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最後歲月——組織辦事原則——傳位給兒子,私相授受. (圖)

摘要：
　　蔣介石在台灣站穩腳跟後，一心要把權力傳給兒子蔣經國，特別是隨著年歲的增長，這種願望愈是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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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最後歲月——組織和辦事原則——傳位給兒子，私相授受。
作者 : 範小方 李永銘

　　1949年12月31日，這是20世紀40年代的最後一天。

　　在台灣中部秀麗的日月潭畔，蔥蘢的樹木中，掩映著一幢古色古香的樓宇，因在青山之下、碧水之旁，所以名叫涵碧樓。此刻，剛從大陸敗逃來台的蔣介石與兒子蔣經國正在登樓眺望。

　　蒼茫的暮色中，日月潭波瀾不驚，如鏡的水麵倒映著似血的殘陽，周圍青山環繞，樹影重疊，顏色如黛，幽深莫測。麵對這如畫的景色，蔣介石半晌提不起興致。他默然無語，悵然若失，望著謎一樣的潭水出神。古人雲：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此時的蔣介石無意於山水之間，而是在思考到台灣後，怎樣收拾殘局，怎樣應付即將來臨的嚴峻形勢，采取怎樣的對策。

　　台灣孤島目前的形勢，蔣介石是十分清楚的。他敗退台島後，曾希望美國能伸出手來，給予援助，但現在這種希望已經破滅。中共軍隊將隨時進攻台灣，而他手中所能掌握的軍隊已是七零八落的散兵遊勇，怎能抵禦中共大軍的進攻呢？台灣島內，經濟秩序已被搞亂，生產失調，商品奇缺，物價高漲，通貨膨脹，幾百萬人口的生計麵臨危機，如不盡快改善，將重蹈大陸時代之覆轍。他必須采取強硬措施，才能維持這最後一塊領地。

　　這天，蔣介石父子在涵碧樓呆到很晚才回，蔣介石心中已經有了一套統治台灣的計劃。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宣布，他在台灣恢複“中華民國總統”的職務。

　　他自1949年2月辭去總統職務後，僅是國民黨總裁，到台灣後，李宗仁遠在美國，他成為台灣事實上的獨裁者。但以“總裁”名義發號施令，畢竟是名不正、言不順，因此他自行宣布恢複“總統”職務，當然得加上所謂“順應群情”之類的話。這不過是他經常玩弄的政治把戲而已。

　　蔣介石複職後的迫切任務，便是安定內部，為此，必須進行新的人事安排。在新的人事安排中，蔣介石確立了一條原則，那就是確保蔣經國的地位穩固、順利遷升。

　　依照這一原則，蔣介石任命陳誠擔任行政院長，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三軍高級領導人也同時易人，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周至柔為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桂永清為海軍總司令。

　　一切任命完畢後，蔣介石給蔣經國留下的位置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一職，這一官銜雖然不高，但他交給兒子的權力卻超越三軍統帥，即負責“監督籌劃情報業務，對大陸遊擊活動的派遣和指揮”。

　　蔣介石覺得這還不夠，便又在“總統府”裏設了一個“機要室資料組”，也讓蔣經國負責，“舉凡一切黨政特務機構，統歸其管轄、指揮”。

　　這樣一來，逃到台灣的一大批國民黨元老如何應欽、閻錫山、陳果夫、陳立夫、顧祝同、白崇禧等紛紛遭到貶逐，台灣又成了蔣家的天下。

　　新的人事安排大體就緒後，蔣介石就騰出手來，整頓社會秩序。

　　為了防止共黨的滲透，他提出“保密防諜”的口號。在此口號下，出動大批警察、憲兵、特務、軍隊，開始了大逮捕、大屠殺。隻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

　　位於台北市郊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了過去南京市郊雨花台的地位，大批的危險分子在這裏遭殺害，屠殺“革命者”的槍聲，不斷從這裏傳出。

　　台北市青島東路的軍人監獄和台東綠島監獄，成為最大的兩個集中營，有“通匪嫌疑”者，一律送往這兩個監獄。整個台灣島上，一片腥風血雨。

　　在經濟方麵，蔣介石為了海島上不再發生中共在大陸掀起的土地革命，開始實行“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

　　本來，在大革命年代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曾促使和希望國民黨政府實施孫中山的“二五減租”政策，但都遭到蔣介石的堅決拒絕，如今亡命台灣，為了這最後一塊生存棲息之地，蔣介石忍痛實行了。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相繼解放了海南島和舟山群島，這等於割斷了台灣的手足。解放軍的下一步，必將是渡海解放台灣，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既定方針。

　　還在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的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中就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一寸土地為止。”海南、舟山等島嶼解放後，人民解放軍積極做好各種準備，以利在適當的時機進攻台灣。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又一次陷入混亂。

　　5月16日，蔣介石為了給部下鼓氣，發表了一篇題為《軍人魂》的演講，這篇演講重彈“革命軍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調，聲言台灣一旦陷落，他決定以身“殉國”，表麵上慷慨激昂、氣壯如牛，實質上色厲內荏、膽小如鼠，讓人一聽就覺得可笑。

　　在蔣介石的帶動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了宣誓儀式，“宣誓效死，確保台灣”。於是，各級黨部也紛紛效尤，進行“宣誓”，發誓“以死保衛台灣”。

　　5月27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說：“台灣是進入戰時了！”指出“我們國家實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險時期，每個處在這個孤島上的人也沒有什麽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因此，要求“人人生產，戒除浪費，個個動員，參加戰鬥”，“保衛大台灣”。

　　為了“保衛大台灣”，蔣介石下令，沿海加建碉堡防禦工事，組織防空演習，組織訓練民眾。他還指使蔣經國效法日本法西斯的“神風隊”故伎，組織“反共敢死隊”，整個台灣島上，鬧得沸沸揚揚，雞犬不寧。然而，危殆中的台灣，卻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降臨了轉機。

　　1950年6月25日，蔣介石正吃早飯，蔣經國十分欣喜地進來向他報告，朝鮮戰爭爆發。蔣介石一聽，高興得眼淚直流，這場戰爭，確實給蔣介石帶來了福音。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為了保護它在亞洲的利益，建立整個東南亞防禦體係，便重新把蔣介石揀回來，將台灣納入其戰略防禦體係。

　　美國武裝幹涉朝鮮內政，擴大朝鮮戰爭，同時派出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武裝侵占我國領土台灣。蔣介石重新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成為朝鮮戰爭的受益者。

　　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基於形勢的變化，放棄了武力解放台灣的計劃。蔣介石避免了滅頂之災，在惶惶不可終日中度過了危機。



　　蔣介石在台灣站穩腳跟後，一心要把權力傳給兒子蔣經國，特別是隨著年歲的增長，這種願望愈是迫切。



　　還在1950年時，蔣介石就宣布改組國民黨方案，決定成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由16名委員組成，40歲的蔣經國躋身其中，為眾所矚目。

　　但蔣介石知道，蔣經國年紀輕，閱曆尚淺，需要在中央決策部門磨煉一段時期，因此，一些重要的部門，仍讓一些有能力、可信賴的老一輩人物幫助治理，等告一段落，再讓經國取代不遲。

　　他想在這件事上做得冠冕堂皇。

　　但是，對一些不服蔣經國，與蔣經國有隙的人物，蔣介石則堅決除掉。

　　1952年，蔣經國與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發生矛盾。因蔣經國操縱特務，常常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任意捕人，甚至連縣、市議員也隨意捕拿，吳國楨身為省主席不得不出麵幹預，造成對立情緒。

　　另外，吳國楨對於蔣經國的特務經費開支，往往不客氣地予以拒絕，這樣，矛盾越鬧越深。

　　蔣介石知道後，“愛子之心，勝於愛民”。

　　在蔣、吳衝突中，態度十分鮮明，堅決站在兒子一邊。

　　他甚至派人將吳國楨小汽車的擰鬆，蓄意謀殺吳。

　　吳國楨一怒而遠走美國，在美國寫出《上總統書》，公開點出蔣氏父子的名字進行批評。

　　結果，蔣介石為太子除掉了一個勁敵。

　　不久，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因反對蔣經國在部隊設立政工製度，孫蔣矛盾激化。

　　在衝突中，蔣介石再次偏袒兒子，於1954年6月，先撤掉孫立人陸軍總司令之職，再借其部下“兵諫”之事，提出“孫立人兵變案”，將孫立人軟禁。

　　這樣，為蔣經國掃除了又一個強硬的政敵，為蔣經國的順利升遷掃清了路。

　　蔣經國的勢力一天天膨脹，逐漸控製了島上各個部門的實際權力。但蔣介石並不急於馬上委以重任。行政院長和副總統仍然是陳誠，給外人造成陳誠是蔣介石的接班人的誤會。

　　實際上，蔣介石內心自有考慮，他知道陳誠對他是忠心的，不會輕易有非份之想，另外，陳誠的身體不好，肯定隻能扮演過場人物的角色，蔣介石看重的，就是陳誠這一身病，他的生命不會有很長時間，因此不會成為蔣經國的障礙。

　　表麵上，陳誠是台灣島上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人物，實際上，“上焉者，處處要請示蔣先生，下焉者，要向經國低頭”。

　　陳誠也頗“識時務”，他多次向蔣堅辭“行政院長”之職，但蔣介石認為經國當“行政院長”的時機沒有成熟，總是以“國難未紓，仔肩益重”為由，不讓陳誠辭職。

　　到了1963年，陳誠又一次辭“行政院長”職，而且態度十分堅決，蔣介石考慮良久，才予批準。

　　但蔣仍然認為經國上台的時機不成熟，因此推出財政部長嚴家淦，讓他出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選擇嚴家淦，是因為嚴為人謙和，沒有野心，到時，陳誠身體不好，可以“一死讓賢”，而嚴家淦則能“自覺讓賢”，這是蔣介石為兒子選的一個新的陪襯人物。

　　在蔣介石的悉心栽培下，蔣經國的勢力越來越大，隻等老蔣一死，權力交替便是瓜熟蒂落的事了，對此，蔣介石已十分放心，但經國掌權後，能否穩固呢？這又是他所放心不下的。

　　1968年4月15日，是蔣經國59歲的生日，蔣介石先一天從日月潭給兒子寫了一封信來，信中雲：“近日在潭上研究陸象山(九淵)與朱晦庵(熹)二先生學術同異之點，尤其對其‘無極而太極’之說不同之意見……”

　　蔣介石在信中還講了他研究程朱與陸王兩派哲學的體會和發現，最後，蔣介石教導兒子說：他一生最重視王陽明的學說，認為隻要掌握這種學說，“此心存立，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自不致有今日人類之悲運，而大陸同胞，更無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當以補先哲之缺憾，則幾矣，特此以為爾壽也。父示。”

　　蔣介石寫此信的目的，就是希望兒子繼承他的哲學思想，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使蔣家王朝永遠保持下去。

　　“可憐天下父母心”，蔣介石真可謂用心良苦也。

　　蔣介石在一心栽培兒子經國的同時，為了鞏固國民黨殘餘政權的統治，搞所謂的“反攻複國”，在台灣發展經濟方麵也下了些功夫。

　　從1953年開始，連續實行了為期四年的“四年經濟建設計劃”。1960年1月，又指示陳誠製定了《加速經濟發展十九點計劃》、《1961年至1964年的第三期四年計劃及長期經濟建設綱領》等。在經營台島的建設計劃中，搞了一些令人矚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門水庫、台中港、石油化學工業建設，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鋼廠等。為了加快經濟建設步伐，蔣介石指示修改有關經濟法令和規章製度，調整賦稅、鼓勵投資、開拓島外市場、吸收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等，這些都為台灣經濟的起飛起到了一定作用。

　　台灣是個海島，也是一個多災的地區，對於島內發生的各種自然災害，蔣介石都十分關注，並親自主持一些重大的救災工作。

　　1959年8月，台灣中南部發生了六十多年來未有的大水災，受災麵積達12萬多畝，災民達30多萬人。3月31日，蔣介石以總統名義，頒布《緊急處分令》，提出搶救災害，加速重建步伐的一係列措施。

　　如規定，從9月1日起，各項稅課分別附征水災複興建設捐，這些收入均由行政院統籌調撥，要求各地支援受災地區災民，同時下令動用大批軍隊深入災區，搶修和重建各種工程450項等。

　　這些措施都有利於災民和受災地區的重建工作，使台灣政權度過了因受災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危機。蔣介石統治的台灣，處於暫時的穩定之中，蔣介石的臉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這是自1950年以來他少有的舒心的時刻，他終於可以喘口氣了。

　　曆史前進到70年代，台灣上空又開始聚集起重重烏雲。剛剛舒口氣的蔣介石又陷入深深的憂慮之中。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斷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導致了後來中美建交；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國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華，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接著，在數月之中，20多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台灣絕交。蔣介石的駐外使館紛紛關閉，使館官員一個個灰溜溜的，紛紛下旗返台，一派淒淒慘慘戚戚的景象。

　　一個個打擊接踵而至，一個個壞消息聯袂而來，蔣介石比當年丟失大陸還要傷心。

　　他困窘、惶惑、氣憤、傷感，各種情感雜處胸中。

　　他吃不安、寢不寧，不由驚呼：“這世道變了！”

　　麵對這多事之秋，蔣介石束手無策，毫無辦法，為了穩定人心，他隻是阿Q似地發表一紙文告，硬著頭皮說：“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為……隻要大家能夠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堅持國家及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那就沒有經不起的考驗。”

　　空洞的說教，毫無內容的陳詞，除了讓人感到蔣介石內心的恐懼與空虛外，還能起到什麽作用呢？

　　好在，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外交的失敗，還不足以致命，隻要沒有內潰，仍可在這孤島上苟延殘喘。

　　這時，政權方麵，蔣介石年事已高，經國勢力已大，現在交接，已是順利成章。

　　蔣經國此時已任行政院副院長，院長嚴家淦有職無權，但畢竟要像神像供著，有時也不宜喧賓奪主。如長此下去，老蔣一旦過世，麻煩就大了。

　　蔣介石考慮到這些，就想乘自己在世時，讓兒子名正言順地當上行政院長，為將來接替總統職位打下基礎。

　　嚴家淦也十分知趣，自覺讓賢。

　　1972年5月，第五屆“國大”召開，蔣介石當選為“總統”。嚴家淦即遞上辭書，蔣介石當即批準，並給立法院送去一個谘文說：“行政院長嚴家淦懇請辭職，已勉循所請，予以照準，茲擬以蔣經國繼任行政院長。”

　　老蔣之心，立法院早已洞悉。

　　六天之後，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將蔣經國順利地推上了行政院長的寶座，蔣介石憂慮的心才有了一絲寧靜。

　　然而，蔣介石對台島的未來並不樂觀，想到將來總有一天要置於共產黨的管轄之下，因此，整天憂心忡忡，處於極度苦悶之中。

　　國際關係上所出現的一係列風雲變幻，確實如當頭一棒，一下子擊倒了這個86歲的老人，他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一天不如一天。

　　還在1972年3月，蔣介石就做了前列腺手術，並由此轉為慢性前列腺炎。

　　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的第二個月，即1972年7月，蔣介石先患感冒，而後引起肺炎，於是進入榮民總醫院，在這裏住了一年零四個月之久，從此，蔣介石的健康便一蹶不振。

　　1973年元旦，病中的蔣介石照例發表致同胞文告。10月10日，雙十節，他又照例發表“國慶”文告。

　　在這些文告中，仍然表示其反共的態度決不改變，仍然是那些早已聽厭的高調：“縱使我們的權利蒙上一層悲痛的麵紗，我們的氣氛暫時受到安撫逆流的毒化，我們決不會氣餒，我們不會迷失方向與道路。”

　　蔣介石發表這些文告的目的，除了表示他反共的決心外，主要為了向外界表示，他沒有病，他還是台灣的統治者。

　　蔣介石住院期間，對外高度保密。他本應辭職，以副總統代理其職，但他一直沒有這樣做，為的是讓蔣經國接班有更充分的準備時間。

　　1973年7月，他第四個孫子蔣孝勇結婚時，他還與他們合照，讓報紙公開刊載，以向公眾證明他的健康狀況和並沒有暗中引退。

　　1974年夏天，蔣介石的病情一度好轉，他每天可以在花園散步，並與家人討論政治及國際形勢，似乎十分輕鬆與愉快。但到年底，台灣發生流行性感冒，蔣介石偶感風寒，再度患感冒而轉為肺炎，這次病得十分厲害，身體虛弱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

　　由於蔣介石治療慢性前列腺炎而長期服用抗生素，所以此次肺炎很難治愈。

　　1975年1月9日，蔣介石在睡眠中發生心肌缺氧症，雖經搶救轉危為安，但由於肺炎未愈，不時發燒。

　　3月29日，蔣介石病情轉危，他高燒不退，已不能起床，他自知年事已高，多病並發，不可能治愈了。

　　於是，他讓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秦孝儀拿來筆和紙。他口授遺囑，讓秦孝儀記錄，後由宋美齡、嚴家淦、蔣經國、倪文亞、田錦、楊亮功、朱俊賢等簽字。遺囑如下：

　　餘自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艱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反共複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誌，絕不可因餘之不起，而懷憂喪誌！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從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複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誌、同胞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複大陸國土，光複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餘畢生之誌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誌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蔣中正蔣介石口授完遺囑，喘了一會氣，又說：“我死後，將靈柩暫厝慈湖，那兒風景好，很像我們奉化老家。”說到這裏，蔣介石閉上眼睛，再也不說話了。

　　大家知道，此時此刻，蔣介石是在強烈地思念自己的家鄉——奉化溪口，那古木參天，危崖聳立的武嶺，那流水旋洄、遊魚可數的剡溪，如一幅幅立體畫麵，在蔣介石眼前出現，老人的眼睛有些濕潤了。

　　4月5日下午，蔣介石病情惡化，他腹部感覺不適，泌尿係統失靈，醫療小組認為心髒功能不佳，可能腹內積尿，便給蔣服用少量利尿劑，不久便排出500cc。下午4時，小睡片刻。

　　晚8時1刻，蔣介石病情進一步惡化，脈搏突然轉慢，醫生當即施行心髒按摩術和人工呼吸，並注射藥物急救，約一二分鍾後，心髒呼吸恢複正常，但四五分鍾後，心髒又停止跳動，便再施行上述方法，然而效果已不佳。此時，呼吸不能恢複，血壓也不能測出，隻能使用電擊，促使心跳。

　　這天夜晚，台北上空，雷電交加，大雨傾盆，如此惡劣的天氣，更增加人們的焦慮。

　　草山別墅中的蔣介石在狂風暴雨聲中已是人命危淺，奄奄待斃。

　　延至晚11時50分，蔣介石瞳孔已放大，醫生仍在搶救，注射心髒刺激劑，將電極直接刺入心肌，但已毫無作用了。

　　蔣介石在宋美齡與蔣經國的哭泣聲中溘然長逝，終年89歲。

　　蔣介石死後兩小時，台灣政府新聞局發布死亡公報，明令從4月6日起曆時1月為“國喪”期。

　　4月9日，蔣介石遺體停在國父紀念館，供民眾瞻仰遺容。數日內，約有250萬人進行了瞻吊。

　　16日8時5分，進行追悼和安厝儀式，蔣介石遺體身著長袍馬褂，上麵覆蓋著青天白日旗。隨其遺體入殮者，有蔣介石所得三枚最高勳章：采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國光勳章，還有他經常閱讀的四本書：《三民主義》、《唐詩三百首》、《聖經》、《荒漠甘泉》。儀式後，依照蔣生前的囑咐，其靈柩移厝距離台北市60公裏處的大溪鎮福安裏村“慈湖”。

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