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死後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防範 ＺＴ 不代表本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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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死後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防範


毛在林彪事件後不久會見越南總理範文同時，在談話中言不由衷地承認他在林彪的問題上犯的錯誤。毛澤東深知他本人發動的文革運動得罪了一大批黨內軍中的老幹部，他知道當年為了扶植林彪當接班人，在政治上傷了不少人，特別是軍中的老帥們。為此，毛絞盡腦汁來洗刷他和林彪之間的關係。還在林彪剛剛出逃後形勢最緊張時候，毛把所有緊急應變的事情一概交給了周恩來，而他本人則把心思放在如何為自己解釋開脫上。他把林彪的曆史老賬翻出來，一筆一筆地算，列舉了林彪自井岡山以來所犯的十六條錯誤，在政治局內部進行傳達。接下來，毛又在權衡利弊得失後，硬著頭皮批準了對他本人大張撻伐、殺傷力極大的《"571工程"紀要》作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發全國。



另一方麵，慣於從曆史故紙堆中尋覓政治靈感的毛澤東又從曆代文人墨客的懷古詩中，為自己當初選擇林彪作為接班人尋找說辭，進行開脫。像當時在社會上流傳一時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和白居易的"辨材"、"周公恐懼"等，都是毛刻意挑選出來的。其中像"試玉還須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一類詩句，便是借古人之口來為他找台階下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態，安撫那些曾因"大鬧懷仁堂"而被打入冷宮的軍方老帥們。從一九七一年秋冬開始，他不斷在小範圍內吹風，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幾位老帥挨整的賬全都算在林彪的頭上，提出：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質是老帥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並表示：大鬧懷仁堂，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講就好了。說到這裏，慣於做戲的毛還煞有介事地詰問葉劍英：你們那時為啥不來找我嘛?你們寫寫，我批上幾句嘛!



不久，陳毅去世，毛在追悼會舉行的前一刻，突然決定抱病前去參加。本來，自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門了，終日臥床不起。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創有關，同時也是流年不利，禍不單行。據毛的保健醫生李誌綏回憶，毛因在廬山會議後得的肺炎久拖不愈，這時已經病得很重，身體十分虛弱，行動困難，走起路來，兩腿像是兩條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動。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硬是冒著數九嚴寒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自然不是尋常之舉。不過，如果認為這是毛出於悼念井岡山時期的亡友，或是對當年直言諫諍的黨內軍中的元老大發"無產階級震怒"一事內心有所愧疚，那就錯了。實際上，毛此舉更多的是故作姿態，在政治上收攬人心，安撫在文革中吃了下少苦頭的黨內老幹部。



據知情人說，毛澤東本來並沒有決定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但後來聽說陳毅死後，三0一醫院門口自發地聚集了不少從四麵八方聞訊趕水的老幹部。他們站立在寒風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堅持要向陳毅的遺體告別，而且人數越聚越多，這件事後來驚動了高層。毛正是在看到這一點後，才在最後一刻決定參加陳毅追悼會的。



追悼會前，毛澤東在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內軍中的一幹老人的陪同下接見了陳毅的家人。談話中，毛友情悲戚，肯定了陳毅的一生，而把陳毅抑鬱而死的責任完全推給林彪，稱：我們的老帥，他一個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雲雲。其實，當年正是毛澤東為了給九大的召開鋪平道路，決定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陳毅一幹人搞得灰溜溜。毛還在選九大代表時，當眾表示陳毅"可做右的代表"，給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壓力，心情十分沉重。對於毛這種善於逢場作戲的表演伎倆，當時在場的李誌綏在其回憶錄中有著生動的記述：



張茜進來以後，毛的服務員將毛從沙發上扶起來，迎上去。張螟步趨前。毛拉住張的兩隻手。張滿臉淚痕，向毛問好。毛擠著眼睛，咧開了嘴，說："陳毅是一個好同誌啊。"這時周恩來、葉劍英、朱德(朱當時並未在場，李在這裏記憶有誤-一作者注)等人紛紛趕到了。我聽到旁邊有人說："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噓起來，整個休息室充滿了抽泣聲。但是我沒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淚，盡管毛又嚎了幾聲。我常想，毛是極善於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員，他可以成為一位名演員。他能夠在不同的環境，對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製和影響對方情緒的表情變化。



在林彪事件的重創下，毛澤東大病一場。自認為已經沉屙難起的毛曾向周恩來交權，隨後又對此感到後悔，急於安排後事的毛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為此在大病初愈後就開始用心思，設法給周抹黑，並在周治病的問題上做手腳，有意延誤治療，把周往死路上推。



毛澤東向周恩來交權的舉動究竟有多少誠意，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慮他的接班人時從來就沒有把周算在內，開始是劉少奇，在劉下麵，毛考慮的是林彪和鄧小平，一直在他們兩人之間搞平衡。



毛、周兩人治國的思路不同，毛強調階級鬥爭，周注重抓經濟，更看重國計民生問題，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誌難酬。



周恩來除了在治國理念上與毛澤東不同外，兩人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經濟思想比較務實，在五十年代主張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要適當，統籌兼顧，全麵安排，在綜合平衡中協調穩步發展。周並不同意毛在經濟工作中種種急躁冒進的搞法，曾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預算的問題和毛當麵爭論過，甚至在情急之下，說出過這樣的重話：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對一向對毛總是畢恭畢敬的周是極為少有的。當然，這番話也為他惹了不小的麻煩，毛對此非常生氣，雖然當場沒有發作，卻一直記恨在心。



為此，周恩來在五十年代中、後期曾挨過當時一心想"超英趕美"的毛澤東下少次批，被指離右派"隻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辭職的地步。周本人幾乎逢會便檢討"反冒進"的問題，後來雖說總算是保住了總理的職位，但他也委實從中領受了教訓。



盡管周恩來行事如此小心謹慎，不敢有絲毫的疏忽大意，到頭來還是在劫難逃，遭到毛澤東越來越大的猜忌。本來，以毛喜歡獨攬大權的個性而言，是絕不會輕易讓權的，特別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急於挽回文革敗局之際。因此，毛這次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如果不是因為確實感到大限已到，閻王爺在向他招手的話，那麽便是在有意虛晃一槍，在試探周的態度的同時，在政治上玩弄以退為進的把戲。



事實上，正是在這段纏綿病榻的日子裏，毛澤東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決計利用尼克鬆訪華的機會，在外交上打一個大勝仗來掩蓋文革的破產。這正是毛本人後來回心轉意同意接受治療的原因所在。



尼克鬆訪華後，毛澤東的病情大為好轉，身體逐漸康複。這當然是和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有關，另一方麵也是"心病還須心藥醫"的緣故--因為通過尼克鬆訪華，一舉改變了中國以往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盤算已久的"聯美整蘇"的構想如願以償。



然而，毛澤東剛剛在政治上渡過難關，隨即就對他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一事感到後悔。雖說周本人馬上就推掉了，但此舉畢竟在實際上承認了周作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與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實權，掌控著黨，政、軍日常工作的運轉。在這種情況下，萬一周在政治上存有異心，將會比林彪更加難以對付。



平心而論，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的為人，但經過林彪事件的重創後，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變本加厲，處處疑神疑鬼，總是擔心別人懷有二心。這種心情，隨著毛發現周在林彪事件後黨內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時，愈發強烈起來，成為毛的一大塊心病。毛必須找出一個兩全的辦法：既要設法抹掉曾向周交權這件事，又要盡量做的不露痕跡，以免讓人認為他翻覆無常，出爾反爾。為此，毛澤東在大病初愈後就開始用心思，尋找機會，設法了結這塊心病。



這年五、六月間，中央召開了有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匯報會。毛澤東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做文章，在黨內高層中當眾抹掉曾向周恩來交權這件事。為此，他以總結"黨內路線鬥爭的曆史教訓"為名，點名讓周在大會上現身說法，自揭曆史上曾幾次犯過路線錯誤的老底。



本來，會議的原定議程並沒有這個內容，況且周恩來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變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論功行賞，也實在不必再重算曆史老賬，讓他當眾難堪。但是，毛澤東為了達到在政治上給周臉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後接班的可能，卻執意要這樣做，全然不顧周的臉麵。



周恩來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毛澤東突然讓他在黨內高層會議上重翻幾十年前陳年老賬的用心，是在"古為今用"。實際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後，就已經預感到今後他們毛的關係會變得更加微妙難處，因而有一種如臨深淵，如屨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澤東從來沒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過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雖然幾十年下來總算大體上相安無事，但那是因為他長期以來隻是黨內第三號人物的緣故，從來沒有在政治上對毛構成過真正的威脅。



然而，林彪事件後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周恩來在無形之中成為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取代了以往劉少奇、林彪的地位。對於眼下政治上的險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了，劉、林二人分別曾是毛澤東長期以來政治上堅定的盟友，最後尚且遭致殺身之禍，更何況曾在曆史上幾次反過毛的他了。



周恩來知道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來對付他，如果不趁"風"起於青萍之末之際，盡早打消毛的這個念頭，事情就會越鬧越大，到頭來勢必把整個國家拖入另一場政治動蕩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一向把"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作為信條的周氏決定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一發言，重點放在個人曆史上所把嚴重路線錯誤的自我批判上，隨後並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這件事。



毛澤東的意圖就是讓周恩來當眾自揭曆史老底，並不大在乎具體寫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後，周連續用了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題為《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發言，在回顧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同時，重點放在檢討自己在王明左、右傾兩次路線鬥爭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上，用大陸官方的說法是他"對自己作了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過份的檢討"。



當然，周恩來非常清楚光是檢討曆史老賬是過不了關的，還必須說出毛澤東真正想聽的話來，那就是他不配作為毛的接班人。為此，周專門在發言末尾當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隻能當助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表示："你們了解我的曆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的姿態，反而弄得毛澤東一時不好再繼續往下做文章了。不過在毛看來，這件事已經初步達到了目的，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都知道了周在曆史上反對他的老底，是個路線錯誤的屢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經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動幹戈了，隻須在他治病的問題上做點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事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鑒定，確診周恩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症狀，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早進行治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後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麵報告，詳航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這定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期治療，結果隻有等死--作者注)，並製訂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準。因為按照黨內保健製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準後才能實施。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嚇阻。汪代表中央出麵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麵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行。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後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周恩來是個非常精細敏感的人，盡管醫生們奉命對他的尿樣檢查的結果避而不談，卻無法瞞過他本人。頻繁的查尿，自然讓周意識到來者不善。既然醫生們不願意談這個問題，他也不去為難他們，而是自己動手去查尿細胞學一類的醫書，了解有關醫學常識。醫生們也知道這一點，隻不過雙方都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罷了。



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後，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的周恩來在各項工作中明顯加大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取得更大的進展。他先是有意識地捅了教育領域這個文革重災區的"馬蜂窩"。這年七月間，周根據美籍華裔學者楊振寧的建議，當麵交代陪同會見的北京大學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領域中"左"的幹擾，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辦好，並用少有的語氣表示："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麽障礙要掃除，有什麽釘子要拔掉。"



接著，周恩來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見回國述職大使的機會，在縱論國際國內形勢的同時，有意識地把"要批透極左思潮"作為整個報號的主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強調指出：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火的，極左思潮就是誇誇其談，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掛在什麽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要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



毛澤東雖然深居簡出，卻對外界的各種動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覺十分敏銳。他很快就覺察出周恩來號召批判極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圖不動聲色地扭轉國內政局的方向，對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轍，這是深陷文革情結而不能自拔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為此，毛澤東在看到周恩來在外交部批極左的講話後，曾把他這種內心的隱憂向張春橋、姚文元這兩位文革派大將談過，表示不讚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誌論"和"空頭政治"，認為這樣搞，將會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後的一段時間裏，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主要是因為當時迫於形勢而不得不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作出某種限度的鬆動。現在，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而決心在政治上刹車了。



當然，毛澤東是個慣於玩弄權術，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老手。在反擊周恩來所主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這件事情上，他最初並不想親自出馬，而是把打頭陣的任務交給了他的嫡係一-以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



自命為是"主席一條狗"的江青早就對整周躍躍欲試，隻等一聲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雙方政見的不和-一周恩來批左的舉動確實戳到了江青這夥文革暴發戶的疼處，讓他們感到很尷尬：而且也有利害關係上的衝突，在拱倒林彪之後，自以為立了大功的江青見周反而坐收漁翁之利，內心忿忿不平。特別是見周奉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權力越來越大，成為妨礙她問鼎最高權力的絆腳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後快。



現在既然毛澤東已經有了這個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豈有不大幹之理?於是，圍繞批左還是反右的問題，在黨內高層中很快便形成了兩軍對壘的局麵。



雙方的攻防較量最初是圍繞一九七二年國慶社論而展開的。這年九月間，周恩來為了從全局上推動批判極左思潮，布置"兩報一刊"國慶社論起草小組要加進有關這方麵的內容。起草社論的執筆人吳冷西根據這一精神，在社論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一句話。盡管其中的提法寫得很謹慎，批左和批右兼顧，而且還把批右放在前麵，但是，張春橋、姚文元由於毛澤東已經向他們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寶劍，根本不理睬這是周恩來的意見。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兩次勾去了社論稿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字句。不僅如此，張、姚二人在此之前還根據毛的意圖，向人民日報社吹風打招呼，強調批左不要過頭，公開和周恩來唱對台戲。



張春橋、姚文元在國慶社論問題上異平尋常的強硬態度，令周恩來感到來者不善，知道背後肯定大有名堂。為了避免把事情鬧僵，經驗老到的周氏隨即采取了主動退避的做法，在最後審定國慶社論稿時，不再堅持一定寫上"批判極左思潮"一類字句，而是把有關這方麵的內容改頭換麵寫入社論，諸如"繼續全麵地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等等。



但是，在毛澤東幕後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還是反右的交鋒已經勢所難免，周恩來即使再擅長妥協應付之道，也還是無法息事寧人，阻止江青一幹人奉旨展開的反撲。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雙方之間的交鋒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報》在十月初發表了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當麵交代而寫的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經得到毛交底的張春橋明知這是代表了周的意見，卻布置手下的人調查該文的"出籠背景"，並一把道破天機，稱："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匯報》隨即展開了對周文的圍攻。



接著，《人民日報》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專門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這是該報理論部王若水等人根據周恩來前一段幾次有關批判極左思潮的講話精神而組織黑龍江省寫作組等撰寫的。文章一出來，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江青等人對此大為光火，原因在於這幾篇批左的文章詞鋒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們的後院著了火-一《人民日報》這塊輿論陣地竟然被周恩來挖了牆角，公開和他們唱起反調來。



為此，江青一幹人輪番上陣，氣勢洶洶地對人民日報社大興問罪之師。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這幾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的抬頭"。江青更是指桑罵槐，借批該報社之機，點出背後有人"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隨後，人民日報社被責令在內部開展"反右傾回潮"運動。



江青一幹人搞的這些動作自然瞞不過周恩來，對此，盡管他心裏很窩火，深感扭轉文革困局步履艱難，但由於投鼠忌器的緣故，不便和他們公開衝突，而是一忍再忍，捺著性子與之周旋。以至於在這期問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本來一向注意個人涵養的周氏竟然為了自己的雞蛋炒飯沒有放鹽這樣的區區小事，當眾發脾氣，對他的保健醫生張佐良拍了桌子。事後，周恩來特別為此向張道了歉，說："昨天晚上，我在大會堂衝你發脾氣，不要介意。你懂嗎?我是遷怒啊!"



盡管如此，倚仗背後有毛澤東撐腰的江青一幹人還是不依不饒，繼續在批左的問題上向周恩來發難。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聯合和外交部關於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江青等人抓住該報告中提出要聯係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大加責難。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的王若水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中央領導層內部在批林的側重點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點出：周恩來主張要"批透極左思潮"，而張春橋、姚文元則強調"不要批'左'批過了頭"，以及在批極左的問題上，上海《文匯報》己經不止一次地把矛頭對著《人民日報》了，"情況似乎有點像批《海瑞罷官》的時期"。



應該說，王若水寫這封信的本意是想為周恩來批極左思潮的主張搖旗呐喊，同時對張春橋、姚文元二人責令在人民日報內部大反"右傾回潮"表示不滿，希望毛澤東給予支持。但此舉卻適得隻反，在政治上幫了倒忙。一直在幕後觀戰的毛這時已經看出薑還是老的辣，張、姚等人貫徹他的意圖雖然很賣力，卻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而且批左的主張在黨內大有市場。如果他本人不親自出馬的話，是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麵的，而拖延下去的話，隻會為周所趁，利用這種不明朗的形勢渾水摸魚，做更多的手腳。



為此，毛澤東訣計利用王若水的來信展開回擊，徹底封殺黨內批極左的聲音。他隨即把江青找來，進行交代布置，讓她傳話給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二人，提議"解決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問題。



毛澤東在這裏故意賣了一個關子一-並不明確表態支持哪一種意見，借以觀察周恩來的態度。但是，善於在政治上觀風的周早已從毛親自介入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識到山雨欲來，毛準備收緊批左的空間。很顯然，批左與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處，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兩者之間走鋼絲，也還是會難免觸到毛的心病。



眼見在事關文革命運的大是大非上，黨內文革派發動的幾次反擊都被周恩來的太極軟功所化解，作為後台老板的毛澤東心裏著急上火，不願讓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決心施展他的權威，在政治上刹住這股借批極左而否定文革的風。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開會後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找來，名為"談話"，實際上是讓兩種意見對簿公堂。



但是，由於周恩來早已不再吭聲，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澤東的麵前造次，因此這次談話實際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獨腳戲。根據張、姚二人整理的談話記錄，毛在這次談話中圍繞國內形勢和批林的問題談了他的看法，開門見山地點出"批極左，還是反右"的問題，明確表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並斷言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大概是連毛澤東自己都覺得文革運動搞到這種地步，已經很難為它再作"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一類的辯護，所以隻是出了個"天下大勢是一團漆黑，還是略有光明?"的題目，而把為文革塗脂抹粉的文章交給下麵的秀才們去傷腦筋了。



毛澤東整篇談話的矛頭，很明顯是衝著周恩來提出的"要批透極左思潮"而來的，不過還是給周本人留了點麵子，並沒有直接點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已經對周高抬貴手，不再找他算賬了，實際上，毛在這次談話中已經暗露殺機，在海闊天空的漫談中，放出"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這樣的話來。這句似乎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所隱藏的真實含義很快便顯露出來。僅僅半年之後，周恩來便厄運臨頭，而事情恰恰是從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開刀而起的。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毛澤東的表態在政治上一錘定音，給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撐了腰，同時把周恩來置於相當被動尷尬的境地。更讓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來那句"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的話。久經黨內鬥爭風浪的周當然明白這句話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題發作，藏頭露尾地警告他。話雖不多，分量卻很重，和毛批林彪、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欺騙大多數中央委員時的說法一模一樣。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報社的領導成員談話，傳達毛澤東關於批林彪"極右"實質的談話精神，談話中，周與文革派一幹人大張撻伐的態度有所不同，出來承擔了責任，承認他本人八月間在外交係統的講話"有可能有不恰當的地方"，"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是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工作同誌"；同時也為自己作了辯解，說："極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講外交，還有一些工作上的問題，不是講林彪整個的路線。"當然，周恩來還是有意保護了上告禦狀的王若水，當著江青等人的麵，一方麵問他："你對文化大革命有怨氣沒有?有一點吧?稍有一點也不好。"另一方麵又說："如果你確實感覺錯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來的這番用心，王若水當時便體會出來，看出他是在說違心之言，許多話顯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觀察出周氏在表麵上神色不動的同時，盡量掩飾他與江青一幹人的分歧。盡管如此，還是可以讓人感覺出其中的微妙區別。王若水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記述了當時這樣的一幕：



會議結束時，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來的手緊緊握住，努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來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我能夠理解，在這種場合，周恩來是絕不會、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實情感的。但是，向來表情豐富的他的臉變成這樣沒有表情，也傳達出某種信息。



不僅如此，王若水還領悟出了整個事情背後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連累了周恩來。多年之後，他在回首這件往事時，這樣寫道："我在信中批極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總理的指示，毛澤東直接批評的是我，間接批評的是誰呢?""我想，區區我這樣的幹部，值得這樣人動幹戈嗎?他們明裏是批我，暗裏是批誰呢?這時，我已經預見到周恩來的前途多舛了。"



就這樣，一心要在政治上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憑借他的威權，輕而易舉地挫敗了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國內的形勢隨之逆轉。按照毛所定下的調子，一九七三年中央"兩報一刊"聯合發表元旦社論，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此後，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則在報刊宣傳中連篇累牘，不絕於耳。林彪事件後，政治上剛剛出現一點轉機的局麵，又重新回到一片肅殺之中。



這以後，周恩來雖說沒有完全放棄他的努力，繼續在某些方麵對文革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但已經在政治上被捆綁住了手腳，很難再有大的作為了，況且隨後他本人也自身難保，被毛澤東認為在政治上有異心，在外交上功高蓋主而加以整治，經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難過的一段日子。



中美和解與"周恩來外交"風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時分，中美關係史上一個重要的曆史時刻正在到來。在北京機場的停機坪上，已經年逾古稀的中國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站在瑟瑟的寒風中，等待著迎接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到訪。



在巨大的轟鳴聲中，尼克鬆乘坐的美國總統專機"76年精神號"緩緩地降落在機場的停機坪上。為了凸顯中美兩國政府首腦第一次握手這一曆史性的時刻，美國方麵刻意安排尼克鬆的隨行人員先下飛機，並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員把住艙門。



率先走出機艙的尼克鬆似乎有點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並作班，還沒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遠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來那隻帶著傷殘、永遠隻能端起來的右手。這樣，兩隻分別從太平洋兩岸伸出來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周恩來則把這次曆史性的握手，對尼克鬆作了這樣寓意深長的描述："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一二十五年沒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來彬彬有禮地同尼克鬆談笑風生時，他的內心卻並不輕鬆，十分清楚在同美國這樣一個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時在政治上所潛藏的風險。盡管這是毛澤東本人作出的決策，但毛的反複無常、翻臉無情也是他曾多次領教過的。盡管他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十分小心翼翼，但到頭來還是遭到毛澤東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對美外交的"右傾投降主義"。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充滿了火藥味，對周的批判上綱很高，被戴上"投降"、"賣國"，"甘當兒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於死地的味道。一時間，周恩來的處境岌岌可危，中國政壇上倒周的勢頭暗潮洶湧，山雨欲來。



讓我們還是從被人們視為周恩來外交生涯的傑作--導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談起吧。



"聯美整蘇"構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握手言和，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靠反帝起家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完全是被蘇聯逼上梁山的，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下，萌生了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念頭。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美、蘇三國之間戰略關係演變的曆史軌跡，正好應驗了這一說法。



二戰後，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美國和前蘇聯兩個超強對峙的冷戰格局。中國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變，一直受到這一格局的鬥刻影響。在國共內戰中大獲全勝的共產黨在執掌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後，隨即宣布了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這與其說是毛澤東對蘇聯情有獨鍾，不如說是在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下，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一種必然的選擇。



然而即使在這時，中美兩國關係也並未完全走入死胡同，雙方仍留有若幹可以轉圓的餘地。真正導致徹底關閉中美關係和解之門的是朝鮮戰爭。中美雙方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互相殘殺，創深痛巨，彼此之間結下了一時難以化解的仇結。



實際上，中美雙方都是被這場由北朝鮮金日成挑起並且在背後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戰爭拉下水的，結果兩敗俱傷。美國固然"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給世人留下了"紙老虎"的形象。中國則更是這場戰爭的輸家，雖然自稱是"自願"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實際上卻是毛澤東為了打消斯大林對他所謂"扯皮白蘿卜"的疑慮，即表麵上的共產主義而實際上的民族主義，以便取得加盟社會主義陣營的許可證，以至在國內立足未穩的情況下，扮演了一個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國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犧牲以後，不僅勞而無功，所獲甚微，而且由於美國第七艦隊在朝鮮戰爭爆發後隨即開進台灣海峽，從而坐失了一舉收複台灣的機會，鑄成曆史大錯，影響至今。



相形之下，蘇聯則是朝鮮戰爭最大的贏家。它在把中國拖下水後，自己卻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後坐山觀虎鬥，收漁翁之利。通過朝鮮戰爭，蘇聯一石數鳥：既利用北朝鮮打了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在東方牽製了美國而減輕了蘇聯在歐洲的壓力；同時又阻止了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和解，讓雙方在戰場上徹底撕破了臉。而且還趁機大發中國的軍火財，把大量二戰時期的剩餘軍火賣給中國，還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賺了一筆。



一九六九年三月發生的珍寶島事件，為中美兩國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曆史契機，珍寶島事件的發生或許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無法弄清究竟是誰先開的第一槍，卻是中蘇關係經過五十年代短暫的蜜月之後急遽惡化，並且愈演愈烈的結果。



中蘇關係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來開始持續惡化，從意識形態上的爭論發展到國家關係的全麵緊張，彼此之間激烈對罵，邊境糾紛不斷。兩國之間的邊境由原來的"有兵無防"或"有兵少防"發展到雙方大兵壓境，劍拔弩張，終於大打出手，徹底鬧翻。



珍寶島事件後，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變得十分險惡，受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南北夾擊，處於兩麵受敵的境地。特別是蘇聯在中蘇邊境大量增派部隊，陳兵百萬，虎視耽耽，對中國構成巨大的威脅。這種腹背受敵的處境，讓中國領導層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對此，毛澤東曾向人表示："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鬥，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麵戰鬥：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話雖這樣說，其實毛心裏也很清楚，中國像這樣"橫著身子"在兩條戰線作戰，絕非長久之計，非被拖垮下可。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往中國反對美蘇並重的外交戰略，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作法。實際上，早在珍寶島事件之前，毛就已經開始把目光轉向國際舞台，尋找在對蘇鬥爭中各種可能的同盟軍，珍寶島事件以後更加強了這種緊迫感。諳熟中國曆史的毛澤東很快便從自己的老祖宗"以夷製夷"的傳統中找到靈感，萌生了"聯美整蘇"的想法，決心采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同遠隔太平洋的美國緩和關係，利用國際間的合縱連橫來對付北方近鄰蘇聯，以減輕中國自身的壓力。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年頭，雖然九大召開在即，然而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背後，卻是一個大亂過後留下來的爛攤子，各地仍然派鬥不已，生產停滯，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蕩然無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這時，中國又與強鄰交戰，整個國家麵臨的形勢異常險峻。周恩來深知兵凶戰危，中蘇兩國的軍事實力相差懸殊，擴大戰事無異於玩火，會把整個國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須嚴格控製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的規模。在這一點上，他和毛不謀而合。



蘇聯也麵臨著同樣的處境。這裏有一個插曲：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方麵擔心邊界武裝衝突的事態發展失去控製，想與中國方麵進行最高層次的對話，由柯西金親自出麵，試圖通過中蘇之間原有的熱線電話，要求同毛澤東直接通話，誰知中方的話務員竟然未經授權，把柯西金大罵一通，說：修正主義份子!你是什麽東西，配和我們偉大領袖講話?隨即把電話掛斷了。



事後，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件事，並指示外交部以中國政府備忘錄的形式做了補救，表示舉行外交談判的大門並未關閉。不過，一次可能的中蘇之間最高層級的對話就這樣夭折了。



毛澤東深知他本人是導致中蘇交惡的始作俑者，黨內親蘇派對此有不少反對意見。雖然經過文革，他們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隨時可能在強鄰壓境的情況下，死灰複燃，裏應外合，對他算總賬。這種擔憂，是促使毛決心打開中美關係僵局更深一層的原因。



周恩來是黨內同美國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國及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他與美國人交往甚廣，其中既有總統特使、外交官、職業軍人等政要，也有作家、醫生、記者等平民百姓。盡管周與他們的政見不同，立場各異，但總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異，推誠相見，保持良好的私誼。



珍寶島事件後，主管中國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來憑借其長期以來對國際局勢的觀察，已經看出原有的世界戰略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調整自己外交戰略的時機己經成熟。在考慮打開對美關係這一點上，他與毛澤東"遠交近攻"的想法不謀而合，不過由於茲事體大，隻能由毛本人作出決斷。為此，周在九大前後，有意識地從大量有關國際局勢最新發展的信息中，篩選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動向、重要評論以及若幹可能的政策選擇提供給毛參考。這既是周參與大政方針的決策時經常采用的方式，同時也往往能在不動聲色之中起到影響毛決策的作用。



差不多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利用毛澤東讓他給幾位閑居在家中的老帥"找點事情做"的機會，為推動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著頗有匠心的棋。九大後，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雖然繼續當選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內，並不想讓他們染指軍隊，決定軍隊的日常工作由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主持。



在這種情況下，這四位老帥的軍委副主席職務形同虛設，根本無事可做，隻好另外再給他們找點事做。周恩來在奉命辦這件事情時，向毛澤東建議：由四位老帥召開一個國際形勢座談會，由已經靠邊站的外交部長陳毅牽頭，對當前國際鬥爭的重大問題發表見解，供中央參考。這個提議隨即得到了毛的批準。



在推動中美和解的過程中，周恩來還不得不花費很大的精力來排除中國內部的各種阻力和幹擾。在那極左的年代，改善與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關係，姑且不論江青等黨內文革派的態度，就是外交部內部也是阻力重重。



周十分清楚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已經難以為繼，必須設法為國家尋找新的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善於見機而作的周恩來開始有意識地把尼克鬆訪華作為擺脫文革困局的一次機會，著手改換國內的政治氣氛。他下令各地進行政策教育，降低宣傳上反美的調子，清理街頭上過左的標語口號，恢複在文革中被破除的老字號店名，等等。這種做法亦被毛所認可，因為當時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也急於要在外交上打一個勝仗，來轉移國內的視線，掩蓋文革的敗局。



當然，周恩來很清楚這樣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其中的分寸，決不越出毛澤東所允許的限度。周氏這種臨深履薄的心情，在西方新聞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訪華而對他備加稱許後表現更甚。他深知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為此專門批評了新華社在《參考資料》上登載西方報刊吹捧他的文章，說："吹我的，讀了討厭"，要求今後切實改正。



同時在接待工作中，周恩來處處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燈照射到毛澤東的身上。在這次設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興祝酒詞中，他特別強調：中美兩國關係中斷二十二年之後，現在在兩國關係史上就要揭開新的一章，這應該歸功於毛澤東主席和尼克鬆總統。用這種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國外交的是毛而不是他，以免喧賓奪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尼克鬆訪華以中美簽署上海聯合公報而告結束。以此為標誌，中國成功地突破了文革後乃至建國以後外交上的困局，從開始的"一邊倒"和後來的"反帝必反修"的自我孤立中走了出來，為自己創造了更大的國際空間，影響深遠，奠定了日後中國融入世界，對外開放的基石。而且改變了二戰後國際政治的格局，確立了中、美、蘇的三角關係，取代了原有的兩極冷戰格局，給整個世界以重大衝擊，由此揭開了結束冷戰時代的序幕。



與此同時，通過這場舉世矚目的外交大事件，周恩來個人的國際聲望也達到了其整個外交生涯的巔峰。一時間，整個世界為他的才能、神采和魅力所傾倒。雖然周本人總是不斷地利用各種場台，一再提醒外界毛澤東才是中國外交真正的主角，從始至終掌握著中國外交的大政方針，整個西方外交界和新聞界卻仍然按照他們的理解，把從文革冬眠狀態下重新複蘇的中國外交稱為"周恩來外交"，繼續連篇累牘地對他大加讚揚，而絲毫不知這種作法將會對周本人造成的傷害。



周恩來這種尷尬的處境，隻有極少數西方政治家才能體會出來，觀察到在上述一片"捧殺"聲中，周氏內心的忐忑不安。尼克鬆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訪華結束後，談到對周恩來的印象時說："他是一個偉人，本世紀罕見的偉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功高蓋主

尼克鬆訪華後，毛澤東發現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好評如潮，把中國外交說成走"周恩來外交"時，不禁醋意大發，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頭。毛的這種想法，隨著他發現周在實際工作中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企圖扭轉文革以來國內政局的方向後而益發強烈起來。周由此大禍臨頭。

盡管周恩來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絲毫的疏忽，處處把自己隱匿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中，但到頭來還是犯了中國政治上的大忌，因聲名震主而在劫難逃。在尼克鬆訪華以後，中國在外交上打了大勝仗，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穩住了文革敗局的陣腳，在政治上幫了毛的大忙。然而，為此出了大力的周氏非但沒有受到獎勵，反而因為在海內外聲譽鵲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禍臨頭。

可以說，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由來已久，想整周的念頭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臨頭都被周氏一一化解。

長期以來，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是第三號人物，這使得他能夠在建國後頻繁的黨內鬥爭中相對超脫，避開了與毛發生直接的利害衝突。然而，林彪事件後，周卻被曆史推上了黨內的第二把交椅，雖然這並不是他的本意，不過這讓嗜權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後才能心安。

毛澤東本來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對他心理上的重創，使得毛更是變本加厲，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在內政外交上連連得分，在政治上越來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卻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為跌落，心裏很不是滋味。

早已習慣於唯我獨尊的毛決不允許任何人的威望超過他本人，哪怕是有這種可能也不行。尼克鬆訪華時，毛非常注意西方輿論界對這件事的反應，不斷讓王海容、唐聞生等人收集翻譯西方主要報刊有關這方麵的評論。當毛澤東發現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的好評如潮，特別是把中國外交說成是"周恩來外交"時，不禁醋意大發，而且簡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盡管周本人一再聲言毛才是中國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的毛，卻不能容忍讓別人分享乃至奪走外交勝利的光環，由此萌生了要很狠殺一下周恩來威風的念頭。毛的這種思法，隨著他發現貌似忠順的周恩來在政治上有異心，在實際工作中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企圖扭轉文革以來國內政局的方向後益發強烈起來。

更讓毛澤東感到事不宜遲的是，十大召開在即，在政治上麵臨著重新選擇接班人的問題。黨內外多對毛抬出王洪文這樣的"兒童團"來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張由周恩來順理成章接班的呼聲卻很高。這成了毛的一大塊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已在病重期間向周交權的事抹掉，又怎麽可能再把權交給他呢?

為此，毛澤東決定選擇在十大召開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來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開刀。這樣，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風，又可借機在政治上給他臉上抹黑，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為接班人鋪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國和蘇聯簽訂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和關於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等協定。這是當時世界上的一件大事。為此，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求見周恩來，麵交尼克鬆致周氏的信件，並通報有關這方麵的情況。外交部為此起草了周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經周恩來修改後送毛澤東審閱。

一直想找題目做文章的毛澤東閱後，將周恩來所修改之處統統勾去，認為口氣太軟，腰杆不硬，並傳話給外交部，說："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這在黨內鬥爭術語中意味著犯了右的錯誤。在文革那種凡事左三分的年代，這是分量很重的批評。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這時，外交師主管對美關係的美大司就美國和蘇聯達成防止核戰爭協議後的世界形勢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內部刊物《新情況》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蘇之間既勾結又爭奪的關係時，更多地強調了美、蘇兩國正在企圖勾結起來主宰世界的一麵。

其實，這並不代表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全部觀點，更準確地說，美、蘇之間同床異夢，鉤心鬥角，在爭奪世界霸權的問題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周氏看後認為其中有些分析寫得不錯，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們參考這篇文章。

當時擔任"主席聯絡員"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獲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正在處心積慮敲打周恩來的毛這下抓到了繼續往下做文章的題目，而且火氣很大。平心而論，毛在實施"聯美整蘇"策略時，並不真正相信美國方麵對中美和解的誠意，一直懷疑美國借此打"中國牌" ，"踏在中國的肩脖上向蘇聯跳"。這次美，蘇簽訂核協議，彼此之間打得火熱，令毛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更令毛澤東大為光火的是，這次外交部搞出來的"屁文件"居然跟著西方的輿論跑，渲染什麽"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根本不提他關於"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論斷。在毛看來，外交部的這種做法，完全是周恩來在暗中與他唱對台戲，企圖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來就因西方新聞界大加渲染的"周恩來外交"一直耿耿於懷，這樣一來，更是火上澆油，非要大大發作一番不可。

於是，毛澤東決心施以重手，徹底打掉周恩來在外交上的威風。他在接獲王海容、唐聞生報告的第二天，嚴厲地批評了《新情況》簡報和外交部的通報，甚至使用了"放屁一通!"之類的粗話，以表達他的強烈不滿。毛在大發一通火之後，仍覺得意猶未盡。七月四日，他又親自召見負責起草十大政治報告的張齊悟和準備作為接班人培養的王洪文，在談話中繼續發揮，又把外交部狠批了一頓，雖然沒有直接點名批周，但矛頭所指已經呼之欲出。這裏，不妨照錄幾段：

"都說此文不錯(指《新情況》第一五三期簡報-一作者注)。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指外交部--作者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曆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係。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了他們的賊船。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毛澤東這篇談話，表麵上雖是即興漫談，海闊天空，通篇重點卻是衝著周恩來的。不過故意藏頭露尾，指桑罵槐，要害的地方用語很重，露出殺氣，已經大大超出了對一般工作中錯誤的批評，像"賊船"、"搞修正主義"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於死地。

其中有關"賊船"那段話，毛原話是這樣說的：不要上喬老爺(指喬冠華-一作者注)、姬老爺(指姬鵬飛一-作者注)的賊船。談話記錄後經毛的修改，刪去了"喬老爺、姬老爺"的字樣，改為現在這樣。關於這一點，王海容、唐聞生後來在十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時，特別向與會者作了說明，解釋了"上賊船"這句話的來龍去脈，說主席當時用"喬老爺、姬老爺"的說法，指的就是周恩來，因為喬、姬兩人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根本沒有資格當賊船的老板，能夠當得上賊船老板的隻有林彪那號人物。

毛澤東在放出"上賊船"這番話來的時候，周恩來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療。一九七二年發現周患有膀胱癌後，由於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病情發展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開始出現了肉眼血尿，整個事情已經無法再瞞下去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不得不對周本人講出實情，並批準醫療組的治療方案。為此，周在三月十日住進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榜胱鏡檢查。

盡管汪東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命令醫療組隻準做檢查，不準電燒，但是醫療組的專家們在這次檢查中還是悄悄地給周恩來做了電灼術，燒掉了他膀胱內的癌症原發病灶。之後，根據專家們的意見，定期對周進行膀胱鏡檢查、電灼術和灌藥治療。
七月四日當晚，張春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七四談話"的內容。毛措辭嚴厲的批評，讓不知內情的政治局委員們十分緊張，不知道出了什麽事。周恩來當時剛剛做完治療，見毛對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進行這樣嚴厲的批評，不敢有絲毫耽擱，連夜給毛寫檢討，並把他此前寫給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檢討報告找出來一並報送給毛。

毛澤東似乎還嫌這樣做得不夠，又授意負責起草十大政治報告的張春橋把他在"七四談話"中批周的點睛之筆一"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的意思，寫入十大報告之中。通過此舉，毛澤東不僅給周恩來的臉上刻上了"右傾頑症"的標記，並且在十大政治報告中立此存照，為其後繼續做文章留下了伏筆。

果然，批周這場戲並沒有結束，更確切地說，才剛剛拉開序幕。四個月後，在毛澤東的一手策劃下，已經在劫難逃的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遭到嚴厲的批判鬥爭，經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場劫難。

政治局批周會議

事情的起因還是出在中美關係上。毛澤東抓住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的"紕漏"，親自出馬，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響了開台鑼鼓，指周對蘇聯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如果蘇聯人打進來了，他要當兒皇帝!隨後下令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周的"右傾投降主義"。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訪華，而且是首次以美國國務卿的身份前來的。按照以往的慣例，周恩來總是先陪同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由毛定下調子，然後再同美方舉行正式會談。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十一月十一日，周先與基辛格舉行了第一輪會談。

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談話的主題是"聯美整蘇"。作為精明而有眼光的政治觀察家，基辛格已經覺察出這次會見時的氣氛異常，他在日後寫的回憶錄中，對毛刻意要讓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國外交真正的主角這種心態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這為周恩來遭受隨之而來的橫禍，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曆史注腳。基氏這樣寫道：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新奇的是，毛澤東用明確的語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點的隱喻--雖然他的談話和我前兩次同他會見時一樣是簡短的、蘇格拉底式的。這一次，他不想讓周恩來為他轉彎抹角的話補充實質性內容；他要代替周恩來擔任明確闡明政策的角色。他並不滿足於指明總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線圖也畫出來。

周恩來當然更會注意到這一點，知道毛澤東近來對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氣是來自嫌他在外交上喧賓奪主，搶了鋒頭，要向外界顯示毛本人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製定者。這才是毛接連批評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周在隨後同基辛格的會談中，更加謹言慎行，處處把毛放在前麵，同時嚴格按照毛談話的口徑，表態回答問題，並沒有失當之處。

然而，就在這次訪問的最後一刻，突然橫生枝節。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別晚宴結束後，基辛格臨時提議，希望再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正是這次臨時會談，觸發了一場對周恩來醞釀已久的批判鬥爭，演成中國政壇上的一場軒然大波。

如果說毛澤東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來，但苦於找不到什麽像樣的借口而屢屢搞不下去的話，那麽這次他確實抓住了周的"辮子"，顯得"師出有名"。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十一月十三日晚，當基辛格提出臨時動議後，周因事起倉促，來不及請示毛，而作為東道主也不便回絕客人的提議，便連夜與基辛格就中美雙方軍事合作的問題又舉行了一輪會談。當時隻有中方的翻譯唐聞生和美方的溫斯頓·洛德在場。會談結束後，周當場並沒有表態，隻是表示要請示報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機前再給予答複。

然而，令人感到蹊蹺的是，事後證明，周恩來並沒有請示毛澤東，便在第二天早晨答複了基辛格，表態說：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這就是後來指周在對美外交中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事先不向毛澤東請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國核保護傘的由來。於是，根據毛的提議，在政治同內部展開了對周的批判鬥爭。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讓周恩來做出這種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來呢?倒是負責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衛秘書在《走下聖壇的周恩來》一書中，道出了其中的隱情-一原來周當時曾打過電話向毛澤東請示，但被告以"上帝正在睡覺"。生活在巨大的陰影之中，他總是小心謹慎地讓舞台上的聚光燈照射在毛澤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