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

中國共產黨新聞>>檔案·記憶>>史海回眸

共產國際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
王新生
2006年10月26日11:27

　　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關係，由於資料匱乏等原因，研究一直比較薄弱。中央黨史研究室王新生研究員利用新公布的檔案資料，對這一課題作了新的研究，得出了新的結論，認為共產國際與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還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一

　　過去黨史界一般都認為,1934年5月,中央書記處就作出決定,準備將中央紅軍主力撤出根據地,並於6月下旬得到共產國際的複電同意。根據查到的檔案資料,中共中央當時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主要內容是:“留在中央蘇區,轉入遊擊戰,將其作為我們鬥爭的最重要方法。”“但同時準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由此看來,這時中共中央對於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問題,隻是在反“圍剿”最終沒有希望的情況下,提出的兩種供共產國際選擇的方案之一,還不是立即要實施的決定。因此,關於中央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問題,在1934年5月還隻是處於醞釀階段,不能說這時中共中央就已作出中央紅軍主力撤出根據地的決定。

　　中共中央上述兩種方案報告共產國際後,共產國際於6月16日複電中共中央,認為“中央蘇區的資源還沒有枯竭。紅軍作戰部隊的抵抗能力、後方的情緒等,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擔心”,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爭取在國民黨軍發動秋季攻勢之前的夏季,采取新的戰略方針,做最後的努力,以扭轉中央蘇區的不利形勢。這個電報也提到了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問題,指示“為防備不得不離開,要規定加強在贛江西岸的根據地,同這些地區建立固定的作戰聯係,成立運糧隊和為紅軍建立糧食儲備等。”很明顯,共產國際電報的主導思想仍是中央紅軍主力留在根據地內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至於戰略轉移問題,共產國際隻是認為眼前可以做一些準備工作,真正提上日程,要看夏季以後形勢是否改觀,是一切努力都用盡之後,反“圍剿”鬥爭仍然無望勝利情況下的最後一條路。

　　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開擴大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電,討論中央紅軍的作戰新方針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在內線作戰陷於不利的狀況下,中央紅軍應該轉移到外線作戰。關於向外線轉移的方向,毛澤東提出中央紅軍已不宜向東,可以往西。毛澤東的這個主張沒有被會議接受。會議接受了李德的主張,決定派紅七軍團以抗日先遣隊名義北上,派紅六軍團撤離湘贛根據地到湖南。

　　紅七軍團、紅六軍團相繼出征後,雖然取得一些勝利,但吸引敵人的兵力有限,中央蘇區更加困難。9月上旬,各路國民黨軍加緊向中央蘇區中心區發動進攻,蘇區進一步縮小,蘇區內人力、物力已很匱乏,中央紅軍已無通過最後一搏扭轉戰局的可能,中共中央開始加緊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準備工作。

　　9月17日,博古致電共產國際執委,報告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關於中央紅軍準備實施戰略轉移的計劃:“決定從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對廣東的力量實施進攻戰役。最終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全部準備工作將於10月1日前完成,我們的力量將在這之前轉移並部署在計劃實施戰役的地方。”博古在電報中還期待共產國際“不晚於9月底作出最後決定。”

　　接到中共中央電報後,共產國際仍在猶豫,遲遲不予答複。直到9月30日,即中共中央要求複電的最後時間,共產國際執委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才給中共中央複電:“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今後隻在江西進行防禦戰是不可能取得對南京軍隊的決定性勝利的,我們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至此,共產國際才明確同意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

　　從5月到9月底的四個多月裏,共產國際在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問題上猶豫不決,對中共中央影響很大。在共產國際錯誤方針的指導下,“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者博古、李德把主要精力用於作戰上,寄希望於紅七軍團和紅六軍團派出中央蘇區後使反“圍剿”形勢好轉,沒有積極地作戰略轉移準備工作。當國民黨軍推進到中央蘇區腹地時,他們才倉促率領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從而在長征初期使中央紅軍遭受嚴重損失。對此,共產國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後,由於部隊經常處於轉戰之中,同共產國際聯係的大功率電台無法攜帶,因而聯係中斷。共產國際駐華的機構遠東局與中共上海中央局一方麵設法恢複同中共中央的聯係,一方麵通過多種途徑搜集長征中紅軍的消息,報告共產國際。1935年1月3日,紅色工會國際駐中國代表貝克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根據從報刊上得到的消息,報告了中央紅軍在貴州和紅二、紅六軍團在湘西北活動的情況。貝克還判斷:“盡管缺少直接的消息,報刊上不停地刊登謊言,但還是可以一點一點再現我們軍隊在所有方向上有步驟地向前推進的情景,特別是在四川。”1月22日,貝克又致信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洛佐夫斯基,報告了長征中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占領貴州的湄潭、遵義、桐梓等城市的情況,他興奮地說:“紅軍在新的地區輕鬆地取得了勝利,他們正在從這些新的地域恢複老蘇區和組建新的蘇區。”同日,貝克還致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認為:中央紅軍“從江西的撤離得到了補償:我們的軍隊取得一些重大的勝利,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我軍在全線的進攻。”

　　根據遠東局發來的消息,共產國際執委東方書記處於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整理出《關於中國軍事形勢的通報材料》,報送共產國際執委。通報材料分“江西紅軍兵團的西行路線”、“江西兵團的新根據地在形成過程中”、“關於中國西部力量對比的主要材料、作戰方向、紅軍近期的作戰任務”、“中國白軍總的部署及其對四川紅軍當前的決戰進程的影響”等部分,對中央紅軍長征至川滇黔邊地區及其後作戰方向和任務作了全麵估量。通報材料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紅軍撤出江西包圍圈的決定於1934年11月完全實現了。”中央紅軍主力經過廣東、湖南、廣西和貴州後,“到1935年1月底,其先遣隊已進入四川省,位於長江南岸重慶與瀘州之間的地區。行動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隊與四川紅軍兵團部隊會合――幾乎沒有來自敵人方麵任何幹擾的情況下,完全實現了。”通報材料根據紅四方麵軍從鄂豫皖根據地撤出後到川陝發展為10萬人的情況,樂觀地估計中央紅軍在最近的半年內能發展到20萬人,並認為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統一領導下,“可以不擔心與任何一個敵軍的單獨集團進行決戰。”看得出來,共產國際對於中央紅軍出發長征後的路線基本上是了解的,對於同紅四方麵軍會師的行動目的的判斷也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它對於中央紅軍發展前景和同紅四方麵軍會師後的前景,作了樂觀和不切實際的估計。

　　同共產國際失去聯係後,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於1935年初派潘漢年離開隊伍赴上海,以恢複同共產國際的聯係。6月20日,潘漢年致信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報告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失去聯係的原因,提出恢複聯係的辦法,並簡單報告了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的一些情況。8月1日,共產國際執委收到潘漢年的信。中共中央繼派出潘漢年之後,又於6月派陳雲到上海。陳雲剛同上海地下黨取得聯係後,又被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10月15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會議上,陳雲、陳潭秋、潘漢年匯報了中央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書記曼努伊爾斯基、候補書記弗洛林聽取匯報,了解有關情況。由於陳雲、潘漢年都參加了中央紅軍的長征,他們的匯報使共產國際能夠真實地了解中央紅軍長征和中共中央領導人變動的情況,對於共產國際正確判斷中國革命形勢,製定中國革命新的戰略方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陳雲的匯報以《英勇的西征》為題,發表在1936年春出版的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雜誌(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

　　值得一提的是,從1935年7月起,蘇聯《真理報》先後發表了《中國紅軍的英勇進軍》、《司令員朱德》、《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中國紅軍的作戰活動》、《中國紅軍的順利推進》等文章,報道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下,英勇作戰,突破敵軍的圍追堵截,勝利進軍的消息。這些文章宣傳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光輝業績,對於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

　　就在紅軍長征期間,共產國際的戰略方針作了重大調整。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把建立最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各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會議期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報送共產國際審定。共產國際對《八一宣言》主要觀點表示讚同。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大的報告中說:“我們讚同中國共產黨的倡議,與一切準備真正為拯救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而進行鬥爭的有組織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的反帝統一戰線。”9月7日,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會議對《八一宣言》草案進行了審議。9月10日,《八一宣言》最後一稿經共產國際書記處成員飛行表決通過。9月24日,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會議批準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八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俄文稿的《八一宣言》在1935年12月出版的《共產國際》雜誌第33―34期上刊登。可以說,《八一宣言》這個重要文獻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完成的。

　　1935年11月下旬,張浩(林育英)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到達陝北,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對於中共中央製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經過努力,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正式恢複,中共中央立即將紅一方麵軍長征到陝北後進行的反“圍剿”、東征及正在進行的西征等軍事行動,陝甘地區紅軍的狀況,黨中央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紅二方麵軍正在長征的情況,黨在西北開展的爭取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運動的情況等,向共產國際作了全麵匯報。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會議上關於中國問題的發言中,高度讚揚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及其領導下的紅軍長征。8月23日,共產國際就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給中共中央發出賀電,讚揚“中國共產黨已經成長為一個強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黨”,“紅軍表現出了令人讚歎的英雄主義”。賀電讚許中國共產黨為停止內戰與中國所有政治團體和武裝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並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在困難的條件下加強紅軍,提高紅軍的戰鬥力,“必須反擊自己隊伍中的宗派主義分子”。共產國際的賀電,支持了在陝北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有助於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活動,最終取得紅軍長征的勝利。

　　毛澤東曾評價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是“兩頭好,中間差。”縱觀共產國際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全過程,正是共產國際的戰略策略由“左”傾向正確轉變的過程。因此,紅軍長征時期,恰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由差向好的轉變過程。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有功有過,總體上功大於過。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