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教授的右派勞教,饑餓,埋死人經曆

歸國教授的右派勞教,饑餓,埋死人經曆　摘錄

作者：巫寧坤


自從回國以來，　我領教了不知多少遍：無產階級不僅要解放它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哪怕是它的敵人，隻要不是無可救藥的，也將通過強迫勞動把他們從自身的反動階級立場和反動思想解放出來。強迫勞動隻是手段，不是目的。公開宣布的目的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世界，一個多麽美好的全是新人的新世界！從我的舊我解放出來！多麽美妙的思想！多麽光輝燦爛的明天！我感到心向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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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躍進進入高潮後，　我們被帶到總場去參觀一個興凱湖農場長遠規劃的展覽，接受教育。除了大量的圖表和宣傳畫，還有一個未來城市的大型模型。講解員是九分場的一名青年女犯，她用手中的短棒指著一個角上一群微小的建築物，滾瓜爛熟地說道：“那就是未來的興凱湖大學的校址。大學有各種專業，包括農業、捕魚、造紙、煉糖、以及其它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用的技藝。”停頓了一下，她又說：　“你們八分場不是有一名教授嗎？那是他理想的去處。”　我聽了毛骨悚然。幸好那大學從來沒超過模型階段。

不斷聽到小道消息，傳說一些教養人員神經失常了，因為受不了無限教養期和永遠留場的前景的壓力。也有已經自殺的。我也會屈服於這種難堪的壓力嗎？不，決不，我應許自己，我決不會像我母親那樣用自己的手殘害自己的生命，我必須保持我的神智健全，堅守我對生活的信念，不管會發生什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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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仍舊讀《人民日報》，兩三個星期以前的舊報，試圖從連篇累牘的關於　大躍進　和　人民公社　的輝煌成就的報道中挖出點滴的新聞。從這些報道中，我們看到的是祖國大地變成了紅旗飛揚的海洋。除此之外，我們對國內外真正的形勢都一無所知。

1960年，農場種植的的玉米、水稻、小麥、大豆都獲得大豐收，由於氣候好，土壤肥，還有奴隸勞動。我們開始盼望提高糧食定量。

　　沒料到，國慶一過，上級就突然宣布大減定量，因為我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必須運出去供應城市居民。《人民日報》沒完沒了地報道的那些全國各地的大豐收哪裏去了？隊長們從來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把問題留在自己心裏。

十月底以前，上級又突然宣布，全農場右派，好幾百人，一律轉移到　清河國營農場。

　　清河農場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轄的一個主要勞改農場，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隊長們對突然轉移也沒有作任何解釋，但是我們一廂情願地認為這肯定是好事，夥食會好一些、待遇會好一些、釋放的希望也會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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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0月26日，我們一行三、四百名右派教養分子，由武裝公安部隊押送，搭乘“專列”抵達茶澱，這是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的一個小站。

　　下火車後，我們背上揹著鋪蓋卷兒，手裏提著包裹，列隊步行十八裏坑坑窪窪的石子路，前往　清河國營農場的三分場，又稱寧河農場。　雖然又餓又累，我們卻滿懷希望。我們以為，在這個直轄首都的主要勞改農場，我們一定會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夥食。

迎接我們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環繞的灰色牆頂上布滿了鐵絲網。一群繃著麵孔的公安幹警把我們領進門去，鐵門兩邊有持槍的士兵把守，槍口裝著明晃晃的刺刀。高處崗樓上的士兵拿著手提機關槍。

　　進去以後，我們一排排在地上坐好，聽三分場場長做報告。他說這次移監的目的是加速我們的思想改造。他強調嚴守監規的重要性，同時提出嚴重警告：“你們任何人膽敢企圖逃跑，必定要受到嚴厲的刑事處分，雖然我們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圖都決不可能得逞。沒有管教幹部帶領，或書麵批準，任何人不得外出。警衛人員隨時隨地可對任何企圖逃跑的人犯開槍。你們進門時看到牆頭的鐵絲網了吧？那是通了電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電的鐵絲網拚，那是找死。就算你萬一溜了出去，外麵有騎馬的警衛每天二十四小時沿著大牆巡邏。他們一瞅見逃跑犯就立即開槍。你們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們不會幹這種蠢事。但是我得把醜話講在前頭。”

我決沒有逃跑的念頭，但是對於囚禁在這樣一座禁衛森嚴的監獄裏卻感到不可思議。　他們不是一再說我們不是犯人嗎？這位場長不是也說我們是不可能企圖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嗎？　而我們明明被關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監獄的牢房裏。我不禁懷念起興凱湖的勞改營，那裏見不到警衛人員，更不用說裝了刺刀的來複槍了。和這座灰牆環繞的大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個平靜開闊的大湖，每逢歇大禮拜我可在湖邊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認識到，那種沒有警衛的自由無非是一種假象。那裏沒有必要設置警衛，因為遍布營地的沼澤比持槍的士兵還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實上的犯人，”

我跟自己說。“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個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則你就會被軟化而忘掉嚴酷的現實。”監管越嚴峻，我的心靈就應更自由地翱翔。

每天早晨，我們排著隊，經過虎視眈眈的警衛和他們的刺刀，離開分場大院，前往田野勞改。值日的隊長把出工人數告訴警衛班長，班長一個一個點數人頭放行。傍晚收工返監，班長重新清點人數。政治學習，不如說是批判會，占用晚上的時間。隊長們一個個都是鐵板麵孔，儼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化身。他們和李隊長毫無相似之處，李隊長完全夠不上這個製度的化身。名為“人民內部矛盾”，現在我過的和感受的卻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囚徒的生活。

在移監之前，我已經從《人民日報》報道的字裏行間猜出國家形勢並非大好，但是我無從知道情況壞到什麽地步。

　　我們到達三分場那天，曾經指望吃到一頓一般給新來的人吃的好一點的夥食。不料我們吃到的卻是蘿卜片和山芋片的清湯。湯裏沒有一個油星子，飯後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興，因為東北太冷不種山芋。還有些人說大夥房沒空給我們做一頓好飯，但遲早會吃到的。當天晚飯吃的是同樣的東西，隨後兩天也一樣，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兩餐。第四天，清湯裏沒有山芋，增加了蘿卜葉子。我們覺得肚子總是餓，但是照樣每天下地勞動。

有一天，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大白菜，裝上卡車運往北京。每一顆大白菜都裝車之後，值日隊長教我們把掉在菜田裏的菜幫子都撿起來。我怯生生地問他：“幹什麽用？”他答道：“你們明天的夥食。”於是我們把菜幫子都撿起，裝進籮筐，準備送往夥房。隊長喊道：“回來。你們為什麽沒把乾菜葉撿起來？”我感到莫名其妙，又問他：“幹什麽用？”隊長胸有成竹地說： “你們春天吃。”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雙手按他說的去做。

食物，或者不如說，缺少食物，成為我們的心病。難友們無止無休地談論他們吃過的好東西，把各色美味佳肴吹得天花亂墜，還煞有介事地交換食譜。他們互相傾訴夜以繼日的饑餓如何煎熬他們的腸胃，又把他們變成老皮厚臉的、沉迷精神會餐的饕餮。與此同時，夥食越來越壞。到後來，真正的糧食完全不見了，給我們吃的是“代食品”。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窩頭，用的原料是乾白菜葉和一種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據說其中含有10%的澱粉。我們無從知道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養分，但是我們當中馬上就出現了可怕的、鮮血淋漓的消化道問題。一名年輕的俄語教員，由於長期便秘，差點兒因腸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夥食，供應蒸山芋乾，每人一斤。我們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長開動腦筋，請一位過去製造精密儀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他用這件精密儀器小心翼翼地把這寶貴食品分成均勻的份額，發給各人。在他運作的過程中，幾十隻眼睛都緊盯著他和他手裏的秤杆，在運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開吃。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變質的，誰分到誰倒黴。

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裏有好幾片實在無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們扔在門口一條大家夜間用作小便池的水溝裏。一位難友、前共產黨員，馬上跳下去，把它們撿了起來。正當他把它們一片一片往嘴裏塞，一名隊長走到他麵前，嗬斥他說：“快扔掉！你不要臉！你還當過黨員哩！”他回答說：“但是我餓啊！餓啊！”他繼續咬嚼，直到吃完為止。晚間政治學習，我和他都受到嚴厲批評，我的罪名是浪費社會主義的糧食，那位共產黨員的罪名是醜化社會主義製度。他唯一的回答是： “但是我餓啊！餓啊！”

其它一些饑餓難忍的難友開始搜索新的食品資源。有一位逮到一隻田鼠，他趁隊長不在眼前，撿到兩塊磚和一些乾樹枝，點起火來把它燒熟，狼吞虎咽吃下肚。還有一位逮到一條蛇，他送到夥房去，讓一個夥夫做成一鍋蛇羹，兩人飽餐了一頓。

我既無想象力又無本領去開發非正統的食品資源，在全中隊是第一個嚴重浮腫病號。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腫，兩腿軟弱無力，下地勞改時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臉上是什麽樣子，因為周圍沒有鏡子，但是從戰友們枯槁的麵容，我不難想象自己已經麵目全非。

　　不久之後，我上了嚴重浮腫病號名單，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義”的食物補助。每天晚飯後，我去夥房領一個用舊報紙糊的口袋裝的麥糠，和一碗豬骨湯，那是用農場養豬場餓死的小豬骨頭做的。我成了難友們羨慕的幸運兒。可惜我的好運為時不長，因為小病豬和麥糠的供應都斷絕了。越來越多的難友的浮腫也越來越嚴重，但是他們來不及分享我短暫的好運了 。

雖然黨報和管教幹部都避而不談，即便在與外界隔絕的勞改農場，大家都知道全國正在經受一場空前的大饑荒。

　　我們是從三分場場長的大報告中才領會到情況是如何嚴重的。他首先大談“三麵紅旗”，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如何無比正確，又羅列統計數字證明它們的光輝成就。然後，他把近年來的饑荒完全歸罪於氣候反常、糧食歉收，和黨的政策沒有任何關係。

　　最後，他宣布，根據上級指示，實行一項符合共產黨一貫的 “革命人道主義”精神的新措施。過去，給勞教分子寄遞食品是嚴格禁止的，因為食品包裹不利於思想改造。眼下，根據新的情況，準許家屬和親戚親自遞送食品，教養分子本人也可寫信要求家人送食品。　了不起的新措施！一個政府無力供應人犯最低的口糧，把責任轉嫁給他們的家屬，卻仍舊把他們關在監獄裏從事強迫勞動！

我們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義”果實是一名中學教師的妻子親自送來的小麥麵烙餅。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來，我們大家又餓又饞的眼睛死盯著他一口一口地咬嚼這種不可思議的美味佳肴。

　　我沒有寫信給怡楷傳遞“革命人道主義”的新信息。她遠在千裏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讓她為我的處境憂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著烙餅，我不止是眼饞了。我想到怡楷家裏人就在天津，離我不遠，也許我可以向他們求援吧。求還是不求，這是我在心裏又盤算了一天的問題。有一個政治賤民作為近親已經夠他們受的，我還能讓他們冒政治風險送食品包裹到監獄來嗎？我能忍心讓我那慈愛的嶽母為我的處境憂心忡忡嗎？這時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講的話：堅守對生活的信念，不管發生什麽情況。現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問題是“活下去還是不活”。麵臨生死攸關的掙紮，我拋棄了重重顧慮，向我那些好親戚求救。

1961年元旦後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腫惡化沒有出工，隊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進屋子我就看見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張椅子上，他旁邊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員。四哥當初上的是北京輔仁大學生物係，1952年畢業後分配到蘭州生物製品研究所。肅反運動中，他被誣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盡了身心摧殘，以致精神崩潰。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們家，到附近的醫院接受治療，後來還沒痊愈就回天津家中去了。從那以後，我們一直沒見過麵。病還沒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謝天謝地，他還可以不辭辛苦來探望他病重的妹丈。

　　接待員站在一邊監視我們的行動。四哥打開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雞蛋、一塊煮羊肉、還有我嶽母親手為我做的十個花卷。他又掏出一些鹹蘿卜，接待員出麵幹涉了：“不許收鹹菜。對浮腫有害。”四哥立即把鹹蘿卜放回手提包，讓我很失望。他告訴我這些食品都是從黑市用高價買的，但是，隻要“革命人道主義”繼續實行，他們就一定想方設法再給我送吃的。這時候接待員心不在焉向外麵張望，我飛快地把手伸進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鹹蘿卜，塞進我的破棉襖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卻膽小怕事，給我的膽大妄為嚇呆了。

“你口袋裏揣著什麽？”我又問他。

“隻有兩個窩頭，”他說。

“交給我，快！”我命令他。

“這是我的午飯，”他央求道。

“你回家再吃吧。馬上交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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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容分說從他口袋裏強奪了兩個金黃的窩頭。可憐的四哥，好心沒得好報，辛苦了一天，他還得步行十幾裏崎嶇的石子路走到茶澱車站，再空著肚皮搭那趟慢車回家。我覺得自己活像希臘寓言裏的那條蛇，在好心的農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後把他咬死。

我滿載而歸回到監房，成為少數“富有者”中的新貴，受到周圍“貧困戶”的嫉羨。我把珍貴的黑市食品每天為自己限量配給，可是一周下來就吃得精光了。我毫不躊躇又寫信求援，“仿佛是越嚐滋味越開了胃口，”如同哈姆雷特所說的那樣 。

春節前夕，沒想到老母也來探監。她從北京乘火車到天津，和怡楷教中學的二哥結伴同行。他們帶著兩個裝滿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走到三分場。

　　我得到批準和家人在一起過夜，“招待所”是幹部和留場職工子女上的幼兒園的一間大屋子。由於浮腫，我周身軟弱無力，一位新來的隊長、剛從部隊複員的年輕戰士，主動幫我把鋪蓋卷兒扛到幼兒園。一路上，他很和氣地說：“老人家來一趟不容易，你得留她多住兩天。過春節嘛！”他主動為一個勞教犯扛行李，我本來已很感動，此刻又聽到他這種樸實無華的情意，我更感到驚異。看著他紫紅的農民臉膛兒，我意識到他新來乍到，還沒有“進入角色”哩。也許是李隊長第二？我真心誠意向他道謝，並私心祝願他永葆無邪的青春。

麵對白發蒼的老母，我欲哭無淚。老人家年已六十六歲，一雙小腳，從火車站走十幾裏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在沒有樹木的原野上找隱蔽的處所方便一下。這是一個敬老的文明古國！

娘從一路提來的食品袋裏先拿出個紙包，邊打開邊說“我記得你小時候最愛吃烤爐燒餅，蘿卜絲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連影子也沒有。白蘿卜倒有，不如揚州的好吃。現在好麵粉也困難，春節一戶才配給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蘿卜絲，加了蔥花，滴了幾滴麻油，一個一個在煤球爐上烤出來的，自然沒有燒餅鋪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說：“哭什麽，吃吧。”

我一邊說著話一邊吃起燒餅來，不知不覺就把十個都報銷了。

娘問：“味道還可以嗎？”

我說：“說不上，豬八戒吃人參果，食而不知其味。再來十個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說：“聽說你們這裏餓死了不少人。 看到你活著，我就放心了。”

我們和其他難友及家屬都住在一起。很奇怪，人人都在輕鬆地交談，仿佛他們是在進行正常的春節拜年活動。我沒看到有人流過一滴淚。連一滴淚也沒有！也許這些人已經與眼淚和歡笑無緣了？當晚，在唯一的大炕上，娘擠在兩位婦女中間躺下。二哥和我把兩張方桌拚成一張“雙人床”，我們倆躺在一起，悄悄地談了一夜。他告訴我大躍進造成的禍害，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難。我給他講在北大荒的勞改生涯、在清河的餓以待斃。他一邊摸我的四肢和胸背，一麵輕輕說：“皮包骨，沒一點兒肉了。我們得趕快、趕快給你多送東西，要不然就會後悔莫及了。”

“五一”勞動節，寧慧從北京來探監，大腹便便，路上當然很辛苦。她在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歲的兒子和平。我記得和平是個很堅強的孩子，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麵目全非就哭了，寧慧也忍不住淚如雨下。我強作歡顏安慰他們：“別這樣，你們那麽遠來這兒不是來哭的！你們看到我還活著，應當高興啊。你們帶來這麽多好吃的，可以幫助我早日恢複健康。”我們隔著一張長桌麵對麵站著，桌上擱著他們的旅行包。我們講了一點家常，十五分鍾的接見時間就完了。

一旦擁有這些食品，我成了難友們嫉羨的對象，尤其是那些“貧困戶”。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即便能來“送牢飯”，路上也要耗時費日。還有人本來是養家活口的，他一走家裏的人吃飯都有困難，哪有錢買黑市食品送來。中隊裏偶爾有人偷別人的食品。我把所有吃的東西鎖在兩個旅行包裏，堆在我枕頭後麵。我給自己實行嚴格的定量配給，好像一個吝嗇鬼花每一分錢都心疼，因為我不知道在這裏還要關多久，也不知道親戚們什麽時候能再來。

　　有一天，從地裏勞動回來，我發現一個旅行包上的小掛鎖被砸了，丟了幾樣吃的。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立即向隊部報告。抓住小偷不會太難，因為嫌犯肯定是一個因病留在家裏的“貧困戶”。一轉念，我又暗自 思量，不管他是誰，我可憐的難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權利，他為什麽不能采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何況，在他硬著頭皮下手幹小偷小摸之前，他不定經受過怎樣痛苦的思想鬥爭？若是我像他一樣走投無路，難道我就不會幹出同樣的事，或者更壞的事？再說，他並沒動我大多數的寶貴財富。

“貧困戶”中有一個搞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學者，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有一天，他遞給我一張用他的優美的柳公權體寫的條子：“教授：我懇求您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來給我送食品，我保證一定加倍奉還。”我躊躇起來，我覺得，這些食品是我的親戚們作了重大犧牲買來救我命的，我無權拿來做人情。第二張條子內容相同，加了一句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看著他優美的柳體書法，我心軟了。我上中學時練過柳字，始終沒有入門，因此我一向欽慕柳字寫得好的人。這麽優美的書法落得這麽淒慘的下場！這個不厭其煩地吹噓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今天墮落到什麽地步！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我遞給老劉一張烙餅。

第二天，他就搬到重病號集中的屋子去了，因為隊部認為重病號繼續留在普通監房影響其他教養分子的士氣。分手以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對我說：“老巫，你不知道那張餅味道有多好。我內人一到我就加倍奉還。”

“別掛在心上，老劉，你多多保重。要是你不還，我把你的柳字借條裱起來作個紀念 。”

“那可不成。”他無力地微笑著告饒。“要是你真喜歡我的字，等環境好轉後我給你寫個條輻。”

“老劉，你可要說了算。多保重！” 我無力地哈哈一笑。

冬去春來，全國期盼一個好年成和少餓死一些人。感謝親人送來的昂貴的黑市食品，我的身體好了一些，但是我的健康受到嚴重破壞，很難迅速複原。兩條腿還是浮腫，軟弱無力，人常暈倒。

　　一天，隊部批準我去農場醫院門診部看中醫。大夫是勞改犯。聽了我的主訴之後，他摸了我的脈，看了我的舌苔，然後搖著頭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很驚訝你的情況還這麽好。盡管，如你所說，你吃了一些好的食品，但你的五臓髒六腑功能呆滯，不易吸取養分。一條冰河要想解凍，重新暢流，一兩天風和日暖是不夠的。需要時間，需要十分小心。我不想嚇你，在目前情況下，真可說人有旦夕禍福。我在這兒見的多了，唉！你是位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千萬保重。”

我並不感到驚惶，但我肯定也沒從他的話裏得到任何安慰。

後來，五月的一天，分管我們班的隊長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讓我帶另外兩名右派去農場一個偏僻的角落“執行一項任務”。

　　任務是挖一個六尺長、二尺寬、三尺深的坑。隊長沒說明坑是作什麽用的，因為他們一向讓我們盲目服從命令。

我們越過荒蕪的田野慢慢朝目的地進發，一路上感到空氣中有春天的氣息，可是看不到一點生命的跡象。

　　我們三個人幹這點活不需要很長時間。坑一挖好，我們就看見一匹瘦馬拉著一部平板車慢慢地朝著我們走過來。

　　車子快到眼前，我看到車尾一張汙穢的草墊子下麵露出一雙枯瘦的腳。一個死人！

　　車子在我們挖的坑前麵停下，趕車的“老就”跳下來，哭喪著臉咕 魯道：“把他推下去，蓋上土，麻利快點兒！別婆婆媽媽的！”我掀開草墊，看到一雙我認得出的深陷的眼睛，嚇得我全身發抖，兩腿發軟。

　　我們用鐵鍬、鐵鍁草草地埋葬了老劉。

　　趕車的往新填滿的坑插進一跟木片標記，上麵有用黑漆寫的一個號碼。

　　他讓我們搭老劉剛騰空的車子回營，我們三人都寧願自己走回去。

　　一路上，腦子裏冒出《哈姆雷特》中墓地那一場。我怨自己沒有那個掘墓人對死亡輕鬆的態度。接著，我又為自己開脫道，畢竟他幹這個行當幹過三十年了，而我幹這個還頭一遭。

　　晚間，我按規定去向隊長匯報。

“報告隊長，我們完成了任務，”我說話時有點自滿情緒。

“你們挖了幾個坑？”他繃著臉盤問道。

“一個，”我據實回答。

“一個？”他狠狠地問我。“就一個？我問你，一個坑能睡幾個人？你願意跟另外一個死鬼合用一個坑嗎？你這無用的書呆子！我不該把這輕鬆活兒派給你的。回去寫個檢討交上來。”

我不介意做點家庭作業。不過這件事對我有了啟發。

　　死者上大學時是運動員，一向體魄健壯。如果他能那樣摔手而去，我怎麽知道下一個不輪到我呢？農場已經餓死了許多人犯，不過死亡從來沒有靠我這麽近。

　　我驚惶失措了。我不願不見怡楷一麵就摔手而去，可是我又不願讓她煩惱。我翻來覆去地進行思想鬥爭。我該不該要她來看望我？我非要不行：一別三年，這次見麵對我們倆都非常重要，既然死亡已離我這麽近。

　　我也非常想再見我的兒子，也至少見我女兒一麵。可是這樣做是否真的對她或孩子們有好處？如果他們就此再也不見我，是否對他們更容易一些？或許我太自私了吧。我要她來看我，是否會給她在政治上惹來更大的麻煩？

　　不行，我不能那樣做。我為什麽要給她的沉重負擔再火上加油呢？可是，如果我把她蒙在鼓裏直到為時已晚，難道她不會怪罪我嗎？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刻，我有權利把她關在我生命的門外嗎？“禍福與共，病康偕老！”

終於我拋去重重顧慮，向她發出一個“可能見最後一麵”的緊急呼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