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之死

陳布雷之死

□作者：劉統

　　1948年11月1日，南京行政院宣布放棄限價的經濟管製政策，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虎”行動也以失敗告終。頓時，物價如同脫韁的野馬，急速暴漲。“金圓券”引起的通貨膨脹，更動搖了普通百姓的信心。國統區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上海放開物價後，不但沒有起到物流暢通、供應豐富的效果，反而引發了新一輪的搶購風潮。老百姓用自己的金銀美鈔換來的金圓券，轉眼間貶值數十倍，叫人如何不痛心！情急之下，隻有將手中的金圓券盡快拋出，換成實物，還能彌補一些損失。最實惠的東西莫過米麵油鹽，於是市民們便蜂擁而至米店。而米店飽嚐前段限價之苦，存貨無多。到鄉下進貨，農民怕上金圓券的當，都不肯把餘糧出售，出多進少，又造成了米價的飛漲和搶購風。上海《大公報》11月10日的社評分析：

　　這幾天上海搶購配給米輒起風波。升鬥小民饑腸轆轆，恐慌萬狀，有些機關，將告斷炊。更由於米市沒有做開，米價暴跳，一石米從幾十元喊到幾百元，人心受此刺激，益發慌張。買不到米的，買不起米的，俱感苦惱，恍若大難將到來。其實像上麵我們所說的一樣，米荒是人為的。現在還不是有無問題，四鄉存米是有的，問題在不來——不肯來及不能來。因為農民賣出存米，買不到所需的東西，物價看漲，市場窒息，上海拋不出物資，農民也就不願保存金圓券，眼看著受貶值的損失。另方麵，最壞的是現在搶米成風，秩序欠佳，以致商賈裹足，米源硬化。這樣在事實上和心理上，都加甚了米荒的程度及擠米的混亂。

　　就在這天，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搶米風潮。石鼓路的一家米店首先被搶，聞訊趕來的警察開槍鎮壓，憤怒的民眾縱火焚燒了米店。如同連鎖反應，城裏多家米店都被饑餓的市民搶劫，直到深夜才告平息。據南京警察局給上級的報告說：“搶米饑民二三百人或數十人一夥不等，見有米店，即將店門衝開，一擁而入，強行取走。搶米群中男女老幼士農工商各色俱全，憲警幹涉亦未見效。”當日統計，被搶米共2505石，米店被搶者22家。[1]

　　雪上加霜的是，隨著國民黨軍隊的不斷潰敗，大量的難民從戰區湧向國統區的後方，尤其是江南的滬寧地區，令國民黨當局大為頭痛。《觀察》的一篇文章分析說：“從這些流動人口的身份說，除了學生、公教人員以外，大都是達官貴人，尤其是貪官汙吏，以及豪門、富商、大地主和他們正式與非正式的眷屬及仆從等。從經濟的立場說，這些人都是隻消費而不生產的人。具體地說，解放區驟然地減少一大批這樣的人，所以解放區減少一大重負擔；政府控製的區域驟然地增加一大批這樣的人，所以政府區增加一大重負擔。這些人之中，隻有少數人是誠心要追求所謂‘思想自由’的人，然而大多數的人，都是怕留在解放區裏受清算(如貪官汙吏、豪門、等)或不願留在解放區勤懇工作並稍微降低生活程度的人。一個社會之中，這種人越多，這個社會一定愈腐化，愈癱瘓，愈接近於崩潰的邊緣。”[2]

　　1948年初，國共兩軍逐鹿中原，就有大批蘇北難民南下上海。濟南戰役後，大量山東難民沿津浦路南下。至於東北的難民，一開始跑到北平、天津，到遼沈戰役結束後，又有大批難民沿鐵路和海路逃到南京、上海。一時間，江南大小城鎮，到處是難民，更加劇了國統區城市的混亂。各地報紙上天天是難民的悲慘消息，天天呼籲政府救濟安置。救濟沒有錢，不救濟難民就請願、騷亂，

　　[1][2]《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政治(四)，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頁。

　　劉緒貽：《狂瀾》，《觀察》第5卷第17期，1948年12月18日。

　　搞得當局焦頭爛額。

　　這些“難民”，情況複雜。起初國民黨教育部為了安置來自蘇北的流亡學生，在丹陽開辦了“淮北聯合中學”。誰知蘇北沿江城鎮學生知道了，以為隻要渡江，政府就給安置，可以免費讀書。於是上千人南渡到丹陽，其中夾雜有逃避兵役的壯丁、商店小開，他們偽造證件，都冒充學生。國民黨江蘇教育廳不勝其煩，嚴格審查，結果合格的難民學生隻有274人。當局還要發一筆路費，打發這些“難民”回家。山東臨沂來的學生千餘人長途跋涉到蕪湖，被當局安置在一個農場裏。隻發了200套棉衣，結果多數學生隻能裹著棉被上課。救濟的飯費是每天70萬法幣，連稀飯都喝不上。[1]

　　上海是難民聚集最多的地方。1948年初，流入上海的難民已達數萬人。他們在窩棚裏度日，時有凍餓倒斃者。當時社會各界曾發起“勸募寒衣”活動，各校大學生都積極參與。但難民有增無減，情況日益嚴峻。社會局想了個辦法，把難民遷移到江西去墾荒。《大公報》10月4日報道：“上海市救濟委員會決定組織難民墾殖大隊，到江西去墾荒。江西可墾的土地，計有78萬畝，每人可墾10畝，共需78000人。本預備移難民5000戶，共2萬人。現因經費的關係，改為3500人。自16歲到45歲沒有顯著病象的，又不願去墾荒的難民，限期返回原籍”

　　移民江西的計劃果然實行了。在戰亂的年代還能組織移民墾荒，聽起來怪不錯的。實際情況如何呢？1948年11月10日《大公報》載：“國立大梁臨中學生已有2700多人到了鉛山，並已開始上課。這批學生因不服水土，加以營養不足，害瘧疾、痢疾的人已有500多，這幾天已有很多死了。”

　　而《觀察》披露的真相則令人震驚。它刊登一封江西鉛山縣的讀者來信說：

　　鉛山是贛西南隅的一個三等縣，縣域雖小，風景卻幽美，人民安居樂業，和平相處。自從××中學學生奉命來鉛後，憑空給百姓帶來了滔天大禍。他們光臨後，老百姓的橘子、甘蔗、蔬菜、花生、雞子都被他們搶光、吃光、殺光。不但不給錢，還要時常打罵老百姓。城內的鋪子，不知給他們搗毀多少家了。弄得本地百姓怨聲載道，敢怒而不敢言。因為縣城太小，突然來了兩千多人，本地糧食本來不多，物價自然上漲。而學生以為是奸商抬價，出官價硬要買到食米油鹽。可憐無辜的百姓，有苦無處訴，因為種種原因，學生百姓間結下了深仇。10月17日，一顆炸彈終於爆發了。

　　原因是學生十餘人到鄉下買米和老百姓發生衝突，結果學生13人被百姓擄去，四五人重傷回來。這樣可不得了！一聲號起，成千的學生集合起來，團團圍著縣政府，聲言要衝入縣府解除縣府武裝，並定全體學生到鄉下報仇。後經校長與縣長百般勸解，決定縣府派二十餘武裝弟兄，會同學生代表八十餘人，到鄉下去了。可是到了鄉下，一個人影也看不到，當地四五個村的老百姓連財產一股腦兒搬走了，據說到深山中去了。據說城東15裏以內的百姓都搬光了，未來的發展，不敢想像。

　　先生，按說百姓與學生是很容易和平相處的，然而為什麽會鬧出這樣大的衝突？這個責任誰負？政府當局滿以為學生離開了首都，一切事情就算完全解決了，別的都可不管，這是可能的嗎？看到這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孩子，雖然已是深秋了，穿的蓋的都是單衣單被，住的是潮濕的地鋪。他們從小都生在北方中原，驟然來到了多雨的江南，在這深山裏的秋天，早晚的天氣和冬天一樣。病魔圍上了他們，前天病死一個，今晨又病死一個。學校當局說，他們每天都有電報到南京要被服醫藥，然而首都的要員們是否想到了這一點，卻成問題。老實說，這些問題不及時解決，這些學生的前途是不可想像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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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遼沈戰役結束。國民黨東北“剿總”的精銳部隊47萬人被殲滅，東北全境解放。這是國民黨空前的大失敗，引起國統區人心的震動。雖然人們還未能預料以後的淮海、平津和渡江戰役，但是已經預感到大難臨頭。《觀察》刊登了季明的《五十天軍事局勢的總檢討》，反映出國民黨內部的種種心態：

　　局勢演變至今，對於政府，顯屬不利。於是一部分“中間人士”和國民黨的“開明分子”有“重開和談”之說。姑無論共方是否接受“和談”，即令接受，其所提出之條件如何，政府“容忍”之程度又如何？明眼人以為“東北易手”不能壓垮政府，正如延安攻下，不能屈服共軍一樣。今日政府所考慮者，“苦撐待變”而已。既然苦撐待變，變的途徑不外乎“對內”與“對外”兩種。對內的變，兩年來人民已經看夠，由訓政變憲政，由法幣變金元，變來變去，越變越糟。甚至政府對自己的“變”也失去了信心。[2]

　　兵敗如山倒，引起連鎖反應。上海百物騰貴，惟有一物價格下跌，就是房地產。有錢人看形勢不好，紛紛卷起資產，逃往香港或國外。

　　11月25日《大公報》報道《豪富紛紛離滬，房地產跌價了》的新聞：“隨著大批豪富的離開上海，最近本市房產業又冷落了，報紙上召頂和出售的廣告也熱鬧起來，這與一二個月前爭購居奇的情形剛巧成一對照。

　　11月1日限價放開後，過去競購房地產的遊資都湧向物資，房地產生意就轉呆滯。再加戰局緊張，許多顯要豪富紛紛離滬，房地產更乏人問津，市價也日益跌落。照金條計算，比限價以前要跌掉一半。從前要20條的地產，現在隻要10條就夠了。”短短時期內，遷到香港的上海人就有一萬多。

　　11月29日的《大公報》說：“這一萬左右來港的‘難民’，他們對一般旅店的影響並不大。理由很簡單，這些都是高等的難民，他們用不著去一般中下級的旅店居住。最倒黴的是一般居住在港的人民，他們眼見香港政府征用房屋後，滿以為可以自己掏荷包租一層廉價屋了。哪知來了一批上海人把房屋頂手費一衝，已比上個月上漲了45％以上。新樓的房租因為沒有限製，更上漲了70％多。”

　　上海市參議會開會時，許多議員忿忿地說：“逃到香港去的高等難民，不外乎軍政要員、豪門資本。平時他們高喊安定，現在自己反而擾亂人心。”還有人建議：“豪門要員眷屬，不準逃往國外。家眷疏散須限於國內，以還鄉為原則。現已逃難去港的，必須叫他們回來。若不回來，應查封他們在當地的財產。”[1]這話不過是泄憤而已，能走的都是有門路的，誰能把他們怎麽樣！

　　2

　　在這混亂動蕩的時候，11月14日，南京又傳出一條驚人的消息：國民黨政府委員、蔣介石的國策顧問陳布雷自殺了！

　　陳布雷，名訓恩，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早年從事新聞業，曾在上海《天鐸報》、《時事新報》擔任記者和主筆，積極宣傳國民革命。1927年到南昌會見蔣介石，蔣看重他的才學人品，將其召至幕下。從此，陳布雷作為蔣的大筆杆子，開始了長達20年的幕府生涯。蔣的文告講話，多出自陳的手筆。蔣對陳也非常器重，尊之為“先生”。在國民黨人中，陳布雷是一個克己奉公，廉潔方正的人。

　　他身居重地，從來不謀私利，更痛恨貪汙腐敗的行為。自己做了半輩子官，身處機要，但從不搞特權。生活上清苦儉約，抗戰時在重慶的夥食尤其簡單，同部屬同桌吃飯，衣著樸素，人所共見，房間裏家具裝飾也很簡單，會客室中隻有三把舊沙發，配給他用的汽車，從不許家人使用。

　　抗戰時期，大後方的腐敗已經相當嚴重，陳布雷對此深惡痛絕。在他看來，蔣介石“是一心為黨為國的”，國民黨所以弄得這樣糟，主要是下麵這批人把事情搞壞了。他除了開會等公開場合不能不與孔、宋、二陳等人周旋外，私下很少接觸，他曾不止一次地對兄弟和朋友說：“隻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與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來，我也是不接待的，因為無話可談，話不投機半句多。”

　　1943年，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長職務，陳布雷是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有事須與孔祥熙聯係。一天談畢公事，正要告別時，孔祥熙突然塞給陳一個信封說：“布雷先生，你身體不好，子女又多，負擔重，戰時物價高漲，我這一點區區小意思，聊表微意。”陳布雷臉孔一陣紅，立刻把信封退還給孔。

　　對於CC派，陳布雷堅決不參與其派別和小組織，尤其是抗戰以後，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更漸漸疏遠。有一次二陳辦合作金庫，聘陳布雷為名譽顧問，有幹薪可支取。陳布雷退還聘書，對部屬說：“以往我雖反對二陳自立派係，鉤心鬥角，但終還以為不至如孔、宋一輩人之公然貪汙，現在他們辦起什麽中央信托局，並將某一銀行也把持起來，搜括以肥私，可說與孔、宋是一丘之貉了。”[1]

　　翁澤永：《我的舅父陳布雷》，《從名記者到幕僚長——陳布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頁。[1]

　　陳布雷對蔣介石，可以說達到了愚忠的程度。盡管身體瘦弱，長期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但為蔣介石起草文稿，從來都是夜以繼日，一絲不苟。他幾次想辭職休息，為了輔佐蔣介石，總是犧牲自己的利益。

　　在抗戰期間，他曾為蔣起草了幾篇鼓舞全國軍民抗戰，斥責日本侵略者的文章，振奮了國人的士氣。1941年周恩來在重慶時，見到陳的外甥翁澤永。周恩來對翁說：“請你傳話給布雷先生，對他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為一個人服務，要為全中國四萬萬人服務。”而陳則不止一次表示，他要報答蔣的知遇之恩，隻能從一而終。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為了對抗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宣傳攻勢，於1945年11月成立了一個“宣傳小組”，成員有國民黨組織部長陳立夫、宣傳部長李惟果、教育部長朱家驊、行政院新聞局長董顯光等，召集人是陳布雷。

　　內戰爆發後，這個小組又改名“戡亂宣傳小組”，控製了國統區的宣傳輿論大權。陳布雷為了維護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聲譽，效盡犬馬之勞。

　　1947年3月，胡宗南占領延安，國民黨的軍事進攻達到頂點。與此同時，國民黨一手包辦的“行憲國大”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這時，陳布雷認為“民主建國”的目標即將實現，情緒極為樂觀。

　　4月25日，他與三青團負責宣傳工作的楊玉清漫談，講了很長的一席話。陳說：“自從政府改組以後，國家前途極有希望。關於訓政結束以後，是否還有各黨各派的問題，在十六年(1927年)以後不久，我即問過胡(漢民)先生。胡答：‘依總理遺教所言，不應有各黨各派。’問吳(稚暉)先生，則答：‘此問題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暫不能作答。’問蔣(介石)先生，則答：‘此問題極好。惟在未提出此問題前，實從未想過。不過，以我的想法，中國國情不同，不應取人家一黨專政的辦法，頂好將來要各黨各派共同負起建國的責任。’我覺得蔣先生的看法，胸襟極遠大，於國家有利，故從那時起就死心塌地地為他服務。過去對此問題不敢談，現在竟已成事實，而無敢再懷疑者！此係國家一大進步。”

　　6月，陳布雷在南京召見《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頗為自信地說：“我們國民黨人自己也有所不滿，但國民黨再腐敗，二十年天下還能維持。”[1]

　　但是1947年形勢的變化卻令陳布雷始料未及。5月，華東野戰軍全殲蔣軍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編第74師，中原野戰軍挺進大別山。戰爭局勢發生逆轉，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

　　奉蔣之命，陳布雷數次召集中央宣傳小組會議，討論修改“全國總動員案”。此後，在他的主持下，宣傳小組起草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對外頒布。此時，各界輿論對國民黨當局的批評和不滿日益加劇，陳布雷對這一時期的新聞輿論抓得很緊，維持國民黨的聲譽和地位。

　　他認為《大公報》在王芸生的主持下，對政府的批評惡意多於善意。陳布雷曾對人說：“我如果年輕10歲，就下海再做記者，和他們周旋，不讓這般人如此猖獗！”因王芸生不聽勸告，陳布雷憤怒地對陶希聖說：“王芸生不是評論政治，他要指揮政府，甚至於指揮最高統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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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布雷的忠誠，一次次遭受現實的打擊，令他陷入痛苦的深淵。他主持宣傳小組，當局撥法幣100億元作為宣傳經費。當時這是一筆巨款，有人建議換成黃金、美鈔，以免貶值。但是他無論如何不答應，認為這與國家法令相抵觸。

　　他指示把這筆經費存在幾大銀行，“如須開支，動用利息”。他經手的公款，手續極為嚴格。支票和印鑒由他自己親自管理。秘書蔣君章把每筆應該支出的錢和報告，合成一個卷宗呈上，他自己開出支票，由蔣君章轉交受款機構，取回收據，再次呈報他，才算完成手續。他有一本支票開出的記事簿，蔣君章有一本收支詳細的賬目和卷宗。他真的可以說是做到了“涓滴為公”，與貪汙盛行的官場形成鮮明對照。

　　[1][2]《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8頁。

　　楊者聖：《國民黨“軍機大臣”陳布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頁。

　　幣製改革會議之後，陳布雷順道去上海，對夫人王允默說：“我家的金器、銀元，可以整理出來，去兌換金圓券。”

　　“金圓券？”王夫人不明白。“關金、法幣，怎麽一下子又出來一個金圓券？”

　　“這是挽救經濟危機的措施，馬上就要頒布，我們要遵紀守法。”

　　沒想到金圓券發行不久，物價就直線上升。10月物價的批發指數上漲到17.5倍。這一情況已經不用下屬匯報，王允默也對他說了：“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換了16次牌價。職員、工人一個月工資隻能買一塊肥皂。蔣經國先生在上海打老虎，現在也偃旗息鼓了。”

　　陳布雷用私人積蓄兌換的金圓券變成了一堆廢紙。中央宣傳小組的公款100億元法幣隻換成幾千元金圓券。物價飛漲，貨幣貶值直接影響到陳布雷周圍工作人員的生活，連夥食費都付不出了，陳布雷隻得先拿自己的錢給大家墊夥食費，至月終結算時，名曰歸還，而實際上再移作下個月的墊款，不足時，再由他墊付。陳布雷長歎一聲：“我們為了守法，犧牲了國家利益，犧牲了個人利益，卻便宜了金融家！”[1]

　　軍事上連連失敗，經濟形勢又是一片混亂，如何是好，出路何在？國民黨中不少人認為，失敗的關鍵是喪失了民心。一方麵是局勢這樣困難，而那些擁有特權的豪門卻照樣發橫財，過著奢侈腐敗的生活。蔣經國尚且扳不倒他們，國民黨還有什麽希望？11月4日，南京《中央日報》發表題為《趕快收拾人心》的社論，提出清算豪門的問題，代表了國民黨內多數人的意願：

　　國家在這樣風雨飄搖之秋，老百姓在這樣痛苦的時分，安慰在哪裏呢？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著私人政治關係而發橫財的豪門之輩，不是逍遙海外，便是倚勢豪強如故。不用說到現在還沒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強製他們捐輸資財，以戡亂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輕輕彈他們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沒有國人置喙的餘地。

　　國家弄成這個樣子，老百姓人人裝著一肚皮的悶氣，人心失盡，如何得了！目前少數人這樣享受一切特權生活，驕奢淫逸，沒有一個人去當兵，一文錢也不肯出，而卻完全要窮苦老百姓抽丁納糧，如何使人心平氣服？國事演變到這個地步，勢必犧牲極端少數人來挽救最大多數的人。假若吾人能天下為公，用人唯才，疏遠小人，罷黜一切害民之官，嚴辦豪強特權之輩，減輕人民的負擔。將千千萬萬人民的負擔，放在極端少數豪門巨富身上，令民困得以稍蘇，那麽人民耳目必然為之一新，前方軍心立即因而大振。

　　濟南戰役、遼沈戰役後，大量難民隨著湧入關內，風餐露宿，無家可歸。陳布雷顯得更加焦慮不安。他歎道：“已有二千萬百姓流離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國將不國，一片廢墟，三民主義還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勸勸委員長，這個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產黨談判，國民黨或許還能坐半個江山。”陳的副官陶永標回憶：

　　遼沈戰役後，蔣介石因傷心過度又連續吐血。陳布雷曾去蔣的官邸探望過兩次，並密談良久。因為陳布雷知道，這種勸和的意見是不宜在蔣召集的會議中公開提出來的。

　　有一次，陳同蔣介石密談至深夜，蔣送他步出總統府大門，我從侍衛室出來跟隨在後，聽見蔣介石對陳布雷斷斷續續講的幾句話：“戰局……不利，我們……被打敗，不會被消滅，你悲觀。”“談判也保不住國民黨的半壁江山。如今，隻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

　　事後我發現陳布雷的臉色很難看，回到寓所還自言自語歎道：“成敗在天，成敗在天。”一連數天抑鬱不歡。[1]

　　1948年11月8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舉行的總理紀念周發表講話，仍然決心貫徹“戡亂”方針。他說：

　　自東北軍事失利以來，共匪謠言攻勢的猛烈已達於極點。不但一般民眾受了謠言的煽惑，感到恐慌，就是知識分子也不能認清國家真正的利害，而在心理上發生動搖。前幾天南京竟有少數知識分子，公然發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張，這實在是自己喪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義者。……最近共匪指使一班徒眾提出兩句口號，一是“求溫飽”，一是“求和平”。這完全是抄襲蘇聯內戰時代“土地、麵包、休戰”的三個口號，他們要以此來迷惑全國的同胞，瓦解剿匪的精神力量。……現在的問題就是看我們內部能不能堅定信心，團結一致，能不能振作精神，集中力量。希望中央各部長負責同誌堅忍鎮定，在軍事第一的原則之下，擁護整個決策，共同一致認真執行。

　　蔣所斥的主和派，當然主要是指那些審時度勢、深知內戰打不下去而主張和談的國民黨上層人物。在陳布雷看來，無異是當著和尚罵賊禿。像陳這樣一個忠實追隨蔣介石二十多年、自尊心極強而且士大夫氣節很重的人，受到蔣介石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擊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陶副官回憶：陳布雷生前的最後一些日子，變得更加沉默寡言。每天開完會回來，總是緊鎖眉頭，一根接一根地猛抽著香煙；他的胃口也大為減少，以前每餐能食近兩小碗飯，現在隻能食一小碗，菜吃得更少。晚飯後到寢室，也就是他晚上的工作室，時而伏案批閱文件，時而翻翻報紙又放下，時而又銜著支煙在屋裏來回踱步長歎短籲，或吟著杜甫的詩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煙灰缸的煙蒂不到半天就滿了，一天要倒二三次。

　　陳布雷的精神和體質已經差到這個地步，蔣介石還催他起草“戰時體製”的方案。一向提筆行雲流水的陳布雷，這時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他寫什麽呢？還能再愚弄全國人民嗎？連他自己都被愚弄了，怎麽還有臉再自欺欺人！他感到心力交瘁，11月11日寫了一篇“雜記”：

　　人生總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倘使我是在抗戰中因工作關係被敵機掃射轟炸而遇難，雖不能是重於泰山，也還有些價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實在緊張，積勞成疾而死，也還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為了腦力使用得實在太疲勞了，思慮一些也不能用，考慮一個問題總覺得頭緒紛繁，無從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複一日，把緊要的問題應早些提出方案之交件(如戰時體製)一天天拖延下去。著急盡管著急，而一些不能主動，不但怕見統帥，甚至怕開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說我的腦筋已經是油盡燈枯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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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布雷報效國家的理想已經破滅了，他為國民黨兢兢業業地幹了二十年，沒想到國民黨現在的威望已經掃地。他畢生忠於蔣介石，現在卻形同路人，政見已無共同之處。哀莫大於心死，這個世界對他來說，已經沒有什麽可留戀的了。此時的陳布雷，反而從容了。他的副官陶永標記錄了陳布雷最後的日子：

　　11月10日晚，他提出要同我共進晚餐，飯後，他不時詢問我家庭生活開支和孩子等情況，問我經濟上有什麽困難，我說總能應付。他歎口氣說：“物價暴漲，工薪階層困難哪！”末了，他用深情的語氣說：“陶副官，你忠心耿耿跟我這麽十多年，任勞任怨，患難與共，你也知道我兩袖清風，你和你的家屬也從來沒有沾到我什麽光，我總過意不去，不知該怎樣謝你。”我聽了這話，淚水差點滾下來。他又歎了一口氣道：“近年來我身體愈來愈差，自己也覺得一天比一天難以支持，倘然有個三長兩短，請你自己保重，並望能時常去看看我的太太，她也是一個老實人。”我心中難過，便勸他：“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萬要愛惜自己身體，一俟戰事結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老還鄉，著書作文。”他聽了，沉默良久，才長歎一聲：“恐怕等不到這一天了。”

　　11月11日上午，布雷先生出席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這是他生前參加的最後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時間拖得很長，我開車接他回公館已是下午三點鍾光景，幾位秘書還在等他吃午飯，大家看他臉色不好，可是在飯桌上，布雷先生一反近來沉默寡言態度，從容地作了一次長談。他從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推翻清朝、北伐戰爭，一直談到眼前局勢，又憶及自己青年時代加入同盟會，辦報、教書一些軼聞，最後語重心長地要我們保重身體，免得像他那樣未老先衰。

　　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活動他請假不參加了。這天，他反而比往常從容。上午請了理發師，替他理發修麵，他女婿陪著他聊了一通話。隨後又去洗了個澡，換了一身幹淨的衣服和一雙新布鞋。午飯後，他叫我駕車去郊外散散心，我們繞著玄武湖兜了一圈。我隻見他兩眼發愣地凝視著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在離中山陵不遠處，他示意我將車子停住，他下了車，吃力地攀上附近一個山丘頂極目望。中山陵在夕陽的映照下，氣象萬千。他眼角中流出了淚珠，一直呆呆地望著，直至夜幕開始下垂，臨上車回家時，他問我：“陶副官，你還記得我以前講過的一則笑話嗎？”我回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辭官隱居，到靈穀寺或雞鳴寺做和尚？”他點了點頭說：“和尚做不成，死在這裏也好。”

　　回到公館時間已不早，我叫夥房快上飯菜，不料他一口推卻說：“我覺得沒有胃口，一點也不想吃。”我勸他：“不吃怎麽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這次他態度很堅決：“我實在一點也吃不進，你們去吃吧，不用管我。”接著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趕寫一些重要東西，任何客人不見，電話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說，你也不要上來催我睡覺，我寫好自己會服藥睡的。”他上了一半樓梯又轉過身來重複一遍：“一定不要讓人來打擾我，讓我安靜些！”

　　“讓我安靜些！”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後一句話。[1]

　　陳布雷會見的最後一位家人是他的女婿袁永熙。袁是中共地下黨員，與陳的次女陳璉結婚。夫婦兩人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於1947年9月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陳布雷托人把兩個人保出來，調到南京工作。由於他們在獄中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陳以為他們是思想激進，總是勸他們安分守己，不要惹麻煩。在決定離開這個世界之前，陳布雷最不放心的就是陳璉夫婦。他對袁永熙意味深長地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這個東西不好弄，你們千萬不要卷到裏麵去。”意思是讓他們好自為之，自己保護不了他們了。這些話，也是陳布雷對自己一個慘痛的總結。[1]

　　這天夜裏，陳布雷在燈下，一連寫了十一封遺書。其中兩封是給蔣介石的。第一封遺書說：

　　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無絲毫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誤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毫無價值之一生。[2]

　　在這封遺書中，可以看到陳對蔣還有割舍不去的感情，但是遺書中沒有一字談到“戡亂”，也沒有一個字提到國共之間的戰爭，而借自己“結束毫無價值的一生”，對國民黨的曆史作了根本的否定。

　　在第二封遺書中，筆調為之一變，通篇都是自譴自責之詞。他引用“瓶之傾兮惟壘之恥”，表示國民黨的失敗也是自己的恥辱和罪惡。但他又覺得自己問心無愧，“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於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他引用唐朝詩人韓愈的詩：“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徒婀”，這是韓愈指斥朝中權貴都是老練圓滑、老奸臣猾之徒，一個個隻知依違隨人，獻媚迎舍，而不知感激、奮發。陳布雷一語罵盡了蔣身邊那些隻知揣摩逢迎、醉生夢死的官僚。

　　除了給蔣介石的兩篇遺書外，其餘九篇有四篇是寫給同僚及友好的，即《致張道藩》，《致洪蘭友》，《致潘公展、程滄波》，《致陳方、李惟果、陶希聖》。兩篇寫給部屬，即《留交蔣君章、金省吾兩秘書》，《遺副官陶永標書》。三篇寫給夫人、兄弟、子女，即《遺夫人書》，《遺訓慈、訓忿、叔同諸弟書》，《遺諸兒書》。陳布雷是一個感情豐富而又細心的人，他要向這個世界作最後的告別，並將後事一一安排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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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十一封遺書，已是11月13日淩晨。陳布雷吞下一瓶半安眠藥，倒在床上永遠地睡去了。上午九時，陶副官接到電話，催陳去開會。陶到臥室敲門，沒有反應，而且門從裏麵上了閂。陶感到異常，從窗戶中鑽進去，才發現陳布雷已經僵硬氣絕。陶大驚失色，趕忙叫來蔣君章秘書，一麵找醫生來搶救，一麵向有關方麵報告。陶副官親自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大吃一驚，匆匆趕到陳布雷寓所。望著陳的遺容，蔣的表情悲哀，他脫帽肅立，並囑咐手下好好料理後事。

　　如何發布陳布雷的死訊，成了一大難題。當天來看望吊唁的官員和客人絡繹不絕，每個人都問蔣君章秘書是怎麽回事，蔣知道事情嚴重，不敢直言，隻得說假話：布雷先生原來有失眠症和心髒病，經常服安眠藥才能入睡，有時候半夜醒來再服一些，也是常有的，這幾天精神特別不佳，可能加服因而中毒。

　　次日《中央日報》發的消息，就說陳“以心髒病突發逝世”。第二天，陳布雷的好友、上海《新聞報》主筆程滄波從上海趕來，看到陳留給他遺書後，嚴厲指責蔣秘書等人的說法。他認為這樣就抹殺了布雷先生為黨、為國家的苦心，至少他個人不同意病死的說法。

　　這時，外界對於布雷先生死因傳說紛紛。治喪委員會在審閱全部遺書以後，經蔣介石批準，決定全部發表。19日，各報口氣為之一變，公布了陳布雷自盡的消息。

　　蔣介石讀了陳的遺書後，頗為傷感，為他寫下了“古今完人”的匾額。陳布雷的葬禮也辦得隆重風光。在大斂和公祭儀式上，蔣介石兩次率領政府要員出席，說明他對陳是有感情的。他還特派蔣經國與陳氏遺屬一起護送陳布雷的靈柩往杭州安葬。《觀察》以“特約記者”身份的知情人透露：

　　廿年來患難相隨，憂樂與共的職掌總文案和內府機密的陳布雷之敢於在自殺前以“停止戡亂，放棄獨裁，絕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諫，諫之不從，則以死明誌。這件事在政局發展的研究上是頗值得參考的。……陳乃覺國運不絕如縷，而他的“領袖”又是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硬幹到底，既倒之狂瀾已無挽回的餘地，終於以死諫之。[1]

　　陳布雷之死是一個象征。當年北伐時，像他這樣的一批立誌救國的人投身國民革命，希望能為國家的複興貢獻力量。他們曾為蔣介石政權盡心竭力，不辭辛苦。但是蔣介石在政治上的獨裁，國民黨官僚在經濟上的腐敗，使國民黨政權徹底失去了民心。經濟的崩潰，軍事的慘敗，使陳布雷這樣的人徹底絕望了。舊道德的束縛使他無法解脫，隻能選擇自殺的下策。惟一可以安慰的是，陳布雷的靈魂安寧了。他靜靜地躺在西湖邊上，不用再看到半年之後，蔣介石倉皇逃離大陸，南京政府如鳥獸散的慘狀了。

　　觀察特約記者：《大局外弛內張》，《觀察》第5卷第16期，1948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