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大災劫咎由人禍的歲月ＺＴ

回首大災劫咎由人禍的歲月
作者：未詳

　　　　一九六○年來臨時，無數農民正在絕望的境地中無聲無息地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刊登的卻是這樣的文章（作者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全省一千二百十三個人民公社和三十三萬多個公共食堂，都像鋼鐵一樣鞏固起來了。」「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夠戰勝幾十年沒有過的．．．．嚴重乾旱，保證了農業的大豐收，就是人民公社發揮巨大威力的結果。」

　　　　過了半個月，第二期的《紅旗》又有一篇長達十一頁的文章，歌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領導下」取得的「一九五九年農業戰線上的偉大成績」，說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獲得了大躍進」。文章雖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災，但講的是「重災保產，輕災增產，無災大增產」，「大災不減產，小災大豐收」。

　　　　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所說：

　　　　「安徽戰勝曆史上最嚴重的乾旱，水稻、棉花、甘薯樣樣增產。」

　　　　「山東堅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區、丘陵地帶處處報喜。」

沒有一丁點兒災難的影子。

　　　　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紅旗》，又刊登文學家點綴升平的文字，「水肥魚又肥，大片稻子插上豐收牌」。說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農民生活「一步高一步，一層高一層，就像上樓梯，越高越好看。」 　　

　　　　一九六○年一、二月間，全國餓死的農民當不少於四、五百萬，但中共中央主辦的雜誌當時就是用這樣的文字蒙騙世人，粉飾太平。

　　　　同年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更大字宣告，「兩年來，全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



　　　　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發布公報，也將國民經濟的「困難」歸咎於「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二年後又將「兩年」改為「三年」），所以有必要費點筆墨在此論證一番。！！！！！！



　　首先，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就是豐歉年年相交替，從未有過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布全國的「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翻開《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注１：一九三九年，陳高傭編。）以二十世紀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間，數一九○九年的災害最重，也不過是局部地區的天災：「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龍江黑爾根等處，水。湖北荊州等處，大水。江蘇溧陽等數縣，水。廣東佛山等縣，水。吉林省城等處，大雨。甘肅全省亢旱。湖南長沙旱。」

　　　　像這樣的自然災害人類目前尚無計躲避，但一個廉潔、有效的政府應該能夠對付。偌大一個中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邊有北方，一省或數省遭災，隻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饑饉。一九一○年前後，清廷內外交困、搖搖欲墜，救災雖不力，卻也並未引致全國性的饑饉。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義之一擊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於災民造反，與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於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先來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災麵積（受災減產百分之三十以上為「成災」）低於五六年和五七年（注２：關於受災麵積的數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二一二頁。），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廣西人為造成的數百人餓死外，並未造成饑饉。所以五九年並無足以引致饑餓的天災。

　　但另一方麵，由於大躍進搞亂了正常的農業生產，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隻有三千四百億斤（注３：見《中南財經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七年少了五百億斤。顯然，這減產與天災無關。

　　　　三千四百億斤本餓不死人，可是中共中央當時得到的統計數字卻是五千四百零一億斤。（注４：《紅旗》雜誌一九六○年第二期第十七頁。）各地多報了產量，就得多繳「餘糧」，黨的幹部層層追逼下級完成「國家任務」，結果把農民的口糧徵去了一大半。

　　　　山西農民一天口糧五、六兩就算是不錯了，許多地區農民一天僅一至二兩糧，甚至斷糧。所以，可以肯定，一九六○年麥收之前，農民所以缺糧是因為官家「徵收過頭糧」，而不是由於天災引起的歉收。

　　兩千萬人大多數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幾個月青黃不接時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災害」同他們沒有關係。他們餓死時，《人民日報》正在發布社論，鼓吹「以更高的速度持續躍進」，正在為全國「躍進浪潮日高夜漲」叫好，而毛澤東正在政治局會議上號召「把世界各國都拋在後麵」。那年即使有災害，他們也是死在災害之前，並非天災的受害者。

　　　　當時國家還有糧食，隻要縣委書記像趙樹理那樣如實報告缺糧的情形，政府將徵收過頭的那部份糧食退還農民，他們就不會餓死。實際情形是，「領導幹部」們掩蓋真相，把守交通要道，使千百萬饑民處於絕望無援的境地，坐以待斃。而有幸活下來的人也因為饑餓而無力操持農活，荒廢了農作物，有的乾脆就沒有種上。正如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所說，春耕季節，「地裏看不見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致使六○年全國性大減產。

　　一九六○年全國糧食產量僅二千八百八十億斤，（注５：見《中南財經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九年減少近五分之一，比五二年的產量還低，但人口卻比五二年增加了將近一億。死了那麽多人，各省都不敢再吹牛了，一下子又都向中共伸手要救濟。

　　　　但六○年糧產跌得太厲害，國庫糧食不夠分，城裏人都降低口糧定額「支持國家」，但仍無濟於事。這也就為何年底時湖北省長「砍腦殼」也要向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要糧，而李「砍腦殼」也拿不出糧的原因。

　　至於一九六○年的自然災害雖比較嚴重，但成災麵積比七八、八○年隻略多一點，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國饑饉的大災害。

　　　　如：
　　　　
　　　　十月一日《人民日報》所說：「華北、西北不少地區七月以前一直缺雨；廣東、江蘇、山東和東北相當部份地區遭受台風澇災也比較重。」（七月底時，台風在遼東半島登陸，引致百年未遇的洪水）但是，從黨報上看不出任何危機：

　　九月三日：陝西省「戰勝了乾旱」，「初步摸到了無雨保豐收的係統經驗」。

　　九月六日：社論號召南方十三省爭取稻高產多收。

　　九月十二日：遼寧戰勝洪水侵襲，生產「在很短的時期內迅速恢複」。

　　九月二十日：「全國各地湧現了很多畝產千斤左右的小麥高額豐產田」。

　　九月二十六日：貴州「全省中稻、玉米相熟，各族社員們喜氣洋洋，開鐮收割」；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獲得了大豐收」。

　　於是十月一日鄭重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曆史命運。」　　

　　　　且不說《人民日報》是在粉飾太平，睜眼說瞎話。天災不等於饑餓和死亡，這話本不錯，但前提是政府功能正常。譬如一九四九年，國內戰爭在華北剛剛平息，嚴重的災害就來臨了。先是久旱，繼而暴雨、洪水泛濫。全國一億畝農田受災（約占當時農田的十五分之一），災民達四千萬。河北、天津、唐山，滄州一帶，千裏平原成了一片汪洋。

　　　　十月前董必武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十月建國後任副總理兼中央防汛總指揮部主任。他指示「不許餓死一個人」，並說「能否做到這一點，是對各級人民政府的考驗」。當時，至少據官方說，河北果真沒有餓死一個人。　　

　　　　可是一九六○年的各級攻府，正如前述，已完全不是一個功能健全、運作正常的政府，大量的政府官員掩蓋真相猶恐不及，遑論救災。而他們所以那樣做，多半出於無奈，因為直到此時毛澤東仍然「不知道或不相信」（趙紫陽語）無數的農民已經餓死，還在發他的躍進燒。

　　　　既然毛說一九六○年要以「更高的速度持續躍進」，政府官員自然不敢報告「大事不好」。

　　　　像作家趙樹理那樣，敢在大家「持續躍進」時開口向上級討糧食賑濟饑民的，實在少之又少。由陽城縣人民所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亦可以推斷，六○年上半年農民餓死與否，主要取決於中共縣委、省委書記們是否向上級說了實話。隻要他們肯向上司說實話，承認過去吹了牛，把農民的口糧充作「餘糧」交進了國庫，那麽多半能討回一些糧食，使治下的饑民免於一死。但他們就是沒有那麽做。

　　　　到了六○年夏、秋兩季，糧食大幅度減產後，紙包不住火了，可是已為時太晚，再說實話已來不及了，國庫空了，再向上伸手要糧當然要不來了。　　　

　　　　應當說明，要是一九六○年完全按照毛澤東的主意行事，災難本會更加嚴重的。那年產鋼二千二百萬噸的計劃本來是在廬山會議後為反右傾而幾度加碼上去的，毫無完成的可能。到了夏季，毛見這個計劃可能泡湯，著急了。有一天，他將李富春、薄一波這兩位主管計劃和經濟的副總理找去談話，說：「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動員七千萬人來幹。」又說：「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於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要繼續躍進．．．．十年搞一億噸，上天。」（注６：《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

　　除了「繼續躍進」，毛在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又提出，要在「右傾機會主義」進攻麵前「爭氣」，要在國際上「爭氣」，說是「國內外注目」，能不能完成鋼產量計劃是個「政治性問題」。

　　他的政治局同誌們明知經濟承受不了，明知這樣搞必然導致破壞生產，將其他行業搞癱瘓，但是他們沒有勇氣提出異議，隻有遵命去做，拚出全部工業力量去搞鋼。隻是「動員七千萬人」去煉鋼之議，即第二輪的「大煉鋼鐵」，由於省委書記們正被饑荒弄得焦頭爛額，沒人有本事再各自動員幾百萬人上陣而被「冷處理」，慢慢拖掉了。

　　如果說那些幹部們在三年大躍進中做了什麽好事的話，這抵製第二輪「全民煉鋼」可算作一條。否則，在兩千萬人已經餓死之後，大家還「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像一九五八年那樣再逼七千萬青壯農民去煉鋼，那麽隻要他們還沒餓到走不動的地步，就會一個個變成陳勝、吳廣，不知多少中國人會死於動亂了。

　　但是，即使「動員七千萬人來幹」的瘋主意未得實行，一九六○年也是毛澤東「三年大躍進」的第三年。說來後人簡直難以相信，就在那天天有人餓死的時候，整個中國在「反右傾、鼓幹勁」、「持續躍進」的口號聲中，「『共產風』比一九五八年刮得更加厲害。
、　　　　
　　　　一九五八年的『共產風』隻刮了四、五個月，而一九六○年的『一平二調』搞了一整年。」（注７：《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三頁。）

　　所謂『一平二調』，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產」，無償調撥農民的農具、機械、耕畜、馬車。糟蹋別人的家當不心疼，人民公社用行政手段共來的財產很快就損壞、報廢掉了。

　　　　據山西省統計，全省正常使用的農具比大躍進之前的五七年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牲畜也一樣，由於所有權不再歸農民，他們自然也就不再愛惜牲口了。譬如北京郊區農村，牲畜一律歸生產大隊所有，但是大隊並沒有土地，耕作仍在其下屬的生產隊，使用牲口的還是農民，而不是大隊幹部。結果就如北京市委一九六一年在京郊懷柔縣調查後所寫的材料中說的那樣：「公社化以來，不少生產隊的牲畜逐年衰弱的情況相當嚴重。一九六○年全縣大牲畜除牛以外，都死多生少．．．．有些社員對牲畜的看法是：『牲畜死了是大隊的，小隊可以吃肉』，好像與己無關。」農民對集體財產漠不關心，後果馬上就顯示出來了。

　　據四川的學者調查，一九六○年的「共產風」使都江堰灌區這個曆來的糧倉也出現了危機，六一年糧產比五七年少了一半。（注８：《南充師院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著手糾正大躍進錯誤時，提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如果就造成國民經濟困難的原因而言，這勉強能成立；





隻是勉強！！！





但就餓死千百萬人這點而言，則是不正確的。





兩千萬農民基本死於人禍，與天災無關。！！！





　　　　以甘肅為例，宋平一九七二年出任甘肅省委書記，他下鄉調查後，發現由於連續兩年乾旱，農業失收，許多農民沒飯吃，沒褲子穿。

　　　　五月間，他向周恩來報告，周即派林業部長羅玉川赴甘肅，





————開倉放糧，結果便沒有餓死人（個別死人難免）。————





　　　　而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並不比七一、七二年更重，卻死了一、二百萬，就是當權的書記們層層撒謊，隱瞞真相，未及時開倉的結果。！！！！！！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將彭德懷罵成「禍首」，而今這項帽子該還給毛澤東，給他自己扣上才合適。　　　

　　　　由於餓死的農民幾乎全是在公共食堂吃飯期間餓死的，我們不妨就食堂問題再說幾句。

　　　　本來，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時大躍進的惡果已禍及全國，全國各地開始零星地餓死人，毛澤東也覺得問題不少，同意糾偏，其中重要一條便是「整頓公共食堂」。

　　　　五月間，中央明文規定，「糧食分配到戶，各人自願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並指示公社將自留地發還社員，恢複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家禽的政策。這麽做很得人心，曾一度使農民喘了口氣。

　　　　毛六月底在老家湘潭韶山衝對鄉親們說「食堂不好可以散嘛」時，也沒有打官腔。可是七月廬山會議上他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反社會主義」，又強製性地搞起了食堂。





災難正是從這裏蔓延開來的。！！！！！！





　　一九六○年二月，中央下達批文，說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三月，又發出指示，要求爭取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食堂吃飯，而且出爾反爾，一改去年五月的「糧食分配到戶」的規定，下令將糧食直接分到食堂。社員家中得不到糧食，隻得又端碗上食堂。廬山會議前，山西一度隻剩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在食堂吃飯，現在則又都像鴨子一般地被迫進了食堂。

　　中共的嚴密組織每當這種時候就能發揮威力。

　　　　到了四月間，就河北、山西到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統計，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農戶入了食堂，大躍進最積極的河南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顯然將邊遠山區的農民也趕進了食堂。（注９：《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山區農民進食堂，受苦更甚。

　　　　一九六○年二月中央下文指示各地「固守」食堂這個「陣地」之後，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率隊到農村作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泥水中滾過一樣。農民還告訴他，這位老人隻爬兩道山梁，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可是，當晚閻召集幹部會說：「三十裏路騎毛驢吃飯，誰發明的？該讓他去。」但當地幹部卻不以為然，說：「沒有三十裏，大概有十五裏。」閻向在座的縣委書記提出，邊窮地區的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也未獲響應。縣委書記雖不願同省委書記唱反調，卻更不敢同中央不一致。這樣，農民們就隻能照舊翻山越嶺去食堂喝稀粥。

　　翻山越嶺去喝粥，不隻雲南，有山的地方都如此。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部長高揚作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到貴州一家工廠去「改造」，就有這種經曆。他於二十多年後這樣回憶道：「我帶著兩個小兒女，爬過一道山梁，排了長隊，才買回一小鍋滿是清水的豆腐腦．．．．」

　　在強製辦食堂的同時，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前中共中央下達的將自留地發還社員的文件也成了一張廢紙，農民的自留地重新被收走，食堂也就成了他們唯一可以獲取食物的地方。食堂每日配給的食物遠不足維持生命，又失去了種植糧食以補充食堂配給不足的自留地，人們也就失去了求生存的手段。

　　閻紅彥於一九六一年七月總結雲南省內問題時明白指出：「不顧實際情況，硬要沒收自留地的結果，也造成了死人。」（注１０：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西山地、縣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可見，食堂製度和沒收自留地，正是掐斷農民脖子的那把鉗子的兩臂。為了「固守」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陳地」，農民付出了千萬條生命的代價。

　　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全國到處都在餓死人。可就在這時候，整個一九六○年，黨的喉舌《人民日報》一如既往，還在侈談「大躍進的高速度」，「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我們的偉大的理想」（注１１：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社論。），還在那兒粉飾太平：「我國各地農村的公共食食堂，自從今年春季整頓以來，越辦越好」，「已經進入健全發展的新時期。」（注１２：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社論。）

　　由於被「大躍進」的虛假數字迷惑，中共高層對於國家形勢處於混沌無知的狀態，連比較冷靜的周恩來也不例外。這可從出口糧食一事上得到佐證。

　　一九五八年中國出口（指淨出口數，即出口減進口）了二百六十六萬噸糧食，雖比五七年的一百九十二萬噸高了不少，大致仍屬正常貿易。

　　　　但五九年就不同了，不少省市從年初開始就有人餓死，政府首腦如果不是對局勢混沌無知，就應改出口政策。然而五九年竟出口了四百一十九萬噸。

　　　　而到了天天都有大批人餓死的六○年，仍然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注１３：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四二二、四三八頁。）

　　　　本來，一九五九年糧食產量比五七年減少五百億斤，折合二千五百萬噸，即使完全不出口也已經不足，可是出口卻比五七年增加了二百二十四萬噸。僅這二百二十四萬噸（折合四十五億斤）糧，就夠三千萬人吃半年，足以從五九年秋熬到六○年夏。然而這些本屬農民口糧的糧食卻被吹了牛的地方幹部當作「餘糧」繳售給了國家，轉而被需要外幣的政府運到國外去了。

　　省委書記們可以掩蓋真相於一時，但災難那麽大，沒人有本事長期捂住，大約在一九六○年年中，各地的真實壞消息逐漸傳到北京，中南海震驚了。災難之嚴重遠遠超出了每個人的預料，每一天都有無法計數的農民在餓死，現在輪到政府的管家周恩來收拾爛攤子了。他知道，人民不能靠偉大的空話充饑，他有責任讓人民有飯吃！

　　出口糧食的事他當然有責任，但他不是洞察一切的神仙，他連國家有多少糧、缺多少糧都不模底，因為誰也弄不清各省上報的數字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他的第一要務就是弄清缺多少糧。

　　　　從六月到九月，他讓糧食部的陳國棟、楊少橋兩位部長每周到他家中去一次，從夜裏十點到次日淩晨兩、三點，他親自戴上眼鏡打算盤，與糧食部長們一起核實糧食產量。他工作如此細致，以致李先念、譚震林兩位副總理戲稱他是「糧食部長」。

　　當時，中國最大的幾個城市上海、北京、天津、瀋陽都隻有幾天存糧，有的城市庫存竟隻夠支持一天，一個風雨就會造成斷糧。黨副主席、政府副總理陳雲提議進口糧食，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按照楊少橋的說法，「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但那是什麽「禁區」，卻語焉不詳。後來，趙紫陽曾說毛澤東「拒絕批準進口糧食」，至今未有公開資料透露其細節，我們隻知道當時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的一句籠統的話：「經周總理、陳雲同誌建議，黨中央決定進口一定數量的糧食以渡危機。」

　　一九六○年十二月底，周恩來臨出國登機前在機場同陳雲、外貿部長葉季壯商議，決定進口一百五十萬噸糧。飛機到達昆明，周又得到陳的意見，認為必須進口二百五十萬噸才能渡過難關。最後，六一年實際進口五百八十萬噸。減去出口一百三十六萬噸，淨進口四百四十萬噸。

　　　　由於決心大、動作快，第一艘運糧船於六一年初就自澳洲抵達天律港。為了運糧，周又招呼外貿部緊急進口一千二百輛卡車，交糧食部專用。這批糧食雖然平均全國每人攤不到二十斤，但差不多夠一億人吃四個月，維持到五月份麥收，因此楊少橋說：「這些衝破禁區來的糧食在當時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可惜的是，周恩來直到六○年秋天才弄清全國缺糧的數字，盡管火速行動，在六一年初進口糧食撥往各地時，已經又有一批農民餓死了。

　　此時已被削職為民的張聞天在家，摸摸索索地打開保險櫃，將自己在廬山發言的紀錄給夫人看：「我講的實在沒什麽錯啊！」

　　毛澤東身居中南海，不可能對局勢一無所知，他不肯認錯，但為表示與人民同甘共苦，他決定停止吃肉。

　　　　毛何時開始不吃肉，據他的衛士長李銀橋說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南下視察歸來後開始的，前後共七個月未吃肉。（注１４：李銀橋著《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二五九頁。）

　　　　但也可能李銀橋記憶有誤，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六○年一月在上海開會鼓吹號召「大躍進」、「反右傾」，毛不大可能已經不吃肉了。

　　　　六○年十月間，國家僑務委員會副主任方方曾流著眼淚對一位華僑說：「毛主席已經三個月不吃肉了。」）葉劍英的女兒回憶：她當時在北京上大學，因營養不良而浮腫。有一天下午沒課，便回家吃午飯，打算飽餐一頓。吃了一陣後她才發現父親未動筷子。這時葉劍英才對她說：「你知不知道，這幾天，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他對炊事員講：『全國人民都沒有肉吃，為什麽還要給我肉吃？』每次端上肉來給他，他都讓端回去．．．．」當時中國的大學暑假是不開課的，因此毛澤東大約是六○年上半年某天開始不吃肉的。

　　有一天，總參謀長羅瑞卿在晚飯時對全家說：「毛主席已經不吃肉了，從今天起，我們家中也不吃肉。人民和國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我們要和人民同甘共苦。」

　　　　山西省省長衛恒，也因此而幾個月沒有吃肉。

　　　　上行下效，互相傳說，很快地，全國有相當一部份人知道了「毛主席不吃肉了」的消息。方方、衛恒、羅瑞卿都是懷著崇敬的心情看待毛不吃肉這件事的。

　　　　那麽多的農民餓死了，他們不去想應當追究某人的責任，卻一聽說毛不吃肉了就感動得熱淚盈眶，可見「君主聖明」的觀念在他們腦子裏是如何根深蒂固。

　　　　順便說一筆，文革中此三人一被整死，一自殺身死，一自殺身殘過早死去。毛澤東若與他們黃泉下相見，真不知會作何感想。

　　說起不吃肉來，使人想起了一位明君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楊堅視察關中一帶，因正鬧饑荒，他便派員去看看鄉民們吃什麽。隨從取回來一碗「樣品」——豆腐渣與雜糠混成的飯（比一九六○年中國農民吃的好得多）。楊堅讓周圍群臣都看這碗東西，隨即承認是自己的過錯，並下令以後吃飯不得給自己擺宴，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堅持了一年，比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還長五個月。

　　不吃肉是事實，





但是吃魚！！！





與人民同甘共苦則說不上。

　　　　就在全國各處大批餓死人之時，有關方麵為毛澤東在廬山又開工興建了一所巨型別墅，僅主房建築麵積就達四千五百平方米，容一座小學還綽綽有餘，其裝修之豪華更非億萬正挨餓的尋常百姓所能想像。

　　　　這別墅比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毛居住的原國民黨政府總統蔣介石的別墅「美廬」大幾倍，由廬山管理局黨委書記親自督戰，幾千名工人通宵達旦施工搶建而成。六一年八月毛澤東再上廬山開會住進去時，並沒有因為有關方麵在舉國餓肚子的時候為他揮霍民脂民膏而憤怒。如果說廬山的別墅是下麵搞的，與毛無關，那麽韶山的「滴水洞工程」就不是這樣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澤東曾要求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他的老家韶山衝「搭個茅棚」，使他「退休後」能落葉歸根。

　　　　不久周被毛定為「反黨份子」下台，毛又讓繼任的張平化「修房子」，並指明修在滴水洞。張向其上級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請示，陶為討好毛，竟決定撥款一億元搞「滴水洞工程」（包括修建中共中央開會的場所和鐵路專用線的費用）。

　　　　隻因湖南也在餓死人，財政緊張，工程不得不縮減。但工程規模仍不小，從六○下半年動工，直到六二年年底方完成。一個連的軍隊守衛那片空房，直到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幾天。

　　　　毛對那「茅棚」十分滿意，上上下下皆大歡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到處有人餓死，毛主席拒絕吃肉的時候蓋起來的。更沒有人去想，要是六○年用那「修房子」的錢去換糧食（換一千萬斤小麥是不成問題的），可以使多少饑民免於餓死。而自從毛六六年六月住過幾天之後，那片房子就永遠空在那裏了。

　　似乎沒有「周總理不吃肉了」的傳說，但是周恩來也確實停止了吃肉。據李銀橋回憶，每次周勸毛吃肉時，毛總是搖頭說：「你不是也不吃嗎？大家都不吃。」

　　　　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經常在國務院與周一起吃飯，據他說：「飯有窩窩頭，有饅頭，有時有麵湯，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時裏麵有點粉條。」看來也沒有肉。有一次周在火車上服務員送去飯菜中有肉，他退了回去，僅以豆腐乳和酸菜下飯。飯後，隻喝了一杯白開水。有一次召開國務院會議，會前他特別作了講話：「我們都是黨的高級幹部，應該和人民有苦同受，有難同當。我提議，今天會議餐吃白菜豆腐湯。大家同意不同意？」那天開飯時，果真每人一勺白菜豆腐湯。

　　　　自然，周恩來的不吃肉不像「毛主席不吃肉了」那樣有許多人宣傳。但是據羅瑞卿的孩子回憶，當時軍隊也缺乏食物，內蒙古的部隊打野物補充，有時打了黃羊送到北京，羅便送到中南海，可見如果有機會，這些領導人也還是要吃一些肉的。

　　一九六○年九月前後，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自內蒙古回京休假，一天中午與父親同桌吃飯，衛士端來一小碗蘿卜燉牛肉。劉愛琴因難得見到肉，一下子差不多把肉吃光了。外婆在旁製止道：「你爸爸也有好長時間沒有吃肉了。」由此可知，除了毛澤東夫人江青還能有本事搞到食物養猴子之外，中共領導人在那「困難時期」的日子過得的確很苦。

　　當時中共還有一些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幹部。譬如解放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袁子欽將軍領導掌管物資的管理局，但他不利用這近水樓台為自家弄食物，而是讓孩子們打榆樹葉，他親自將樹葉摻和在玉米麵裏做成餅，同家人一起吃。中共製造了那麽大的災難而不垮台，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忠心耿耿的幹部。

　　那時十七級以上的中級幹部每月可獲額外配給黃豆兩斤、白糖一斤；十三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大致是市、地區的書記或廳、局長）豬肉兩斤、雞蛋兩斤、白糖一斥；八級以上的高幹（大致是省、軍、部、級）則豬肉四斤，其他各物加倍。高級知識份子如學者名流、教授等，亦有相應的照顧配給，同食不果腹的饑民相比，雖儼然如特殊人物，但實在也算不上有任何享受。北京的高幹每月可到政協禮堂的餐廳去吃一頓，但僅一頓而已。中國人民大學的黨委書記胡錫奎有一天在中南海開會，半夜散會後與司機到那餐廳，欲飽食一頓，惜僅有一張餐券，司機沒份。胡請求多給一份而不得，二人竟空腹悵然離去。

　　由此可知，當時的中國，「路有凍死骨」不假，「在北京前門外的某些貧民區，例如龍須溝、金魚池一帶，幾乎每天都有餓死凍死在街頭的人，其中多數是從附近的農村逃荒來的。」（注１５：黃秋耘著《風雨年華》。）但是，「朱門酒肉臭」（「臭」字作酒肉之「香氣」解）卻的的確確沒有。人民沒有造反，這也是原因之一。

　　高級幹部們自己節省幾兩肉，救不了百姓，關心民生疾苦的幹部們決定擔當政治風險，動手向公社食堂這個腫瘤開刀。由於不到一年前，安徽省委書記張凱帆在自己家鄉無為縣大批解散食堂而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因此膽小怕事、以保官為首務的幹部是不敢碰這個問題的。

　　在離無為僅一百餘裏的江蘇省會南京，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劉順元知道不解散食堂便不可能遏止餓死人的災情。因此，當省委派去寶應縣救災的幹部向他匯報，建議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時，他立即指示：「該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嚴格保密，對內對外都隻說是『調整』，不要說『解散』。上麵查問，也照這樣說，出了岔子我們共同負責吧。」當時的江蘇省長惠浴宇後來回憶說：「這樣一個決定．．．．在當時需要承擔多大的政治風險，又救了寶應縣多少條人命啊！」

　　惠浴宇說的是對的。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要是別的書記們也那樣不怕丟官，毅然解散自己管轄地區的公共食堂，許多農民及其孩子不是可以免於一死了嗎？再退一步說，要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後毛澤東不是倒行逆施地下令將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並沒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那些農民是決不會餓死的。說到底，他們餓死是由於毛澤東造成的人禍而不是天災。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各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農民外出逃荒的政策。各地的幹部竭力防止農民外逃，是因為對他們來說，保住大躍進的聲勢比什麽都重要，他們不願饑民到別人那裏去乞食，丟自己的臉。但是，他們之所以敢公然將饑餓的農民困死在家中，那是有中央文件作依恃的。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張聞天夫人說「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一個「關於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三月十一日發出。一九五九年鄭州會議製定的文件原本沒有這一款，毛澤東三月五日在會上說，「文件還要修改，裏麵．．．．勞動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講」，以後才發了這個緊急通知。）該文件不僅要製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這時起，中國的詞典裏多了一個新詞：「盲流」。作為動詞，它指農民未經政府許可進入城市、礦區的行為；作為名詞，它是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的農民的統稱。

　　　　鄉下人「盲目流入」城市，自然有礙觀瞻，而且有害於社會治安，再加上城裏人有飯吃，盡管隻夠果腹或半饑半飽，總沒有餓死之虞。
他們相信共產黨的宣傳，視鄉下人「餓死人了」的申辯為「胡說」，因此普遍對這些「盲流」們不予同情。

　　　　這裏有個小例子，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鄧友梅一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份子，連他也相信了共產黨的宣傳。他有段文字回憶那時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場誤會不久，我的親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東北大森林裏去了。他們到北京來求我幫助路費，訴說困難。我拍著桌子怒斥他們『攻擊三麵紅旗』。後來，他們流落在一個小車站上衣食無著，來信叫我寄點錢去幫助他們繼續趕路。我為『劃清思想界限』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個組織部門裏去．．．．從此兄弟間斷了關係。我以為我是對的。」

　　那些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各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數進入城市的遭遇最慘，越大的城市越慘。因為大城市常有外國人往來，當局不願讓「外國朋友」看見他們衣衫襤褸、當街乞討的模樣，連城裏同胞也認為他們丟了中國人的臉。再說，其中有些人也難免有偷摸行為，既然中央、國務院有指示要收容遣返回鄉，而回去後還是沒飯吃，還是要往外逃，有些地方索性便將他們成百上千地押往勞改農場，名曰「收容安置」，實則視作勞改犯人，與真正的犯人無異。他們唯一的罪過，隻是未經政府許可「盲目流入」城市而已。

　　中央文件寫得十分周到，對於流入東北、西北、內蒙古的農民，規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對那些地廣人稀的地區的支援。「盲流」們到了上述地區，通常成了最下等的苦力——新社會的剝削對象。東北長白山區的設備簡陋的小煤礦，下井挖煤的除了勞改犯人（不少是右派份子）便是「盲流」。人民公社辦的煤窯，更歡迎盲流們下井去挖煤，因為條件惡劣，時常死人，而死個盲流是無人注意的，連撫恤金都不必付。

　　有些盲流比較幸運，筆者在遼寧鞍山鋼鐵公司就碰見這麽一位。他原是山東一個農村的生產隊長，一個字也不會寫的標準文盲。他「盲目外流」的經曆是這樣的：「到了一九六○年，農村勞力不得亂走了，我們找人開了張證明，說是外出辦事，買了去北京的火車票。在一天夜裏，一共七個人，打起鋪蓋卷溜出了村子。．．．．到了北京立即轉去關外的火車，闖關東了．．．．」他們的確是盲目的，並不知道目的何在。幸運的是，「火車開到山海關外頭一個站時，有人上車來挨個兒問，『有沒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來是鞍鋼的招募人員。我們願意幹的便被集中到後麵幾節車廂。一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數河北人，以及幾個婦女，其餘全是男的農農民，來自山東。我就成了這四百七十三個人的大隊長．．．．來鞍山後，老工人都稱我們『盲流』，為此常發生打架事件。後來領導正式宣布，應當叫我們『新工人』，這才了事。」

　　華北的農民為求生計，二百年來一直在闖關東。東北好幾千萬人口就是這麽來的。官府既未組織移民、屯墾，那些農民自然也是「盲流」。他們開發了那一大片國土，對國家的頁獻有目共睹。中共對到達東北、西北的「盲流」網開一麵，不予收容遣返（其實東北的城市照樣「收容」），做得很對；但是在大片餓死人的農村地區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饑民外出，使他們坐以待斃的政策卻是人腦能想出的最殘酷、最不人道的政策。

　　　　畢竟在一九六○年初，中國還沒有什麽「自然災害」，象前文說安徽三兄弟中的一個逃到江西生存下來那樣，很多人是會找到活路、免於一死的。中共「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製造了大量不該發生的「非正常死亡」。相信至少數百萬農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裏的兩個那樣，是這種政策的犧牲品。

　　把關堵道，在邊強地區就不那麽容易。所以，在千萬人餓死時，邊疆部份人民逃離中國，尋到了活路。從一九五八年到六○年，雲南不少邊境居民逃到了國外。跑的人數不詳，但六○年之後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說法是「邊疆跑人多，震動很大」，「跑人問題，跑了那麽多人，當然不對」，（注１６：見《光明磊落、耿直剛強——閻紅彥傳》。）可見問題相當嚴重。

　　　　廣東毗鄰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後均綁起往回押，有的人還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後來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決定放百姓一條生路，指示「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結果至少有十萬廣東人逃離。

　　　　一九六二年新疆邊境伊犁、塔城地區七萬多人逃往蘇聯的事件，固然與蘇聯暗中挑唆、誘惑有關，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因大躍進的人禍使那裏的邊民們也淪於缺吃少穿的境地，蘇聯人用麵包、黃油一誘惑，對人民公社失望了的邊民們連同縣委書記、縣長們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國，逃亡了。

　　從一九六一年起，中共又將蘇聯「修正主義者」的破壞說成是造成中國經濟困難的一條主要原因。因此，對於蘇聯政府撕毀合同、中止援助、撤走專家並進而逼債（一九五○至五三年朝鮮戰爭的軍火債與提供工業設備的費用）與中國當時的困難有何關係，也需要敘述一下。中蘇交惡，主要起因於意識形態的紛爭，所謂「蘇共要當老子，中共不願當兒子」倒在其次，領土爭端構不成主要原因。中國人固然希望收回被沙俄奪去的國土，但兩國並未因此而交惡。相反，五七年凡是就此發表「反蘇言論」的人，都一律被中共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勞改營，可見毛澤東並不打算因此而同蘇聯撕破臉皮決裂。

　　導致兩黨決裂的主因是中共認為赫氏改變了共產黨的基本路線。按照馬克思、列寧的教義，共產黨要實現其主張，唯有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一途，毛澤東對此堅信不移。而赫氏則致力於結束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代之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政策。中共局限於自己的經驗，又因為美國是其解放台灣、統一國家的主要障礙，拒絕接受這一方針。

　　一九五七年底，毛在莫斯科十二個執政的共產黨代表會議上就批判了和平共處的方針。不過當時為尋求蘇聯的援助，毛仍然提議由蘇共作「社會主義陣營」的「頭」。赫氏雖對毛反對與美國諒解的方針感到不快，但對毛推舉他為「頭」的做法卻頗為滿意。作為回報，赫氏對援華也頗積極。

　　一九五八年夏天，台灣海峽局緊張，金門、廈門整日炮戰。由於中共無轟炸機，赫魯曉夫於九月十六日告訴中共駐蘇大使，說蘇聯可派攜帶火箭的圖——十六圖轟炸機到中國助戰。中共不願外國軍隊來華，表示不接受助戰，但想自行製造轟炸機，希望蘇聯幫助。赫立即同意。五九年一月，兩架樣機以及另外兩架的散裝件和有關圖紙已運到中國，使中共從組裝開始進行仿製，從此有了自己的轟炸機。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從台灣出發的美製Ｕ－２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令世人瞠目結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毛澤東以他慣有的幽默對外國來客說：Ｕ－２飛機是被我們用竹竿捅下來的．．．．如今真相已披露：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蘇製薩姆——二地空空道彈運抵滿洲裏，前後共六套發射器、六十二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聯派來專家及一個導彈營的官兵前來一對一地教練。三十年後，中方的學員仍然認為，「蘇聯人授課是嚴謹、認真實意幫助中國人盡早掌握技術。」（注１７：傅振國《昨天的秘密》，見《海南紀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中國人有理由記住：那架Ｕ－２偵察機是曆史上美國第一架被對方以導彈擊落的飛機。

　　三十年來，所有中國人寫的論述中蘇關係的文章都把一九五八年四月蘇聯要求在中國建「長波電台」共同使用，以及一九五八年七月要求與中國合建「聯合艦隊」這兩件事，說成是蘇共想控製中共海軍，覬覦中國主權，從政治上控製中國的證據。這種說法根據是不充份的。在兩項要求均被中共斷拒絕之後，赫魯曉夫仍然送來了轟炸機、導彈、潛艇，並沒有用斷絕援助為要脅逼中共就範。這曆史事實不是幾篇論文就能說清的。

　　當然，要說蘇聯援華毫無保留，那也不是事實。不過世上本無「無私援助」，人家留一手也在意料之中。如給了潛艇，卻不肯給其他重要裝置。但這並不構成嚴重問題。中蘇分裂，可以說是當時中共反對蘇共和平共處方針的必然結果。當然，這和一九五八年以後中共的異常表現也不無關係。

　　蘇共對中共一九五八年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曾經提出「同誌式」的意見，但毛澤東正在興致勃勃地指揮躍進，而且內心並不認為蘇共真的就是什麽「頭」，自然不買蘇共的賬。赫魯曉夫大約在那時就看出毛是個一意孤行的蠻幹家。一年前，毛在莫斯科作演講：「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我們說不對！我們中國人好鬥。依我們的意見，犧牲世界半數人口，消滅資本主義，換來社會主義．．．．」用常規武器是打不掉半數人口的，毛顯然指的是用核武器打掉半個世界，轟掉資本主義。主張與資本主義世界對著幹的人民公社和隨後的大煉鋼鐵運動，中共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瘋癲，赫氏可能便已作出判斷，不應繼續幫助中共設計製造核武哭器了。但直到五九年五月，他宣布要在全世界麵前樹立和平形象，為和平作出新姿態之後，才作此決定。可以說，這是蘇聯向美國遞出的一枝橄欖枝。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收到蘇共的通知：「提前中止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蘇中雙方在莫斯科簽定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中斷若幹援助項目，不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不過，遲至六○年八月，蘇聯才將在中國核工業部門及其研究院的專家、圖紙撤走。

　　在這件事上，受損害的是中國，惹禍的卻是毛澤東。他一向說「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可是如果社會主義要用世界半數人的生命來換取，這個「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是正義的。可能世上沒有一個政治家會願意協助持有這種主張的人得到核武器，盡管中共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擁有核武器之後，毛沒再重複其「犧牲世界半數人口，消滅資本主義」的論調。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國餓死了兩千萬人的情況下，蘇聯單方麵中止執行幾百個援華合同，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後中國的困難，延長了中國人民的痛苦，滯緩了以後的經濟複興。這好比在中國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但卻不是出現傷口的原因。中共至今將這說成是「我們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損失」的原因之一，是不妥當的。看看時間表就一目了然了。

　　對於「蘇聯逼債」給中國造成的影響，也被當時中共的宣傳機器誇大了。由於韓戰蘇聯提供軍火，外加經濟建設提供的設備，中國共欠蘇聯債務七十七點五億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還掉四十七億。（注１８：《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頁。）這個數字同大煉鋼鐵中浪費的千億元相比本是小數，同三年躍進中計劃外的基本建設投資二百四十五億相比也是小數。（注１９：《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頁。）那二百四十五億元額外投資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白白被糟塌掉了；若用它還債，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債還清了。

　　這些投資之所以白白浪費，多半是因開工前未經專家論證。譬如甘肅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個實例。按毛澤東的說法，「甘肅洮河引水上山，那麽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人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會議。）該工程是毛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是不小，幾百裏的渠道，沿線調集十萬民工，從一九五八年一直幹到六一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萬人不說，整個工程完全報廢，一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的金錢難以計數。僅僅在一九六一年之內，全國報廢工程就折合人民幣一百五十億元。（注２１：引自成都《天府新論》一九八九年一月號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韓西林的文章。）這剛好是中國對蘇債務的一倍。

　　假如中共以困難為由推遲償還那四十七億元，改用以進口糧食，按一九六○年國際市場小麥價格每噸六十多美元計，可購買約三千萬噸糧食，即六百億斤，拿去救災當然是夠了，但卻不能這樣計算。我們隻能算六○年內還給蘇聯的是多少，因為隻有那一年才能以困難為由要求推遲償還債務，而隻有在那一年這個要求被拒絕之後才能說人家「逼債」、「趁火打劫」。這個數字目前無從得知，但離十億元不會相差很遠，這同自己的浪費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了。再說，在六○年蘇聯「逼債」之前，千萬農民已經餓死了。「逼債」固然不義，但確實不是餓死人的原因。

　　中國不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即大批人餓死之前，而是遲至六○年底即無數農民已經餓死之後才決定進口糧食，並非因為向蘇聯還債而手頭無錢，而是由於在「反右傾」、整肅一千萬人的政治氣氛中人人自危，不敢說真話，饑饉真相被掩蓋，致使周恩來無法下決心。據當時的外貿部副部長林海雲說：「一九六○年．．．．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麵前，如果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但周總理不讚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一九七○年。」（注２２：《不盡的思念》一書中林海雲的文章。）

　　從林海雲的話中我們無法判斷周恩來何時決定購買黃金，是在決定進口小麥之前還是之後。由於到了一九六○年十二月底才決定進口糧食，我們可以這樣作個小結：一九五九年本是歉收年，中南海卻認為是豐收，於是在六○年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糧食，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而人民則餓死了兩千萬。

　　這筆當年買黃金的錢雖然隻能用來買十幾億斤糧食，可是如果廬山會議後緊急動員，立即用這筆錢進口糧食，運到缺糧最嚴重的幾個省去，在農民餓死之前運到，救活一兩百萬人還是可能的。國家儲備黃金應當是為了救急。當時要是動用儲備金，各省再及時開倉放糧，或者緊急中止糧食出口，撇開廬山會議少量餓死的人不算，那兩千萬人一個都不餓死，也是可能的。

　　全國範圍的死人始於一九五九年十一、十二月間，七、八月裏召開的廬山會議是阻遏災難發生的最後機會。「反右傾鬥爭」使毛澤東鞏固了他的統治，也葬送了那最後的機會，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饉就無聲無息地席卷了全中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