到 SOOO億斤到 10O0O億斤，
皮棉產量達到 9000萬擔到1億擔的指標，1958年江蘇的糧食產量不是翻一番
的問題，最低應達到760億斤。會後，省委作了研究，將各地的“躍進指標”
適當壓低，在向中央報告中提出，600億斤有把握，65O記到700億斤有可能。
如以600億斤計算，則比
1957年的248億斤增產一倍半；如以7O0億斤計算，則比1957年增產近兩
倍。對棉花生產，各地提出要翻兩番或更多些，即1957年全省皮棉總產量為
400萬擔，1958年將達到1300萬擔，增加兩倍以上。我們向中央報告，800萬
擔有把握， 1000萬擔有可能。此外，會議估算油料產量也將翻～番以上。
後來的實踐證明，這種單憑主觀願望和盲目熱情提出的高指標，是完全脫離
客觀實際的。 就在全國各地已經刮起浮誇風的當口，北戴河會議作出了
《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掀起了大辦“農林牧副漁全麵發
展，工農商學兵相互結合的人民公社”運動。當時，人們被“大躍進”的假
象所陶醉，認為“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
金橋”。按照“決議”的說法，“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
遠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
主義的具體途徑。”為了貫徹北戴河會議“決議”，推進“公社化”運動，
9月8日，中共江蘇省委農村工作部召開地委合作部長會議，總結了前段時間，
已在全省許多地區進行的公社試點經驗，作出了進一步發展人民公社的初步
規劃。據統計，1957年底，全省共有農業社34367個，每社平均260戶。經過
冬春整社合並，1958年8月初，規劃合並為9000～10000個社，每社平均1000
戶左右，其中有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的大社，也有統一領導、各負盈虧的聯
社。這次會議根據中央的決定精神，要求在全省建社1500個左右，每社平均
5000～6000戶。到9月底，全省即宣布農村實現人民公社化，建立了1490個
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有960萬個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4％以上，還有市鎮
居民、工商業者和自由職業者約32萬戶。基本上是一鄉一社，每社平均6751
戶，相當於高級社平均戶數的 24倍；其中最小的約1000戶，大的如鹽城專
區的一個公社達13820戶，揚中縣5萬多戶組成一個聯社。同時，一些城市也
辦起人民公社，有的甚至宣布全市就是一個“大公社”。
在推行“公社化”的過程中，“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
命令風、特殊化風愈刮愈烈。“五風”的核心是“共產風”。當時，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
吃飯”的口號。我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盡管在“大躍進”，還沒
有這個物質基礎嘛！所以，當中央分管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同誌來南京視察工
作時，我向他說：“譚政委，光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一
句：鼓足幹勁生產。”譚老板采納了我的意見。後來的“放開肚皮吃飯，鼓
足幹勁生產”，就是他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後提出來的。所謂“放開肚皮
吃飯”，集中地反映了當時嚴重的“共產風”。在這股歪風中，有的提出
“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剩餘”，實行社會主
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將社
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還提出實行
“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全省組成132個“民兵師”。
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全省各地大辦公社食堂，農村絕大多數人都到
食堂吃飯。至於伴隨浮誇風而來的生產瞎指揮風，更是愈演愈烈。有的地方
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的口號下，
盲目蠻幹到了離奇的程度，如“農田深耕”從幾尺到一兩文，“試驗田”以
白糖作肥料“奪高產”；密植“越密越好”發展到幾畝水稻移並在一起，以
“並苗移栽”製造假“衛星”等等。
應當說，以北戴河會議為標誌。全國範圍內一哄而起的“大躍進”、
“公社化”、“大煉鋼鐵”的高潮，完全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極大地破壞
了社會生產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躍進”是一場“大災難”，是並不過
分的。
四、糾“左”煞“五風”
對“大躍進”和“公社化”中出現的這些嚴重情況和問題，理所當然地
引起了全黨同誌，首先是毛主席、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從1958年11月上旬第
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多方麵采取措施，著手糾正那些“左”的做法和嚴重的
“五風”錯誤。
在黨中央召開的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
、“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
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
有製，不等於全民所有製。將來達到全民所有製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
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社會主義和共
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
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
躍進”、“大煉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
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
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
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
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
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和參加這次會議的同誌感到，毛主
席的講話和信，對於正處在發熱中的各級領導，確實是一副“清涼劑”。
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省、
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擴大會議，主要是討論人民公社和1959年國
民經濟計劃問題。毛主席在會議講話中說，從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
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還是時間長一點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
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虛作假，虛報成績，爭虛榮。要老老實實，保持清醒的
頭腦，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降下來。
會上，各省都匯報了情況，隻有兩個省的負責人未匯報，一個是我，再
一個是湖南的周小舟。各省都講每畝糧食可以搞幾千斤，甚至幾萬斤。毛主
席作結論，對全國糧、棉產＼量繼續“躍進”，仍然講得很有勁。我曾幾次
站起來，要提意見。柯慶施幾次把我拉下去，不讓講。毛主席見狀，發話說：
“柯老，你拉他幹什麽？江渭清同誌還沒有匯報，他有意見，可以讓他當眾
講嘛！”
聽毛主席這麽說，我鼓起了勇氣，從座位上站起來，把憋在心裏的話講
出來。我以檢討的口吻說：“主席，這半年多來，我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
高指標，一個是浮誇風。”並講了按照北戴河會議上中央提出的糧食、棉花
計劃指標，省委上報中央的更加誇大了的糧、棉產量。我說，省委上報中央
糧食產量550億斤，實際隻有400億斤。毛主席說，少15O億斤啊？我說，據
這樣浮誇的產量來訂計劃指標，從實際情況看，是不可能達到的，都要打幾
個折扣。
我又檢討了“大躍進”、“公社化”高潮中提出的～些不切實際的口號，
譬如“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我說，當時到處講高產，以為糧食
多得吃不了。實際上許多地方不放開肚皮，糧食還不夠吃！毛主席插話說，
“鼓足幹勁生產”是對的，“放開肚皮吃飯”提早了，過二三十年以後再講。
這時，周小舟同誌也站了起來，對毛主席說：我也犯了江渭清同誌所談
的同樣錯誤。高指標，浮誇風，還有幹部強迫命令，向下壓任務，瞎指揮。
毛主席聽了我和周小舟同誌講的這些情況，就對劉少奇、陳雲同誌說，
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怎麽修訂，恐怕要重新研究，再聽一下大家的意見，然
後提交各地同誌討論。劉少奇、陳雲同誌讚成。
針對高指標、浮誇風的問題，毛主席還問，湖北“水稻畝產三萬斤”，
到底有沒有？我插上去說，有！不過不是畝產。我匯報了江蘇的情況。我和
劉順元同誌等省委幾個負責人分頭下去查看，發現搞什麽“並苗”，把十幾
畝已經成熟的水稻移到一畝地裏，所謂幾萬斤的“高產衛星”，都是這樣做
假造出來的。毛主席聽了說，有錯誤，就像江渭清那樣自己作檢討。錯了改
正就是了。大家把頭抬起來，不要“如喪考批”嘛！
幾十年後重提這些事情，是為著說明：我所以在毛主席麵前敢講真話，
因為我是來幹革命的，不是來當“官”的。我們共產黨人辦事，一切都要有
利於人民，為群眾著想。關鍵時刻如果不向中央講老實話，就是對黨對人民
不負責任。
會議停了一天，讓各省重新估計產量。接著，正式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
會。毛主席主持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鄧小平同誌作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
問題的決議》的說明，李富春同誌作了《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
的說明。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這兩個重要文件。關於人民公社，會議明確
在今後一個曆史時期內，仍應保留按勞分配製度；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
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不能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勉強進入共產主義。還規
定社員個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資料和存款，仍歸社員所有，社
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繼續經營一
些家庭小副業。
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會議強調必須注意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
把衝天幹勁和科學精神結合起來，既要繼續反對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
敢說敢做，又要壓縮空氣、反對浮誇。根據毛主席關於“壓縮空氣”的多次
講話和指示，會議對8月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進行
了重大調整，但比1958年已經誇大了的產量估計數，仍提高40～50％，以四
大指標為中心的“大躍進”仍在繼續，農業生產中的浮誇風、瞎指揮風，也
就難以徹底有效地糾正。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以後，我多次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和其他會議，
傳達貫徹毛主席的一係列講話和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及經濟計劃的
兩個決議精神，對經濟建設上“壓縮空氣”，人民公社煞住“五風”，做了
許多工作。在12月中旬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除研究調整全省經濟計
劃指標以外，我著重講了整社問題。要求各地經過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
開，以四個月左右的時間，解決人民公社的突出問題，首先是要保證寒冬臘
月不出問題，最低限度不餓死人，不出大亂子。由於推行“公社化”過程中
搞“一平二調”和其他許多“左”的做法，幹部與群眾的矛盾十分突出，要
求各地通過整社，切實改進幹部作風，糾正強迫命令、瞎指揮，改善幹群關
係；同時要把整社與抓生產、生活緊密結合起來，搞好年終分配；安排好群
眾口糧，既要鼓足幹勁生產，又要讓群眾吃好、睡好，安度冬春。
為了進一步貫徹“壓縮空氣”的方針，黨中央於1959年4月2日至5日，
在上海召開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全會討論了調整1959年鋼、煤、糧、棉四大
指標，總的調子仍然是保持高速度、“大躍進”。5月，在陳雲同誌主持下，
中央財經小組經過反複平衡，才將1959年鋼的計劃指標由1650萬噸壓到1300
萬噸；7月，又將1959年糧食計劃指標由5500億斤壓到50O0億斤。按照中央
精神，省委對1959年全省經濟計劃指標也作了幾次調整，最後確定生鐵由65
萬噸減為50萬噸，鋼由30萬噸減至9.19萬噸；糧食總產調整為32O～34O億斤，
比1958年增長10一17％；棉花調整為48O～500萬擔，比1958年增長3～10％。
實際上，這樣的指標在當時仍然是偏高的。
《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四章第419-437頁
“大躍進”年代（下）
江渭清
五、廬山會議與“反右傾”運動
就在我們“壓縮空氣”，調整經濟指標之際，中共中央在中外聞名的廬
山，相繼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人中全會。
會議除審議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調整鋼、煤、糧、棉等主要
指標以外，原定的議題主要是總結1958年以來貫徹“總路線”，發動“大躍
進”、“公社化”的經驗教訓，以便繼續糾正“左”的錯誤，使我國社會主
義建設進一步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毛主席在會議開始時，概括國內形勢是：
“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提出18個問題，主要是關於當前形
勢、今後任務以及一些具體政策，請到會同誌討論和研究解決的辦法。
廬山會議於1959年7月2日開始，至8月16日結束，先後開了一個半月。
頭半個月，氣氛是輕鬆愉快的。我們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同誌，感到盛暑炎
夏，來此聚會，既暫時擺脫了繁忙的日常事務，放鬆一下身心；又在毛主席
直接主持下，暢談“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總結我們工作中的成敗得失。
每天除了開會，就是會同老戰友、老領導觀賞風景，敘舊談心，大家稱之為
“神仙會”，心情十分舒暢。當時，誰都沒有想到會上突然爆發“重大路線
鬥爭”，導致會議主題從糾“左”轉為反“右”，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
關於廬山會議從糾“左”轉為批判鼓德懷、發動“反右傾”的經過情況，
國內外已經發表和出版了許多文章、著作，真真假假，其中有的是參加過會
議、親身經曆了那場鬥爭的當事者寫的，而胡編亂造的也不少。廬山會議結
束以後，中共江蘇省委於8月30日召開三屆十次全會（擴大），我在會上對
廬山會議的大致經過作了傳達。現按照當時的“傳達提綱”，將有關部分原
文轉錄如下：
廬山會議從7月3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是八
屆八中全會。這兩個會議都是在毛澤東同誌親自主持下進行的，毛主席在會
上作了多次重要講話。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除中央負責同誌外，有中央
有關部門的部長和全國各省、市委的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分為
兩段。第一階段是7月3日至16日，我們當時稱這幾天是“神仙會議”。會議
對毛主席提出的18個問題分組進行了討論，原來準備把討論的18個問題寫成
一個《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要》。會議原定在15日結束，但在討論過程
中，對於大躍進的成績和缺點的估計上，實質上是對總路線、對人民公社、
對大躍進一開始就有了意見分歧，發生了若幹爭論，毛澤東同誌早就看出了
這一點，所以在18個題目外增加了一個團結問題。
我在“傳達提綱”裏還講述了會議是怎樣從糾“左”轉為“反右傾”的：
當時，毛澤東同誌指示，大家也有這樣的意見，不管什麽話都可以講。
毛澤東同誌說，人生了個嘴巴，有兩個作用，一日吃飯，二日講話，有話就
講，有什麽壓力？ 7月14日，也就是原擬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前一天，彭德
懷同誌發出了他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16日，毛澤東同誌以《彭德懷同誌的
意見書》為題，指示印發到會同誌。原來按地區分組的，這時就不分地區重
新編成小組討論，會議進入第二階段。18日，黃克誠同誌上山，19日在小組
會上發言。21日，張聞天同誌作了長達一個下午的長篇發言，周小舟同誌也
積極響應。他們都讚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並在許多方麵作了進一步
發揮。於是，會議展開了大是大非的爭論。23日，毛澤東同誌作重要講話，
明確指出，爭論的性質是兩條路線問題，“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
險。毛澤東同誌緊接著又發出了對彭德懷同誌一封信的評論。會議展開了對
以彭德懷同誌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同誌在內的“反黨集團”
的揭發和批判。8月2日開始，舉行八屆八中全會。毛澤東同誌對會議的任務、
開法作了指示。全會進行了十天小組討論和四天大會發言，從政治上、思想
上、組織上，對“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集團”進行係統
的揭發和批判。最後，議定了會議的公報，作出了《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
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關
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黃克誠同誌中
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
以上是我當時作的傳達。今天來看，廬山會議發生的批判彭德懷同誌，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完全錯誤的。開始討論彭德懷同誌的“意
見書”時，我和李先念、王任重同誌，還有胡喬木、田家英等幾位“秀才”，
都不讚成“反右傾”。當會議進行重新編組時，幾位“秀才”被派到各組去
當“觀察員”，我被分到東北組，參加討論。在會議對彭、黃、張、周展開
激烈的批判時，我在小組發言中雖然也作過某些違心的“批判”，但思想上
是有保留的。我見張聞天同誌思想包袱很重，情緒低沉，曾找他談心，說：
“聞天同誌，你愁眉苦臉幹什麽？如果錯了，就承認；對的，就堅持。有什
麽想不通的，還可以找主席談嘛！”我還講了不少自己的看法。張聞天同誌
去世以後，在他秘書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還提到了在廬山的這段經曆。說
在當時那種政治壓力下，就連他的秘書也隻好違心地參加批判。隻有江渭清
敢找張聞天同誌談心，談過以後，他的情緒好多了。
多少年過去了，我和許多曾經參加廬山會議的同誌對於毛主席親自發動
的這場錯誤批判和作出的錯誤決定，至今仍感十分痛心。大家知道，彭德懷
同誌對黨對人民無比忠誠，為人耿直，性格豪爽。他在黨的會議上發表意見，
向黨的主席寫信，這本來是完全正常的，信如其人，有啥說啥，即使提意見
的方式有什麽不當，內容間或有過頭之處，也不能說是有計劃、有組織地
“反黨”。會上，彭德懷同誌並沒有全盤否定“大躍進”的成績，主要是對
浮誇風、瞎指揮風提出意見，這是對的。他信中說，我們炮擊金門，處理軍
事問題得心應手，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大煉鋼鐵”是“得不償失”，
“大躍進”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實際上這是黨內外多數人皆
有同感的。但是，毛主席堅持他提出總路線，發動“大躍進”的初衷，認為
彭德懷同誌的意見，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
我們黨正處在黨內黨外“右派”的夾擊之中。他還認為，廬山出現的這場鬥
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
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因此，不僅要求全黨同誌“硬著頭皮
頂住”，不要動搖，而且把“右傾”上升為主要危險，把彭德懷等同誌說成
是“反黨集團”，從而引導批判不斷升級，在會議公報和決議中，把對彭德
懷等同誌的“批判”，說成是“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反對黨的總路
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是“在曆史的緊要關頭，保
衛了黨的總路線，保衛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了黨的團結，
保衛了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是使我們黨“避免了兩大禍害”，即避
免了“黨的大分裂”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馬鞍型”。這樣，經過廬山會議，
就完全中斷了正在著手的糾“左”步驟，使全黨工作的指導思想轉入了“反
右傾”的更大誤區，實際上等於為“左”的一套錯誤火上加油。由此不同意
見很難發表，黨內的正常民主生活遭受嚴重破壞，直到發展為“文化大革命”
這樣慘重的極“左”災難。
六、“繼續躍進”後果更為嚴重
還在廬山會議期間，中共江蘇省委就根據中央的“反右傾”精神，對工
農業生產和其他各項工作的“繼續躍進”，作了具體部署。
8月2日，即八屆八中全會開始的當天，我向省委電話傳達毛主席關於反
右傾、鼓幹勁的講話精神。省委迅即召開常委會進行討論，並由常委分赴各
地傳達毛主席指示，要求狠抓當前工作，大幹8、9兩個月。
8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克服右傾情緒，厲行增產節約》的社論。
省委據以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各級領導正確分析和認清形勢，批判和克服右
傾鬆勁情緒，掀起群眾性的生產高潮。
8月8日，中央發出《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省委於10日至12日召
開有地、市委書記參加的常委擴大會議，組織學習討論，研究落實的措施。
8月16日，廬山會議結束。由於會議後期的緊張氣氛，加之途中奔波，
我趕回南京，就病倒了。待身體稍有恢複，即召開省委三屆十次全體會議
（擴大）。我在會上除了傳達廬山會議的大致經過以外，還傳達了毛主席的
一係列講話、指示和八屆人中全會的公報、決議及其他有關文件精神。然後，
按照廬山會議對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批判精神，聯係我們自己的工作
和思想實際，圍繞著“世界觀”、“兩條路線鬥爭”和“對待革命的群眾運
動的態度”等問題進行對照檢查，以提高對“反右傾”的認識。
反“右”勢必出“左”，使本來已很膨脹的“左”的空氣更加膨脹了。
會議期間，我簽發了省委根毛主席、黨中央和上海局的幾份簡報。在反映宣
傳貫徹八屆八中全會精神的簡報中寫道：
8月26日晚八中全會公報和增產節約決議公布以後，全省各地廣大群眾
紛紛舉行集會、遊行，送喜報、表決心，人心沸騰，情緒高漲。工人稱讚：
“這個公報是團結的公報，鼓勁的公報，戰鬥的公報，振奮人心的公報，繼
續躍進的公報。”公社社員反映：“看了公報、決議有四喜：‘一喜工農業
生產大躍進，二喜五年計劃兩年完成，三喜超過英國縮短五年，四喜四十條
綱要提前實現。’”公報和決議，鼓舞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有
力地推動了當前工農業生產。目前，全省範圍內增產節約的新高潮已全麵掀
起。在工業生產方麵，計劃和措施紛紛加強，生產節節上升。以南京市為例，
8月份l～25日的工業總產值比上月同期增長11.8％。從全省來說，6、7兩個
月以來生產逐月下降的情況完全改變過來了，一股鬆勁、泄氣的烏雲消散了。
在農村，人民公社普遍開展了超定額、超包產運動，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空前高漲。
在9月11日的簡報中，提出要在當前農村“繼續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下，
全省糧棉產量在1958年的基礎上再增產一成到H成。其中，糧食盡一切努力
達到320億斤，爭取340億斤，比上年增產10～17％；棉花達到480萬擔，爭
取500萬擔，比上年增產3～10％。油料、蠶繭、茶葉、果品、生豬等也要有
所增長，爭取農副業全麵躍進。
在9月16日的簡報中，列舉了工業生產和其他工作中“右傾思想”的具
體表現。例如，有的地方強調計劃落實，不敢提高速度，指標越搞越低，餘
地越留越大，甚至到了“吃飯指標”、“睡覺指標”的地步；有的地方“大
躍進”中倡導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再動用，現場會議少了，競賽從
“公開賽”轉到“秘密賽”；有的地方因反對浮誇風、形式主義，“紅旗”
不插，“擂台”不擺了，生產不是熱氣騰騰，而是冷冷清清。簡報中還批評
了一些幹部思想上四平八穩，對“大躍進”中局部的缺點、錯誤，分不清主
流與非主流，等等。這就在實際上把開始著手的糾“左”統統當作“右傾”
表現而加以批判了。
省經濟規劃，提出爭取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指標。到1962年，糧、
棉、油產量力爭在1957年基礎上增長一倍以上，農業總產值達到別億元到12
0億元。工業方麵，要求1962年生鐵100萬噸到120萬噸，鋼30萬噸至50萬噸，
原煤1300萬噸至1400萬噸，工業總產180億元，即比1959年翻一番。重申195
8年提出的“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的口號，
要求反右傾，鼓幹勁，全黨要以保衛黨的總路線作為一切工作的綱，大力宣
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這裏還應提到的是，廬山會議結束前，毛主席曾就如何貫徹“反右傾”
的問題，征求各省、市負責同誌意見。我在會上回答說：回去以後，我們從
江蘇實際情況出發，有有反右，有左反左，有什麽反什麽，有多少反多少。
毛主席表示讚成，說，就照你們的具體情況辦。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中央曾於1959年11月27日轉發《關於劃
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當時，省委常務書記是劉順元同
誌。劉順元同誌為人正派，嚴於律己，理論修養很深，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
他對社會主義改造是積極擁護的，對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充滿熱情的。後來，
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
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
“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隻會在嘴上賣弄“三麵紅旗”、“六億人民”
、“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
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裏。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
束時，曾向我提出要批評劉順元同誌，暗示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
作了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麽，不能憑一句兩句話就說有什
麽問題。如果省委常委裏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
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麽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
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我和省
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我向他老人家匯報說：我們有
“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
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誌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
躍進，而是反對浮誇虛假。這樣，從我們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
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
黨員幹部，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
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254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0.2％，雖然比
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占2％的估計少得多，但畢竟傷害了一些同誌。這
批被錯戴帽子的同誌，在以後中央舉行的“七千人大會”期間，全部平反。
由於從上到下層層“反右傾”，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
年春夏，包括江蘇在內，在煞“五風”時開始製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
誇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
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
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重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麵“壓縮空氣”，下調過高的指
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
1958年那樣，“爭上遊，創奇跡”，“競賽評比打擂台，現場會議插紅旗”，
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1960年農業全麵減產。全省原
計劃1960年糧食總產380億至400億斤，實際隻完成191.96億斤，比上年減少
6.58億斤，還低於1952年199.5億斤的水平；棉花600萬擔，實際隻完成248.
5萬擔，比上年減少93.1萬擔，低於1953年294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
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
不僅如此，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
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
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
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
農村外流人口達14.8萬餘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餘
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誌曾分頭下去調查，發現
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況最嚴重的寶應縣為例。從1959年冬到
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
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解放後多
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
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寶應的自然條件在全省屬於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發生大的自然災害。
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 1960年春，省委和國家糧食部門分別派
工作組去該縣作了調查。根據調查材料，我在5月初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
議上，曾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病症何在》的講話，
指出：寶應出現如此嚴重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
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
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大反“瞞產私分”，
把群眾的口糧、種子都征購一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太湖之濱的宜興和
寧鎮山區的高淳等縣。這些縣的縣委固然有責任，省委、特別是我要負責任。
歸根到底，是由於“大躍進”中那套“左”的錯誤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是
多麽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啊！
七、重興調查研究之風
鑒於廬山會議以後“反右傾”、刮“共產風”，到196O年底整個國民經
濟進入了“低穀”的嚴重情況，中共中央相繼於當年11月3日發出《關於農
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11月15日發出
《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人1961年1月，召開黨的八屆九中全會，
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主席、
黨中央采取一係列措施，力圖糾正廬山會議以後繼續發展著的“左”的錯誤。
盡管如此，1961年經濟滑坡的情況並未煞住。就江蘇來看，以1961年與
1960年相比，全省工農業總產值又從137．16億元下降為105．52億元，其中
工業產值由79．27億元下降為49．42億元。全省入庫糧食總數為165億斤，
又比1960年減少22億斤；棉花、油料等也有不同程度減產。
事情非常清楚，“三年大躍進”（1958～1960年），導致了“三年困難
時期”（1959～1961年）。就全國而言，所謂“天災人禍”，除了“大躍進”
中“左”的失誤以外，還有自然災害的影響，蘇聯的逼債，加重了困難；就
江蘇而言，1961年春旱秋澇，7、8、9三個月內接連三次台風暴雨襲擊，致
使全省3000多萬農田嚴重受災。其中本來比較差的徐（州）淮（陰）鹽（城）
揚（州）四個專區，糧食減產達13．l億斤，真是“雪上加霜”。農業減產，
工業滑坡，市場蕭條，城鄉人民生活極度困難，普遍實行口糧低標準，大搞
代食品，糧菜混著吃。這就是人們至今記憶猶新的“瓜菜代”。
處此嚴重關頭，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誌帶頭節衣縮食，與全國
人民一道，共渡難關。同時，號召全黨調查研究，糾正“五風”，團結奮鬥，
克服困難。我記得，黨的八屆九中全會閉幕不久，即1961年1月29日，毛主
席在南下調查途中路過南京，同我談話時特別強調：各級領導要深入基層，
抓典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共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於這年3月23日
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在毛主席的大力倡導、率先垂範下，全黨同誌調查研究蔚然成風。由毛主
席親自主持製訂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著名的“農業六十條”，
就是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同誌進行調查研究，總結“大躍進”經
驗教訓的基礎上，經過不斷補充、修改以後形成的。與此同時，還製訂了
“工業七十條”、“科研十四條”等。所有這些，對保證中央“八字方針”
的全麵貫徹執行，指導全黨糾正“五風”，扭轉危局，發揮了重大作用。
當時，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誌，都深入下去，分頭在徐惟、裏下河、太
湖、寧鎮山區選點調查。從調查中，我們痛切地看到，三年“大躍進”，特
別是廬山會議以後“繼續躍進”，破壞很大。事實上，早在廬山會議之前，
即1959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開黨的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主席曾就農村人民
公社如何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問題，親自交代柯慶施、曾希聖、
江華和我，分頭下去調查，找“理論根據”。一個星期以後，我們回到毛主
席下榻的上海錦江飯店，集中匯報。柯慶施說，他忙於事務，未作調查。曾
希聖、江華說，他們下去調查了，但未找到理論根據。毛主席要我講講情況。
我說，到武進縣作了調查，找到了理論根據，並把那裏一些基層幹部對人民
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體製方麵的意見，向他老人家作了具體匯報。我說，
現在把一切統到公社，有“三個不適應”，一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二是與群眾的覺悟水平不相適應，三是與幹部的領導能力和管理水平不相適
應。所以，隻有實行隊為基礎，才能解決這三個不適應。毛主席很重視我的
匯報。他說，“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列寧沒有講過，斯大林沒有講過，
馬克思就更不用說了。現在群眾講出了“以隊為基礎”的理論根據。這個問
題很重要。
接著，我談到了為什麽會刮“一千（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的
“共產風”，把武進一個大隊支部書記的看法講給了毛主席聽。這個大隊書
記說，“浮誇風”主要由於“瞎指揮”。“共產風”，主要是因為存在“三
個誤解”，一是把社會主義誤解為共產主義，二是把集體所有製誤解為全民
所有製，三是把“按勞分配”誤解為“按需分配”。毛主席聽後稱讚說，這
個書記的水平高。
這些情況說明，從毛主席、黨中央於1958年11月召開鄭州會議起，經過
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及上海會議，直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前，
我們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經過調查研究，在初步糾正“左”的錯誤，解決
“大躍進”、“公社化”運動中的混亂思想和混亂現象等方麵，曾做了大量
工作。對於黨中央、毛主席關於批評“共產風”，糾正平均主義，實行“三
級所有，隊為基礎”，體現按勞分配，恢複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指示精神，
都執行堅決，貫徹較好。例如，1958年11月，省委作出了關於保證工人農民
吃好、住好、休息好的決定。1959年，省委、省政府聯合發布文件，強調實
行生產隊部分所有製，以保護農村生產力，並作出十二條暫行規定，其中包
括：三包一獎，超產獎勵；糧食包幹，多產多吃；耕畜農具，固定到隊；養
豬養羊，隊營為主；零星土地，自行種植；菜地固定，自種自吃；飼料基地，
隊種隊收；小溝小塘，由隊放養；小片林木，歸隊收益；零星副業，隊營隊
有；生活福利，包幹到隊；隊營收益，規定比例。應該說，如果按照廬山會
議前已經采取的這一係列糾“左”煞“五風”的正確措施堅持下去，即使遭
受自然災害，情況也要好得多。
八、有步驟地解散食堂
我們在調查中，還痛切地看到，要從根本上克服困難，扭轉局麵，除了
堅決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和各項有關政策之外，要把“公社化”、
“大躍進”中破壞的農村生產力完全恢複過來，中心的環節是保護和恢複農
村勞動力。因此，安排好群眾生活，保證群眾最低的生活需要，就成為各級
黨委頭等重要的任務。
當時，中央曾指示：“安排好群眾生活是一切工作的基礎，辦好食堂是
安排好生活的基礎。”從1960年秋冬至1961年底，我在省委常委會、省委全
委會和地、市委書記會議及其他有關會議上，幾乎逢會必講，在口糧低標準
的情況下，必須充分注意安排好城鄉人民生活，這是關係到能不能恢複、保
護勞動力的首要關鍵。特別是在農村，一定要吸取寶應、高淳等縣的慘痛教
訓，決不允許再發生因吃不上飯而出現大量浮腫病、非正常死亡、外流和棄
嬰等嚴重情況。為此，我反複講，糧食產量一定要摸底，估產、征購一定要
實事求是，口糧安排一定要落實到人頭。省委決定，對全省社員口糧實行
“以人定量，按月落實，發證到戶，節約歸己”。要求各級領導組織幹部、
群眾，在搞好集體生產的同時，千方百計，因地製宜，挖掘潛力，包括開發
代食品，種好自留田、十邊地，開展生產隊和社員家庭副業等，以解決口糧
困難。還強調必須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勞逸結合”的指示，保證社員、職工、
幹部、學生睡足8小時，不得任意加班加點。在受災歉收、口糧標準很低、
病弱者又較多的社、隊，冬春期間可以半天勞動，半天休息。
除此之外，還要解決吃食堂的問題。“大躍進”、“公社化”中提出
“吃飯不要錢”、“生活集體化”，農民普遍吃食堂，全省一度辦起30萬個
食堂，吃食堂的占農村總人口的97％。所謂“吃大鍋飯”，就是從那時候流
傳開來的。當時，我們已經發現，這樣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難，浪費甚大，
弊端甚多。還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區提出的經過群眾討論、本
著自願的原則，可以把口糧分發到戶，實行社員回家自炊自吃的辦法。但是，
廬山會議以後，刮起新的“共產風”，把這些做法當成“右傾”，加以批判。
一些停辦的食堂，被迫重新開夥。1960年春統計，全省共有農村公共食堂16
．8萬個，參加農戶48萬戶，占農戶總數的55％。為此，省委根據中央有關
指示，作出明確規定：一是各級黨委，都要有一個書記專管以食堂為主的群
眾生活福利，從省到公社都要建立生活福利委員會；二是建立以黨團員為核
心的食堂管理委員會，社、隊各級幹部都要輪流到食堂當炊事員，幫助改善
食堂經營管理；三是各級幹部下鄉，都要按照定額標準吃飯，不準特殊，不
準吃夜餐；四是分配給社員的口糧，一定要保證到人。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主席南下調查，到達杭州。他把六個大區書記
和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找到一起，聽取關於糾正“五風”問題的匯報。
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食堂問題。在杭州到紹興的專列上，毛主席帶著大
家，聽柯慶施講食堂辦得怎麽好，吃食堂有多少好處，其他人也是一片讚揚，
毛主席聽得眉飛色舞。那正是早春時節，我坐在車上，眼望窗外。所謂“三
年困難時期”尚未過去，麥苗點綴田野，沿途寒風瑟瑟，富饒的江南大地，
顯得十分冷落。我看著外麵的景況，心頭很不是滋味，所以一言不發。
毛主席注意到了這個情況。他見大家議論風生，就我沉默不語，說：
“渭清同誌，他們都講辦食堂好，唯獨你不講話，這是什麽道理？”
我回答說：“我不好發言。”
毛主席聽出了我的言外之意，就鼓勵說，有什麽意見都可以講。不抓辮
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後來，有人把這話概括為“三不主義”，就是毛
主席在杭州到紹興的專列上，對著我第一次提出的。
毛主席既講了“三不”，我也隻好放開膽子講了。我對他說，大家都講
食堂怎麽好。要我來講，是怎麽不好。
毛主席笑了，你是反對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講給大家聽嘛！
接著，我具體講了食堂有三個“不好”。
我說：“食堂耗糧特別大。本來，一家一戶過日子，再窮也有個‘糠菜
半年糧’。您老人家也曾講，要‘平時吃稀，農忙吃幹，老弱幹輕活的吃稀，
青壯年幹重活的吃幹’。大辦食堂以後，不分老少，不管活輕活重，都在一
個大鍋裏吃，一年吃了兩年糧，全年口糧幾個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主席伸出一個手指，打著手勢說，這是一。第二呢？
我說：“農民一家一戶過日子，每戶挖點野菜，剩場剩飯什麽的就能養
一頭豬，全國一億多戶農民，每戶養一頭豬就是一億多頭豬。現在辦公共食
堂，不許養雞、養鴨、養豬、養羊，結果沒有蛋吃，沒有肉吃。”
毛主席伸出第二個手指，這是二。第三呢？
我說：“吃食堂浪費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戶燒飯時，對鍋灶碗盆，十分
愛護。辦了食堂，鍋灶經常壞，碗筷隨手丟。許多食堂要經常買鍋添碗置灶
具。還有，幹部和他們的親屬借機搞特殊化，多吃多占，嚴重影響幹群關係，
這些問題還可以通過整風整社解決；更嚴重的還有個燒草問題。您老人家提
倡種樹綠化，現在辦食堂缺燒草，就到處砍樹。農村的樹木砍得差不多了！”
我總括起來說，剛才大家講食堂怎麽好，有的還講公共食堂給社員吃
“四菜一場”。我在江蘇沒見過。要我來講，如果再搞下去，連“一場”都
要喝不上了！
毛主席聽我這麽講，就掉頭問坐在一邊的周總理，渭清意見對不對？總
理說，他講得有道理。坐在另一邊的胡喬木、田家英同誌也表示讚許。毛主
席就對總理說，作兩個決定。一是派喬木、家英分頭到湖南、浙江農村作調
查，時間一個月；二是調查以後，中央開會討論食堂問題。如果渭清講的對，
就“一風吹”；不對再作別論。這時，柯慶施插上來說，蘇州地區條件好，
食堂可以辦下去。我說：“蘇州也不能辦。”毛主席說，渭清同誌，你回去
以後，先把江蘇的食堂解散。
我說：“主席，馬上解散也不行。”
毛主席問：“照你看，該怎麽辦？”
我回顧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食堂從“大辦”、“散夥”到“再大
辦”的過程，說：這幾年搞了幾個“大辦”，特別是“大辦鋼鐵”、“大辦
工業”，不少日用品，包括火柴、食鹽、煤球、鍋子、碗筷等，都嚴重脫銷，
有的地方已經很長時間見不到了。所以要停辦食堂，不光要確保口糧定量到
人，分發到戶，還必須解決一家一戶用的鍋、碗、燒柴等問題。不能辦食堂
“一哄而起”，停食堂“一哄而散”，如果馬上解散，勢必給群眾帶來新的
困難。
毛主席表示讚同，說：就照你們江蘇的具體情況，研究辦理。
我從杭州返回南京以後，於2月23日召開省委常委會，傳達和學習毛主
席的有關指示精神，著重討論和研究了食堂問題。我們從當時具體情況出發，
沒有講“解散”，而是講“調整”。省委確定，要防止有些幹部卸包袱，食
堂的調整要慎重。城市的食堂可以先行調整，農村食堂的調整則要有領導有
準備地進行。實際上就是要求采取積極態度，逐步停辦食堂，並為群眾創造
自己開夥做飯的條件。
5月下旬，我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討論通過了經過
修改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農業六十條’？），
決定取消農村公共食堂。
九、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
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一係列指示精神，在省委和地（市）、縣各級領
導比較深入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於1961年7月20日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
上的講話中，對江蘇“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作了初步總結，指出：三年多
來，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也產生了許多缺點和錯誤，並
造成嚴重後果，使農村生產力受到破壞，給人民生活帶來了困難，使許多人。
動情不舒暢。
我回顧了1957年冬季農業大生產運動到1958年春發起“大躍進”，在
“鼓幹勁，爭上遊”的口號下，盲目地認為農業產量可以“一翻再翻”，片
麵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接著在“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
中，大放“高產衛星”，大辦食堂，“五風”愈演愈烈。根據黨的八屆六中
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批判“一平二調”
的“共產風”和毛主席的《黨內通訊》六條指示，以及上海會議《關於人民
公社的十八個問題》的精神，我們采取了一係列措施，著手糾正工作中的缺
點和錯誤。但是，在傳達貫徹廬山會議“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以後，又
掀起了“繼續躍進”，工業生產層層壓指標，基本建設層層加碼；農業生產
大搞“連片種植”，大辦千頭、萬頭豬場，助長了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
強調“發展社有經濟”，提出“農村公共食堂普遍化”，刮起了新的“一平
H調”的“共產風”。直到196o年底，秋糧過秤入庫，摸到了農業減產的
“底”，我們的頭腦才真正冷靜下來。遵照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精神，
省委部署了整風整社，狠刹“五風”，明確提出以抓生活作為冬春工作中心，
才逐步恢複了正常的生產秩序。
通過以上回顧，我代表省委對三年“大躍進”的缺點、錯誤，總結了三
方麵的經驗教訓。
一是在所有製的問題上，光憑主觀想像，企圖盡快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
全民所有製，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因為根本不具備物質條件，於是
隻好大刮“共產風”，搞“一千二調”，無償調用社、隊和社員個人的生產、
生活資料；隻好在分配中實行平均主義，而且把社員家庭副業當作“自發資
本主義”，無償沒收其收入和產品。據當時估計，全省“平調”帳約20億元
左右，差不多對每個農民平調60元。這不僅動搖了集體所有製的基礎，而且
犯了剝奪農民的錯誤，傷了農民的心，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因此，隻
有徹底糾正“五風”，堅決退賠，才能穩住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
製，重新取信於民，穩定人心。
二是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製。發動“大躍進”
的本意是想為群眾做好事，盡快改變“一窮二白”麵貌，確實出於好心。但
是沒有走群眾路線，沒有充分發揚黨內外民主，憑主觀願望，盲目蠻幹，結
果違背了客觀規律，違背了群眾意願。例如，大辦水利，是件好事，但是要
求過高過急，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大大超過群眾負擔能力，有些工程是搞
得好的，也有相當一部分工程，群眾付出了很大代價，還是配不了套，發揮
不了效益，造成很大損失。又如一個月實現人民公社化，結果在勞動組織、
生產指揮、經營管理、基本建設、進行協作等方麵都隻能采取行政手段、強
迫命令；在對生產的領導上，包括種植計劃、生產改製、工具改革、技術措
施等，都是“一個樣”、“一律化”、“一刀切”。黨長期以來在農村工作
中和農業生產指導上堅持的“因地製宜”、“從實際出發”和“說服教育”、
“典型示範”等基本經驗，都被丟掉了，助長了浮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
不實的形式主義，“花架子”大為盛行。甚至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製造
假“典型”，動不動組織“萬人大檢查”，到處召開現場會“比武打擂台”，
嚴重挫傷了群眾積極性，對生產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
第三，我還檢查了“大躍進”中所以出現這些缺點、錯誤，除了指導思
想上的“左”以外，又是同放鬆調查研究分不開的。在“五風”泛濫的那段
時間內，我們各級領導“走馬觀花”的多，深入一點蹲下來的少；聽幹部匯
報的多，直接聽群眾意見的少；看第二、第三手書麵材料多，直接掌握第一
手材料少。毛主席一貫倡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那段時間內，包括
“大辦人民公社”在內的許多事情，恰恰是憑主觀願望，未經調查研究，就
誇誇其談；情況不明，就大下決心；結果必然以感情代替政策，發展了主觀
主義，助長了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和瞎指揮風等“五風”危害。
此外，我還檢查了三年“大躍進”中，放鬆了“以農業為基礎”這個基
本國策，在“以鋼為綱，全麵躍進”的口號下，嚴重削弱了農業，忘記了吃
飯是第一件大事，造成了農業大減產。
今天看來，我當時的這個檢查，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但確實比較實
事求是，心情是沉痛的。1961年12月13日，毛主席乘專列從上海來到無錫。
14日至15日，他接見了我和許世友，還有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等同誌，
聽取了無錫市委書記何冰皓、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鎮江地委第一書記李
楚等同誌的匯報，對如何看待國內外形勢，如何克服當前困難和貫徹執行
“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作了重要指示。他針對一些同誌情緒低
沉的情況，一再強調，有困難、有缺點，不要怕，是可以克服的。鼓勵我們
不要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我在匯報中講到集體糧食的分配數雖然
少了，但由於貫徹了中央的政策，群眾活路多了，算上自留地、“十進田”
生產的糧菜，估計70％的社員生活可以比上年好一些。毛主席聽了連連點頭。
我又講到這幾年農業生產為什麽有的地方增產，有的地方減產，說明“條件
大體相同，主觀努力不同，效果也大不相同”。毛主席說：“你講得好。”
要我們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對困難也要“兩點論”，要看到有困難，有辦法，
有希望。他充滿信心地說：“久臥思起，現在到了起床的時候了。到了穀底，
就要上山了。”毛主席還詳細詢問了《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
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的貫徹落實情況。這個指示，是他親自調查
研究、聽取下麵意見以後，建議中央發出的。針對一些幹部認為人民公社實
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倒退”的說法，他指出：“這不是後退，恰
恰是前進。江渭清同誌不是講底子薄嗎？國家底子薄，工廠底子薄，公社底
子薄，最主要的是現在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底子厚起來，就要實行以
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他說：沒有肥料靠誰搞？把牛養好靠誰？還有農
具的使用保管，都要靠生產隊，所以要花工夫搞好生產隊，擴大生產隊的分
配權。我還具體匯報了全省糧棉收購情況，雖然超額完成了任務，但有些專
區、有些縣減產嚴重。毛主席對這樣如實匯報作了肯定，還說要把超額上交
中央的部分糧食還給江蘇，調動你們的積極性。當詢問城市工作時，我針對
當時市場蕭條的情況，匯報了南京搞“十副擔子”（即小吃、小零售、小手
藝等擔子）串街，既活躍了市場，又方便了群眾。毛主席聽了很感興趣，連
聲說：“這個辦法好！”最後，他指示， 1962年工作要抓工、農、兵、學、
商、政、黨七個字，要大抓一年，在這幾個方麵都要抓出一個頭緒來，把全
黨全國工作進一步引上軌道。毛主席的這些談話和指示，實際上是幫助我們
省委，在初步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振奮精神，糾正失
誤，克服困難，也為我們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七千人大會”，
作了思想準備。
＊ ＊ ＊
回顧三年“大躍進”，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指出：“1958年，黨的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
其正確的一麵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情況的
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今天
總結這一時期的曆史經驗，也應采取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我認為，“大躍
進”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失誤。但是，三年“大躍進”中全黨和全國人民那種
奮發圖強，力求改變我國“一窮二白”麵貌，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鬥誌；那
種鼓足幹勁，戰天鬥地，改造自然的熱情；那種意氣風發，吃大苦耐大勞，
大幹社會主義的精神，則是可貴的。廣大幹部群眾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了
一部分成果。江蘇的鋼鐵、農機、化纖、電力、電子等工業，就是在這個時
期奠定發展基礎的。南京鋼鐵廠、無錫鋼鐵廠、蘇州鋼鐵廠、徐州鋼鐵廠等
鋼鐵企業，都是在“大煉鋼鐵”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江蘇有名的社隊企業
也是最初出現在這個時期。特別是農田水利建設發展迅速，從1958年至1960
年全省共完成30億土石方，興建了50多萬馬力的機電排灌工程，擴大了灌溉
麵積，拉下了貫通全省排灌網絡的框架，為實現洪澇分開、排灌分開、高低
分開、內外分開、降低地下水位的綜合治水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直至
3O多年後的今天，還在發揮效益。
在這一章結束之前，我要說一說，我作為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蘇在
“大躍進”中的一些重大決策，最後都是由我拍板的。對於江蘇“大躍進”
中的嚴重失誤，我應負主要領導責任。“大躍進”的沉痛教訓，教育了全黨，
教育了我們的黨員、幹部，使我們更加深切地認識到，探索一條建設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多麽來之不易，又是多麽至關重要！
《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五章第438-437頁
江渭清
一、貫徹“總路線”與發動“大躍進”
1958年，在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推動下，興起了全國性的“大躍進”，
先後持續三年之久，人們稱之為大躍進時期。
總路線的提出和大躍進的發動不是偶然的，是政治上反右派擴大化，經
濟上急於求成的思想急劇發展的結果。當時，蘇聯曾提出要“15年趕上美國”
，我們黨就宣布要15年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957年9月至10月召開了黨的八
屆三中全會，毛主席在會上嚴厲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
在這種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國內外氣候下，他認為，“反冒進”掃掉了
“多快好省”，掃掉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還掃掉了“促進委員
會”。接著，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毛主席再次嚴厲批評“反冒
進”是泄了六億人民的氣，離右派隻有SO米遠了。他還認為，冒進是馬克思
主義的，而“反冒進”沒有擺正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是方針性的錯
誤，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我們各省的同誌在會上聽了毛主席的講話，都感到
壓力很重。這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了有中央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和省、
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主要議題仍是批判“反冒進”，
並醞釀和討論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毛主席在會上作了多次講話。他說，
1955年底，黨中央曾向全國企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但由於“反冒進”，把“多快好省”反掉了。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有兩條
路線，一條是多、快、好、省，一條是少、慢、差、費；有兩種辦法，一種
是幹勁十足，轟轟烈烈，堅持群眾路線；另一種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淒淒慘慘戚戚”。他在講話中列舉了古今中外的許多事例，說明創立新思想、
新學派的都是學問不多的青年人，號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
社會主義建設中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領”的氣概，敢想、敢說、敢做。
總路線就是在這個指導思想下提出的。
成都會議於3月8日開始，至3月26日結束。會上，中央將準備提交八大
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印發給到會同誌討論。我記得“報告草稿”第一頁
上，原有“我們今後的任務是要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這句點示主
題的話，經毛主席仔細斟酌後改定為“我們今後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
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鼓足幹
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而奮鬥”。這是首次還在武昌東湖主持召開了匯報會議。到會的有六個大區
的書記。那時，大區書記由省、市委第一書記擔任，所以幾個有關省、市的
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匯報。
毛主席讓我們各省的同誌每人講一天。頭三天的程序是，吳芝圃（河南）
，曾希聖（安徽），周小舟（湖南）。第三天輪到周小舟。毛主席見他手裏
拿著個本子，發了脾氣，說：“你事先作了準備，照著匯報稿念，我不聽。”
改讓柯慶施匯報。毛主席見柯也是拿著事先準備的本子，脾氣更大了。說：
“柯大鼻子！你就吃飯、睡覺，自己不調查研究，光憑工作組匯報，再叫秘
書寫好了稿子念，這樣的匯報，我不要聽。會不開了。”
休會一天。當晚，毛主席把大家召集起來，研究繼續匯報，說：“江渭
清，你打算怎麽匯報，題目是什麽？”我當即回答，我們江蘇傳達了成都會
議精神以後，各級幹部按照主席的指示，多快好省、勢如破竹，所以我的匯
報題目就叫“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毛主席
一聽來了精神，說：“渭清同誌，你這個匯報題目好。吳芝圃、曾希聖他們
的匯報，就是政治不掛帥嘛！明天就你來講。”
因為晚上談得比較遲，第二天上午，我講了個把鍾頭，毛主席看表，說：
“吃中飯吧，下午繼續講。”下午，毛主席一邊聽我匯報，一邊插話。當我
講到江蘇今冬明春水利建設準備搞3億方時，他插話說：吳芝圃講搞300億萬，
我看得死3萬人；曾希聖講稿200億方，我看得死2萬人；渭清講3億方，可以
一個人不死。他們那是虛誇。我講到5點多鍾，毛主席越聽興致越高，光插
話就有兩個來鍾點。他看著手表，問柯慶施：“快吃晚飯了，你看晚上幹什
麽好？”柯答：“王任重是東道主，請他安排吧！”毛主席說：“晚上幹什
麽大家講！”我接話：“先找個好館子，請王任重同誌招待大家吃頓湖南菜，
晚上再搞點娛樂活動，看個什麽節目。”毛主席說：“我看就照渭清的決定
辦。”
晚飯吃得很高興，曾希聖當著我對吳芝圃、周小舟、王任重他們說：
“‘聖旨’誇讚江渭清講得好，害得我們都挨了罵！”
這也算是“大躍進”開頭的一段小插曲吧！
5月上旬，在北京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正式通過了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的總路線。毛主席在大會上多次闡述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精神，提出了
反對“右傾保守”的口號，批評了對高指標持有異議的同誌。他說，從中央
到地方，都有一部分“觀潮派”、“秋後算帳派”，要大家辨風向，插紅旗，
拔白旗。根據毛主席親自主持的武漢匯報會議的精神，我在八屆二次會議上，
代表江蘇省委，作了題為《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
進》的發言，著重介紹了江蘇的“躍進”形勢，說全省廣大幹部、群眾已樹
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躍進思想，以“苦幹、實幹、創造性地幹”的
精神，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並列舉了當時的一些豪言壯語，諸如“政
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幹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還有一些新編的
順口溜：“誌氣比天高，幹勁衝雲霄；麻幹大海水，切斷荒山腰；就用這股
勁，實現四十條”等，借以說明江蘇人民蓬勃旺盛的革命意誌，勢如破竹的
豪邁氣概，敢作敢為的大無畏精神，正轉化為偉大的物質力量，日新月異地
改變著全省的經濟麵貌。省委決心帶領全省人民，苦幹三年，基本改變江蘇
麵貌。苦幹五年或者稍多一點時間，全麵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規定
的各項指標；地方工業產值在 1957年的基礎上增加 3～4倍；文化教育等方
麵，也都提出了“大躍進”的奮鬥目標。
黨的八屆二次會議於5月23日閉幕，省委《關於學習和宣傳中共八大二
次會議報告和決議的通知》，在5月8日就發出了，這也說明當時那種隻爭朝
夕、熱火朝天的“躍進”勁頭。“通知”要求在全省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
學習和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運動。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一閉幕，我立即
返回南京，經半月籌備，6月9日，省委三屆八次全會（擴大）在南京正式召
開。我在會上作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問題的傳達報告》，著重傳達
了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的講話和劉少奇同誌的報告精神，講了建國頭八年
的建設經驗，和最近三年（1956～1958年）“躍進---保守---大躍進”的
“馬鞍型”的教訓，批判了“右傾保守”，鼓勵先進更先進，後進趕先進。
我在報告中還具體講了躍進規劃，複述了在黨的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的江蘇
的各項躍進指標，特別是農業方麵，要力爭三年之內（1960年）提前實現農
業發展綱要規定的各項主要指標，爭取成為糧食單產800斤的省。要按照工
業與農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的方針，實行全黨辦工
業、全民辦工業，“政治掛帥，積極平衡，群眾路線，自力更生”發展地方
工業，以更好地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科學文教事業也要有個“大躍進”。
不僅成立省的科學分院、專區（市）的科學研究所，還要做到縣縣有科學研
究所，鄉鄉有科學研究站，打破科學研究的神秘化，由黨委書記任所長、站
長，加強黨對科學事業的領導。同時要根據生產建設的需要，發展大中專教
育，規劃五年內興辦各種大學300～500所，三五年內普及初中教育，一年或
多一點時間掃除文盲，兩三年內基本實現“四無”（無蚊、蠅、鼠、雀）和
消滅血吸蟲病。當時，代表們稱省委三屆人次全會（擴大）有“三大破”：
一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一翻再翻”；
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
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
育事業。
在總路線的宣傳和貫徹中提出這些目標和口號，顯然片麵誇大了主觀意
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必然導致“大躍進”一再升溫，指標層層加碼。這樣
徒有革命熱情而缺乏科學態度，既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也丟掉了毛澤東同
誌一貫倡導和我們黨長期堅持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
和工作方法，其結果隻能是欲速不達，事與願違。
二、狂熱的“大煉鋼鐵”
組織和發動“大躍進”，雖然是從農業開始的，但“大躍進”發動以後，
“一馬當先”的則是所謂“大煉鋼鐵”。
為了在五六年以至兩三年的短暫時間內，實現原定15年鋼產量趕上或超
過英國的奮鬥目標，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
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1958年生產1070萬
噸鋼，即比1957年產量535萬噸增加一倍而奮鬥。”會議還通過了《關於195
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決定》，明確規定1959年生產鋼2700萬噸，爭
取3000萬噸；1960年生產鋼5000萬噸左右；1962年鋼產量達到8000萬噸到1
億噸。按照這次會議的要求，江蘇同全國一樣，一場從入夏以後就開始的全
黨動手，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更加熱火朝天地展開了。
我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於8月20日專門就大煉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
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一
是要把今年全省15萬噸鋼的任務，按18～20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隻準超
過，一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隻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
頭，煉鋼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一書記，有
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
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
北戴河會議結束，我趕回南京，貫徹會議精神，進一步部署鋼鐵工作。
當時，鋼鐵生產進展緩慢，連續幾個月都沒有完成預定任務。我心裏十分著
急，在9月2日召開的市委書記電話會議上強調，9月份一定要超額完成計劃，
保證全月完成55萬到6萬噸生鐵和2萬噸鋼的生產任務。
當時形勢逼人。全國已有6個省日產生鐵1000噸以上，其中湖南達到300
0噸，河南達到1.8萬噸，而江蘇日產生鐵才910噸多一點。中央決定在9月23
日召開全國大煉鋼鐵電話會議。我急得沒有辦法，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
話會議，要求全省力爭在9月22日突破口產生鐵3000噸，29日放出個“大衛
星”。什麽叫“大衛星”呢？當時，日產生鐵突破5O00噸是“小衛星”，80
00噸是“中衛星”，如果在國慶節那一天宣布江蘇日產生鐵突破1萬噸，這
就是“大衛星”。
對於“大煉鋼鐵”中大放“衛星”，任務一天比一天加碼，指標像天文
數字一樣翻了又翻，我和省委的其他領導同誌思想上是不讚成的，但又不好
公開反對。記得這年9月ZO日，毛主席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聖陪同下來
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我來到中山陵他下榻的地方匯報工作。毛主席在
聽取匯報以後，指示我們要一手抓工業，一手抓農業，提醒我們不要因為大
辦工業，放鬆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IO0萬噸鐵，問我能不能完
成？我說搞不到這麽多。事實上，群眾性“大煉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
力、物力的浪費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我又說，像這樣全民煉鋼鐵，說
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主席聽我這麽回答，就說：“不談了，
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主席把我們省委書記處的幾位同誌都找去，說：“我要江蘇
搞100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你什麽意見？”劉順元同誌愣了一下，
回答說：“渭清同誌是班長，班長怎麽說，我讚成。”毛主席就問：“惠浴
宇，你什麽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誌的意見。”毛主席又說：
“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100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你們也同意嗎？”
見大家都不開口，他老人家就問我：“渭清，你還有什麽意見？”我說：
“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100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
來檢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說：“好，就這麽辦。”
我覺得，向毛主席、黨中央講真話，講確實存在的困難，這是應有的責
任，但“大煉鋼鐵”是當時全黨的大局。我這個第一書記不抓不行。為了爭
取建國九周年到來之際，放出口產萬噸生鐵的“大衛星”，全省各級黨組織
和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幹部帶領群眾日夜奮戰，砍樹挖煤，
找礦煉鐵，連鐵門鐵欄杆都拆下來煉鐵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鍋”。在所謂
“小土群”齊上陣的口號下，堆起了數不清的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到處濃
煙滾滾，火光衝天。《新華日報》有個報導：9月30日“3萬座土洋高爐烈火
漫天，4O0萬鋼鐵大軍激戰爐前”。據統計，當時全省一度動員了將近700萬
人煉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於
放出了日產生鐵10O73噸、燒結鐵4000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
“萬噸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價地“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我們
曾算了一筆帳，1958年“大煉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係數平均隻有0．5左
右，煉一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
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隻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
更是驚人。全省土法煉鋼煉鐵共計虧損14109.6萬元，省裏補助9OOO萬元，
其餘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
實踐證明，“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確實勞民傷財，得不償失。所謂
鋼鐵“一馬當先”，各行各業“萬馬奔騰”，完全是一種主觀主義的狂熱。
經過這樣的折騰，不但沒有實現經濟建設的高速度發展，反而導致以後多年
工業生產連續下降。全國如此，江蘇也不例外。據 1961年一份《關於1961
～1962年計劃匯報提綱》所載，這一年“全省工業總產值，1～8月完成43億
元，為原定年度計劃100億元的43％，比上年同期減少48％。”由此可見，
經濟建設所受的損失，是多麽嚴重！
三、推行“公社化”運動
在“大煉鋼鐵”的同時，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運動。於是，總路
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被稱之為“三麵紅旗”。
如前所述，“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發動的。1957年底，中央正式頒布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即“四十條”），並作出《關於在今
冬明春開展大規模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揭開了農業“大躍進”
的序幕。就江蘇的情況來說，到1958年4月，經過一個冬春的奮戰，全省興
修水利、積肥造肥、改良土壤等方麵，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躍進”形勢。
黨的人大二次會議以後，更加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多快好省”
的關鍵是“多快”。所謂“思想解放”一放再放，“破除迷信”一破再破，
“大躍進”的口號隨之超喊越“大”。全國各地報導1958年夏熟豐收，小麥
畝產從幾千斤躍至幾萬斤，“衛星”越“放”越離奇。江蘇起初雖還比較冷
靜，終於也擋不住這股浮誇風。各地競相攀比，產量指標越到下麵越高。7
月中旬，在省委召開的地、市、縣委書記會議上，蘇州地區一些縣、社幹部
提出：“思想解放到哪裏，產量就增加到那裏”；“思想解放到Z000斤，就
有2000斤的幹勁和措施；思想解放到1萬斤，就有1萬斤的幹勁和措施。”鎮
江地區提出水稻畝產“消滅3000斤，保證5000斤，力爭1萬斤”。就連素以
低產著稱的淮陰地區也提出了秋糧畝產70O0斤，力爭9000斤，平均每人有糧
1萬斤的“躍進指標”。麵對這樣一股浮誇風中出現的高指標， 7月21日，
我在地、市、縣委書記會議結束時的總結講話中，除提出1958年全省糧食產
量至少爭取翻一番以外，還要求棉花、油料、蠶桑、水產、養豬等等，都要
“立大誌，鼓大勁，爭冠軍，放衛星”。
9月上旬，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北戴河會議精神。會上，
許多同誌認為，按照中央提出1959年全國糧食達到 SOOO億斤到 10O0O億斤，
皮棉產量達到 9000萬擔到1億擔的指標，1958年江蘇的糧食產量不是翻一番
的問題，最低應達到760億斤。會後，省委作了研究，將各地的“躍進指標”
適當壓低，在向中央報告中提出，600億斤有把握，65O記到700億斤有可能。
如以600億斤計算，則比
1957年的248億斤增產一倍半；如以7O0億斤計算，則比1957年增產近兩
倍。對棉花生產，各地提出要翻兩番或更多些，即1957年全省皮棉總產量為
400萬擔，1958年將達到1300萬擔，增加兩倍以上。我們向中央報告，800萬
擔有把握， 1000萬擔有可能。此外，會議估算油料產量也將翻～番以上。
後來的實踐證明，這種單憑主觀願望和盲目熱情提出的高指標，是完全脫離
客觀實際的。 就在全國各地已經刮起浮誇風的當口，北戴河會議作出了
《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掀起了大辦“農林牧副漁全麵發
展，工農商學兵相互結合的人民公社”運動。當時，人們被“大躍進”的假
象所陶醉，認為“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
金橋”。按照“決議”的說法，“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
遠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
主義的具體途徑。”為了貫徹北戴河會議“決議”，推進“公社化”運動，
9月8日，中共江蘇省委農村工作部召開地委合作部長會議，總結了前段時間，
已在全省許多地區進行的公社試點經驗，作出了進一步發展人民公社的初步
規劃。據統計，1957年底，全省共有農業社34367個，每社平均260戶。經過
冬春整社合並，1958年8月初，規劃合並為9000～10000個社，每社平均1000
戶左右，其中有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的大社，也有統一領導、各負盈虧的聯
社。這次會議根據中央的決定精神，要求在全省建社1500個左右，每社平均
5000～6000戶。到9月底，全省即宣布農村實現人民公社化，建立了1490個
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有960萬個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4％以上，還有市鎮
居民、工商業者和自由職業者約32萬戶。基本上是一鄉一社，每社平均6751
戶，相當於高級社平均戶數的 24倍；其中最小的約1000戶，大的如鹽城專
區的一個公社達13820戶，揚中縣5萬多戶組成一個聯社。同時，一些城市也
辦起人民公社，有的甚至宣布全市就是一個“大公社”。
在推行“公社化”的過程中，“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
命令風、特殊化風愈刮愈烈。“五風”的核心是“共產風”。當時，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
吃飯”的口號。我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盡管在“大躍進”，還沒
有這個物質基礎嘛！所以，當中央分管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同誌來南京視察工
作時，我向他說：“譚政委，光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一
句：鼓足幹勁生產。”譚老板采納了我的意見。後來的“放開肚皮吃飯，鼓
足幹勁生產”，就是他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後提出來的。所謂“放開肚皮
吃飯”，集中地反映了當時嚴重的“共產風”。在這股歪風中，有的提出
“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剩餘”，實行社會主
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將社
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還提出實行
“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全省組成132個“民兵師”。
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全省各地大辦公社食堂，農村絕大多數人都到
食堂吃飯。至於伴隨浮誇風而來的生產瞎指揮風，更是愈演愈烈。有的地方
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的口號下，
盲目蠻幹到了離奇的程度，如“農田深耕”從幾尺到一兩文，“試驗田”以
白糖作肥料“奪高產”；密植“越密越好”發展到幾畝水稻移並在一起，以
“並苗移栽”製造假“衛星”等等。
應當說，以北戴河會議為標誌。全國範圍內一哄而起的“大躍進”、
“公社化”、“大煉鋼鐵”的高潮，完全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極大地破壞
了社會生產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躍進”是一場“大災難”，是並不過
分的。
四、糾“左”煞“五風”
對“大躍進”和“公社化”中出現的這些嚴重情況和問題，理所當然地
引起了全黨同誌，首先是毛主席、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從1958年11月上旬第
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多方麵采取措施，著手糾正那些“左”的做法和嚴重的
“五風”錯誤。
在黨中央召開的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
、“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
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
有製，不等於全民所有製。將來達到全民所有製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
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社會主義和共
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
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
躍進”、“大煉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
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
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
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
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
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和參加這次會議的同誌感到，毛主
席的講話和信，對於正處在發熱中的各級領導，確實是一副“清涼劑”。
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省、
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擴大會議，主要是討論人民公社和1959年國
民經濟計劃問題。毛主席在會議講話中說，從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
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還是時間長一點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
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虛作假，虛報成績，爭虛榮。要老老實實，保持清醒的
頭腦，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降下來。
會上，各省都匯報了情況，隻有兩個省的負責人未匯報，一個是我，再
一個是湖南的周小舟。各省都講每畝糧食可以搞幾千斤，甚至幾萬斤。毛主
席作結論，對全國糧、棉產＼量繼續“躍進”，仍然講得很有勁。我曾幾次
站起來，要提意見。柯慶施幾次把我拉下去，不讓講。毛主席見狀，發話說：
“柯老，你拉他幹什麽？江渭清同誌還沒有匯報，他有意見，可以讓他當眾
講嘛！”
聽毛主席這麽說，我鼓起了勇氣，從座位上站起來，把憋在心裏的話講
出來。我以檢討的口吻說：“主席，這半年多來，我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
高指標，一個是浮誇風。”並講了按照北戴河會議上中央提出的糧食、棉花
計劃指標，省委上報中央的更加誇大了的糧、棉產量。我說，省委上報中央
糧食產量550億斤，實際隻有400億斤。毛主席說，少15O億斤啊？我說，據
這樣浮誇的產量來訂計劃指標，從實際情況看，是不可能達到的，都要打幾
個折扣。
我又檢討了“大躍進”、“公社化”高潮中提出的～些不切實際的口號，
譬如“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我說，當時到處講高產，以為糧食
多得吃不了。實際上許多地方不放開肚皮，糧食還不夠吃！毛主席插話說，
“鼓足幹勁生產”是對的，“放開肚皮吃飯”提早了，過二三十年以後再講。
這時，周小舟同誌也站了起來，對毛主席說：我也犯了江渭清同誌所談
的同樣錯誤。高指標，浮誇風，還有幹部強迫命令，向下壓任務，瞎指揮。
毛主席聽了我和周小舟同誌講的這些情況，就對劉少奇、陳雲同誌說，
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怎麽修訂，恐怕要重新研究，再聽一下大家的意見，然
後提交各地同誌討論。劉少奇、陳雲同誌讚成。
針對高指標、浮誇風的問題，毛主席還問，湖北“水稻畝產三萬斤”，
到底有沒有？我插上去說，有！不過不是畝產。我匯報了江蘇的情況。我和
劉順元同誌等省委幾個負責人分頭下去查看，發現搞什麽“並苗”，把十幾
畝已經成熟的水稻移到一畝地裏，所謂幾萬斤的“高產衛星”，都是這樣做
假造出來的。毛主席聽了說，有錯誤，就像江渭清那樣自己作檢討。錯了改
正就是了。大家把頭抬起來，不要“如喪考批”嘛！
幾十年後重提這些事情，是為著說明：我所以在毛主席麵前敢講真話，
因為我是來幹革命的，不是來當“官”的。我們共產黨人辦事，一切都要有
利於人民，為群眾著想。關鍵時刻如果不向中央講老實話，就是對黨對人民
不負責任。
會議停了一天，讓各省重新估計產量。接著，正式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
會。毛主席主持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鄧小平同誌作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
問題的決議》的說明，李富春同誌作了《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
的說明。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這兩個重要文件。關於人民公社，會議明確
在今後一個曆史時期內，仍應保留按勞分配製度；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
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不能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勉強進入共產主義。還規
定社員個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資料和存款，仍歸社員所有，社
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繼續經營一
些家庭小副業。
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會議強調必須注意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
把衝天幹勁和科學精神結合起來，既要繼續反對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
敢說敢做，又要壓縮空氣、反對浮誇。根據毛主席關於“壓縮空氣”的多次
講話和指示，會議對8月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進行
了重大調整，但比1958年已經誇大了的產量估計數，仍提高40～50％，以四
大指標為中心的“大躍進”仍在繼續，農業生產中的浮誇風、瞎指揮風，也
就難以徹底有效地糾正。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以後，我多次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和其他會議，
傳達貫徹毛主席的一係列講話和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及經濟計劃的
兩個決議精神，對經濟建設上“壓縮空氣”，人民公社煞住“五風”，做了
許多工作。在12月中旬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除研究調整全省經濟計
劃指標以外，我著重講了整社問題。要求各地經過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
開，以四個月左右的時間，解決人民公社的突出問題，首先是要保證寒冬臘
月不出問題，最低限度不餓死人，不出大亂子。由於推行“公社化”過程中
搞“一平二調”和其他許多“左”的做法，幹部與群眾的矛盾十分突出，要
求各地通過整社，切實改進幹部作風，糾正強迫命令、瞎指揮，改善幹群關
係；同時要把整社與抓生產、生活緊密結合起來，搞好年終分配；安排好群
眾口糧，既要鼓足幹勁生產，又要讓群眾吃好、睡好，安度冬春。
為了進一步貫徹“壓縮空氣”的方針，黨中央於1959年4月2日至5日，
在上海召開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全會討論了調整1959年鋼、煤、糧、棉四大
指標，總的調子仍然是保持高速度、“大躍進”。5月，在陳雲同誌主持下，
中央財經小組經過反複平衡，才將1959年鋼的計劃指標由1650萬噸壓到1300
萬噸；7月，又將1959年糧食計劃指標由5500億斤壓到50O0億斤。按照中央
精神，省委對1959年全省經濟計劃指標也作了幾次調整，最後確定生鐵由65
萬噸減為50萬噸，鋼由30萬噸減至9.19萬噸；糧食總產調整為32O～34O億斤，
比1958年增長10一17％；棉花調整為48O～500萬擔，比1958年增長3～10％。
實際上，這樣的指標在當時仍然是偏高的。
《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四章第419-437頁
“大躍進”年代（下）
江渭清
五、廬山會議與“反右傾”運動
就在我們“壓縮空氣”，調整經濟指標之際，中共中央在中外聞名的廬
山，相繼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人中全會。
會議除審議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調整鋼、煤、糧、棉等主要
指標以外，原定的議題主要是總結1958年以來貫徹“總路線”，發動“大躍
進”、“公社化”的經驗教訓，以便繼續糾正“左”的錯誤，使我國社會主
義建設進一步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毛主席在會議開始時，概括國內形勢是：
“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提出18個問題，主要是關於當前形
勢、今後任務以及一些具體政策，請到會同誌討論和研究解決的辦法。
廬山會議於1959年7月2日開始，至8月16日結束，先後開了一個半月。
頭半個月，氣氛是輕鬆愉快的。我們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同誌，感到盛暑炎
夏，來此聚會，既暫時擺脫了繁忙的日常事務，放鬆一下身心；又在毛主席
直接主持下，暢談“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總結我們工作中的成敗得失。
每天除了開會，就是會同老戰友、老領導觀賞風景，敘舊談心，大家稱之為
“神仙會”，心情十分舒暢。當時，誰都沒有想到會上突然爆發“重大路線
鬥爭”，導致會議主題從糾“左”轉為反“右”，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
關於廬山會議從糾“左”轉為批判鼓德懷、發動“反右傾”的經過情況，
國內外已經發表和出版了許多文章、著作，真真假假，其中有的是參加過會
議、親身經曆了那場鬥爭的當事者寫的，而胡編亂造的也不少。廬山會議結
束以後，中共江蘇省委於8月30日召開三屆十次全會（擴大），我在會上對
廬山會議的大致經過作了傳達。現按照當時的“傳達提綱”，將有關部分原
文轉錄如下：
廬山會議從7月3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是八
屆八中全會。這兩個會議都是在毛澤東同誌親自主持下進行的，毛主席在會
上作了多次重要講話。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除中央負責同誌外，有中央
有關部門的部長和全國各省、市委的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分為
兩段。第一階段是7月3日至16日，我們當時稱這幾天是“神仙會議”。會議
對毛主席提出的18個問題分組進行了討論，原來準備把討論的18個問題寫成
一個《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要》。會議原定在15日結束，但在討論過程
中，對於大躍進的成績和缺點的估計上，實質上是對總路線、對人民公社、
對大躍進一開始就有了意見分歧，發生了若幹爭論，毛澤東同誌早就看出了
這一點，所以在18個題目外增加了一個團結問題。
我在“傳達提綱”裏還講述了會議是怎樣從糾“左”轉為“反右傾”的：
當時，毛澤東同誌指示，大家也有這樣的意見，不管什麽話都可以講。
毛澤東同誌說，人生了個嘴巴，有兩個作用，一日吃飯，二日講話，有話就
講，有什麽壓力？ 7月14日，也就是原擬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前一天，彭德
懷同誌發出了他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16日，毛澤東同誌以《彭德懷同誌的
意見書》為題，指示印發到會同誌。原來按地區分組的，這時就不分地區重
新編成小組討論，會議進入第二階段。18日，黃克誠同誌上山，19日在小組
會上發言。21日，張聞天同誌作了長達一個下午的長篇發言，周小舟同誌也
積極響應。他們都讚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並在許多方麵作了進一步
發揮。於是，會議展開了大是大非的爭論。23日，毛澤東同誌作重要講話，
明確指出，爭論的性質是兩條路線問題，“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
險。毛澤東同誌緊接著又發出了對彭德懷同誌一封信的評論。會議展開了對
以彭德懷同誌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同誌在內的“反黨集團”
的揭發和批判。8月2日開始，舉行八屆八中全會。毛澤東同誌對會議的任務、
開法作了指示。全會進行了十天小組討論和四天大會發言，從政治上、思想
上、組織上，對“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集團”進行係統
的揭發和批判。最後，議定了會議的公報，作出了《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
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關
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黃克誠同誌中
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
以上是我當時作的傳達。今天來看，廬山會議發生的批判彭德懷同誌，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完全錯誤的。開始討論彭德懷同誌的“意
見書”時，我和李先念、王任重同誌，還有胡喬木、田家英等幾位“秀才”，
都不讚成“反右傾”。當會議進行重新編組時，幾位“秀才”被派到各組去
當“觀察員”，我被分到東北組，參加討論。在會議對彭、黃、張、周展開
激烈的批判時，我在小組發言中雖然也作過某些違心的“批判”，但思想上
是有保留的。我見張聞天同誌思想包袱很重，情緒低沉，曾找他談心，說：
“聞天同誌，你愁眉苦臉幹什麽？如果錯了，就承認；對的，就堅持。有什
麽想不通的，還可以找主席談嘛！”我還講了不少自己的看法。張聞天同誌
去世以後，在他秘書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還提到了在廬山的這段經曆。說
在當時那種政治壓力下，就連他的秘書也隻好違心地參加批判。隻有江渭清
敢找張聞天同誌談心，談過以後，他的情緒好多了。
多少年過去了，我和許多曾經參加廬山會議的同誌對於毛主席親自發動
的這場錯誤批判和作出的錯誤決定，至今仍感十分痛心。大家知道，彭德懷
同誌對黨對人民無比忠誠，為人耿直，性格豪爽。他在黨的會議上發表意見，
向黨的主席寫信，這本來是完全正常的，信如其人，有啥說啥，即使提意見
的方式有什麽不當，內容間或有過頭之處，也不能說是有計劃、有組織地
“反黨”。會上，彭德懷同誌並沒有全盤否定“大躍進”的成績，主要是對
浮誇風、瞎指揮風提出意見，這是對的。他信中說，我們炮擊金門，處理軍
事問題得心應手，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大煉鋼鐵”是“得不償失”，
“大躍進”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實際上這是黨內外多數人皆
有同感的。但是，毛主席堅持他提出總路線，發動“大躍進”的初衷，認為
彭德懷同誌的意見，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
我們黨正處在黨內黨外“右派”的夾擊之中。他還認為，廬山出現的這場鬥
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
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因此，不僅要求全黨同誌“硬著頭皮
頂住”，不要動搖，而且把“右傾”上升為主要危險，把彭德懷等同誌說成
是“反黨集團”，從而引導批判不斷升級，在會議公報和決議中，把對彭德
懷等同誌的“批判”，說成是“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反對黨的總路
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是“在曆史的緊要關頭，保
衛了黨的總路線，保衛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了黨的團結，
保衛了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是使我們黨“避免了兩大禍害”，即避
免了“黨的大分裂”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馬鞍型”。這樣，經過廬山會議，
就完全中斷了正在著手的糾“左”步驟，使全黨工作的指導思想轉入了“反
右傾”的更大誤區，實際上等於為“左”的一套錯誤火上加油。由此不同意
見很難發表，黨內的正常民主生活遭受嚴重破壞，直到發展為“文化大革命”
這樣慘重的極“左”災難。
六、“繼續躍進”後果更為嚴重
還在廬山會議期間，中共江蘇省委就根據中央的“反右傾”精神，對工
農業生產和其他各項工作的“繼續躍進”，作了具體部署。
8月2日，即八屆八中全會開始的當天，我向省委電話傳達毛主席關於反
右傾、鼓幹勁的講話精神。省委迅即召開常委會進行討論，並由常委分赴各
地傳達毛主席指示，要求狠抓當前工作，大幹8、9兩個月。
8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克服右傾情緒，厲行增產節約》的社論。
省委據以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各級領導正確分析和認清形勢，批判和克服右
傾鬆勁情緒，掀起群眾性的生產高潮。
8月8日，中央發出《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省委於10日至12日召
開有地、市委書記參加的常委擴大會議，組織學習討論，研究落實的措施。
8月16日，廬山會議結束。由於會議後期的緊張氣氛，加之途中奔波，
我趕回南京，就病倒了。待身體稍有恢複，即召開省委三屆十次全體會議
（擴大）。我在會上除了傳達廬山會議的大致經過以外，還傳達了毛主席的
一係列講話、指示和八屆人中全會的公報、決議及其他有關文件精神。然後，
按照廬山會議對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批判精神，聯係我們自己的工作
和思想實際，圍繞著“世界觀”、“兩條路線鬥爭”和“對待革命的群眾運
動的態度”等問題進行對照檢查，以提高對“反右傾”的認識。
反“右”勢必出“左”，使本來已很膨脹的“左”的空氣更加膨脹了。
會議期間，我簽發了省委根毛主席、黨中央和上海局的幾份簡報。在反映宣
傳貫徹八屆八中全會精神的簡報中寫道：
8月26日晚八中全會公報和增產節約決議公布以後，全省各地廣大群眾
紛紛舉行集會、遊行，送喜報、表決心，人心沸騰，情緒高漲。工人稱讚：
“這個公報是團結的公報，鼓勁的公報，戰鬥的公報，振奮人心的公報，繼
續躍進的公報。”公社社員反映：“看了公報、決議有四喜：‘一喜工農業
生產大躍進，二喜五年計劃兩年完成，三喜超過英國縮短五年，四喜四十條
綱要提前實現。’”公報和決議，鼓舞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有
力地推動了當前工農業生產。目前，全省範圍內增產節約的新高潮已全麵掀
起。在工業生產方麵，計劃和措施紛紛加強，生產節節上升。以南京市為例，
8月份l～25日的工業總產值比上月同期增長11.8％。從全省來說，6、7兩個
月以來生產逐月下降的情況完全改變過來了，一股鬆勁、泄氣的烏雲消散了。
在農村，人民公社普遍開展了超定額、超包產運動，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空前高漲。
在9月11日的簡報中，提出要在當前農村“繼續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下，
全省糧棉產量在1958年的基礎上再增產一成到H成。其中，糧食盡一切努力
達到320億斤，爭取340億斤，比上年增產10～17％；棉花達到480萬擔，爭
取500萬擔，比上年增產3～10％。油料、蠶繭、茶葉、果品、生豬等也要有
所增長，爭取農副業全麵躍進。
在9月16日的簡報中，列舉了工業生產和其他工作中“右傾思想”的具
體表現。例如，有的地方強調計劃落實，不敢提高速度，指標越搞越低，餘
地越留越大，甚至到了“吃飯指標”、“睡覺指標”的地步；有的地方“大
躍進”中倡導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再動用，現場會議少了，競賽從
“公開賽”轉到“秘密賽”；有的地方因反對浮誇風、形式主義，“紅旗”
不插，“擂台”不擺了，生產不是熱氣騰騰，而是冷冷清清。簡報中還批評
了一些幹部思想上四平八穩，對“大躍進”中局部的缺點、錯誤，分不清主
流與非主流，等等。這就在實際上把開始著手的糾“左”統統當作“右傾”
表現而加以批判了。
省經濟規劃，提出爭取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指標。到1962年，糧、
棉、油產量力爭在1957年基礎上增長一倍以上，農業總產值達到別億元到12
0億元。工業方麵，要求1962年生鐵100萬噸到120萬噸，鋼30萬噸至50萬噸，
原煤1300萬噸至1400萬噸，工業總產180億元，即比1959年翻一番。重申195
8年提出的“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的口號，
要求反右傾，鼓幹勁，全黨要以保衛黨的總路線作為一切工作的綱，大力宣
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這裏還應提到的是，廬山會議結束前，毛主席曾就如何貫徹“反右傾”
的問題，征求各省、市負責同誌意見。我在會上回答說：回去以後，我們從
江蘇實際情況出發，有有反右，有左反左，有什麽反什麽，有多少反多少。
毛主席表示讚成，說，就照你們的具體情況辦。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中央曾於1959年11月27日轉發《關於劃
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當時，省委常務書記是劉順元同
誌。劉順元同誌為人正派，嚴於律己，理論修養很深，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
他對社會主義改造是積極擁護的，對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充滿熱情的。後來，
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
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
“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隻會在嘴上賣弄“三麵紅旗”、“六億人民”
、“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
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裏。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
束時，曾向我提出要批評劉順元同誌，暗示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
作了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麽，不能憑一句兩句話就說有什
麽問題。如果省委常委裏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
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麽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
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我和省
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我向他老人家匯報說：我們有
“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
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誌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
躍進，而是反對浮誇虛假。這樣，從我們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
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
黨員幹部，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
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254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0.2％，雖然比
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占2％的估計少得多，但畢竟傷害了一些同誌。這
批被錯戴帽子的同誌，在以後中央舉行的“七千人大會”期間，全部平反。
由於從上到下層層“反右傾”，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
年春夏，包括江蘇在內，在煞“五風”時開始製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
誇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
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
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重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麵“壓縮空氣”，下調過高的指
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
1958年那樣，“爭上遊，創奇跡”，“競賽評比打擂台，現場會議插紅旗”，
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1960年農業全麵減產。全省原
計劃1960年糧食總產380億至400億斤，實際隻完成191.96億斤，比上年減少
6.58億斤，還低於1952年199.5億斤的水平；棉花600萬擔，實際隻完成248.
5萬擔，比上年減少93.1萬擔，低於1953年294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
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
不僅如此，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
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
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
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
農村外流人口達14.8萬餘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餘
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誌曾分頭下去調查，發現
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況最嚴重的寶應縣為例。從1959年冬到
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
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解放後多
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
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寶應的自然條件在全省屬於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發生大的自然災害。
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 1960年春，省委和國家糧食部門分別派
工作組去該縣作了調查。根據調查材料，我在5月初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
議上，曾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病症何在》的講話，
指出：寶應出現如此嚴重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
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
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大反“瞞產私分”，
把群眾的口糧、種子都征購一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太湖之濱的宜興和
寧鎮山區的高淳等縣。這些縣的縣委固然有責任，省委、特別是我要負責任。
歸根到底，是由於“大躍進”中那套“左”的錯誤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是
多麽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啊！
七、重興調查研究之風
鑒於廬山會議以後“反右傾”、刮“共產風”，到196O年底整個國民經
濟進入了“低穀”的嚴重情況，中共中央相繼於當年11月3日發出《關於農
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11月15日發出
《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人1961年1月，召開黨的八屆九中全會，
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主席、
黨中央采取一係列措施，力圖糾正廬山會議以後繼續發展著的“左”的錯誤。
盡管如此，1961年經濟滑坡的情況並未煞住。就江蘇來看，以1961年與
1960年相比，全省工農業總產值又從137．16億元下降為105．52億元，其中
工業產值由79．27億元下降為49．42億元。全省入庫糧食總數為165億斤，
又比1960年減少22億斤；棉花、油料等也有不同程度減產。
事情非常清楚，“三年大躍進”（1958～1960年），導致了“三年困難
時期”（1959～1961年）。就全國而言，所謂“天災人禍”，除了“大躍進”
中“左”的失誤以外，還有自然災害的影響，蘇聯的逼債，加重了困難；就
江蘇而言，1961年春旱秋澇，7、8、9三個月內接連三次台風暴雨襲擊，致
使全省3000多萬農田嚴重受災。其中本來比較差的徐（州）淮（陰）鹽（城）
揚（州）四個專區，糧食減產達13．l億斤，真是“雪上加霜”。農業減產，
工業滑坡，市場蕭條，城鄉人民生活極度困難，普遍實行口糧低標準，大搞
代食品，糧菜混著吃。這就是人們至今記憶猶新的“瓜菜代”。
處此嚴重關頭，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誌帶頭節衣縮食，與全國
人民一道，共渡難關。同時，號召全黨調查研究，糾正“五風”，團結奮鬥，
克服困難。我記得，黨的八屆九中全會閉幕不久，即1961年1月29日，毛主
席在南下調查途中路過南京，同我談話時特別強調：各級領導要深入基層，
抓典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共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於這年3月23日
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在毛主席的大力倡導、率先垂範下，全黨同誌調查研究蔚然成風。由毛主
席親自主持製訂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著名的“農業六十條”，
就是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同誌進行調查研究，總結“大躍進”經
驗教訓的基礎上，經過不斷補充、修改以後形成的。與此同時，還製訂了
“工業七十條”、“科研十四條”等。所有這些，對保證中央“八字方針”
的全麵貫徹執行，指導全黨糾正“五風”，扭轉危局，發揮了重大作用。
當時，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誌，都深入下去，分頭在徐惟、裏下河、太
湖、寧鎮山區選點調查。從調查中，我們痛切地看到，三年“大躍進”，特
別是廬山會議以後“繼續躍進”，破壞很大。事實上，早在廬山會議之前，
即1959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開黨的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主席曾就農村人民
公社如何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問題，親自交代柯慶施、曾希聖、
江華和我，分頭下去調查，找“理論根據”。一個星期以後，我們回到毛主
席下榻的上海錦江飯店，集中匯報。柯慶施說，他忙於事務，未作調查。曾
希聖、江華說，他們下去調查了，但未找到理論根據。毛主席要我講講情況。
我說，到武進縣作了調查，找到了理論根據，並把那裏一些基層幹部對人民
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體製方麵的意見，向他老人家作了具體匯報。我說，
現在把一切統到公社，有“三個不適應”，一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二是與群眾的覺悟水平不相適應，三是與幹部的領導能力和管理水平不相適
應。所以，隻有實行隊為基礎，才能解決這三個不適應。毛主席很重視我的
匯報。他說，“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列寧沒有講過，斯大林沒有講過，
馬克思就更不用說了。現在群眾講出了“以隊為基礎”的理論根據。這個問
題很重要。
接著，我談到了為什麽會刮“一千（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的
“共產風”，把武進一個大隊支部書記的看法講給了毛主席聽。這個大隊書
記說，“浮誇風”主要由於“瞎指揮”。“共產風”，主要是因為存在“三
個誤解”，一是把社會主義誤解為共產主義，二是把集體所有製誤解為全民
所有製，三是把“按勞分配”誤解為“按需分配”。毛主席聽後稱讚說，這
個書記的水平高。
這些情況說明，從毛主席、黨中央於1958年11月召開鄭州會議起，經過
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及上海會議，直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前，
我們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經過調查研究，在初步糾正“左”的錯誤，解決
“大躍進”、“公社化”運動中的混亂思想和混亂現象等方麵，曾做了大量
工作。對於黨中央、毛主席關於批評“共產風”，糾正平均主義，實行“三
級所有，隊為基礎”，體現按勞分配，恢複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指示精神，
都執行堅決，貫徹較好。例如，1958年11月，省委作出了關於保證工人農民
吃好、住好、休息好的決定。1959年，省委、省政府聯合發布文件，強調實
行生產隊部分所有製，以保護農村生產力，並作出十二條暫行規定，其中包
括：三包一獎，超產獎勵；糧食包幹，多產多吃；耕畜農具，固定到隊；養
豬養羊，隊營為主；零星土地，自行種植；菜地固定，自種自吃；飼料基地，
隊種隊收；小溝小塘，由隊放養；小片林木，歸隊收益；零星副業，隊營隊
有；生活福利，包幹到隊；隊營收益，規定比例。應該說，如果按照廬山會
議前已經采取的這一係列糾“左”煞“五風”的正確措施堅持下去，即使遭
受自然災害，情況也要好得多。
八、有步驟地解散食堂
我們在調查中，還痛切地看到，要從根本上克服困難，扭轉局麵，除了
堅決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和各項有關政策之外，要把“公社化”、
“大躍進”中破壞的農村生產力完全恢複過來，中心的環節是保護和恢複農
村勞動力。因此，安排好群眾生活，保證群眾最低的生活需要，就成為各級
黨委頭等重要的任務。
當時，中央曾指示：“安排好群眾生活是一切工作的基礎，辦好食堂是
安排好生活的基礎。”從1960年秋冬至1961年底，我在省委常委會、省委全
委會和地、市委書記會議及其他有關會議上，幾乎逢會必講，在口糧低標準
的情況下，必須充分注意安排好城鄉人民生活，這是關係到能不能恢複、保
護勞動力的首要關鍵。特別是在農村，一定要吸取寶應、高淳等縣的慘痛教
訓，決不允許再發生因吃不上飯而出現大量浮腫病、非正常死亡、外流和棄
嬰等嚴重情況。為此，我反複講，糧食產量一定要摸底，估產、征購一定要
實事求是，口糧安排一定要落實到人頭。省委決定，對全省社員口糧實行
“以人定量，按月落實，發證到戶，節約歸己”。要求各級領導組織幹部、
群眾，在搞好集體生產的同時，千方百計，因地製宜，挖掘潛力，包括開發
代食品，種好自留田、十邊地，開展生產隊和社員家庭副業等，以解決口糧
困難。還強調必須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勞逸結合”的指示，保證社員、職工、
幹部、學生睡足8小時，不得任意加班加點。在受災歉收、口糧標準很低、
病弱者又較多的社、隊，冬春期間可以半天勞動，半天休息。
除此之外，還要解決吃食堂的問題。“大躍進”、“公社化”中提出
“吃飯不要錢”、“生活集體化”，農民普遍吃食堂，全省一度辦起30萬個
食堂，吃食堂的占農村總人口的97％。所謂“吃大鍋飯”，就是從那時候流
傳開來的。當時，我們已經發現，這樣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難，浪費甚大，
弊端甚多。還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區提出的經過群眾討論、本
著自願的原則，可以把口糧分發到戶，實行社員回家自炊自吃的辦法。但是，
廬山會議以後，刮起新的“共產風”，把這些做法當成“右傾”，加以批判。
一些停辦的食堂，被迫重新開夥。1960年春統計，全省共有農村公共食堂16
．8萬個，參加農戶48萬戶，占農戶總數的55％。為此，省委根據中央有關
指示，作出明確規定：一是各級黨委，都要有一個書記專管以食堂為主的群
眾生活福利，從省到公社都要建立生活福利委員會；二是建立以黨團員為核
心的食堂管理委員會，社、隊各級幹部都要輪流到食堂當炊事員，幫助改善
食堂經營管理；三是各級幹部下鄉，都要按照定額標準吃飯，不準特殊，不
準吃夜餐；四是分配給社員的口糧，一定要保證到人。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主席南下調查，到達杭州。他把六個大區書記
和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找到一起，聽取關於糾正“五風”問題的匯報。
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食堂問題。在杭州到紹興的專列上，毛主席帶著大
家，聽柯慶施講食堂辦得怎麽好，吃食堂有多少好處，其他人也是一片讚揚，
毛主席聽得眉飛色舞。那正是早春時節，我坐在車上，眼望窗外。所謂“三
年困難時期”尚未過去，麥苗點綴田野，沿途寒風瑟瑟，富饒的江南大地，
顯得十分冷落。我看著外麵的景況，心頭很不是滋味，所以一言不發。
毛主席注意到了這個情況。他見大家議論風生，就我沉默不語，說：
“渭清同誌，他們都講辦食堂好，唯獨你不講話，這是什麽道理？”
我回答說：“我不好發言。”
毛主席聽出了我的言外之意，就鼓勵說，有什麽意見都可以講。不抓辮
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後來，有人把這話概括為“三不主義”，就是毛
主席在杭州到紹興的專列上，對著我第一次提出的。
毛主席既講了“三不”，我也隻好放開膽子講了。我對他說，大家都講
食堂怎麽好。要我來講，是怎麽不好。
毛主席笑了，你是反對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講給大家聽嘛！
接著，我具體講了食堂有三個“不好”。
我說：“食堂耗糧特別大。本來，一家一戶過日子，再窮也有個‘糠菜
半年糧’。您老人家也曾講，要‘平時吃稀，農忙吃幹，老弱幹輕活的吃稀，
青壯年幹重活的吃幹’。大辦食堂以後，不分老少，不管活輕活重，都在一
個大鍋裏吃，一年吃了兩年糧，全年口糧幾個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主席伸出一個手指，打著手勢說，這是一。第二呢？
我說：“農民一家一戶過日子，每戶挖點野菜，剩場剩飯什麽的就能養
一頭豬，全國一億多戶農民，每戶養一頭豬就是一億多頭豬。現在辦公共食
堂，不許養雞、養鴨、養豬、養羊，結果沒有蛋吃，沒有肉吃。”
毛主席伸出第二個手指，這是二。第三呢？
我說：“吃食堂浪費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戶燒飯時，對鍋灶碗盆，十分
愛護。辦了食堂，鍋灶經常壞，碗筷隨手丟。許多食堂要經常買鍋添碗置灶
具。還有，幹部和他們的親屬借機搞特殊化，多吃多占，嚴重影響幹群關係，
這些問題還可以通過整風整社解決；更嚴重的還有個燒草問題。您老人家提
倡種樹綠化，現在辦食堂缺燒草，就到處砍樹。農村的樹木砍得差不多了！”
我總括起來說，剛才大家講食堂怎麽好，有的還講公共食堂給社員吃
“四菜一場”。我在江蘇沒見過。要我來講，如果再搞下去，連“一場”都
要喝不上了！
毛主席聽我這麽講，就掉頭問坐在一邊的周總理，渭清意見對不對？總
理說，他講得有道理。坐在另一邊的胡喬木、田家英同誌也表示讚許。毛主
席就對總理說，作兩個決定。一是派喬木、家英分頭到湖南、浙江農村作調
查，時間一個月；二是調查以後，中央開會討論食堂問題。如果渭清講的對，
就“一風吹”；不對再作別論。這時，柯慶施插上來說，蘇州地區條件好，
食堂可以辦下去。我說：“蘇州也不能辦。”毛主席說，渭清同誌，你回去
以後，先把江蘇的食堂解散。
我說：“主席，馬上解散也不行。”
毛主席問：“照你看，該怎麽辦？”
我回顧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食堂從“大辦”、“散夥”到“再大
辦”的過程，說：這幾年搞了幾個“大辦”，特別是“大辦鋼鐵”、“大辦
工業”，不少日用品，包括火柴、食鹽、煤球、鍋子、碗筷等，都嚴重脫銷，
有的地方已經很長時間見不到了。所以要停辦食堂，不光要確保口糧定量到
人，分發到戶，還必須解決一家一戶用的鍋、碗、燒柴等問題。不能辦食堂
“一哄而起”，停食堂“一哄而散”，如果馬上解散，勢必給群眾帶來新的
困難。
毛主席表示讚同，說：就照你們江蘇的具體情況，研究辦理。
我從杭州返回南京以後，於2月23日召開省委常委會，傳達和學習毛主
席的有關指示精神，著重討論和研究了食堂問題。我們從當時具體情況出發，
沒有講“解散”，而是講“調整”。省委確定，要防止有些幹部卸包袱，食
堂的調整要慎重。城市的食堂可以先行調整，農村食堂的調整則要有領導有
準備地進行。實際上就是要求采取積極態度，逐步停辦食堂，並為群眾創造
自己開夥做飯的條件。
5月下旬，我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討論通過了經過
修改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農業六十條’？），
決定取消農村公共食堂。
九、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
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一係列指示精神，在省委和地（市）、縣各級領
導比較深入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於1961年7月20日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
上的講話中，對江蘇“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作了初步總結，指出：三年多
來，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也產生了許多缺點和錯誤，並
造成嚴重後果，使農村生產力受到破壞，給人民生活帶來了困難，使許多人。
動情不舒暢。
我回顧了1957年冬季農業大生產運動到1958年春發起“大躍進”，在
“鼓幹勁，爭上遊”的口號下，盲目地認為農業產量可以“一翻再翻”，片
麵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接著在“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
中，大放“高產衛星”，大辦食堂，“五風”愈演愈烈。根據黨的八屆六中
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批判“一平二調”
的“共產風”和毛主席的《黨內通訊》六條指示，以及上海會議《關於人民
公社的十八個問題》的精神，我們采取了一係列措施，著手糾正工作中的缺
點和錯誤。但是，在傳達貫徹廬山會議“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以後，又
掀起了“繼續躍進”，工業生產層層壓指標，基本建設層層加碼；農業生產
大搞“連片種植”，大辦千頭、萬頭豬場，助長了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
強調“發展社有經濟”，提出“農村公共食堂普遍化”，刮起了新的“一平
H調”的“共產風”。直到196o年底，秋糧過秤入庫，摸到了農業減產的
“底”，我們的頭腦才真正冷靜下來。遵照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精神，
省委部署了整風整社，狠刹“五風”，明確提出以抓生活作為冬春工作中心，
才逐步恢複了正常的生產秩序。
通過以上回顧，我代表省委對三年“大躍進”的缺點、錯誤，總結了三
方麵的經驗教訓。
一是在所有製的問題上，光憑主觀想像，企圖盡快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
全民所有製，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因為根本不具備物質條件，於是
隻好大刮“共產風”，搞“一千二調”，無償調用社、隊和社員個人的生產、
生活資料；隻好在分配中實行平均主義，而且把社員家庭副業當作“自發資
本主義”，無償沒收其收入和產品。據當時估計，全省“平調”帳約20億元
左右，差不多對每個農民平調60元。這不僅動搖了集體所有製的基礎，而且
犯了剝奪農民的錯誤，傷了農民的心，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因此，隻
有徹底糾正“五風”，堅決退賠，才能穩住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
製，重新取信於民，穩定人心。
二是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製。發動“大躍進”
的本意是想為群眾做好事，盡快改變“一窮二白”麵貌，確實出於好心。但
是沒有走群眾路線，沒有充分發揚黨內外民主，憑主觀願望，盲目蠻幹，結
果違背了客觀規律，違背了群眾意願。例如，大辦水利，是件好事，但是要
求過高過急，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大大超過群眾負擔能力，有些工程是搞
得好的，也有相當一部分工程，群眾付出了很大代價，還是配不了套，發揮
不了效益，造成很大損失。又如一個月實現人民公社化，結果在勞動組織、
生產指揮、經營管理、基本建設、進行協作等方麵都隻能采取行政手段、強
迫命令；在對生產的領導上，包括種植計劃、生產改製、工具改革、技術措
施等，都是“一個樣”、“一律化”、“一刀切”。黨長期以來在農村工作
中和農業生產指導上堅持的“因地製宜”、“從實際出發”和“說服教育”、
“典型示範”等基本經驗，都被丟掉了，助長了浮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
不實的形式主義，“花架子”大為盛行。甚至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製造
假“典型”，動不動組織“萬人大檢查”，到處召開現場會“比武打擂台”，
嚴重挫傷了群眾積極性，對生產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
第三，我還檢查了“大躍進”中所以出現這些缺點、錯誤，除了指導思
想上的“左”以外，又是同放鬆調查研究分不開的。在“五風”泛濫的那段
時間內，我們各級領導“走馬觀花”的多，深入一點蹲下來的少；聽幹部匯
報的多，直接聽群眾意見的少；看第二、第三手書麵材料多，直接掌握第一
手材料少。毛主席一貫倡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那段時間內，包括
“大辦人民公社”在內的許多事情，恰恰是憑主觀願望，未經調查研究，就
誇誇其談；情況不明，就大下決心；結果必然以感情代替政策，發展了主觀
主義，助長了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和瞎指揮風等“五風”危害。
此外，我還檢查了三年“大躍進”中，放鬆了“以農業為基礎”這個基
本國策，在“以鋼為綱，全麵躍進”的口號下，嚴重削弱了農業，忘記了吃
飯是第一件大事，造成了農業大減產。
今天看來，我當時的這個檢查，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但確實比較實
事求是，心情是沉痛的。1961年12月13日，毛主席乘專列從上海來到無錫。
14日至15日，他接見了我和許世友，還有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等同誌，
聽取了無錫市委書記何冰皓、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鎮江地委第一書記李
楚等同誌的匯報，對如何看待國內外形勢，如何克服當前困難和貫徹執行
“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作了重要指示。他針對一些同誌情緒低
沉的情況，一再強調，有困難、有缺點，不要怕，是可以克服的。鼓勵我們
不要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我在匯報中講到集體糧食的分配數雖然
少了，但由於貫徹了中央的政策，群眾活路多了，算上自留地、“十進田”
生產的糧菜，估計70％的社員生活可以比上年好一些。毛主席聽了連連點頭。
我又講到這幾年農業生產為什麽有的地方增產，有的地方減產，說明“條件
大體相同，主觀努力不同，效果也大不相同”。毛主席說：“你講得好。”
要我們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對困難也要“兩點論”，要看到有困難，有辦法，
有希望。他充滿信心地說：“久臥思起，現在到了起床的時候了。到了穀底，
就要上山了。”毛主席還詳細詢問了《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
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的貫徹落實情況。這個指示，是他親自調查
研究、聽取下麵意見以後，建議中央發出的。針對一些幹部認為人民公社實
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倒退”的說法，他指出：“這不是後退，恰
恰是前進。江渭清同誌不是講底子薄嗎？國家底子薄，工廠底子薄，公社底
子薄，最主要的是現在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底子厚起來，就要實行以
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他說：沒有肥料靠誰搞？把牛養好靠誰？還有農
具的使用保管，都要靠生產隊，所以要花工夫搞好生產隊，擴大生產隊的分
配權。我還具體匯報了全省糧棉收購情況，雖然超額完成了任務，但有些專
區、有些縣減產嚴重。毛主席對這樣如實匯報作了肯定，還說要把超額上交
中央的部分糧食還給江蘇，調動你們的積極性。當詢問城市工作時，我針對
當時市場蕭條的情況，匯報了南京搞“十副擔子”（即小吃、小零售、小手
藝等擔子）串街，既活躍了市場，又方便了群眾。毛主席聽了很感興趣，連
聲說：“這個辦法好！”最後，他指示， 1962年工作要抓工、農、兵、學、
商、政、黨七個字，要大抓一年，在這幾個方麵都要抓出一個頭緒來，把全
黨全國工作進一步引上軌道。毛主席的這些談話和指示，實際上是幫助我們
省委，在初步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振奮精神，糾正失
誤，克服困難，也為我們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七千人大會”，
作了思想準備。
＊ ＊ ＊
回顧三年“大躍進”，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指出：“1958年，黨的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
其正確的一麵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情況的
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今天
總結這一時期的曆史經驗，也應采取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我認為，“大躍
進”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失誤。但是，三年“大躍進”中全黨和全國人民那種
奮發圖強，力求改變我國“一窮二白”麵貌，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鬥誌；那
種鼓足幹勁，戰天鬥地，改造自然的熱情；那種意氣風發，吃大苦耐大勞，
大幹社會主義的精神，則是可貴的。廣大幹部群眾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了
一部分成果。江蘇的鋼鐵、農機、化纖、電力、電子等工業，就是在這個時
期奠定發展基礎的。南京鋼鐵廠、無錫鋼鐵廠、蘇州鋼鐵廠、徐州鋼鐵廠等
鋼鐵企業，都是在“大煉鋼鐵”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江蘇有名的社隊企業
也是最初出現在這個時期。特別是農田水利建設發展迅速，從1958年至1960
年全省共完成30億土石方，興建了50多萬馬力的機電排灌工程，擴大了灌溉
麵積，拉下了貫通全省排灌網絡的框架，為實現洪澇分開、排灌分開、高低
分開、內外分開、降低地下水位的綜合治水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直至
3O多年後的今天，還在發揮效益。
在這一章結束之前，我要說一說，我作為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蘇在
“大躍進”中的一些重大決策，最後都是由我拍板的。對於江蘇“大躍進”
中的嚴重失誤，我應負主要領導責任。“大躍進”的沉痛教訓，教育了全黨，
教育了我們的黨員、幹部，使我們更加深切地認識到，探索一條建設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多麽來之不易，又是多麽至關重要！
《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五章第438-437頁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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