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托平回憶錄--1949年前後

前麵貼子裏的加拿大外交官朗寧，有5個孩子，全是女兒，老四叫奧黛麗，跟赫本同名（Audrey）。1946年，一個剛從部隊退伍的美國青年來到中國，到北京學中文，業餘時間給國際新聞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s）當記者，他叫Seymour Topping, 西默托平，該年11月，托平跟著美國軍事調停組去了延安，在那住了一個星期。1947年，托平在南京朗寧家第一次遇到了高挑的奧黛麗，她18歲，他25歲。1948年，托平與奧黛麗結婚，並正式加入美聯社。本文采自托平的回憶錄《穿越兩個中國》（Journey Between Two Chinas by Seymour Topping, Harper and Raw, Publishers, 1972)(記得前麵有當年印度駐中國大使的回憶錄，也是用“兩個中國”作書名，都是時間而非空間上的含義。）

 

北京懷舊

托平剛到北京住在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非常有名的美國中文學校，專門教初來中國的美國人學中文，畢業生裏麵有很多大咖，所謂中國老手，比如費正清等人。但是托平還要幹記者的活，所以後來他搬出學校，住到Kwan Mao Hutung，應該是官帽胡同，跟法國領館的助理武官，David Galula上尉同租，上尉一邊學中文，一邊享受1945後北京對外國人展現的特殊魅力。上尉後來升為上校，跟一位同在北京的美國女孩結婚，16年後又去哈佛大學讀書，寫了一本關於遊擊戰的書《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再後來他得癌症早逝，托平沒能從他那拿到兩人早年打賭看誰先結束單身生活的賭注，一箱香檳。

雖然費正清說過1901-1937年是外國人在北京的黃金歲月，但是顯然1945後年代的北京也還餘韻嫋嫋。托平的美國老鄉兼同行，美聯社的John Roderick就一直說，最好的生活，應該能讓你每年六個月住在北京，另外六個月住在巴黎。（巴黎人聽了應該受寵若驚。這裏可以插一句與本文不相幹的話，在另一本書裏，《Flood Tide in China》(by C. P. Fitzgerald)裏，作者說，有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國人說，世界上隻有兩個城市值得居住，一個是巴黎，一個是北京。）。另一位瑞士記者Walter Bosshard，那時已經是老北京了，過的是最優閑的北京生活，租住在王府前（Wang Fu Chien，應該不是王府井，因為托平書裏還提到Morrison Street，那是王府井的舊稱），是溥倫（？ Pu Lun，是溥儀的cousin)的16所房子之一裏，收藏字畫古董，托平喜歡去他那喝北京附近一間天主教堂裏釀的葡萄酒，聽他說起北洋時期政客，軍閥，革命家和名妓的逸事。Bosshard家雇有兩個穿長褂的仆人，北京的仆人是中國最好的，（因為北京自清末一直是外國人集中居住的城市，所以在外國人家當差，也形成了北京的一個行業，幾乎所有在北京待過的外國人的回憶錄，都會提到他們的仆人，還有私人中文教師。）。有一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在二戰中英勇作戰，戰後來北京，卻被北京的生活揉弱了心，以致於無法麵對北京以外的世界，當他得到招他回國的命令的時候，他一絲不苟地穿上他的製服，用自己的點45口徑手槍自殺了（讓人想起《A Few Good Men》裏麵那個中校自殺的鏡頭）。這肯定是極端的例子，但確實很多人在離開北京時，都無法麵對。

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托平和嶽父朗寧都在南京，他們開車到南京西北的城門（應該是下關城門，挹江門）去觀察解放軍入城，戰士們穿著黃色軍裝，很整齊地坐在人行道上他們的棉被包上，槍斜靠在肩上，政工幹部在講話，也有部隊在唱革命歌曲。市民們好奇地圍著部隊打量，有路邊居民送來熱水，戰士們就用掛在腰帶上的搪瓷杯或碗接水喝。邊上時不時有個別扔了武器的國民黨兵溜過去，也沒人注意他們。南京大學和其它十來所大學的學生也去歡迎解放軍，他們興高采烈地高呼口號，但是解放軍卻沒有理會他們，隻是無動於衷地列隊走過去。就在3個星期前，可能就是這些學生，一共六千人，勇敢地在南京抗議遊行，要求政府與共產黨和談，國民黨政府出動軍警，特務和三青團鎮壓，兩名學生被殺，數百人被打傷。

中美接觸

近年公開的中方資料顯示，當解放軍進入南京的時候，發現美國大使館沒有撤離，這讓他們有點困惑，但是很快就決定這也是一個機會，所以派黃華來南京擔任南京政府外事處主任，因為黃華是燕京大學畢業生，是司徒雷登的學生，而且會說英語，也有與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美國方麵公布的當時美國使領館與美國國務院的電文來往，也揭示了1949年前後中共與美國進行接觸的第一手資料。托平的回憶錄也給出了他所了解的當時情況（不止一個學者的專著裏引用了托平這本書的資料）：

就在南京解放不到兩天，4月25日（托平書裏沒有提供日期，司徒雷登4月25日給美國國務院電報上說“今天”，所以應該是4月25日）早上6點半，12名帶著槍的農村士兵（peasant soldiers）在南京城裏逛悠，偶然地走到了美國大使館，他們逼著守夜的打開鐵門，幾名士兵進入了司徒雷登的臥室，72歲的大使被驚醒，他高聲說：“你們是誰？想幹什麽？”士兵恐怕也有點慌，不知道該怎麽對付，嘴裏嘟嚕著什麽，退出了房間，其中一人解釋說，他們隻是想看看，不會傷害任何人。過了一會，美國臨時代辦和司徒雷登私人秘書傅涇波來了，讓傭人們帶士兵從前門離開，其中一名士兵說，“要不了多久，這些就都是我們的了”（可以想象，當時實際說的有可能是：“有什麽好神氣的，要不了多久，這些都是老子的了。”。司徒雷登當天通過電報向國務院作了匯報，美國時間25日早上3點多收報。）美國對這個事件作了報道，認為是共產黨對美國的挑釁。美國國務院下令美國大使館武官向共產黨軍管會抗議，但是武官找不到負責接待的人。後來據某位共產黨官員說，部隊找到了那12名戰士，並把他們送去接受批評教育。解放軍進南京前，美國國務院讓司徒雷登回美國，這讓司徒雷登有點吃驚，因為西方使館都決定要留在南京觀察一段時間，解放軍進城後，華盛頓又告訴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以保證美國使領館（除了南京，北京，上海，廣州和東北都有美國領事館）和美國公民的安全。

（p75--）托平也和解放軍有過接觸，他從西北門看解放軍入南京城回到美聯社辦公室，就在他坐下打字的時候，姓劉的傭人頭（No.1 servant， 應該叫管家吧）領著3名解放軍進來了。他們厲聲問劉管家，托平在幹什麽，劉說，噢，他在給美國寫報告。解放軍懷疑地問劉：他的報告裏說些啥？劉說，什麽都說。聽了這話，3人提著上刺刀的槍出去了，不一會，辦公室就被包圍了，托平不能離開，廚子也不能去買菜。朗寧知道後，送了吃的東西來。托平打電話給使館，讓他們跟美聯社上海的負責人傳話，其中有一句：“童子軍站在前門。”（指門口有解放軍站崗）美聯社報道中，也把這句寫進去了。兩天後，解放軍突然撤走了，也沒作任何解釋。

南京解放後，釋放了監獄裏的政治犯，把國民黨南京市長藤傑，民政部長沈金成（Shen Ching-cheng？）和市衛生部長許新農（Hsu Hsin-nung？）關進去。一些大學生向校方請願，要求結束舊的教學方式，廢除考試，組織學習小組討論新民主主義，而不要強製上課點名。當共產黨代表在南京大學宣布，在新民主主義製度下，考試隻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學生聽了革命熱情有所衰退。南京解放前的十多家報紙需要重新登記，大多數沒有拿到新的執照，5月16日，軍官會通知各報社，重新注冊登記，這是為了保證新聞自由和人民說話的權利，同時剝奪反革命分子自由和說話權利。最後隻剩下兩家報紙，一家是中國日報（China Daily），和新中國日報（New China Daiy），都轉載新華社的報道。一家共產黨書店開業，發行毛澤東著作，生意挺好。

外國使節們被要求不得離開南京城的城牆範圍，因為國民黨殘餘可能會襲擊他們。沒地方可去的外交官們，常常都是來到前美國軍官俱樂部，這裏曾是汪精衛的豪宅（本來以為是山西路上的軍人俱樂部，如果說汪宅的話，那應該是頤和路上，離美國使館很近，出門，走幾十米，拐上頤和路就到了。）外交官談的最多的，就是何時能回家。問題到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對大陸實行了海上封鎖，並轟炸了上海，船隻和飛機都無法通行。另一個話題是傭人，以前盡職盡責的中國傭人們，現在在共產黨教育下，組織了工會，製定了對他們很有利的規則，如果雇主要開除傭人，必須支付高額遣散費，所以傭人們提出越來越多的加薪要求。還有就是無所事事中，愛情在滋潤，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與司徒雷登的女秘書結婚了，司徒雷登主持儀式，意大利大使的漂亮女兒也定婚了。

5月初，黃華到了南京，擔任外事處主任，辦公地點就在前國民黨外交部。托平自馬歇爾軍事調解小組時期就認識黃華，那時他是葉劍英的秘書和發言人，正是黃華在1946年安排托平參觀延安。朗寧會說流利的中文，而且是駐南京所有外交使團的代表，所以黃華第一個接見的是朗寧。黃華告訴朗寧，這些外交官們，因為與北京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沒有正式關係，所以他們沒有外交豁免權。不久後，黃華就接見了托平。托平見到坐在桌子後的黃華穿著黃軍裝，而不是象在北京穿便裝，皮膚也曬黑了。他在天津作外交工作後去農村幹了幾個星期的土改運動。黃華不高，比較瘦，非常聰明，很能說，那年他39歲。他跟托平說中文，雖然以前都是說英文。過了幾分鍾，黃華放鬆了些，跟托平用英語聊起來。他說托平可以繼續作他的記者工作，沒有什麽限製。黃華1935年上燕京大學，是燕大學生會的頭，組織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後來被捕入獄，這是他參加共產黨的直接原因，那個時候，他的名字叫王汝梅。司徒雷登在1946年去北京時與黃華恢複了聯係。

黃華到南京後不幾天，就給傅涇波打電話，約好5月6日在外事處見麵。兩人談了約一小時，走前，傅涇波建議黃華去拜訪老校長。5月13日晚8點，黃華在大使官邸拜訪了司徒雷登，兩人會談約一小時四十五分鍾，司徒雷登在日記中簡短地寫道：“可能是良好關係的開端。”黃華提出了美國承認中共政權的問題，司徒雷登回答說，目前來說，各國政府尚隻能承認國民黨政府，這也是共產黨以前的政策，等到新政權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同時，如果新政權願意並有能力按照國際公認的準則與其它國家保持友好關係，那麽我們自然可以談對新政權的承認問題。（在司徒雷登與美國國務院電文中，還有一條是新政權要履行其在國際上所應承擔的義務。）托平於1971年在華盛頓采訪了傅涇波，傅說，黃華就4月24日（應該是25日）大使被士兵驚擾一事表示了倒歉。被首次提出司徒雷登訪問北京的問題。黃華說，“毛澤東和周恩來肯定都會很高興見到您。”1971年在渥太華，擔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的黃華告訴托平，司徒雷登會以燕京大學前校長的私人身份訪問北京，時間是6月24日，司徒雷登的生日（中美的研究資料中指出，司徒雷登有每年回燕大過生日的習慣，中共以此為契機邀他訪京）。很明顯，中共領導人，以中國人特有的婉轉方式，意欲與美國探討兩國關係的前景。美國使館的空軍武官，當寧上校（John Dunning)得到允許，檢查了美國大使館停在明故宮機場的由解放軍看守的飛機，他說飛機可以修好，如果華盛頓同意，他可以開這架飛機送司徒雷登去北京。5月17日，傅涇波再次去見黃華，司徒雷登在日記中寫道，黃華問了美國使館電台的運行情況，司徒雷登在外交使團中的地位，以及他頻頻訪問英法使館。黃華還抱怨，美國給了國民黨四艘艦艇。6月6日，司徒雷登和傅涇波與黃華喝茶，在場的還有另一位共產黨官員，K'o Yi。雙方就司徒雷登去上海的事宜進行了交談。但是華盛頓，遲遲不就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點頭。同時，美國在南京，北京，上海的使領館時不時接到中共方麵發出的對美國經濟援助感興趣的暗示。陳毅6月5日在跟文教工作者交談中說共產黨政府歡迎來自任何國家的援助，包括英美，隻要不影響主權平等。蘇聯和其它共產黨國家有自己的戰後重建任務，無法承擔中國的經濟援助。紐約時報駐上海記者了解到陳毅講話後，專門去軍管會問，這次講話是不是保密的，回答是，不保密，報紙可以報道。該記者猜測，這是中共故意向外界放的一個探測氣球。6月11日，司徒雷登到上海去，與300多名燕京校友見了麵，其中有20多名共產黨員，這些人都勸司徒雷登去北京。司徒雷登回到南京，華盛頓仍然沒有表態，6月24日，他在南京渡過了73歲生日，他的日記寫道，下午3：30，有20到30名燕京校友來祝賀。26日，某位周（Chou Yu-k'ang）先生從北京回到北京，他是司徒雷登的老朋友，周說他在北京見到了燕京大學的一些領導，還見到了董必武，他了解到，黃華之所以到南京來，就是為了與司徒雷登聯係，他還說，毛澤東說，司徒雷登作為很多共產黨員的老朋友，會在北京受到歡迎。

7月1日，托平在美聯社辦公室工作，突然他的中國助手跑進來，情緒激動地告訴托平，共產黨電台正在播放一個聲明。這是毛澤東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的講話（就是《論人民民主專政》），在文章裏，毛澤東提出要向蘇聯一邊倒。（就是在西方文獻裏頻繁引用的所謂“Lean-to-one-side”）托平立即給加拿大使館的老丈人朗寧打電話，7月1日是加拿大國慶日，使館正在舉行一個宴會，招待英聯邦國家的大使們，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座。朗寧向他們通報了中共的聲明，司徒雷登感到震驚，他還對訪問北京，與中共達成某種理解抱有希望。第二天，美國國務院給司徒雷登發來一封電報，讓他拒絕中共訪問北京的邀請。傅涇波給黃華打電話轉達了美方的意思。美國國務院要司徒雷登回國，並堅持美國使館人員，應該享受外交官所享受的豁免待遇，但是中方認為，中共和美國沒有外交關係，所以使館人員不應享受特殊待遇，經過數個星期的談判，最後黃華幫司徒雷登弄到了豁免權，行李也免檢，7月30日，傅涇波拜訪黃華向他告別，他發現黃華對美國充滿了敵意。司徒雷登日記中寫道：黃華把美國當作是敵人，不僅是對國民黨的援助，黃華說美國人民受壓迫，他們總有一天會起來反抗，各國的共產黨知道，他們總有一天會勝利。這麽聰明而且在很多其它方麵很友好的一個人，卻對美國了解的這麽少，還這麽自大。至於美國的中國白皮書，黃華知道個大概：對蔣介石有批評，對中共也有指責，主要是反蘇聯。傅涇波問黃華怎麽知道的（中國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是8月2日發表的。），黃華說，我們有我們的渠道。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美國大使館飛機，途經日本回到，他到華盛頓後在公眾場合的講話都要被國務院審查，他沒有提到訪問北京的邀請。8月18日，毛澤東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的著名講話，嚴正指出，司徒雷登的離去，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一個像征。同年11月30日，司徒雷登在從辛辛那提去華盛頓的火車上中風，使他失去了行動能力，從1950年起，司徒雷登住在傅涇波的家裏，直到1962年9月19日去世。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我在中國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書裏也沒有提到訪問北京的邀請，因為司徒雷登的健康，該回憶錄由斯坦利郝柏克博士（Dr. Stanley Hornbeck）協助完成，最後三章完全是由郝柏克寫的，郝柏克長期在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但是他的觀點，不一定完全代表司徒雷登的觀點（這可以從司徒雷登的日記來對比）。托平1971年采訪傅涇波時，傅對該書就頗有微詞（該書前言說，傅涇波與書中內容無關，本書某些重要事實，傅與作者的觀點不一致。），認為書裏略去了很多關鍵事實。他認為訪問北京非常重要，如果成行，可能會改變亞洲曆史。傅認為杜魯門總統作出拒絕邀請的決定，是受了中國遊說的影響（中國遊說是另一個主題，涉及中美很多人物，比如陳香梅）。托平向美國國務院申請查看那段時間的文件，被國務院拒絕了。

司徒雷登離開中國之前，托平跟他談了訪問北京的邀請，司徒雷登認為，如果去了北京，他有可能改善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並為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正式建政後兩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奠下基礎。但是他告訴托平，他對共產黨政策的重大改變不抱希望，除非北京領導人的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發生了根本改變。托平基本同意司徒雷登的觀點，他認為毛澤東不會接受中國近代史上那種傳教士式的援助，就是說，我幫助你，你得按照我們的世界觀來建設你們的社會。毛澤東恰恰是要打碎近百年來的封建殖民式的枷鎖，他的武器是馬列主義和蘇聯的援助。但是托平也認為，如果司徒雷登去了北京，可能至少可以建立兩國間的通話渠道。僅為此理由，杜魯門政權也應該批準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那樣的話，兩國至少能互相交換信息，這樣可以免除很多誤解，朝鮮戰爭可能就不會爆發，二十多年裏亞洲的很多災難性的事件（比如印度支那戰事）也可能避免。美國1950年代的亞洲政策，多建立在模糊的信息和對中國意向的錯誤判斷之上。1956年，中國暫時允許美國記者入境，但是美國國務院不發相應的簽證。